校园欺凌不能总让孩子“买单”

校园欺凌的施暴者和受害者，因多是未成年人，我们的司法机关很少介入，当事双方多以私了的方式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涉事学校扮演着调解纠纷的角色。每次校园欺凌事件中，挨打、受侮辱的孩子成为公众同情的对象；施暴的孩子及其家长，自然成为舆论谴责的对象。

弱者需要得到同情，强者也该受到批评。法律缺席，从某种意义上刺激了校园欺凌现象的蔓延。在法律暂时难以到位的情况下，是否可以通过强化学校的安全责任，达到减少校园欺凌的效果呢？

强化责任，意味着要有责任主体。校园欺凌，顾名思义，是发生在校园的暴力行为。施暴的孩子确实该罚，问题是校方守土有责没。如果“守土有责”，把校园的每一平米土地都纳入了安全管理的范畴，那么，学生在校期间的欺凌行为就很难发生。即便校方无法阻止一个孩子的瞬间施暴行为，起码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发现这类暴力事件，并及时出面制止这种行为。遗憾的是，就媒体曝光的校园欺凌事件来看，施暴者及其同学长时间的欺凌侮辱一个弱势学生，很少有看到校方人员在场的。偶尔有老师或校方工作人员的身影，他们也大多作壁上观，很少果断制止。

如此说来，铲除校园欺凌的土壤，离开校方的反躬自省显然不行。

校方作为校园的管理者，首先要承诺保护 每个孩子不受肉体和精神的折磨甚至是摧残。假如一所学校连在校生的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很难相信这是一所合格的学校。即便是公立的学校，中小学生享受义务教育的待遇，没给学校缴纳学费，学校依然毫无疑问是每个学生的保护神。一个学生受到凌辱，假如校方只是协助调解，自己却不承担什么责任，受害学生自然成了校园欺凌的第一个“买单”人，所有的皮肉和精神痛苦，差不多要让羸弱的受害学生独自承受。这样的结果，和教育的本质背道而驰。因此，由受害者“买单”意味着校方逃避了管理责任。

校园欺凌事件中的施暴学生，虽然这样的孩子让人“怒其不争”，舆论在谴责，家长也冒火，这其中校方要不要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倒是个经常被人忽略的问题。学校是在校生的第二监护人。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在校期间，学校变成了他们在校期间的直接监护人。施暴的孩子的行为之所以得逞，与学校提供了他们施暴的舞台和时间有关。施暴的孩子和家长要为此付出代价，提供场所和作案时间的校方，岂能没有责任可言？

发生在课堂上的欺凌事件，任课教师是间接的责任人，制止不力应被追究责任；课堂外面的校园欺凌行为，校方监督不到位，存在安全盲区，校方的管理失职也应受到舆论的批评，并向受害的学生承担相应的责任。不然，存在连带责任的校方不被问责，单让施暴的孩子“买单”，也未必真的公允。

责任是多重的，厘清了所有的责任主体，分别承担责任，应该是避免校园欺凌行为的必由之路。不然，管理失职的校方在校园欺凌事件中“逍遥责外”，总让惹祸和倒霉的孩子“买单”买单，这样的现象也不该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