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田野：新闻专业主义2.0：理念重构

[内容摘要]新闻业旨在用新闻专业主义来建构职业的理想和职业规范性理论体系，但随着政治权力与商业权力日久弥深的介入和新技术对传统的渠道霸权的解构，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理论受到多方面的挑战。于上世纪六十年代逐渐兴趣的新闻专业主义理论，主要是基于主体中心理性或者工具理性来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的，其理论缺陷在网络社会背景下，似难以通过简单的修补得到实现，因此需要新的理论资源。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性，就是重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最可行的理论基石。

新闻专业主义一词，已经为人所熟知，被认为是新闻业最重要的专业理念。上世纪末，开始进入中国，并逐渐在新闻学界和业界落地生根。不过，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并未与新闻业的产生而同步出现，这一概念不过是上一世纪年代才在美国流行起来。

斯切克福斯指出，甚至到20世纪初，作为新闻专业主义最重要的职业理念之一的“客观性”一词并未成为美国界的重要信条；而在1923-1930年美国报纸编辑协会（ASNE）年会出版的所有议程记录中，也没有见到“客观的”（objective）或“客观性”（objectivity）的用法；1924-1929的《新闻期刊》（Journalism Bulletins）上同样找不到“客观性”一词。斯切克福斯查证，1924年出版的克劳福德（Nelson Antrim Crawford）著作《新闻道德》中才第一次明确给“客观报道”做界定。沃尔特李普曼在《自由与新闻》中描绘了客观报道的理想，在1922年的《公众舆论》中强调了客观的方法。

而著名的传播学者迈克尔 ·舒德森也发现，“在19世纪30年代之前，新闻界根本就不考虑客观性问题”

，而客观性理念之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是因为人们发现，靠搜集事实来发现争相和实现民主是不可能的，相反事实有可能被政治家和宣传家利用，一战就是这样。因此，“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民主市场社会的价值和其内在的逻辑才遭到强烈质疑，这时新闻界和社会科学等领域的领导者才意识到民主和市场带来的极端怀疑主义。直到这时客观性的理念才得以诞生，客观性成为人们认为世界的普遍而有效的标准……它最终表达的不是对事实的信任，而是声明为一个连事实都不能相信的世界设计了一个方法”

。李普曼和梅尔兹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假若承认了对人性的一切指责，那道德价值何在？难道我们不是在追求最好的世界？难道人性的弱点不该用诚实来匡正并获得长久的关注？既然人类是不可靠的目击者，会轻而易举走上歧路，受个人偏见左右，为社会环境主宰，难道我们不应该坚持核实新闻、加强新闻防错的意识吗？难道这不是民主哲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吗？”

“到20世纪60年代，无论是批评者还是拥护者都承认，客观性是美国新闻界的象征，它表示这一行业摆脱了过去的煽情主义，也超越了欧洲的党派报纸”。

一、新闻专业主义与工具理性

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大多数学者是基于威伦斯基的一段论述作为出发来建构的。威伦斯基提出，一个职业转变为一个专业，需经过五个阶段：第一，开始努力成为专职或全日制的职业；第二，建立起训练学校。第三，形成专业协会。第四，赢得法律支持以能自主掌管自己的工作。第五，专业协会公布正式的道德准则。这一基于认识框架，形成了包括黄旦、潘忠党和不少学者的分析思路。如潘忠党、陆晔在文章中就指出，新闻专业主义，在19世纪末开始形成，强调传媒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子系统的收集、整理、传播信息的功能和责任。在此基础上，它还包括一套关于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和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

弗里德森(E. Freidson)把专业主义看作是“组织化的自治”，以防止外部干涉和控制。从这一意义上说，专业主义就是第三种社会控制的方式，以区别于市场(消费者)控制和政治（政府/公司）控制。

也许我们不难发现，传统的新闻生产理论与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存在一些基本的价值前提，那就是：其一，有一个外在于新闻报道者而客观存在新闻事实（无论是千奇百态的自然界，还是变动不居的人类社会本身）；其二，这一客观事实是可以认知的；其三，这一客观事实是可以通过符号手段来再现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不少人认为，新闻事实是被建构的）；其四，不过，有多种不同的权力因素，以及传播者个人和他所在的媒体组织的价值立场等问题，会影响人们对新闻事实的把握与呈现；其五，人们是经由媒体所呈现的“真实”，来建构自己对世界的感知与认识；其六，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介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去消减认知的干扰因素，达成人们对客观事实的准确把握与呈现。

认真追问这些基本的前提，不难发现，关于新闻专业主义问题，人类一直纠缠于其中的正是西方哲学中关于理性问题的不同思考。

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提出了一个基本观点，即历史是人的理性不断发展的过程。

他认为，人的理性是一种要把他的全部力量的使用规律和目标都远远突出到自然本能之外的能力，而且他并不知道这种能力有任何界限。那么什么是理性？理性又有什么不同的类型？新闻专业主义与理性有什么关联呢？

亚里士多德曾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他认为理性思维的规则是人类获得对客观世界的真知，即知事物之所以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笛卡尔倡导唯理论，系统阐述了理性认知方法，康德提出“历史理性”、黑格尔提出“绝对理性”等等。不过，英国著名科学史家丹皮尔在谈到17世纪西方科学和哲学兴起的文化背景时强调，17世纪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是从基督教的观点去观察世界的，包括笛卡尔、洛克、牛顿等理性主义巨擘都中如此。

不过17-18世纪西欧崛起的理性精神在各个领域都导致了一些新思潮的出现，所有这些新思潮都推崇理性、强调规则、维护秩序、杜绝奇迹。在政治、经济、科学、审美和宗教等不同的方向上趋于分析和独立，从而使得源于基督教的意义一元论裂变为多元的价值冲突。虽然他们对理性仍有不同的看法，但相近的观念是，他们大多数都视理性为一种逻辑地认知世界、把握事物和深入进行独立探究并进行设疑、判断和选择的辩证思维能力。也就是说，理性主义最核心观念就是崇尚理性思维，运用理性思维经严密逻辑推理得到真知识。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则列出理性概念在哲学史上出现的5种含义：理性是主体、客体相联系的中介；理性是人们借以控制自然和社会从而获得满足的多样性的能力；理性是一种通过抽象而得到普遍规律的能力；理性是自由的思维主体借以超越现实的能力；理性是人们依照自然科学模式形成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倾向。

韦伯指出，科学是理性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最集中的表现。科学技术的使用为人们改造自然提供了新的生产工具，但是，“理智化和理性化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人对生存条件的一般知识也随之增加”[10]。韦伯认为，除了那些老稚童，今天已经没有人相信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或者化学能够教我们一些有关世界意义的知识。理性化的自然科学从根本上窒息了“存在着世界的意义”这样的观念。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对于这些问题，科学并没有给我们答案。因为这些问题，只能诉诸终结意义进行解释，而对于终极意义，我们必须根据自己对生命所持的终结立场、或者接受，或者拒绝。[11]

韦伯区分了四种社会行动的理想类型：目的合理性行动(也称工具合理性行动)；价值合理性行动；情感的行动；传统的行动。韦伯认为，只有前两种类型的行动，即目的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行动才属于理性的社会行动。后两种行动属于非理性行动。他将人类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他认为，支配目的合理性行动的理性是工具理性，支配价值合理性行动的理性是价值理性。其中工具理性(目的合乎理性的)“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12]换言之，“工具理性”就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服务。与工具理性相反，价值理性(价值合乎理性的)“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13]

韦伯认为，人类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就是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是人类行为从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不断转化为理性行动，尤其是理性化程度最高的目的合理性行动，是人类社会行动发展的运动方向，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诚如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所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14]。而要脱离这种不成熟状态，需要人类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而“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15]恩格斯也发现，理性成了新的上帝，“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16]。不过，韦伯不无担心地指出，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是目的合理性日益发达、价值合理性相对衰退、整个社会越来越被功利色彩所笼罩的过程。人们渴望着自由、全面的发展，可惜的是工具理性恰恰束缚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压抑了人们的感情和道德，使人们成了工具和目的的奴隶。

新闻专业主义是自由媒体市场发展的产物，是针对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等对新闻媒体的公共善的挤压提出来的。但媒体的自由市场很快成为双刃剑，一方面它使得媒体组织在经济上获得独立性，从此媒体摆脱了政党报业时期对政治权力给予经济补贴的依赖，“独立报刊实际上就是职业化报刊的基本样式。独立报刊，尤其是1896年阿道夫·奥克斯掌管《纽约时报》后所基本形成的新闻信息模式，则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源”[17]；但另一方面，随着媒体商业化、集团化和托拉斯化，使得媒体越来越屈从于商业利益，商业利益集团从此主导着媒体运营，媒体产业成为一门生意。新闻业纷纷迎合受众偏好，节目的娱乐化、生活化倾向加剧。新闻业的表现，令公众不满。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支持者们提出了新闻媒体要做到客观中立，要追求真理、服务社会、主张事实与意见分离、内容与经营的分离，很快，新闻专业主义内化成为行业内在信仰。如阿道夫·奥克斯提出了高尚的新闻政策、独立公正的评论和正确详尽的新闻资料三大目标，与刺激性的黄色新闻相对抗。郭镇之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始，新闻专业主义的观念在中国新闻界开始游行，成为一种符号资源。虽然仍旧处于“非主流”甚至边缘状态，但《南方周末》的解释性新闻、《财经》杂志的调查性报道和CCTV的《新闻调查》等节目，都鲜明地表达了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她审视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和媒介伦理与当代中国的关系、新闻专业主义引进中国后的困境、公民参与报道给中国媒介伦理带来的挑战。论文认为,新闻专业主义和媒介伦理可能促进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和政府—媒介关系的发展,但媒介改革仍面临困难和问题。[18]

工具理性或者主体中心理性问题的核心，是主客二分的思维。事实上，自尼采以降的后现代哲学家如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巴塔耶等人，大都认识到了主客二分的理性思维的有限性，都明确反对西方哲学的主体中心理性。但他们提供的解决方案——激进的理性批判——的本身，却也是理性的产物，因此，他们的批判陷入了一种难以超越的悖论之中。在韦伯的眼里，人类世界是比较黯淡的。他认为，工具理性、形式理性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发展工具理性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然而，工具理性、形式理性的发展又必然导致价值理性的衰落、人的奴役。不过，他虽然发现了问题，但没有给出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

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正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念混合而成的产物。一方面，人们期望通过新闻教育、行业规范等“科学”手段的设计，达到人们对“好新闻”的获取这一工具性的目的。当然，新闻专业主义理论的建构者，似乎注意到了单纯的工具理性的不足之处，因此，其中特别强调了对于媒体属性的认知——即强调媒体的公共善的价值。这是追求人类生活“意义”的层面，也就是说，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同时包含了价值理性的内容。因为价值理性关怀人性的世界、人文的世界和有意义的世界。换言之，价值世界是以“合目的性”的形式存在的意义世界，在这个世界，人对价值和意义的追问，人的最终归宿和终极关怀成为重心所在。

一位曾经在美联社工作过的媒体人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一个技术层面的东西。美联社的‘事实’，从来不包括黑人、有色人种也是平权人类这个真正的事实”，他进而指出，对真实的客观把握事实上做不到。所以，新闻事实，实际是私真。新闻，就是立场。他认为：“世界上有民进党的新闻专业主义，也有国民党的新闻专业主义……没有真空中的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从第一天开始，就有党派的属性”。网友令狐陶陶回答说：“首先要考察专业主义的历史形成，专业主义代表的是一种追求和理想，无限接近真相的追求，难道不要理想，那以什么为内在动力。新闻本来就是一种信息服务。挑战在于，提供信息服务的主体日益泛化，非专业人员提供信息的目地趋于多元化，这些人没有追求的人要不要对自己更严苛的要求”。而康奈尔大学一位青年学者则强调：“新闻专业主义不应该是传统的实事求是。因为从新闻实践来讲，你该如何判断什么是事实？我在科学新闻领域推动了多年专业主义。从实务上来讲概括为两条，基于证据；理性推断。”某党报编辑认为：“以从业体会看，真的不需要了。记者是新闻资源垄断时代的产物，那时媒体门槛高，个体胜任不了它的硬件投入和软件专业性，你说啥大家都信，只能相信你。现在硬件上的优势已成死穴，软件上也不具备优势，有一定文字功底的社会名人办的自媒体，专业性权威性都不比传统媒体差。”不过郑一卉认为：“我觉得，后现代主义成了主流，新闻专业主义才会完全消解，但我们现在并未超越现代性，更不可能否认理性。小方面来讲，专业主义设置公众议程，建构‘想象的共同体’，没这玩意，共同意识将淡化。也许国界也将消融，但总还是一个星球吧，有外星的时候，又有地球新闻专业主义了。”[19]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混搭，形成了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这一充满着理想关怀又有着现实关照的理论框架。因此该理念一出，呼应者众，一时之间成为新闻理论界和业界竞相研究的话题，成为新闻业建立自己尊严的理论基石。但可能正因为其混搭性，使得围绕它的论争和质疑从没有停止过。有学者甚至认为新闻业根本上就没有具备新闻专业主义提出者所说的专业的基本要素，因为一系列客观条件限制了新闻业成为专业的可能：“1.新闻工作者在官僚体制环境中工作；2.新闻不需要系统的知识体系；3.新闻专业组织不介入政治游说或斗争，而是依靠传统来保护其权力；4.一般公众也不视其为专业；5.新闻组织的活动受广告商限制。[20]甚至有人认为，新闻专业主义就是一个伪概念，如资深媒体人彭晓芸认为：“可以说是伪概念。这样提，似乎其他行业不需要专业主义似的。只不过新闻行业受其他因素干扰太多，诸如政治挂帅，诸如眼球经济，但类似的干扰，其他行业也不是没有。律师难道不需要专业主义？医生难道不需要？新闻学院甚至对学生提出不要做假新闻的要求，这有点像对官员提出不要腐败的要求。”[21]她解释说，提新闻专业主义，其实不过是要独立要新闻自由的一个委婉提法，但就根本性的概念溯源，这种概念不该成立，用它也不过是话语策略。另有学者指出：“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实践，通过新闻实践活动而再生，而媒介消费主义话语在具体的语境中与前者对峙、抗争、纠缠、渗透，形成彼此消长的过程，最终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新闻专业主义话语。”

芮必峰对潘忠党和陆晔的研究，持批评的态度。他认为，“既然专业主义的框子套不上中国社会的新闻实践，为什么硬是要‘拉郎配’，用这种‘描述理论’来生拉强套呢？显然，研究者是把它当作‘终极目标或理想范式’来对待了，以为测出了与这一目标的差距或与这一范式的出入就能找到问题的症结，进而对症下药。”[23]芮必峰认为，他将所接触到的一些“调查记者”身上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公共服务的意识，以及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的“英雄情结”，归结为中国传统“士”文化和“侠”文化在媒体和记者身上的投射。一位记者的感受似乎支持了芮必峰的观点，他对我说：“用僵尸肉做个案例。说明听党的话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冲突。刚才在另一个群里讨论，北京科技报的洪广玉刚刚报道了广为转载的揭批僵尸肉的文章。按理说他报道了事实，也帮了党的忙，暂时平息了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心，但他的文章还是被下线，本人被舆论部门约谈，原因在于，舆情部门并不关心你是否专业，是否事实，只关心是否引发潜在社会张力或冲突”。[24]

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最大的问题，正在于媒体更多地以独白的形式在推送新闻内容，记者编辑们，凭借自己的科学理性思维，以客观中立的形态，尽可能生产所谓有品质、有意义的新闻产品。可问题是“真实”、“意义”这些现代性语词，受到后现代主义者的严重挑战。让·鲍德里亚就认为，如今人们不过是生活在永不停息的符号流动之中，包罗万象的符号包括了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与新闻有关的符号）、人们期望展现出现出的身份（关于自我的符号）、个人地位（关于地位和尊严的符号）、审美偏好（日常生活趣味、墙壁上的装饰、餐桌的布局等符号）。我们通过媒体所建构的各种文字、声音和视频的符号，如绘声绘色纪实故事、记者的现场报道和风格不同的历史剧等，在时间与空间上，建构人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现实与历史的想像。可何谓“真实”？BBC、CNN、新华社以及法新社，对海湾战争的报道，就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但各自都宣称是“真实”画面。正是从这一意义上，鲍德里亚从来都不渴求“未受到扭曲的传播”和“真实”。他认为，任何事物都只是一种表意，无可避免地都只是一种人工雕琢和打造的符号形式。观众们在收看电视新闻节目时，会以为那些符号再现了他们所不了解的现实——“在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但是“只要稍想片刻，我们就能够意识到我们所看到的新闻只是事件的一种版本，被记者的接触范围、道德价值、政治倾向以及是否能接触到新闻事件和人物所形塑的一种版本”。[25]

传统的媒体人，无疑都自诩是文化精英，他们相信他们是第四权，是无冕之王，他们相信自己可以认识这个复杂的世界，可以挖掘事实的真相，可以铁肩担道，妙手著文章。虽然无数的优秀记者，关注人间疾苦，倾听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声音，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智慧写成的作品也经常赢得众人的掌声，甚至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的变革。“禁言、突破、挨批、否定、肯定、再否定、再被肯定，一个好的……报道，都会经历这样的轮回，这个过程对于一个成熟媒体或者负责任的媒体而言，作为成熟的记者或者有抱负有追求的记者而言，我认为就是不断坚守新闻专业主义伦理的过程。”[26]但传统的新闻人似乎注定是孤独的，因为他们孜孜以求的自由、民主的人类美好生活，是无法通过工具理性解决的。在他们的生活世界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存在严重的张力。“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根据他的终极立场，一方是恶魔，另一方是上帝，个人必须决定，在他看来，哪一方是上帝，哪一方是恶魔”[27]。

如果说，一些媒体组织用新闻专业主义来建构职业的理想和职业传奇的话，随着商业化的逐渐深入，新闻专业主义更多地成功新闻生意链条的润滑剂，成为新闻工作者们抵抗各种权力干扰的策略仪式。这种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仍然是主体中心理性或者工具理性的结果。

二、新媒体与新闻专业主义

刚刚收到的第54期的《南方传媒研究》上有一篇文章是对南都报系总裁曹轲的专访文章，文章在介绍南都推出的并读新闻APP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下载量突破了1000万。曹轲介绍说，并读新闻是根据草根用户的需要出发，以用户为中心，提供用户在不同时空场景下的合适的内容，让资讯内容与合适的人群相匹配。他指出，“我们现在再不能用所谓优秀的新闻、好的新闻来描述新闻内容，我应该强调合适的内容，将合适的内容推送给合适的人群，在合适的时候读到需要读到的内容。这种匹配对媒体人来说是无法过关的，媒体往往都是说我有什么，我想给你看什么，这种心态必须改变”[28]。尽管他也强调，并读新闻将注入南都的优秀原创内容。

新媒体技术，尤其是社会媒体的发展，似乎从技术层面瓦解了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的基石。因为作为专业主义重要内核的新闻教育、职业共同体正让位于“人人都是记者”的社会媒体的内容生产模式，有深度的、专业化的新闻报道团队，被那些了解新媒体性质，能够提供及时的、碎片化的、易传播的（标题党、数据可视化等等）非专业性新闻信息生产者和计算机领域的工程师们。今天头条公司的崛起，让传统的新闻人迷惑，因为这家公司初创之时，没有一位真正的新闻人，都是软计工程师。另外，据媒体报道，机器人写作已经在体育、金融等报道领域大呈身手，这些工程师们、机器人们知道什么是新闻专业主义么？

新媒体时代，职业生成内容（传媒机构从业者，OGC）正向专业生成内容（PGC，如百度大家、钛媒体）、用户内容生产转变（UGC），且UGC、PGC的边界正在模糊化，垂直细分产品的用户、外部专家会比记者更接近核心现场，更掌握专业技能，也更具备洞察力、逻辑力，但是不是就不需要OGC了？不是。“因为UGC、PGC不是在‘观点的自由市场’上产生的，容易受到政治、商业的干扰，仍需独立的传媒机构进行把关。由谁把关、如何把关、谁授权把关，这就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新语境”。[29]美国传播学者沈立江博士在回答笔者的提问时说：“新闻专业主义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是什么’的问题。而‘是什么’的内容是由从业人员来定义的。”笔者的同事汪凯认为：“强调它比以往更有意义，然而也更具有多元阐释的可能性。也许应该重新审视与辨识其在新技术与不同社会情境中相对稳定的内核与可变的实践模式”。[30]

那么在自媒体高度发达，人人都是记者的时代，谁来坚守新闻专业主义？有人认为是新媒体（门户、社交媒体、自媒体）。因为这类新媒体比纸媒更容易实现新闻专业主义。何以如是说，并不是谁的道德更高尚或者智力更超群，而是新媒体实现了用户反馈和动态调整机制，流量聚散以毫秒计算，产品形态也可随时变革，用户可以随时随地用脚投票，那些不专业的内容、传播渠道、传媒业者都将被洗牌。传媒机构的核心功能：用户通过预付款购买新闻产品（纸媒时代），或者在信息过剩时代为产品注入流量（新媒体时代），相信没人愿意买一个假冒、伪劣、残次品。预计：传媒机构要不就是成为垂直细分领域的内容生产者，要不就是成为互联网信息的监督者。在互联网的寡头垄断时代，仍需要独立于互联网的传媒机构，为用户提供真实、公正、有用的信息。[31]彭晓芸也有类似的看法，她认为，“一个好的现象是新媒体的崛起，无论是门户网站还是个人自媒体，都在制约着传统媒体的不专业，因为专业追求是流动的，并不为体制内的传统媒体所垄断。甚至，专业追求可能产生在私企那里，如果腾讯能有采访权，也许马化腾会比某某报的总编在乎专业主义和读者的意见。因为，某个体制内报纸的总编也许换来换去，本质上是官员。马化腾不同，他需要维护自己的企业声誉”。[32]

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一下路透社、美联社等著名媒体的社交媒体使用规范，不难发现其主要内容还是有关真实、准确、客观、公正等传统的新闻规范，强调网络作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专业标准上的一致性。如路透社2010和2012版本的《网络报道守则》都明确规定了诚实守信、熟悉网络、交代来源、公平原则、识别陷阱等基本原则。如其中强调“记者的报道应当能够经得起将来的检验，因此需要抱持这样的立场：思想开放和明智的怀疑主义。在短短的社交网络平台和迅速发帖的压力下可能颇为困难，但是保持这样的立场对于记者的公信力和声望十分关键”。美联社的规定也大同小异。有学者曾对网络新闻业是远离还是重塑专业表示疑惑：从专业的认知维度来看，传统新闻专业核心采编能力在网络新闻实践中被边缘化了，但同时，结合技术优势的重回新闻本质趋势又隐约可见。其中，为多个媒体供稿的新闻记者对网络原创新闻生产提供了重要支持，从而为网络新闻重塑专业提供了可能性。[33]

大数据新闻传播不同于传统新闻报道那样的简单数字交代，而是展示了一种从宏观与中观的层面对社会某一方面的趋势、动态和结构性的把握。大数据方法在新闻传播时间中的初级应用，是借助类似百度指数等各类数据采集和分析工具去挖掘散落在社会文本“碎片”中的具有新闻价值的资讯描述和意义表达。传统的新闻采集数据的方式更多的是通过线人、采访这种形态，而大数据方法为媒体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专业工具，帮助大家去挖掘新闻。大数据方法视野下的新闻传播创新包含这样两个层次的内涵：首先，它是新闻形态的一种创新，包括可视化信息、人性化的嵌入。其次，它是一种全新意义上的内容创新，即通过碎片化的数据及文本的挖掘技术，实现了新形态的“减少和消除不确定性”的新闻内容。[34]

新媒体的发展，尤其是社会媒体的发展，将传统媒体逼上了一条革新之路，同时也给新闻专业主义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微博等新兴媒体的影响下，传统媒体正在走向精深方向突破，而自媒体也有寻找自己的特色。“报纸要向提供深度和观点这个方向去发展。我们每年都改版，深度报道的比例会越来越多，观点评价、选择性解释性的报道会增加”[35]。卢跃刚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新媒体一定是要做的，但是制作新闻的过程，没有一流的好新闻，也不能吸引人。像马航，我觉得一个好记者不是面对采访对象，骚扰式的访问不能获得信任，我看所有的好记者，无论国内外，我见过没见过的都有一个特点，特别是深度报道，与被采访对象之间，都有逐渐互相信任，然后拿到独家材料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不是那一刻就会告诉你，人跟人交流不可能是这样，特别涉及一些具有公共价值的隐私，这是人的交流过程。[36]

但是，我们并不能太过于乐观，诚如陈卫星警告的那样，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和软件的视觉化能力，结合成一种使人完全不是按照传统方式来观看事物的能力，人们进入虚拟世界和虚像世界。其技术形式表现为模拟、身临其境、远程展示、身体完全沉浸、互动性、网络化交往。虚拟世界的影像扩大了人类的能力，使人有了另外的思想方式。网络就是新生活。计算机网络传播的图像性，使信息传播更接近于视觉感受，图像大于概念，感觉优于意义，直接知识的快餐模式替代了间接知识的反复推敲。[37]

三、新闻专业主义2.0：交往理性与新闻专业主义理念重构

哈贝马斯经过多年的思考，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念——交往理性。哈贝马斯说道：“我把以符号为媒体的相互作用理解为交往活动。相互作用是按照必须遵守的规范进行的，而必须遵守的规范规定着相互的行为期待，并且必须得到至少两个行动的主体（人）的理解和承认。社会规范是通过制裁得到加强的；它的意义在日常语言的交往中得到体现。”[38]哈贝马斯认为，启蒙现代性方案地完成，即理性的内部的三大价值领域的统一和社会在理性基础上的整合发展，要依赖于交往合理性。他写道：“向交往理性的范式转型实际上是回过头来从工具理性批判终止的地方重新开始”[39]。而交往合理性体现在人们以语言为媒介、以相互理解为取向的交往行为之中，因而以交往合理性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就是一门语言哲学——哈贝马斯称之为形式语用学。当然，哈贝马斯所指的语言并不是语义学意义上的命题，而是具体交往情境当中的表达，他是根据交往参与者的生活世界背景知识和共同的话语情境而形成的，因此它先定的就有一种理解和共识的结构。“人们必须说同样的语言，出身于一个由语言共同体所确立，并且具有主体间性结构的生活世界当中，以便真正从对自然语言的反思当中获得好处，并把对言语行为的描述建立在理解这种语言行为内在自我解释的基础上。”[40]

新闻不是一门类似于数学那样的纯科学，它揭示了一种实用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关系或力量的评估指引着新闻的内容。[41]真实的效果要看它的对象，真实效果不是通过客体，而是通过信息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和接受者双方之间的关系来完成的。真实可能把冗余信息、一致性、舆论倾向这些已经进入想象关系的内容予以裁剪。[42]1989年12月15日，罗马尼亚边境城市蒂米什瓦拉发生警察与当地居民的激烈冲突，双方都使用了武器，造成了人员伤亡。几天后，一个可怕的消息在罗马尼亚不胫而走：保安部队在蒂米什瓦拉实施“大屠杀”，几千人丧生，上万人被捕或失踪。这则新闻配置了这样一张照片，照片中是数以千计的尸体，包括了一个妇女和一个婴儿死在一起的图案。这“残忍的事件”被这家媒体“曝光”之后，很快通过自由欧洲电台转载到了罗马尼亚全境。罗马尼亚的民众被激怒了，由此引发了全国性的骚乱，以致很快发展到军队倒戈，齐奥塞斯库被军队逮捕，并且被迅速处决。可事后经过证实，这张所谓的蒂米什瓦拉大屠杀照片中的那些死尸，多数是当地一家医院病逝者的遗体，有的是从坟墓里挖出来凑数的。那个妇女是因酒精中毒死亡，婴儿也是在医院正常病死的。从语用学的观点来看，一个新闻机构的记者应该理解没有原始状态的真实，而应该针对原始新闻事件找到一种话语。对信息因素的选择，首先体现了制度的秩序。比如说，一个新闻标题往往暗示出话语的社会框架，这个社会框架先天性的安排了即将出现的新闻陈述。所以对一个读者来说，每天接触到的新闻信息要么是新鲜的内容，要么是已经知道的事情；要么是被调查出来的信息，要么是冗余信息的重复。读者在知晓和相信之间往返。记者、编辑部和公众之间，存在着一道具有社会意识标记的信息栅栏。[43]

当下中国，新闻法治缺失、传媒格局震荡、理想主义式微，使得专业主义不彰，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新闻从业者都守不住了，如有偿新闻、无底线的炒作、媒介审判、侵犯公民隐私等等，这样的“新闻报道”随处可见。传统的媒体品牌褪色、新闻专业主义严重失守，新闻业正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低迷不景气的媒体市场，导致媒体生产低劣的新闻产品，而低劣的新闻产品，又反过来损害新闻业的声誉。汪丁丁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的新闻业面临着双重的不幸。首先，我们生活在一个市场疯狂的时期。当市场疯狂的时候，类似“花剌子模信使”的问题可以频繁发生。不过，在花剌子模信使问题中，斩了信使的是王。在市场疯狂时期，大众是王，他们不愿意听坏消息，他们叫嚣着杀死信使，例如，他们更喜欢用虚假的好消息愚弄和消磨。其次，我们生活在一个转型期社会里。此时，新闻一方面承担着所谓“引导舆论”的功能，另一方面，它逐渐要承担建立新制度的功能——其基础是“揭露真相”。在许多情形下，这两项功能会发生冲突。当然，这些冲突不发生时，我们可以有很出色的新闻报道；而当新闻陷入这些冲突时，它只有三种选择：（甲）揭露真相，（乙）为了“引导舆论”而放弃揭露真相，（丙）保持沉默。在上列三种选择中，不同的新闻理念导致不同的不幸。我认识一些“老资格”的新闻工作者，他们相信放弃“引导舆论”的责任是新闻的不幸；我还认识一些新制度下的新闻工作者，他们相信放弃揭露真相的责任是新闻的不幸。无论如何，他们共同相信，在这种时候保持沉默，也是新闻的不幸。汪丁丁称之为“新闻的第二重不幸”。[44]人们原寄望新闻专业主义可以拯救新闻的不幸。但陈卫星认为康德式的记者职业伦理是不现实的。

陈卫星认为记者的职业伦理应该是笛卡儿式的，搁置所有的知识，着手特殊而确定的事例，然后系统地进行演绎，就是在不同的意图和倾向中妥协。换句话说，是要把握一种“类”的本质，在追求真理的昭示下追求公认的判断，向知识、理性、必然性看齐。这里注意两个概念：1，新闻不是科学，而是一门艺术。原来意义的再现永远不可能存在，记者只是在解释当中自然流露相应的价值判断，用有利于信息接受者和信息阐释者的方式来介绍信息。信息在于区分，不在于煽情。2，开放性观念。“我们都熟知这条规律：任何一个新闻机构甚或一种表达方式，越是希望触及广大的受众，就越要磨去棱角，摈弃一切具有分化力、排斥力的内容”。[45]应该说，陈卫星的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但笛卡儿式的职业伦理，仍然无法解决今天传媒业和新闻专业主义面临的巨大挑战。[46]

窃以为，我们必须面对几个根本性的挑战：其一，传媒向传播的转型，传统的新闻传媒组织、新闻职业和新闻生产方式，将会更多地让位于基于自媒体建构起来的巨大社会传播网络，每一个人都可以是类新闻的生产者与传播者，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所强调的行业规范、职业共同体、新闻教育建立起来的职业门槛，都将不复存在。所以传统的、行业性的新闻专业主义规范，将会成为所有卷入沟通交往活动每一个个体的理性交往规范；其二，单向的、知识精英主导的新闻生产模式也颠覆了。社会网状式的勾连、节点与节点之间的信息交换与互动关系，将成为新闻信息生产与传播的主要方式。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公共善即为个体的善；其三，甚至有可能社会评价好新闻的方式也会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在信息冗余时代，浅阅读和碎片化，成为知识与信息主要的存在方式。新闻文本的结构、语言风格、呈现手段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革；其四，新闻公司的经营理念也以发生重大转型。虽然新闻仍然可能成为一门生意（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一观点，而认为新闻未来只可能是其他综合服务公司的标配）。传统的编辑部只要生产出好的新闻就可以了，但新媒体时代，生产出好的新闻作品，还只传播环节的初始环节，因为生产都同时还是整合经营者，他还必须想办法提高自己的作品有较好的分享率（无论是用数据化呈现，还是通过标题党、采用网络语言等等，花招用尽，都不用是迎合用户需求与趣味），有更多的评论与互动，因为这才是其生意成功的真正保证。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基于交往理性的理念，重构新闻专业主义的内容呢？

哈贝马斯认为，人类的行为不仅包括目的的行为，还包括规范行为、戏剧行为、交往行为，每种行为都对应着相应的有效宣称以及相应的世界。而每一个世界、领域都有着不同的评价标准，即理性标准。目的的行为是功利主义行动的策略行动行为，它关心的是目的的实现，因此从目的行为来理解理性，只能承认工具理性；规范行为是指社会成员根据共同的价值和规范调解行为，它关心的是规范的正确性；戏剧行为是指公开场合有意识地展示自己的主观情感、品德、愿望等的行为，它关心的是自我展示的真诚性问题。哈贝马斯认为这三种行为都以语言作为传播媒介，却只是单方面的表现了语言的功能，而没有体现理性的全部要求，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只有交往行为模式把语言看作是一种达成全面沟通的媒体。在沟通过程中，言语者和听众同时从它们的生活世界出发，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及主观世界发生关联，以求进入一个共同的语境”[47]。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交往行动者一直已经在其中运动的视野。”[48]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发生的，生活世界构成了人们日常交往实践沟通和理解的背景知识，这种背景知识又是通过语言、符号而客观化并被人们所接受的。

不少思想家如柏拉图、卢梭、胡塞尔、索绪尔甚至海德格尔都把言语的直接在场看成意义确定性的保证，而把“距离”、“不在场”、“间接性”、“模糊性”等当成是文字的本质特征，从而确定立了言语与文字的等级关系。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合理性概念包含了三个层面：第一，认知主体与事件或者事实的世界的关系；第二，在一个行为社会世界中，处于互动的实践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关系；最后，一个成熟而痛苦的（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与其自身的内在本质、自身的主体性、他者的主体性之间的关系。”[49]哈贝马斯指出：“交往理性所决定的主体性反对自我为了自我捍卫而非自然化。和工具理性不同，交往理性不能简单地被归结为一种盲目的自我捍卫。交往理性所涉及到的不是一个自我捍卫的主体--该主体通过想象和行为而与客体发生联系，也不是一个与周围环境隔离开来的永久的系统，而是一种由符号构成的生活世界，其核心是其成员所做出的解释，而且只有通过交往行为才能得到再生产。”[50]

克莱·舍基在其著作《未来与湿的》中指出，如同印刷机放大了个人的头脑，电话加强了双向沟通，一系列新工具如即时通信、移动电话、网络日志和维基百科也强化了群体交流。因为人类天生就擅长群体工作，所有能够强化群体努力的东西终会改变社会。新闻生产主体与事实世界的关系、与他者的关系，与自己的主体性之间以及主体间之间的关系，当然需要遵循交往理性的法则。因为人与人是平等，人与世界是一体的，主体间是交融的，主体与物之间也不再界限分明。真实与虚拟，事实与意见、新闻与服务、物与像、我与你与他，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差异与分界也不再重要。这正是网络社会与传统社会的重要差别，也是社会媒体时代，新闻信息生产与传播与传统媒体时代不同之处。

既像传统媒体，又像互联网媒体的“斯莱特新闻在线”的总编辑雅各布·维斯伯格认为，从事高质量的在线新闻生产能够作为一门生意。“斯莱特新闻在线”的核心优势是能发出强有力的声音，且其公司的投资人支持他们的新闻价值标准。雅各布·维斯伯格强调说，“我们的编辑文化符合新闻行业的市场需求，而不是屈服于市场需求。‘赫芬顿邮报’、‘BuzzFeed’等很多新出现的在线新闻媒体，他们的问题在于新闻并非他们追求的终极价值，也不是他们打造这些媒体的根本目的。这些媒体的拥有者并没有显示出像华盛顿邮报的格雷厄姆家族那样对独立新闻价值的尊重[51]。雅各布·维斯伯格的潜台词很明白，那就是如果没有恪守新闻专业精神，技术导向型的互联网公司不可以提供优秀的新闻内容。也许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腾讯、今日头条等传统的技术型公司，正大规模从传统的新闻媒体中挖人，他们看中的，当然是这些媒体人的新闻专业素质。

有学者发现，在美国，基于互联网的非营利性新闻机构和新兴数字新闻媒体，正在成为新型调查报道重要的传播载体。如Homicide Watch D.C擅长犯罪调查报道；SCOTUSblog因2012年关于奥巴马医改的调查报道一举成为法律领域调查报道的先锋；First Look Media由英国《卫报》爆料斯诺登事件的著名记者格伦·格林伍德牵头，专门从事涉及全球重大政治和军事事件的调查报道。新型调查报道具有数字化开放的天性，它依靠众包的力量获得更加丰富的新闻线索。赫芬顿调查报道基金推出的关于美国保险业索赔过程复杂和陷阱的调查报道就充分利用了这种方式。该基金会记者丹尼尔·艾伦做完第一篇报道后，就在网站帖子上说，“欢迎知道更多内幕的读者提供更多线索以便调查深入进行”。两天后，该报网站论坛被100篇高质量的帖子包围，其中一篇帖子提供的线索就成了题为《本杰明的故事》的调查报道。记者丹尼尔说：“我从没意识到这么多人会参与报道的写作，对一个记者来说，如果读者中有一个人会对你的写作提供只言片语的有用信息，帮助你解开未解之谜都是巨大的鼓舞，因为或许那就是你苦苦寻找而未得的信息。”[52]

也许可以借用云南大学郭建斌在接受本人的访谈时说过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我的想法或许过于理想化。我认为只要有新闻存在，新闻专业主义就不可能完全消亡。‘人人都是新闻记者’的时代，新闻专业主义更显珍贵。如何解困？只有靠新闻人坚守”。[53]不过，新闻专业主义的升级版，到底要包括些什么内容，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但哈贝马斯关注交往理性的一些观点，笔者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考方向。他认为，在交往行为中，语言需要同时承担认知、协调和表达的功能，并要同时满足“四个有效性的要求”(validity claims)——可理解（comprehensibility）、客观真实（objective truth）、道德适当（moral correctness）、真诚（sincerity）。[54]这些都是未来的“新闻专业主义2.0”必须汲取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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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迈克尔 ·舒德森：《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陈昌凤，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美]迈克尔 ·舒德森：《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陈昌凤，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页。

Walter Lippmann and Charles Merz,”’A Test of the News’,: SomeCriticisms ”The News Republic 23(August 4, 1920):32. 转引自[美]迈克尔 ·舒德森：《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陈昌凤，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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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页。

[德]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类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李小兵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75页。

[10] 《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阎克文译，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6页。

[11] 《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阎克文译，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0-141页。

[12]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阎克文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7页。

[13]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阎克文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6页。

[14]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页。

[15]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4-25页。

[16]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页。

[17] 黄旦：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对西方大众传播历史的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

[18] 郭镇之：公民参与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与媒介伦理:中国的问题，《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6期，第6-15页。

[19] 以来所引材料来源于笔者组织的微信群讨论，时间2015年7月12日。

[20] Allison, M. (1986). A literature review of approaches to the professionalismof journalists.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Vol. 1, No. 2, Spring/Summer 1986,pp. 5~19

[21] 笔者对资深媒体人彭晓芸的微信访谈， 2015年7月11日。

吴洪霞、葛丰：新闻专业主义与传媒消费主义之张力分析——从市场化媒体的“娱讯”现象谈起《人文杂志》 2004年第1期。

[23] 芮必峰：描述乎？规范乎？——新闻专业主义之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0年01期。

[24] 材料来源：2015年7月12日笔者的微信访谈。

[25] [英]弗兰克·韦伯斯特：《信息社会理论》，曹晋、梁静、李哲、曹茂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7页。

[27] [德]韦伯，1998年：《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0页。

[28] 栾春晖：专访南都报系总裁曹轲：“将合适的内容给合适的人，让并在发并”，《南都传媒研究》2015年总第54期，第19-29页。

[29] 笔者对《经济观察报》华东部梁嘉琳的微信访谈资料，2015年7月12日。

[30] 以上材料都来源于笔者通过微博与沈立江和汪凯两位博士进行的讨论，时间：2015年7月11日。

[31] 笔者对《经济观察报》梁嘉琳的微信访谈资料，2015年7月12日。

[32] 笔者对资深媒体人彭晓芸的微信访谈， 2015年7月11日。

[33] 李艳红：《重塑专业还是远离专业?——从认知维度解析网络新闻业的职业模式》，《新闻记者》2012年第12期。

[34] 大数据新闻是什么？http://www.199it.com/archives/286087.html

[35] 笔者对《新京报》执行总编王跃春的访谈资料，2011年8月31日，北京

[37] 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48页。

[38] [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和技术》，李黎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39] [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第369页。

[40] [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41] 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页。

[42] 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185页。

[43] 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页。

[44] 汪丁丁：《青年对话录：人与知识》，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

[45] [法]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均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46] “笛卡尔范式”是以“单向理解”（monologicalunderstanding）的模式来理解“理性”。在这种“单向理解”的模式下，个体是认知和行为的主体，外部世界是他认识和利用的对象；个人主体和外部对象彼此独立，理性则是主体认识、利用外部世界的一种能力。这便是实证论者的基本认识论、方法论观念，也是韦伯用来解释西方理性化过程的“理性架构”。（参见王小章：从韦伯的“价值中立” 到哈贝马斯的 “交往理性”，《哲学研究》2008年第6期。）

[47] [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页。

[48] [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页。

[49] [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平线》，李安东、段怀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

[50] [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0页。

[51] [美]雅各布·维斯伯格：新闻将死的论调可以休矣，《青年记者》2015年2月上。

[52] 余婷：公众参与背景下美国调查报道的新特征 ，《光明日报》2015年7月18日第六版《融媒体》

[53] 笔者对郭建斌教授的微博访谈，2015年7月11日。

[54] [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

原载《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