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定媒介是一种范式，它能够持续一段时间成立，或者会被消解。它和文化制度主义是什么关系？我们有时会思考，到底是哪一个因素影响大？是文化还是制度？这在政治学界也没有清晰的答案。所以，我们是不是能纳入一种制度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做一点勾连？我们不得不面对媒体形态的整体转换，重新聚焦，思考媒介是什么。所谓媒介，从麦克卢汉或者麦克卢汉之前就有了说法。媒介（media）是人与人之间的中介实体或者中介状态。在中文里，它或被译为媒介，或被译为媒体。如果译为媒介，则强调交流性质或功能特征；若译为媒体，则更强调其技术属性或身份特征，它是一个组织结构，会与政治结构产生必然的联系。按照媒介学，媒介被看作一种历史结构。从人早期的壁画、声音符号开始，都可以被理解成一种最早的传播符号，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但在以前，我们往往认为这是一种淡化的工具性的关系。直到信息成为生产力，不断冲击社会，我们才发现，它还是要回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社会内部的协调性、关联性、流动性、交叉性和媒介技术工具更新演变后产生的变化，会使得文化活动越来越集中还是越来越分散？越来越产业化还是越来越娱乐化？在当代世界的媒介版图上，就形成了过去的功能主义预设完全不能解决的问题。功能主义在美国非常有效。大的制度背景下，功能主义只是在工具性的社会管理、市场营销和舆论引导方面的目标、战略。在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当中，用一种很科学的方法，从行为主义的本源出发，测定人们的态度和选择。但是这种范式很难移植到中国这样的国家。所以，这种说法应该成为我们重找出路的契机。
媒介学的入口德布雷认为，媒介是“在特定技术和社会条件下，象征传递和流通的手段的集合。”实际上，我们要考虑到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新的符号形态、内容、意义和每天都在出生的新的人口会发生什么样的勾连。我们怎么能保证不同时代的人之间有同等的传播模式和传播效果呢？所以，我说这是一种历史结构。每个人的传播记忆或媒介记忆是从他的生活现实中形成的，这就会形成一种代差。从变量的观点来看，我们能发现任何媒介身份的历史限定性。从以前的喊口号、表决心，发展到到现在的围观参与，最后到微信群，他们背后的社会氛围都是不一样的。多元化也就是更分化，思想渗透的交叉性和冲突会越来越多。这个时候，统一化的学科模式、教学类型、大纲，怎么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这就不得不把历史主义搬到到地域性的社会现实中去，来解决当下的现实主义问题。假定把制度主义的方法逻辑引用进来，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新线索？20世纪80年代，西方科学哲学界重新反思人类科学发展史的新三论。系统论虽然比较粗糙，但是它和人类自身的生物学意义和演化史是密切相关的，可供借鉴。媒介系统由三元构成。第一，不同外观符号所构成的象征形式：是自然语言还是对象语言，视频、音频，英文、法文、中文，符号、火星文、非语言符号，这都在不同媒介的传播界面上形成一种象征形式；第二，受众的构成：不同地域、民族、性别、阶级的人群的集体组织，之后还会有更多的分流、分化方式；第三，以硬件科学为基础所形成的信息符号制式：从中国古人发明的木板雕刻，到后来的金属活版印刷，到今天的云计算，传播的技术系统变了，符号的流量形态也变了。我们发现，原来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找到历史，历史是一个媒介建构和媒介地域的相互转换。正在建构的东西会成为下一步的地域，下一步的新技术再把它进行包容，新技术再帮我们建构新的表现形态。
媒介学引论作者: 雷吉斯•德布雷
出版社: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以媒介技术的发展史和人类审美的观念史作为基本轴线，前者强调生产力的不断更新，后者强化人类自我意识的审美需求或者说黑格尔主义的对象化过程。中国界面重叠的情况太复杂，也没有找到一种权威的药方，所以各种药方都可以试，来帮助眼光的拓展。中国对技术更新深有体会。我们搭了全球化快车，实际上是吸收了我们能吸收的技术经验和市场规则。在今天的新媒体经济下，中国的比例和美国差不多，电商占4.3-4.4%。而民族、语言、宗教分化的欧洲显然不行，他们绝对出不了淘宝帝国。大概只有美国能够和中国抗衡，能看到生产力背后的强大诱惑所能带来的政商联动。另一种是人类自我审美意识的需求。到了微信阶段，自恋情结每天都在不断蔓延，这不就是一个最生动的写照吗？我们发现，原来媒介技术是可以把舆论形态的政治观念、经济活动的市场网络和文化娱乐的消费形态结合起来。广播电视报纸不行了，但是有新的文化创意产业。曾经不被人看好的电影业又开始复苏了，创造了很多票房。因为人们需要越来越简化的娱乐，那种达到文学深度的电影在八十年代之后就很难出现了。这就是好莱坞文化的特征——实效、实用。我们在讲到传播史纲的时候，这里可能有一个民族国家身份感的压力所产生的、跟生产力发展历史或者跟世界历史不平行的东西。从世界范围来看，宣传指标更多属于冷战时期的传播指标，冷战后应该是产业指标、消费指标为主。人的主体性在后现代有着越来越多的自主性，所以，信息产品的接受程度检验信息被认可的程度。当然，也可以通过信息管控对信息进行分层，但那就不再是以前所想象的。一方面，全球化在打破信息自由流动的障碍；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结构在开发市场体系的同时又要维持或强化自身的竞争力。如果不能维持市场结构，就要进入国家破产的序列。所以，对很多国家来说，要重新通过指标的确定来寻找自己的竞争力。从文化制度主义逻辑出发，信息传播所涉及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都是特定制度框架内发生的，制度的规制具有重大影响。具体来说，在演化过程中历史地形成的制度是一个变量，比如十多年前学者讨论过的象征体系的“边缘突破”。而从政体的体制特征出发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是一个常量，包括法律秩序、道德规范、产权制度、权力地位的分配、从业人员的激励机制，以及信息生产的组织架构。如果说媒介是一种话语体系，本身是权力的来源或容器。那么，王汎森所说的“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本身又成为特色语境当中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低层次的非积极变量，最后被一个高层次的秩序纳为一个积极变量，这不是因为两者的价值目标冲突，而是它驱动了高层次变量的自我分化。
4、媒介系统的窗口期媒介域的历史分期实际上说明，人类的媒介生产历史和人类社会组织的历史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人群所形成的不同组织方式和架构，可以操作不同的议题，展示不同的路径，后来就成了路径依赖。所以，面对信息革命对人们生活的重组，媒介研究的任何一种阐释性理论都离不开一种历史的视角。比如说，传统媒体黄金20年的繁荣昌盛得益于实体经济的膨胀所形成的“科兹纳型套利经济”，这种经济是传统媒体的经营保障。后来，在全球实体经济开始下滑的时候，强调发明创造的“熊彼特型创新经济”使渠道的稀释和内容的个性成为传统媒体的魔咒。我们之所以把长期变量认知判定为受众逻辑的转换，是因为90后、00后的个人偏好、受众习惯、技术倾向、心理定势，是我们这一代人所无法设定的，他们会形成他们自己去认知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迄今为止，似乎我们看到的雄心勃勃的改制改版的试验，都没有一个技术上的肯定性答案。一种媒介操作系统的蜕变是凤凰涅槃还是历史段落？从哪一个角度和方面能够证明你能同时完成这么多复杂的标准所加诸在你身上的使命。最后发现，身份逻辑成为一锤定音的东西。这是中国的特殊性。为什么美国制造了垄断，但同时，它又能出现Google、Facebook和其他一些新的东西。打破垄断有打破垄断的方式，至今为止，我们似乎只看到这样一个成功的样本。一个有效的体制既能打破垄断，又能鼓励创新。每一种体制都能够在体制内部修正其具有极大危害的体制特征。但他们无法完全克服并彻底消除这些体制特征，因为这些特征深深地植根于体制本身，并且具有自我复制的倾向。用生物学的角度，叫做基因复制、基因组合。还有没有基因突变呢？当然有。这就要看什么样的内外条件和状态使得我们去寻找新的个性依赖，这样，年轻人会多一些新的欢快，激发新的热情。而我们也希望不辜负自己的想象。勘误：昨日《主题演讲丨黄旦：传播思想/思想史的尺度》一文中“功能主义研究范式在其他领域如社会学、人类学已经过期，但是在新闻和传播领域依然红红火火，那么其他范式呢？”中的”过期“应改为”过器“。特此更正！
整理/王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