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霸市长”为何也走不出“权徒困境”

西学东渐，对我们理解现代社会裨益颇多。比如，“囚徒困境”困境理论，很形象地描述了特定环境下某个群体的选择困难。应该说，自由是摆脱“囚徒困境”的钥匙。只是自由的基石是权利，无权利则无自由可谈。需要警惕的是，对于权力岗位的从业者而言，如果某些监督元素缺项，公权力被异化成个人化的权利，这些人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对他们个人和社会来说，显然都是悲剧。这种状况，我们不妨称之为“权徒困境”。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强化，“权徒困境”的悲剧常态化地呈现在公众面前。

近日，辽宁省抚顺市原市长栾庆伟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栾庆伟在大学工作近20年，后以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博导身份走向仕途，属于典型的“教授从政”。（《现代快报》12月23日）

官员落马不算新闻了，教授型落马官员也不是新闻了，有学术建树的“学霸”官员倒还不多见。栾庆伟被媒体称作“学霸市长”，这个称谓是否妥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给我们提出了个新问题：知识含金量不足的官员落马，可以归咎于个人的学养差；“学霸市长”落马，如果找理由，又该如何圆全呢？

或许，舆论对“学霸市长”这个标签，可能既趁机鄙视一下“学霸”，又习惯性地贬低一下“市长”。如此一来，好像追求知识和追求社会服务两种类型的人，都带有某些“原罪”似的。事实显然不是这么回事。知识没有原罪，热爱学习的学霸也没啥不妥；社会是个共同体，总需要有人来管理，市长也是个职业，当市长也不是罪犯的后备军。“学霸市长”的落马，显然应该从深层找原因。

权力是把双刃剑，用好自然造福社会，用不好不但祸害社会，最终也还害了用权者自己。相信没有哪个准备从政者先规划如何学会“权力走私”，琢磨好如何让权力“出轨”，坑苦老百姓，只为自己过得滋润自在。换句话说，没有当官前，不管是学霸还是普通人，他们都没有“权霸”的多少意识。不然，这些“权欲熏心”的人，很难获得不错的口碑，因而也很难官运亨通。

恩格斯断言：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人看似独特，在许多方面，又何尝不带着明显的社会标记？说得通俗点，我们都是社会人，是社会造就了我们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对于没有涉足权力领域的人来说，他们大抵是不会有权霸经验的。只有进到这个特殊的环境下，对权力从陌生到驾轻就熟，如果对权力负面危害认识不深，逐渐染上“权力自大症”，“权力割据”就成了官场的普遍现象：在我的权力地盘上，我就是王，你们必须膜拜我的脚下。这样，贪欲造就了一批“权徒”，他们迷失了权力的方向，“权徒困境”也就成了某种必然。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是对公权力的最大尊重，也是对官员的最好保护。不幸的是，关押权力的笼子历代都现成，只是降服权力的“武松”经常性紧俏。既然“武松”不常有，“权徒困境”里的违法乱纪官员就会不断膨胀。新一轮的“打虎”，不过是“武松”睡醒的产物。如果“武松们”疲倦了，“权徒”家族新添些学霸，想必这些学霸官员照样摆脱不了被染黑的命运。果真如此，又如何让“学霸市长”们走出“权徒困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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