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厚德博识、自由容忍 ——我在浙江大学做学院管理工作的几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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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飞：厚德博识、自由容忍 ——我在浙江大学做学院管理工作的几点体会

原创： 美国之父  再建巴别塔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成立于2006年，其中，新闻学科于1958年创办，是国内最早开设新闻教育的单位之一。

作为国内传媒教育的重镇之一，近年来，学院在海内外的声誉和影响不断提升。在2017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浙江大学传播与媒体研究专业排名全球前150名，中国大陆名列第四，在学术成果和学者影响力等硬指标方面更是位居国内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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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学院的规模并不大，与国内外一流的新闻传播学院也有很大的差距，但学院的发展后劲足，我坚信学院会越办越好。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教育学专业委员会会长张昆教授再三邀请，让我写一点从事行政职务的感受，推脱不得只好从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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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95年担任院长助理的，开始兼职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先后担任过系所的负责人。从2006年起我还是先后担任了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2010年担任常务副院长（同时兼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常务副院长），2013年出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直到2017年上半年我辞去院长一职并获得学校批准（此前我已经向学校分管领导和组织部领导再三请辞，但未获准）。可以说，行政工作非我所欲也，亦非我所擅长的，所以我以下讲的，不过是自己从事行政工作的一点心得而已，不当之处请大家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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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大的挑战是自己的性格

对我来说，担任行政管理工作是一项挑战，因为我性格比较内向，不敢也太擅长于陌生人交流。但要做好行政工作，首先就要突破自己的性格障碍，与老师交流，同学交流，与学术圈同仁交流，甚至还需要与一些可能合作的对象交流。每一次与人交流对我来讲都是一场艰难的心理历程。如果可以提前准备，我会将自己需要讲的内容写几条在纸上，或在心里打几遍腹稿，以免对话时手忙脚乱。细想来，我是一位很好的副职人选，因为我长于干具体的工作，这大概也是我虽然不乐意做行政，但一直被拖进行政领域的主要原因吧。

当然，内向的人并不是一点长处都没有，我感觉自己更敏感，是一位很好的听众，很容易理解和掌握谈话对象经常是委婉表达背后的真实意图，所以对方并不需要太多的言说，我便可以开始思考处理的方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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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有效管理的方式是民主

高等学校，尤其是浙江大学这样的大学，我所服务的对象是一流的老师和一流的学生，他们都有自己的主见，都有对各种事情精到的判断能力。尽管偶尔也会有人可能难免要站在自己团队或者个人利益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但大多数情况之下，他们是比较理性的，是可以沟通的。基于这一考量，无论是我做系主任，研究所所长还是院长，力推的都是民主治理的方式。当然对民主理论的理解，并不等于民主实践的娴熟。民主治理模式是一个逐渐学习和探索的过程。那么如何将民主治理落到实处呢？这几年我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一点探索：

其一，开放透明是基石。民主最基本的要素就是有公开透明的决策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没有信息的公开，民主就是一句空话。无论参与者智商有多高，能力有多强。盲情下都是没有民主的。我主政期间力推的事务之一就是财务的完全公开。每一项收入和每一项支出都由相关的财务管理者列出清单，允许全院的老师查询。年度财务预算，都以项目申请的方式向全院教职工开放，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之上经由学院教授委员会全体大会通过后，才正式形成年度的财务预算方案。同时我们学院还建立了财务审查小组，每年年末在教职工大会上提交他们的审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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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建章立法是国家治理的要务，其实一个学院的治理也是一样的。学院善治必须有完善的规章制度，无论是教职工的聘任、评优、晋升以及职称评定，或者是学生的评奖评优，学位管理，学业管理都需要比较细致的、完善的规章制度，并且需要按照规章制度来实施。近几年，我们学院几乎完善了各领域的规章制度的建立，如此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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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坦诚沟通是最好的方式。学院的规模虽然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所面临的矛盾和困难也不少。而且每一个人的性格不同，利益诉求也有差别，所以每一个问题都是一个新的问题，解决的方案自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倾听和沟通，以及必要的移情换位思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且行之有效的手段。一般而言，知识分子不喜欢花太多的事情在没有意义事情上，所以我理解，如果有矛盾，对于当事人来说都是大事。就我做院长的这几年的经历看，大多数情况之下老师们反馈的意见往往不是学院层面不太可能解决的，如职称晋升就是最主要的矛盾之一。因此需要尽可能将学校的相关政策解释清楚，同时也需要与教师一道向学校相关部门反馈相关信息。虽然仍然会有老师不理解，但至少可以做到问心无愧。在很多的情况之下，院长就是一个桥梁，或者是一个耐心的听众，所有的问题和矛盾都会集中反馈到这儿，但问题的处理同样也是需要一个开放的过程，沟通就是掌握信息全貌的必要手段，毕竟决策也只有在信息全面的基础之上实施才有可能是科学的。院长是一个中介者，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中介者。近几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各种动作，如部校共建、学科评估，有些任务并非每一位教职工都乐意参与，怎么办? 除了沟通之外，还是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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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努力激发同事和学生的热情。学院不是少数几个管理者的学院，是全体教职工和学生共同的家园，因此学院的良好运行就需要充分激发大家的参与热情。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如果说这几年在圈子里有一些影响力，最主要的是充分发挥了师生的积极性。比如团队建设，我们广泛收集大家的意见，在多次讨论的基础上才形成方案；读书会因为有一批青年老师的支持，方能持续……我知道相对威权的治理，比较容易做事且做成事，毕竟资源是有限的，集中有限的资源做成几件事威权在比较容易取得效果，但这不是我追求。我不看重任期内的所谓政绩，因为本来就没有权力的欲望，因为我并乐意与同事和同学们一道去做一些意义的事，乐意去探索与众不同的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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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需要的坚守是仰望

我当年给学院立的院训是“厚德博识、自由容忍”，我注意到我们学院新的官网这几个字已经没有了，新班子确立的学院的发展思路是 “创新驱动、以人为本、交叉取胜、主流引领”。显然，新的发展思路更贴近地气也更明确。但接地气与仰望并不矛盾。

作为一个自然的观景者，登上高山之巅，仰望星空，也许并不困难。但精神领域的仰望，有时会点格格不入，这是从事行政工作比较难处理的。行政工作需要贴地气，需要解决具体的问题，而且现在每一位行政工作人员都很忙，没完没了的会议，无穷无尽的表格在等他们去处理，因此在很多情况之下，似乎没有时间让他们去仰望星空了——只能埋头拉车，却不能抬头看路。我认为，这种埋头拉车的状态，是做不好行政工作的，因为好的行政管理都必须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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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仰望。

学院院长虽然不是什么大官，但对一个学院的师生来说，影响也会相当大。如何管理好一个新闻传播学院，窃以为在当下，最需要是仰望的能力，因为处理日常的事务的能力人人都有，但仰望并非人人可达。

近几年，为落实我的办院理想，我策划并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如“浙大传播大讲堂”、“卓越传媒人大讲堂”、“学术午餐会”、“读书会”，组织了公益性面向全国青年学者的“国际前沿传播理论与研究方法高级研修班”、“传播与公共”工作坊、创办“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英文刊物，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传播艺术系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安伦伯格新闻学院主办多边国际学术研讨会，创办学界与业界互动最强的“全媒体高峰论坛”……所有这些，都是希望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有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有国际视野，并且与业界有密切的互动关系。这些项目，得到了学院师生的大力支持，目前大多变成了校园品牌性的文化与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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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要紧的是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是当今社会最重要的竞争资源，只有一流的学者，才可能会有一流的学院。但一流的人才的引进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担任院长期间，将学院人才队伍的建设重点放到了对有潜力、有前途的中青年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方面。近几年，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引进了著名的长江学者王杰教授，培养了一位青年长江学者（韦路），引进了将20位青年才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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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浙江大学的青年人才队伍在国内新闻传播学院算得上是比较豪华的阵营了，其中一些青年学者已经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了。如韦路已经是中国大陆最年轻的一代院长了，赵瑜是影视学科带头人，汪凯是学生最喜欢的教授之一，李红涛是80一代中最为出色的教授之一，刘于思副教授是论文获奖专业户、高芳芳、苏振华、陆建平、李东晓发表了多篇高水平论文或者研究报告、章宏、王婧、张婵、顾晓燕、丁苗苗、李媛媛、邱戈、吴赟、郑西帆、范昀、史普原、黄桑若、林玮、吴丰军、张丽萍、叶琼丰、刘颖、洪宇、黄清、周睿鸣、闫文捷、陈宏亮、黄广生等等一大批学术新秀各领风骚独当一面。在人才培养方面，我聘请潘忠党教授作为浙江大学讲座教授，潘老师虽然是讲座教授，但所投入的精力和用心的程度堪比全职教授，由他亲自率领的传播与公共性研究团队，以及最近又成立的大数据团队，培养了一批年轻学子，发表了一批优秀论文。让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的新闻传播学科的整体实力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2010年前，我们正式启动了“海外一流学科伙伴提升计划”,作为浙江大学整体战略的一部分，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的“海外一流学科伙伴提升计划”表现十分突出，我们与潘忠党教授所在的美国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杨国斌教授所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以及英国牛津大学等多所世界一流大学建立了实质性的合作关系——共同创办英文期刊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师生交流，轮流组织多边学术会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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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肯定不是一位出色的院长，因为我没有足够的政治才能和政治智慧，但我担任院长期间可以说勤勉努力，力争不辱使命。应该说，我的努力得到了同事和同学们的支持，我所在的班子也被评为浙江大学优秀班子，我也被评为优秀中层干部，是浙江大学毕业学子们返校“最希望看到的老师”之一。某一年学校组织部门进行的民主测评，同事们给了我很高的评价，得分达到99.5，这是我欣慰的。我相信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会越办越好！

原载《中国新闻教育年鉴》2017年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