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斯蒂芬·巴利 | 技术作为结构化的诱因：观察CT扫描仪与放射科社会秩序获取的证据
斯蒂芬·巴利（Stephen R. Barley，1953.2.16- ），美国组织理论学者，现任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技术管理学教授，曾任教于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和工程学院，其研究主要关注技术在组织变迁和组织文化中的角色。[图源：UCSB]
摘要
诸如CT扫描仪这样的新型医学成像设备，已经对放射专家和放射技师之间的传统角色关系提出了挑战。在某些条件之下，这些技术会切实地改变放射科的组织结构和职业结构。然而，当前关于技术和组织形式的理论却对角色变化中所隐含的一些潜在结构变化没有做出及时反应。本文拓展了最近有关制度与行动关系的社会学思想，展现了这样一种理论框架，即技术如何通过改变制度性的角色关系和互动模式引发不同的组织结构。在这样的理论建构中，技术被视为社会性对象而非物理性客体，而结构被概念化为一个过程而非实体。该理论的意涵是通过这样一个实例来说明的：同样的CT扫描仪在两个放射科如何引发相似的结构化过程，却导致了不同的组织形式。这一研究资料表明，为了了解技术如何改变组织结构，研究者需要将社会行动的研究和社会形式的研究结合起来。
从社会科学的观点来看，组织理论家几乎找不出比“技术形塑组织结构”更似是而非的命题了。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已经再三表明技术通过改变习俗和生产关系来改变社会。由于工业社会中的大多数生产过程发生在正式组织中，所以，当现代技术改变生产关系时，可想而知，也就改变了组织形式（Blau et al.，1976）。然而，正如大多数研究者所声称的，在经历了25年的研究之后，那些关于技术影响组织结构的经验证据仍然是含混且相互矛盾的（Hickson，Pugh and Pheysey，1969；Mohr，1971；Blau et al.，1976；Gerwin，1981；Fry，1982）。 为了拯救技术形塑组织（结构）这一研究主题，理论家们已经提出了不计其数的策略，以厘清经验研究中的混乱。举例来说，阿斯顿研究小组（Aston group）告诫研究者要控制组织规模变量的影响（Hickson，Pugh and Pheysey，1969），蔡尔德（Child，1972）建议将管理者的决策视为中介变量，而康姆斯托克和斯科特（Comstock and Scott，1977）则反对“指标的创造性运用”、“模态技术”（modal technologies）假设以及混淆分析层次的倾向。看到不同研究者同时赋予技术和结构以相似的特征时，斯坦菲尔德（Stanfield，1976）甚至强烈呼吁研究者对其分类予以更慎重的考虑。然而，尽管这一主题被长期关注和研究，但是仍然没有一个定论（Gerwin，1981；Fry，1982）。 与其继续细化研究却无法摆脱方法和概念上的瑕疵，还不如包容这些相互矛盾的经验证据，以作重新发现，这种简单的策略也许会更富有成效。只有把现有研究结论的不一致作为既成事实接受下来，我们才能去探索解释技术和组织结构之间关系的其他理论框架。本文正是要吸收当前社会学关于制度和行动之间关系研究的相关思想，以勾勒出这样一种理论视角。 技术和结构的结构化 许多研究技术与组织的学者用结构这个术语来指示在社会环境中用来控制日常行动的抽象的正式关系。当结构被视为一种自为的、正式的约束时，其他三个相应假设随之而来：技术是一种物质性的诱因，技术和结构之间的关系是有规律的，而且，这些关系与情境条件无关。此外，由于这些关系通常被认为能超越不同的情境而普遍存在，研究者倾向于在组织这个分析层次研究技术对结构的影响。这种结构概念及在有关技术的组织研究中不断强化这一概念的相关推论，不但在众多的代表性研究设计中被具体化，而且得到了某些决定论观点的支持，包含这些观点的文献中充斥着诸如“技术强制”（technological imperative）之类的措辞（e.g.，Khandwalla，1974；Fry，1982）。 与这一主导性的结构概念不同的是，西尔弗曼（Silverman，1971）、韦克（Weick，1979）、范·马南（Van Maanen，1977，1979）以及曼宁（Manning，1977）等组织理论家提倡另外一种观点，即将结构视为模式化的行动、互动、行为以及认知。与前一个阶段将结构视为外在于且先于人类行为的看法不同，在第二个阶段，结构被看作在正在发生的行动中呈现出来的特质。这一对比反映了两种社会学传统之间的本质差异，即把结构视为行动的模板和把结构视为人类行为的形构（contour）这样两种传统（参见Burrell and Morgan，1979；Salaman and Thompson，1980）。尽管后一种结构概念合理地增加了多样化产出的可能性，但是还没有真正进入有关技术的研究领域。 然而，如果偏执于一方，上述两种概念在反映技术如何影响工作场所结构的问题上都是不够的。正如戈夫曼（Goffman，1983）那引人注目的观察所示，在日常生活中，行动者既是社会秩序的体现者，也是社会秩序的创造者。所以，我们很难看到社会结构能在人们的行动之外呈现出来，同时，人们的行动无疑也是由他们所无法控制且外在于他们当前处境的因素所形塑的。因此，对于结构变动的全面解释看来需要一个综合性观点 ——将结构视为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又是人类行动的约束条件。 协商秩序（negotiated-order）理论和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代表了当前两种试图达成这种综合观点的取向。正如施特劳斯（Strauss，1978，1982）所述，协商秩序理论起源于符号互动理论，并以日常生活事件为其讨论基点。与之不同，结构化理论则试图突破功能主义和现象学派在社会理论层面关于社会秩序的概念（Giddens，1976，1979）。尽管这两种取向在研究领域和具体细节方面有实质性差异，但是，它们都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即一种恰当的理论必须将结构既视为过程又视为形式。 正是注意到了行动是被社会组织“所构建的”（constituted by）和行动“构成了”（constitutive of）社会组织这两个层面，吉登斯才建议把结构理解为一种二重性（duality）：“通过结构二重性这个概念，我想表达的意思是社会系统的结构特质在于它既是构成这个社会系统的实践活动的中介，又是其产物。”（Giddens，1979：69）类似地，施特劳斯（Strauss，1978）认为，即使社会秩序是互动过程中的个体为了界定情境而进行协商的产物，所有协商无疑仍受制于先前已经开始的制度性互动模式。这两种观点都把社会秩序比作语言。结构由一系列用来说明可接受的行为的规则所组成，但是结构也被它们所指导的这些行为改变，正如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被日常言说改变一样。 因此，两种理论都企图在决定论的、客观的、静态的结构观和唯意志论的、主观的、动态的结构观之间架起桥梁。其做法，一是假定存在两种社会秩序领域（类似于语法和言说），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过程上，将两者串联起来。因此，结构可以既被看作持续的行动流，又被视为一套制度性的传统或反映并约束行动的形式、规则。然而，比上述任何一个领域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在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通过这种被称为“结构化”（structuring）过程的相互影响，制度性的实践形塑了人类行动，而人类行动反过来也强化或者改变了制度结构。基于此，关于结构化的研究需要调查、分析制度领域和行动领域是如何相互建构的。 协商秩序理论和结构化理论都认同结构化是由以下因素所驱动的：行动者对于事件的解释、差异化的资源获取途径以及使得某种社会秩序合法化的道德框架。作为稳定和变迁的驱动力量，除了前面所述的那些方面之外，还应该加上决策以及外在压力有意无意地带来的结果，比如技术创新和经济变迁，虽然它们是外在的，但是却激起、触发了反应（Ranson，Hinings and Greenwood，1980；Archer，1982）。我们可以将社会场景的结构化理解为这样一个过程，即随着行动者利用制度性模式的意义、支配以及合法化去建构角色以及解释其场景中的人、事、物而渐渐展开的一个过程（Giddens，1979：82）。 如果行动者的行为和解释使得这些抽象物活生生地体现在现实中，制度性的结构也就被重新创建起来了。但是，沟通、权力压制、道德制裁等行为常常使互动变得难以预测，所以，制度性模板和日常生活的紧急事件之间会有某些偏差（slippage）。当一个社会系统遭遇诸如新成员或者新技术进入之类的外界冲击时，这种偏差的可能性就增加了。当偏差是暂时的、随意的或者当它们可以被包容于之前的行动、互动和解释框架中时，它们对于制度性结构是无关紧要的（Meyer，1982）。然而，如果偏差持续发生，久而久之，就会变成重复的模式，这一模式的形式会偏离原有实践，即使这种偏离是微乎其微的。最终，调整之后的行动模式通过进入“事情是……样的”日常生活知识库而重构了制度结构（Berger and Luckmann，1967：56-61）。 从前述这样一种高度出发来处理技术与结构的关系问题，使得研究者从三种业已对技术研究造成困扰的矛盾做法中解放出来。首先，由于结构暗含着过程，其时间特性使得研究者在截面研究之外还可以采纳历时研究的视角以研究技术变迁。其次，由于行动的社会情境及其阐释很重要，所以将组织与极端不同的制度性历史以及生态环境纠缠在一起的做法是不合适的。最后，由于技术在行动领域是作为客体存在的，所以如果对于技术如何渗透到组织成员的日常生活中这一过程不加研究的话，就很难理解技术对于结构化的含义。 总的说来，这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原则对技术导致（cause）组织结构这一假定提出了挑战。更确切地说，从结构化理论的观点看，更为合理的是将技术视为触发社会变迁动力（social dynamics）的诱因，这种社会变迁反过来改变或者维系了原来的组织架构（contour）。由于这些变迁可能具有多面性，会随着时间变化，而且反映了情境条件的约制，所以很可能在相似的环境中使用同一种技术会有序地引发不同的结构。相应地，在无序中把握有序需要一种对结构化得以展开的情境动力比较敏感的研究策略。 描绘结构化的演变过程 多种组织理论近来都注意到了结构化理论对于研究组织现象的价值（Ranson，Hinings，and Greenwood，1980；Willmott，1981；Sitkin and Boehm，1984）。但是除了曼宁（Manning，1982）对于警察如何形成警务工作中职业结构的细致分析，以及赖利（Riley，1983）关于一个大公司的两个子公司的研究之外，几乎没有人对组织世界中的结构化过程做出实质性的调查研究。曼宁解释了警察和市民之间日常互动的逻辑，由此证明了制度性的结构如何形塑了互动的细节以及如何为互动的细节所形塑。与曼宁强调行动的展开不同，赖利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运用吉登斯关于意义（signification）、支配（ domination）以及合法化（legitimation）的分类法说明可以用巩固组织传统的动力机制来解释组织间的差异。因此，赖利的研究显示组织间的差异事实上可以通过结构化过程来理解，而曼宁的分析则表明结构化是如何为情境性的行动所生产和再生产的。 《警察工作——警务的社会组织》（Police Work：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Policing）是第一本从组织社会学视角考察警察组织的著作。作者曼宁实地观察警察组织的日常实践，展示和剖析了其架构和运行方式，探究了警察组织如何运行和维持。
曼宁和赖利的两项研究都说明了吉登斯的前提假设，即结构二重性在所有行动中都是显而易见的，只是他们都未阐明制度和行动之间清晰的互动演化方式。但是正如兰森、希宁斯和格林伍德（Ranson，Hinings，and Greenwood，1980：13）所强调的那样，解释变迁和解释稳定性一样，都需要建立一个有关结构化过程的时间模型。演化的视角对于研究技术变迁尤为重要，因为技术给调整创造了条件，这种调整的意义可能一时还不会显现，但是随着行动者对其处境的重新界定，情况就会有缓慢的改变。因此，本研究通过建立连续性（sequentially）结构化的社会变迁模型而非共时性结构化的社会变迁模型，扩展、深化了之前的研究。
图1显示了用来指导分析的结构化的连续模型。社会组织的两个领域——行动和制度——用平行的横向箭头来描述，这意味着它们随着时间不断地演变。制度领域代表的是背景的社会逻辑：从之前的行动和互动中得出的关系的抽象框架，行动者据此开展他们的日常生活。相反，行动领域指的是在这一背景历史的时间流中的人、事、物的实际安排。由于制度领域是对从过去做法中总结出的理想模式的编码，也许可以将其等同于兰森、希宁斯和格林伍德所谓的“现实结构”（realized structure）。而行动领域则与戈夫曼（Goffman，1983） 的“互动秩序”（interaction order）类似。
正如图1所示，本研究的分析是将结构化过程中连续不断的时间流解析为几个时间段（T1、T2、T3等），这样才能更好地说明不同结构领域间的交互作用，从而凸显出逐渐累积的变化。为了避免对时间段的武断划分，用那些在组织成员看来是整体情境中比较显著的变化以及那些外在事件带来的变化或者组织的战略变迁标示每个阶段的开始。用来连接两个领域的斜线箭头和竖线箭头显示了结构化过程的二重性：斜线箭头表示制度对于行动的约束，而竖线箭头则表示行动对于制度的形塑。斜线箭头和竖线箭头与各阶段的时间界限的对应关系体现了结构化过程的连续特性。制度性模式在每一个阶段的启动期提供了行动纲领和意义框架，而行动则在每一个阶段的随后过程中改变着制度。因此，社会行动既建构着制度，同时也受到制度的历史性制约。图1中逐渐密集的背景图案就直观地展示了结构化的累积效果。 结构化的连续模型为我们指出了一种更为开阔的经验研究思路，以研究技术所引发的社会变迁过程。由于大多数技术进入的都是既定情境，而其中的制度会影响随后的事件，所以研究者必须记录技术进人之前的传统行为模式、互动方式以及意义阐释。这一评估是很重要的，不仅因为制度性模式会影响有关技术引进的行动，而且因为这种模式为判断结构的稳定及变迁设置了特定的情境底线。一旦技术被引入以后，研究者的注意力就应该从制度背景转向涉及技术使用的社会活动中去，从而记录行为和认知，即从互动秩序中呈现出来的原始材料。若要准确描述行动和解释的新兴模式（emergent pattern），则要求至少部分地依靠参与观察，以记录哪些行动者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互动，并且要问清楚行动者当时对于事件的解释。通过回溯调查和档案资料不足以达到这些目标，因为人们一般很少去关注每时每刻的行为状态和解释如何在结构化过程中保持行为的稳定性，而组织也不会做这些记录。当一种互动秩序稳定下来以后，研究者的分析焦点就应该转回制度领域，对这一领域中形成互动秩序的那些社会活动的架构进行界定，并与之前的模式进行比较，从而评估技术在多大程度上引发了对之前结构的复制或者改变。 尽管连续性的假设要求研究者在一个领域与另一个领域之间来回往复，但是并没有在这两个领域之间提供分析性的或者经验性的支点。然而，我们可以在“脚本”这个概念中找到连接制度领域和行动领域的机制（参见Goffman，1959，1967）。脚本是对周期性重复的互动模式的总括，它从可观察和可行为的意义上界定了行动者角色的核心内容（Schankand Abelson，1977）。正如在行动流中所显现的那样，脚本看上去就是各类典型遭遇的标准化情节，这种情节的重复出现就形成了某种场景中的互动秩序。我们可以通过对在调查期间的社会背景中出现的那些互动片段进行抽样来明确脚本。从实际的行为和言说的细节中，分析者将每个片段的逻辑抽象为能概括片段之展开的回合（turns）、角色以及行动类型。更确切地讲，就是用行动者所处的位置来替代其身份，将其行动和言说简化为某类形式和内容，而且行动的展开被描绘为一系列由典型行动要素所组成的回合。一旦每个片段都被简化成基本情节，情节频次就能计量了。重复出现的情节表明某互动形式在某场景中的普遍性，而且将脚本与互动秩序密切联系起来。这一脚本定位方法与结构人类学家用以揭示神话和地方叙事语法结构的方法技术类似（参见Propp，1958；Levir Strauss，1963）。作为类比，脚本可以被看作指导某个场景中日常行动的行为语法。 正如脚本可以被看作建构行动和互动方式的行为语法，传统上我们所谓的正式组织也可以被看作一系列脚本的语法结构。从这一高度来看，诸如集中化、形式化和专业化之类的总体组织原则，代表的是刻画某个场景行为的脚本的核心特质。行动和正式结构之间的联系可以被看作一连串编码构成的链条，这一连串的编码先从行动和互动的实例抽象出脚本的特征，然后再从脚本的特征抽象出正式组织。图1还为我们展示了结构化过程中脚本所扮演的角色。尽管行动如竖线箭头所示改变了制度模式，而制度模式则沿着斜线箭头制约着行动，但脚本在两者的双向作用中都起了中介的作用。 因此，要触发组织的结构化过程，技术必须首先扰乱或者肯定根深蒂固的行动模式以再造或者认可原来的脚本，这种脚本反过来又会界定组织的制度性结构。然而，技术仅仅是社会背景中影响行为模式的诸多因素之一，即使同一种技术也可能触发导致不同脚本的过程，进而导致不同场景中的不同组织结构。这种现象就发生在这一年我所参与观察的两家社区医院的放射科，每个科室都是第一次使用由电脑控制的X射线断层（CT）全身扫描仪。 选点和方法 本文所研究的一家市区医院和一家郊区医院是马萨诸塞州四家社区医院中的两家，其放射科1982年就引入了相同的CT扫描仪——Technicare 2060。为此，两个放射科分别聘用了6个放射专家和大概50个其他工作人员，并形成了一套标准的放射科程序。实际上，市区医院从1977年就开始使用第一代EMI头部扫描仪，而郊区医院则是借CT全身扫描仪的引人首次使用扫描仪技术。然而，由于Technicare 2060扫描仪和市区医院的EMI扫描仪在技术上差异很大，而且能看懂头部扫描仪的数据，并不代表也能解释身体扫描仪的数据，所以事实证明，市区医院的头部扫描仪的使用经验对身体扫描仪的操作不是很重要。 本研究最初关注的是记录传统的放射检查操作以建立一个比较的基础，通过比较来判断在多大程度上扫描仪会强化或者改变这两个科室的制度性模式。该专业的技术性和社会性组织的历史资料是通过公开发表的文章以及对这两个大医疗中心的资深放射专家的访谈获得的。然而，由于一个特定医院中的实际情况可能和职业规范及制度有所背离，对每一个研究地点传统操作实践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从1982年6月，也就是扫描仪开始使用前四个月，就开始对市区医院和郊区医院进行观察。 由于X光照片和X光透视是传统放射科的技术核心，因此我从6月到9月的观察集中在市区医院和郊区医院的X光领域放射专家和技师在从事X光透视操作程序时的行动和互动。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通过参与个体检查的整个过程来获得数据。事件的发生及其时间都被按照每个检查过程的时间顺序来记载，并且被记录在活页本上，以便创建所观察到的每个程序的行为记录。我对参与者之间的对话也进行了录音或者速记式的笔录，用以记录特定情境下的行话。除此之外，对于行为记录，在事件发生时或者稍后我也询问并记录了参与者对事件的解释。 当9月底扫描仪到位以后，我的观察开始从X光领域转到两个新建立的CT领域，而对于行为细节方面的观察和记录方法照旧。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所观察到的大概有400次完整的放射检查，其中包括96次CT检查。除了圣诞假期的6个星期的空档之外，在这一年期间的工作日中，我轮换着在两个研究地点收集资料。观察两个CT扫描仪期间收集的详细田野笔记和录音资料为我的分析提供了一手资料。 研究分析开始于明确的分界线，以便对每个研究地点的结构化阶段进行界定。在形成脚本之前进行结构化阶段的描绘，可以避免基于脚本自身的知识来划分时间段。如果用既有的脚本分布来标定结构化的阶段，则可能会冒这样的风险：理论上虽然便利了，但会通过夸大阶段间脚本的异质性和阶段内脚本的同质性而带来人为的割裂，甚至会造成历史性的欺骗。正如前面关于结构化连续模型中的讨论所指出的那样，结构化的阶段应该开始于显著的外在事件或者组织战略的转变，且这种转变是就组织内部的人所做出的判断而言的。除了扫描仪本身的引入之外，对于扫描人员安排的改变也一样被两个科室的人视为其组织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分水岭。因此，这些转变被用来标记各研究点结构化阶段的时间界线。根据这种标准，田野笔记向我们展示的是郊区医院经历了两个结构化阶段，市区医院则经历了四个结构化阶段。 分析的第二步是对放射专家和技师之间的互动进行详细的回溯性分析，从而使得每一个领域中能够表征互动秩序的脚本离析出来。所有被记录下来的放射专家和技师之间的互动都选自田野笔记并且根据时间地点进行编排。运用前面所述的方法，每一个片段都被精简为一个核心情节。通过对片段之间的比较提炼出对各类情节的表述，而且每一类情节的再现频次也都在每个研究点的结构化阶段进行列表统计。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计算各医院这些情节的频次，就能识别每一个CT领域在其结构化过程各阶段表征其互动特征的脚本。脚本的内容和形式为我们提供了将两个CT领域与之前的X光领域进行角色比较的基础，而脚本的时间分布则描绘了放射科人员卷入的互动秩序。 第三步也就是最后一个分析步骤是将两种互动秩序的脚本化参数与每个CT领域的正式结构特征联系起来。从现实情况和经验来看，集中化被认为与之尤其相关。正如下面所给出的更充分的解释，判断力和权威的规章性分配是科室传统劳动分工的核心。更重要的是，有资料可供对集中化进行测量，该测量独立于脚本以及产生脚本的互动。所以，通过对“集中化”的关注，我们就可以运用独立于脚本的资料来检验两种互动秩序和放射科某种基础制度之间的联系。对“集中化”的测量是通过对田野笔记中常规决策事项进行编码建构的。如果不考虑两个医院之间的差别，所有CT扫描过程都可以分为9个操作决策步骤：（1）什么时候开始检查一个新的病人；（2）从什么地方开始扫描；（3）扫描到什么程度为止；（4）使用哪些技术；（5）是否需要病人调整位置；（6）是否需要注入对比度（inject contrast）；（7）使用什么视窗和以什么为中心；（8）放射专家是否需要观察扫描过程；（9）什么时候结束检查。由于每个决策都随着扫描而做出明显的行动，所以，作为观察系统的一部分， 我通常记录下决策者的身份。我的田野笔记中记录了91次扫描过程，它们都非常详细，以便确认是名义上负责的放射专家还是技师在做每一个决策。从而，放射专家在检查过程中所做的决策的比例形成了衡量集中化程度的指标，它们按照时间顺序分布的散点图就是一个科室集中化的轮廓图。 如果CT领域的制度和行动事实上通过结构化过程联系起来，那么每个科室的集中化轮廓图应该与我们通过脚本的时序分析所得出的趋势图是平行的。这一假设的验证是通过对每个科室的集中化得分与扫描操作日期的回归分析完成的，并且还可以对回归值进行平方，用以检验脚本分析中所显示的线性和曲线性趋势。操作日期是间距变量，测量的是每个科室从开始使用扫描仪到记录当天的时间段。集中化得分也用于检验我们为每个科室的结构化界定的阶段是否恰当。如果对这些阶段的界定是恰当的，那么每个科室的集中化指标的散点图应该出现相似的周期性。为了检验这种阶段划分的恰当性，将每个科室的集中化得分与一系列虚拟变量进行回归，这些虚拟变量分别界定了郊区医院的两阶段模型和市区医院的四阶段模型。每一次扫描检查都根据其执行的日期被归类到其中一个阶段。如果对阶段的界定是恰当的，那么用两阶段模型和四阶段模型分别预测郊区医院和市区医院的数据，要比用融合各阶段所建模型预测数据更好。 因此，我们的数据分析是顺着结构化过程连续模型的分析逻辑进行的。为了贯彻这种分析思路，接下来关于市区医院和郊区医院的经验讨论始于对两个医院X光领域这一传统放射科工作模式的简要介绍，即结构化开始的背景。 放射科的制度环境和传统 放射医学在科学协会中的声望是在1895年发现X射线之后迅速崛起的，随着“专业垄断”（professional monopoly）（Larson，1977）的兴起以及“专业主导”（professional dominance）（ Friedson，1970）系统的制度化，放射医学获得了目前作为一个医疗专业的地位。正如拉金（Larkin，1978）和布朗（Brown，1973）所述，到1950年代为止，通过将物理学家和工程师排挤出医疗放射成像领域，阻止其他医生从事放射影像的解释以及控制放射技师的教育和注册，放射专家已经确保了他们在医学成像领域的排他性地位。因此，专业主导地位是建立在并维系于立足于放射操作工作和影像解释专业分工的专业意见之上的。 在郊区医院和市区医院的X光领域，放射技师，也就是那些处于助理级别的人，负责在检查过程中管理病人并且为放射专家制作X光图像。然后，放射专家从影像中获取诊断信息并为医生提供他们的解释。尽管“技师”受过设备操作和解剖识别的训练，但是他们并没有受过对影像进行解释的训练。这样，即使有多年的经验，大多数X光技师也几乎无法从一系列的X光图像中做出病理判断（Barley，1984）。相反，放射专家受过训练，既会解释影像又会操作设备，而且，即使他们很少钻研技师的技巧，也会例行性地操作设备，尤其是在用荧光检查仪检查的时候。这种专家模式制造了一种科层权威，即专家了解技师掌握的知识，但是反过来技师却并不了解专家掌握的知识。 在市区医院和郊区医院的技师和专家从事其日常工作的时候，放射专家的主导性就会例行呈现。也许因为放射成像和荧光检查技术比较容易掌握，同时因为该职业有良好的传统规定，所以两个科室的传统实践是相似的。两个群体之间的大多数互动也就是放射专家对技师下指令，然后技师开始执行。举例来说，在荧光检查中，专家和技师之间的互动几乎都是专家对技师下指令。专家几乎不用对技师说明其指令和偏好的理由（Barley，1984），也很少征询X光技师的意见，即使是有关操作技术方面的事务。而技师总是习惯性地等待专家的指令，即使他们知道该怎么做。类似地，专家从来不向技师寻求关于病人的病理信息，他们只会偶尔主动说一说相关信息。这些互动模式向我们展示了放射专家的制度性主导地位以及X光技师相应的从属地位。不仅X光技师不被允许做大量的常规决策，而且在大多数互动中，信息都是单向地从专家流向技师。如此一来，即使是在日常工作中，权威也是集中化的。 尽管射线专家的解释权垄断地位和X光技师的从属地位来自制度性和社会生成性权力，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放射科的传统结构是和其技术史联系在一起的。直到1960年代末期，放射领域的大多数技术变迁都是对既有机器设备的逐步改进（Dewing，1962）。相应地，专家的诊断知识也同样是逐步增加的。因此，在近20年前，放射科的工作完全由存在了几十年的技术执行程序所组成。在这一逐步累进的技术变迁时期，放射专家要保持在设备使用过程以及影像解释过程中的专业地位还是相对容易的。 然而，在过去15年，诸如超声波、CT扫描仪以及核磁共振等由计算机主导的技术，对机器设备透视人体内部的能力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每一种创新技术不仅在操作原理上与传统设备有着明显区别，而且创造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放射专家已有知识体系的新的诊断符号体系，放射专家必须应对这一问题。正如在市区医院和郊区医院所看到的，如果放射专家在自己必须使用新机器之前不关注有关这种新技术的专业文献，那么当科室引进新技术的时候，大多数人将对这种设备及其图像一窍不通。这一情况在本研究所选择的两个观察点也同样存在，关于Technicare扫描仪标准的为期四天的导引性课程就是放射专家和技师们在上岗之前所能接受的唯一正式培训。培训注重的是扫描仪的常规操作，完全不涉及解剖学或病理学图示的解释，也几乎没有关于扫描仪工作原理以及故障排除方面的讨论。 由于放射科的专业主导来自传统的专业分工优势，科室成员对于新技术及其图示系统的相对无知意味着之前的结构可能更难维系下去，而且结构化的机会也倾向于由此启动。当扫描仪被引入市区医院和郊区医院时，这种情况就出现了。 郊区医院CT操作过程中的结构化 第一阶段：决断力的协商 由于郊区医院没有一个人有使用CT扫描仪的经验或者可以解释扫描仪的图像，放射科面对需要扫描的病人，因为没有专业知识的支撑而前途渺茫。为了避免这一问题，郊区医院聘用了第六个放射专家，让他负责协调CT扫描仪项目的启动，这个人刚刚完成了计算机X光断层摄影术的大学研修。除此之外，放射科还招聘了两个曾受聘于当地第一家采用身体扫描仪的医院的技师，并且把他们自己的两个技师从X光领域转到CT领域。这样，两个有经验的技师、两个没经验的技师以及一个新的放射专家使得CT扫描仪可以开始工作。 这些人事决策以及扫描仪的开始运转意味着郊区医院第一个结构化阶段的开始。由于CT扫描仪操作此前没有标准程序，没有一个人操作过这种机器，而且放射专家和技师之前也没有合作过，所以第一个星期的互动焦点是使角色明晰，尤其是澄清谁有什么能力承担相应的角色职责以及每一个角色应该承担哪些责任。这一阶段的田野笔记记录了与随后阶段有实质性差别的互动形式。 不经意的确认（unsought validation）当CT技师最初开始做扫描的时候，他们常常并不询问有经验的放射专家是否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合格的。通常，放射专家要么没能力评价技师们的行为，要么选择对其不予置评。然而，在某些场合，放射专家也确实对技师的决定提出质疑。通常，专家将他的质疑放在对信息的要求或一个基本原理之中。技师们的反应是用事实为其行为做辩护。于是，放射专家通常会对其行为是否合适进行评判，而且常常是同意而不是反对其决定，并为正确的选择做些补充。这些可以被称为“不经意的确认”的互动。脚本证实了以下结构：（1）技师采取行动；（2）专家质疑其行动；（3）技师提出合法性理由；（4）专家确认其行动是恰当的。 一个关于“不经意的确认”的实例将为我们阐明脚本与角色塑造（role making）之间的关联，并展示脚本如何概括互动事实。在郊区医院开始扫描仪操作的几天之后，有经验的放射专家被叫去控制室看一个病人的扫描录像。他并不知道技师们自已决定用512像素来成像而不是用一直以来惯用的256像素。结果，图像就比一般的扫描图像更清晰。当扫描图像呈现在监视器上时，放射专家和一个没经验的技师之间就展开了如下交谈： 专家：（怀疑地）这些是256像素的？
技师：（平铺直叙地）不，这是512像素的。
专家：（惊讶地）它们是512像素的？
技师：是的，我们把它调整到了512像素了。
专家：哦！很好！我在过来的路上还在想你们是否可以调整到512像素并且还能做快速浏览。嗯，这很好！这很重要！
显而易见，互动随着脚本情节阐明的顺序展开。除了主题事件是关于CT扫描这个事实之外，谈话的细节和脚本的演变无关。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不经意的确认”如何为技师和专家的知识协商提供了未经安排的机会。通过肯定技师行动的明智性，放射专家公开承认了技师在扫描过程中做某种决定的能力。同时，专家的质疑以及之后的确认也表明了他自己对CT工作的理解，因为他提出了一个可能被新手忽视的问题。尽管脚本通过引证放射专家质疑技师的权利，巧妙地维护了专业主导地位，但是总体来看还是在不侵犯对方的前提下同时肯定了双方的专业技能。 预设答案的提问（anticipatory questioning） 与“不经意的确认”不一样，“预设答案的提问”是在郊区医院CT扫描过程早期经常出现的脚本，发生在技师采取行动前与专家进行协商的情况下。和所有的脚本-样，“预设答案的提问”顺着这样-种包含了诸多互动情节的结构发展：（1）技师向专家提出一个直接的请示；（2）专家给技师一个直接的回答；（3）技师讲述了他或她的下一步行动；（4）专家确认技师的计划是可行的。尽管最开始的提问常常看似真诚，但是从当时的情境以及技师之后的陈述中能看出，这个请示通常只是客套话。“预设答案的提问”通常由那些有经验的技师提出，并且已从他们自己专业的角度设定了相应答案，所以，他们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以表明其所具有的扫描方面的独有知识。举例来说，在一次早期的扫描中，一个有经验的技师向专家征询是否应该进行她认为应该立即进行的注射： 技师：医生，要为这个病人注射吗？
专家：是的。
技师：那我开始抽取注射液了，是100毫升吗？
专家：是的。
尽管这段对话看似一次简单的意见征询，但事实上，它包含着更多的信息。在问这个问题之前，技师要从CT图像或者病人的通知单中推断可能要进行注射，因为专家并没有表明他的注射意图。等到专家差不多看完扫描仪结果时，技师暗示了她知道何时该注射。因此，她的问题包含了这样的信息：“从其他事情的迹象看来可能要进行注射，而且如果要注射的话就得马上注射。”而且，在告知专家她将抽取100毫升注射液的时候，这位技师明示了她在这个程序中这一时点上的角色，并表示她很高兴在没有被明确告知任务的时候履行她的义务。如此看来，这个“预设答案的提问”确实有些冒昧，不过专家的肯定确认了这个有经验的技师的专业技能。通过发起“预设答案的提问”，技师们也维持了不同于X光领域代表性互动模式的自主决断地位。在这个案例中，“医生” 这个术语的使用强调了放射专家的特殊性。由于“预设答案的提问”在保持放射专家地位的同时，也确认了技师的专业技能，所以，这种形式的互动在早期的扫描操作中普遍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偏好声明（preference stating）如果不考虑特定技术经验，技师们会认为放射专家关于疾病、解剖和诊断的知识远远超过他们自己。而且，只要专家是合理的，他们一贯愿意接受专家的技术偏好。由于放射专家在X光领域常常就技术问题发表看法，所以郊区医院有经验的专家能自由地告知技师他在扫描中的偏好。然而，在CT技术应用过程中，相互磋商却渗入了脚本中：偏好陈述已经超出了在X光科室普遍存在的那种单纯的指导，在此，（1）有经验的放射专家不仅公示他的偏好，（2）他还得为他的偏好提供理由。
放射专家通常通过解释他的建议如何能使操作更省力或者能得出更多的诊断证据，使得他的偏好和选择合理化。而后一种解释经常需要专家就扫描中的病理图示进行讨论。这种磋商通常包括在X光领域不常见的、针对疾病以及疾病的病理所进行的长时间交谈。此外，通过强调其偏好的理由，放射专家确立了自己的可信度和能力，同时这也显得他很重视给技师一个合理的解释。由于放射专家提供了合理的理由，技师也就相应地对他们充满信心。 在脚本中被称为“不经意的确认”“预设答案的提问”和“偏好声明”的互动形成了郊区医院CT领域早期的角色关系模式。最初的互动秩序尽管重申了放射专家这种更具传统性的角色的权威和专业性，但是也认可了技师基于特定职业知识的决断力（discretion）。当技师展示出他们的责任和能力时，放射专家也开始给他们下放一些决断权。第三周之后，一种尝试共同解决问题的氛围开始形成，这种氛围更像是各有专长的音乐家在一个音乐厅中共同演奏。放射专家开始越来越少地参与到常规决策之中，而有经验的技师开始掌管注射工作，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因为郊区医院的其他技师不被允许注射。然而，与下一个结构化阶段所发生的一夜之间崛起的自主权相比，技师此时在决断力方面的收获是微不足道的。 第二阶段：篡夺自主权 尽管在前三个星期那些在CT方面没有经验的放射专家偶尔也参加扫描，但是那个最近被聘用的放射专家总是出席并且明确显示他在负责此事。事实上，田野笔记显示出除了社会性的日常对话之外，那些没经验的放射专家和技师之间几乎没什么互动。相反，他们有什么问题就向有经验的那位放射专家请教。然而，在第四个星期，专家们决定每人每周轮流负责CT扫描。有经验的放射专家实际，上照搬了放射科室其他领域的基本做法，并且和他的同事一样根据日程安排去CT室值班。共同承担CT扫描职责的这--决定标志着郊区医院第二个结构化阶段的开始。刚开始的时候，技师们企图按照第一个阶段中发展出来的脚本行事，但是之前的互动模式很快随着专家和技师之间的角色变动而迅速改变了。 暗中教导（clandestine teaching）根据科室其他领域的既有权威结构，那些没经验的专家们在和技师们交往的过程中也倾向于强调自己的偏好并会提出有点像那种可能引致不经意确认的问题。然而，由于之前的这些互动默认了专家具有扫描的基本知识，但这些知识恰恰是那些没经验的专家们所缺乏的，所以，他们的偏好和质疑并不能维持已有的互动模式。相反，他们的质疑和偏好强调常常导致两者地位的互换，技师们对专家的质疑和建议常常不予理睬，并反过来试图说服对方。 “暗中教导”的典型例子开始于一个放射专家提出那些熟悉CT工作的人不可能提出的质疑和偏好陈述时。由于技师公开地纠正一个专家的错误问题和偏好可能会有冒犯且明显改变制度性地位系统的风险，因此，技师们对专家进行质疑和偏好陈述时通常以一个能够交流专业知识的伙伴身份，在不经意间向专家传授那些用以修正其陈述所必需的知识。循着技师所给出的提示，专家随之调整了自己的主张或行动，使其更符合标准方案。被称为“暗中教导”的脚本互动结构是这样的：（1）专家提出一个不相关的问题或者一个错误的建议；（2）技师给出正确的信息；（3）专家调整自己的主张。 “暗中教导”威胁到了专家和技师之间的制度性角色关系。在放射科的传统体系中，是放射专家教导技师，技师教导专家的相反情况比较罕见甚至是禁忌。实际上，专家先前的自信态度和技师的顺从这两者在磋商过程中从语义学和语用学两个方面都能得以体现，这样才能使“暗中教导”不致变成公然的“角色颠倒”。然而，第四周以后，随着扫描工作的深入，公然的“角色颠倒”确实以一定的频率发生了。 角色颠倒（role reversals）“角色颠倒”最典型的例子是放射专家直接问技师某个扫描是否确诊了某种病理。在X光领域，专家和技师之间关于病理的讨论只发生在专家主动向技师讲解的时候。这样，诊断知识总是从专家传向技师，以保持专家在制度性劳动分工中的主导地位。但是，这种专业知识的传统分布在CT领域很难维系下去，因为没经验的专家比有经验的技师所知道的CT图像的基础知识更少。尽管专家们企图避免与技师一起分析图像，但是日常紧急事件有时还是需要必要的会诊，尤其是当专家必须及时给医生提供资料的时候。这些事件颠覆了典型的图像解释讨论脚本，因为（1）现在是专家咨询技师有关病理的事情，并且（2）技师给专家提供一种解释。在下面的对话中，专家就明确地向技师咨询脊椎扫描是否显示了病理： 专家：（坐在控制台旁边）你已经给他们拍照了？
技师：是的，我正在重新做。
专家：（指着说）那个是骨折吗？
技师：不是，那很可能是个骨头上的孔（脊椎骨的一部分）。
专家：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个圆盘状的东西？（这个圆盘状的东西是破裂的还是凸起的？）
技师：我只看到一点点。它小得几乎就看不到。
尽管“暗中教导”的例子暴露了专家的无知，但是这个脚本还是维持了他们传统的专业主导氛围。如果需要的话，当事人也会说这没什么不寻常的，因为人们认为技师是懂得如何操作扫描仪以及识别某些解剖学图示的。然而，“角色颠倒”因其委托技师扮演解释图像的角色，从而显得带有更多冒犯常规的色彩。由于专家和技师都感觉到了这种常规秩序的改变，“角色颠倒”引起了焦虑。在上述那个事例发生以后，放射专家红着脸尴尬地走出了扫描室，而技师则紧张地向我们倾诉：“我不喜欢医生问我图像的含义，告诉他们如何做他们的工作，这可不是我的工作。” 责难技师（blaming the technologist）在第二个结构化阶段发生的互动模式中，没有什么比专家把设备问题误认为是技师的无能这个倾向更能说明互动秩序的改变了。在这种场合，专家（1）提出或者质疑他所看到的问题，（2）暗示或者直接说这个问题是技师的错误，（3）否认技师提出的辩解，不认为这个问题是技术本身的问题。以下对话显示了这种脚本： 专家：（唐突地）这可真是糟糕。最后一个病人的图像非常暗，你能处理一下吗？
技师：我不知道。
专家：你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技师：这个是机器或者是相机的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调整。X医生知道怎么调整相机，也许我们可以请他过来调整一下相机，然后我再重做一次。
专家：（指着头部扫描中的大脑图像的诊断基线）这就是所有的结果？
技师：是的，但是我也无能为力。
专家：为什么不行？你是说你也无能为力？
技师：我认为这是骨伪影（bone artifact）。（在颅底扫描中，骨伪影是所有Technicare2060都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
由于“角色颠倒”“暗中教导”以及“责难技师”的例子逐渐界定了一种新的互动秩序，放射专家的道德权威逐渐黯淡下去，而且技师开始瞧不起没有经验的专家。为了解释这种新的互动模式，技师所形成的看法是，专家所知道的知识比他们应该知道的要少得多，而且他们的无知导致了不必要的额外工作，甚至使CT扫描工作没法顺利开展。与此同时，专家也对这种情形感到不舒服，因为不适应这种被别人认为自己专业知识不足、担心自己会犯一系列错误，以及因计算机技术而困惑的状况，专家开始对技师产生敌意。 随着焦虑、敌意以及蔑视的增长，技师和专家都尽量减少上述类似事情的发生。技师开始承担起常规决策的责任，而在过去，他们需要在决策前先咨询放射专家的意见。起初，技师们在这样做的时候还有些犹豫，但是当这些自主行动没有像之前那样引起否定或反对时，技师认为自已在之后的检查中也可以承担类似的责任。同时，放射专家开始从每时每刻的扫描检查中撤退出来，以保全自己的面子。当轮到去CT室值班的时候，大多数放射专家都待在自己的办公室中，更有甚者，还关上自已办公室的门、关上自己和秘书的桌子间的窗子。还有一个放射专家，当轮到他去CT室值班时，他就留在X光科室，他去CT室只是为了取相片。这样，作为第二个结构化阶段兴起的互动模式的结果，郊区医院的CT技师在其日常工作中获得了很大程度的自主权（autonomy）。 市区医院CT操作过程中的结构化 第一阶段：协商互赖 尽管市区医院也面临在操作全身扫描仪过程中缺乏有经验人员的问题，但它通过完全依赖有学识的放射专家的方式来尽力解决这一问题。在扫描仪运到之前的两个月，市区医院就雇佣了一个在其毕业实习阶段专攻CT扫描的年轻放射专家。还有一个负责组织CT扫描工作的放射专家是科室老成员，曾负责市区医院的头部扫描仪，而且虽然他在全身扫描方面没有实际操作经验，但也对这一领域的文献有着长期关注。为了完善扫描科室的人事组织，市区医院安排了一个由八个技师组成的小组：四人来自头部扫描部门，另外四人则来自其他部门。正如在郊区医院一样，这些人事决策以及扫描仪的来临一起标志着第一个结构化阶段的启动，但是市区医院随后所发展出的互动秩序却与郊区医院有着实质性差别。 下达指导（direction giving）由于市区医院的所有技师都是全身扫描方面的新手，他们最初的问题不是展示技术能力，而是找出技术能力应该包含些什么。而且，由于扫描仪供应商所提供的四天培训少得可怜，不过是个引导而已，所以培训的责任主要落在放射专家的身上。但是，因为从来没有开设过类似的培训课程，他们自己也对Technicare扫描仪不熟悉，而且扫描病人这种工作业已引起无数紧急事件，使得结构化教学不可能进行，所以放射专家把“下达指导”作为对技师的基本培训手段。这种互动方式之下的脚本是简单且直接的：（1）专家告诉技师做什么；（2）技师执行专家的命令，通常不要求理由或者明晰化指导。在某些情况下，放射专家的说话方式是命令性的，而且说的多是扫描过程的细节。 “下达指导”这种形式的“命令行动”序列很快变成早期扫描阶段专家和技师之间互动的基本方式。“下达指导”通常是扫描过程中专家和技师之间口头交流的唯一形式。下面这个始于放射专家发现一个技师没有把病人放入扫描仪的例子说明了“下达指导”如何串起来，形成了足够长的互动链： 专家：（不安地）你还没有把她放进去？
技师：还没有。
专家：（专家指着设备上的提示告诉技师应该放把她进去）默认……默认……默认……Oral IV contrast。
技师：（敲了三次返回键然后开始输入专家所述的标记。）
专家：O……R……A……L……I……V……C……O……N……T……R……A……S……T，现在，我们接下来应该用哪项技术？
技师：我看看。这是一个腹部扫描，所以我们手动选择“A”。那么，是按“A”吗？（指向扫描仪控制台上的两个操作键。）
专家：对。好的，设定40。（技师遵照指示按了这个键。）按“暂停扫描”。（技师遵照指示按了这个键。）现在，你不用做快速浏览了，512像素就好了。
“下达指导”不同于偏好强调，因为有经验的专家不用提供有关其建议的合法性理由。因此这个脚本作为培训策略如果成功，则有碍于技师的习惯形成以及将行动规则抽象化的能力。上述摘录在扫描仪开始工作的一个月内的频繁发生以及CT扫描常规层面的缺失，让我们怀疑该脚本的有效性。“下达指导”作为培训策略是失败的，因为它预测的是一种单向的沟通方式，在这种沟通方式中，专家认定自己作为行动策划者的角色以及技师作为行动执行者的角色。因此，这种互动模式不但没法完成培训，而且专家通过将权威延伸到诸如何时按哪个按钮这样琐碎的事情，再一次强化了自己的专业主导地位。即使在X光领域，专家的指导也没有这样细致。 收回成命（countermands）技师无法从专家的指导中总结规律这种现象部分地可以由第二种常见的互动模式来解释，这种互动模式的脚本也是由“命令—行动”序列组成的，但是其情境却不同于“下达指导”。简单的“下达指导”假设专家会在技师行动之前给出自己的偏好，但是专家并不总会给出指令。在许多时候，专家也会自我反思，认识到另一种行动方式更加合人心意。当他们产生这种意识时，通常会对检查过程进行重新指导，而不管其是否有悖于之前的指导。这使得之前指导失效的新的“命令—行动”序列形成了“收回成命”的脚本。 “收回成命”的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当专家在看病人的CT图像并注意到不曾料到的病理图示时，他们会出于诊断的考虑取消自己的指导。更常见的情况是，“收回成命”是因为专家自己的个人偏好和内在矛盾。不同于郊区医院的专家，市区医院有经验的专家对扫描仪的技术能力颇感兴趣，而且乐于通过对扫描仪能做什么这些现场的假设来检验扫描仪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两个专家经常就扫描仪应该怎么操作发生分歧。因此，作为双方辩论的结果，专家们要做出很多改变，而且经常收回给对方下达的指令。由于专家很少对指令的改变给出合法性理由，而且技师与此并无利害关系，没有必要站在专家间辩论的角度看问题，所以在技师看来，“收回成命”就是反复无常。不可预料的“命令—行动”序列随时随地可能在扫描过程中发生，由于“收回成命”并不给出行动的理由，这就切断了技师从所指导的行动中总结规律的可能性，技师只是盲目遵从专家的指令。这强调了专家们的权威，也强化了技师的从属地位。 僭越控制权（usurping the controls）市区医院有经验的专家的干涉并不限于“下达指导”和“收回成命”。早在第一次扫描过程中，放射专家事实上就从技师手里拿走了控制台的控制权。这种方式变得如此广为接受，以至于在最初两个月的观察中，专家没有一天不越俎代庖。与此形成极大反差的是，郊区医院的专家除非要求重新观察扫描图像，否则几乎不会去操作扫描仪，而且即使去用扫描仪，也仅限于改变扫描录像的操作。不同于之前的互动模式，“僭越控制权”是纯行为性的，没有口头交流。其脚本组成是这样的：一个放射专家（1）走到控制台旁边，（2）通过按钮或者在键盘上输入命令，从而打断技师的工作。 市区医院的技师把专家的僭越视为对他们尊严的损伤，这种事件意味着对他们职业角色的不尊重以及对他们能力的轻视。起初，技师对专家僭越扫描仪控制权的权力提出了挑战，但是当技师无法阻止这种行为的事实日益明晰时，他们也逐渐将其视作惯例。当专家对控制台进行操作的时候，技师们可能叽叽喳喳地相互抱怨，但他们也只是被动地默许。 寻求指导（direction seeking）除了“下达指导”之外，市区医院放射专家和技师之间在结构化第一阶段的互动常常被脚本化为“寻求指导”。“下达指导”和“寻求指导”是互补的。专家的指令形成了第一种方式的互动，而技师要求指导则形成了第二种，但是这两种形式的互动都使技师下一步应该执行的工作得以具体化。“寻求指导”的脚本和“下达指导”的脚本一样简单：（1）技师向专家咨询某种恰当的行为方式；（2）专家给予答复；（3）技师按照指导行事。和“下达指导”一样，“寻求指导”始于技师需要学习，但是即便技师已经获得经验，“寻求指导”现象仍然存在。这一互动模式的稳定性的关键在于其社会性目的的细微改变。 这三种脚本都确认了专家的主导地位，并且形成了技师认为很反复无常的一种工作环境。为了使得这种看上去反复无常的现实能说得过去，技师们形成了对自身工作的自有解释框架，即一种制度性的工作，一开始就是为了尊重、迎合专家们的特殊偏好。如果CT领域是由个人偏好所统治的话，那么行动没有办法明文规定这一事实也就有意义了。明显地，到了第三周，技师们不再询问该怎么做，而是开始相互问“他说他想要干什么”。因此，技师们继续向专家寻求指导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做，而是因为他们希望确保专家能够耐心地说出他们的要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寻求指导”开始变成既是对专家权威的回应，又是技师们依赖性的一个佐证。然而，通过不断地寻求指导，技师们让专家感觉到了他们的意图并不在于学习，这激发了专家们实行更强的控制。如此一来，这种日益演进的互动秩序吸收了很多X光领域日常行动的制度性模式，从而使得技师们的传统依附地位以及专家们的传统主导地位得以复兴。这一切保留了下来，以推动下一步互动秩序的确立。 第二和第三阶段：不称职的建构和强化 由于技师的专业知识学习没有专家所希望的那样快，在第四周结束时，科室制定了一套新的责任体系——每个技师要两周一轮，而不是每日轮流去操作CT扫描仪。同时，专家们决定花更多时间待在办公室里，以切断技师们的依赖。讽刺的是，专家的撤退标志着事实上技师依赖性增强的第二个结构化阶段的开始。 始料不及的批评（unexpected criticisms）虽然专家不在，但技师们没有因此信心倍增，也还是不能幸免于扫描方案的反复无常。然而，由于他们在空间上和专家分开了，所以不能不由自主地随时向专家寻求指导。技师之前所面临的隐蔽的两难处境公开化了：独立行动有可能做出错误的选择，而寻求指导则可能被视为无知。在技师们关于行动前是否要咨询专家意见的公开讨论中，可以看到这一两难处境的日益显现。考虑到可以感知的得失权衡，技师们往往选择继续向专家咨询。 由于专家不再待在控制室里，“寻求指导”就需要技师们走到专家的办公室。然而，当技师走到专家办公室时，专家总是在做别的事情。因此，技师的问题打断了专家的事情，从而使得“寻求指导”这件事情更加彰显。由于专家比以前对技师们在常规事务上的依赖性更加敏感，他们开始对此日益反感，并且以一种嘲笑的方式应对技师们的问题。 因此，“寻求指导”开始变成一种新的互动方式：“始料不及的批评”。其脚本呈现出以下扭曲状态：（1）技师向专家询问该如何操作；（2）专家以讽刺挖苦回应。由于技师的问题带来的不仅是扫描过程中的信息，而且也带来了愤怒，所以在扫描过程中，如果技师几次三番地过来，专家就会被激怒，常常走出办公室去看看控制室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旦专家常常在扫描过程的后期逗留在控制室里，之后的互动就又返回到前几周的典型模式了。 非难性质疑（accusatory questions）由于专家们对技师的持续依赖感到日益不安，他们开始说技师是不称职的，这也成为当技师寻求指导和犯错误时激起专家干涉倾向的理由。而且，由于专家有了这种认为技师不称职的偏见，他们就能经常找出这种不称职，即使事实，上它并不存在。专家这种自我强化的感知确保并增强了其“非难性质疑”的底气，“非难性质疑”是在第二个结构化阶段中析出的第二种互动模式。“非难性质疑”的脚本如下：（1）专家指责技师不称职，如果此前（2）技师没有寻求指导就擅自采取行动。 有关“非难性质疑”的一个生动的例子涉及一个花了15 分钟时间才好不容易解决计算机问题的技师。问题源于值班的专家要求这个技师运用扫描仪程序中并不能识别的参数。当技师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时，专家走进控制室并且质问他：“这么长时间你都在干什么？”和通常的对话一样，技师恭顺地做了回答。她告诉专家自己遇到了一个问题，但是并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是源于专家之前的要求。这种对话很快压制了迈向主动的尝试性步伐，也加强了寻求指导的倾向。同时，由于技师未能就指责进行有效反驳，反而强化了专家对其不称职的怀疑，因为他们把技师顺从的原因归结为内疚。 由于专家们并没有意识到是他们自己的行为导致了这种局面，在第六周结束时，他们总结说技师实在是不称职，而且完成一个扫描所花费的时间太长。站在他们作为优势者的角度来看，赋予技师自主权的实验失败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第40天的扫描操作中，专家们扯下了所有超然态度的假面具，重新采用了之前的习惯，也就是在病人扫描过程中仍然待在控制室。这个决定标志着第三个结构化阶段的开始。在第三个结构化阶段，第一阶段所发展的脚本深深内置于那种几乎是复制了X光领域技师和专家传统角色关系的互动秩序中。 第四阶段：走向独立 较长一段时间内，市区医院的互动秩序都是稳定的。直到第六周，那四个被专家视为不能胜任全身扫描仪操作的技师被调去做头部扫描工作。同时，有经验的专家重新采用了放射科室其他领域的责任制，这样-来，没经验的专家也能够在CT室轮班。通过对实际经验的相对权衡做了有利于留下来的技师的重新分配，这些变化诱发了结构化的第四个阶段，其间新互动模式的出现让人不禁想起了郊区医院所出现的互动模式。 技术咨询（technical consultation）郊区医院没有经验的专家是在其自信的表象之下偷偷地进行技术培训,市区医院没有经验的专家却并没有自称对技术问题很了解，而是公开地向技师求助。这些咨询颠倒了市区医院在早期结构化过程中所建立的互动秩序。与之前完全相反，专家现在成了咨询者，而技师则成了指导的给予者。“技术咨询”的脚本类似于“寻求指导”的脚本，只是行动者的角色转换了：（1）专家咨询某种恰当的行动方式；（2）技师给予专家一个答复。 专家：（指着电脑中轮流反复出现的几张图片）我怎么才能停止这个？
技师：（俯身于专家的肩膀之上，在键盘上打字）你就打……O，就能使得“载入观察关闭”（Load Review Off）。
专家：好的，LRO。现在，我要怎样才能达到512像素？（他在电脑中打了一条命令。）
技师：等等！！这不是你想要的。（她按了正确的操作键。）
专家：哦！我明白了！很好！谢谢你。
共同执行（mutual execution）尽管“技术咨询”颠倒了前几个月制度化了的脚本，但是这种倒置并没有威胁到专家的权威。和郊区医院专家向技师寻求解释的“角色颠倒”不一样，专家在技术咨询中仅仅只是向技师寻求技术信息。尽管有些不同寻常，但是由于放射领域的行业风气总是将技师吹捧为技术专家，所以这种对技师的依赖也并不忌讳。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市区医院的专家作为新手，并没有像郊区医院的同行一样从扫描的日常操作中撤退出来。但是由于没经验的专家不能时时发送指导，而且因为他们也乐于承认技师在技术问题上的能力，所以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互动形成了一种新的形式。
新的互动模式即“共同执行”，比之前所讨论的所有模式都要复杂。“共同执行”包含了技师和专家共有的寻求指导和给予指导的平衡展现。而且，技师开始提供有关如何操作的建议，而专家也开始称赞技师的才干：
专家：（看着监控器上的扫描过程）你打算做到哪一步？
技师：我想看看胰腺的上部。
专家：只要十多毫米就可以了。
技师：扫描完这一小团组织（bolus） 以后你还想试一下动态扫描（dynamicscan）吗？
专家：哦！你能做吗？
技师：嗯，我昨天用纷腾（phantom）试了一下。
专家：那么你现在应该已经能做了！太好了！你现在打算做什么呢？
技师：等着另外两个扫描的加工处理。
专家：哦，好！把台子往后拉十毫米，我们现在就开始对她扫描。现在，灯光应该怎么设置？她的呼吸节奏应该怎么调整？
技师：灯光（架子里面的）应该闪三次红色然后停住。
在这种对话中，主导者的身份随着双方专业知识的碰撞在双方之间转换。由于“寻求指导”和“下达指导”的例子在他们的身份转换过程中随处可见，这种互动模式维持了专家的权威性。但是领导地位的转变也允许技师展示他们的专业技能，这种专业技能在专家接受其建议的过程中得到了肯定。因此，“共同执行”中的地位转换状态形成了一种比之前结构化阶段中所有模式都更为平和的互动模式。随着“技术咨询”和“共同执行”变得日益频繁，技师开始制定更多的决策，而专家们则放松了对日常操作的控制。这样，角色关系就开始变得不是那么紧张，市区医院的互动秩序朝着这样一种角色结构发展——专家和技师按照似乎每一方都拥有有价值且互补的技能的方式行事。
不同组织形式的沉积作用 图2给出了本文前面所讨论的、出现在两家医院每一阶段结构化过程中的脚本的数目。竖列实线两边分别是郊区医院和市区医院的脚本，横行实线上下分别是每一个部门的结构化阶段。竖列虚线是对每个地点的脚本归人相应的主导阶段所做的聚类。通过表格中的每一行可以获知某个脚本在其中一个医院的某结构化阶段出现的次数。而每一列记录的则是某个特定的脚本在两家医院的所有阶段中所出现的频次。由实线所形成的主对角线之上的象限显示的是那些对所在医院演化中的互动秩序有着主要作用的脚本。对角线之外的象限代表的是在每家医院，根据另外一家医院的田野笔记中所收集的那些脚本所发生的脚本的频次。 图2左上角的频次模式证实了这一主张，即郊区医院经历了结构化的两个阶段，而且每个阶段的互动秩序都有质的不同。在结构化的第一个阶段，郊区没有出现“暗中教导”（CT）、“角色颠倒”（RR）、“责难技师”（BT）之类的例子。然而，当没有经验的专家开始在CT扫描室值班以后，这些脚本变得频繁起来了，而在第一个阶段常见的脚本的例子开始减少。事实上，在第二个阶段所观察到的那些“不经意的确认”（UV）、“预设答案的提问”（AQ）、“偏好声明”（PS）的少量例子也只是发生在刚刚开始转变的最开始几天，也就是当有经验的专家被叫去CT室帮助没经验的专家时。 市区医院的互动秩序在第四阶段的转变在图2右下角的象限中得到了证实，这一象限展示了市区医院四个结构化阶段中脚本发生的频次。在市区医院结构化前三个阶段的田野笔记中，没有“技术咨询”（TC）和“共同执行”（ME）的例子记录。相反，大多数专家和技师之间的对话呈现的是“下达指导”（DG）和寻求指导”（DS）的模式，以及“收回成命”（CM）、“僭越控制权”（UC）或者“始料不及的批评”（UCrit）、“非难性质疑”（AcQ）的例子。但是，随着没有经验的专家的到来，这些早期脚本的例子开始急速减少，而“技术咨询”（TC）和“共同执行”（ME）开始变得和其他形式的互动一样常见。
两家医院的扫描仪都打乱了用来巩固传统劳动分工的专业性分布。同时，两者也都触发了角色关系的转化，导致CT技师比典型的X光领域的技师拥有更多的决断力。但是，两家医院的互动秩序也存在一定差异。正如图2主对角线之外的象限所示，在郊区医院占主导性的脚本在市区医院是不常见的，而那些在市区医院常见的脚本在郊区医院也比较少见。“偏好声明”是唯一个出自郊区医院又在市区医院频繁出现的脚本。事实上，“偏好声明”在市区医院第一个结构化阶段的田野笔记中比在郊区医院初始阶段的笔记中出现得更多。为了理解为什么“偏好声明”仍在郊区医院更突出（figural），除了需要考虑两个脚本（指“偏好声明”和“下达指导”）在每家医院出现的相对频次之外，还必须考虑这两个脚本之间互动特征的差异。虽然两个脚本都是专家在下命令，但是只有在强调其偏好的时候，专家才需要对其命令做出合理化解释。因此“偏好声明”暗含了技师要求给出行动理由，而“下达指导”则仅仅设定技师应该按照指导行事。正如从图2的数据中可以计算出来的那样，在郊区医院的第一个结构化阶段，“偏好声明”和“下达指导”的比例是1：1.7,而这一比例在市区医院的初始阶段是1：4.7。因此，仅仅从频次来看，在市区医院，“下达指导”使得“偏好声明”相形见绌，从而极端强化了技师关于专家专业主导地位的认知。由于这两个脚本在郊区医院更趋平衡，“下达指导”中包含的对专业主导的大胆推进被“偏好声明”强调包含的协调意味缓冲。
根据图2所示，“技术咨询”和“共同执行”同样是更大范围模式的例外。这两种脚本在郊区医院没经验的专家开始在CT室值班以后的发生频次和在市区医院相应的结构化阶段中的发生频次几乎差不多。然而，在郊区医院，这两种脚本是散布在“暗中教导”“角色颠倒”以及“责难技师”的众多例子之中的。后面这几种脚本在郊区医院的人事关系中更为显著，而在市区医院几乎没有出现。因此，这两个研究点看来是沿着不同的互动秩序在发展，尽管这两个CT领域的脚本并没有形成相互排斥的状态。 然而，从结构化连续模型的观点来看，同样的技术只有在它们激发了互动秩序并以一种内在一致的方式变动时，才能导致不同的组织结构。一种新组织结构的催生，光靠不同脚本组成两种互动秩序是不够的。每一种互动秩字中的脚本都必须一贯地体现出区分两个系统的弧形特征。如果结构被看作是脚本的语法的话，那么当且仅当每个科室的脚本记录是不同的、内在连贯的行动蓝图时，才可以说这两家医院的扫描仪触发了不同的组织结构。 专家和技师之间制度性的互动模式可由具有合法性的放射专家的主导地位来事先确认。作为一种正式的互动模式特征，专业技术主导地位是通过信息流的方向来体现的。正如布劳（Blau，1964）以及埃默森（ Emerson，1972）所述，至少在一次交往的期限内，拥有和发送信息的一方获得了相对于信息接收方的权力。在沟通交流（communicative exchange）这一定义基础上，“集中化”是主导地位在组织结构特征上的表征。在集中化的组织中，不仅决策是由处于科层等级上端的行动者制定的，而且从定义上可以看出，信息和决策也是随着科层地位自上而下流动的。 就信息流动的方向而言，组成两种互动秩序的脚本连贯且一致地展示了相当不同的正式模式。郊区医院的脚本显示了从以相互交流为特征的互动秩序向技师变成大部分信息的发送者而专家成为接收者的互动秩序发展的结构化过程。相反，市区医院的结构化是从专家拥有且发送信息的互动秩序向一个更加平衡的以共享信息为特征的互动秩序的演变。所以，从既有的脚本来看，扫描仪在郊区医院触发了更加去中心化的结构，而郊区医院的互动秩序也因此比市区医院的互动秩序更明显地偏离传统秩序。 关于郊区医院更加去中心化的独立证据可通过衡量专家独立做出决策的比例得到。图3将这些指标做成针对郊区医院和市区医院扫描操作日期的函数，进而形成散点图。图中用竖线隔开的区间指示了每一个研究点所假定的结构化阶段。这个图显示了郊区医院专家做决策的比例总体来说比市区医院低得多。在郊区医院的49次扫描中，专家做决策的比例不到一半的占了78%；而在市区医院的42次扫描中，相应比例为26%。
而且，散点图也显示出每个科室都朝着更加去中心化的结构发展，其速度则如两地结构化分析中所明示的那样。尽管在每个CT科室，专家都做了大量的常规决策，但是在郊区医院，他们的介入看起来呈几何速度下降。而另一方面，市区医院专家的介入似乎是以直线的形式逐渐下降的。对专家决策的比例先以扫描操作的日期做一个线性回归，然后加入自变量的平方做一个二次模型（quadratic model）的回归，就能检验我们直观看到的这种差异在统计意义上是否显著。如果结构化进程确如散点图所示，那么用二次模型来预测郊区医院的数据就比用线性模型要好，而对于市区医院来说不需要对线性回归模型做改进。表1的回归分析正好为我们显示了这样一个结果：在线性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二次项只对郊区医院的数据明显增加了方差的解释比例。
散点图还显示出我们为每一个科室所界定的结构化阶段的适切性。郊区医院的散点图表明，在郊区医院第二个阶段开始之后立即就出现了变异偏离的点。因此散点图似乎证实了郊区医院在没有经验的专家开始在CT室值班以后立即出现了技师的决断力迅速上升的情况。市区医院的数据也随着结构化阶段的顺序而变化。请注意，市区医院专家对常规决策的介入在有经验的专家暂时离开控制室的第二个结构化阶段下降并不多；而且，他们的介入在其放弃克制策略的第三个阶段又开始上升；最后，随着第四个阶段没有经验的专家的到来，市区医院专家介入决策的比例又开始下降。 为了确定集中化分数是否支持每个研究点所假定的阶段定位，我们对每个研究点的专家决策的比例先用一系列虚拟变量做回归，这些虚拟变量将每个扫描日期归入决策所发生的阶段中并编码。郊区医院被认为经历了两个阶段而市区医院经历了四个阶段，郊区医院的数据是对其第一个结构化阶段的一个虚拟变量做回归，而市区医院的数据是对其前三个阶段的三个虚拟变量做回归。然后，再利用每个研究点的数据将上述四个虚拟变量结合在一起进行回归分析。如果每个研究点的阶段划分是适切的，则结合模型对于专家介入的预测应该几乎等同于用于描述每个点自身结构化阶段的建构模型。表2给出了相应的回归分析，展现了这样一种结果：结合模型并不比任何一家医院自己的模型更能实质性地增加方差解释的比例。因此，研究数据与我们之前的主张是一致的，即郊区医院经历了两个结构化阶段，而市区医院经历了四个结构化阶段。
结论 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那么之前的这些分析证明了通过把技术视为结构化的诱因，研究者会因为结构化的主要悖论而马上面临自相矛盾的结果，即同样的技术会触发类似的变迁动力，但却导致了不同的结构化结果。尽管两个结构化过程都与交互连接的连续模型是一致的，尽管每一个科室的角色关系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的，但是其中一个科室变得更加去中心化，因为决定这两种互动秩序的脚本的正式特征出现了分化。有理由怀疑那些追求大样本规模而忽视嵌入性、情境性的传统交互影响研究，它们在给出扫描仪对于放射科组织结构没有影响这样的结论时是有风险的，因为正式结构的差异可能在相关分析中使得两者相互抵消。然而，将技术视为结构化的诱因不会否定之前关于技术与组织关系的有价值的研究工作，相反，它是对这些工作的改进和深化。 《第二次工业分界》（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Possibilities for Prosperity）曾对西方社会在生产技术方面所发生的重大变迁过程（例如从手工业生产方式转向大批量生产方式）进行了分析。该书试图表明：技术的变迁并非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完全受某种必然的规律所支配，其过程充满了偶然性；所谓的历史变迁的“必然性”，实际上只是一种“偶然的必然性”。
举例来说，一个唯物主义者可能会认为是CT扫描仪的物理特征通过嫁接到放射工作的组织方式触发了结构变迁。与之相关，在有关技术和结构的文献中技术复杂性（technical complexity）与结构变迁的相关性通常都是这样来考虑的。唯物主义者倾向于强调扫描仪的技术复杂性以及诊断图示的复杂性，并据此认为，因为扫描仪将新的不确定性引入大家所充分理解的世界中，所以角色结构开始松动。我们目前的研究取向也同意这种观点。扫描仪的技术复杂性以及专家对诊断图示的不熟悉，在两家医院都对没有经验的专家的权威产生了威胁，而且迫使他们对技术产生更大的依赖性。然而，从结构化理论的视角来看，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机器与社会系统相结合之后的产物，并非机器本身的特质。也就是说，扫描仪触发了变迁动力是因为它们成了其意义由使用情境所定义的社会性对象（social objects）。由于郊区医院雇佣了有经验的技师，而且没经验的专家在早期就开始负责CT扫描，所以郊区医院的扫描仪引起了更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对专业主导地位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而在市区医院，由于放射科室为扫描仪配置的是新手技师，且其对具备专业知识的专家有更大的依赖性，所以扫描仪对原有结构的威胁不大。 这些差异显然影响到了专业知识的相对分布，进而制约了结构化过程。不过这种制约只能部分解释市区医院更显著的集中化过程。如果每个研究点的行动者以不同的方式对其角色关系进行协商，比如说，郊区医院的专家采用市区医院的新手那种姿态的话，那么即使是在同样专业知识分布的情况下，结构化的演进也会不同。换一种说法，如果市区医院的专家意识到他们的行为的自我封闭性，那么他们所助长的互动秩序也可能会有所改变。更进一步，如果所有专家都在上任之前学习过CT扫描的相关知识和技能，那么扫描仪可能会触发其他互动秩序以及相应的其他正式结构。简而言之，结构化理论认为当同一技术被应用时，其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是随着情境的不同而变化的社会构造（social constructions）。尽管这种现象学观点在佩罗（Perrow，1967）关于技术与组织的经典论文中得到强调，但其多样化结果的含义却从来没有被充分认识。 诸如在蔡尔德（Child，1972）的研究中所发现的那种关于技术结果的唯意志理论可能会认为，本研究的资料表明的是，由于结构化是随着专家所做的人事决策展开的，所以决策制定者实际上决定了技术的含义。人事决策确实意味着结构化每一个阶段的开始，而且也确实影响了每个研究点结构化变迁动力的形成。但是若是因此就认为专家的决策是有意要达到某种结果的，这是有问题的。虽然专家是以某种顺序进行人事聘用以及人事安排的，但是研究资料并没有显示他们有意影响组织集中化的程度。郊区医院的专家聘用了有经验的技师以减少在病人面前的不称职以及玩忽职守事件的发生概率。甚至还有例子显示某些人事决策造成了与意图相反的结构化过程。举例来说，市区医院的专家在结构化的第二个阶段撤出控制室是为了消除技师对他们的依赖性，而不是鼓励其依赖性。因此，从结构化理论的视角来看，决策制定者虽然可能事实上影响了互动秩序的演变，但其决策的结构性结果却可能背离预期结果，难以被准确预测。
因此，结构化理论有别于之前关于技术的研究取向，这一理论假定技术是一种具有触发动力机制的社会性对象，而其推动力所导致的无意识的、非预期的结果可能并不符合情境逻辑。技术确实以一种规律性方式影响了组织结构，但其影响有赖于技术内嵌于其中的特殊历史过程。若要预测某种技术对于某一组织结构的影响结果，需要一套关于技术变迁动力的方法论和概念体系，这一体系接纳了植根于情境的、因人而异的理论建构。举例来说，若要构建一套关于技术如何改变放射工作的理论，我们不仅需要解释相关的专业知识分布，而且需要发展出一套有关脚本的分类系统，以解释专业知识分布如何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渗透到日常互动中去。结构化理论遵循一种温和决定主义（soft determinism）的理论形式，通过观察时间流来考察特定的社会过程如何引发了多样性，进而从中发现某些普遍的规律性。这样一种独特的研究取向是站得住脚的，因为结构被视为由永不停息的互动所书写的社会历史的精华。没有人会诧异家庭受到历史和仪式化传统模式的制约，这些模式关涉一些不经意的创造者，并以一种系统化的方式延续下去。为什么更大的集体结构就应该不一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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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董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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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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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li@dlut.edu.cn]Lunli@dlut.edu.cn[/url]；刘梦迪(1995-)，女，河南登封人，湖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道德决策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技伦理、人工智能伦理；胡晓萌(1989-)，男，河南信阳人，湖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道德决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算法伦理、数据伦理与信息哲学研究；吴天恒(1994-)，男，河南武陟人，湖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道德决策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技伦理学、数据伦理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