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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自律”与“他律” 庞永红 滕文艳 （重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44）
摘要：康德强调道德自律的约束性与引导性，认为德以积极的自由规范人，以绝对的价值引导人，能够引人走正路。从他律角度思考，马克思关注法律之规范性与惩戒性，强调法确定自由限度约束人，以正当的惩罚制裁人，束人行正道。道德自律以积极之力，法律他律以刚性之力，在各自效用空间内，予社会成员行为以规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公共性、急剧性、高风险性特征，加之道德自律的应然性仅凭自身难以实然化决定，从自律走向他律，以法律的刚性之力弥补道德自律之不足，不仅必要而且可能，惟其如此才能经纬导人行。 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道德自律；法律他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伤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1]。此类事件直接关乎人民群众整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安全，于此特殊时空场域中，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更离不开有效的规范与引导。于此，回顾康德与马克思关于道德自律与法律他律的理解与阐析，对我们认知自律与他律的本质与作用，审思两者在规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个体行为时实际功用之“强”与“弱”，进而合理调度，补弱增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自律：引人走正路
自律是康德在驳斥宗教屈从观念基础上，基于对自治（self-governance）观念审思而生成的新概念。由此便彻底剔除了“善”“恶”等由上帝决定的僵死教条，将道德价值之根据从经验的外在对象复归先验的主体意志。康德于人的行动领域搭建起一个处于道德律之下的世界，强调经由自律的道德人格力量实现“善”“恶”间的抉择，为自身指路。在康德看来，“所有存在理性的造物，才是自在目的本身，因为人凭借其自由的自律，成为那本身神圣的道德主体”[2]。自律，即作为神圣道德主体的人，始终以“人是目的”为根据，使道德本身之积极的内在自我立法与约束之力完全迸发，进而实现真正的自由。可见，康德的自律概念内在蕴含了双重意蕴，即作为道德最高原则的自律，以及作为自由的自律，由此具备了双重指向： （一）德以积极的自由规范人
“道德所表达的，是纯粹实践理性的自律，即自由的自律。”[3]在康德看来，自由概念为说明自律之关键所在。他赋予自由两种形态，即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消极的自由以一种独立性呈现，即“因果性足以摆脱外来规定它的原因，而发挥作用”[4]，意味着拥有意志的人不被自然因果左右，他们能够独立于经验映射、感性偏好而行动；“独立性是消极层次上的自由，而作为纯粹的、实践的理性的自我立法，却是积极意义上的自由”[5]。在康德那里，自律更是一种积极的自由，它具备单凭其自身就能够选择道德目的、给定行动的能力，能够经由与纯然实践理性之结合完成自我立法。正是这种积极的自由，使得道德最高原则的自律具备了原初的规范属性，即在“自立法”中明确“应当”，在“自守法”中实现“能够”，德由己出，且自觉遵守所树之德，规范自身、抑恶迁善。 首先，内在的自我立法确立“应当”。康德始终强调，人由自身决定，“人应当把握自己”[6]。在他看来，“纯粹、且本身实践的理性的自己立法”[7]绝非一些人为另一些人立法，更非每个人自行其是为自身的立法，而是理性人为自己所立的普遍的法，“意志所遵循之准则，必须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理”[8]。每当个人计划施展一项行动时，必须叩问自身是否愿意以及可能，使此准则成为一个普遍化的道德准则，并且“只按照自身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之准则去行动”[9]。康德认为，人们作此抉择时，正予自身以规范与约束，同时与所有人共享这一自由价值，正是对自决、自为的纯粹理性存在者——人之主体性、能动性的权威彰显，将道德的基础由外在对象转移到主体自身。于此意义上，康德将人的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次，自觉的自我守法确证“能够”。康德强调，人应自觉遵守所树之德，“人之所以服从，由于人自身是立法者”[10]。人的立法者身份决定，由其自身确立“应当”，才会考量“能够”，所服从的是自身理性决定且普遍的道德法则，违反则是对自己的违背、冲突与诋毁。“自律构成遵守道德法则的全部责任的唯一原理。”[11]在康德看来，自律作为积极的自由，将人与无能动性、完全受自然规律限制的动物区分开来。动物不用为其行动负责，而人不同。人以自律确证了自由的实在性，崇高的道德法则存在于人心中，出于道德又合于道德的行动是人之自由的体现，人便意识到人对自身行为负有责任，“只有出于责任（由尊重法则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的行为，才具备道德价值”[12]，不再受偏好、欲望干扰而恣意妄为，实现对自由生命存在的肯定与负责，焕发出自为生命存在的意义。 （二）德以绝对的价值引导人
康德指出：“自律构成全部道德法则的唯一原理。”[13]这便在源头上奠定了道德的绝对引导性前提，即“除了道德准则规定的价值之外，无任何东西具有一种价值（道德价值）”[14]。由此“每位理性存在物的意志，必然作为条件受制于它”[15]。康德认为：“人理知世界存在的身份，决定自律能力，实为人格中人性亦是具有最高尊严与价值的自在目的，因此理应遵循定言命令（道德准则）。”[16]即理性存在者能够无视感性偏好、感官刺激，抛弃一切偶然目的，经由纯粹意志以及实践理知能力，设定以理性原则决定、以理性自身为目的、适合于一切理性存在目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客观目的。自律这种蕴藏在人性中的绝对价值，使人真正成为超越经验世界及其必然招致的因果规律的能够赋予设定目的、规定价值的主体。由此，确证了人是目的，体现出人的崇高，具备了人的尊严。 首先，德以绝对价值表征“人是目的”，引导“何以为”。在康德看来，自律是对“人是目的”的肯定，当人完全将自身作为目的对待时，便可以提供一种绝对的价值，即目的自身成为道德法则的根据：“每个理性存在者，都作为目的本身而实存……人的一切，无论是针对自身亦或别人的行为中，必须始终被视为目的。”[17]在康德看来，要将每个人当为目的，就必须要求人之行动准则为所有人普遍选择。“当以如此一系列道德准则为依据的行为，成为所有要保存、增进的准则之时，才与每个人作为目的自身的价值相融。”[18]由此，康德便以“人是目的”表达了质料价值的最终根由，予道德以最高的规范性，德引导“何以为”：即要成为真正的人，必须将所有目的系统当作其本身正视与对待。每个人视自身为目的，将引起一个自然序列，于其中所有人一并享有自在价值，敬重道德法则就是敬重人自身，从而人自觉按照道德法则行动。 其次，德以绝对价值完满人之德性，引领尊严配享。康德认为：“理性存在的人于世界上之所以享有尊严，原因在于自律。”[19]德性绝非与生俱来，它是理知世界主体在为己立法、进而克服盲目、战胜偏好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一种道德力量，是自律于不同程度上的实现。在康德看来，尊严“超越于一切价值之上，没有等价且无可代替”[20]。德性乃配享尊严之根据，只有在自律的引领下，合理利用理性、遵循道德法则要求，践行正确行动，才能获得高尚的德性，进而配享尊严，背离自律是对配享尊严之可能的剔除。“自律性就是任何人、任何理性本性的尊严的根据。”[21]自觉约束、引导自身的过程，正是塑造、完满德性的过程，完满的德性存在是自律实现之确证。经由自律配享最高尊严与价值，这便树立了一个楷模，肯定人有不断完善自身、迈向完满的可能，即在道德准则的引导下，人通过不懈努力，获致德性、配享尊严、接近崇高。 （三）积极之力的规范与形塑
习近平强调，要“学会自省、学会自律”[27]。位于意大利普拉托市的华人社区，创下了5万华人无一感染病例之纪录，可谓此次全球疫情中的自律典范。疫情爆发初期，该华人社区意识到疫情严重性后，便自觉进入封锁状态，这较意大利首次报告确诊病例早了三个星期。自发佩戴口罩、自觉居家隔离、保持社交疏远、接受远程健康监测等，都是当地华人主动采取的防疫措施。“这些都是我们自发做的，若不如此，中国人、意大利人都有可能被感染”，当地华人卢卡·周说。事实证明，他们的高度严于律己，有效地降低了疫情风险，更是对国人素质及形象尊严的证明与维护。 其一，“道德自律”以“责任”框架规范人。此责任包括“于己”“为他”两方面，首先以“于己负责”之框架，自律使行为主体思量“想怎么做”前，将“应该怎么做”纳入考虑。在康德那里，人为自我立法且自觉守法。既然是为己划定的行为模式，任何越轨、偏差则意味着人立于自身反面而陷入自相矛盾与自我取消之境。出于对自我失责的怖惧，人便会严守行为界限。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道德自律效用不辩自明。诸如在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普通民众以不畏人知畏己知的约束之力，选择主动“宅”于家中，人员流动量明显减少，降低了病毒传播的可能性，有效缓解了防控压力，这正是自律力量在人民群众中的彰显，起到了一种正向、积极的预防作用。 同时，“哪里存在社会生活，哪里必定有道德”[23]。人的社会关系属性决定，个体绝非孤立独存之微单元，于社会生活中决不能为所欲为。“自律是一切有理性者，相互之间的道德价值之基础”[24]，它使人们以己度人、推己及人。人在施以行为之前，便会权衡自身行为普遍化后将对社会造成的影响，由此在“为他”负责动机下施以理性行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每位公民都是风险链上的一环，无人能够置身事外，只有彼此尽责尊重他人生命与健康权，才能维护整体安全与秩序。以此次疫情中辗转30小时回国的英国留学生为例，回国途中，谢同学自觉周密防护，口罩、护目镜配备周全，到达后严格服从检疫安排，主动接受集中隔离。其所言之“不给国家添乱”“对自己、他人负责”，正是道德自律的力量。自律引导下，她坚定驱除任何有悖“为己”以及“为他”目标实现的杂念，校正自身行为，有效保护了自身安全，且未将感染风险转移到其他社会成员身上。 其二，“道德自律”以“尊严”框架塑造人。在康德看来，敬重道德法则进而服从之，是人之崇高性的彰显。出于对享配尊严的渴求，人便会心生敬畏，“人身上重建向善之原初禀赋……存在于对道德法则之敬重中的动机，永远不会丧失”[25]。敬畏感使行为主体主动约束自身，不让自己受任何情感、偏好统治，以天地明查的敬重与怖畏之心行正当之事，进而形成完满德性，配享崇高尊严。这正是人向内对自身的一种积极塑造。以尊严为框架，使得自律超越勉强，是更积极的内驱之力，因为配享尊严往往与行为主体的人生导向、生活目标具有一致性，如此“道德自律便不再是勉强为善，而是一种从容向善的状态”[26]。在尊严导向下，行为主体能够有效抵御外在因素干扰，于自省中意识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任何不当行为，将使无辜的人陷入风险境地，便会严于律己，调控自身行为。此次疫情中，白衣战士毅然逆行、社区工作者坚守一线、高龄院士奋战疫区，他们在积极自律之力下，自觉将身躯化作全国人民的铠甲，实现价值主体最高层次的尊严。 其次，法律作为“人民自由的圣经”，维护人民普遍自由。马克思认为，法律绝非“单个个人的恣意横行”[35]，而要保障所有人的普遍的自由。任何特权自由，都将使法律丧失其存在的意义，沦为非法的工具。马克思据斥一切形式以特权自由为取向的法律。“哪里的法律变成真正的法律……便真正地实现了人的自由。”[36]在他看来，真正的法律以人民普遍的自由为目标，以普遍的规范为尺度，约束也是对所有人的行为施以平等、无差的约束。如此之法才是对人之存在固有本性的认可，释放的是一种心悦诚服的普遍性约束力量。 二、他律：束人行正道
马克思肯定康德自律概念对道德之宗教基础的消解作用。“良心(这玩意是永远不能完全摆脱的)……”[28]他同样强调，良心通过“与理智间的紧紧相连”[29]能够形成合一的坚定意志，可抵抗外力左右。与康德有异，马克思对道德良心的肯定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他认为道德自律绝不可能超越社会存在，它于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决定于全部社会关系之总和，其中最具决定作用的乃是经济关系。“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30]离开社会关系，便无法解释善恶荣辱，作出正确的行为价值判断。关于对人的行动规范的思考，马克思未止步于道德自律，他认为构成人的行动的准则，也应通过国家意志、以法律形式形成普遍效力，这是一种更为稳固、威慑的他律力量，对一切恶行的规制更为强硬。 （一）法确定自由限度约束人
“法律是肯定、明确的规范，此规范中，自由之存在具有普遍不取决于个别人任性的性质……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31]在马克思看来，法律具有双重内蕴——“普遍的规范”与“人民自由的圣经”。以明确的规范、法律确定自由限度，规制人们的行为于合理界限内，同时法律并不是为了压抑自由，而是防止任性。真正的自由是受客观、具有普遍性的法的限制的自由，在法律中才能实现。 首先，法律作为“普遍的规范”，划定人的行为限度。“凡是没有客观标准的法律，乃是恐怖主义的法律。”[32]马克思认为，法律在前提上必须有客观依据，否则就是诸如“罗伯斯比时期，国家于万不得已时制定的……或罗马各王朝时期，国家于腐败不堪境遇下制定的”特权、强权意志下的恐怖的法律。“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依当事人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疑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33]在马克思看来，法律约束力的释放，建立在所有人普遍接受的客观标准基础上，此客观标准即“非法犯罪行为”。以行为本身之利害为标准，才能约束行为本身。“我的行为，是我与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领域，它关乎人之生存与现实权利，因而人的行为必须受到现行法的支配。”[34]法律着力的是行为本身的合规则性，它为“利”与“害”划定界限，为“利”与“害”间的平衡提供公正原则，让人们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进而规范人的行为于一定的限度与边界之内。 道德根植于人们心中，是人为自身所下之命令。“人将道德法则，视作任性的自身充分动机的素质”[22]，进行着自我决定与内在约束。在康德看来，于行动始初，行为主体依自身内在道德标准，在各种可能性预设、筛选中，完成“善”“恶”抉择，进而施展现实行动。它生发于己，经由主体内在之责任、尊严与敬重感，实现对自身的规范与塑造，因而更为可靠、持久。 （二）法以正当的惩罚制裁人
“法律应以社会为基础……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需要的表现。”[37]在马克思看来，法律建构在社会基础上，又指向保障整个社会的有序运行，当一个社会出现不当行为，甚至是恩格斯所谓的“蔑视社会秩序之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犯罪”[38]时，何以保障整个社会的秩序？马克思引入了“惩罚”，从反面揭示法律的本质：“惩罚不外是，社会对付违犯它的生存条件的行为的一种自卫手段。”[39] 人是社会存在物，其行动牵涉人与他者间的一定利益、需要，所以行为必须有限度，行为本身必须接受法律规范，当人之行为越红线、破底线、踩危险线、甚至以犯罪形态呈现时，其最终结果必然是受到正当的法律惩罚。正如马克思所言：“惩罚是罪犯行为本身的必然结果……他受惩罚的界限是其行为界限。”[40]如此人们才能意识到任何任性行为均将受到严厉制裁，甚至是消灭肉体，因而产生警醒，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力量，达致威慑、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的。惩罚必须是正当的，不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正如马克思对普鲁士法律的反讽：“法律惩罚人，并不是因为人做了坏事，而是因为人没有做坏事，其实我受惩罚的原因，竟是我的行为并不违法。”[41]在他看来，普鲁士的法律显然是追究倾向的，惩罚沦为了特权的工具，而失去了它的正当性，便彻底“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42]。马克思认为，惩罚必须只是由于一个人已经施以危害性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对他人与社会造成了破坏，才能惩戒于他。无论这个他是谁，法律所惩罚的永远是错误的行为本身，绝不是无辜者，逆向错行则是对社会的违背。 （三）刚性之力的约束与矫治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直接关乎人民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特殊场域中自律出现约束不足时，人们行为的任意疏漏都极可能随事件发酵而走向失控，予社会稳定秩序以冲击。由此，刚性之力——法律他律的介入更具实效。依靠法律的强制性与威慑力，划定自由限度（人们行为的底线），予人之行为以禁止性规定；加之处罚性规定双管齐下，超越法律之底线的行为主体将受以行刑衔接、过罚相当的严厉制裁。如此能够使人形成稳定的行为预期，同时又能对人们行为的任性发起制裁。 首先，法律他律以明确的边界对行为施以禁止性规定。“法律始终是……限制否定性自由的工具。”[43]自由绝非无限制的为所欲为，身处法治社会的行为主体，其行为施展均不能越界、离轨。边界何在？与模糊边界的道德自律相比，法律为行为所划定的界限更为明晰，可为、不可为间界限分明。守望法律边界，便不再发生行为冲突。法律以明确、固定边界，约束行为主体于受法律所允许的最低限度与最广范围中行动，一旦触底、越界，就正式步入法律所设定的程序过程，将依据法律条款对此行为逐一甄别与裁决。当前我国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已有“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与规范性文件，能够予人们的行为以禁止性规定。可见，法律以强制的边界与原则性的规定，将人们从盲目的随机行为中拯救出来，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对行为主体的行为进行认定与划分，不给任何企图“钻空子”的行为留有余地，进而束人行正道。 其次，法律他律以严明的惩戒，对失范施以惩罚性矫治。我国《宪法》第53条明文规定了公民守法义务，不服从法律的行为将会导致消极后果，诸如对违法者实施强制惩罚。惩罚作为一种行为反馈负波，对人之行为起到警醒与打击作用，能够有效降低行为主体的越轨动机。违法要件一旦构成，罚款、行政拘留等惩戒性后果随即而至，正如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规定：“存在(一)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等行为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44]特别是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极具侵害性、构成严重违法犯罪的恶劣行为，必须施以最有效的惩罚性矫治，才能扶正祛邪，使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的行为人付出应有代价，同时又对那些难以自律的不稳定分子予以警示与教训，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及时悬崖勒马。“经由法律惩罚之威胁，确保人们会依据法律要求，禁止而为或者不为一定的行为。”[45]必罚、严惩和及时罚，法律以显见的惩治性后果特征在人们的行为选项中注入威慑性制衡。 三、自律向他律的走向：经纬导人行
为规范行为，人类发明了道德自律与法律他律两种利器。前者侧重内向发力、纠偏引正、提升德性，后者重于外在规制、硬性约束、威慑惩罚，其目的均为“除恶”“扬善”。恪守道德自律的行为主体，能够在自省中意识到自身不当行为可能招致的社会危害性，进而从源头上规范约束自身。自律之重要性显见，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在人情、权力、利益等其他因素的诱惑下，原本稳固的自律也可能出现裂缝。当自律被层层攻破时，人们的不当行为便接连抬头。“当道德自律无法维持，要诉求于法律形式，使相关道德理念、原则融入法律。”[46]因而特殊场域，道德自律的部分功能让渡于法律，以法律的刚性之力弥补道德自律之不足尤为必要。对道德的一般指导性的有效分解，也更利于人们遵守。从道德自律向法律他律的走向，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一）从自律走向他律何以必要
首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公共性、急剧性与高风险性特征，留予人们行为以极为有限的容错空间。以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等形式呈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直接涉及公众健康等重大权益问题，始终是须臾不可放松的大事。在事件波及范围广、扩散势头猛、危害风险高的现实背景下，人们的不当行为极易将自身与他人推向极为危险的边缘，致使事件持续发酵。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极具侵害性与不确定性之行为的规范与约束刻不容缓。于此特殊时刻，在生命自保性、行为自利性、欲求冲动性的连环冲击下，以“软约束”“效用弱”“成效缓”为特征的道德自律，存在明显的力不从心。 自律不足，他律绳之。如此情境下，法律他律理应走在道德自律前面，且更有优势。以现有法律规范对行为主体直接规制，能够形成严密的规范闭环、管控闭环、惩戒闭环，对行为的预防与矫治效力更为强硬、精准。法律以直截了当的形式告诫人们：什么行为不允许，越界将受到相应惩罚。而道德则是使人意识到应该施以何种行为，否则将受内心的谴责。道德自律纵然更利于引人向上，形成至高至善的修养德性，然而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少了牺牲小我等高尚道德行为，暂且不会动摇联防联控的稳定根基，然而少了对失信（以隐瞒症疾、造谣传谣等形式出现）等行为的刚性规制，致使风险扩散，将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可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法律他律能够更迅速、有效遏制恶性效应蔓延。“错行必受罚”，又使得人们不敢轻易以身犯险，进而知所畏、知所拒、有所守。 其次，道德自律的应然性仅凭自身难于实然化。1.道德自律的自觉性决定约束效用“散”。所谓自觉，即行动上积极响应自主理性认知。这无疑悬置了一个“圣人”标准，即每个人都能够依靠自觉权衡行为、规范自身。然而，每位社会成员都具有崇高道德修养的预设有失现实性。部分德性完满高尚的人，的确能够得道于己，拳拳服膺，但盲目冲动、逃避责任的个体同样有之，因而分散于自觉主体中的道德自律极为零散、有限，难以形成普遍约束力。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哪怕只是一个人的不自觉，都可能使大部分人在长期自觉下努力维持的防控成果功亏一篑，诸如一人症疾隐瞒导致一整楼封闭，正是约束效用“散”的体现。 2.道德自律的为我性决定抑制作用“软”。所谓为我，即道德自律是理性存在者为己发出的律令，归根到底仍然是为了自身的强健与完善。“为我”的特征决定，当人的基本生存处于较高风险或难以预估之境时，对安全的渴求、对健康的渴望、对生存的眷恋都将使人们长期形成的“道德自律”开始摇摆不定，甚至瘫软下来。人们为了“保命”，有可能不惜抛弃一切所谓高尚的“尊严”“责任”，进而酿成不良行为后果。 3.道德自律的过程性决定规范功用“慢”。过程性即道德自律，绝非即刻生效的一劳永逸式存在。它作为过程性存在，认知、判断、分析，进而抉择、行动、矫正，构成了一个漫长的闭环。面对紧迫、高危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拼时间、比速度，慌乱之中的人们很难不紧不慢地自我反省、约束一番，更不用说及时唤起自身责任与尊严感、自觉展开正当行为。正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初发期，警觉不足的人们防范意识淡薄，过度担忧的人们施以过激行为，当约束失去了时、效、度便会适得其反。 （二）从自律走向他律何以可能
首先，道德与法律在内容上具有同源与契合性，使自律走向他律成为可能。法律绝非与道德无涉的形式孤立之物，两者之间“通而不隔”，正如哈贝马斯所言，“法律绝非只有形式而无道德”[47]。从渊源上看，法律经历了习惯——习惯法——国家法过程。最初氏族公社的传统习惯中，习惯的基本理念便内蕴着道德伦理的精神、原则和要求，这正是原初法律对道德价值的主动需要与间接反映。据此而论，法律的意义来自道德的赋予，法律蕴涵着普遍适用的道德考虑，接受道德之检视，随着法的发展，如此道德精神又得以不断规范化与形式化。同时，道德与法律于价值诉求上具有契合性，它们存在着持平如水、除邪抑恶之共同的目的追求——正义、平等、人权、人道，如此既是法律之基本准则，又属于道德之价值范畴。两者在调整范围上又具有一定的重叠性。一般而言，法律所维护之社会秩序、所保障之社会安全，均必须合乎正义的道德价值。同时法律所要求、鼓励的行为也是道德所倡导、培育之行为；凡是法律所禁止、制裁的行为也为道德所据斥、谴责。法律与道德间的同源性与契合性构成了道德走向法律的第一前提。 其次，道德与法律在功能上相互补充、渗透，确证自律走向他律的实效性。道德与法律之目的，均是为了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二者能够在功能上相互补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自律之力在外部因素的冲击下已然开始动摇，自保自利的利益衡量跃至决定人们行为的关键因素，行为主体恐难以抵挡偏好、物欲的诱惑，始终保持高度的良知与直觉，因而道德自律在很大程度上需借助于法律的支持。特殊场域，诸如诚信此类较为基础性的重要道德要求，却被频繁违背与挑战。隐瞒疫情、瞒报行程、编造散布谣言等失信行为时有发生，依靠个体自觉、自愿下的道德自律已有明显的约束不足。这并不是对道德之价值原则与规范的否定，而是强调在规范的普遍践行全凭自律难于实现的情况下，法律担当着弥补道德自律规范力不足的重任。“道德原则之约束力的增强，是经由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48]由此，基础性道德向法律关联，“国家的立法部门将一定道德理念、道德规范转化、上升为，以国家意志形式表现出，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49]。具有专门、明确实施的强制和固定化执行程序的法律，以其卓越的权威性、匡正性，能够有效弥补道德自律弱项，补充其自身无法保障的规范要求以及无法实现的严惩机制。法律冷峻外力型塑配合内在温和之力，刚中带柔又柔而不弱，使得道德基础、原则、要求得以普遍确认，在有效遏制、打击不当行为的同时，又能褒奖、激励合理行为。如此扶正压邪，失范之人付出应有的惩戒代价，才能更好地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 参考文献： [1]曹康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释义[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117. [2][3][5]〔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五卷：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M].李秋零，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5，36，37. [4][17][22][25]ImmanuelKant.Practical Philosoph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94，78，75，91. [6]〔美〕保罗·改耶尔.康德[M].宫睿，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11. [7][8]〔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6，30. [9][10][12][20]〔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39，51，16，55. [11][13][15]〔德〕康德.康德文集[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101，102，103. [14]〔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四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M].李秋零，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39. [16]朱会晖.自由的现实性与定言命令的可能性———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的新理解[J].哲学研究，2011(12). [18]黄各.作为自由的法则：康德与“自律”观念的演绎[J].道德与文明，2020（2）. [19]〔德〕康德.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M].李明辉，译.台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66. [21]〔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89. [23]〔英〕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M].夏勇，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56. [24]〔德〕康德.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A].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74. [26]杨国荣.伦理与存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35. [2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73.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67. [29][31][32][33][34][36][40][41][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5，176，120，122，121，177，16，121，17.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9. [35][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296，292.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43.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8. [43]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85. [44]孟凡壮.网络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认定——以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1项的适用为中心[J].政治与法律，2020（4）. [45]哈特.法律、自由与道德[M].支振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57. [46]慈继伟.正义的两面[M].上海：三联书店，2001：1. [47]〔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569. [48]〔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361. [49]高璐.对道德立法研究现状的分析[J].人民论坛，2011(17). On"Self-discipline" and "Heteronomy" in Public HealthEmergencies PANGYonghong TENG Wenyan (Schoolof Marxism,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China) Abstract:ImmanuelKant emphasized the constraint and guidance of moral self-discipline,Hebelieved that morality can lead people to the right path by regulating themwith positive freedom and guiding them with absolute value.Pondering over theperspective of heteronomy,Marx paid attention to the standardization andexemplary of the law,He pointed out that the law establishes the limits offreedom to restrain the behavior of people,punishes them with fair-mindedpunishment,and binds people to behave properly;with positive force and rigidforce,moral self-discipline and legal heteronomy regulate the behavior ofsocial members in their respective utility space.Determined by thepublicity,urgency and high risk of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and the oughtto be of the moral self-discipline cannot be realized by itself alone,so it'snot only necessary but possible to make up the deficiency of moralself-discipline with the rigidity of the law,only in this way can we guidepeople onto the right path. Keywords:public health emergency;moral self-discipline;legal heteronomy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20）06-0070-009 收稿日期：2020-08-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社会福利的伦理研究”（16XZX011）；重庆市研究生导师团队建设项目；重庆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示范团队项目。 作者简介：庞永红，女，重庆人，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冯梦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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