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记忆案例库

刘海明

【案例】

斯温·贝内克 | 从伦理学视角看记忆与遗忘

斯温·贝内克 德国科隆大学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教授

郁锋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副教授

  忘记承诺、忘记结婚纪念日或亲朋的生日常常会受到责备，而将这些铭记于心则会备受称赞。尽管人们通常认为记得是值得称赞的，遗忘是要受到指责的，但有时也恰恰相反。例如，若我只记得他人对我造成的伤害，却不记得我曾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就可能会导致我对他人的行为变本加厉，那么这里的记忆在一定程度上是应该受到责备的，因为记忆在不公正地反映事态。若我忘记了那些曾侵犯我的罪过，且记得它们反而会更伤害我和他人，那么这里的忘记似乎就是值得肯定的。虽然记忆和遗忘通常是道德评价的对象，但令人惊讶的是，它们在伦理学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探究。

  仅仅由于我们习惯将赞扬和指责与记住和遗忘相对应，并不意味着这种做法就是适切或正当的。有关记忆的伦理学考察了将赞扬和指责对应于记住和遗忘的做法。在本文中，我将介绍有关记忆和遗忘伦理学中的六个问题，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1）道德责任的本质；（2）记住和遗忘的道德责任； （3）集体性记忆和遗忘的伦理问题； （4）记忆修改的伦理问题；（5）忘记对与错之间的区别；（6）失忆症和对其惩罚的辩护。

道德责任的本质

  道德责任理论对主体关于某项行为做出赞美或指责的条件给出特定的解释。指责由一系列情感反应组成。当你对某人感到不满或因为某事对其感到愤慨时，你会责备他做错了事；当你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时，也会对自己这样做感到自责。当某人因完成某项行动产生负面情绪反应且这类反应恰当或合理时，他就应该为做此事而担责。关于遗忘的归责性存在两种解释理论：（1）追踪解释和（2）归因主义解释。

  根据追踪解释理论，只要错误行为可以因果地追溯到主体较早的选择或行动并且主体此前是控制那些选择或行动时，即使行为主体在当时无法控制其错误行为，主体也应在道义上担责。遵循霍利.M.史密斯（Holly M. Smith）（1983：547）的经典术语，我们可以这样说，对出于无知的不当行为的追踪解释涉及两种行为的序列：一种无知的行为和一种随后发生的无意的不当行为。无知行为是指“行为主体在其中无法改善（或主动损害）其认知状况的行为”，并因此他随后完成了无意的不当行为。追踪解释理论说明了当一个人在行动发生之时，即使缺乏某种对道德责任至关重要的控制或知识时，他如何对这项行为负责。在这类情况下，对责任的主张可以通过将主体缺乏控制和知识追溯到其能力未受损时做出的决定上得到证实。按照追踪解释理论，如果我们应对自己的无知或无意担责，则我们也应对出于无知和无意的行为负责。

  追踪理论是一种强有力的解释策略，它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即使不当行为的主体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以及在行动之时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也有理由主张应追究他们的道德责任。但是，认为追踪理论能够解释所有应当归责的遗忘案例也是令人怀疑的。显然，在一些不当行为的案例中，即使不当行为无法追溯到构成当下道德责任的既往的行为或疏忽时，行动主体直觉上也应担责。例如，马修·塔尔伯特（Matthew Talbert）认为，“至少有可能一些失忆或无意识的行为主体即使之前并没有作恶但也应该为相应行动担责”（2016：147；转引自Vargas 2005）。

  鉴于存在一些有害的遗忘案例，其中在主体无意间做出不当行为之前，没有充分的理由质疑他们记忆的可靠性，因而我们需要寻找不同的道德责任解释。当不当行为无法追溯到无知行为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解释有害遗忘的责任？我们需要抛弃自主性和控制性的条件，并考虑其他替代道德责任意志论解释的可能理论。

  归因主义的观点认为，主体因其行为受到恰当地指责或称赞不需要满足控制和意识条件。按照归因主义，主张一个主体因其不当行为而应受到责备所必需的条件只是将这一行为归因于该主体及其对他人的态度（见Sher 2009；Smith 2005）。如果一个行为是主体的情绪反应、自发态度和价值观的表现，那么它就可以归因于该主体。尽管情绪反应和态度是非自愿的，它们也可以使我们洞察到主体的道德人格。有时，这些反应和态度所呈现的情景甚至比主体的自愿行为所呈现的情景更清晰，后者反而可能由于某些策略性原因而掩盖了真实的情感。

  根据归因主义，如果记忆消逝表现了行动主体对他人的态度，那它就应受到归责。例如，如果行动主体既不承认自己的过错，且在得知自己的记忆消逝后仍未表现出歉意，则该行为就可以反映出主体对他人的态度。由于主体没有感受到道歉的必要性，他们就会无视其行为影响他人的方式。

  毫无疑问，在上述案例中，归因主义的解释策略是有道理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有害的遗忘也会使主体对他人的态度毫无意义。为什么我们必须假设不当行为总是反映主体的道德品格呢？令人担忧的是，归因主义对遗忘的归责性的解释可能会使我们仅仅为了能够归咎于主体所做的不当行为而误解了他们的道德品格。对此，我提出了一种综合立场，即某些有害遗忘适用追踪理论进行解释，而另一些有害遗忘则适用归因主义进行解释。

  记忆和遗忘的道德责任

  尽管许多哲学家已经对记忆和遗忘的责任和义务有过著书立说（Blustein，2008；Margalit，2002），但是并没有人试图去表述一种普遍性规则。该普遍性规则应能明确，我们应该去做到和避免哪些与道德相关的记忆行为，以及如何使人们对此类记忆行为负责（Reiheld 2018）。

  表面上看来，记住或遗忘，无论是直接造成伤害还是通过不良的道德决策间接造成伤害，都应该受到指责。总的来说，（无论是否有外部工具的协助）我们应该记住那些对他人而言可能会因我们的遗忘而受到伤害的事件和时刻；我们应该在决定是否和如何去行动的时候将此牢记于心。上述规则的例外情况是，我们为了伤害他人而故意建构或存储某些虚构的记忆。显然，我们应该记忆准确而非错误。毋庸置疑，如何恰当地判断哪些因素对那些可能受到伤害的人重要以及哪些事情应该受到认真对待可能会引起争议。

  有时，问题出在忘记了什么而非记住了什么。有意地重述过去的痛苦及抑制可能导致同理心的证据，将会歪曲过去，从而可能导致有害的决策。因此，我们不应该以耿耿于怀的方式来重述过去的伤痛，而应该建构更加平和、伤害较轻的记忆。这个规则的困难在于，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不应该始终怀恨在心，同时也不应该“宽恕和忘却”（Card 2004）。痛苦的回忆也可能帮助我们学会很多。

  人们能够从过去的不当行为中学习，重要的是要记住它们。忘记自己的过错会导致道德上的自大（对道德价值的错误表征），并且无法减轻过去的不当行为带来的后果。因此，重要的是人们要记住自己过去的错误行为，以免造成更进一步的伤害。而且，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记忆力衰退将会导致在进行道德上令人满意的记忆行为时遇到严重困难，那么应该要避免将自己置于可能会引发危害的境地，或者采取外在的措施来弥补自己的记忆力衰退。

集体记忆与集体遗忘的伦理学

集体记忆的概念是由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20世纪初提出的。哈布瓦赫（1950）声称，个体记忆的存在依赖于社会群体，甚至在独自回忆的情况下，人们也是从社会的视角或出于社会目的进行回想。在“集体记忆”的标题下存在着多种现象的聚合。这些现象的特征涵盖了从集合性记忆到集体性记忆的连续过程（Olick 1999）。集合性记忆是群体成员个体记忆的聚合或共享。相比而言，集体性记忆具有群体、文化或社会的属性，它们不能还原为群体成员的个体记忆。一个群体内即使没有成员具有相应的个体记忆，也可以集体地记住某些内容。

  尽管关于集体记忆伦理学的文献日益增多，但人们对于个体行动者在集体记忆形成中道德角色的普遍化规则仍一无所知。这样的规则是什么样的呢？集体记忆表明一个社会的重要关切，因此，关于要记住什么以及如何记住的集体决策必须要明确注意，须在减轻旧的危害和避免新的危害的前提下进行。在建构集体记忆时，我们应努力包纳那些可能因记忆不完整而遭受伤害的人，他们理应被视为集体中的合法成员；并应当注意，我们的建构不会造成选择性的大众失忆。最后，是两个重要的限制条件：我们不应该参与形成或维持集体怨恨的集体记忆机制；此外，当集体中的其他人试图使用集体记忆机制造成伤害时，你应该尽力阻止他们。

  记忆修改的伦理学

许多人都希望能拥有更美好的记忆。有些人希望停止或减少记忆的丢失，有些人则希望他们能消除某些痛苦的记忆。除了“低技术” （睡眠、运动、心理治疗等）可以改善记忆或减少痛苦记忆之外，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承诺能以更精准的方式操控记忆。众所周知，利他林和莫达非尼等兴奋剂可强化记忆巩固。深度脑刺激也可以实现记忆增强。同时，东莨菪碱、苯二氮卓类药物和激酶抑制剂等药物已被发现会阻碍记忆巩固（Spiers and Bendor 2014）。最后，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新记忆和错误记忆都是可以被诱发的。（Loftus 1997）。

  记忆修改技术引发了许多的伦理问题（Liao 2016和2017）。记忆修改技术可能会通过拒绝接近某些重要的真相而导致对自身的伤害，使我们失去真正的自我，影响我们的道德反应，减少我们的自我知识，阻止我们履行对自己和他人的义务，增加并不曾存在的道德责任。如果只有富人可以使用记忆修改技术，则富人会比穷人享有更多的记忆增强，这样会进一步加剧富人和穷人生活质量之间的差距，从而更增强了富人现有的优势。

忘记对与错之间的区别

根据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1958，cf. McGrath 2015）的观点，虽然非道德知识至少在原则上会由于遗忘而丢失，但也有人坦言这是荒谬的：“我以前知道对与错两者之间的区别，但我已经忘记了。”然而，为什么这样的言语行为是荒谬的呢？赖尔（Ryle）的困惑引起了一个普遍的问题，即免责道德上的无知可以得到辩解吗？对非道德事实的无知（事实上的无知）显然可以免责。如果你不知道你的邻居参与了非法活动，即使你未通知当局可能也会被谅解（即，取决于你在事实方面的无知是否需要担责）。道德上的无知也是如此吗？

  关于这一问题普遍的看法是，免责有关对与错的无知是可以得到辩解的（Rosen 2002和2004；Zimmerman 2008）。而批评者则认为，道德无知不能成为一个充分的辩解理由，因为它本身是要归责的（Guerrero 2007；Harman 2011）。我认为，当前有关道德无知的归责性的争论往往缺乏对人们忘记对与错之间区别的过程的恰当理解。当认真考虑人们忘记正确的道德理论或获得歪曲的道德理论的过程时，很明显，当前关于道德无知的争论预设了错误的前提，即辩解理由能为免责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找到辩解的理由就意味着免责。然而，辩解理由并不是本质上有无的，而是分程度的：它们可以是较弱的或是较强的，可以或多或少减轻责任（Sliwa 2020）。我将深入探讨辩解理由的强度，减轻责任以及辩解理由、遗忘和道德责任之间的关系等基本概念。我的基本想法为当前文献中两种不同的立场开辟了原则上的中间道路。道德上的无知或许能成为免责的辩解理由，但并不能成为开脱罪责的理由。

  失忆症和对其惩罚的辩护

许多刑事罪犯对他们的犯罪行为都宣称失忆了（Cima等人，2002年，2004年）。这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诧却未充分研究的问题，即如果罪犯真的没有了对犯罪行为的记忆，那么刑事惩罚是否是有问题的。根据功利主义的观点，后果的效用为辩护惩罚的正当性提供了理由。在功利主义的语境中，标准的效用是对罪犯的震慑力、对受害人的赔偿，剥夺罪犯的行为能力，对罪犯的改造和救助。因此，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不管罪犯是否记得自己的罪行，惩罚他们的政策都是可以得到合理辩护的。

  如果我们想澄清上述直觉，即惩罚那些不记得自己罪行的人是有问题的，那么与功利主义相比，惩罚主义是一种更好的进路（Birch 2000）。按照惩罚主义，惩罚的目标是使罪犯感到内疚或自责而悔过自新。如果在犯罪行为发生前后，罪犯没有对行为本身及自身心理活动的记忆，那么他们就没有悔改的可能。如果没有悔改的可能，那么就没有惩罚的理由。这类论证存在的一个问题也适用于心理上从不会感到内疚和自责的精神病患者。但是，我们反对惩罚失忆症患者的直觉并不会转移到惩罚精神病患者的案例中。

  在我看来，惩罚主义的思路是正确的，但它仍没有找到失忆症患者为何没有悔改可能的真正原因。惩罚失忆症患者之所以有问题，不仅仅是失忆症患者无法恰当地感到内疚和自责，而是他们无法充分理解这种痛苦背后的原因。对自己痛苦原因的不理解是一种超越原始痛苦的更大伤害。促使人们认为惩罚失忆症患者是有问题的直觉是这样一种信念，即立法机构不应将不理解的痛苦强加给罪犯。至此，结束我关于记忆和遗忘伦理学六个问题的讨论

注：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科学与人文版面，2020年8月25日（总第1996期）6版

作者：斯温·贝内克

来源：微信公众号——数忆苑

编辑：邱亚婷

刘海明

【案例】

数据科技带来记忆哲学新发展

从古希腊时期算起，记忆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早已开始，在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洛克、休谟、柏格森、斯蒂格勒等哲学家那里，都呈现出对记忆的关注。不过，记忆哲学作为一个具有自身独立研究论域的学科则肇始于21世纪。比如，贝内克（Sven Bernecker）于2008年和2009年分别出版了《记忆的形而上学》和《记忆：哲学研究》两部著作；2017年，罗德里奇出版社（Routledge Press）出版了《罗德里奇记忆哲学手册》等。但无论如何，关于记忆的界定、记忆的本质、记忆的形而上学、记忆与心灵、记忆与真、记忆与伦理道德等，一直是对记忆进行哲学剖析必须面对的问题，同时，这些领域也构成了记忆哲学的研究框架。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多义的记忆——为保罗·德曼而作》一书中写道：“技术始终寄生于真正的谟涅摩辛涅，九缪斯之母和灵感之活泉。”在这里，德里达道出了古希腊的记忆女神——谟涅摩辛涅（Mnemosyne）与技术之间的某种关联。事实上，回顾胡塞尔、利科等人关于记忆的研究，不难发现科学技术的影子。近年来，神经科学、心理学、生物学、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的发展，在对记忆运作机制进行解码的同时，一方面为记忆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科学技术基础，另一方面又使得记忆哲学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随着数据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数据成为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基质，“数据主义”“万物皆数”“数据永生”等凸显数据科技强大效力的词汇悄然而至，延展记忆、外部记忆、记忆工业化、第三记忆等与记忆相关的词汇也逐渐进入哲学领域。那么，在新的数据科技背景下，记忆哲学问题是否有了新的动态？这里对此进行进一步探究。

数据：记忆的寓居

托夫勒（Alvin Toffler）曾将记忆分为从属于个人的与社会共有的两种。在“第三次浪潮”的冲击下，社会记忆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为人类记忆注入了生命”。并且，相对于“第二次浪潮文明在扩充社会记忆的同时也冻结了记忆”，“第三次浪潮”则能让社会记忆起死回生，并“因计算机技术而变得既丰富又有活力”。除大脑外，记忆的存在场域还包括固化的载体。在托夫勒的理论体系中，“第三次浪潮”实现了对固化载体的激活。易言之，如果说神话、文字、图片、档案馆、报纸等载体形式将记忆进行了静态留存，即记忆以静态的形式寄居其中，那么，“第三次浪潮”使记忆的留存形态发生了颠覆性变化。
当前，数据科学与技术具有的功能与产生的影响，比20世纪80年代的计算机技术更强大、更广泛、更深远。就记忆而言，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用“记忆的工业化”，即“滞留有限性的工业综合”，形象地展现了技术对记忆的影响。数据科学与技术不仅能够以数据存储的形式将记忆进行留存，还能够开启一种真正的自动记忆行为。此时，无论人类是否开启自身的主动记忆，对人类的记忆已经可以开始。此时，记忆与记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等同的，比如微软公司的 “我的数字生活”（MyLifeBits）项目就是一个例子。
此外，数据科学与技术不仅可以记录人类的一切，还可以构建数据自然界。这种数据自然界与人类传统的生存空间一样，也可以是记忆的存在场所。例如，当我们打开电脑、手机时，与打开自己的日记本一样，满屏的记忆会随之涌现。电脑、手机与日记本都是记忆的载体，都是记忆的外化。但是，电脑、手机等与日记本又存在一些重要差异。数据的智能化、网络化、云端存储等特点，可以推进记忆的全面化与永久化，并可以形成一种新兴的“数据化生存方式”与“睹物思人模式”。可视化领域专家费尔顿（Nicholas Felton）从2000年开始记录自己的生活数据，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报告。费尔顿在他父亲去世时，借助数据科学与技术展示出父亲的一生，以此表达对父亲的纪念。可见，数据已成为记忆存在的一个场域。
不过，数据作为记忆存在的一个场域，并非仅为记忆外化或记忆延伸。数据自身的创构性，使其可以营造记忆寓居之场，并将记忆裹挟在数据之中。进一步说，数据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将使数据对人类记忆的外化走向人类记忆的内化。事实上，这种内化构成了对记忆的本体论冲击。这种冲击既包括记忆的构成形态，也包括记忆的构成场域。所谓构成形态，是指数据是记忆构成的一种样式。所谓构成场域，是指数据自然界。与此同时，与这种本体论冲击相伴而至的是数据的真实性与记忆的真实性问题。

数据之真与记忆之真

记忆之真是记忆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而记忆的建构性是对记忆之真进行哲学考察的一个重要维度。还有学者从理论层面论述“记忆的建构性和活力性是未来记忆增强的哲学根据”。但是，对记忆建构性的阐述并不意味着要消解记忆之真。事实上，恰恰相反，这凸显了记忆之真研究的重要性与复杂性。
关于记忆之真的哲学考察，包括记忆内容的真实性、记忆行为的真实性、记忆过程的真实性等。比如，对“我记得我昨天看到小明摘玫瑰花”真值的探讨，至少需要对“我昨天看到”和“小明摘玫瑰花”这两个内容的真实性进行追问，因为“我记得”是个极其带有主观意向性的阐述，而“我昨天看到”和“小明摘玫瑰花”的客观确证是确保“我记得”的有效性的必要环节。如果能提供“我昨天看到”和“小明摘玫瑰花”的有力证明，则将大大推进关于“我记得我昨天看到小明摘玫瑰花”真值的探讨。而可以完美记录一切并毫无遗漏地保留一切的数据科学与技术（如摄像头），则恰恰具有为上述两个阐述提供这种证明的能力。在这里，记忆之真与数据之真关联在一起。
柏格森在《材料与记忆》一书中提到的“第一记忆”，则是“以‘记忆—形象’的形式记录我们日常生活中各个时间发生的全部事件；它不忽略任何细节；它保留着每件事实、每个姿态的时间和地点”。但这仍非记忆的全部。退一步讲，假如记录式的“第一记忆”就是记忆的全部，那么数据之真是否就等同于记忆之真？再退一步说，若数据之真可以等同于记忆之真，则意味着数据还原论的正确性。此时，我们必须面对两个问题，一是还原论的正确性问题，二是此处的记忆之真是指向“谁”的记忆之真。
在记忆哲学领域，关于记忆之真的破解有档案论、建构论、施乐模型等。其中，档案论从事实之真的维度、建构论从意义之真的维度、施乐模型以“施乐复印机”为隐喻从事实可靠性的维度，分别阐述了记忆的真实性问题。当下，数据科学与技术可以具有档案论层面的真，而数据智能化又可以对基于档案存储意义上的数据进行进一步处理，形成新的数据集。因此，在新的数据科技背景下，数据之真与记忆之真的关联需要分层级进行阐述。也正是在数据之真与记忆之真的关联中，带出了记忆伦理的数据之维。

记忆伦理的数据之维

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的三部曲中，解码了技术与记忆的深度关联，并认为在“谁”与“什么”的关系中，生物—人类学的力量和技术的力量在较量。记忆同样也处于这两种力量的较量之中。因此，在对记忆伦理的探讨中，技术之维不可或缺。特别是随着“记忆的工业化”的开启，记忆伦理中的技术之维更为突出。
随着数据科学与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的生存方式、生存环境、思维模式等都在进行着深度的数据化。关于数据与记忆伦理问题，也被学界日益关注。这种关注在目前主要有如下几种方式。
一是基于数据的记忆所引发的伦理问题。基于新技术背景，探讨由数据而形成的新兴记忆所涉及的相关伦理问题。比如，斯蒂格勒认为，由模拟和数字技术所带来的记忆的工业化，使删除、遗忘、选择、风险等都别具新意；凯利（Liadh Kelly）和贝尔（Gordon Bell）等学者认为，需要一份全新的规则来明确数据的保存及隐私界定，来应对人类数字记忆中的数据收集所涉及的个人隐私等伦理问题；道宾斯（Chelsea Dobbins）等学者提出，应当对与数字记忆相伴随的人类副本（counterpart）进行伦理问题解析等。
二是大数据背景下的记忆伦理分析。比如，布卢斯坦（Jeffrey Blustein）将数据库视为记忆责任存在的一个新场所；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葛赫兹（Alessia Ghezzi）等学者建议将数据的遗忘与删除融入记忆伦理之中，并建立用于决定数据存留与否的价值判据；霍斯金斯（Andrew Hoskins）等学者提出构建一种适用于人类记忆数据化的新伦理。
三是基于数据伦理的视角探讨被深度数据化的记忆对现有伦理观念的挑战。比如，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基于智能陪伴作为“记忆管家”对人类记忆的影响，指出人类需要重新审视自由、隐私、责任的主体与客体等。
通过上述几种方式，我们可以发现：记忆伦理中数据之维的呈现方式可以是寓居于数据中的记忆，可以是基于数据的记忆，也可以是独立的数据记忆。因此，记忆伦理的问题可以是基于数据的记忆问题，也可以是一种新伦理。这需要调整关于记忆伦理问题的研究视域，将其转换为以数据作为记忆的存在场域与数据对记忆的塑形为切入点，以此进入对记忆伦理问题的考察之中。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记忆的伦理问题及治理研究”（19BZX04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原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闫宏秀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Y44_4XASNTT4zkHJQYu6g

编辑：刘佳莹

刘海明

【案例】

编辑：刘佳莹

刘海明

【案例】

复旦杀人老师怎么没学会与黑暗和解？

警方虽然没说是哪个大学，但根据这个地址就可以轻松推断出，就是复旦大学。一个复旦的老师，把数学系的党委书记杀了，这事震惊了所有人。

上图就是视频截图，看着这位姜老师是一个文弱书生，是什么原因，才会促使他走上这条不归路？

后来，在警方的询问视频中，这位姜老师交代了杀人原因，他说他一直以来都受到党委书记的陷害，在单位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待遇。

随后在网络上发现更多的信息，有人说杀人的老师是复旦大学第一届校长奖得主，SCI高级论文都发了好几篇，可谓是难得的人才了，在专业领域影响力很强，而且他还曾拒绝了美国统计机构的工作来报效祖国。

但因为得罪了系主任，也就是现在的党委书记，六年来不但没有升职，现在还要被辞退。

在这里需要说一下大学里的“非升即走”的制度，这是指大学对招进来的老师，只签6年的临时工合同。如果到期学校觉得无法胜任，那么就要无条件解聘。

也就是说这些青年教师的去留，就掌握在学校领导手中。

一般来说高校老师就是比专业能力，谁发的论文多就应该留下。可是在实际操作中，高校的青年老师也陷入了极大的内卷中。

这么多老师去争那么几个编制，除了要加班加点多发论文外，还要看青年老师有没有背景，愿不愿意送礼，愿不愿陪睡····

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位有实力的老师没有成功卷进编制，反遭解聘，一怒之下才痛下杀手。

这位老师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

他应该抽空去听一下复旦同事陈果老师的课，特别是陈果老师那句：要学会与黑暗和解，当你与黑暗和解的时候，黑暗已经不那么黑了。

你看看陈果老师就懂得与与黑暗和解，还成了2017年上海和全国的最美思想政治老师，而且她还是1981年的，也才40岁，和这位39岁的姜老师可以说是同龄人。

一个混得风生水起，一个走进一条死路。这是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陈果所说的与黑暗和解吧！

如果这位姜老师认真学习了陈果在复旦的精品课程，学会与黑暗和解，当遭遇别人陷害，要学会与陷害和解；当遭遇不公待遇，要学会与不公和解；当遭遇中年失业，也要学会与失业和解，大不了学年轻人躺平嘛！

这样你起码还能苟全性命于盛世，不至于现在身陷囹圄。

也许是姜老师书读多了磨硬了他的膝盖，他没有与黑暗和解，而是冲冠一怒，拔刀相向。

最近新闻里出现很多凶杀案，有很多是报复社会的，还好这位姜老师明白冤有头债有主，没有对无辜者下手。

当然这样做肯定是不对的，杀人者也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近日发生很多关于高校的事，另一件事更是让人震惊。

希望我们的高校能回归教育、回归学术······

来源：新古诗2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eXtclz1CHbve_KhBm2b9Iw

编辑：何晓琴

刘海明

【案例】

编辑：王奕

刘海明

【案例】

编辑：王奕

刘海明

【案例】

追溯记忆留下的印痕，就能编辑记忆了吗？

关键句/ KEYPOINTS

○ 科学家在过往研究的基础上，首次在细胞集合的水平找到了记忆印记的因果证据：通过杀死杏仁核内一组特定的细胞，他们成功抹去了小鼠脑海中特定的记忆，由此证实了记忆印记细胞确实是大脑中对过往经验表征留下的物理痕迹。

○ 现如今，研究人员正在探索通过调节记忆印记细胞重新编辑记忆，他们使用光遗传学技术来刺激小鼠的记忆印记细胞，为它们“植入”人工记忆。

○ 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成熟的调节记忆印记技术或许能在未来成为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的福音。

在上个世纪初，德国演化生物学家里夏德·西蒙（Richard Semon）提出了记忆印记（engram）的概念。他认为人们的特定经历能够激活特定群体的大脑细胞，使它们产生持续性的化学/物理改变。

在里夏德默默无闻的一生中，记忆印记的概念在科学界不为人知。而即使记忆印记在他去世后成为了心理学界的热门话题之一，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无数科学家也只是在找寻记忆印记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

近年来，随着新技术的出现，我们终于能“看见”记忆的足迹。通过操纵记忆印记，神经科学家们还初步实现了记忆的植入与擦除。

记忆印记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便在《论灵魂》（De Anima）中写道，人们的经历能留下痕迹，就像“人们用图章戒指（在蜡油中）盖印一样[1]。”是否真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们的感受所形成的记忆会在大脑中留下物理痕迹呢？

首个提出记忆印记的是德国演化生物学家里夏德·西蒙。在他的《记忆》（Mneme）一书中[2]，西蒙将记忆印记定义为“一种由刺激带来的持续的、不可逆的潜在改变。”他认为，外界刺激能对神经系统造成持续性的改变，因此，系统才能保持记忆，对某个在久远过去经历的刺激做出同样的反应。西蒙的洞见远超前于他的时代，这或许也是他一生默默无闻的原因。尽管他的理论成功预测了一个世纪后的发现，西蒙明智地放弃了寻找记忆印记的任务。他认为：“以我们目前所掌握的知识而言，将这样一个问题推至分子领域，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因此，我放弃这项任务[3]。”

许多年后，神经心理学家卡尔·拉什利（Karl Lashley）通过系统性实验探索了哺乳动物大脑中的记忆印记细胞。在他的经典实验中，拉什利训练小鼠在迷宫中进行数日的学习，记住能找到奖赏的路线。随后，他移除小鼠的部分大脑皮层，再次测试小鼠是否还能记住此前学到的路线。通过数次实验，拉什利发现，尽管移除皮层的大小与小鼠再次测试的成绩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他还是无法精确找到对小鼠记忆造成决定性影响的皮层位置[4]。在寻找记忆印记的道路上，命运没有垂怜这位神经学家。经过长达30年无果的寻找后，拉什利放弃了这个研究方向。

与拉什利相比，他的学生或许更加靠近记忆印记的本质。唐纳德·赫布（Donald Hebb）于1949年提出了赫布定律，认为经常同时放电的神经元会互相联合，形成细胞群。这种称为可塑性（plasticity）的现象兼顾了记忆所需的稳固性（stability，即记忆不能在形成后随意变动）和灵活性（flexibility，即在特殊情况下，记忆也需要允许改变）。但这种“经常同时放电，其间连结增强”的神经模式在后来的30年间都未能被验证，其潜在机制也因此不为人知。

1973年，蒂莫西·布利斯（Timothy Bliss）和泰耶·洛莫（Terje Lømo）发表了历史上第一篇有关长时程增强作用（LTP）的论文。布利斯与洛莫将电极插入至兔子的海马体中，利用高频刺激，试图模拟赫布提出的神经模式。在对突触前神经元进行高频刺激后，他们惊喜地发现，突触后神经元对突触前神经元发送的信号有了更大的回应，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的“沟通”变得更有效了。LTP的发现表明，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受它们的活动规律调控。这样的细胞机制既满足了稳固性，也满足了灵活性，因此至今仍受到记忆领域的广泛关注。而记忆印记的相关研究，也将在几十年后从中脱壳而出。

图中发出绿色荧光的细胞表明，它们是在小鼠的大脑存储恐怖记忆时激活的。

—Stephanie Grella and the Ramirez Group at Boston University

寻找记忆印记细胞

在一个世纪以前，西蒙将找寻记忆印记细胞的任务评价为“成功希望渺茫的重任”。但在近几年，新技术的出现却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2007年，梅福德实验室（Mayford Laboratory）率先在转基因小鼠的大脑中找到了证据[5]。这些转基因小鼠的神经元激活时，能产生一种荧光蛋白。通过检测这些荧光蛋白，研究者能够定位这些激活过的神经元。实验中，研究者在播放无害的声音刺激（条件刺激）同时对小鼠足部施加轻微电击（非条件刺激），经过数次重复训练后，小鼠习得条件反射，在听到无害声音刺激后也会因恐惧而产生僵硬反应。该团队经过对比发现，训练中的小鼠与三天后再次听见声音刺激时的小鼠，大脑中激活的神经元具有重复性。随后的一系列研究也支持了这个结论。

但是，要想证明记忆印记细胞确实是大脑中对过往经验表征留下的物理痕迹，我们还需要更加切实的证据。尽管由于缺乏精确的细胞定位技术，拉什利在长达三十年的研究中没能找到实证，但他的思路为后人带来了启发——如果记忆印记细胞中确实编码了记忆，那么抑制记忆印记细胞的活动，个体的记忆表现也应当受到影响。

非印记细胞旁的印记细胞（用红色荧光标记）。

—ADAPTED FROM T. J. RYAN ET AL., SCIENCE 348, 1007 (2015).

在博士后研究期间，希娜·A.乔斯林（Sheena A. Josselyn）曾通过调节小鼠大脑神经元显著改变了小鼠长时记忆的表现。她认为自己可能无意间完成了拉什利的任务，而其后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她终于得出了记忆印记细胞存在的证明。2009年，乔斯林的研究团队首次在细胞集合的水平找到了记忆印记的因果证据：通过杀死杏仁核内一组特定的细胞，他们成功抹去了小鼠脑海中特定的记忆[6]。

此前研究中，乔斯林证明了，在小鼠外侧杏仁核（lateral amygdala）中CREB蛋白水平过高的神经元可能与惊恐记忆有关。而在新实验中，他们训练小鼠对声音刺激习得惊恐反应，随后，他们使用一种能够精确定位过度表达CREB蛋白神经元（即记忆印记细胞）的病毒，将小鼠杏仁核中这部分神经元杀死。乔斯林发现，失去了记忆印记细胞的小鼠也随之失去了对惊恐经历的记忆。

乔斯林的成功掀起了一阵记忆研究的热潮，研究者们纷纷应用起这些能够精确操控记忆印记细胞的工具。如果说人工抹去特定的记忆为记忆印记的存在给出了更加切实的证据，随后的一系列研究为我们展示了，记忆印记细胞的发现为科学打开了无限的可能性。

通过调节记忆印记细胞改变记忆？

在2012年，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利根川进（Susumu Tonegawa）实验室的研究者们通过光遗传学技术首次证明了，照射特定神经元能够激活相应的记忆活动。通过这种方式，研究者们还篡改了小鼠的记忆联结，给它们植入了新的记忆。

早期阿尔茨海默病小鼠模型的海马齿状回的冠状切片，在光遗传技术的结合下，情境性恐惧记忆下的记忆印迹细胞（绿色）被光敏蛋白ChR2标记。

—Dheeraj Roy

在这项研究中[7]，研究者们针对的是小鼠大脑中另一与记忆相关的脑区：海马体。通过光遗传学技术，研究者们培养出了能够转录光敏感通道蛋白的转基因小鼠，其后对转基因小鼠施加轻微电击，小鼠因电击产生惊恐情绪，作出僵直反应。这种刺激使转基因小鼠大脑内与恐惧相关的神经元表达光敏离子通道。随后，研究者只需通过蓝光照射小鼠的海马，就能激活这些编码光敏蛋白的神经元，使它们回忆起惊恐的记忆。即便在没有经历过电击的新环境中，照射蓝光也能使小鼠感到恐惧，产生僵直反应。

在随后的另一项发表于《科学》的研究中[8]，研究者们通过刺激小鼠的记忆印记细胞，为它们“植入”了人工记忆。研究小鼠首先被放置于A笼中。在小鼠探寻笼子时，研究者们记录下了小鼠大脑中激活的神经元。随后，研究者将小鼠转移至B笼并给其施与电刺激，小鼠因此表现出了恐惧反应。与此同时，研究者还激活小鼠在探索A笼时激活的神经元。激活这些记忆印记细胞，让小鼠误以为自己在笼A中遭受了点击，因此在回到安全的A笼后，小鼠仍旧表现出了恐惧反应，即便此时并没有遭到电击。

自西蒙提出记忆印迹的概念以来，技术的革新持续推动着研究者们对记忆的探索。近年来，科学家们逐渐将目光从啮齿动物转向了人类。通过精密的大脑成像以及数据分析技术，研究者们在人类大脑中找到了与记忆相关的神经表征[9]。未来，通过调节记忆印记，科学家们或许能够帮助饱受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或阿尔茨海默病（AD）困扰的患者。就如乔斯林所说：“我们正处于技术发展的黄金时代，有了新技术，我们有望为过去的问题提供新的答案[10]。”

参考文献

[1] 苗力田(译) (1992). 亚里士多德(第三卷) (p. 135).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 Semon, R. W. (1921). The mneme. G. Allen & Unwin Limited.

[3] Semon, R. W., Duffy, B., & Lee, V. (2018). Revival: Mnemic Psychology (1923). Routledge.

[4] Lashley, K. S. (1950). In search of the engram. In Society for Experimental Biology, 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in animal behavior. (Society's Symposium IV.) (p. 454–482). Academic Press.

[5] Reijmers, L. G., Perkins, B. L., Matsuo, N., & Mayford, M. (2007). Localization of a Stable Neural Correlate of Associative Memory. Science, 317(5842), 1230–1233. doi:10.1126/science.1143839

[6] Han, J. H., Kushner, S. A., Yiu, A. P., Hsiang, H. L. L., Buch, T., Waisman, A., ... & Josselyn, S. A. (2009). Selective erasure of a fear memory. Science, 323(5920), 1492-1496.

[7] Liu, X., Ramirez, S., Pang, P. T., Puryear, C. B., Govindarajan, A., Deisseroth, K., & Tonegawa, S. (2012). Optogenetic stimulation of a hippocampal engram activates fear memory recall. Nature. doi:10.1038/nature11028

[8] Ramirez, S., Liu, X., Lin, P. A., Suh, J., Pignatelli, M., Redondo, R. L., ... & Tonegawa, S. (2013). Creating a false memory in the hippocampus. Science, 341(6144), 387-391.

[9] Chen, J., Leong, Y. C., Honey, C. J., Yong, C. H., Norman, K. A., & Hasson, U. (2017). Shared memories reveal shared structure in neural activity across individuals. Nature neuroscience, 20(1), 115-125.

[10]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8-00107-4#ref-CR1

Josselyn, S. A., Köhler, S., & Frankland, P. W. (2017). Heroes of the engram.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37(18), 4647-4657.

Marco, A., Meharena, H. S., Dileep, V., Raju, R. M., Davila-Velderrain, J., Zhang, A. L., ... & Tsai, L. H. (2020). Mapping the epigenomic and transcriptomic interplay during memory formation and recall in the hippocampal engram ensemble. Nature Neuroscience, 23(12), 1606-1617.

McCormick, D. A., & Thompson, R. F. (1984). Cerebellum: essential involvement in the classically conditioned eyelid response. Science, 223(4633), 296-299.

Suzuki, A., Josselyn, S. A., Frankland, P. W., Masushige, S., Silva, A. J., & Kida, S. (2004). Memory reconsolidation and extinction have distinct temporal and biochemical signatures.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4(20), 4787-4795.

Josselyn, S. A., Köhler, S., & Frankland, P. W. (2015). Finding the engram.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16(9), 521–534. doi:10.1038/nrn4000

作者：阿莫東森，山鸡 | 封面：Jordan Moss

编辑：Jiahui，EY | 排版：光影

原文转载自next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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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神经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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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马皖雪

刘海明

【案例】

编辑：马皖雪

刘海明

【案例】

为何人类没有婴儿时期的记忆？

你和多年相识的好友共进午餐。你们一起开过派对，庆祝生日，去公园玩耍并且一起吃过冰淇淋。你们甚至还曾一起去度假。他们在你身上花了好多钱，但问题是你完全想不起这段记忆了。

从生命中最戏剧性的一刻，你出生那天，到蹒跚学步，呀呀学语，吃第一口饭，第一次上幼儿园，这些人生初期的经历我们大多数人已经完全想不起了。即便在我们已经有了记忆之后，我们仍然难以回忆起这些早期的人生片段，直至童年记忆才逐渐清晰。其中原因在哪里呢？

我们生命中的这段记忆空白令家长感到沮丧，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和语言学家几十年来都百思不得其解。这对于心理治疗之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始终是一个困扰，在100年前他创造了「婴儿失忆」（infant amnesia）这个短语。

探索这段记忆空白引发了一些有趣的问题。你最早的记忆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还是编造出来的？我们能够记起那些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事情么？你最终可以找回这些失踪的记忆么？

从另一方面来说，该困惑的部分原因在于婴儿能够不断吸收新的信息，每秒钟可形成700个新的神经连接，语言能力之强大足以使那些精通数国语言的学者艳羡和相形见绌。最新的研究表明，他们甚至在母亲分娩之前就开始了大脑的训练。

但即便是成年人，若不刻意训练记忆，回忆也会随着时光流逝而消失。因此，一种解释认为婴儿健忘症仅仅是我们一生当中忘记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情这一自然过程的一个结果。

婴儿就像海绵，以惊人的速度吸收信息，但他们尚不能形成对事件清晰的记忆。

十九世纪德国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实验，来验证人类记忆的极限。为确保试验阶段他的大脑上一片空白，他发明了所谓的「无意义音节」——一些随机组成的字母例如「kag」或「slan」——并开始尝试记住成百上千个这样的字母。

通过他的遗忘曲线图，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对于所学东西的记忆下降程度之快，令人尴尬：在一小时之内我们能够忘掉所学东西大概一半。到30天时，我们只能记住大约2%-3%左右。

最重要的是，艾宾浩斯发现，我们遗忘的轨迹是完全可以预测的。要了解婴儿的记忆是否不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比较图表。1980年代，科学家们通过算术法发现我们对于从出生到六七岁的记忆所记得的比想象中的要少得多。很明显这其中有很大的不同。

有趣的是，每个人的记忆力都各有不同。有些人可以记得2岁以后的事情，而另一些人直到七八岁才有记忆。平均状况显示，大部分人大概能想起3岁半之后的一些片段。更有趣的是不同国家的人记忆水平也有所不同，而记忆开始的时间人与人可相差两年左右。

文化因素的影响

这能够提供给我们有关记忆空白的解释么？为了得到解释，康奈尔大学心理学家王琪（Qi Wang，音）收集了来自中国和美国的大学生的数百个回忆。普遍的基于国别的印象表明，美国同学的故事普遍更长，更详细，且更明显的以自我为中心。而另一方面中国同学的故事则更加简洁，更基于事实；平均而言，他们比美国同学记忆开始晚六个月。

其他大量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模式。那些细节更加丰富，更注重自我情绪的记忆更容易回忆。有个人利益在内是有帮助的，因为加入自己的视角更容易赋予事件意义。「这就好像头脑中想动物园里有老虎和我在动物园看到老虎，尽管我很害怕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乐趣」之间的区别，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心理学家罗宾·菲伍什(Robyn Fivush)说。

当王琪通过询问孩子们的母亲再次进行同样的实验时，这次她发现了同样的模式。换句话说，那些记忆力较弱的孩子，父母们要为此而负责。

王琪的首个记忆是在她的家乡中国重庆和母亲，妹妹一起爬山远足。她当时六岁。而直到她移居到美国，这段记忆从没被别人问起过。「在东方文化中，童年的记忆并不重要。人们常说"你管这个干什么？」她说。

「如果身边的人告诉你这些记忆对你很重要，你就会记住这些事情，」王琪说。

新西兰的毛利人拥有最早的人类记忆，而毛利文化高度重视历史。许多人都能记得他们在两岁半以后发生的事件。

一些心理学家认为，养成自传性记忆（超级记忆力）的能力只能通过训练演讲能力才能获得。

我们的文化也决定着我们谈论记忆力的方式。一些心理学家称，只有当我们掌握了说话的能力，我们才会有记忆力。「语言有助于为记忆力提供一个结构，或组织，成为一个叙事的结构。通过讲述故事，这种经历更有组织，因此也更容易被记住，」菲伍什说。然而，一些心理学家对此持怀疑态度，对于那些天生的耳聋，并不会手语的儿童在首次记忆的年龄上并无差别。

这样一种理论认为，人类缺乏早期记忆是因为大脑尚未发育出相应的功能。该解释来源于神经科学史上最有名人物，也就是被称为HM的病人。在经历一次失败的手术后，HM的癫痫并未治好，但其海马体受到了损伤，HM无法回忆起任何新发生的事情。「这是我们学习和记忆能力的中心。如果没有海马体我就无法想起这段对话，」在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研究记忆和学习能力的杰弗瑞.费根（Jeffrey Fagen）说。

有趣的是，他仍然能够吸收其他信息，就像婴儿一样。当科学家要求他看着镜子画出一个五角星的画时（这比听起来更难），他每一次尝试都有所进步，尽管这样的经历对他来说是完全全新的。

或许，当我们还很小的时候，海马体尚未发育成熟，因此我们无法对一件事情形成丰富的记忆。幼鼠，幼猴和婴儿在生命开始的头几年都会持续向海马增加新的神经元，而与此同时，我们也都像婴儿一样无法形成长久的记忆——似乎当我们停止增加新的神经元时，我们便突然之间能够形成长久的记忆了。费根表示：「对于婴幼儿而言，海马体的发育还相当不成熟。」

但是，发育不完全的海马体使我们丧失长期记忆的能力，还是这种能力压根没有形成？童年发生的事情往往能够持续在我们成年后影响我们的行为，一些心理学家因此认为，即便我们忘记了一些事情，它们也一定还徘徊在记忆的深处。「这些记忆或许留存在某些无法接触的地方，但是这点很难通过实践证明，」费根说。

我们应该非常谨慎的处理这些记忆，因为这些回忆很有可能是错误的，甚至从未发生过。

在加州尔湾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洛夫（Elizabeth Loftus）一直致力于研究这个现象。「人们可以接受一些建议并开始想象，最后变成了回忆，」她说。

看上去太过清晰或像电影一样的记忆极有可能是虚构出来的，而不是真实的事。

想象的事件

洛夫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因此知道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当她只有16岁的时候，她妈妈在游泳池里淹死了。几年后，一个亲戚跟她说她发现了这具尸体。记忆如潮水般汹涌而来，而直到一周后这个亲戚才打来电话说是她搞错了，并不是她本人发现的尸体，而是另有别人。

当然，没有人愿意被别人说自己的记忆力是假的。而要说服那些质疑的声音，洛夫需要掌握确切的证据。早在20世纪80年代，她招募志愿者进行了一项研究，并亲自把一些记忆植入到这些志愿者脑中。

洛夫精心设计了一个谎言，说他们去商场时走失了，之后得到一位慈祥的老妇人相助并最后团聚的故事。为了使细节更加可信，她还把志愿者的家庭成员也编了进去。「我们基本上对参与者说，我们和你的母亲进行了交谈，你母亲告诉了我们一些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近三分之一志愿者相信了这个说法，而其中的一些还绘声绘色的回忆了这个时间」。

事实上，我们往往更容易相信我们的想象中的记忆而不是实际发生的情况。

即使你的记忆是基于真实的事件，他们有可能因事后的回忆而被改变和扭曲，比如成为了通过对话植入的记忆而不是亲历的事件回忆。比如你曾经认为可以通过洗不掉的颜色笔把你的妹妹变成斑马这样有趣的事情，是你在家庭视频里看到的情况。而记忆中你妈妈给你做的美味的第三个生日蛋糕，则是你的哥哥告诉你的。

或许最大的谜团并非我们为何无法回忆起我们的童年，而是我们是否能够完全相信自己的记忆。

来源：没戏说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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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马皖雪

刘海明

【案例】

五个让你成为记忆冠军的小技巧

我们经常这样：想着要买三样东西，去到商店之后却只记得两样；上楼之后却忘了上来的原因；看完信息之后转眼忘掉。我们要是能有更好的记忆力就好了。

许多记忆方法都已被尝试并证实过，口诀记忆、联想记忆等记忆术（mnemonic）甚至已经存在了数十年。科学家又在寻找什么新方法呢？在我们确定最佳方法前还需要进行许多调查，但新的研究能告诉我们哪些未来最常见的记忆技巧呢？

社交隔离会影响记忆，原因何在？

新冠肺炎：大流行是否有损我们的记忆力

1）向后走

我们将时间与空间想象成非常不同的事物，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即使是在说话时也提到了很多与时间和空间相关的概念。我们把发生的事情“放诸脑后”、“期望着”周末。这些表达可能因文化各有差异，但在西方世界中，我们大部分人都将未来想象成在我们前方空间伸展的事物，而过去则是在我们身后。

罗汉普顿大学（Universityof Roehampton）的研究人员决定，针对我们心智中对时间与空间的这种联系进行研究，以便增强我们的记忆力。

他们向人们展示一列单词，一套图组或是记录一位女性的手提包被盗过程的分段影像。人们被告知，在节拍器跳动时在房间内向前或向后走10米。人们在记忆影像、单词以及图片后进行测试，向后走的人们在每个测试中都表现出更好的记忆力。

倒着走像是鼓励他们的心智在时间上回到过去，结果则是他们能更加容易地记起事情。

在他们仅仅想象自己倒着走，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做的时候，这种方法甚至也行得通。这份2018年的研究与一些2006年在白鼠身上的有趣研究不谋而合。当白鼠学会在迷宫中找到方向时，被称作“位置细胞”的神经元在每个位置都作了标记。研究人员发现，每当白鼠在迷宫中停顿，神经元就会和每个它们一路上学习过的地点关联起来，并作逆向标记。所以它们心智上的回溯能帮助他们记住正确的路线。

       许多增强记忆力的方式都已被尝试、证实，科学也可能已经发现了其它方法（Credit：Getty Images）

如今，新的研究显示，当人类记忆过去的事件时，会反向地在心智上重新构建这件事情的体验。当我们第一次看见一个物体时，我们先注意到它的图案和颜色，然后才想到它是什么。当我们尝试记住一件事物时，使用的则是另一种方法：我们先记住这件物体，然后如果幸运的话，才会记忆它的细节。

2）画画

不如尝试画出你的购物清单而不是简单地写下商品？2018年的一项实验中，一组年轻人和老年人分别记忆一份单词列表，其中有一半被告知为每一个单词画画，而剩下一半的人则被告知在记忆的时候写下单词，稍后测试人们记住了多少个单词。虽然“同位素”等单词很难被画出来，但画画的行为效果好得多，让老年人在回忆单词时能表现得像年轻人一样。画画甚至能够在老年失智症人群中起作用。

当我们画画时，我们不得不考虑更多细节，而这种深层次思考让我们更有可能记住它。抄写单词也略有帮助。你到了超市却把购物清单忘在家里，也比不写清单记得多，就是这个原因。画画则是比书写更进一步。

3）做点运动，但要找对时机

跑步等有氧运动有助于增强记忆力，已经是大家早就知道的事情了。规律运动对整体记忆的作用不大，但当你需要专门学习一项事物时，一段时间内一次性的努力，至少是有效的。

即使你写了购物清单却把它忘在家里，书写的动作也会让你更有可能记住要买的东西（Credit：Getty Images）

但研究显示，如果我们刚好在正确的时间运动，记忆力可能会更大幅度增强。在学习带有地点的图组后，学习之后四小时再做35分钟间歇训练的人，比学习后直接做间歇运动的人能更好记住图组。

未来，研究人员将会努力找出效益最高的运动时间点，而该时间点可能因需要记忆的事物不同而不同。

4）什么都不做

当外伤性健忘症患者试图记忆15个单词，然后再做其他任务时，10分钟后，他们只记得原来单词的14%。但如果让他们记忆后坐在黑暗的房间里，15分钟内什么也不做，他们能记住49%的单词，效果惊人。

自从赫瑞瓦特大学（HerriotWatt University）杜瓦（Michaela Dewar）的研究发表以来，相同的技巧就被运用到多种研究中。杜瓦发现，一名健康人在学习后稍作休息，甚至能影响他一整个星期后此记忆还剩多少。你可能会想，我们怎么能知道，测试对象有没有狡黠地将在暗房中的10分钟用来重复背诵单词，因此他们才没有忘记。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杜瓦聪明地让人们去记忆一些难以发音的外文单词，测试人员几乎不可能自己重复这些单词。

这些研究证明了新记忆是多么的脆弱，以至于一段短暂的休息都能决定它们的存留。

跑步等体育运动已被证实能增强记忆（Credit：Getty Images）

5）打个盹

如果向后走、画画、运动甚至是稍作休息听上去都过于麻烦的话，不如试试打个盹？睡眠时，我们会在大脑中重演或者再次激活刚刚学习的事物，人们一直认为睡眠有助于巩固记忆，而睡眠也不一定要在晚上进行。德国的研究人员发现，在记忆几组单词时，随后睡了90分钟的人比看了一场电影的人能记住更多单词。

有研究认为，这种技巧在人们习惯午后打盹时效果最好。这让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的麦克德维特（ElizabethMcDevitt）和她的团队思考：有无可能训练人们打盹。所以，四名平时不打盹的人士开始在为期四周中的白天里，尽可能地打盹。

可惜的是，对于这些人来说，打盹并没有促进他们的记忆力。所以，可能需要延长训练期。

也许，有些人需要的只是向后走、画画、跑跑步，或者更简单一点——什么都不做。

来源：BBC

链接：

https://agora0.gitlab.io/news/bbc/2021/10/10/BBC-%E4%BA%94%E4%B8%AA%E8%AE%A9%E4%BD%A0%E6%88%90%E4%B8%BA%E8%AE%B0%E5%BF%86%E5%86%A0%E5%86%9B%E7%9A%84%E5%B0%8F%E6%8A%80%E5%B7%A7.html

编辑：古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