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翻译 | 一位伦理学家眼中的海德格尔小编按：本文节选自英国哲学家Jonathan Glover的著作Humanity: A Mor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Glover教授是当代最著名的伦理学家之一，曾长期执教于牛津大学，目前任教于伦敦国王学院。 “相信越晦涩难懂就越有价值，这只会助长盲从。越晦涩难懂就越难以被清晰地论辩，从而批判性思维就越容易萎缩。没有什么比助长盲从和抑制批判性思维的哲学能更好地服务于纳粹。” 马丁·海德格尔将重新唤醒人们对存在的意识作为自己的使命，他也是支持纳粹主义的最有名的哲学家。 海德格尔对纳粹主义的热诚超出了服从的范围——他在自己的讲座和课堂中频繁使用纳粹礼。他抵制犹太元素在德国文化生活中的渗透。在1929年，他写道：“如果我们不让德国的文化生活为正统的德意志力量和教育者主导，我们将永远地臣服于不断发展的犹太化（无论或广或窄意义上的）。” 1 海德格尔对德意志身份的理解与他对树和森林的强烈兴趣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不少相片中，他衣服的翻领上总装饰着橡树叶。他的弟子汉斯·尤纳斯（Hans Jonas）提到海德格尔“血统与土地”（Blood and Soil）的观点，以及“他时常强调自己的‘黑森林’特质（Black Forest-ness）”。海德格尔对自己的着装有某种宗教式的敬虔：“一种强调乡村景色的传统服饰——短裤、长袜，一条我想是阿勒曼尼式的马甲，和一件他总是在讲座时穿的外套，那外套一半是他自己设计的、一半是借鉴黑森林地区农民的着装。”2 海德格尔将对民族主义的支持和对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反对，与树木与土壤联系起来：“难道任何真正的工作的繁盛不都取决于它所植根的故土吗？”3在写到回托特瑙堡的小木屋如何让自己焕然一新时，海德格尔将自己的形象与树做比拟：“头顶（思想的）种子发芽生长，脚下俯拾成熟的果实。”4 与世界主义相对的那种植根于故土的感觉，是海德格尔在黑森林的深夜里所领悟的： “当我与农民们坐在火旁……我们多数时候什么都不聊，只是沉默地彼此抽着烟斗。偶尔有人会说森林里的伐木结束了……我的作品和黑森林和那里的居民的内在联系来源于那份历史悠久、无法替代的在这片阿勒曼尼-斯瓦比亚土壤的植根性。”5 有时候海德格尔会邀请自己的学生去托特瑙堡小木屋。一次聚会也邀请了一个海德格尔不太看得起的犹太学生，Gunther Stern。海德格尔钦佩那些能倒立很久（中文俗称“拿大顶”）的人。那次，Stern成功倒立了五分钟，远强于其他学生，看到这一幕的海德格尔“目瞪口呆”，甚至“有些不快”，因为“这与他脑海中对我的负面观点不符”。但海德格尔的夫人Elfride对此印象深刻，她与Stern第二天走回弗莱堡的时候，还牵上了手。她甚至建议Stern加入纳粹，丝毫没有意识到他是个犹太人。 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身体性方面的兴趣并不止于拿大顶。当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问他：“一个像希特勒这样粗野的人怎么能统治德国？”时，海德格尔答道：“教养并不重要。看看他那双强壮的手。”6 海德格尔在1933年5月1日的一个公开仪式上加入了国家社会党（即，纳粹党）。他写道：“我衷心地感谢阁下在我入党仪式上欢迎辞。为了那个全新的政治精神，现在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致力于征服那个知识分子和学者的世界。这不会是一场轻松的交锋。胜利万岁！马丁·海德格尔。”7 这位哲学家对纳粹主义有他自己的理解。他认为通常的版本过分强调生物学（译者注：纳粹强调的雅利安人的血统纯正性和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优生学）。在海德格尔看来，纳粹主义的真正目标应当是用一种重新觉醒的存在意识去取代技术化的思维方式。而海德格尔本人则是这一版本的纳粹主义的最伟大的理论家。 正如他对雅斯贝斯所言，他想要“den Führer zu führen”8 (做统帅的统帅)。他曾试图与希特勒见一面——毫无疑问是去教导元首正确的纳粹主义——但并未成功。很难想象两个如此不同的头脑碰头会是个什么情景。希特勒甚至对阅读小说都嗤之以鼻：“那样的阅读让人心烦”，他的头脑是粗野的、粗暴的、缺乏耐心的、并满是怨恨。而海德格尔的头脑则是抽象的、费解的、错综复杂的、并满是虚荣。 设象一下两人见面的场景：海德格尔一边凝视着元首强壮的双手，一边谈论着走出自身的存在在与将来的断裂中的整体性——我们几乎可以听到元首狂怒的咆哮。这两人的失之交臂不能不说是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在二十世纪最大的遗憾之一。 1933年海德格尔赢得了弗莱堡大学校长的选举——这是该校历史上第一次没有犹太人投票的选举。他教导学生：“不要让命题或‘观念’成为你存在的主宰。元首就是现在和将来德意志的现实和法律。”学术自由应当被否定：“那广受赞誉的‘学术自由’应当从德国大学中排除出去；这种自由并非真正的自由，因为它只是负面的。”此外，他要求所有老师遵行如下荣誉规范：“将低级分子从教师队伍中清除出去，阻止一切可能导致堕落的力量。”9在他的就职典礼上，礼堂的墙上装饰着纳粹的党旗。在座者高唱纳粹国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而歌词则被新校长早早印在了观礼手册的背面。 海德格尔将纳粹主义置于他对学生和同事的道义之上。1933年，他对自己的博士生Eduard Baumgarten的一段评语，毁掉了后者的学术生涯。 “他绝不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在家庭背景和学术取向方面，他的根基在以马克思·韦伯为代表的那群海德堡学派的自由民主主义知识分子那里。在我这里没找到教职，他便与那个叫Kraenkel的犹太人建立了密切联系，后者曾在哥廷根大学教书，后来被从那里开除了教职。”10 纳粹主义也被置于对他老师胡塞尔的情感之上。《存在与时间》曾是“怀着尊敬与友谊，献给埃德蒙德·胡塞尔。托特瑙堡，黑森林，1926年4月8日”。1928年，在胡塞尔的力荐下，海德格尔继任了胡塞尔在弗莱堡大学的哲学教席。 胡塞尔是犹太人。1933年，胡塞尔被强制休假。部分地为了这件事，刚任弗莱堡大学校长的von Möllendorf辞去了校长一职。4月28日，海德格尔和夫人Elfride给胡塞尔和他的夫人Malvine寄去了一些花和一份措辞尴尬的安慰信。但海德格尔随即接任了von Möllendorf的校长职位。5月1日，在一个热闹的公共仪式上，海德格尔加入了纳粹党。 在一封写给同事的信中，胡塞尔表达了自己的失望： “最晚近的伤害、也是最深的伤害，来自海德格尔。让我最不能接受的是，我曾经如此信任的，不仅是他的天赋，也包括他的人格——原因我现在自己也无法完全懂了……这段所谓的哲学家间的亲密友谊以他5月1日如此公开地、戏剧性地加入国家社会党而完美收场……在此之前（他任职后不久），他就已经断绝了与我的一切关系，最近几年他愈发地毫不遮掩自己的反犹主义，甚至是在对待那群如此热爱他的犹太学生和他的同事上。” 胡塞尔同时提到强制令对他的毁灭性打击： “但过去几周和几个月发生的事情，在摧毁我存在的根本基础……未来会做出判决：哪个才是1933年中的真正德国，谁才是真正的德国人——是那些屈服于今天的种族偏见的人，还是那些保持心灵和头脑的纯粹、敬仰和传承伟大的德意志传统的真正传人。”11 1934年，海德格尔辞去了弗莱堡大学校长一职。这在战后被他当作自己抛弃了纳粹主义的证据。不过，当他1936年在罗马与犹太裔德国哲学家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相遇时，他依然是一个纳粹党成员。他讲座的题目是《荷尔德林和诗的核心本质》，报告时他佩戴着纳粹党徽。洛维特在写给雅斯贝斯的卡片中，忍不住质疑：“诗的核心本质跟纳粹党徽有什么相干？” 如果说辞去校长一职的海德格尔在世界观上发生了某些变化，这些变化显然没有使他转而为他的导师辩护。1935年，胡塞尔被禁止从事教学。1936年，胡塞尔的名字被从课程名单中剔除。1938年，胡塞尔去世。海德格尔没有吊唁。他没有给胡塞尔的遗孀写去只言片语，更没有去参加葬礼。在1941年版的《存在与时间》中，献给胡塞尔的字样消失了。 战后，海德格尔受到了“去纳粹化”委员会的调查。雅斯贝斯是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曾经是海德格尔的朋友，因为娶了一个犹太妻子而丢掉了大学教职。雅斯贝斯的调查报告是公正的。他提到了海德格尔在对待他哲学系的犹太裔助理上是无可挑剔的，但他同时承认了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他写到自己在读到海德格尔为Baumgarten写的评价和“与那个叫Kraenkel的犹太人建立联系”的字句时，所感到的震惊。雅斯贝斯认为海德格尔对自己与纳粹主义的联系有天真的想法，未能理解纳粹主义的主要目的。 雅斯贝斯同时也认为海德格尔的哲学有其洞见，他本人也不应该被禁止发表。但雅斯贝斯的看法似乎过于宽容：“他有时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真诚的道德虚无主义者和神秘教义者兼巫师的混合体。在他的宏篇大论中，他偶尔能以一种最神秘、最令人惊讶地方式成功挑动哲学事业的神经。” 雅斯贝斯不认为海德格尔适合继续从教。完全的学术自由是最终的目标，但年轻人首先需要培养自主思考的能力。海德格尔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他的观点，而在于他的思维方式“在我看来是从根本上不自由的、独裁的和非沟通式的”。他不应该讲学，除非能从他身上看到“真正的重生”。12 然而重生并没有发生。对于一个哲学家，我们或许期待他能对他所支持的那个在人类历史上造成最深重灾难的运动有所反省。海德格尔的回应是沉默。或者更糟：这种沉默间杂了故弄玄虚的、以减小自己的责任为目的推诿，暗示在纳粹主义的本质中依然有某种好的东西、以及纳粹的暴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他写道： “对那些乐于攻讦他们所认为的我校长任期上的污点的人，也仅仅对这些人，我要说的是：这些事情就其本身而言就如毫无结果地在过去的事情里刨根一样，是无足轻重的，在伟大的权力意志面前它们如此的无足轻重甚至于不能称得上微小。”13 埃德蒙德·胡塞尔未能活着听到对他遭遇的这样一种解读。 1935年，在一个后来被翻译为《形而上学导论》的讲座中，海德格尔讲到：“今天被吹捧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哲学，实际上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内在真理性和伟大性毫无关系……”当讲座内容在战后被发表时，海德格尔本可以删除“国家社会主义的内在真理性和伟大性”这些词句。或者可以做得更好：保留这些词句，但添加一个注脚为自己重大的政治错误致歉。 海德格尔的选择是发表另一个版本。“国家社会主义的内在真理性和伟大性”被替换成了“这项运动（即随全球规模的技术与现代人的相遇而发生的）的内在真理性和伟大性”。14纳粹党徽已不见了踪影。 当被问到这一改动时，海德格尔坚持这个括号在他的原始手稿中本来就有，也真实地对应了他当时的技术概念：“我之所以当时没有将这段话读出来，是因为我深信我的听众们会正确地理解我。”15即使我们接受这一说辞，“这项运动”很可能依然指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即使在战后，海德格尔依然愿意（晦涩地但并无悔意地）暗示纳粹主义有着真理性和伟大性。 1946年，也就是在全世界都听闻了“奥斯维辛”这个名字后一年，海德格尔写了他的《论人本主义的信》（Letter on Humanism）。他在其中写道：“也许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整体性作为一个经验的维度向我们关闭了。这也许是唯一的恶。”16 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故事。反犹主义。纳粹主义。对Baumgarten和胡塞尔的背叛。还有事后的沉默和故弄玄虚的推诿。尽管如此，仍有些对他哲学的崇拜者希望从他那里听到一些弥补性的言词。那个时代最伟大诗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就是其中之一。 1942年6月的一个晚上，有消息说当晚要围捕犹太人。保罗恳请父母跟自己躲藏起来，但他们拒绝了。第二天返回的他，发现房子已经被封，里面空无一人。他的父母在大驱逐后不久便死去：他的父亲在那年晚些时候死于伤寒；他的母亲则被分类为“不适合劳动者”而被枪毙。保罗本人被送往劳动营，零星地听到了母亲的死讯。 策兰和海德格尔阅读了彼此的作品。策兰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影响，也知晓他的纳粹主义。John Felstiner讲述了他们碰面的故事。17 1967年，策兰参加了弗莱堡大学一场关于他作品的读诗会，海德格尔也参加了。会后，海德格尔给了策兰一本自己的书，并邀请他第二天访问托特瑙堡。 海德格尔仍然相信树木的治愈力量。他说：“我知道他经历的苦难。带保罗·策兰看看黑森林会对他有益。”两人在森林中散步，谈论了植物、动物和哲学。在托特瑙堡小屋，策兰饮用了海德格尔井中的水，水井上方是它的那颗星星。他没有忘记海德格尔在纳粹问题上的沉默。在访客留言簿上，他写道： “在小屋的笔记本里，凝视井上之星，期望那从心而出的一个词。1967年7月25日，保罗·策兰。” 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在近代的那些历史黑暗时刻，诗人们的反应比哲学家们更令人钦慕。策兰和海德格尔间的会面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仍具象征意义。一个星期后，在他题为《托特瑙堡》的诗中，策兰再次表达了对从心而出的一个词的期待。他将这首诗寄给了海德格尔，但后者仅礼貌性地表达了感谢。 能否将作为人的海德格尔放在一旁，只考虑作为哲学家的海德格尔呢？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对二十世纪的哲学家的评价中，也许没有任何人比海德格尔更富争议了。一些人将他视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这一观点在非哲学家中更为流行。但他的崇拜者同样包括让-保罗·萨特、汉娜·阿伦特、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和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这样的哲学家。 他被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汉娜·阿伦特写道： “海德格尔思想中吹起的风暴，就如那从柏拉图的著作开始几千年来一直吹向我们的思想风暴一样，并非滥觞自他碰巧所在的世纪。它滥觞自那远古，留下一种完美，正如所有的完美一样，也将回归远古的家园。”18 (了解了纳粹所作所为的一个微小后果是：对树木逐渐减弱的兴趣和对远古彻底的厌恶。) 那些热情洋溢地谈论吹过海德格尔哲学的远古之风的人，通常是在远离了他著作的具体文本的情况下来谈。而怀疑者则关注的是某段具体的海德格尔的文本可能引起的疑问。 他的鸿篇巨著《存在与时间》是以一种海氏独特的文风写成。海德格尔有这样一个想法：某些有用途的事物——比如笔，常常要求其它有用的事物——比如纸。他把这些有用的事物称作“工具”（equipment）。他试图用如下方式向读者传达这个想法： “在我们的日常劳作中，会遇到用于书写、缝纫、劳作、运输和测量的工具。工具所具有的那种存在必须被展示出来。而展示的线索则在于我们最初定义什么使得一个事物成为工具——即，它的工具性。严格地说，并不“存在”一个工具。任何工具的存在都包含有工具的总体性，在总体性中它的存在才可能是这一个工具的存在。工具在本质上是‘为了……的某物’。工具的总体性由各种‘为了’所构成，比如服务性、引导性、可用性、可操控性。在作为结构的‘为了’中，有着将某物向另一物的分配或指向。只有在随后要展开的分析中，‘分配’所指示的现象才会在其本体论的起源上变得可见。暂时而言，我们简单地看一眼此类‘分配’在现象上的多样性就够了。工具——照其工具性——总是以属于其它工具的形式而存在：墨水台、笔、墨水、纸、垫板、桌子、台灯、家具、窗子、门，房间。” 海德格尔随后有了另一个想法：看到一个有人居住的房间，我们或许同时注意到好几个这些有用的事物。他尝试将这个想法也写出来： “这些‘事物’从不自动按照近似它们本有的样子呈现自己，从而构成一个实物的总和并填充房间。我们最近切地遭遇的（尽管并不构成某个主题）是这个房间；房间不是在‘四面墙之间’的几何空间的意义上，而是作为栖居的工具，与我们相遇。从中，那种‘筹划’出现；也是以这种方式，任何‘单个的’工具呈现出它自己。”19 这种含糊不清的复杂性是海德格尔招牌性的文风。一个思维如此模糊不清的人真的能是一个严肃的哲学家吗？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困难在于搞清他的作品要说什么。一个核心的主题是“存在的问题”。 海德格尔通过一个日常的例子来引出这个问题： “马路那头耸立着一座高高的学校。一个存在物。我们可以从各个方向打量这个建筑，我们可以进到里面去从地窖一直探索到阁楼，记下我们在建筑内遇到的所有事物：廊道、楼梯、教室和里面的工具。我们到处找到存在物，它们呈现出非常确定的筹划。但这座学校的存在在哪里？它毕竟存在着。这座建筑存在着。如果任何东西属于这座建筑，那就是它的存在；然而我们在它里面找不到它的存在。” 在上述段落中，海德格尔似乎在暗示“存在”像楼梯、房间等等那样是一座建筑额外拥有的某种东西。他认为这个额外的属性非常重要：存在和存在物之间的差异“是一个最基本的区分，它的强度和根本性分裂纵贯人类的历史”。20 而这一切源自将存在当成事物所具有的一个属性。举目四望，我们看到的是学校的楼梯而不是它的存在。因此，它的存在必然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所有物：一种无法被观察到的、形而上的所有物。然而，正如哲学家保罗·爱德华兹（Paul Edwards）指出的，一只猫的存在不是某种在其皮毛和爪子之外的形而上的额外之物：“猫的存在”意味着“存在某个东西是一只猫”。21在逻辑中，存在量词（来自早于海德格尔半个世纪的逻辑学家弗雷格的工作）就被用来表达“某物存在”这一陈述。而在弗雷格之前一个世纪，康德就给出了为什么“存在”不应该被当成一个“真实的谓词”（real predicate）的理由。22 对于许多哲学家而言，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想法不过是令人发笑的或令人尴尬的。但另一些哲学家的亲身经历则将海德格尔至于更加严厉的批评之下。 奥地利哲学家Jean Améry，在讲述他在奥斯维辛的经历时，说到（在那样的环境中）思考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理智被集中营的现实打磨和硬化得如此残忍的锋利”。但他有时会记起海德格尔：“那个从阿勒曼尼地区来的令人不安的术士……他说存在物仅于存在的光芒中向我们显现，但事实是对存在物的注视只会让人忘掉存在。” 他继续评论道： “好吧，存在！但集中营远比外界更让你清晰地意识到存在物和存在的光芒对你毫无帮助。你可以饥饿的存在着、困倦的存在着、百病丛生的存在着。说一个人纯粹地、仅仅是存在，毫无意义。更重要的是，存在本身确然变成了一个完全抽象因而空洞的概念。文字脱离了切切实实的现实，在我们这样的集中营囚徒眼中就变成了一场游戏，不仅仅是毫无意义、不该享有的奢侈，而且更是嘲弄的和邪恶的。”23 从奥斯维辛受害者的视角，海氏哲学的轻浮和空洞看起来像嘲弄和邪恶。而其他人则就另一种恶提出了反思。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是否来自他的哲学？ 对于海德格尔，作为人的独特的生存方式便在于思考存在。只有人类才有选择本真地生活的可能性。我们发现自己“被抛进了”具体的历史场域中，我们生活在一具体时刻的一具体社会中。非本真地生活的人将两者当成理所当然，在对当下的流行观念毫无反思的情况下扮演着惯常的社会角色。 本真的生存是按照真正的自我而生活。这部分地来自于理解你自己的过去和你未来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中不可避免地包含死亡。因为生命是有限的，我们无法做所有事情。对死亡的意识促使人们去选择按照真实的自己去生活。人是自主的。他们的生活必然是他们选择的结果，即使是非本真的生活，依然是他们的选择。 本真的生存同样来自于对我们（部分的）社会性本性的意识。本真的意识包含“历史性”（historicality）：对那个用它的传统塑造我们的社会的过去以及未来可能性的意识。这样一种意识提供了一种脱离开流行观念的视角。从这样一种视角，当下能够被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审视：它对这个社会的命运意味着什么。 海德格尔将对纳粹主义的献身当成是自己本真性的表达，当成是他对德意志民族的命运的意识的表达。当卡尔·洛维特向他说：“对纳粹主义的认同植根于他哲学的本质中”时，海德格尔“毫无保留地同意了我的观点并清晰无误地表达他的‘历史性’概念正是他的政治‘参与’的基础。同时，他明白无疑地表达了他对希特勒的信心。”24 就海德格尔的哲学是否该因其纳粹主义而被抛弃，已经有大量的争论。有些人论证说他的哲学蕴含了他的政治理念的种子。另一些人则认为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仅仅是一个令人难堪的偶然的附属品。或许一个有不同政治理念的人会以一种反纳粹主义的方式来解读“脱离开流行观念”。海氏哲学的晦涩难懂为这一争论的永久持续提供了存在上的基础。 对作为人的海德格尔的道德评判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作为哲学家的海德格尔的道德评判则很容易错失重点。对其道德评判的重点不在于他的理论和纳粹主义之间的关联；而在于其败坏了哲学在整个社会的批判性风气形成中理应发挥的作用。他的著作集中体现了这样一种哲学理念：哲学是一团难以透视的迷雾，哲学的观点不需被理解而只需被尊奉。当雅斯贝斯将“非沟通式的”思维模式与“独裁”联系起来时，他无疑是正确的。 相信越晦涩难懂就越有价值，这只会助长盲从。越晦涩难懂就越难以被清晰地论辩，从而批判性思维就越容易萎缩。没有什么比助长盲从和抑制批判性思维的哲学能更好地服务于纳粹。 原著：Jonathan Glover 翻译：晓非 校对致谢：佘诗琴 图片来自网络 来源：微信公众号 实验哲学 编辑：贾梦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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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admin
发表于 2020-7-6 14:5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