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每周好稿|梅大高速悲剧的“三无”新闻竞争

梅大高速路面塌方灾害已过去两周，悲剧带来的追问在多种力量作用下的舆论场渐渐下沉。《三联生活周刊》《财新》两家杂志在不同阶段提供了同业中最为清晰完整的叙事。

“上观新闻”关于南通小学生大巴车事故的报道，发掘出了事故背后所隐藏的城市化管理中所存在的诸多不足和缺位，将此类悲剧放在了一个更大的层面。

上周的几篇报道，让人难免追问：本该好好的路，为什么走着走着就塌了？本该追问的事，为什么说着说着，就只剩下了感动？

标题：梅大高速塌方：没有抵达家乡的打工者

作者：彭丽 覃思 夏杰艺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时间：2024-05-06

梅大高速塌方：没有抵达家乡的打工者

标题：梅大高速悲剧

作者：向凯 覃建行

来源：财新

时间：2024-05-10

5月1日凌晨广东梅大高速茶阳段的特大事故发生后，多家媒体派记者赶到现场，前方与后方密切合作，社交媒体动态和论文数据库提供的采访线索被及时整合进现场报道，直播、短消息、深度报道和特稿轮番上线——这些都曾是典型和平常的新闻操作，但在过去几年中已经非常罕见，也因此，和许多只存在于通稿上的重大伤亡不同，梅大高速事故看上去是一出层层递进的悲剧。

在难得一见的新闻竞争中，两家杂志在不同阶段提供了同业中最为清晰完整的叙事。5月6日《三联生活周刊》发布《梅大高速塌方：未能抵达故乡的打工者》，以对幸存者、亲历者和死者亲朋的密实采访重构了核心现场和事发经过，初步但清晰地提出了地质、气候和工程质量方面的疑问。他们尝试将受害者行为特征放在经济地理和基建模式的背景下加以解释，也体现了杂志把握新闻的独特视角。

事发10天之后，悲剧带来的追问在多种力量作用下的舆论场渐渐下沉。财新此时发布《梅大高速悲剧》，在连日多篇不同角度的动态报道基础上，这篇长文讲述的故事，从事故现场下方的养鸭人开始，回溯至事发前20分钟通过事发路段的道路养护工，以及4月下旬广东的超强降雨，再追溯至持续多年的边坡塌方，不断转手的运营主体，以及2010年代初粤北高速公路建设热潮中的能吏与贪腐往事，以全景式报道为事件第一阶段传播画上了句号。

上述两篇报道风格有异，出发点却并无不同。2000年代前后成形的一种新闻观念，相信自由而负责任的媒体竞争，能带来较多有效信息和增量信息。但梅大高速悲剧的新闻竞争中，并无任何政府机构、涉事企业或专业人士以职务身份实名接受采访。许多稿件见刊后很快无法访问（三联生活周刊和财新的报道也不例外）。可以想见，事件第二阶段的传播退回通稿状态，将是大概率事件。（作家夏佑至）

标题：开鲁“阻耕”再调查：农业大县耕地倍增后的“烦恼”

作者：韩谦 程嘉欣 杨笑

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2024-05-06

开鲁“阻耕”再调查：农业大县耕地倍增后的“烦恼”

通读全文，感觉就像看了一部精彩的悬疑电影，层层揭秘“阻耕”背后的底层逻辑。这是一篇很有技术含量的深度调查，尤其是材料整合梳理水平，堪称超一流。写过同类题材的同行，非常值得对照学习。（资深媒体人谢宏钰）

标题：法学教授们的最小单位堡垒

作者：张月

来源：谷雨实验室

时间：2024-05-09

法学教授们的最小单位堡垒

四位法学大咖，尤其是罗翔，在互联网上可谓“神一般的存在”，人们过往只是从他们的文章或者视频中接触到他们的学识，但终隔了一层，感谢这篇文章，以细腻的笔触，生动的细节，带领读者了解到罗翔们思想火花背后的碰撞，尤其他们内心的坚守与挣扎，这让人们对几位大咖的了解更为深入、立体，也让人们对坚守法治精神的意义更为理解。环境越是艰难，坚守越是可贵，一如文末那句“圆桌不散，骑士永存”，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旨在通过法治来推动进步的罗翔们，也适用于本作者以及那些期望通过文字来改变社会的人。（新民晚报时政中心主编、新民周刊副主编杨江）

标题：生死之间：吴谢宇案的最后三个月

作者：柴会群 梁栋

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2024-05-07

生死之间：吴谢宇案的最后三个月

本文作者对重大案件的角度选取，可以追溯到3年前的阿里女员工的口红印。在全国媒体追逐的重大热点案件中，在几乎所有案情都被各路记者吃干打尽的情况下，深度报道怎样才能后发制人？

这篇报道在吴谢宇已执行死刑三个多月后另辟蹊径，从吴谢宇的第一位代理律师开始，几乎采访了其每一任律师或团队。我冒昧猜测，报道希望通过每一位接触过吴谢宇的律师，试图接近吴谢宇的内心，甚至有可能还原真实动机。

角度很巧妙，工程量和难度亦不小。且在当下的舆论语境下，如此大篇幅呈现“凶手”一方的辩护团队如何竭尽全力为其“免死”，媒体和记者都需要不小的勇气。只是遗憾，即便如此多律师深入的研究过吴谢宇案，但似乎还是没有人真正走进他，直到他死去。

态度鲜明、情绪饱满的报道是最容易得到网友共鸣的，但就我个人看来，这样的报道可能离真相更远。社会和人性，很难用非黑即白的观点概括，因此我更希望记者去体现人物和事件的复杂面，即便文字硬一点。偏杂志风格的深度报道，很容易打着深度的旗号而走向了偏颇甚至臆断，特别是案件新闻，尤忌春秋笔法。

正如这篇报道，即便通过这么多律师的还原，我们仍不懂吴谢宇，而在他死后，也许永远也没有真相。又如何？就像一位读者留言：“读完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一声叹息。”就够了。（红星深度国内新闻主编蓝婧）

标题：“我脱下衣服，给躺在路边的女孩盖上”，南通小学生大巴车事故现场救援者亲述

作者：原点

来源：上观新闻

时间：2024-05-12

“我脱下衣服，给躺在路边的女孩盖上”，南通小学生大巴车事故现场救援者亲述

如果抛开这篇报道的文本价值不谈，仅从突发事件新闻介入的公共性来说，这是一篇有价值的报道。

最近清华大学劳东燕教授的担忧发人深省，她说，公共事件的事实越来越无从得知，重大事故频出，是否涉及刑事责任或其他法律责任的追究之类的话题，完全从公共领域中消隐了，似乎这样的事故仅仅是一场不幸或是天灾。相反，私人事务越来越多地被拉入公共领域，在显微镜下细细加以察看，任何一点瑕疵都可能被上纲上线，想想也是挺荒谬的。

所以，具体到这篇报道，在追踪突发热点事故、还原现场的同时，它发掘出了事故背后所隐藏的城市化管理中存在的诸多不足和缺位，比如红绿灯故障得不到及时维修，比如渣土车在限行路段招摇过市被监管所忽略，这一切像埋下的定时炸弹，在某一刻会被引爆，造成难以挽回的悲剧。而此类悲剧，放在一个更大的层面，绝非个案。（资深媒体人王强）

来源：磨稿子（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PRiBNRtqJdg1aiReambqIA

编辑：王晨雅

【案例】

汇总：璩静离职前，有多少百度员工、前员工悄然向媒体爆料

据中新经纬报道，百度公关副总裁璩静已离职。该消息登上热搜。“转型Media人”梳理发现，在她离职前，除了那个明显是百度内部人对外发出的“飞镖扎小人”视频之外，还有多名百度员工、百度前员工悄悄向媒体爆料——

红星新闻的报道节选

5月8日，多名百度工作人员对红星新闻表示，璩静2021年进入百度，主要负责公关部门相关工作，最近几个月其要求部门员工也要在视频平台或者生活平台开设账号，并发布与百度相关内容，否则“建议尽快换个不重视短视频的地方待”。

一名百度在职员工对红星新闻表示，其下午通过内部系统查询后发现，璩静的任职信息依旧在公司系统中。

曾在百度和璩静有过工作交集的一名百度员工告诉红星新闻，璩静2021年下半年进入百度，其工作节奏比较快，比较“卷”，要求部门员工电话24小时保持畅通，一旦不接电话就会被认为是“与岗位不符”。

对于璩静要求下属开设视频账号并发布内容一事，多名百度工作人员及前工作人员向红星新闻证实了此事。

“公关部门属于相对没有直接价值产出的部门，因此领导会想方设法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就是创造所谓的项目出来。”一名百度前工作人员表示，璩静发布的短视频引发争议后，有部分员工暗暗叫好，“有些人早就觉得做这样的事情没有太大意义。”

另一名百度员工对红星新闻表示，璩静对部门的短视频拍摄一直比较感兴趣，此前曾想邀请媒体记者分享拍摄经验，但最后不了了之。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98490950172903547&wfr=spider&for=pc

九派新闻的报道节选

对于这场风波，九派财经采访了多名内部知情人士，从他们反馈的信息中记者了解到：舆情危机酿成的背后，与璩静近期在百度公关部内推进的一项“短视频项目”有关。据了解，该计划要求公关部自璩静以下全员开通短视频自媒体账号，“没有人可豁免”，不做自媒体将影响年度绩效。知情人士还告诉记者，这项要求公布后，有数名百度公关部员工选择了离职。

一份流传于网络的聊天记录显示，4月21日，璩静在工作群通知团队员工，要求5月2日“大限将至”前，员工必须任选或多选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开通账号，并对个人IP账号定位和发稿数量进行汇总统计，还提到发稿少于3条且内容与百度无关、“明显蒙事的”不达标。要求中还明确提到“leader（管理者）和我以身作则”。而对于不认同该任务要求的员工，则“建议换个不重视短视频的地方呆”“公关部没有人豁免”；非要申请不做自媒体的员工，可“手写承诺”，将影响年度绩效和年终奖。以上内容，记者从多名内部人士处得到证实。

对于“百度公关要求团队成员都下场做自媒体”一事，有内部人士称：并不清楚和理解此举的因由，即便有员工开通和运营个人账号，也不乏“应付”“交差”的心态存在。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031751427948557

新浪科技的报道节选

多位百度内部人士告诉新浪科技，早在今年3月，璩静便要求百度公关部全员转型做视频自媒体，除了高层外，要求每个员工都开设自己的视频号，如果运营好，粉丝量足够高的话，可以为百度产品带货，员工的视频号表现影响当年年终绩效。而这件事的初衷在于，公众沟通部门在集团内部话语权较弱，多数信息都是为了响应业务部门要求，“他们（公关部门）会非常被动，内外部沟通比较困难，因此希望有自己可控的发声渠道。”

不过对于这一做法，内部多数员工表示不满。有员工直言：“我们也不爽，但又无可奈何。”

https://finance.sina.cn/tech/2024-05-07/detail-inaukzcz9172265.d.html

证券时报的报道节选

百度内部人士向记者证实，璩静正在百度公关内部推进“短视频项目”，要求全员开通短视频自媒体账号，短视频号的运营情况将影响绩效考核。据了解，已有员工因不满或无法接受这一要求而离职。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98532881447883675&wfr=spider&for=pc

澎湃新闻的报道节选

5月8日，有传言称璩静已被百度开除。一位百度内部人士回复称：“我刚还看见她上班了呢。”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299204

来源：转型Media人（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W53FzIo5v-mqpwpvjjx1Xw
编辑：李梦瑶

【案例】

“劳务人员”已充斥记者编辑队伍

作者丨申辛  来源丨海门记协公众号

原题丨“劳务人员”哪当得了好记者好编辑

党对新闻工作者的要求，得有政治家的素养和立场，得有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显然，要当个好记者、好编辑，并不容易，必须是人才，最好是不一般人才。

然而，多年来，一些地方和媒体对此的要求似乎放得有点宽，以至如今出现了本文题目中所持有的那种担忧，“劳务人员”已充斥记者编辑队伍，尤其是基层媒体的记者编辑队伍中。

笔者这里所说的“劳务人员”，包括三种对象，其本身就是劳务人员身份，其能耐也只能够格当个劳务人员，其压根就被当作个劳务人员使唤。

自然了，如果媒体工作就置身在相对简单的劳务环境和氛围中，岂能谈得上新闻事业跟上时代步伐，实现高质量发展。

如何切实改变这种与媒体现代征程不相和谐的新闻业界现象？我认为当务之急必须给出三“制”。

一是给编制。不能让记者编辑在人员性质上再低人一等。

谁都知道新闻工作的重要性，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各大主流媒体在地方上的作为和地位也是显而易见，应该说不在文教、医疗等部门之下。

大多媒体，无论看其历史，还是发展走势，都少不了其应有的经营，少不了企业化管理，不少地方因此已成立报业、广电、融媒等集团以至多个下辖公司，然事实上其本体、主体仍是导向一方舆论的事业单位。

可是这些年，就不少媒体来说，所招聘的多数是事业编外人员，如企业编人员、劳务派遣人员等，经编办核招的正式事业编人员很有限，有时可谓一“编”难求。

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能招到岗位所需的中高端人才，连不少在岗位上逐渐培养成长起来的行家里手也是人心思走，外考外调外出创业的大有人在，基层媒体这些年普遍受扰于人才流失。

很大原因是企业编、劳务派遣工给到的政治、经济等待遇与其付出不对等，与他们理想中的模样不匹配。

这些人员除了退休后待遇会与同工在编人员呈巨大落差，还如在组织部门认可的干部提拔上一般挨不到边、即使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评获中高职称也进不了人社部门笼子、工资及福利计算发放方式也只能参照普通员工等级标准等等。

如此岗位“尊严”，怎能吸引中高端人才前来应聘，稳下心来。

媒体从上至下都只能算是个小体量单位，在全国拿到记者证并经年度审核的不过二十多万人，不像医疗、教育等行业那么庞大，每年一地招聘人数也有数十数百个，即使人多，准招的一般都是事业编，虽不少地方教育、卫生机构也都进行了集团化“改造”，并挂出了牌子，可很少见到有正式老师、医生是企业编、是劳务派遣工的。

有关地方及部门为什么对媒体记者、编辑等科技人员不能做到一视同仁，在给编上慷慨一些呢？其实从现实情况看，也不需要增编多少人数，做到动态平衡就可以了。

也真不希望总看到跟着当地党委政府领导跑新闻写新闻的记者、在基层一线风里来雨里去采写出不少精品力作的记者，其身份还是个让人尴尬的劳务工。

二是给机制。什么样的人就要给予什么样的位子和待遇。

这对当下媒体应该是能够做到的事，是可以自己说了算的事情。

当然作为媒体，我以为不应该动辄埋怨体制有多局限有多不灵活，体制罩的面大，有时真的难以顾全，可机制不一样，能够事在人为。

如基层单位人员素质低下、经营出现下滑、人浮于事严重等等，看似普遍问题，然只要出去走走或略微关心行业动态，不难发现仍有不少媒体的内外部环境仍不错，其员工在经济生活上过得仍滋润，表现为个人收入还在涨，高素质人才愿意进，媒体创收及利润节节高等。

问他们，其答案好像也不一定非要有事业编人员来支撑。就有单位负责人说，再庞大的编制体系，若机制跟不上，反而更容易让编内人躺平，导致有紧迫感、必须以绩效计价的企业员工、劳务员工更卖力干事。

关键在于，要让有本事的员工，不论是什么人员性质，在职务、职称晋升及经济报酬上不受任何歧视和伤害。

如提拔干部，上级组织部门下文任命比较困难，媒体可以自行来完成，事实上很多单位早已这么干了；如在职称评聘上，也可作个内部规定，在经济等待遇上参照执行，也有单位早已实施多年；而在绩效考核上则更无任何障碍，完全可以做到同工同酬。

当然同时则需要我们积极争取，对符合进编条件的员工，及时加以吸收。在行业里，媒体间这方面的现状还是存在差距的，这从一定程度上得看不同媒体与地方及有关部门之间的沟通能力及情况如何。

如果缺乏协调，缺乏动真碰硬的责任心和事业心，即使在一些皮毛问题、环节上有创新有改善有调整，也难于改变、消除总体管理上存在的“被动”，存在做与不做、做多做少、做好做差一个样等根深蒂固的顽疾，继而也就无助改变媒体人才多多却干不过个别“自媒体”、任由少数员工身在曹营心在汉地兼职或私办个人类似机构等现象。

三是给定制。对那些有特殊贡献的人才要施予优待政策。

不要把媒体当作纯粹行政机关、一般事业单位，要用媒体法则经营管理媒体及媒体人。很多媒体中人有编制，也有外部激励，可大多满足于中性运行、满足于过得去。而在媒体改革年代、在不利发展大势中，需要超常发展、需要转型升级，这就有必要拿出超常举措。这里说的定制，就是其中一种。

比如说，我们制订的制度不一定适合每个人，可能为某个顶级人才的到来量身定制，或是为了吸引急需的个别人、适用发挥这些人的作用。这无疑需要胆识和魄力，因为编制内人习惯按部就班、论资排辈，你有点跳跃，要按实绩论英雄，就可能遇到不同意见遇到干扰。

比如媒体缺少经营人才，尤其缺少团队领军人物，这又是个普遍问题。就媒体，无论有没有相中对象，都可许予需要的特别报酬和待遇，促使有人加盟或愿担此任。实质上这仅仅是打破了一种容养懒人的常态、病态，人们宁愿看到一个人干一个人的活拿一份报酬，而不愿看到一个人干三五个人的活拿三五份报酬，又好点人头而不那么讲究成效和贡献，否则心里就不平衡。

还比如，有的人既有能力又有干劲，即使其到了退位退休年龄，也应有特定政策去留用去返聘。可以说，这些“老法师”的能力和作用并不以他们的退职退休年月而消减，他们或仍独掌绝技、仍可以一抵几。现在对女50岁或55岁、男60岁一刀切的退休年龄，包括江苏、山东在内的多个省份已说“不”，如对特殊人才，规定可按实际需要自行决定是否延缓退休。这当然是好事，但仰待本属于先行官的主流媒体领头去执行，对可带来超值价值的人才，征得其个人意愿，除了可留人，还可让其继续任职。

上面有了大政方针，下面努力起来便容易得多，主要得出台个操作办法。

诸如此类，还有很多，媒体可各自大加发挥。总而言之，一个人几个人零散做永远做不过团队做全员合力做，死做硬做机械做永远做不过认好了方向巧妙做智慧做。

若听之任之让“劳务人员”在那滥竽充数、低效作为、应付日常，即使不出什么纰漏，要想让媒体达到真正意义上的高质量发展，或只能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

“定制”看似个性化产物，实质上是媒体管理的系统工程、有机组成，其极易带来示范、激励、品牌的杠杆效应，哪怕原本是“劳务人员”，也有可能受其积极影响而改弦易辙、锤炼成受众和媒体都期待的好记者好编辑。

来源：传媒头条（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zVOCX-hzHNS8ixteHltdgw
编辑：李梦瑶

【案例】

徐宇宁烧饼店“投入3800年入100万”？

4月29日，在“创业浙江的一万种可能——‘风云浙商’人才创新创业思享会”的活动中，安徽“九零后”大学毕业生徐宇宁台上宣讲称，2020年，他在杭州开了一家烧饼小店，总投资仅3800元。因与房东合作“免了房租”，第一年营业额就达到了110万。


据公开报道，徐宇宁的烧饼店，一个烧饼销售价格为6元，假设在创业的第一年，烧饼店全年无休，110万的营业收入就要卖183,334张饼，平均到每天要卖502张饼，如果每天出摊12小时，一个小时要卖42张饼，平均一分钟卖1.4张饼。”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流，什么样口味的饼能够让一个刚毕业创业的大学生做的烧饼如此受人欢迎？能够支撑起这么大人流量的铺面，能是一个大学生随随便便就可以拿到的吗？同时，搜索到了徐宇宁的店铺，位于杭州钱塘区的烧饼铺，令人无语的是这家店目前为止仅有68人评价。文章质疑：一个能一天卖掉500个饼，广受顾客欢迎好评的烧饼店，竟然只有68个顾客的评价，而且到目前为止开了三十多家店，怎么也卖了有72万张烧饼，这么好吃的饼，这些顾客是一点都不带评价的吗？难道他们要自己偷偷保留？


编辑：李梦瑶

【案例】

TikTok禁令将加速“分裂网”的到来

如果美国立法者落实其禁止TikTok的威胁，此类行动将不会是一次性的。更多国家正在尝试隔离用户，使互联网进一步分裂。

为了安抚华盛顿方面，TikTok已经两次更换首席执行官。第一位接手的是迪士尼(Disney)前高管凯文•迈耶(Kevin Mayer)，他在这个岗位上只坚持了几个月。继任者周受资(Shou Zi Chew)已经任职三年了。但他未能让美国立法者相信这款App不构成安全威胁，这可能会限制他的任期。这还可能引发更多的App禁令。

美国最近签署成为法律的一项法案——该法案所属的一揽子计划提案包括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意味着，TikTok的中国所有者字节跳动(ByteDance)必须最迟在2025年初将这款视频App出售给一家美国公司，否则将面临被应用商店和互联网提供商下架的禁令。该法案的措辞暗示该禁令可能会扩大范围。它提到任何“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的威胁。



来源：FT中文网
链接：https://www.ftchinese.com/story/001102948?archive
编辑：李梦瑶

【案例】感谢黄色新闻，让重大事故又暖心又好看

某天晚上，一艘货轮在港口失火，烧死了很多人。各大媒体纷纷报道火灾现场、起火原因以及善后追责等信息。

但有一家报社的记者意外发现，在刚刚失火后，水手们养的一只小猫拼命吼叫抓挠，唤醒了一大群沉睡的人，助他们幸免于难。

报社总编辑一听，马上拍板让英雄小猫上头版头条，还附上一张水手们满怀爱戴，举起小猫的合影。

第二天早上，这份报纸的销量超过竞品们几十倍都不止。那些与小猫擦肩而过的记者们，都被老板骂得狗血喷头。

上面这个案例，被美国新闻伦理学名著《报纸的良知》用来解释黄色新闻，一些细节来自我的润色。

不过，英雄小猫如果并非全然编造，故事至此，倒也不能称之为黄色新闻。坏就坏在，《报纸的良知》继续推演，经港口火灾一战，再遇火灾，记者们最关心的不是烧死了多少人，为啥起火，而是火场有没有一只猫一条狗，或者其他什么宠物……

如果没，那就从键盘里敲一只或几只出来。悲伤惊惧的人民，这时候更需要好猫好狗的正能量。

《论语》里有则故事，说的也是火灾。“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我认为，孔子“不问马”也是不可能的，事实更应该是“暂不问马”。但中心思想都一样，孔子更看重人命而不是牲口宠物。

孔子不会吩咐左右，“找一找救火时，大家齐心协力、舍生忘死的暖心故事，我好禀报朝廷。”

除非，除非朝廷上下都很喜欢听大灾难里的暖心故事。谁家的故事更暖心，谁家的事故就概不追究或从轻发落。

那样的话，饶是孔老夫子，怕也是只能长叹一声“吾从众”，围着马厩遗址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

来源：卖杏花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2wt9Wr3hKMfL0dJ9xMkdBA

编辑：程正元

【案例】当“我在XX很想你”不再新鲜：媒介如何改变我们城市空间

遍布在城市每个角落的网红路牌

互联网+文旅带火了一拨又一拨的网红城市和景点，让城市的每个角落似乎都在争相讲述自己的故事，而网红路牌便是这些故事中的一种网络流行“语言”。它们以独特的姿态出现在街道旁、景点边，用一句句“我在XX很想你”的标语，试图捕捉旅人的目光和情感。

这些路牌，就像是城市的名片，被设计成易于分享的模样，让人们在社交媒体上一次次地打卡、转发，仿佛这样就能让一个地方的名字传遍四海。

《北京日报》发布的对网红路牌的调查报道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这场网红路牌的竞赛，一种奇特的现象开始浮现。那些曾经让人眼前一亮的路牌，逐渐失去了它们的魔力，甚至有些令人厌烦。每个城市都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特色，但结果却是千篇一律。仿佛一夜之间，这些路牌就像是被复制粘贴了无数次，遍布在每个城市的热门地带，让人们不禁产生疑问：这样的表达，真的能够代表一个城市的独特性吗？

“自带反骨属性的年轻人们，也通过自己的方式对这种‘土味路牌’进行二次加工，于是乎便出现了‘我在XX很想死’的揶揄场面。”似乎像是互联网上曾经涌现的许多热点一样，网红路牌也滑向了戏谑和无厘头。然而，互联网对网红路牌的“抛弃”，不影响它们依然站立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面对众人的“忍无可忍”，他们作为一个小型的景观，并不会这么快消逝。

对我在XX很想你路牌的二创

我们不禁要思考，是什么导致了网红路牌的泛滥？又是什么使得它们从一种从互联网兴起的网红现象变成了在现实生活中影响城市和景区游玩体验的审美疲劳源头？

网红路牌为什么沦落至此？

媒介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它还能够构建我们的社会现实和认知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媒介不仅仅是中立的传递者，它还能够塑造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结构。当一个文化被“中介化”、标准化和普遍化，它就失去了原有的独特性和个性化。

一开始，这些路牌以其新颖的形式和富有情感的标语，成功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它们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让人们在追求个性化表达的同时，也无意中参与了一种集体的文化实践。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和景点开始模仿这种模式，原本具有个性化的路牌逐渐变得普遍和平庸。它们不再是某个地方特有的标志，而是变成了一种普遍存在的符号。

对我在XX很想你路牌的二创

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媒介的快速传播能力和标准化倾向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社交媒体的推动下，一个地区的特色可以迅速被传播到全国乃至全世界，但这种传播的过程也往往伴随着一种同质化的趋势。每个地方都试图通过设置类似的路牌来吸引游客和关注，但最终却导致了一种文化上的“无地方性”。这种现象不仅削弱了地方的多样性和认同感，也使得旅游体验变得单调和乏味。

在网红路牌的泛滥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商业利益如何推动文化的生产和消费。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一些城市和景点可能会过度开发和商业化，从而牺牲了文化的原创性和深度。这种现象不仅损害了地方文化的独特性，也可能导致旅游产业的不可持续。

这些层出不穷的互联网现象向我们解释了互联网和平台作为一种媒介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日常，同样不断更新着媒介史和媒介研究理论。

互联网时代的媒介有什么特征？

借用彼得斯在《奇云：媒介即存有》中呈现的视角，我们研究媒介是什么，互联网时代的“媒介”和以往的“媒介”相比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互联网时代的媒介有什么特征?

从媒介哲学研究来看“奇云”，可以将其直译为奇异的大气层中的数字云，含义其实就是一种“虚无”,是比“存有”更深层次的存在。作者认为，互联网的数字景观存在自然的缺失。当下的媒介哲学研究，应该是自然哲学、技术哲学和互联网哲学内在的关联性解读。

作为中介的“媒介”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统领对“媒介”的定义：媒介是容器和环境，它容纳了一种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又锚定了我们的生存状态，并使人类能够“为其所能为”。媒介是讯息的制度性载体，包括报纸(社)、广播(台)、电视(台)以及互联网(公司)，这些其实都是思想史上新近才出现的概念。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媒介一般被视为讯息和意义的发布者——为选民提供投票信息、为消费者制造购买欲望等。这个时候，媒介是前景而不是背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主流传播技术从广播和电话发展到互联网，情况又回到了历史曾有过的更为常态的媒介秩序混乱的时代，回到了那个媒介曾经是我们的基本生存装备的传播环境中。

借用黄旦先生的一段话：“‘元素型媒介哲学’将媒介，与水、土和空气以及一切基础设施等平起平坐，不存隔阂，无高下之别，去彼此之分。对今天地球的存续而言，谁能说得清是氮更重要还是互联网更重要?”

来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9N3Ye5w-FBww32huSb8JAw

编辑：程正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