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生态案例集锦

肖淑娟

【案例】传原京华时报记者李斌被带走 曾报道农夫山泉事件

                                                                                                                                                                               
图为京华时报记者李斌等人大闹农夫山泉发布会。（资料图）                                                               

                                　　【独家回应】京华时报[微博]：李斌早已离职
　　新浪财经讯 今日网爆《京华时报》曾报道农夫山泉事件的记者李斌被检察院带走，与李斌接触过的多家企业的多位人士也已经接受过询问。农夫山泉相关人士对新浪财经表示，并不知道这件事。
新浪财经致电李斌，电话无法接通。京华时报内部人士称，确实听到李斌被检方带走的消息，但其在今年春节前后就已经离开京华时报创业，和京华时报没任何关系。　　2013年，农夫山泉与京华时报之间的持久论战成为传媒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事件回顾
　　4月10日到5月7日：京华时报以67个版面、76篇报道，直指农夫山泉水质“标准不如自来水”。农夫山泉通过官方微博反驳。京华时报记者称都是客观报道。
　　4月28日：农夫山泉向北京二中院提起诉讼，据当时已产生的损失向北京某时报索赔6000万。此后，京华时报在朝阳区人民法院反诉农夫山泉，称农夫山泉在公开声明中说京华时报“信口开河”，损坏了京华时报的名誉权。此后，农夫山泉把起诉标的提高到了2亿元。目前，两起诉讼已经合并到一起，朝阳区人民法院已经受理。
　　5月6日：农夫山泉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关闭北京工厂，3个月后不再向当地提供桶装水。《京华时报》多名记者到场，双方在会场发生争论，发布会现场一度混乱，有其他记者称现场为一场“闹剧”。
　　11月4号，农夫山泉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中心递交举报材料，称《京华时报》今年4月10日至5月7日连续发表针对农夫山泉的负面新闻，捏造事实，进行虚假报道，对本公司造成严重损害。目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已受理。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40410/163818761011.shtml?qq-pf-to=pcqq.c2c

肖淑娟

【案例】女记者采访温州城管打人事件 遭男警察查房验尿

微博截图

    人民网北京4月25日电 据浙江省苍南县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苍南Police”消息：24日，苍南县公安局获悉网传“女记者被尿检”一事的情况后，迅速针对该记者反映的问题进行核查。经查，事情发生在4月24日。


    当日上午10时许，苍南县公安局灵溪新区派出所民警根据线索对灵溪镇某宾馆进行涉毒检查，检查是在该宾馆女服务员白某的配合下进行。核查后，苍南县公安局发现虽然民警是在正常履职，但在执法过程中确实存在未主动出示证件、没有女性工作人员配合的不规范问题，给该记者带来了不便和困扰。苍南县公安局深表歉意，敬请谅解。同时，苍南县公安局称将以此为戒，立即进行整改。对涉及此事件的警务人员将严肃依规做出处理。
    苍南县公安局还再次感谢社会各界对其工作的监督。
    事件回顾：
    南都女记者苍南采访“城管打人事件”，被客房经理带四警察闯入客房当场“尿检”。女记者给对方看了身份证后，声明自己是记者。警察依旧以抽检毒品为名验尿，并不许女记者反锁卫生间的门。女记者曾以没有女警参与尿检表示抗议。
(原标题：浙江苍南县公安局回应"女记者被尿检":民警正常履职)

http://news.163.com/14/0424/23/9QKR4QRU0001124J.html

肖淑娟

【案例】原晶报编委张敬武自杀 缅怀近年早逝的媒体人

[华声在线导读]几年前，北京市健康保障协会公布，在23640名媒体从业者的体检结果中，亚健康检出率为97.5%，对照本行业此前一年5890名受检者90%的亚健康检出率，增加了近8个百分点，属于亚健康高发行业。中国医师协会也称，媒体人将比普通人群提前10年进入亚健康状态，这除了与超长时间工作、睡眠严重不足、体育锻炼过少、膳食结构不合理等因素有关外，身心压力过大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几年过去了，媒体人的压力有增无减，可以说更加糟糕，这显然与媒体遇到的压力有关。近年来，多位媒体人因病或其他原因，年纪尚轻便离开人世。

张敬武

　　据记者站网官方微博昨天下午6点37分报道，“媒体人再传噩耗，深圳报业集团晶报原编委、广告部总经理张敬武自杀！
　　据知情人士透露，张敬武昨晚报失踪，今天在香蜜湖一处涵洞发现尸体，留有遗书”。稍后，据新浪认证为“深圳晶报评论部主任彭健”的微博@深圳彭健介绍，张敬武已离开晶报多时，身份实际为深圳报业集团发行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
　　扬子晚报网记者来到新浪微博上名为“深圳张敬武”的微博页面，资料认证为“深圳《晶报》编委”。其发布或转发的微博，多数都是与媒体行业相关。

网友在其微博下留言

　　倒数第三条微博发布于5月2日，关于上百万的气球同时放飞的绚烂。倒数第二条发布于五四青年节这天，“青春，就是敢和世界叫板的勇气”。最后一条微博发布于5月4日这天的中午。关于自己的离去，在其发布的微博中没有任何的征兆，相反传达给人的是生活的美好与力量。
　　惊闻噩耗，众多网友也来到这位媒体人的微博下面留言，甚至请求他再发一次微博回复一下。更多人表达自己的悲伤，难以接受。
　　35岁《都市快报》副总编徐行抑郁症自杀

徐行

　　5月4日下午，《都市快报》副总编徐行自杀离世，年仅35岁。据悉，徐行自杀前工作压力巨大，患忧郁症，长期失眠。据了解，徐行此前是都市快报编委，分管经济部和新媒体，当时是都市快报最年轻的编委。在2013年末升任副总编辑，之后分管的部门里多了文娱新闻。
　　新华社安徽分社总编被曝患抑郁症自杀

宋斌

　　2014年4月30日 安徽当地警方和多名接近宋斌的人士证实，新华社安徽分社副社长、总编辑宋斌办公室内身亡，原因不明。
　　据新京报记者了解，新华社安徽分社于2007年底迁至合肥市繁华大道306号，地处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案发后，合肥开发区警方第一时间介入调查。
　　接近宋斌的人士回忆，28日上午，其在单位附近的马路上遇到宋斌，还打了招呼，宋神色如常，未曾想天黑后突生变故。
　　南方都市报记者过国亮不幸罹患肝癌逝世

过国亮

　　南方都市报时事新闻中心首席记者过国亮不幸罹患肝癌，于2014年4月12日6时30分医治无效，在珠海逝世，享年31岁。“命运向我露出爪牙，我向他做个鬼脸。”这是过国亮在患病后写下的字条。
　　4月14日下午，300多名珠海各界人士自发赶到珠海殡仪馆，为这座城市的“新闻民工”和他们心目中那位年轻能干、热情幽默的“草根记者”过国亮送行。

江西赣州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肖益涵

　　据@记者站网，4月15日，江西赣州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肖益涵，因肝癌去世，40多岁，发病到离世也就1个多月。
　　几年前，北京市健康保障协会公布，在23640名媒体从业者的体检结果中，亚健康检出率为97.5%，对照本行业此前一年5890名受检者90%的亚健康检出率，增加了近8个百分点，属于亚健康高发行业。中国医师协会也称，媒体人将比普通人群提前10年进入亚健康状态，这除了与超长时间工作、睡眠严重不足、体育锻炼过少、膳食结构不合理等因素有关外，身心压力过大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几年过去了，媒体人的压力有增无减，可以说更加糟糕，这显然与媒体遇到的压力有关。

王欢

　　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节目预告》编导、主持人，《下周电影》主持人王欢因癌症于2013年7月3去世，年仅43岁。同事经纬在个人微博里悼念：“电影频道第一代女主播王欢因病于7月3日18：58永远告别了她热爱的世界。刚知道……突然哭得不能自已。”
　　王欢曾就职于河北承德电视台，任主持人。 1994年开始就职于中央电视台，任《东西南北中》、《中国音乐电视》主持人。1995年至今任CCTV-6《节目预告》编导、主持人，《下周电影》主持人。

张轶拍摄的《挟尸要价》

　　2013年5月22日下午2时许，曾因拍摄《挟尸要价》组照，身陷“造假”风波的记者张轶，由于身患肝癌晚期，在渭南去世，年仅28岁。其生前遗愿，是向国内使用过照片的媒体索要稿费，捐献给救人牺牲的大学生。
　　张轶为陕西安康人，2009年自武汉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湖北荆州《江汉商报》工作时，因拍摄了一组《挟尸要价》新闻组照，披露长江大学救人大学生牺牲，被捞尸者挟尸索钱一事，引发争议。在他成为国内多项新闻摄影大奖得主的同时，被质疑“造假”一说甚嚣尘上，最终经过调查，确认其拍摄组照真实。
　　浙江电台女主播郭梦秋猝死

郭梦秋

　　2012年8月1日，浙江电台音乐调频动听968在其官方微博发出一条讣告，“主持人郭梦秋于7月31日晚在家中突发心肌梗塞，经急送新华医院抢救无效辞世，年仅25岁。”有网友翻出郭梦秋之前的微博，发现很多内容都是抱怨高压生活的，一时间，一场关于“生命、压力、猝死”的讨论在网络上展开。浙江电台副总编辑谢女士表示：“郭梦秋死于心肌梗塞。之前连她本人都不知道身体有问题，这是突发的，我们都感到很意外很吃惊。”
　　长春广播电台主持人王天雷肝癌辞世

王天雷

　　2013年2月26日2时08分，长春广播电台知名主持人王天雷因病医治无效辞世，终年44岁。曾经与他在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在追忆他的工作和生活时，都十分悲痛，希望他一路走好，到了天堂的声音会更加动听。“90故事幸福车队”队长李明说，王天雷的去世是他们想也想不到的，2012年11月19日，“90故事幸福车队”聚会，特意邀请王天雷参加，他带来了好几名主持人。聚会时，王天雷的精神状态非常好，“仅仅过了3个多月，人就没了，谁能相信，谁能接受……对我们来说，他没走，只是出了一趟远门儿。”

刘健

2011年5月23日晚，28岁的郑州电视台政法频道记者刘建突发心肌梗塞离世。去世一周前，他曾在微博中写下“我的亚健康状态很厉害”。而下一条微博却是：“明天去哪里完成任务？”

马云涛

　　2011年5月18日，央视财经频道资深编辑马云涛因胃癌晚期离世，时年36岁。

罗京

　　2009年6月5日，央视《新闻联播》主持人罗京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48岁。同行们在为罗京英年早逝扼腕叹息的同时，也不禁感慨电视人工作压力太大，“罗京的病，很大程度上是多年积劳成疾！”《东方时空》制片人包军昊说：“罗京早逝从另一方面证明了电视行业的压力太大了，我们生活没规律，对健康很有损害。”李瑞英说：“罗京主持《新闻联播》25年来，每次有急活和重活总是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工作岗位。”
　　罗京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播音员，《新闻联播》节目最资深的男主播之一。1961年5月29日生，重庆市南岸区人。1979年考入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1983年毕业，进入中央电视台主持《新闻联播》节目。在央视任职25年期间，罗京以及其过硬的业务素质和沉稳大方庄重的播报风格赢得了业界和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认可，并创造了25年无差错播报的佳绩。2008年7月被确诊为淋巴癌，9月被确诊患有淋巴瘤，并暂停工作入院接受治疗，期间还接受了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和化疗。
　　云南台主持人张小燕演播室猝死

张小燕

　　云南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女人香》主持人张小燕于2005年3月22日下午突然去世。工作人员说，张小燕确实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上星期三，她开始出现感冒症状，当天录制节目时，刚开始进行了一会儿，她已经无法坚持，最后一期节目也没有录制完成。第二天，由于病情加重被家人送往昆华医院，被确诊为感冒导致心脏病发作。刚开始几天她并没有特别的异样，但3月20日起病情突然恶化，最终抢救无效去世。
　　华声在线综合新华网、人民网、扬子晚报网等。

http://news.sina.com.cn/m/2014-05-09/102130093292.shtml?qq-pf-to=pcqq.c2c

肖淑娟

【案例】

记者暗访村官摆宴遭群殴
6名涉案人员被湖北洪山区警方行政拘留
2014年05月20日 新京报A16版
　　新京报讯 （记者刘刚 实习生曾庆雪）5月18日，湖北楚天都市报记者满达暗访洪山区青菱街石咀村一村官在农庄为儿子大摆庆生宴时遭群殴，致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右手疑似骨折。目前，洪山公安分局已对6名涉案人员行政拘留。

　　记者称被打90分钟

　　据介绍，5月17日晚，满达值夜班时接热线报料称石咀村一钟姓村主任大摆酒席，为儿子庆贺10岁生日。18日中午12时许，满达抵达被举报的农庄。在核实期间，起先被当地男子钳住脖子。

　　满达出示新闻记者证后，随身的采访包被夺走，当地五六个身份不明的男子冲上前，“挥着巴掌抽我，用拳头打我，将我撂倒在地踩我。”

　　据满达的实名微博显示，整个过程长达一个半小时，直到被警方解救。

　　村主任称“是个误会”

　　昨日，石咀村村主任钟启斌在电话中否认大操大办儿子生日宴，“都是亲戚朋友，摆的家宴。”钟启斌说，庆生宴摆了28桌，家里来了200多人，共花了一万多元，收礼两三万元。

　　对于记者声称遭恶意殴打，钟启斌表示，“这完全是一个误会”。

　　“因为是亲戚朋友，互相之间都认识，这个记者来的时候，有人不认识他，问是谁请他来的，他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朋友们认为他是小偷，就把他围了起来。”

　　“现在打人者已经受到惩罚了，6个人被警方带走。”钟启斌称，其中有其兄长、侄子，还有4个是以前做生意的朋友。

　　涉案6人被行政拘留

　　昨晚，洪山区官方发布通报称，洪山公安分局已对6名涉案人员实施治安拘留，经过调查取证，对其中1人行政拘留15天并处罚款，对另5人分别行政拘留10天并处罚款。

　　通报还表示，昨日上午，区纪委派驻调查组初步认定：钟启斌为儿子举办10周岁生日宴，违反了相关规定，青菱街纪工委已对其立案调查。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 ... t_512721.htm?div=-1

肖淑娟

【案例】21世纪网敲诈，拆解新闻寻租链

罗昌平
    中国企业家杂志

   

    昨晚不知多少财经记者没有睡好。上海侦破特大新闻敲诈案，21世纪网主编刘某、副主编周某等八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润言、鑫麒麟等财经公关卷入。下文为罗昌平五年前对新闻寻租链的论述，文中讲述的诸多问题，至今没有改变。

   

    2008年 1月 1日《法人》杂志刊登了记者朱文娜采写的《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四天后，作为当事方的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派出 3名警察入京对记者下达拘传手续，理由是涉嫌诽谤。朱因外出办事躲过一劫。

    同年 12 月 4日，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检察院人员进入央视记者李敏在北京的家中，出示拘传证后以涉嫌受贿罪将其带走，至今未归。

    时至 12 月 15 日，网络报首席记者关键在“失踪”14天后，河北省张家口市警方通知其家人，关键已因涉嫌受贿被刑事拘留。

    对中国的新闻从业人员而言，2008年由“抓记者”始，亦由“抓记者”终，期间还掺杂着几起更为恶劣的事件：

    ——4 月，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以受贿罪，对第一财经日报北京产经部原主任傅桦提起公诉，本案尚未开庭；

    ——9 月 20 日，山西省洪洞县霍宝干河煤矿发生事故，因瞒报招致各地记者前往领取“封口费”。官方事后披露冰山一角，矿主共向 6家媒体支付 12.57万元；

    ——12月 4 日上午，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景剑峰受贿案在山西省吕梁市临县法院开庭，至今尚未宣判；

    ……

    一时间，新闻界讥讽之言四起，诸如“走，到北京抓记者去”： “记者有风险，入行需谨慎”等。一些新闻从业人员亦有人人自危、草木皆兵之感。

    笔者认为，目前曝光的绝大多数记者被抓案例，尽管不能否认公权机构野蛮行政或越权执法，但也无一例外地彰显了记者自身的瑕疵。而为公众推崇并尊敬的几家市场化程度、职业操守相对较高的新闻媒体，目前尚无一例。这说明记者被抓之事，不足以代表一种主流趋势。

    实际上，负责调查山西“封口费”事件的新闻出版总署官员已明示：“让我们欣慰的是，真正市场化程度高的报刊没有出现在领取封口费的名单中，这证明在市场竞争环境下，这些市场化良好的媒体是能保持新闻职业操守的。”(参见 2008年12月4日《南方周末》“‘封口费’事件幕后”)

    但是，新闻腐败的存在，已由早年的软文宣传，发展到收受红包、车马费，甚至于利用舆论监督“代租”公众知情权；也由记者个体，发展到记者站甚至代表报刊最高意志的编辑部的集体行为；随着技术带来的革命，并无采编资格、仅依靠特殊环境垄断新闻二手传播的各类门户网站，亦成为权钱交易之重镇。

    在一些地方，记者已不再是“ 无冕之王”，而是集公务员、维权者、检察官、审判长、获利人于一身的怪物。变异的制度环境正是成就这一怪物的土壤。

    若引述新闻出版总署上述官员的话，对传媒业全面启动市场化改革，通过良好的市场化竞争，或许才是破解新闻腐败的唯一有效途径。

    被抓记者的瑕疵

    鉴于记者这一职业的特殊性，2008年频频发生的新闻腐败事件已引发高强度的舆论震荡。韩非子在《五蠹》中“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或可为之尴尬注脚。

    本文开篇所述的抓记者事件中，除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涉嫌诽谤”一罪外，其他都被控一项罪名——受贿。

    实际上，朱文娜曾被调查过是否涉嫌受贿。在其报道正式发表后，西丰警方立刻带走了举报人兼当事人赵俊萍的二姐赵俊华，因赵之口供未能证明记者存在受贿行为，其在 24 小时后获释。(参见 2008 年 12 月 25 日，《南方周末》 “今年频发‘抓记者’事件背后都有案中案”)

    网络报首席记者关键，于 2008 年 12 月1 日赴太原采访时离奇失踪。14天后张家口市警方电话通知其家属关键正在受审。此案是因张家口市一位宣传部长落马后，供出与关键的相关事宜。网络报总编辑任鹏宇承认，该报曾报道过张家口市蔚县的负面新闻，蔚县宣传部曾于 2008 年 9月 25 日、10月 9日在网络报上做了两个版的形象广告，文字作者都是关键。

    略感痛心的是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傅桦案。在上述所有涉案媒体中，这是唯一一家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经济类日报。42岁的傅桦先后做过的职业包括法官、教师、记者，他接到校友、时任吉林民航管理局副局长张广涛的报料后，于 2005 年 7月 14 日在该报相继发表了他和同事采写的《质量问题安全隐患凸现龙家堡机场延误交付背后》和《质量安全不能打折扣》两篇报道，主要反应长春市龙家堡国际机场(现名龙嘉国际机场)建设中的一些质量安全问题。由于张广涛案发，傅桦在该案报道过程中收受5000元好处费的丑闻随之曝光。

    笔者查阅了上述被抓记者所写的报道，无论从行业还是新闻角度来看，其专业性均存在缺陷，报道的新闻平衡艺术严重不足，均显偏颇。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景剑峰被控罪名最多，分别为涉嫌窝藏罪、妨碍公务罪和受贿罪受审。而且其所涉的报道并非发表在正规出版物上，而是该杂志社的内参《要情》上。按以往的审判个案及现行相关规定，内参报道通常是对记者免责的。

    央视记者李敏的案情更为复杂，在一起由杏花岭检察院侦办的贪污犯罪案件中，她接受当事一方的出面采访并收受数十万元现金。李敏最终并未对该事报道，通过采访对事件另一方或第三方形成影响和压力，目前已在新闻界形成“明规则”。不少中央级媒体的记者甚至需要上万元的出场费。

    周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曾担任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傅桦两案的代理律师。后一度受家属委托担任央视记者李敏的律师，但受干扰无功而返。他向笔者表示，记者不应是贿赂犯罪的适格主体，新闻寻租问题只能对记者进行道德约束，而非法律制裁。

    《刑法》规定的受贿犯罪构成要件包括：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受贿的主体一类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另二类是公司企业人员。

    笔者并不同意周泽的上述观点，而是主张将记者纳为贿赂犯罪的主体。理由很简单，媒体具有强大的传播力和话语权，新闻腐败的存在，就是对公众知情权的一种寻租。何况中国的媒体可以把公权力和市场权力结合起来，记者即使不能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至少可适用公司企业人员受贿主体的定义。

    从正面宣传到揭黑

    知名评论员“十年砍柴”(前法制日报记者李勇)说：中国这种媒体现状，有几个记者敢站出来拍胸脯说自己一点瑕疵没有？即便采访者个人很注意自律，在如此复杂的社会，很难保证不被人家抓住一点把柄往死里整。

    我坚信有这样的记者存在。

    2008年 12 月 18 日，《财经》杂志十周年系列活动之一选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我的同事段宏庆在演讲中当着他的 200多名人大校友说，自己从事新闻工作以来从未拿过“红包”，从未沾过与此相关的金钱物资，对此问心无愧。

    笔者相信这位简单的新闻人，这位多年的老战友。但也得承认，在中国能拍着胸膛如此演讲并郑重承诺的记者，确实太少。

    我工科毕业，在长达七年的新闻旅行中，早三年由中国商报起步，新京报、财经则各两年有余。中国商报是一份带有典型事业单位特色的弱市场化媒体，那是我新闻事业的起步，那里并无系统的新闻技能培训，也无职业操守的界限，只不过一份工作而已。所以，300 元以下的“车马费”(边缘媒体一般就是这个价)一度构成我收入的一部分。

    以经济学原理解释：人们一旦做出某种选择，惯性的力量使之如同走上一条不归之路，这就是路径依赖。良性或恶性的路径依赖，即决定了人的不同命运。当我痛下决心从市场化媒体重新开头，幸运地被新京报与财经修正了我一度误入的岐途，重归一个职业新闻人的道路——当然，笔者至今并不拒绝如演讲、培训等正常劳动获得报酬。

    关于新闻寻租，笔者大致梳理出如下发展历程：

    第一时期，正面宣传或软文。 1980年代开始，媒体由政府包办的直属单位“转型”为企业化运作的事业单位。由于原有党报体制未有应对行业寻租的制度设计，记者通过“正面宣传”获得物资或现金回报的现象较为普遍。至 1980 年代末，一种介乎新闻报道与广告推销之间的“软文”出现。这可谓“有偿新闻”的早期形式，至今仍有市场。

    第二时期，“红包”与“车马费”的盛行。进入 90 年代，记者出席新闻发布会拿“红包”成为主流，先由新闻率先开放的娱乐体育开始，进而是产业经济，甚至到时事政治。大量采编人员流入公关公司加剧了这一形式，如今此类灰色收入已构成大部分记者收入的一部分。

    第三时期，即 1990 年代末开始，报刊由“卖方市场”转入“买方市场”，以揭黑实现新闻寻租成为一种新的形式。山西“封口费”一事，足以佐证这一态势的恶劣与严重。

    时至今日，相当一部分地方记者打着新闻报道乃至舆论监督的旗号，巧取甚至勒索钱财，导致个人道德品质、法制底线与新闻职业角色的严重异化。

    针对反新闻寻租的制度设计，我在 MSN上随机对同行做了数十个访问，截其精彩实录如下：

    南方周末的傅剑锋介绍，南周的薪酬比较体面，采编人员的差旅费要求必须报社出钱，不能由当事人支付。这跟财经的制度相似。更大的约束来源于精神传统，大家都以职业记者自许，所以南周办报 25 年好像未听到过记者收钱的事。

    东方早报的简光洲说，编辑部平时讲得较少，个人感觉这主要靠自律，有多少制度都是不太管用的。

    新京报时政记者李静睿说，没留意过是否有文字规定，但好像是一旦发现即开除处理。

    成都商报驻京记者廖卫华表示，该报社书面规定，凡是记者收红包都必须上交，若不上交被发现后，第一次罚款红包数量的 3至 5倍，第二次就要辞退！

    中国青年报驻沪记者林蔚说，因为收钱的行为本身是禁止的，所以没有特别明文规定“可能跟我们这个‘穷报社’平时没什么红包活动有关吧”。

    中国新闻周刊执行副主编陈海说，该刊无制度上的安排，全靠记者自觉。“制度上最好的安排是给采编人员一份体面的薪水，不会为这个月少发稿而影响生活发愁。”

    ……

    从上述各单位的情况来看，等同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周泽的观点，道德约束大于法律制裁，甚至制度往往形同虚设。无论是个案分析，还是随机调查，一个较为公认的现实是，完全市场化媒体的记者，其职业操守要比完全体制内媒体的要好。

    在 2008 年，新京报一资深记者应聘《财经》，提到其近万元收入中包含 1000 多元红包等，这直接导致面试官的反感。从这一年开始，《财经》编辑部对绝大多数采编人员实行了年薪制，即一年给予固定的薪水，同时根据业绩考核发放年终奖。区别于一般媒体，《财经》在薪酬设计时从未将“车马费”等纳入到记者编辑的个人收入中，并有明文加以禁止。

    不过，对于采访中无法拒绝的情况，当事人可视当时情况将所收现金、物品上交单位，再由后者在年终晚会上作为礼品或奖励处理掉。当然，《财经》更大的震慑力不在于上述制度安排，而是一旦发现并查处，相当于永久性列入记者黑名单，这意味着他从此身败名裂。

    记者站腐败与编辑部买卖

    2008年9月20日，位于山西洪洞县堤村乡干河村的霍宝干河煤矿发生一起责任事故，由于存在瞒报，一些嗅觉灵敏的真假记者闻风前往领取“封口费”。42岁的《西部时报》驻山西记者戴骁军于9月25日晚赶到现场，他将记者领取 “封口费”的场景拍摄下来，前后历时19分钟，记录了中国新闻界耻辱的一幕。

    河南省汝州市两煤矿相继发生事故，数百名自称“媒体记者”的各色人等蜂拥而至，当地政府不辨真假，分别给予数额不等的“封口费”。

    而在三年前，河南汝州发生一起矿难，因为瞒报，共有 100多家媒体的 480 名记者登门“采访”，总计领走 20 万元“封口费”。

    追求真相和正义的新闻操守，在流血的矿难面前变得如此丑陋。

    “封口费”事件不仅仅是新闻职业道德的沦丧，更大的糟糕在于大量事关公共利益的事实、民众的基本知情权，被埋冢于漆黑的矿井之下。同时，它又将百毒一身的记者站腐败问题公之于众。

    从“事业单位，企业运作”之日起，记者站就承担了媒体“开辟财源”的重要使命。在广告“买方市场”的压力下，市场化并不充分的新闻单位通常大量聘用本土“能人”负责发展记者站，其主要任务就是拉广告和组织写“软文”。

    这类记者站的出现与决策，实际正是代表报社最高意志的编辑部集体买卖。

    在首席记者关键被抓后，网络报总编辑任鹏宇在报社年终会议上宣布，关键事件已导致网络报社无限期停刊，报社所有编辑记者被告知另谋出路。网络报设址于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这个来自于中国科学院所有的刊号，由个人交纳不菲的年费后租用，随后开始了其并不市场化的新闻寻租之路，其内部机制——具体地说就是经营体制和新闻运作不能有效分离，最终的结果自然不可避免。

    类似情况并非个案。

    2008年震惊中外的“三鹿毒奶粉”事件中，已经庭审的消息显示，三鹿为防止“毒奶粉”消息影响公司销售，曾先后重金收买了湖南、湖北等地的媒体，以致这些媒体已采写的报道均未能如期发表。

    目前，国内的新闻媒体实行属地管理，各地发生的新闻事件往往也由地方实施严格的行政管理，由此导致新闻行为从属于行政活动。不同于其他常规产业，新闻媒体是一个集事业性与产业性于一身的特殊行业。实际上，当今中国并不缺少名记者、名编辑、名制片和名主持人，真正缺少的是能将政治、资本与新闻理想融于一体的伟大新闻职业领袖。一如普利策，一如张季鸾。

    1889年 10 月 10 日，美国报业巨子普利策给自己即将落成的《世界报》大厦奠基仪式发去贺电。他说：“将正义发扬光大，令邪恶瑟瑟发抖……我宁愿这座大楼轰然倒塌，也要恪守这一原则。”

    1926年 9月 1日，张季鸾先生在《大公报》上发表“本社同人旨趣”曰：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大公报》成为 1949 年以前中国肩负良知和道义的最杰出的报纸。

    网络转播权寻租新态

    有别于报刊、电视、广播等传统新闻媒体，中国独有的门户网站利用其对新闻二次传播的垄断地位，实现第二次新闻寻租，已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新闻腐败新态。

    同样在“三鹿毒奶粉”事件中，搜索引擎行业暴露出的肮脏一幕，更向外界发出了一个可怕的信号：占据垄断地位的搜索引擎，其独立性和公正性在商业力量的围剿中已显得苍白无力。

    在2008年9月，有网民将三鹿集团的一个内部文件上传到论坛，称该公司计划投放 300万元，寻求百度协助屏蔽关于三鹿集团的一切负面新闻。9月13日出版的《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三鹿“真假公关战”为题报道了三鹿危机公关与百度之间的瓜葛。记者用网上广为流传的热帖标题“三鹿，在小朋友的生命健康面前请不要表演”作为关键词搜索，9月 12日下午：google显示11400篇，而百度仅能显示11篇。9月13日上午： google显示11800篇，百度仅54篇。

    实际上，网络传播权的新闻寻租并不止于此。一名面向中产阶级的财经门户网站的副总告诉笔者，他们经常利用负面新闻与所涉企业直接洽谈广告合作，通常是删除多少条新闻支付多少现金。

    中国门户网站可谓全球新闻界的一道奇观。其他国家很难再找到一个与中国门户相比的网站：它每天供应 1-2万条新闻，每百万人中就有 6万人点击它的网页。这种“新闻超市”开始在中国日趋强势。但门户网站上的新闻，除了少量文化、娱乐、体育属于其自采外(仍靠打擦边球)，其他全部来自于传统媒体。

    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为例，其下辖多家子报子刊每年投入采编运营方面的费用在 2 亿元人民币以上，但像新浪这样的门户网站，早期每年只需支付 20 万元，就可以转载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所有报纸的原创信息。门户网站如同国美电器一样，已对新闻的渠道传播形成垄断，而绝对的垄断同样意味着绝对的腐败。

    为何“新闻超市”模式的门户网站仅出现在中国大陆？这不仅源于中国大陆有独特的商业环境，更得益于两点：一是传统媒体竞争激烈以及对版权意识的淡薄，使得网站得以低廉价格获取大量原创新闻；二是中国对传统媒体的管理模式为新生互联网提供了机会，而后者的影响力并不为监管部门所预知。

    如何打破寻租式链条

    根据国内外权威学者的见解，目前世界上的媒介体制大致可分三种类型：其一，以美国为首的私有私营为主的媒介体制；其二，以西欧为代表的公营和私营并举的媒介体制；中国则完全是另一模式——绝大部分国有国营和实行有限商业运作的媒介体制。

    新闻腐败通常也发生在第三种体制中。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何增科博士在其《反腐新路》一书中所言：“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事业单位兼有官办和商业化运作特征的体制，是该领域各种不正之风产生的制度根源。”

    实际上，连一些新闻监管者亦懂得利用其行政管制或曰“禁止报道”之权力，实现新闻寻租。这可谓新闻腐败之最高形式。

    笔者采访并率先曝光了湖南省郴州市“三不准”宣传部长樊甲生。

    樊甲生主政郴州宣传工作期间，找到一条发财门道：当一些非法开采的小煤矿发生严重矿难事件后，樊甲生常常要求在第一时间对消息进行封锁，而后可获得矿主赠送的干股或现金回报。期间，他以市委宣传部的名义下发了一个“三不准”文件：即不准给外来媒体提供新闻线索；不准接待外来媒体记者；不准与外来媒体记者串联、合作等。故人称“三不准”宣传部长。

    2007年 11 月 5日，樊甲生因受贿、行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三罪并罚，被判处 19 年徒刑，其与妻子盘丽艺受贿所得赃款 200余万元及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家庭财产 400余万元予以追缴，上交国库。法院认定，主管宣传工作的樊甲生，其中多笔贿款涉及矿山办证与开采。

    跟樊甲生案颇为类似，在网络报记者关键被拘一案中，河北省张家口市一位宣传主管官员，是以“中间人”身份周旋于媒体与煤矿之间，一方面对媒体施高压之手；一方面又替矿主行贿媒体及其从业者。这种特殊的身份转变，已使“禁止报道”不仅仅再是引导、控制舆论的执政工具，而已异化为资本左右新闻的权钱交易。

    值此，有必要反思现行体制。

    一个拥有超过 100万名从业者的行业，若无相应的一部法律制约及保障其从业者的权利，隐患可谓无穷。实际上，人的道德自律与制度推进同样重要。只是制度解决的问题，无论从广度还是速度、深度上都远优于个体的道德自律，所以在倡导道德自律的同时，不妨以更为坚定和勇毅的决心去推动制度的改革。

    现实表明，媒介制度的设计(或自然形成的)缺陷，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时候。笔者认为，解除报禁，并举新闻专业主义与市场机制，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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