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出版案例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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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兔子老愚
谁信谁天真。他们想管的东西哪一样管住了！ //@青岛薛原:相信网店会有对策以低于实体书店的价格销售。即便折扣底线与实体书店一样，也会有变相的优惠。已习惯从网上买大部头和成套书的我，相信仍会从网上买到价格远低于实体书店的书。其实，啥时候真正有了出版自由，像港台的出版，再来说市场吧
◆◆
@九州海涛
2月11日国家新广局发行司王司长对记者说，针对网上书店随意打折销售、扰乱市场的行为，已经和国家发改委达成共识，将出台相关图书价格管理制度，加强规范。这对我们出版社是个重大好消息。几大网店自杀式的降折返点行为全部转嫁给出版社，已经严重危及出版社和地面实体书店基本的生存，必须终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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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12:53來自iPad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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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白丁2008
今天总局下达通知，余英时，九把刀的书的书全面下架，野夫，茅于轼，张千帆，梁文道，许知远等的书不予出版

[url=]([/url]| 轉發(5884) | 評論(1605)
今天 14:01來自小米手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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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竹林在路上
明天出版的《查理周刊》将在25个国家发行，同时发行量高达300万册。此前《查理周刊》每期的印刷量为6万册，实际销售量在3万册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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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分鐘前 來自微博 weib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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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王少磊
就我俄罗斯短暂停留印象，至少公共场合阅读的比我们多//@刺猬公社: 对阅读失去兴趣//@朱学东://@魏力在北京: //@韩浩月: 这么严重？

@翟德芳
《莫斯科时报》网站说，俄罗斯人对阅读失去了兴趣。2014年有超过一半的俄国人一本书都没有读；其书店的数量从上个世纪的8500家减少到如今的1500家；现在俄罗斯出版的新书超过一半发行量不到1000本；全俄靠写作维持生活的只有10-12人。俄罗斯人是以文学成就和民众的文学素养著称的啊！这是前车之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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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 13:00
15分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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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译允

【案例】
从引路人到守夜人，王留全的“赞赏”能否拯救传统出版业？︱转型

传统出版人王留全，是如何转变到“互联网+”的？“赞赏”的模式是怎样的？它又将靠什么赢得未来？

                                                                                值得赞赏
                                                                                无冕君按
作为理应站在旁观者位置的媒体，《无冕财经》要“赞赏”王留全是不对的，何况，王留全还是无冕君的朋友，无冕君的《再造招商局》一书就是由他担任责任编辑。
但是，王留全必须值得赞赏。这不仅仅因为赞赏项目刚刚获得IDG天使轮900万元的投资，更是因为，传统出版业也走到了必须转型的关口，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出版业，急需代表未来的典型案例。
赞赏有个好团队：王留全与陈序均是传统出版业的翘楚；赞赏有个好理想，“要让中国所有写字的人都能站着挣钱”；赞赏有个好模式，平台立项、众包写作、众筹出版，“互联网+”用到了出版业，作者与读者实现了一键连接。
基于此，“赞赏”值得赞赏。

无论是从整个人的外形气质，还是从他娓娓道来的讲话风格，王留全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有涵养的书生一枚。
从图书仓库管理员到蓝狮子１０年的编辑、总编生涯，他已经与书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而在未来更长的时间里，他将依旧与书为伍，因为，现在他是“赞赏”项目的联合创始人。
赞赏从2015年初上线至今，已经有了足够不俗的成绩让读者、作者和出版人关注到它，它的两个创始人王留全和陈序，有着一个近乎伟大的理想——“要让中国所有写字的人都能站着挣钱”。
传统出版人王留全，是如何转变到“互联网+”的？赞赏的模式是怎样的？它又将靠什么赢得未来？

转型：
从引路人到守夜人
在大众对赞赏的新模式热血喷张的谈论“颠覆”的时候，王留全却认为自己只是个温和的改良者，改良的只是传统出版行业的一些弊端，而本质上，他的工作并没有发生改变，依旧还是向大众提供有价值的内容。
在大众对他突然从蓝狮子辞职的行为大叹亏了时候，王留全却只是淡然的认为这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工作结束、一个新工作的开始——彼时，蓝狮子财经出版机构融资成功，作为创始元老、跟随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长达10年的人，他马上就要坐拥股权变现。而新开始唯一的变化是，他由一个传统的出版人、编辑变成了一名互联网从业者。
从蓝狮子到赞赏，王留全觉得，自己身份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一个引路人变成了一个守夜人”。
在传统出版业，王留全认为自己的角色是“前台化”的“引路人”，即基于自己的专业知识加上与作者的沟通，来决定一本书的出版；而在互联网时代的出版业，一本书的出版与否交给了读者来决定，编辑角色变得不那么清晰和重要。
“赞赏是能够去中间化，让互联网的力量发挥出来，让作者找到读者，读者找到作者，他们中间相互联结，还有价值的体现。”


▲传统出版对比赞赏平台出版。

在蓝狮子的10年间，王留全对作者和读者的用心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留下了《阿里巴巴：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等畅销作品，也有陈志武、李稻葵、叶檀、许知远、任志强等大腕作者的点名道谢。
在很多人的眼里，他已经是中国最好的出版人之一，得到读者和作者的尊重是对出版人最重要的认可，王留全对自己过去10年的成绩还是比较满意。
而现在他与陈序开创了一个新的平台，他更像是“守夜人”：他要在幕后维护这赞赏这个平台，赞赏之于他，是一种新型的有可能脱离传统出版的模式，是一种去中间化的互联网出版工具，是一条联结作者和读者的更便捷的纽带，更重要的是，赞赏能让更有价值的内容更直接的得到分享。

模式：
社交出版
虽然王留全认为自己只是个“温和的改良者”，但要改变一个行业根深蒂固的模式，依旧是困难重重。幸运的是，“赞赏”从最开始的一个概念到付诸实践、到融资成功，一路走来可以说一帆风顺。
“我俩在赞赏的这个想法上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再加上两人在各自的行业内都有一定的专业度，赞赏模式的本质还是在传达有价值的作品，这点并没有改变，只是借助了互联网为工具而已。”王留全说。
尽管王留全表达得云淡风轻，但“赞赏”的优异表现依然让很多人不淡定。

▲赞赏给作者带来更大的价值。

王留全与他的搭档陈序结缘于一本书。
陈序曾经是美国《新闻周刊》中文版的执行主编，他写的《主编死了》一书作为“赞赏”NO.0001项目启动时，赞赏的APP还在测试阶段，所以只是利用了“微信公号+微店”的便捷方式进行众筹，结果，7个小时就突破了20000元的最低成书额。
随后，每周一个人、一本书、一个项目的“赞赏行动”开始，成绩优秀，其中傅踢踢的《谈到世界充满爱》的“赞赏值”已经接近50000元。
而在前不久，赞赏成功推广了自媒体“范言直谏”创始人范卫锋的《新媒体十讲》，王留全透露，该书24小时收获逾12万元赞赏额——这个数据震惊了业界，也引发了作者、受众和出版商的广泛关注。
成功的背后，源自于赞赏找到的靠谱模式——社交出版。
原创内容的作者在“我要出书”来展现作品（可以是完本或部分章节大纲），就可以进入到“你来赞赏”的社交关系与预售的支持，并通过“点赞”来筹措到“最低赞赏成书额”（目前最低是20000元），就进入到了“我们来出版”的环节，这部分由赞赏平台与出版社合作完成，最后，书籍出版以后，还会持续建立作者与粉丝们的互动社区。

通过赞赏平台的出版模式，不仅可以实现低门槛出版，而且预售环节可以提前进行市场验证，增加作者收益，最重要的是，这可以圆大部分作者的出书梦，打破原有的出版社编辑、发行商和“领导们说了算”的原有格局。
“更重要是能够将更多有价值的内容传递出去，作者能够获取到更大的回报，”王留全对于赞赏有着更大的期望。“我希望‘赞赏’的每一步都是里程碑式的，比如我们有了100位作者，1000本成书，集‘赏’1亿等，我觉得‘赞赏’只要为‘出版重来’这一行业优化的愿景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就是我们的成功。”

未来：
社区化运用
截至目前，赞赏平台已经发布了40多个项目，还有超过120个项目正排队等待审核。签约的出版社也超过20家，包括中信、机械工业、中国纺织等等十来家出版社长期合作，已经出版印刷成书的项目也有十多本，同时还通过赞赏平台聚集了不少作者读者资源，并建立了有效的联结。
这恰恰吻合了互联网时代社区化的运用的特征。王留全觉得，这是以后赞赏要重点发展的部分。
“赞赏一本书发布之前或者之后的阶段，会形成一种‘众包’的写作关系，你的赞赏人可能会给书籍提很多的意见、资料数据等等，他们会督促这个产品变得更好，会对你的作品的质量有更高的要求。写作的本身是分享，那么这种社交关系其实是会加强这一分享的进程。”
王留全认为，这种“众包关系”会使得好的作品更具生命力及价值。
前期因为处于初期建设阶段，赞赏并没有运营太多的项目，而接下来的阶段，将是赞赏的发力期，7月份赞赏将会发布手机端的2.0版本，同时上线PC端的平行网站，现有的功能将不断被完善。
与此同时，网站的社交功能也会继续推动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7月之后，赞赏会跟作者联合开展一些线下的活动，譬如到全国各地的一些咖啡馆和独立书店，进行线下的推广，包括书籍本身的推广和作者的推广，甚至开展一些作者的培训课。
对此，王留全也有了较为初步的一些想法。


▲赞赏出版的新媒体系列书籍。
“我们可以把线上的出版和线下的活动结合起来做，比如新媒体的培训课。最近出版的范卫锋的《新媒体十讲》、徐达内的《新榜样》和仇勇的《新媒体革命》，就可以做一次关于新媒体的作者和读者的互动，四个新媒体的作者比一个人讲课更有影响力。”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Dk5OTA4NQ==&mid=229506178&idx=1&sn=d78d41b1faac5e4767ad6a36a1e9c2c3&scene=23&srcid=4rdQRj202QjaEFtpTvW6#rd&ADUIN=1376222890&ADSESSION=1440817034&ADTAG=CLIENT.QQ.5425_.0&ADPUBNO=26509

乔笛宇

【案例】清末书局与报馆如何互动？
回溯清末，报馆与书局之间的界线本无那么明显，报馆自设售书处以发行图书，书局自办报刊以自我宣传，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而报馆与书局之间，亦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简言之，书局出版新书，需要在报刊上登载广告以昭告读者，而报刊的印刷及发行工作，又与各大出版机构密不可分，各自频繁地参与到对方的经营活动之中，“新式印刷出版机构与新式传播媒介”的发展与合作，“使得大量廉价、标准化的出版品，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同时为互不相识的读者所阅读”。

《中外日报》与商务印书馆的互动，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关注各种商务印书馆同人的回忆录，几乎无人提及双方自1904年至1908年所出现的合资局面，之后的研究者也因此未能深察。然而，这次合作又是真实存在，商务印书馆对《中外日报》股份的收购，不仅体现出报馆与书局互动合作的基本形式，同样也展现了清末企业之间的关系网络与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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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入商务与合作的深化

1897年创办的商务印书馆，最初只是一个以印刷为主业的机构，承印上海各大商号的传单、文件，并接受新式学堂教科书的订单，“各样机器，都有备置，中西文书籍，全都能印，而且自己有浇字机，可以卖铅字”，由于商务印书馆机器先进，印刷质量上佳，不少报馆因而寻求与商务合作，将报刊的承印权相托，“如代印之昌言、格致、无锡、新闻等报，纸张精洁、字画清秀”。1900年，在印锡章的建议下，商务印书馆收购了日本人在华开设的印刷出版机构修文堂，将其设备迁入总馆之后，很快使“商务成为一家拥有现代印刷机器的企业”，其书刊的印刷质量更是得到了显著提升，慕名来访的各地出版人络绎不绝，筹办《大公报》的天津报人英敛之、经营金粟斋译书处的苏州文人包天笑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除此之外，商务印书馆还积极涉足书籍出版业。当时的主持人夏瑞芳敏锐地意识到戊戌变法之后，将会有大量士人关注时务与西学，其中蕴藏着不少商机，因此利用早先在清心书院读书，略通英文的优势，组织力量编译了一些英语教材，如谢洪赉译注的《华英初阶》、《华英进阶》，就是早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籍中卖得最好的，号称“在当时初学英文者甚便之”，所谓“行销极广，利市三倍”，成为“商务印书馆经营出版事业的开端”。



书籍畅销的原因，需要提及《中外日报》的宣传之功。《中外日报》前身是创办于1898年5月的《时务日报》，主办者是时务报馆经理汪康年（1860~1911）及曾广铨、汪大钧等。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通过御史宋伯鲁，提出将上海《时务报》改为时务官报，并藉此要求汪康年交出《时务报》。汪康年则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支持下，将《时务报》更名为《昌言报》，《时务日报》也由此改名《中外日报》。在《昌言报》的承印事务中，汪康年与商务印书馆进行了初次合作，对商务的印刷质量非常满意，因此，当商务准备出版《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等书籍时，《中外日报》成为了主要的宣传合作方。报纸先是刊登广告，介绍书籍的内容，又在不久之后与昌言报馆、苏报馆等，为书籍进行代售，此时《华英进阶》仅出版了一、二集，故而将初阶、进阶统称为《华英读本三种》。类似的合作事例，还有《华英要语类编》，该书“为习英文捷径学者急宜购读，得益甚大”，代售处是中外日报馆及美华书馆、格致书室、格致新报馆、广学会等；另有约翰书院教习、美国人E.A.Spencer 著，颜永京译《英华初学》等，同样进入了中外日报馆的营销网络。此时的《中外日报》虽然销量尚不如《申报》、《新闻报》，但如果每天售出的数千份报纸上都登载商务印书馆广告的话，加上报纸在读者中的广泛传阅，使得广告的受众群很可能超过万人。借《中外日报》之东风，商务印书馆早期出版的书籍大受欢迎，证实了“这样一个非文人、非商人的新的普通读者群是可以培育的。于是，商务发起人计划进一步扩大自己的下层社会读者群，力图依赖这些新读者完成从印刷业向出版业的转变”。

不过，庚子前后的商务印书馆，远没有达到之后在出版界一呼百应的地位，与其他报馆与书局的互动也非常有限。这与商务的经营特点有关，夏瑞芳、鲍咸昌、鲍咸恩等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早期都是在捷报馆与美华书馆的印刷部门工作，在鉴别印刷机器方面确是行家里手，但正如一些学者所分析的，“几位创办人是印刷厂工人出身，不懂出版事业，只凭大胆的创业精神经营印刷”，夏瑞芳虽然看到了出版新学书籍要比单纯的印刷业务更能够赚取利润，但因“少年失学，于文学知识上是有限的。他极思自己出版几种书，但不知何种书可印，何种书不可印”，收购日文书而大规模组织翻译，最终只是落得“徒耗人工纸张，并无销路”的结果，因此在出版界的涉足浅尝辄止。更值得关注的是，夏瑞芳、高翰卿、鲍氏兄弟等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囿于个人文化知识与企业经营范围之所限，并不是变法维新时期思想界与出版界的潮流人物。从现有的资料上看，四人与《时务报》办报群体之间并无交集，时人致汪康年、梁启超、黄遵宪等人的信函之中，也几乎没有提及夏、高、二鲍。换言之，虽然创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赶上了戊戌变法的时代，但并没有能力“参与”其中，在汹汹而起的时代潮流之中，处在较为边缘的位置，更像是一个单纯的看客。上述因素，造成了商务印书馆与主流报馆之间的交集乏善可陈。这种各自发展、缺乏互动的局面，在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之后，出现了彻底的改变。

1902年，在南洋公学译书院饱受掣肘的张元济（1867~1959）接受了夏瑞芳的邀请，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由此“掀开了商务印书馆走向现代出版新的一页。此后的中国出版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也因他们的结合而气象万千”。张元济究竟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了什么呢？笔者以为，张元济之于商务的意义，不仅仅是专业的鉴书眼光，对商务未来几十年发展的路线设计，更需要着重指出的，还有他所具有的丰富而广阔的人际网络。张元济进过翰林院，办过西学堂，主持过译书院，编过《外交报》，每一项事务的开展，都使他增加了不少合作者，他所在的地方，很快就能成为思想、文化、出版等领域的中心区域，马叙伦回忆，“上海是维新派集中的地方……戊戌党人里‘硕果仅存’的张元济先生就在这里，隐然是个龙头”。对于商务印书馆来说，“交游广，结识的上层人物多，有号召力”的张元济的到来，将商务直接从“边缘”带入了“中心”，藉由张元济这一支点，商务印书馆真正进入时人的视野之中，很快成为了主流的出版机构，也由此拉拢了一批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人物。陈叔通谈到张元济对人才的搜罗，在进入商务后，“不能一人独搞，于是第一个拉蔡元培。张和蔡都是同年的举人翰林，相知甚深，可能结过金兰之谊，一拉便拉来了。由于蔡的关系，再拉杜亚泉（搞科学的），以后再由杜延聘了其他不少人……谈到商务编译所，不能不提到高梦旦。高写文章在《时务报》（梁启超办的）上发表，张很赏识，于是再延请高梦旦入商务”。有学者指出，“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建立的关系不是点与点的关系，也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网络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个人和关系是不可分解的，一个人是带着其他群体的关系印迹来和其他人发生关系的，所以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具有双重性”。当张元济进入商务之时，他将之前的社会关系带入了这个新网络，先后介绍蔡元培、高凤谦（梦旦）、颜惠庆、夏曾佑、恽铁樵、孟森等，蔡元培介绍蒋维乔、杜亚泉，蒋维乔又介绍庄俞、庄适，庄俞又将合作搞人演译社的沈颐、严练如、谢仁冰、胡君复等人介绍进馆。如同滚雪球一般，各方人才“咸踵于商务印书馆，扩大其事业，为国家谋文化上之建设”，而张元济作为布局的第一手棋，其重要性尽显无遗。


张元济

作为张元济的好友，汪康年及其《中外日报》也成为商务印书馆重点关注的合作对象。虽然已有多篇文章谈及汪、张交谊，如汪守本所言，两人来往信函中的一些话语，往往让“外人读来一时捉摸不出所指，唯其含意深邃，也正可以看出他们两人思想感情的不一般”，但真正分析二人交谊过程及意义的文章似还并不多见。汪康年与张元济相识于1889年浙江己丑恩科的考场。随后数年，汪康年辗转于杭州、汉口与上海，张元济则供职于北京翰林院，二人之间并没有交往的记录。《时务报》的创办，给了二人相交的机会，张元济甫阅《时务报》，即致函汪康年，赞颂《时务报》“崇论闳议，以激士气，以挽颓波，他年四百兆人当共沐盛德”，他还提出将《时务报》、《蒙学报》、《农学报》、《译书公会报》等各报售报点汇为一处的想法，后在康有为的推荐下，认识了在京城甚有人脉的张小义，后者租借了琉璃厂土地祠内的屋企，设立了总报局，一并发售上述报刊。为了给筹办已久的西学堂招揽翻译人才，张元济托汪康年在“新学枢纽之所”的上海，帮忙寻觅“贯通中西文字，兼知他项西学，而言行不苟，足膺讲席”之人，汪康年还为西学堂购办了全份的天文、百鸟、百兽之书籍以及光、电、热各种一切图说。可以说，在汪康年与张元济的事业起步之时，二人的互相鼓励与扶持，无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手之效。1898年秋，因戊戌政变事发，张元济在李鸿章、盛宣怀的建议下来到上海，汪、张二人的交谊关系更为紧密。1900年，汪康年创立中国议会，在7月26日与29日的两次集会上，都可以看到张元济的身影，他还在第二次会议上，与孙宝瑄一起被会长容闳提名为会计，因二人不愿就任，而改由唐才常、孙多森担当。参与此次活动的日本人井上雅二在日记中提到，汪康年一派中，主要追随者有张元济、沈士孙、赵仲宣等人，他们“与汪意见一致”。汪康年与张元济长期交谊甚笃，《中外日报》也由此成为张元济出版事务的主要宣传空间，早在张元济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时，就在己亥年总报告册中指出，虽然将来或广登告白，但由于各种条件限制，“现在只在《中外日报》间日一登”，而《中外日报》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亦是汪康年、张元济私谊网络的一种延续。

1904年，商务印书馆正式入股《中外日报》。在双方所签署的合同中，规定增添股本一万元，每五十元为一股，计共二百股，由张元济、夏瑞芳等人认付。其时汪康年身在北京，参加合同签订仪式的是《中外日报》经理、汪康年胞弟汪诒年。合同全文如下：

一、股东应得权利新旧一律，毫无歧异。
二、报馆账目、生财，均以现有账册为凭。自本年八月初一日起，所有赢亏彼此相共。
三、股本安月官利六厘，一年分两次支给。自四月至九月为一次，自十月至次年三月为一次。
四、如有赢余，作十成分派，以六成归股东，一成为公积，三成为办事人花红。
五、报馆事务公推汪仲阁（即汪诒年——笔者注）为总理，各股东并不干预。
六、由新旧股东公举四人每月星期在报馆会议一次，讨论报馆改良、进步、推广事宜。如有要事，由总理召集股东临时特议。
七、每年春二月由总理将前一年支收账目造缮齐全后，由股东公举查账董事一位到馆查阅账目。其余股东如欲查阅，亦可到馆查看。

《中外日报》创办之时，通过同人购股及汪康年、曾广铨等私人出资，获得最初的办报资金，但囿于报人经营能力所限，报馆资金状况一直不太理想。根据井上雅二1900年4月对报馆的观察，馆内每月亏损200元，靠着德文书局与《德文新报》每月为报纸提供500元的补助，成为《中外日报》名义上的所有人，报馆以出卖“冠名权”的方法获取经济支持，才得以填补资金窟窿。虽然在庚子事变之后，《中外日报》销量猛增，成为国内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但报馆的资金状况并未得到太大的改善。在与商务印书馆合资之时，《中外日报》所拥有的资本只是“存项洋三千元，生财等对折作洋九千元”，也就是三千元现金，九千元固定资产，可见报馆的商业经营并不成功。商务印书馆的这笔款项，对于《中外日报》而言可谓缓解了燃眉之急。关于商务印书馆入股《中外日报》一事，由于并未广为声张，报纸上也不见报道，故而先前学界几乎无人关注，即使提到也错漏百出，如贾树枚《上海新闻志》中称“中外日报馆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扩资时，曾引进过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的股份”，事实上，早在1991年《张元济年谱》出版时，张树年先生就已经写明商务印书馆入股中外日报馆是在1904年。张人凤、柳和城二位先生编《张元济年谱长编》时，将这份合同的内容全文录出，双方的合作细节由此大白于天下。商务印书馆入股《中外日报》的缘由，笔者以为有两个原因：首先，入股一事，张元济应该是其中至为关键的核心人物，《中外日报》经历了多年的发展之后，汪康年、汪诒年兄弟决心招兵买马，扩充人手，庚子事变之后，先后有叶瀚、温宗尧、夏曾佑等人进入报馆，伍光建也有可能在一段时间担任过报馆翻译，而上述几人均与张元济关系密切，如叶瀚与他共同参与过中国议会的活动，温宗尧是《外交报》创办人之一，夏曾佑在办《国闻报》时就与张元济多有来往，伍光建曾在南洋公学译书院任职，都是张元济的友朋同人。换言之，在商务印书馆与《中外日报》的互动过程中，张元济扮演着桥梁式人物的角色。故而，在拥有众多友人的《中外日报》面临资金困难的情况下，张元济鼓动商务高层出手相助，自然在情理之中。



所言至此，或许会有人认为商务印书馆入股《中外日报》，完全是张元济基于个人利益与一己好恶而做出的私人决定，不过，商务印书馆毕竟不是张元济的一言堂，他甚至不是最大的股东，事务决定权一直掌握在夏瑞芳及鲍氏兄弟手中，因此这次入股行为，必然得到了商务高层的认可。这就牵涉到第二个问题：商务入股《中外日报》，究竟目的何在？首先来看商务印书馆此时的资金状况。1903年，日本印刷出版业巨头金港堂来华，与商务印书馆进行合资，日方出资10万，商务“除原有生财资产，另加凑现款亦併足10万”。合资之后，商务的资本在两年内翻了四倍，并将经营方向从印刷业完全转向出版业，“整个营业额的比值中，出版所占十分之六，印刷占据十分之三”，一跃成为国内最大的书刊出版商，利润滚滚，1905年馆内资本已经增至100万元。资本的充裕，只是商务入股《中外日报》的必要条件，而充分条件在于，商务印书馆的经营者已经意识到，报刊宣传对于出版机构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要扩大影响，就必须要在报刊上大作广告。商务印书馆此时已经自办《东方杂志》，又拥有半独立的刊物《外交报》，但碍于出版周期较长，前者为月刊，后者为旬刊，都不能给予读者连续的视觉冲击。如果能够与一份日报合作，天天登载商务印书馆的新书广告，对于提升商务的知名度，确立其在出版界龙头老大的地位，必然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基于上述理念，最终促使商务印书馆高层决定出资入股《中外日报》。一万元看似不少，但每天刊载一整版的广告，加上“惠书志谢”之类的“软广告”，每年的支出同样不菲。根据包天笑的回忆，在报纸头版刊登广告，包月需要二千元，由此可见一斑。更重要的是，用一万元的资本，可以成为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的主要股东，其价值远在经济利益之上。双方的密切合作，从1904年开始系统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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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合作？

商务印书馆与《中外日报》之间的互动，如《中外日报》、《外交报》、《东方杂志》互相转载对方的文章，《中外日报》刊载商务印书馆的新书出版广告，《中外日报》与商务印书馆为其他出版机构的书刊作代售等，几乎包含了清末书局与报馆合作的所有形式。在《中外日报》日销万份的报纸广告推动下，商务印书馆的书刊广告名满全国，知名度迅即提升。商务印书馆能够在群雄逐鹿的清末出版界杀出血路，《中外日报》的幕后推手之效功不可没。而商务的资金投入，对于《中外日报》度过经营危机，同样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双方的合作早在合资之前就已经展开，而在合资之后则体现得更为明显。

双方的密切合作，首先可以关注《中外日报》、《外交报》、《东方杂志》三大出版物的互相转载。转载的意思，是指从其他报刊或书籍中抄录已经发表过的作品，刊登于自己的出版物上，在庚子前后的出版界非常盛行，还有一些专门以转载为主业的报刊，如《述报》、《集成报》、《萃报》、《经世文潮》等。但上述出版物都是多日一出的期刊。每天出版的报纸如《申报》、《新闻报》，往往会组建一支主笔及访事队伍，使得论说和新闻能够保证原创性。而《中外日报》与众不同，不仅转载东西洋报纸的新闻报道，连论说也大量自外报转译。1901、1902年转自《字林西报》、《文汇西报》等外报的论说文章超过30篇，故时人有云，《中外日报》“但即西报之或是或非译而录之，自以为守局外之例”。这种从各种外报进行转载的办报方式，既能够在短时间内传递与国内舆论不一样的声音，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又能够有效弥补因主笔人数不足而造成的新作难以接济的困境。但《中外日报》主要以转载国外报纸为主，国内出版物一般并不涉及，唯一大量且长期转载的只有《外交报》。

《外交报》由张元济与蔡元培、温宗尧等人合办，1901年12月创刊，最初由杜亚泉创办的普通学书室发行，第29期以后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值得注意的是，《外交报》只是将发行与印刷工作交付商务，该报编辑部仍然独立，商务印书馆仅仅是股东之一（夏瑞芳为股东代表），但考虑到其他股东如张元济、杜亚泉、徐珂等，之后都陆续进入商务，《外交报》同样可以看作商务印书馆所主办的刊物。在《外交报》创办之初，《中外日报》即给予大力宣传，不仅登载出报广告，还将张元济所作《〈外交报〉叙例》通过其营销网络分送各埠。根据笔者的统计，《中外日报》从1902年至1906年，总共转载《外交报》文章近70篇，其中刊登在“论说”栏目中的共有50篇（1902年9篇、1903年15篇、1904年12篇、1905年6篇、1906年8篇），其他文章分别刊于“外论”、“专件”及“紧要新闻”等栏目。最初的《外交报》稿件不分译稿与原创，全部列在“论说”栏目中，共有9篇转译自美国、英国及日本报纸的文章。1904年开始，《中外日报》特设“外论”栏目，将译稿与原创分开。在这些转载的《外交报》文章中，有41篇文章属于原创文章，其中署名的文章为《路矿议》、《续论教案及耶稣军天主教之历史》及《论英国宪政两权未尝分立》三篇，都是严复所作，其他38篇文章均未署名。根据杨琥先生的统计，在这38篇文章中，有9篇文章出自夏曾佑之手。另有学者指出，“《外交报》的主旋律及风格，主要由张元济一手擘划而成，其中登载的不少未署名社论所阐述的观点往往散见于同时期张元济的书札或序跋中，因而不难推定为他的手笔”。如果上述判断均属实，那么张元济不啻为《中外日报》的另一个“隐形主笔”，与夏曾佑、严复一起，引导了1902年至1906年《中外日报》的观点与倾向。即使一些读者需要订阅《外交报》时，也会通过《中外日报》进行转达，如在四川总督奎俊帐下担任幕僚的周善培即在致汪康年的信件中提到，“《白话报》、《外交报》都未来，何耶？善培与菊生订二十份，公为代交否？……《外交报》奎乐帅不甚谓然，（川藩甚顽固），其立说则谓四川州县尚无阅报之知识，幸亦告菊生也”。

关于《东方杂志》对《中外日报》论说的选择与转载，丁文已经在其论文中专力讨论，根据她的统计，自1904年至1908年，《东方杂志》总共转载《中外日报》121篇文章，列入“社论”栏目的文章有43篇，均为各报之最。但《中外日报》不仅在“输出思想”，同样也在“输入观念”。《中外日报》并不像《东方杂志》那样，专门辟出版面来“选录各种官民月报、旬报、七日报、双日报、每日报名论要件”，将选录作为一种制度性设计进行延续，是否转载他报的文章，完全看办报人的意愿，由此更可体现出《中外日报》对《外交报》的青睐有加，不仅是汪康年与张元济私谊关系的一种延续，亦应该看作两份同样支持立宪改良和文明排外的出版物，在思想体系上相互承继的结果。有意思的是，《外交报》上的一些文章，不仅《中外日报》进行转载，还登载于《东方杂志》之上，形成了“三角转载”的形式，根据笔者的统计，这种“三角转载”总共发生过六次。《中外日报》、《东方杂志》与《外交报》互相转录对方的文章，叠加了各方的社会影响力，便于将共同的政治理念向外传递，形成了一种“共振”的效应。

商务印书馆与《中外日报》的合作，还体现在《中外日报》宣传及代售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刊之上。《中外日报》每期都会列出《外交报》及《东方杂志》的目录，只要商务出版新书，必然会在报面刊登大幅广告，吸引读者前往购买。在双方合资之前，商务印书馆虽然将售书广告分别刊于各大报纸之上，但往往会将篇幅最长的所谓“广告特稿”选择在《中外日报》上登载出来。在商务出资入股之后，《中外日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商务印书馆所属的出版物，因此在1906、1907年的《中外日报》上，每天皆可看到一整版的商务印书馆新书广告，甚至公开宣布“本馆新书广告定登《中外日报》第二张”。甚至商务印书馆在其他报纸刊登宣传广告时，还因担心篇幅过长，而加上一句“本书详细情形，请观二月十三、十四、十五日《中外日报》告白”。如同《新民丛报》大量出现广智书局的新书目录，《申报》长期为申昌书室进行宣传一样，《中外日报》同样需要为合作伙伴的出版工作摇旗呐喊，还不时随报附送商务印书馆传单。如1906年11月，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日本法规大全》，为了扩大影响力，由《中外日报》随报附送该书的预约广告；又如1907年7月，商务印书馆迎来了创业十年及新厂落成两大重要庆典，纪念赠品章程同样通过《中外日报》的派报系统对外传送；1907年8月底，因《简明国文教科书》及《女子国文教科书》第一、二册正式发行，上海本埠的《中外日报》读者又在报纸之内，看到了商务印书馆的广告传单。

同时，商务印书馆还会借由《中外日报》这一媒介发布各种启事，如1907年1月，淮安、徐州等地发生水灾，商务印书馆举行售书助赈活动，“将出版图书酌提若干捐助灾区……书价无论多少，悉数拨充工赈之用”，所售卖的书刊“均照定价发售，惟购买五元以上照九折计算，十元以上照八折五计算，三十元以上照八折计算，以广招徕而襄善举”，广告全文刊载于《中外日报》上。售书助赈活动吸引了学界商界人士计294人，收到书价约1418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作为赈款代收处的《中外日报》，还收到了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寄来的善款100元，发行所善款27元，同时，高凤谦、庄俞、蒋维乔、戴克敦、沈颐等人以个人名义集资62元，亦托《中外日报》转交灾区。另外，一些由商务印书馆策划并展开的活动，同样通过《中外日报》的传播渠道进行信息扩散，最典型的例子如1904年至1905年的征文活动。11月7日，《中外日报》刊载广告，宣布商务印书馆征文活动开始，总共分为三类题目，第一类国文教科书题、第二类小说题、第三类论说题，国文教科书题希望以公德、敝俗、实用器具、游戏器具、各地物产为内容，小说题提倡四种小说，即教育、社会、历史、实业，要求“用章回体、或白话文、或文言文，听任自便。先作数回，并用白纸将全书结构及作书宗旨及全书约有几回，现行示及”，该广告的刊登时间，早于《申报》一个月，比《新闻报》也要早一个星期。根据张天星先生的统计，征文广告在《中外日报》上“至少刊登22次”。1905年1月29、31日和2月11、13日，商务印书馆又通过《中外日报》发布征文截稿时间延期的广告，表示“本馆征文收卷期限现展至乙巳年正月底为止，揭晓仍限二月，并不延期”。4月4日，《中外日报》刊登“商务印书馆征文题名”，连续刊登5天之后，征文活动宣告结束。虽然各类宣传广告亦出现在《申报》、《新闻报》、《绣像小说》之上，但以《中外日报》刊载数量最早最多，一有最新消息即马上见报，这种报道速度及深入程度，可见双方此时的合作力度之大。

更重要的是，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各种书刊，一般会进入《中外日报》的售书网络，到了1906年之后，基本形成了商务印书馆一出版新书，即在《中外日报》上做广告，随后通过商务设于各地的分馆以及《中外日报》的各埠派报处，将书刊短时间之内发售全国的“流水线”过程。如1907年出现在《中外日报》上一整年的各种寄售、发兑书刊广告之中，商务印书馆所有出版的教科书、地图及各种文史类书籍赫然在列。1907年前后的商务印书馆在“名都巨镇已设分馆者凡十二处”，而《中外日报》有30余个派报处，换言之，商务出版的书刊，在全国四十余个城市中开设了50多个对外发售的“窗口”，加上此时《中外日报》每期销售一万份，则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藉此得到了有力的推动。有意思的是，商务印书馆在对外宣传书刊时，时常采取以一种报纸为主体，连续在该报上登载整版广告的方式。这可能是考虑到经费问题，毕竟整版广告的费用巨大，饶是商务这样财大气粗的出版机构，或许也无力全方位地出击。

需要指出的是，在商务印书馆与《中外日报》的合作过程中，《中外日报》并非只是担当“商务宣传平台”的角色，报纸同样从商务印书馆获得了不少资源。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为了能够图文并茂地报道这场与中国前途命运攸关的战事，《中外日报》通过商务印书馆，“觅得日本金港堂日俄战地图原稿，由本馆摹绘发印，不日告成。是图于东省地方详列靡遗，阅者按图而稽，即于驻军开战各地无不了如指掌”，待地图印完之后，即随报附送各埠。而且，原载于《中外日报》上的一些文章、小说在结集之后，也会通过商务印书馆进行寄售，如《政治讲义》、《庄谐选录》及《花因》。1905年夏，严复应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之邀，以“立宪为何事”为主题进行了八次讲演，自10月15日至12月8日，《中外日报》不定期地将演讲全文编成《政治讲义》进行连载。1906年3月，商务印书馆宣布印行出版《政治讲义》单行本，“诚近时考求政治学者之借镜也”。《庄谐选录》为汪康年所编撰，“往往朋友聚处，抵掌谈笑，酣嬉淋漓，各有所述，晨书冥写，得卷盈束，不佞见之，以为此真近人所希望之史矣”，长期在《中外日报》上连载，并在1903年结集出书，由夏曾佑作序，原先仅由报馆单独发行，几经重订之后，自1907年11月开始，商务印书馆及其合作方中国教育器械馆成为《庄谐选录》的主要代售点。《花因》是林纾与魏易合译的英国小说，“蹊径曲折，饶有趣味”，自1907年3月15日至4月22日连载于《中外日报》，11月结集出版之后，由商务印书馆印售，“纸墨精良，装潢工雅，悦目娱神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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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崩离析：合作的终结

1908年2月，“北漂”数年回到上海的汪康年致函堂兄汪大燮，谈到了重返中外日报馆之后所发现的一些问题，这份信件今已不存，但汪大燮的回信却收入了《汪康年师友书札》，其中重点如下：“来书言报馆棘手，代思良久，而实无善策，如此咄咄逼人，真不可忍。惟不解当时何缘入彼等股份至如此之多，从前万余能支持七八年，而三年余乃增三四万，若遂得厚利亦一说也，乃仍支绌至此，又何弄于从前六年间之情形也。细思彼等所以弄到如此者，其始便已心怀不良，不过欲下逐客令耳。兄所能为弟代筹者三四千耳，相去太远，直是杯水车薪，如用得着，请示知。然鄙意以此事以能否收回为断。如此全盘收回，犯得着做，可以全权在己，如不能收回，仍是太阿倒持，则不如撤出为念。报体一事终久必定，而彼等如此办法，断然不能无事，与其受累，不如干缘洁净之妙也”。从这封信函中，大略可以读出以下信息：首先：汪康年在去信之中，必然大为抱怨商务印书馆对报馆事务的干预，甚至影响到了大股东汪康年及经理汪诒年的决策；其次，当初《中外日报》同意与商务印书馆合资，主要由于报馆经营不善，常年处于亏损的状态，合资之前只是勉强资债相抵，因此希望商务的股份加入，能够推动报纸的发展，甚而赚取“厚利”，但三年多以来，资金状况仍然不容乐观，严重束缚了《中外日报》与其他来势汹汹的报纸之间的竞争。根据汪大燮的分析，商务印书馆可能在其中“捣鬼”，从入股一开始就已经心怀不良，只是想鸠占鹊巢，将汪氏兄弟从《中外日报》之中驱逐出去，他的建议有二：要么多方借款填充商务合资的股份，将商务印书馆请出报馆，全盘收回之后，可以全权在手；如若不能收回，则汪氏兄弟不如主动撤出报馆，“与其受累，不如干缘洁净之妙”。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汪大燮第一次担忧《中外日报》与商务印书馆合资之后的前景了。1906年12月，汪大燮在信函中提及，“弟办报馆事，兄不谓然……又羼商股，又为夏瑞芳等不明不白、来历不清之本，必多轇轕，万能得当，不如已也”，同样表达了对商务资本来源的怀疑，以及合资之后报馆可能面临的管理问题。商务印书馆的日资色彩，确实在当时屡遭诟病，汪大燮称商务资本为“不明不白、来历不清”，大致反映了一些汪康年的友人对商务印书馆入股《中外日报》一事的态度。

虽然不少人对商务与《中外日报》合资一事持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但双方的合作仍然相对顺利地维持了下来，那么，双方的矛盾为何会在1908年初爆发出来呢？这就牵涉到以下三个问题，首先，商务印书馆是否（严重）干预了《中外日报》的经营事务；其次，汪康年在这一时期表示对合资的不满，其背后的动因究竟何在；其三，对于汪康年的抱怨，商务印书馆又作何反应？

关于商务印书馆干预报馆一事，由于现有材料极为有限，因此只能进行有限度的蠡测。首先，根据《夏曾佑日记》所示，夏瑞芳、印锡章等商务印书馆高层，确有踏访《中外日报》的记录：1904年10月13日，“午刻与瑞芳、颂谷小饮”；1905年3月19日，“午刻至馆，与印锡翁、夏瑞芳、昭扆、菊生、浩吾、颂谷闲谈”；7月30日，“余与菊生至馆，偕穰卿、瑞芳至万年春午饭”。又如张元济在1906年初致在北京的汪康年的信函中亦提到，“《中外报》近年闻仍亏折，仲兄深以为忧，坚欲告退。弟与夏瑞芳竭力劝慰，然经济上无能为力，馆中办事人亦不敷，明年仲兄拟添清一二人，看来只可作守势，而不能取攻势矣”。可见，在商务印书馆与《中外日报》合资之后，夏瑞芳、印锡章等确实参与了《中外日报》经营活动，甚至在《中外日报》要不要继续办下去的问题上，都有一定的发言权。不过这也可以理解，合资之后，夏瑞芳与汪康年、汪诒年之间，理应以同事相称，股东对企业的日常事务与未来走向发表意见，并参与组织建设及资金管理，已经在入股合同之中进行了规定，并不算逾规。除此之外，似乎还看不到商务高层对报馆决策过分干预的记录。

其次，汪康年为何会选择在这一时期表达对商务印书馆的不满呢？上文已经提到，1904年，汪康年赴京补应朝考，并以此为名留在京城，积极奔走于政界参与各种事务，力求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影响朝政，但1907年发生的两件大事，彻底断绝了汪康年的政治生涯。6月，汪康年的业师、大学士瞿鸿禨卷入“丁未政潮”，被迫开缺回籍，长期追随瞿鸿禨，希望能够实现立宪主张的汪康年也遭牵连，所办的《京报》被清廷查封，从此在朝廷中枢失去了可以仰仗的高层人物。9月之后，苏杭甬保路风潮愈演愈烈，江浙绅商多次举行集会，要求政府放弃与英国所商定的借款协议，而由民间人士自行筹集资金建造铁路，矛头直指与英国签署《中国国家沪杭甬铁路五厘利息借款合同》的汪康年堂兄汪大燮，汪康年也大受牵连，成为“上海五毒”之一，在同乡群体中失去了以往的核心地位。由此，1907年底回到上海的汪康年，无论在政治资源还是在社会网络上，都已彻底失势，能够依靠的只有《中外日报》了，他必然会尽一切可能抓住这一根最后的稻草。恰逢此时，舆论界又传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据说张元济在汪康年不在上海的时候，已经开始筹划以第二大股东的身份渐进式地占据《中外日报》，甚至还放出话“君能偿则已，否则以报归我”，且不论这种说法是真是假，至少对汪康年的判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遭到了严重的挫伤。上述原因的共同作用，促使了汪康年向汪大燮抱怨商务印书馆对报馆事务的干预。需要指出的是，谣言往往不会空穴来风地出现，而是基于现实的一种客观反映。在汪康年的内心之中，或许在《中外日报》与商务印书馆宣布合资不久，就对可能出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方面的争斗产生忧虑，上文已经指出，汪康年虽然是《中外日报》的大股东，但由于经济资本的限制，汪实际上从未在股份比重上占据绝对多数，此前他并不担心对报馆失去控制，首先自然与汪诒年坐镇报馆有关，其次，《中外日报》创办之初，向各界同人派售股份，客观上形成了股东资本的碎片化，难以形成合力威胁汪氏兄弟的经营，且股东只有分红之利，不参与报馆的管理。其三，汪康年早年参与过变法维新活动，担任《时务报》经理，又是不缠足会、蒙学公会等社会组织的发起人，又与张之洞、盛宣怀等朝廷权贵颇有私谊，亦是浙江士绅群体中的核心人物，多重身份的累积，使得汪康年能够较为稳固地掌控《中外日报》。但随着“丁未政潮”及浙江铁路风潮的出现，汪康年的社会资本迅速丧失，而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在经营规模、人际网络、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强势地位，必然导致双方的合作基础产生动摇。

汪大燮在回函之中，除了深表同情之外，还提及因融资困难，无法帮助汪康年将商务印书馆的资本逐出报馆。不过汪康年的动作非常快，在收到汪大燮信函的一个月内，他就向两江总督端方与上海道台瑞徵借款，将商务印书馆所拥有的股份全部赎回。1908年4月11日，《中外日报增添股本合同》作废，一切股本及股利归还投资人，《中外日报》与商务印书馆的合资关系就此中止。这件事对张元济触动很大，在致浙江铁路公司同僚孙廷翰的信件中表示，“穰卿屡言济等谋吞伊报，故于前月杪将股本垫款收回，不再与闻。关系业已断绝”，愤怒、不解与无奈的情绪，溢于言表。同年8月，上海道台蔡乃煌以各大报纸“昌言无忌，据实直书，有碍行政”的名义，斥巨资将《中外日报》、《申报》、《舆论日报》等报纸“购回自办”，汪康年、汪诒年兄弟发布公告离开报馆，此时距离《中外日报》结束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才过去了区区四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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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正如有学者所检讨的，“目前多数的商务印书馆研究，分为两个趋向：一是以各种轶闻、回忆或版本考订为主，旨在搜奇；一则旨在证明就商业出版业者而言，商务因为具有理想性与文化使命感而较其同业更加伟大”，但揆诸商务印书馆经营者自身的言论，则对于商业利益的看重，远甚于一般人的想象，无论是将机构以“商务（commercial）”进行命名，多次坦言“我们的商品就是书籍”，还是在实际企业行为中将利润较小的印刷业边缘化，将资金、人力及物力全力投入能够获取更大利益的出版业，都展现出商务印书馆趋利的一面，所谓“每一本书都是一件商品，印制它们的人，首要目的是营利。即使有出版商……身兼学者与人文主义者，也不例外”。1903年，在与日本金港堂签订合作协议之后，资本数量大为增加的商务印书馆开始寻求扩张，集中表现在创办《东方杂志》，聘请思想文化界的精英人士进馆编辑各种教科书，在各地设立商务分馆以及入股《中外日报》等。而激化商务入股《中外日报》的一大动因，正是由于看中了报纸所拥有的对外宣传之渠道，这种“无形资产”有助于商务增加企业的社会知名度，更便于占据竞争日趋激烈的清末出版市场，同样是商务经营战略的组成部分。商务印书馆选择入股的模式，表明“企业本身有寻求新的扩张的动机。对绩优企业来说，为进一步拓展经营范围和业务，需要为资金寻找新的盈利机会和出路。对绩差企业而言，需要尽快找到新的利润增长点，以改善企业经营状况和盈利状况”。商务印书馆可以借此将《中外日报》作为宣传平台，利用广告宣传和书刊寄售等形式，赢得消费者的认同与支持，而《中外日报》亦可藉此扩充资本，在与《申报》、《新闻报》、《时报》的角力过程中增加竞争的砝码，保持在上海主流报纸的行列之内，双方可谓各取所需。

商务印书馆与《中外日报》所进行的合资，虽然看似是一次带有商业利益的经济性活动，实质上却是人际网络多元性及传递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汪康年与张元济的私谊关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张元济进入商务之前，商务高层与《中外日报》经营者之间虽有合作，但从未发生个人的私谊关系，合作程度也只能浅尝辄止。博特（Burt）曾提出过一个由人际关系而产生组织交往的“结构洞”（structural hole）模式，如果有两个个体或群体之间缺少连结，彼此不产生互动，将会形成一个“洞”，此时就需要有某个个体能够在此“结构洞”上扮演“桥梁”（bridge）的角色，将两个不接触不来往的群体连结起来。张元济正是扮演着这样一个中间人的角色，他的存在，使得商务印书馆同人群体与《中外日报》经营者之间，日趋形成了组织之间的稳定的社会网络，关联的建立与深入，最终出现了企业之间的股份收购。可见，人与人之间的紧密合作，能够提高社会行为的效率和社会整合度。

值得注意的是，商务印书馆入股《中外日报》有两个很奇妙的特征：首先，商务的资本数额远比《中外日报》要大，商务此时的资本超过20万，而《中外日报》只有近3万，商务以巨无霸之姿屈居第二大股东，对于《中外日报》而言始终存在着兼并的阴影，换言之，在商务与《中外日报》的博弈中，商务成为了优势一方；其次，虽然从1902年至1906年，商务与《中外日报》之间出现了不少成员“身兼两职”的现象，既是商务编辑及写手，又是报馆主笔或翻译，但商务高层夏瑞芳、鲍氏兄弟与《中外日报》大股东汪康年之间，始终没有建立个人私谊关系，双方“缺乏正向连带”，则有可能出现一种“心理上的紧张”状态（psychological strain）。从汪大燮致汪康年的几封信函可以看到，汪大燮、汪康年对于商务印书馆收购《中外日报》的资本来源及目的一直抱有疑问与忧虑。而双方的合资合同之中，似乎又没有明确规定各大股东的权责究竟如何，甚至对股东会议的设置，也有可能只是单纯为了迎合1904年1月制定的《公司律》中有关“公司董事局每年应召集众股东举行寻常会议至少以一次为度”，“公司遇有紧要事件，董事局可随时召集众股东举行待别会议”的规定，报馆主持人并不愿意真正召开类似会议。也就是说，在双方的合作过程中，一系列非正式制度（informal norms）充斥其中，而其能够推行的基础则是双方的互相信任，信任感又重点建立在中间人的“中介接触”之上，一旦中间人无法让某一方产生信赖，关系网络必然会产生支离破碎（fragmentation）的状况，合作的中止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张元济密谋夺占《中外日报》的流言，导致汪康年与商务印书馆之间的信任链完全断裂，1908年4月发生的那一幕，证明了这种说法的前瞻性与深刻性。顺便提一句，与《中外日报》合作关系终结之后，对于这种收购报馆的做法，商务印书馆高层也进行了反思。1916年，有人告知张元济，“《时报》将不支”，询问商务是否愿意“附股”，张元济明确表示，“本馆近来对于报事甚淡，恐难附股”，如此回复，或许正是先前不愉快的合作经历所带来的心理阴影吧。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http://mp.weixin.qq.com/s/OmJGs8v6X_QsZC_WgS3WsA

乔笛宇

【案例】出版社办工作室的生存之道
出版社转企改制的脚步不断加快，成立工作室如今已经成为业界潮流。

本文推3个案例，请读者领略它们不一样的生存之道。




南京社博士工作室：
栽下梧桐树　筑巢引凤来
□刘蓓蓓



成立时间：2010年
团队人数：5人
品牌特色：为了实现“让想干事的人有机会，会干事的人有平台，能干事的人有空间，干成事的人有回报”的用人思路和机制，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将南京出版社博士工作室进行了提档升级，打造成为集团的博士工作室。

2010年南京出版社创立博士工作室时，刚入社4年的朱天乐作为在职博士被吸纳其中。经过几年重大项目的锻炼，2014年他被任命为出版社新成立的重大选题编辑部主任，成为南京社最年轻的中层干部。

在2014年以前，出版社新入职或在职的博士们是分散在各个编辑部的；2014年，重大选题编辑部成立，使得博士工作室有了一个落地的平台。博士工作室成员目前共有5位，负责人就是南京社社长、同样也是博士的卢海鸣。其他4位中，有3位是中层干部，还有一位博士2016年刚入社。

机会多、平台大、能做事，对于年轻人来说，是有足够吸引力的。他们加盟后，这个成立仅7年的博士工作室，不仅在重大项目出版上成绩出色，而且为出版社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

压担子快速成长

2010年，南京社面临着编辑青黄不接的用人状况。骨干编辑都是老同志，新编辑成长得比较慢。南京社副总编辑樊立文告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在这种情况下，出版社提出设立博士工作室的发展战略。这个工作室直接由社长卢海鸣一手负责。

在工作室成员的工资标准上，出版社自然给予其特殊的政策。但更让博士们心动的是机会和平台。社领导会将自己思考的选题交给他们，让他们担任重大项目责任人，在压力中快速成长；还会亲自带着他们找作者、找专家，为他们打通路子，让他们少走弯路。

因此，短短几年，博士工作室在打造学术精品和创新力作方面，就取得了累累硕果。工作室几位成员根据所学之长，均有一定建树。工作室策划的“明朝文化研究丛书”、《南京大屠杀辞典》被列入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中国纪念馆故事》入选“新闻出版总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双百’出版工程重点出版物”的项目；“国家公祭日”系列丛书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入全国50种图书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出版重点选题”之一。

工作室提档升级

重大选题锻炼的不仅是博士，还有参与这个项目组的所有人，由此让社内年轻编辑得到了更多实践的机会，此前编辑青黄不接的状况也得到了明显改善。樊立文告诉记者，出版社现在基本上每个编辑部都配备了一名主任助理，相当于中层岗位，通过老编辑“传帮带”对他们进行培养，进行人才储备。

不过，樊立文说，出版社也清楚认识到，包括博士在内，编辑的综合能力仍比较欠缺。因此，出版社这几年分两步进行这方面的改进：第一步是继续引进人才。除了高学历人才外，还非常欢迎曾在民营书业企业供职的全方位人才加盟。第二步是对现有人员进行大量培训。去年南京社成立了审读室，除了抓质量管理外，还负责员工的学习和培训。2016年，南京社举办的社级以上培训就有60多场次，多的月份平均一星期就有一次。出版社只有不到70人，去年就有1000余人次参加培训。樊立文说，这些大规模密集的学习培训，在提高员工的业务水平和专业水平上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

博士工作室的做法得到了南京出版传媒集团的认可，2012年年底集团成立后，人才工作的重要性显得更加突出。为了实现“让想干事的人有机会，会干事的人有平台，能干事的人有空间，干成事的人有回报”的用人思路和机制，集团又将博士工作室进行了提档升级，打造成为集团的博士工作室，将整个集团及下属单位的博士集中在一起，给予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加以培养、使用，“博士工作室及人才引进培训工程”成功申报了南京市2012年度文化人才工作资助项目。樊立文告诉记者，出版社的博士工作室主要是培养编辑人才，而集团的则是包括经营、管理方方面面的综合人才。比如王雪岩博士由于各方面表现优异，从出版社被调至集团金陵书苑担任负责人。




浙少社汤汤工作室、沈石溪工作室：
打硬仗出实效　塑品牌重开发
□孙海悦


成立时间：2015年7月（汤汤工作室）、2016年6月（沈石溪工作室）
团队人数：5人
品牌特色：汤汤工作室将在产品开发与制作方面与社群营销捆绑合作，以亲子阅读口碑相传的方式，让汤汤作品走进更多家庭；沈石溪工作室则将以多层次、多梯队的产品线建设，继续保持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在动物文学板块的引领地位。

今年1月亮相2017北京图书订货会的沈石溪新作《五只小狼》，上市仅半个月就旋即加印。数据显示，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沈石溪板块的图书销售码洋平均年增长率超过10%。这股“中国动物小说大王”强劲市场影响力背后的强力推手，即是该社沈石溪工作室。而汤汤工作室和沈石溪工作室都落户于“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策源地”浙少社文学出版分社。

正如浙少社社长汪忠所说，浙少社一直深耕细耘，汤汤工作室和沈石溪工作室的成立，代表浙少社在作家经营方面有了具体抓手，今后将推出更多反映时代精神的精品力作。

水到渠成
品牌黏性愈强

“这两个工作室在选题流程、营销宣传、人员配置、合作纵深上，采取编辑部承担日常运行、出版社领导专项管理、各部门综合配置的灵活机制。”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浙少社文学出版分社社长王宜清表示。

汤汤是浙江新生代原创力量的代表，她的童话创作带有强烈的民族艺术特色。“浙少社与汤汤的合作默契度本来就很高，成立工作室也是水到渠成。”王宜清谈道，2015年7月成立的汤汤工作室，全力打造“汤汤作品馆”，将进行全版权运营、全产业链开发。

自2006年全面启动沈石溪动物小说出版计划，浙少社10年来创下了踏实而耀眼的业绩：“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品藏书系”出版图书33册，销售2800万余册；《狼王梦》发行达485万册。

正是因为有着密切优质的合作，2016年1月，浙少社与沈石溪及上海小战象三方协议正式签订。“从此，浙少社与沈石溪的战略合作关系再度升温，浙少社与沈石溪的两大品牌黏性更强。”王宜清介绍说，2016年6月，浙少社沈石溪工作室上海编辑中心正式挂牌成立。在产品线已经形成规模的基础上，浙少社与沈石溪更是在品牌维护、新品拓展、营销宣传等方面达成高度一致：依托“品藏书系”开发了二级产品线“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奇幻书系”（4册），该书系自2015年下半年推出后销售突破55万册；沈石溪主编的“中国原创奇幻动物小说·动物特战队”（11册）销售近45万册；老品牌“品藏书系”也在不断扩容。

引领创新
坚持做精做透

2015年年底，浙少社推出了沈石溪主编的“中国原创奇幻动物小说·动物特战队”第一季。这是浙少社自主研发、精心策划并全程深度参与故事框架、人物设定、情节走向、主题思想的一套丛书，也是该社首次尝试原创文学与市场热点结合进行自主研发。沈石溪特意在序中提到，自己参与了整个构思、创作、设计和制作过程，“动物特战队”是动物小说题材的创新与拓展。

对于“动物特战队”，工作室编辑以“产品经理”的思维服务打造品牌形象，不再只做产品链下游的作品再加工，而是深入作品酝酿及创作的前端。“这开创了出版社主动策划、自主统筹的全新范式，在传统出版业尚不多见。”王宜清表示。

3位“85后”、2位“90后”，清一色的“娘子军”，组成了浙少社文学出版分社的儿童文学编辑部。这是个年轻有活力、创新有效率的团队，编辑部主任龚小萍负责运营汤汤工作室以及沈石溪工作室，获得过“桂冠编辑”称号，带领团队创造过不少童书佳绩。

“成立工作室，是为了更好地打硬仗、出实效，提升作家影响力，打造作家品牌IP。”王宜清称，面临日益白热化的竞争格局，浙少社文学分社将进一步增加主观能动性，精准定制产品，服务作家创作。汤汤工作室将在产品开发与制作方面与社群营销捆绑合作，以亲子阅读口碑相传的方式，让汤汤作品走进更多家庭；沈石溪工作室则将以多层次、多梯队的产品线建设，继续保持浙少社在动物文学板块的引领地位。




大百科社雪漠图书中心：
始于“一带一路” 传播“美”“智”文化
□李婧璇


成立时间：2017年1月
团队人数：5人
品牌特色：雪漠图书中心将着眼于品牌运营和版权服务，围绕雪漠作品进行多元产品建设及品牌化运营。中心会取得雪漠作品的影视改编、海外代理、数字出版和游戏等方面版权，并对雪漠各类版权的分销进行全面和专业的管理。

作家成立工作室或者图书中心，或许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作家的全版权运营，也已成为业内的常态。但是，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成立的雪漠图书中心，却不仅仅是一种运营机制上的整合，更被寄予了厚重的文化期望。


“美”“智”为追求目标

“自2013年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后，民族文化品牌成为‘一带一路’经济互通的重要载体。‘雪漠图书’诞生于西部，成熟于西部，见证了西部的变迁，雪漠图书中心也正是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号召下诞生。”谈及雪漠图书中心创办的初衷，大百科社社长刘国辉向《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阐述道。

“近年来，已经有很多作家成立了工作室或者图书中心，在新形势下，我们大百科社该如何实现与时俱进？”刘国辉向记者讲述着“百科人”对此的尝试和探索，“于是我们思考，应该从全社层面，创新品牌建设，创新品牌营销，创新技术尝试，深挖品牌潜力。雪漠图书中心是大百科社针对作家雪漠的图书而成立的专业的图书中心，是对全版权运营的又一次探索，除此之外，更有我们对其的文化期待与情怀。”

对于中心未来发展，刘国辉饱含两方面的期待，一是“美”，二是“智”。对此，他进一步阐释道：“传统文化是历史感与美的相辅相成，文化思想和文化更需要美，需要精致与用心，需要品牌创新和对美的把握。”而“智”则是对作品思想内核的追求，它需要直指人心，让作品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不仅如此，“智”更涉及读者体验，从主题、设计、听觉等全方位服务读者。在刘国辉看来，“美”与“智”都走在完美的路途上，作为一个出版者，对完美的研究与追求，理应成为其目标与方向。


向社会传递力量

雪漠的作品，可谓是“一带一路”民族文化品牌中一朵清雅的花，有着鲜明的特色。他的作品立足于西部，从悠久、神秘的西部文化中汲取营养，无论《大漠祭》《猎原》《白虎关》等“西部小说系列”，还是《老子的心事》《空空之外》《文学朝圣》等“西部文化系列”，西部文化的元素无时无刻都散发着芬芳。他的作品，没有浓烈的叙事手法，没有夸张的语言表述，更没有刻意营造的情感表达，如同西部的大漠，静默着，却拥有巨大的力量。

“作家应对博大的中华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并从中汲取能量。雪漠便是这样的作家。”在雪漠图书中心的成立仪式上，文学评论家雷达认为，雪漠是在民间具有巨大潜力的作家，他跟传统作家不同，雪漠走向了文化层面。而中心的成立将会更加扩展其影响力。

在雪漠图书中心编辑李默耘看来，作家雪漠是一个大爱的传播者，有信仰精神和情怀。“其作品是关于生命的哲学，关于生活的哲学，充满关怀人生和生命的意义。”李默耘认为，雪漠作为一位有文化传承和文化使命感的作家，其作品契合着时代呼唤民族文化自觉与自信的文化大语境。


发掘品牌潜力

“雪漠图书中心希望从体制机制上整合资源、打造精品、扩大文化影响力，以品牌建设为基础，通过项目制，全面发掘品牌的潜力，使之释放更大的能量。”李默耘告诉记者。据刘国辉介绍，目前，中心为5人团队，其中3人为编辑，1人负责营销，1人负责版权工作。中心将着眼于品牌运营和版权服务，围绕雪漠作品进行多元产品建设及品牌化运营。中心已取得雪漠作品的影视改编、海外代理、数字出版和游戏等方面版权，并对雪漠各类版权的分销进行全面和专业的管理。

截至目前，雪漠图书中心已出版《空空之外》《大漠祭》《猎原》等图书。在今年1月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大百科社举办了雪漠图书中心成立仪式暨《老子的心事——雪煮〈道德经〉第一辑》新书发布会。“该书则是从解读《道德经》的角度，为我们展示了作家对于传统文化的深深思考。”李默耘介绍道。此外，中心目前已与中国移动电子阅读、中版数字传媒有声书事业部等达成了合作意向，并且针对法兰克福书展、沙加书展等国际书展，向国际版权代理人进行了雪漠图书重点推介。

“2017年，雪漠图书将达到20多本，数十种，包括‘灵魂三部曲’‘雪漠心学大系’‘散文游记系列’等。”李默耘表示，中心将以雪漠图书出版为基础，探索雪漠图书版权的多种可能性。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http://mp.weixin.qq.com/s/1rEyYa2ED21EUTBqRdKrmQ

乔笛宇

【案例】“社长总编任职条件研究”列入今年新闻出版课题研究指南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月13日发布《关于发布<2017年新闻出版课题研究指南>的通知》，通知指出，为进一步增强新闻出版工作的战略性、前瞻性和主动性，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总局编制了《2017年新闻出版课题研究指南》，主要研究新闻出版（版权）领域宏观战略问题、理论前沿问题和重大业务问题。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出版课题项目，面向各新闻出版单位、相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等单位具备资质的研究团队，通过公平竞争实现择优立项。鼓励具有资质的研究团队积极申报总局新闻出版课题项目。

2017年新闻出版课题研究指南共列出14个项目，包括：推进新闻出版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新媒体内容“低俗化”现象治理政策研究，新形势下报刊社社长、总编辑（主编）任职条件研究等。

“新媒体内容‘低俗化’现象治理政策研究”是这样要求的：

本课题要求系统梳理新媒体内容“低俗化”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存在现状及问题，参考借鉴国外治理经验，对新媒体“低俗化”现象如何进行治理规范进行深入研究，对加强当前新媒体管理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新形势下报刊社社长、总编辑（主编）任职条件研究”是这样要求的：

本课题要求通过梳理近年来涉及报刊社主要负责人条件资质及管理要求的相关文件，科学探究非时政类报刊改革以来报刊社面临的新情况以及新形势下报刊社社长和总编辑任职条件新要求，系统提出相应任职条件及政策建议。

每年的新闻出版课题研究指南都会列出不同项目，如2016年研究指南就包括：虚假新闻综合治理制度研究、新形势下报刊行政管理创新研究、两岸新闻出版法规比较研究等18个项目。

2015年研究指南包括：新闻出版依法行政现状及改进措施研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新常态研究、报刊媒体融合发展盈利模式研究、新闻敲诈综合治理体系建设研究、 新闻出版行政管理和经营领域腐败风险防控体系研究等21个项目。
   
2014年研究指南包括：建立健全新闻出版行业治理体系研究、新形势下完善报刊相关管理政策研究、新闻记者岗位准入和退出制度研究、网络编辑与新闻出版网站记者职业资格管理制度建设研究、新闻出版行业从业人员伦理问题研究等22个项目。

2013年研究指南包括：新闻出版内容创新机制问题研究、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出版业发展趋势研究等17个项目。

据了解，2017年课题研究项目须在2017年年底前完成。对于申请人条件，通知列出了四项，包括：项目负责人须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已取得博士学位，或具有处级以上职务；具有与所申报课题相关的专业知识背景及科研成果，并有不少于3人参加的课题组等。

此外，《2017年新闻出版课题研究指南》每个项目的资助额度为6－8万元，申请人应根据研究工作需要，提出适当的资助经费，编制合理的经费预算。课题通过立项并签订合同后，课题经费将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按照合同约定的额度拨付。
来源：编前会
http://mp.weixin.qq.com/s/ih1di4d6emFH-JxrxvSYVg

admin

【案例】《求索》编辑卖版面获利200万被判缓刑，原主编涉受贿被捕

法制晚报·看法新闻6月7日消息，国家核心期刊《求索》编辑室主任和编辑卖版面，并将收来的钱多数纳入私囊，金额总计近200万元。
日前，湖南省安化县法院以受贿罪分别判处涉案两人缓刑，并处罚金50万元。另据了解，《求索》主编，因利用期刊大肆收取作者财物也被逮捕。
期刊室主任牟私利收17人百余万版面费
《求索》是一本综合性学术理论期刊，由湖南省社科院主管主办，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2009年至2015年7月，张群喜任《求索》期刊编辑室主任期间，利用职权以收取版面费的名义，向杨某等5名中介和王某等12位投稿作者收取117.12万元。
2009年至2012年，张群喜将其收受的19万元作为版面费上交给杂志社。
章克团在担任《求索》杂志社哲学栏目编辑期间，帮助李某等3名中介及50多名作者在《求索》上发表文章，收受75.24万元。收受的款项，用于购买珠宝、高档酒、手表等商品及其他家庭生活开支。
根据法院认定的事实，杂志社是给章克团下了版面费任务的，他从中介手里收来的钱，其中有15.6万元他让中介直接转账给了杂志社财务人员。
退休后接受调查因受贿罪获刑
2017年6-7月，湖南省纪委驻湖南省委宣传部纪检组分别对章克团、张群喜进行审查。接受调查时，两人均已经退休。
2018年初，检察院以受贿罪对二人提起公诉。
法院认为，他们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中介人或直接收受投稿作者本人的财物，为投稿作者在《求索》杂志上发表文章，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
2018年4月4日，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张群喜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金50万元；判处章克团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金50万元。
2017年5月12日，湖南省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将《求索》杂志原主编乌东峰逮捕。
根据湖南省纪委的通报，乌东峰除了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并育有多名子女外，还长期利用党的学术期刊阵地和职务便利，伙同他人私自大肆收取作者财物。
据媒体报道，《求索》杂志曾经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财政拨款捉襟见肘，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乌东峰是原主编辞职后被招聘来的，而他让《求索》摆脱困境的办法之一就是卖版面。
2014年1月，乌东峰被免职，湖南省社科院开始重塑该期刊，并在当年发过声明，称刊物不委托任何中介进行约稿，对录用的稿件，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任何中介以求索杂志名义约稿并收取版面费，其行为与杂志社无关，请作者不要上当受骗。
来源：澎湃新闻网
https://mp.weixin.qq.com/s/4SxwbsJMoz8yV8ouT2cexA

编辑：付莎莎

admin

【案例】策划



编辑：付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