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开卷有益——重新认识秦时代

白雪

崩溃的原因

至少可以提出五个因素来解释秦帝国的灭亡。

道德因素

在整个历史中，儒家的作者一直最重视道德因素。贾谊（公元前201—

前169 年）在著名的《过秦论》中也许是第一个这样做的：①“秦以区区之地，

致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

一夫（陈涉）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攻

守之势异也。”

这个论点是正确的，但只是部分地正确。前面已经提出，由于加进了窜
改的文字，《史记》对秦帝国，特别是对秦始皇的描述可能是过于阴暗了。
如果人们对这些窜改和汉代批评家如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的
感情用事的谴责不予理睬，或者如果人们把出土的以秦代法律为例子的法家
实践与法家理论作一比较，那么就会出现一个远比传统形象更为合理的形
象。

这不是说秦政府的施政不残暴和没有剥削：不应忘记有无数罪犯和不幸
的人被送往长城和其他地方劳动。但是复述前面提出的联想是可取的：如果
其他国家拥有秦那样的实力，那么它们的所作所为也许与秦的作为不会有多
大差别。也许有些批判秦的人与其说是反对苛政本身，倒不如说是反对秦更
有效地推行了苛政，以及受害者既包括没有特权的多数人，也包括了享有特
权的少数人。

智能的缺陷

道德论者的一个特殊的论点强调，秦之亡不单单是由于道德的弱点，而
且还由于主要有关人物的据称是智能的缺陷。贾谊最全面地应用了这个论
点。他说，秦始皇自满，不愿意纳谏，犯错误后还不准备改正。秦二世也大
致如此，而子婴则软弱和生性孤独。“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国〕不亦宜
乎？”①

公元74 年，《汉书》的主要作者历史学家班固受官方委托，纠正一切当
时感到是过于皂白不分的评论。他的评语附于《史记》卷六。②他写道，秦始
皇（他称之为吕政，这样就默认了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这一很可能是毫
无根据的诽谤）是残暴和压制人的。可是他统一天下，连续取得军事胜利达
37 年之久，并且创建了传给后世君主的政治制度。“盖得圣人之威。”但另
一方面，他的继承人极愚（“愚”指智力上的迟钝，也指道德上的轻率）。
他杀李斯（暗指李是一个干练的政治家），依赖赵高，“人头畜鸣”。至于

①
《过秦论》全文分为三个部分，《史记》卷六之末予以引用（《史记》卷六，第276 页以下〔沙畹：《〈史

记〉译注》，第2 卷，第219 页以下〕）；这里所引的段落见《史记》卷六，第282 页（沙畹前引译注，

第2 卷，第231 页）。

①
《史记》卷六，第278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222 页）。

②
《史记》卷六，第290 页（沙畹的译注，第2 卷，第241—246 页）。


子婴，尽管他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软弱和缺乏锻炼，但至少有勇气杀死赵高，
“婴死生之义备矣”。

在近期，学者们就这个论题进一步在各个方面进行了发挥。郭沫若认为
（写于1945 年），如果吕不韦的政策被遵循，秦不致于很快垮台。后来，郭
沫若的意见来了个大转变。但据罗思鼎（写于1974 年）所说，秦的崩溃应归
咎于宦官赵高，罗很不能令人心服地断言，赵高是“彻头彻尾的儒家”。③
.

白雪

摒弃传统

博士淳于越首先作出了秦的政策与古代圣王之制大相径庭的批评，他对
秦始皇的进谏直接引起了李斯关于焚书的建议。从此以后，这个建议一直是
陈腐的儒家批判的材料。贾谊在发表以下的议论时又一次进行了这种批判：
“借使秦王（秦始皇）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乡使二世..
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如果做到这些事情或与此
类似的事情，那么尽管这两个君主有种种缺陷，帝国仍不致于灭亡。“前事
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①

许多西方的历史学家可能会对出于贾谊之口的桑塔亚纳的著名格言作出

同情的反应。②但是很少西方史学家会同意，行政的本领在于把国家分成属

国，而不是把它置于中央统治之下。根据西方观点的似乎更为合适的批判是，

秦始皇根据法家的学说抑制商业的发展，从而树立了官僚统治的一个典型，

这种统治方式一直阻止中国像西方那样经历一次导致文艺复兴及随之出现的

一切形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这种批判在这里当然过于简单化了，所以在看

重传统的中国自然是不会予以考虑的。③

社会因素

前面所提出的几个解释都是中国的传统史学强调过的。与此形成对照的
是根据社会制度和阶级斗争观察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我们记得，陈涉在
他带领一帮囚犯开始造秦朝的反之前曾是一名雇农，甚至也许是一名契约
奴。汉代的缔造者刘邦的传说与陈涉惊人地相似。他务农出身，在公元前209
年前不久也负责过囚犯的工作。一次，当他带领囚犯前往骊山的秦始皇陵墓
劳动时，有几个囚犯沿途逃脱。刘邦释放了其他人，自己为“盗”，与一个
12 人的集团开始向掌权的地位攀登。于是不出所料，这些起义竟被中国马克
思主义的历史学者欢呼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农民起义，因此是阶级冲突的证

③
郭沫若：《十批判书》（重庆，1945），第300 页；罗思鼎：《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载《红旗》，

①
1974.8，第18 页以下；李幼宁编的《秦始皇》第27、62 页都予引用。
《史记》卷六，第283—284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233—234 页）；《史记》卷六，

第278 页（沙畹之译注，第2 卷，第224 页）。

②
“不能记住过去的人势必重复过去。”见乔治·桑塔亚纳：《理性的生活》（纽约，1905），第1 卷，第

12 章，第284 页。值得指出的是，在两人的话中有微妙的差别。贾谊的格言（他作为“野谚曰”而引用）

暗示人们应仿效过去好的一方；桑塔亚纳的格言暗示人们应避免坏的一面。
杨宽的《秦始皇》（第119 页）引了秦始皇于公元前214 年流放商人之事，认为对经济发展有害，但并

③
未由此得出这里提到的有害的后果的结论。


据。洪世涤在其《秦始皇》中写道：“公元前209 年..爆发了由贫雇农陈
胜、吴广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大起义，点燃了秦末农民大
起义的熊熊烈火..秦末农民大起义，为我国农民反封建斗争树立了光辉的
榜样..雄辩地证明了一个伟大的真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
历史的动力’（毛泽东：《论联合政府》）。①

用于军事、劳役和开拓新领土的大批囚犯显然由形形色色的不幸的人组
成。其中有普通的犯人、被经济环境所迫的逃亡者、受歧视集团的成员；还
有一些商人，有一次起义中甚至有“治狱吏不直者”参加。当秦始皇死后中
央政府迅速趋于腐败时，这些人和其他人必定形成了一支随时准备参加叛乱
的心怀不满的亡命之徒的大队伍。

但是，这个事实是否意味着爆发的起义甚至在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意
义上的阶级斗争的最高体现？如果认为在这类斗争中，参与者都应明确地具
有本阶级的“阶级团结”觉悟和阶级间的“阶级矛盾”觉悟，那么答案似乎
是否定的。这种觉悟在为叛乱提供人力的被剥夺生计和被遗弃的人中事实上
不大可能存在。例如，秦将章邯成功地利用释放的囚犯，打退了陈涉的农民
囚犯部队的进攻，而不久陈涉丧生时，杀死他的不是敌人，而是他自己的战
车的车伕。在几个叛乱领袖进行的不但是反对秦朝、而且是自相残杀的斗争
中，很少发现有“阶级团结”的证据，而大量出现的倒是机会主义和追求私
利。

这里不可能讨论秦代社会结构这一伤脑筋的问题，特别是秦的“奴隶”
的数量和经济生产力是否高得足以有根据称秦朝是一个奴隶制关系占主导地
位的社会的问题。“奴”大家都用来指终身是奴隶和生来就是奴隶的人，这
个字眼很少见于秦的史料。其他用来称各种受歧视的或农奴般的人的字眼，
特别在出土的法律文书中，倒常见到。可是这些字眼在使用时很不严谨和不
明确，因此利用它们就难以确定所指的这些人的地位、人数、经济上的重要
性及他们与真正的奴的关系。①我认为，根据社会和经济的关系来确立一个关
于秦代社会的明确的界说，为时仍过早。

但有一件事可以说：不管对秦末的叛乱作何解释，它们也不能象提高特
权者的地位那祥对被剥夺生计的人的地位进行真正的和持久的改善。从广义
上说，汉朝在这方面也几乎没有重大的变化，而且这种状况在中国要长期保
持下去。不管有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只是缓慢地出现。

资源的过分紧张

不论重视以上的任何一种解释，或者重视其他的解释，也许至少有一种
解释，可以据以找到某种程度的一致意见。这就是：经过了几个世纪的血腥
战争，当秦突然从诸侯国发展成帝国时，它承担的任务太多，根本不能在如
此短的时期中完成。因此，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秦始皇死前的紧张局势，只能在史料中隐隐约约地见到，但是肯定存在。

① 这段文字载1972 年版第72—73 页，以后的一版没有这一段；李幼宁编的《秦始皇》第161 页有英译文。
① 虽然高恒根据经常提到隶臣妾的秦律材料推断，写了一篇论隶臣妾的地位和职能的扎实的、大部分内容
推论严谨的论文（《秦律中的“隶臣妾”问题的探讨》，载《文物》，1977.7，第43—50 页），我仍坚持
我的判断。高恒推断（第43—44 页），隶臣妾一生为官府奴隶，其证据似乎没有力量。

公元前218 年当他东游时，有“盗”惊了驾（实际上有谋害他的企图），尽
管下令在全国“大索”10 天，他们都逃之夭夭，未能找到。又在公元前216
年，当秦始皇带了四名士兵在咸阳微服夜行时，他遇到了强盗，受到他们的
严重威胁，最后强盗才被他的卫兵杀死；这一次，在秦都周围“大索”20 天。
可能更重要的是，同年一石（将近20 公升）粮食据说值1600 钱；虽然其他
商品的价值不详，但这无疑是一个大数目（否则就不会记进该年的史事中）。
人们对帝国在秦始皇身后不能长期维持下去，也许是不会大吃一惊的。

撇开道德方面的考虑，秦只维持了那么短的时期也可能是一件好事。不
寻常的是，尽管昙花一现，它却成功地把一套国家官僚机器的制度传给了它
的政治继承者，这套制度经过了汉代的完善和巩固，又继续推行了1700 年，
其间只逐步地作了修正。如果容许这项制度以原来的法家方式来实现，即对
帝国结构的各个部分进行严密的中央集权控制，那么它不可能维持得这么
久。在汉代，上面的行政控制与基层自我管理的行为标准结合了起来，正是
这种法家和儒家的共生现象，才使中国具有得以生存下来的那种坚定性和灵
活性的必要的结合。不管人们是否佩服秦的成就，但必须承认这个成就：它
在质和量的方面部大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以致它可以名之为“革命”，
虽然这“革命”是从上面推行，而不是从下面推动的。这个成就，而不是由
反秦的农民起义造成的政权转移，才是古代中国的真正的革命。的确，它是
在本世纪以前中国唯一的真正革命。

白雪

附录1：史料和现代研究

关于秦史，最重要的史料是中国第一部通史《史记》的有关的几卷。这

部叙述范围从传说阶段直至公元前100 年前后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谈（死于前

110 年）、特别是其子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6 年）两人的共同创作。就

秦而言，最重要的几卷是卷五（秦国直至前246 年的逐年的大事记）和卷六

（前246—前206 年秦国和秦帝国的逐年的大事记）。本章叙事的基本史料，

除非另外注明，一般取材于这两卷。但偶尔还利用远为简单和比较不重要的

卷十五（前476—前206 年秦及同时代主要诸侯国的大事表），以证实和补

充卷五和卷六的记载。其他有关材料见于《史记》的几卷书，特别是论国家

宗教（卷二八）、水渠（卷二九）和经济发展（卷三十）的几卷。这些都收

于沙畹的极佳的法译本《〈史记〉译注》中。《史记》的后半部分由著名人

物的传记组成，其中几篇传记对秦史极为重要。最重要的几篇已被卜德译成

英文并加以论述，见他的《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从李斯（公元前280？—

前208 年）的一生研究秦朝》（1938 年）；另外三篇的译文见他的《古代中

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及将军：〈史记〉中三篇秦代（公元前255—前206 年）

的传记》（1940 年）。蒂莫特斯·波科技编的《史记》的部分译文书目，已

收于法译本《史记》第6 卷中（1969 年出版，第113—146 页）。

《史记》之后有《汉书》，它由班固（公元32 至92 年）及其亲属所编。

《汉书》的少数几卷与《史记》对秦亡汉兴事件的叙述部分重复。另外，它

的几卷“志”包括了关于秦的简要材料；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论法律的卷

二三，何四维的《汉法律残简》中有其英译文；论述国家经济的卷二四，已

由南希·斯旺译成英文，见《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1950 年）。

在司马迁用来记述战国时期（前403—前221 年）的史料中，现在仍存

在的一种是《战国策》；此书有詹姆斯·克伦普的英译本（1970 年）。虽然

此书有一部分叙述秦史的情节，但其价值与《史记》相比则是次要的，这既

因为它的叙述不系统，又因为它的内容大都具有轶事和文学的性质，而不是

历史。1973 年从马王堆汉墓第三号发现的《战国策》的部分文字，包括传统

版本所没有的材料。但是，这些新材料中没有关于秦史的新东西。《文物》

（1975.4，第14—16 页）和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的《战国纵横家书》

（北京，1976 年）中载有这段文字的现代汉语译文。

在思想方面，秦帝国的崛起与称之为法家的政治理论家学派特别有关

系。有关主要的法家作者和政治家的译文和研究包括以下几种：W·K·廖的

《韩非子全集》（1939、1959 年），这是对这位最有名的法家理论家（死于

前233 年）的著作的不大高明的译本。顾立雅的《公元前4 世纪的中国政治

哲学家申不害》（1974 年），此书挑战性地和有争议地试图再现一个其著作

早已散失的政治家兼思想家的思想；尤其是戴闻达的《商君书》（1928 年），

这是一部关于使秦国兴起的主要政治家商鞅（前338 年死）的研究著作，书

中还翻译了历来被错误地认为是商鞅所作的重要的法家文书。后来在有些方

面超过戴闻达的苏联的研究著作，见Л·C·别列洛莫夫的《商君书》（1968

年）及蒂莫特斯·波科拉对该书的书评（载《通报，55〔1969〕，第322—

324 页）。上述两部著作应与杨宽更早的研究《商鞅变法》（1955）进行比

较；李幼宁编的《商鞅变法和中国的国家控制》（1977 年）中有杨宽著作的

① 关于史料问题的全面探讨，见本书序言和导言。

英译文，并附有长篇介绍。

一般地说，司马迁的校勘水准是相当高的。此外，关于秦的几卷比记述
同时代其他列国的卷更详细，还可能更可靠。这是因为基本上据以写成秦史
几卷的秦的历史记事（现佚失），在前213 年秦政府下令明确地免予销毁。
然而这几卷，特别是关于帝国的关键性的卷六包括了一些有倾向性的或者不
大可能有的情节，这些内容很可能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在司马迁死后被匿
名作者窜入《史记》。其中有些情节已见于前面的正文，在下面的附录2 中
将作更详尽的分析。

除了可能的窜改增添的文字外，现代历史学家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史
记》和其他秦代史料的注意面狭窄。它们对政治和军事史特别偏重，但对制
度、社会学和经济方面的发展往往只是一笔带过，这种状况有时导致历史学
家根据过于简单、缺乏连续性和含糊的参考材料作出笼统的全面概括。

幸好考古学现在对历史学家作出了越来越多的帮助。在秦代方面，重要
的研究包括：秦都咸阳一座主要宫殿的发掘（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74 年开
始，到1978 年仍处于初步阶段）；离秦始皇陵墓1.5 公里一个遗址的大批真
人大小的陶俑的发掘。陶复的文章记载了秦皇宫的发掘和复原工作（陶文载
《文物》，1976.11，第31—41 页）。关于叙述陶俑的优秀的带图文章，见
马克斯韦尔·赫恩的《秦始皇的兵马俑》，载于方闻编的《伟大的中国青铜
器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展览》（1980 年）。
.

白雪

最重要的是在死于前217 年的一个秦代地方官员的墓中发现的、写在一

千多块竹简上的法律和行政文书，竹与木，在发明纸以前是中国的传统书写

材料。这些文书包括的法律几乎可以肯定来自秦的法典；文书比至今存在的

最早的中国法典，即公元653 年的唐的法典，要早约九个世纪。《睡虎地秦

墓竹简》中发表了文书的文字和现代汉语的译文。已经出版了两种同名的书，

一种为1977 年版，另一种为1978 年版。本章脚注凡提到的都是指更好的1978

年版本。①前面所引的律和其他法律著作都取自这本书所载的文字。但除了所

载的这些文字外，现在还应补充何四维译出的全部文书的极佳的英译文，见

《秦法律残简》（1985 年）。何四维更早的关于这个题目的有价值的论文包

括：《1975 年湖北发现的秦代文献》，载《通报》，64：4—5（1978 年），

第175—217 页；《秦法律中的衡器和量器》，载迪特尔·艾克米尔、赫伯特·弗

兰格合编：《东亚的国家和法律》（1981 年）；《秦代的法家和法律》，载

W·L·伊德马编：《莱顿汉学研究》（1981 年）；进一步的英语研究著作和

译作迄今包括：卜德的《帝国前中国的法医学》，载《美国东方学会会刊》，

102∶1（1982 年），第1—15 页；卡特里娜·麦克劳德、罗宾·耶茨合著：

《〈封诊式〉译注》，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41∶1（1981 年），第111

—163 页。

除了少数例外，以往的中国历史学家一致谴责秦朝，认为它未受教化，

甚至“野蛮”，也谴责它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冷酷无情地使用法家权术。因

此，关于传统的和现代的史学家对秦代态度的一个相当近期的调查只列举了

两个强烈偏袒秦的近代前的学者，一为柳宗元（公元773—819 年），一为王

夫之（公元1619—1692 年）。见李幼宁编：《秦始皇：历史编纂学的政治》

（1975 年），第16—17 页。

①
见卜德：《帝国前中国的法医学》，载《美国东方学会会刊》，102（1982 年），第1—2 页。


但是，从20 世纪第二个十年起现代史学家的意见更加纷纭了，而寻找正
面人物的倾向日益加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评法批儒运动的兴起，这种倾
向在1972 达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在许多说明这种变化的倾向的著作中，最
最具有学术性的是杨宽的《秦始皇》这部比较早期的著作（1956 年），尽管
此书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来解释秦的兴起，他的观点依然部分地是
传统的。作为对比，洪世涤把杨宽的著作加以普及，倒是颇有启发性的，洪
的同名著作首先在1972 年出版，第一版印数为130 万册（杨宽的为25000
册）。

洪世涤的著作，较短，不引经据典，而以远为简单化的方式来处理它的
题目。K.C.马博士和张保民（音）博士将此书译成英文，收于李幼宁的《秦
始皇》中；关于杨、洪两人著作的比较，见该书第38 页以后。又见何四维更
早的精采综述：《中国共产党对中华帝国的起源和基础的论述》，载《中国
季刊》，1965 年7—9 月，第78—105 页。应该补充的是，在毛泽东于1976
去世后，评法批儒运动已经完全停止了。

近代日本学者已经写出了若干种关于秦史具体问题的很重要专著和学术
论文。有几种已被这一章所引用。

在西方的专著中，最早的一部（1909 年）是阿尔贝。奇珀的《秦朝史，
前777 至—前207 年》。这是大部分根据《史记》的详细译本或意译本，它
逐代逐年地叙述秦的历史，只摆事实，不作评价。严谨的学者不如阅读前面
提到的沙畹的译文《〈史记〉译注》。关于秦帝国及形成帝国前几十年的政
治、文化、和思想等方面的情况，见前引卜德的两部书：《中国的第一个统
一者》和《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及将军》，特别是前一部。苏联学者
Л·C·别列洛莫夫的《秦帝国——中国的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1962 年）
更着重社会学，篇幅不大，却有促进作用。虽然此书关于象古代中国奴隶制
等论题的观点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同，但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倾向，
即根据大部分必然是不能肯定的材料作出概括性的结论。（见蒂莫特斯·波
科拉的详尽的评论，载《东方学档案》，31〔1963〕，第165—171 页）。波
科拉博士用捷克文写的《秦始皇帝》（1967 年）是一本通俗的、但有学术价
值的小册子，它兼顾了政治学的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

白雪

附录2：《史记》中的窜改增添部分

《史记》中记载的六、七件事以一种强烈的憎恨情绪描述秦始皇，特别
是在卷六中。前面已经提出（但未予详细论证），它们很可能是窜改的，或
者至少可以作此设想。这些事件和每一件所涉及的模糊不清的原委如下：

秦始皇是私生子的问题

怀疑秦始皇异常出生的记载已在其他著作中有详细的论述（卜德：《古
代中国的政治家》，第15—18 页），因此，只需要作一概述。第一个理由是
谈到此事的一段文字只是吕不韦传（《史记》卷八五）中几段难以理解的文
字之一，这有力地说明这一卷的很大部分可能已被窜改。第二，《战国策》
关于吕不韦的类似的文字（一七〔秦五〕，第275 页以下；克伦普译文，第
109，第137—139 页）在许多地方与《史记》不同，完全略去了私生子的传
说。第三，《史记》的私生子之说是以文中的一句话为依据，其奇怪的和含
意不清的措词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它是经过了一个窜改者之手。最后，一个最
重要的理由是，这个传说与在《战国策》（十七〔楚四〕，克伦普译文，第
227，第274—277 页）和《史记》（卷七八，第2396 页以下）都有记载的另
一起王室私生子事件非常相似。据这些记载，一个地位与秦国吕不韦十分相
近的有名的楚国政治家向膝下空虚的楚考烈王（前262—前238 年）进献一
怀孕之姬。她后来生下之子被楚王承认为他的合法继承人，终于继位，当然，
继位者实际上是那个政治家之子。不论谁想出关于秦始皇出生的传说，他是
受了与秦始皇同时代的楚人传说的启发，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

前212 年的坑儒

只要冷静地考察一下这个情节中几件有联系的事，就足以看出此事的几
乎可以确定的杜撰性质：在270 座宫中藏美女等等之说；隐蔽而有遮掩的相
连的道路和秦始皇本人秘密的行踪；他从山顶窥视丞相的动向之事；两个术
士“秘密”谈话中对皇帝尖刻责难的逐字的记录（在秦的历史记录中根本不
可能收录）；最后皇帝亲自挑出460 人把他们残酷地处死之事。

除了这些不大可能确定的考虑之外，还可补充一个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事
实：当两名术士在谈论皇帝时，其中一人称他为始皇。日本学者栗原朋信在
其《秦汉史研究》（第14—24 页）中指出，这违反了《史记》卷六和其他论
述秦帝国的几卷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语义学原则，栗原提出，虽然秦始皇在前
221 年采用了始皇帝的称号，但在他有生之年只有他一人使用它。在他统治
期的其余时间里。其他人所作的文告和文献只称他为皇帝，从不称始皇帝或
始皇。这个原则也适用于其继任人二世皇帝。《史记》中只有三段文字违反
这个原则。第一段就是这里提到的；第二段涉及前211 年的坠星（其下倒数
第二个条目）；第三段（涉及二世）不那么重要，因此不予讨论。在这三段
文字中，除了这一至关重要的原则，迷雾般的事情的原委也有助于断言它们
不是历史事实。

本章付印前不久，这里阐述的假设得到了乌尔里希·内因格尔的文章《坑
儒：论儒生殉难之说的起源》的支持，此文载沃尔弗勒姆·埃伯哈德、克尔


齐斯罗夫·高利科夫斯基、卡尔-奥尔布雷克·西恰布编的《东亚文明：了解
传统的新尝试》，第2 号：《民族和神话》（慕尼黑，1983 年），第121—
136 页。

前221 年水德的采用

这段以阴阳五行学家的思想为依据的情节其历史真实性已经受到栗原朋

信的《秦汉史研究》（第45—91 页）和镰田重雄的《秦汉政治制度的研究》

（第42—93 页）的怀疑。以下是他们提出的许多论点中的几个：在前221

年以后，《史记》再也没有提到秦与水有联系之事，直到前166 年，五行和

王朝的继承的问题才又引起了汉朝廷热烈的争论；从前221 年直到秦末，文

中的黄河一律被简称为河，从未称作德水；秦时使用六（此数与水互有关系）

及其倍数（前221 年把帝国分成36 郡，同年迁12 万户豪门至咸阳周围，秦

始皇押韵的碑文的诗体以12 字为节，等等），在秦帝国的前后也有类似的情

况。因此，秦帝国与水并无特殊的联系。（例如，在前221 年据说秦始皇颁

布六尺为一步之前，每步已经是六尺。）最后一个最说明问题的论点是，前

面注90 所指的那段引文末尾两句编者的批评（“刚毅戾深，事皆取决于法。

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是将这段文字加进《史记》之中的真

正理由，而在司马迁写《史记》的主要史料秦的编年史中，这类批评是决不

容许存在的。

这些论点是吸引人的，但它们也面临一大困难：秦始皇在前221 年采用

水德之事，不但在《史记》卷六第237 页进行过详细叙述，而且以不同形式，

又在其他三卷中出现过（《史记》卷十五，第757 页；卷二六，第1259 页；

卷二八，第1366 页[沙畹译注，第3 卷，第328 页和430 页]）。把这些有关

的段落加进正文之中，并且要巧妙地做到在这些段落之间和在其前后几卷文

字中不留下露马脚的漏洞，这得有一个特别机敏和熟悉整个《史记》的窜改

者。因此，这里讨论的论题不能得到有说服力的证实，而只能仍是一个有吸

引力的可能的假设。①

前215 年呈献的预言文字

根据以下几个考虑，上呈秦始皇的写有“亡秦者胡也”这句不可思议的
文句的情节的历史真实性是可疑的：预言的应验性；这种可怕的预言竟能真
正地献给象秦始皇那样的意志坚强的专制君主的荒谬性；卢生献文的奇怪的
方式（显然是在东部海滨进献，但在《史记》中，只写在皇帝自海滨返京之
后，而不是更自然地写在他仍留在沿海的上下文中）。

前211 年的坠星

除了这段情节本身的荒谬性以外，从所谓刻在坠星上的文字——“始皇

帝死而地分”——的措词，就可以证明此事不符合历史事实。这是《史记》

中违反秦始皇生前只有他本人使用而其他人写的文告和著作从未使用始皇帝

① 关于选择五行之一的政治意义和对王朝的重要性，见鲁惟一：《水、土、火》。

之称号这一原则的第二段文字。另一件使坑儒成为问题的重要的反证，见上
面讨论的第二件事。

前219 年惩罚山神之事

关于这个事件的虚构性的具体证据虽然还难以确立，但其主要情节，即
秦始皇命3000 囚犯将山上林木砍伐一空并把山涂以红色，不但在历史上似乎
不可能发生，而且这个行动尤其难以用人力来完成。

.

白雪

附录3：《史记》及其他史料的统计数字

历史记载的统计数字的可靠性问题是人们在所有历史著作中常常碰到的
问题，本章所用的《史记》材料和其他的史料上的这种问题肯定不会很少。
在前面的叙述中，数字可靠性的问题约出现了七次，但在本附录进行更详细
的讨论前，只能简略地间接提到。除了下面七件事外，还有一个数字模糊不
清的事例。本附录没有列出这个事例，因为在注32 已经提出这很可能是文字
错误所造成，已没有内容可以补充。

周末的人口数字

除了据认为是前323 年的一段话并记于《战国策》（八[齐七]，第337
页；克伦普译文，第126，第157 页）的材料以外，实际上缺乏城市或地区
的数字。这段话提到华东齐国首都临淄有人口七万户，按一般的算法，这意
味着足足超过了35 万人。如与现代学者①认为公元1 世纪东汉的首都洛阳有
人口约50 万人的估计相比，这么高的数字是根本不可能的；洛阳当时是全帝
国的、而不是一个诸侯国的首都。《战国策》的陈述对历史研究来说非常模
糊，这可以从谈话人继续描述临淄街头拥挤情景的比喻中得到证明。他说行
人之多，可以“挥汗成雨”。①

公元前3 世纪军队的规模

《史记》报道的军队的巨大规模引起了可信性的严重问题。例如，该书
声称秦在前224 至前223 年使用60 万大军灭楚并把它吞并：见《史记》，卷
七三，第2339—2340 页（率军征讨的秦将王翦传）。此数系指秦成为帝国以
前的军队，如与前133 至前90 年汉武帝征讨亚洲腹地匈奴时所记载的整个汉
帝国的军队和骑兵13 万至30 万人的数字相比，它高得令人难以置信。事实
上，即使汉代的数字也很可能是夸大的。见鲁惟一：《汉武帝的征战》，第
92、95—96 页。

秦军造成的伤亡

《史记》记载，从前364 至前234 年这130 年，秦参加了15 次大战斗或

大战役，书中列出了秦给其敌人造成的伤亡数字。除一次外，伤亡数都达两

万人以上，有四次竟达惊人的10 万人以上。最不寻常的一次是前260 年对赵

的长平之役，在五六个月的初期战斗中，赵国一方据说损失了五万人；后来

当所剩的40 万名士兵在常平向秦将自起投降时，白起“乃挟诈而尽坑杀之”，

只让240 名最年轻的士兵回赵。②因此，据推算秦在这整整130 年中给其敌人

①
见毕汉斯：《东汉的洛阳》，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48（1976），第19—21 页。

① 关野雄：《中国考古学研究》，第246 和280 页，他在引了《战国策》的叙述后，说这是夸大其词。但
是看来矛盾的是，他后来表示战国晚期临淄的人口可能已达数万户。
②
此事在《史记》的白起传（卷七三，第2335 页）中有详细描述，文中使用“坑”字，使这件事具有可怕
的气氛；“坑”这里应作“屠杀”解，但此字常常被错误地解释为“埋”或“活埋”。见前面注76。


造成的伤亡总数竟达1489000 人。

这些数字需作评论。首先，应该指出，它们只表示秦给其他国家造成的

伤亡；秦自己的损失从没有记录，虽然数字必定是相当大的。第二，这些数

字不完整，因为数字中只有两起包括了受伤和被俘的数字。在所有的事例中

（除了前260 年用“坑”字外），所用的标准字眼为“斩”（此字的用法可

追溯到商鞅时代），严格地说是指战斗中杀人。第三，除了《史记》中具体

列出伤亡数的15 次战斗或战役外，还有它根本没有列出数字的其他战争。这

一切考虑意味着，秦及其敌人同样要遭受的伤亡数，包括受伤、被俘以及被

杀，必定相应地远远高出所记载的数字。

最后，如与伤亡数比较准确并具有世界重要性的近代战争和战役的数字
相比，上述的数字就显得不可信了。以1812 年拿破仑出征俄国之役为例，他
在6 月率军453000 人侵俄，在11 月返法时不到10 万人。乍一看，这与五个
或六个月的长平之役相比很恰当，后者赵国士兵总的伤亡据说几乎达45 万
人。但是这种相似性应该说是表面的，不符实际情况。因为这45 万人中，在
最初几个月的战斗中损失了五万人（数字合理），而在长平时，突然消灭的
人数竟为40 万人（数字不合理）。

总之，秦造成的伤亡数，象前面提出对军队规模的怀疑那样，在字面上
是难以接受的。例如，以掌握的技术手段来说，真要把一支40 万人的军队斩
尽杀绝，实际上似乎是不可能的，即使考虑到这支军队在向也许是更强大的
军队投降以前已经被围困和饥饿所削弱这一已知事实，情况依然如此。秦的
敌人或秦自己在面临这样灭绝性的损失时，似乎也不可能再三地继续征召庞
大的军队，而不出现经济的、或可能的政治崩溃。①对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可
能在于“万”字的意义上，这个整数经常见于军事记载中（在非军事的记载
中也能见到；见下面的最后两个问题），它也许只是象征性的，所以只应该
被理解为“大部队”。①

前221 年12 万户向咸阳的迁移

这个数字乘以5（中国在统计上通常把户折成口的公认的基数）为60 万

人。但即使是如此巨大的数字，也远远不够文中所暗示的总数，因为迁移的

贵族之家会随带许多仆从、姬妾和奴隶等人，因此就大大地多于一般农民的

五口之家，近代以前的中国人在使用这种计算方法时，想到的就是这种普通

农户。所以12 万这样高的数字似乎是很武断的。它可能因是6 的倍数而被用，

在前221 年，秦政府据说就决定突出6 这个数字，作为它敬奉水及其有关事

物的一个部分。但是，《史记》中描述这种崇拜的几段文字的历史真实性已

被人怀疑（见附录2），对这一解释不利。可是，在附录2 中已经提出，对

① 许焯云的《变迁中的古代中国》第68 页的脚注持相反的观点，但他的论点至少对我来说是没有说服力的。
例如，他认为魏约有人口500 万，因此，可以“相当容易地”征召一支30 万至50 万的军队。即使偶尔一
次做得到（但也远不能肯定），它能再三地进行这样规模的征兵吗？
① 鲁惟一在联系到汉代的军队数字时，已经提出这一假设，见《汉武帝的征战》，第96 页。杨联陞对处理
中国的数字和统计数的困难，已在《中国经济史中的数字和单位》一文中详加讨论；此文载《中国制度史
研究》（坎布里奇，1961），第75—84 页。可能“万”应与“千”连在一起，作为一个整数，杨联陞的文
章（第77 页）对它的模糊性进行了探讨。

有关段落可靠性的质疑远不是定论，所以12 万作为6 的倍数的解释依然是可
能的。
.

白雪

秦帝国驿道的宽度

据《汉书》卷五一第2328 页的一段文字，秦在前220 年以后几年建造的
“驰道”，其宽为50 步，将近70 米，因此宽得难以置信。可能“50 步”系
“50 尺”之误，这样其宽度将近11.5 米。即使如此，它也比大部分罗马的
道路宽，罗马的道路很少超过8.5 米。可以设想，《汉书》所举的是指位于
国都附近的秦的道路宽度，路的一条通道或中央通道显然为皇帝和统治皇室
中有权势的成员的扈从专用，而信使、官员和其他旅行者只准使用路侧的边
道。但是，御用道和非御用道之别很可能在离京师一定距离之外渐趋消失。
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4 卷，第3 部分，第7 页。

秦长城的长度

在前面讨论这个题目时作出的一个可信的、不过还不是绝对肯定的结论
是，蒙恬将军所造的长城，多半比人们在阅读《史记》所述的长城逶迤“万
余里”这段记载后最初所想象的长度略短。这里不必再重复支持这个结论的
论点，但要说一下，这些论点都集中在“万”字上，在这段有关的文字中，
此字的意思很可能是比喻性的而不是字面上的。“万”字的这种比喻性的用
法决不是独一无二的。在本附录中已经引用了几个事例。下面还将引用另一
个事例。①

阿房宫的规模

据说，称之为阿房宫的宏伟的朝堂在前221 年开始营造，自东至西为500
秦步，自北至南为500 秦尺，面积将近75600（675×112）平方米。②这个数
字大得不可信，而文中进一步说的大殿能方便地容纳整整一万人（又是一个
象征性的“万”字），这更令人怀疑。如果把这个数字与公元60 至65 年东
汉在洛阳造的朝堂的合乎实际的规模（将近1376〔86×16〕平方米）相比（据
说它同样可以容纳一“万”人③，或与至今仍存在的北京紫禁城中的朝堂（它
略为超过1800 平方米）相比，就能给人以启迪。

① 关于整个王朝史中长城主要特征的探讨，见阿瑟·沃尔德伦：《中国长城的问题》，载《哈佛亚洲研究
杂志》， 43.2（1983），第643—663 页。
②
《史记》卷六，第256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174—175 页）。

③ 关于后汉皇宫中朝堂的规模，见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35 页。
.

白雪

第2章前汉

政治史的模式

汉代把一个长达两千年基本上保持原状的帝国理想和概念传给了中国。
在汉之前，帝国政府是试验性的，并且名声不佳；在汉以后，它已被接受为
组织人的正统的规范形式。如果我们相信史料的话，在公元前210 年以前，
秦帝国的官员以某种程度的专横、严厉和压制手段来实现他们的意志；但到
公元1 和2 世纪，汉朝的皇帝已能使其权威受到公认的行为准则制约的官员
效忠于他。属于皇帝一人及其官员的中央集权政府已经变得值得尊重了；虽
然它有种种弱点和不足，或者有时中华帝国被某个外夷所败，但这个形式的
政体毫无疑问地几乎一直保持到了19 世纪之末。

帝制理想之被人们接受这一成就的取得，部分地是由于汉王朝事业的成
功，部分地是由于有意识提倡的各种新的政治观念。鉴于所实行的各种行政
实际措施和由帝国体制所提出的伦理要求之间存在着差距，所以乍一看来这
些概念竟能赢得信任，是多少令人惊奇的。汉代与秦代一样，有效的施政最
后都依靠强制手段；但是对比之下，秦代皇帝和汉初诸政治家们满足于从物
质的角度，如版图和武功，来为他们行使的权力辩解，但汉代诸帝很快就从
神意的角度寻求道德和智能上的根据以使他们的统治合法化。追求这类根据
并不容易，也不是短时期能做到的；追求的几个阶段可以说就是这两个世纪
的政治史。到王莽时代（公元9—23 年）和后汉（公元25—220 年），这个
追求的过程已经成功地完成；必要的前提已经建立；哲学理论已与帝国的行
政实践牢固地挂上了钩；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从此以后就能坚持说，他们的
权威来自上天无形的神明。

这些结果是在两个世纪的宗教、思想、政治和经济等问题的争论过程中
取得的。出现了两种主要的态度，它们导致了涉及这些紧密相关的问题的前
后一贯的政策。同时，态度和政策的不同又与当时有权势的男女们之间的争
执的更深的主因交织在一起。这个主因表现在皇位继承问题上，还表现在涉
及后妃及其亲属的恩宠、权力和特权的事情上。因为政府的主要官员往往是
某个后妃的祖父，父亲和弟兄；这些人的政治命运和他们的政策的结局经常
与他们宫中的近亲受宠的程度有密切的关系。

这两种态度可以分别称之为时新派（modernist）和改造派（ re

formist）。它们不完全等同于有时称之为“法家”和“儒家”那样的学派，

这只是因为在公元开始前的两个世纪中两个学派并不是以分离的、有明确界

限的实体出现的。此外，使汉代政治家产生分歧的问题与后来成为区别法家

和儒家思想的标准的分歧问题根本不一样。

时新派的政策产生于秦之统一中国和根据商鞅、申不害和韩非的原则对
帝国实施的吏治之中。①它们的目标是有效地利用国家的资源，以使中国富
强；它们从物质的角度去构想其目标，着眼于现在或将来，而不是过去。在
时新派政治家的指引下，汉代诸帝继续尊奉曾为秦代祭祀对象的同样的神—
—帝；他们满足于根据战略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联系来选治理天下的都

① 关于这些思想家，见第1 章的《帝国时期的思想潮流》。

城；他们用赏与罚这两个施政工具来鼓励为国效劳，或遏制犯罪和不同意见。
这些政治家设法控制和协调汉代的经济，采取了诸如管理铸钱，国家监督盐
铁专卖和中国以剩余产品交换进口货的措施。他们急于把汉代的行政势力扩
大到比以往更为广大的领土上，因为他们希望这样就能增加政府的收入和力
量，把潜在的敌人赶离中国从而排除入侵或受袭扰的危险。因此，时新派的
对外政策是积极的和扩张主义的；它取决于发动深入中亚或西南的远征的准
备状态。

汉帝国在其第一个世纪，在许多方面贯彻这些政策，并进行了修改或补
充。到公元前100 年，时新派政治家的成就达到了顶峰；国内的风气和纪律
也许已达到了汉代的最高水平；新型的官员有助于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
制；在边缘地区，农村和市镇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暴力的威胁。中亚的非华
夏国家终于对中国的文明和中国的武装力量表示尊敬，它们即使不是自始至
终地欢迎，也愿意容忍每年从长安出发的大商队。那些擅长贸易和了解物资
集散问题的专家负责汉代的国库。更为突出的是，汉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号
称长治久安；它立国刚刚一个世纪多一点，国家的宗教及符瑞都表明它对自
己的权威有了信心。通过这些方式，政府求得了有才之士的忠诚、地主的合
作和农民驯服的效劳。

时新派政策开展的顶峰表现在公元前108 年外交和军事冒险的成就和公
元前104 年象征性地改变礼仪程序方面。但是以后不久，汉帝国政府已经暴
露出它过度地使用了自己的力量，其物质资源显然也不再能够支持其殖民扩
张的活动了。随着事态的发展不利于时新派政治家的理想，其政敌开始发表
自己的意见。公元前81 年，两个集团之间展开了一场大论战，在以后的几十
年内，改造派的政策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改造派设法恢复他们所认为的传统价值，以图清除中国的积弊。与他们

的政敌一样，他们也认为中国要在单一的帝国制度下才能治理得最好。但是，

他们所向往的理想政体是周代诸王的政体，①而不是秦始皇的政体；他们希望

追寻那些更早期的理想来革除时弊。改造派把帝制政府看成是提高人民生活

水平和对他们普赐优秀文化的恩泽和价值的工具。他们承认天——周代诸王

尊奉的主要对象——是宇宙的最高仲裁者，把孔子及其弟子的教诲视为他们

的理想。他们宁愿建都洛阳，而不愿以长安为帝国政府的所在地，因为洛阳

可以与周代诸王及其文化往事联系起来，而长安之作为国都是建立在过去促

使秦皇建都咸阳的那种优越的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在改造派政治家的引导

下，汉代诸帝普赐物质恩惠，以示深仁厚泽；他们没有使用国家的奖励制度

来诱使人们为帝国效劳。

当时新派政治家希望控制采矿时，改造派则宁愿把矿产向私人开放，让
他们开采；他们也愿意干预私人的自由和首创精神，但只是为了抑制对社会
穷人的压迫。改造派还设法限制单纯地为了扩大帝国版图或提高汉朝威望的
资源支出。因此，他们建议收缩而不是扩大与外界的关系；他们怀疑进口货
的价值，认为进口货不合国情，对中国人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他们准备迁就
外国的领袖，而不是坚持向他们显示中国的优越性。
.

白雪

①
周代诸王（传统说法，前1122— 前256 年）宣称他们受命于天进行统治。他们相信只有他们才有资格称

王，于是对已知的所有开化的华夏各地进行道德领导。约从〔公元前〕8 世纪起，他们的实际权力明显地

下降了。


尽管有这些分歧，双方的态度都产生于一个原则，即应把已知的华夏世
界作为一个单位而不是作为若干个国家来治理，因此汉代的行政常常带有明
显的妥协特点。官员们最后能够依靠商鞅或李斯的行政方法，但是如果没有
可以追溯到孔子、孟子和墨翟的人道主义理想的仁慈宽厚，那么这些方法也
证明使人不能忍受。②如果没有法家主张的有效控制措施，那么被描述为儒家
的完全井然有序的等级社会理想就经受不住犯罪、反抗或入侵等无情的现
实。但是在时新派政治家们取得了高度成就之后，力量对比的明显变化在前
汉时期已可觉察出来了。这个变化可以从以下几件事中看出：公元前77 年起
大赦和赏赐的活动增加了；公元前51 年给予匈奴诸领袖尊宠的待遇；公元前
46 年中国人取消了对海南的管辖；公元前44 年试图撤消国家的专卖事业；
公元前31 年采用新的国家崇拜。态度的变化在王莽倡导的和后汉实行的意识
形态中有了结果，东汉的国都牢固地建立在洛阳，而不是长安。

汉帝国的帝国制度和知识结构也由于论战、暴力或叛乱的结果而发展和
变化。汉朝的创业者曾与他们的敌人进行了斗争，后者认为中国的未来是诸
侯国争雄的局面而不是一个一统天下的帝国；在公元前209 至前202 年刘邦
和项羽之间的战争中，这个问题解决了。创业的工作一旦完成，创业者们就
面临组建一个帝国的问题。他们或是把大片土地委托给他们的支持者并给予
一定的独立性，或是把全部领土、官署和权力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和有效的
控制之下。经过了七年的混乱时期之后，采用后一条路线就有了可能；但是
直到公元前154 年和前122 年的叛乱被粉碎后，消灭闹独立性的潜在根源的
过程才基本上得以完成。

其他的变化甚至要经过更长的时期才会有结果。世俗权力受之于天的思
想虽是古已有之，但在全国统一前的动乱世纪中几乎没有人加以利用。在公
元前100 年前的几十年中，有人在支持帝国政府时又发表了这种意见，但是
快到前汉末年，它才得到官方的承认。与此相似的是，一种政体按照生、灭
和再生的五行相生论而变得繁荣的理论至少早在公元前3 世纪就得到了系统
的阐述，但是快到前汉末年它才在官方的基础上作为它的正统的形式提了出
来。

约从公元前135 年起，培训官员的新的基础被奠定了。在知识背景和世
界观方面培养官员都必须以儒家的经典教义为标准。①公元前51 年召集的一
次集会，学者们就儒家经籍的选择、它们与国务的关系以及它们的正确的解
释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当时实际采用的措施发生了变化，约在50 年以
后又随之出现了更为激烈的变化。

态度或政策的变化往往与后妃的命运以及她们家属的运气有关，这可以

在许多重大事件中看出。为了提高自己亲属的利益，吕后（在位期前188—

前180 年）悍然不顾自己曾对已故的丈夫（高帝，在位期前206—前195 年）

和他的支持者们作出的非刘氏血亲不得王天下的承诺。后来，武帝朝（在位

期前141—前87 年）的卫后家族积极地参与了时新派的扩张主义政策的活

动，霍家的政治家们不失时机地继承了这些政策，这些人也与汉帝是姻亲。

但是在公元前91 年，这些家族的声望和他们左右政局的地位因与另一家族争

②
关于这些思想家在中国思想发展中的地位，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卜德译（伦敦和普林斯顿， 1952），
第1 卷；陈荣捷：《中国哲学资料集》（普林斯顿和伦敦，1963），第3、9、12 章。

① 关于儒家的教义，见本章《行政的任务》及第14 章《董仲舒的杂糅诸说》。

权的公开冲突而受到了抑制；公元前66 年霍家的衰败标志着改造派政治家在
倡导他们的政策和挫败他们政敌的行动中取得了成功。到前汉末年，汉朝廷
被外戚的对抗弄得四分五裂，这些对抗必然对王莽（新朝皇帝，在位期公元
9—23 年）事业的进程和他的改造派政策的采用起着作用。

鉴于少数政治家、将领和皇帝的宠幸在汉代历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所
以值得单独一提。之所以选择这些人，是因为他们在死后的长时期中仍有影
响，而且这种影响对后世历代王朝仍起着作用；是因为他们的名字常被后世
历史学家提及，作为古人或是好的或是坏的行为的典型。

汉朝最早的丞相萧何（死于前193 年），因在创建汉朝时做了许多工作
而通常被人称颂；陈平（死于前178 年）和周勃（公元前178—前177 年任
丞相）被认为是在吕后非法僭位以后能使刘氏皇室中兴的政治家。贾谊（公
元前201—前169 年），他常被人列为儒家，可是仍被视为帝国制度的坚定
的捍卫者，他的观点逐渐被下一代时新派政治家所接受。他通常被人引为一
个生前不得志而郁郁而死和不能担任高官一显身手的贤明官员的典型例子。
有务实精神的晁错在景帝朝（在位期前157—前141 年）任职，他与贾谊一
样，①就如何巩固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加强帝国抗击外来威胁的能力提出积极的
建议；由于私人的忌妒和阴谋，他死于刽子手之手（公元前154 年）。周亚
夫（公元前150—前147 年任丞相），他作为一名因皇上喜怒无常而受害的
国家忠臣而被人怀念。

在武帝（公元前141—前87 年）时代，张骞（盛年期约前125 年）②勘
探了通向中国境外西北和西南的路线，开辟了进一步扩张和移民的道路。在
几个率领帝国军队与匈奴和其他民族交战的最著名的将领中，有的远征胜
利，有的则丢了脸。他们之中有皇帝自己的姻亲，如卫青（死于公元前104
年）和霍去病（死于前公元116 年），③他们分别是卫后的弟兄和外甥；李广
利，李夫人的弟兄，公元前90 年向匈奴投降。④其他值得一提的带兵军官包
括：李广，他于公元前129 年自杀而不愿因战败而受处分；赵破奴，他于公
元前103 年被敌人所俘；李陵，他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深入中亚取得赫
赫战功以后，于公元前99 年向匈奴投降。⑤

公孙弘①因出身于卑贱的养猪人而升任国家最高的丞相之职（公元前124—前118 年）而被载入史册。同时代的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 年）
从未担任高官，但比任何担任显赫公职的人更深远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思
想。②他的哲学把帝国统治术与宇宙的整体性联系起来，而且它注定要成为中
华帝国制度中的思想砥柱。在此期间，像霍光（死于公元前68 年）和桑弘羊
（公元前80 年被处死）等时新派政治家则掌握了当时的政务活动。霍光与武
帝的卫后是亲戚；桑弘羊则出身于洛阳的商贾之家，在大力使中国经济制度

① 关于贾谊和晁错，见下文。
② 见本章《外交事务和殖民扩张》及第6 章的《西域》。关于更详细的情况，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
公元前125 年至公元23 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之导言（莱顿，1979），第40 页以下及207 页以下。
③
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51 页以下；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74
页注35。

④ 见本章《外交事务和领土扩张》；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28 页以下。
① 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0、199、207 页。
② 见本章《外交事务和殖民扩张》，及本卷第12、13、14 章。

化和正规化的过程中，他是领导这项活动的幕后天才人物。③
.

白雪

在西北，郑吉④是被任命为都护的10 名军官中的第一人，此举是希望协
调中国与横亘于丝绸之路的几个国家的关系；他从公元前59 至前49 年担任
此职。在宣帝、元帝和成帝三朝（总的在位期，公元前74—前7 年）脱颖而
出并有意识地摆脱武帝的时新派顾问的政策的改造派政治家，包括魏相（公
元前67—前58 年为丞相）、萧望之（公元前59—前56 年任御史大夫）、贡
禹（公元前44 年任御史大夫）和匡衡（公元前36—前30 年为丞相）。⑤他
们与刘向⑥是同时代人；刘向（公元前79—前8 年）是皇室成员，他的渊博
的学识给了改造派事业以有力的支持。临近前汉末年，起带头作用的改造派
政治家包括：孔光（公元前7—前5 年任丞相），孔子的后裔；师丹（公元
前8 年任大司马），他以主张限田而知名于世；何武（公元前8 年任御史大
夫）。朱博（公元前5 年任丞相）和董贤一度反对这些人，但未见成效，朱
与其说是一个工于心计的政治家，不如说是一员猛将；董贤则是哀帝的宠臣，
于公元前1 年自杀。①王莽是他家族中任大司马的第五人（公元前8—前7
年）；正像在此以前的改造派能得到刘向知识方面的支持那样，王莽也要求
刘向之子刘歆（死于公元23 年）的帮助。②

③ 见下文；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66 页以下、72 页和115 页以下。
④ 见本书第6 章；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47 页以下和第63 页以下。
⑤ 见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131 页以下、147 页以下、158 页以下、179 页以下及223 页。
⑥
见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240 页以下；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汉代（公元前202— 公元220
年）的信仰、神话和理性》（伦敦，1982），第221 页。

① 见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252 以下、267 页以下、274 页以下。
② 见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第211 页。

王朝的建立（公元前210—前195 年）

内战和刘邦的胜利

随着一个多世纪日积月累的成就，中国的统一在公元前221 年已经完
成。虽然关于一个统一帝国的思想未必是新的，但它的实践成了背离传统的
新内容，它的成效也有待于证实。帝位的继承不久前刚刚被人操纵过：有迹
象表明，法律和秩序的维护始终未能尽如人意；政府的制度尚未经过长期的
考验以证明它的有效性。统一的过程经过打败了几个有牢固根基的王国才告
完成，而这些国家都有各自的历史和传统。有的国家，象齐国和楚国，曾经
作为有生命力的地区国家而存在；可以猜测得到，尽管全国统一，但在旧王
族的遗老遗少、他们的官员和随从、也许还有他们的臣民中，很可能仍然存
在对旧王室的忠诚和对地区割据的怀旧心理。

不可能确定民众对领袖或野心家的号召作出响应的热烈程度和民众等待
时机以摆脱暴政的迫切程度，也不可能确定民众希望看到恢复帝国前旧秩序
的焦急心情。我们掌握的史料很少透露出当时有头脑的人的反应。姓名载于
史籍的领袖们可以分为两类。有的人出身微贱，往往是担任地方军头目的农
民。他们最早出现的例子是一些被征募为秦帝国服兵役的心怀不满的士兵。
他们被遭受的苦难激怒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随时准备孤注一掷而不愿听凭
秦代法律的摆布；他们出身于一直默默无闻的家庭。另一类领袖包括那些作
为旧王室成员或作为为他们效劳的高级将领而享有突出地位的人。他们已经
习惯于行使权力和激励士兵勇敢地投入战斗；他们比各地乌合之众的领袖们
更善于协同作战；对同伙间的背信弃义，他们也不会感到突然。

秦帝国组成了称之为郡并受中央控制的行政单位，而不对皇帝的亲属进

行分封，这可能是公元前210 年的危机中力量虚弱的一个根源。当然，屏弃

分封防止了能向中央权威挑战的强大而独立的地区对手的兴起；但是这种做

法也使地方毫无有效的权力可言。郡和县也没有足够密切的联系以确保部队

有效的动员或部署，或者去行使中央指导的权力。当暴力行动在几个地方同

时爆发时，地方的郡守或县令，甚至中央政府本身都容易受到威胁。有几次，

以杀害地方官员开始的地方性起事证明是难以遏制的。帝国政体已经丧失了

存在于分封制中的这类优点，却没有取得一个充分组织起来的中央集权体制

的力量。

这些年（公元前210—前202 年）的混乱可以分成四个阶段。最初出现
了许多农民起事，随之而来的是群雄并立的局面。然后项羽试图联合这些王
国建成一个近20 国的联合体；最后是项羽和刘邦争霸，结果刘邦成功地建立
了汉王朝。

从公元前209 年阴历七月起，连续爆发了反对秦政府权威的各自为战和

互不联系的起事，在起义中，造反的领袖们取得了某些有限的成就。不久，

几个王国已经建立起来——东面有齐和燕；北面有韩、①魏、赵；南面有楚。

它们宣称是那些已被秦的侵略性统一战争所屈服的各国的合法继承者。在这

些国家中，地处长江下游的楚率先反秦。在战斗和政治角逐中可以看到两个

重要的转折点，它们的发展过程将在下面详予叙述。

①
为了避免和汉（Hn）王朝相混淆，本书用“Hnn”表示韩国。


在公元前207 年的战斗中，项羽作为一个成功的战术家为自己树立了名
声，他能在战场上击败秦军，并迫使秦朝带兵的将领投降。①结果，项羽在协
调后来的攻秦之战时能够成为霸主。此外，公元前208 年阴历七月李斯之处
死可以视为秦力量消失的标志；因为正是这个李斯，他靠正确的政策主要负
责建立了秦帝国。他被处死的原因是其政敌的敌视，这些人把个人野心置于
国家利益之上，而且他们的生性是又残忍，又多猜忌。②

在内战的最后阶段，项羽可能指挥一支比刘邦军队更为精锐的部队；但

是刘邦享有证明是高出一筹的战略优势，如在西北拥有牢固基础的关中根据

地，③和中国北部的一致的支持。几次战争的进程证明了淮河流域的重要性，

那里大量的谷物充实了著名的荥阳敖仓；这个粮仓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军事

目标。更往北，巨鹿是一个具有同样重要价值的城市，它的失陷严重地削弱

了秦的防务。刘邦和后来的项羽进入关中，预示着内战最后阶段的开始。

陈涉和吴广被称为两个最早对秦帝国的权威进行挑战的人。公元前209
年阴历七月，④他们带领一支900 征募人员的队伍，因被大雨所阻，未能如期
报到。对这样的失职行为，不管是什么原因，都要处以死刑；为了避免这种
下场，他们决定公开造反。其他人起而效尤，他们最初采取的行动都是杀死
偏僻的县的秦朝官员，在这些领袖中陈涉表现出的野心最大。他甚至采用了
“张楚”这一夸张的国号。①

然而，陈涉的权威经受不住战斗的严峻考验。他与吴广被为秦效劳的职
业将领章邯所击败；在公元前208 年阴历十二月，两人被可能对他们要求取
得领导和权力有理由不满的同伙所杀。②但是尽管起事失败，陈涉因为首先发
难，不久就得到官方的承认和称赞。公元前195 年，高帝规定了永远纪念他
的哀悼仪式。也许100 年以后当《史记》正在编纂时，这些仪式仍在举行。③

在这个阶段，有纪律的秦帝国军队完全有力量粉碎陈涉的这种地方叛
乱；但是性质远为严重的叛乱运动正在其他地方出现。项家的好几代人曾在
前楚国军队中服役，由此出现了以项梁及其侄子项羽为代表的更为专业化的
类型的领袖。可能是仿效陈涉的榜样，他们在公元前209 年阴历九月发动了
起义，杀害了秦朝的会稽郡守。④从今之江苏出发，他们能够集结一支可能有

①
《史记》卷六，第273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211 页）；《汉书》卷一上，第20 页（德

②
效骞：《〈汉书〉译注》[巴尔的摩， 1938—1955]第1 卷，第54 页）。
《史记》卷六，第292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210 页）；卷八七，第2562 页；卜德：

《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第52 页。

③ 关于关中的优势，见第1 章《地理》。
④
《史记》卷七，第297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250 页）；卷四八，第1950 页；《汉书》

①
卷一上，第9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37 页）。
《史记》卷八，第349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333 页）。有趣的是，这个国号具有足

够的权威性，竟能在一份几乎是同时代的天文观察记录中用作一种纪年的方法。国号出现在其时期约定在

公元前168 年的马王堆三号墓发现的文书上。见晓菡：《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载《文物》，1974.9，

43，第43 页；刘乃和：《帛书“张楚”国号与法家政治》，载《文物》，1975.5，第35—37 页。

②
《史记》卷十六，第765 页；《汉书》卷一上，第12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42 页）。
《史记》卷八，第391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399 页）；《史记》卷四八，第1961 页；

③
④
《汉书》卷一下，第7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140 页）。
《史记》卷七，第297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250 页）。


数千人的部队，渡过长江和淮河朝西北方向进军。几乎在同时，他们的力量
由于刘邦和他集结的军队的到来而加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