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美国事实核查新闻的实践逻辑与争议 文章来源：《当代传播》 原文链接：http://m.dzwww.com/d/news/18890542.html?from=groupmessage 原作者：张超 钟新 事实核查新闻（fact-checking journalism）在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备受关注，面对竞选者的言论和泛滥的假新闻，“信还是不信”成了一个问题。在美国新闻业公信力不断下降、公众对大选报道日渐疲态的背景下，事实核查新闻被美国新闻业者视为责任新闻的一部分，为公众提供了一条通往真相的可能路径。发现谎言——核查事实——公布事实——相信事实，这一线性逻辑看似合理却在美国受到质疑。实际上，事实核查新闻在美国的处境并不乐观，诸多因素挑战着事实核查新闻的公信力和社会效果，其中一些问题是短期内无解的悖论。本文从批判、审慎的视角探讨美国事实核查新闻的实践逻辑及其争议，为学界和业界提供认识美国事实核查新闻的新视角。 美国事实核查新闻的实践逻辑与争议 张超 钟新 【摘 要】事实核查新闻为公众提供了通往真相的可能性，在美国兴起有特定的原因：极化政治生态中的真相渴求、大选报道的创新需要和新闻业“看门狗”角色的实现。事实核查新闻在美国发展较快，但不普及，目前已形成了成熟的生产流程和新闻伦理。尽管如此，事实核查新闻面临公信力和社会效果的争议。事实核查新闻在美国的实践表明，在新闻业不被信任、政治极化、缺少共识的社会环境中，事实核查新闻的实践逻辑遭遇挑战、合法性受到质疑、社会效果较为有限。 【关键词】事实核查；事实核查新闻；敌意媒体;逆火效应 【作者简介】张超，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钟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新闻生产与伦理研究”阶段性成果，编号：17YJC860033。 【文章来源】《当代传播》2019年第6期。 事实核查新闻（fact-checking journalism）在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备受关注，面对竞选者的言论和泛滥的假新闻，“信还是不信”成了一个问题。在美国新闻业公信力不断下降、公众对大选报道日渐疲态的背景下，事实核查新闻被美国新闻业者视为责任新闻的一部分，为公众提供了一条通往真相的可能路径。发现谎言——核查事实——公布事实——相信事实，这一线性逻辑看似合理却在美国受到质疑。实际上，事实核查新闻在美国的处境并不乐观，诸多因素挑战着事实核查新闻的公信力和社会效果，其中一些问题是短期内无解的悖论。本文从批判、审慎的视角探讨美国事实核查新闻的实践逻辑及其争议，为学界和业界提供认识美国事实核查新闻的新视角。 一、事实核查新闻的边界 事实核查新闻是新闻机构制作的，对政界人士和政府官员表态内容真实性进行评价与判断的一类新闻。[1]有观点认为，事实核查新闻不只关乎政治新闻，可涵盖所有的报道领域。[2]事实核查的目标应当是向公众提供清晰、专业的调查新闻，便于公众根据事实真假进行投票或作出重要决定。[3]杜克记者实验室（The Duke Reporters’Lab）对事实核查新闻的界定标准是：（1）核查所有党派和各方的主张；（2）核查具体的主张并得出结论；（3）追踪政治承诺；（4）消息来源和方法透明；（5）公布资助或隶属机构；（6）首要任务是提供新闻和信息。[4] 然而事实核查（fact-check）在西方新闻业中是个“多义词”，通常指事实核查新闻，有时也指事实核查制度。事实核查制度是新闻媒体为保证新闻的准确性、真实性而采取的一种刊发前核查制度。在国内有关事实核查的探讨中，有研究将事实核查制度和事实核查新闻混淆，认为“在数字新闻媒体语境下，事实核查的时间从出版前转移到了出版后”。[5] 事实核查制度与事实核查新闻都以“事实核查”为核心，二者并不相同：（1）起源不同：事实核查制度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初，是一种被美国新闻业普遍接受的行业性制度，[6]是新闻专业话语的一部分；事实核查新闻是一种新闻类型（genre），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专门核查政治广告准确度的“广告监看”（ad watch）。[7]（2）核查的对象不同：二者都注重事实，但事实的含义不同。简单地说，事实核查制度中的事实是“他是否这样说了”，重在告知；事实核查新闻中的事实是“他说的‘事实’是否是真的”，重在揭露真相。（3）事实核查的目的不同：事实核查制度是旨在保证本媒体刊发内容的准确、真实，重在刊发前的预防；事实核查新闻是为了监督、核查政治人物和其他公众人物所言“事实”的准确性，重在揭发不实言论。 20世纪90年代事实核查新闻在美国被零星地实践着，进入21世纪后快速发展。2001至2012年美国媒体对事实核查新闻的提及数量在报纸中增加了9倍，在广播电视媒体中增加了20倍。[8]美国的事实核查新闻一般在大选前推出，如Factcheck.org始于2003年，PolitiFact和《华盛顿邮报》的事实核查新闻始于2007年。2009年PolitiFact凭借事实核查新闻获得普利策新闻奖，2017年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事实核查新闻获得了全球数据新闻奖，事实核查新闻的声誉不断提升、形式不断创新。路透新闻研究所《欧洲事实核查机构的兴起》报告显示，在欧洲20多个国家活跃着34个长期做政治事实核查的机构。[9]杜克记者实验室的数据显示，全球活跃的事实核查新闻项目近几年逐年增长，2014年44个、2015年64个、2016年96个、2017年114个、2018年149个。[10] 事实核查新闻的兴起被视为新闻业的一次重要文化转向（a major culture shift in journalism）：[11]它改变了以往“他说/她说”的政治新闻报道方式，让记者更主动地报道事实、追求真相。 二、事实核查新闻在美国兴起的原因 事实核查新闻在美国的兴起不是偶然的，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极化政治生态中的真相渴求 美国政治生态存在严重的极化（polarization）现象，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上的差异性越来越大；在各阵营内部，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上的同一性越来越高。[12]皮尤中心发布的《1987年至2012年美国价值观调查》显示，较以往25年，当前美国价值观和基本信念因党派而产生的极化现象是最为严重的。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价值分歧比性别、年龄、种族和阶级之间的分歧要大得多，政党极化已成为美国社会最大的单一分裂因素。[13] 在政治活动中民主党和共和党为了打击对手、实现自身利益而采用造谣、贴标签和抹黑的攻击方式，公众面对对立的观点无法区分谬误和真相。弥尔顿所设想的“意见的自由市场”不仅没有促进共识和理性思考，反而让选民无法抉择，参与政治的热情降低，中间选民逐渐增多。2011年高达四成的美国人自称“独立选民”。[14]杜克大学教授阿戴尔认为，政治人物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容易传播虚假信息，记者对政治人物说过的话进行事实核查就非常重要。[15] （二）大选报道的创新需要 作为媒介事件的总统大选历来是美国媒体报道的重点。美国媒体主要关注四个内容：（1）竞选策略与民意调查；（2）主要政策与相关议题；（3）候选人个性与巡回演讲；（4）选民故事等。其中以民意调查结果为主要内容的选举新闻及紧跟候选人形势与策略的“赛马报道”（horserace news）最为常见。[16] 赛马报道关注候选人的输赢，记者以中立的看客姿态依据民调数据和候选人制造的话题进行滚动报道，营造出一种变动的、不确定的竞选状态。这种报道深受新闻客观性的影响，往往采用“他说/她说”的报道方式。“赛马报道”虽然在争夺注意力上很有效，但关注的是变动中的民调数据和候选人的“口水战”，对候选人言论的真实性不做探究。“美国主流媒体的政治记者喜欢简单地标明事实，不愿意使用诸如‘谎言’与‘错误’等词汇，而是让读者自行判断，政治人物正是利用了这一点。”[17] 所以在大选报道中，议程设置的主动权不在媒体和公众，而在于竞选团队的策划，最后使媒体沦为候选人的“宣传机器”。根据mediaQuant媒体数据分析公司公布的数据，特朗普在各大媒体上得到的免费曝光量如果折合成广告费值19亿美元。[18] 调查显示，32%的美国公众很难区分新闻（news）和意见（opinion）。[19]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允许记者报道事件的表面事实，即第一真实。但只有第一真实是远远不够的，第二真实是表象真实背后的真相。[20]在大选报道中，需要媒体提供具有深度的信息和关于候选人言论的负责任报道，关注第二真实，而不是让公众围观这场“竞选秀”。事实核查新闻作为新闻报道的一种“破坏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试图在大选报道中标新立异，将政治修辞与新闻事实相互剥离开来，让广大选民得以明辨真相。 （三）新闻业“看门狗”角色的实现 一切新闻的主要目标是尽量增进公众对塑造环境的当前事件和议题的理解，以赋予公众力量。[21]根据西方民主体制理论，一个民主社会的新闻媒体应具备两种功能：（1）对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当权者和期望当权的人的行为进行严格、真实的报道，履行监督功能；（2）对当今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和进行广泛客观的阐述。[22] 自21世纪以来美国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不断下降。盖洛普2016年的美国媒体信任度调查显示，仅有3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新闻媒体有能力作出全面、准确和公平的报道，为1972年有该调查以来的历史最低。[23]“报道有偏见”是美国人不信任新闻媒体的主要原因。[24]根据美国新闻研究协会和AP-NORC公共事务研究中心的报告，34%的受访者认为新闻媒体保护民主，30%的受访者认为新闻媒体妨害民主。[25]无论是将大选以竞赛形式呈现出来的“赛马新闻”，还是以戏剧性与猎奇性为特点的“去专业化”内容，都体现了美国政治新闻报道中越来越明显的竞争化、个人化和负面化的导向。[26]实际上同政治极化一样，在以商业体制为主的美国媒体环境中，媒体自身也存在政治立场的极化问题。 与此同时，美国媒体近年来大幅减少成本高、产出低的调查性报道。调查性报道采编人员从2003年的5391人减少到2009年的3695人，缩水三成。[27]调查性报道在新闻业中被视为记者行使“第四权力”的重要形式之一。 事实核查新闻在核查事实的操作程序上类似于调查性报道，由于其关注度较高、生产成本相对较低，自然而然走到新闻生产的前台。根据皮尤的调查，83%的选民认为核查候选人的主张是新闻媒体的责任。[28]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调查显示，听众对事实核查新闻的评价要要高于其他类型的政治新闻。[29]《哥伦比亚新闻评论》认为PolitiFact改变了传统调查性报道的表达形式，但在功能上仍然继承了守护公共利益的新闻业传统。[29]事实核查新闻可以帮助重建公众信任，让记者义无反顾地挖掘政治主张背后的真相，改变人们对记者是“有偏见的”“不值得信任”的认知。[30] 三、事实核查新闻在美国的实践 近年来美国事实核查新闻发展迅速，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生产流程和新闻伦理。 （一）美国事实核查新闻的发展概况 在欧洲，只有少数长期从事事实核查型新闻的机构依附于传媒公司，[31]非政府组织在事实核查新闻生产中占主体。美国则相反，在41家事实核查新闻生产机构中，超过90%的事实核查机构是隶属于媒体，包括9个全国项目，28个地方项目，其中隶属于报纸18个，电视10个，电视+报纸1个，广播3个，数字媒体3个，学生报纸1个。[32]从数量上看事实核查新闻在美国还处于兴起阶段，并不普及。 传统的事实核查新闻不可避免地具有滞后性，如果政治人物的言论借助新媒体被快速、广泛传播，即使后来被证伪，纠正效果也不太理想。[33]近几年诞生了接近于实时核查的事实核查方式：一种是人工手段，一种是人工智能手段。 2016美国总统大选最后一次辩论，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动用记者和编辑对特朗普和希拉里进行实时核查。[34]2012年《华盛顿邮报》启用了“真相告知者”（truth teller）机器人，它利用语音文字转换技术从数据库中实时比对发言者的言论，一旦说谎立刻报警。[35]当然这种实时核查也有问题，事实核查机构需要在速度和准确性之间作出平衡。[36] 人工智能的发展让造假手段日益智能化。针对利用算法进行图像造假的“深度伪造”（deepfakes），Facebook于2018年9月与17个国家的27个事实检查伙伴展开合作，揭穿该平台上的虚假照片和视频。 （二）美国事实核查新闻的生产流程 美国的事实核查新闻生产流程主要包括选题、研究和评价三个环节。 选题环节是事实核查者依据一定的标准对被核查者及其主张（claims）进行选择。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主张是指事实，而非观点。由于不同事实核查新闻项目的定位不同，选题环节存在差异。例如PolitiFact的事实核查对象较为广泛，不仅包括公职人员、政党候选人，还包括媒体人士、明星、特殊利益团体以及社交媒体中的内容等，在选择主张时更看重新闻价值。FactCheck.org的核查对象不包括媒体人士，在核查的内容上更注重全国影响力。[37] 研究环节是依据一定的事实核查方法对政治人物所发表主张涉及的事实和材料进行核查。在这个环节中，事实核查者运用多种手段追溯与所核查主张直接相关的原始资料。如果一个主张是一个孤证或者没有证据证明，对于事实核查员来说无法确定，这个主张往往会被放弃核查。 评价环节则是事实核查者对政治人物主张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评价。美国事实核查新闻的评价结果有两种，一种是采用量化标准表示真实程度的评级量表（rating scale），一种是定性的评价结果。PolitiFact采用的是“真实度测试仪”（Truth-O-Meter），《华盛顿邮报》的Fact Checker使用的是匹诺曹指数（Pinocchios）。在美国33个事实核查新闻项目使用评级量表；从全球范围看，80%的事实核查新闻项目采用评级量表。[38] FactCheck.org不发布量化的结论，以总结性的段落概括主要结论。FactCheck.org认为发布量化的标准会牵涉到主观判断，而该机构是一家依托学术机构的事实核查网站，不适合做这样的主观判断。[39] 这两种评价方式在可信度上没有孰优孰劣。事实核查新闻无论采用评级系统还是非评级系统，在纠正不实政治信息上都有效，但如果让读者二者选一时，读者倾向于选择评级系统。[40] （三）美国事实核查新闻的实践伦理 通过分析国际事实核查网（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华盛顿邮报》、PolitiFact等机构的事实核查新闻操作守则，笔者发现在美国新闻事实核查新闻中的实践伦理主要由独立（Independence）、公正（Fairness）、透明（Transparency）、责任（Accountability）、更正（Correction）组成。 独立是指事实核查机构是非党派的，独立核查各方符合标准的主张，包括事实核查机构资助者，避免相关利益团体对核查内容和结果进行干涉。在核查前对核查的议题不做立场预设。 公正是指对各党派的主张用相同的事实核查标准判断其准确性，而非聚焦某一党派，不对核实的议题表明立场。[41] 透明是指将研究方法、消息源及与事实核查者有关的利益团体告知公众。例如事实核查机构需明确告诉公众，他们是如何对该主张进行核查的，并提供证据的链接，可以让公众“按图索骥”检验核查结论是否可信。对事实核查机构的受资助情况和基本信息告知公众等。 责任是指事实核查要让被核查者知道自己的主张会被核查，事实核查者关注重要辩论、演讲和事件，对读者和公众负责，更正错误、告知研究方法和核查过程。[42] 更正是指如果事实核查的结论出现错误应及时改正，并在页面注明“更正”字样，向公众解释内容的变化。[43]PolitiFact规定如果发现事实性错误，该文章页面会加上“更正”的标签，并以编者按的形式说明详情；如果是补充或更新，则加上“更新”的标签并予以说明；如果发生重大错误以至于要改变真实性等级，PolitiFact将再次召集编辑小组，重新撰写文章，并在文章开头对这种变动予以说明。[44] 四、事实核查新闻在美国的争议 无论从事实核查新闻兴起的原因，还是生产流程与新闻伦理来看，事实核查新闻的确是一种责任新闻，理应被公众信任和接受。然而现实逻辑却非如此，美国的事实核查新闻不仅合法性受到挑战，社会效果也不如预期。 （一）公信力争议：不可信的新闻业如何让事实核查新闻可信？ 事实核查新闻是在美国媒体信任度低的语境下发展的，有意思的是，大部分事实核查新闻是在记者主导下完成的。[45]事实核查新闻既是一个提升新闻公信力的手段，又面临逻辑悖论：不可信的新闻业如何做出可信的事实核查新闻？这种质疑直接挑战着事实核查新闻的合法性。 美国新闻研究协会和AP-NORC公共事务研究中心的报告或许能解答这一悖论：美国公众一边抽象地怀疑新闻媒体，一边又对自己常用的媒体投以信任。只有24%的美国公众认为“新闻媒体”是“有良心的”，而对于自己常用的媒体，这一数字达到53%。[46]在敌意媒体（Hostile Media）理论中，人们对己方阵营媒体的信任感较高，对对立方阵营媒体的信任感较低。如保守党成员通常认为Fox的新闻比CNN的新闻更值得信任。[47]有研究显示，并不是所有的事实核查机构都被信任，当公众认为核查者不可信时，对其的负面认知就会产生。这种不信任不是因为理性的论证（rational argument），而是基本的不信任（basic distrust），这种不信任经常是高度情绪化的。[48]或许我们可以推论，对某些公众而言，特定媒体（一般是己方媒体）的事实核查新闻是可信的。 在两极分化的美国社会，不同党派媒体对事实核查新闻的态度不同。自由派媒体对事实核查新闻持正面的、积极的态度；保守派媒体对事实核查新闻持负面的、消极的态度。[49]美国社会对事实核查新闻的公信力并未达成共识，主要争论集中在“事实核查新闻是否出自公心”和“事实核查新闻的结论是否可信”两个问题上。 针对第一个问题，批评者认为PolitiFact在选择核查事实上存在党派偏见，更容易选择共和党的失实言论作为核查对象。尽管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的核查文章总数相当，但出自共和党人的言论更容易被标注为“失实”或“荒谬”。[50]NBC在2016年美国大选辩论中的实时事实核查都是针对特朗普的，特朗普陈述的每一个事实都被核查为假。[51]《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James Taranto认为事实核查新闻是伪装成高度客观的意见新闻（opinion journalism）。[52] 第二个问题是事实核查新闻的结论是否可信。许多事实核查新闻采用评级系统，用度量的方式表示真实程度。有观点认为评价系统本质上是主观的，真实程度的区别关涉个人判断，都是由人来完成的，本身是有问题的。[53]批评者认为PolitiFact将公共话语简化为事实真假判断，而舆论场中可验证的“事实”只是很少一部分，更多的是不同原则或世界观的差异。这一方面导致有价值的问题被排除在舆论场之外，另一方面很多不适合真假判断的话题也被强行置于核查事实的框架中。[54] 此外，有时政治人物会用夸张的语言减轻某一个更大的问题，但事实核查员却忽视了大问题，对无关紧要的细节进行核查。[55]“媒体喜欢对特朗普的言论做事实核查，对待特朗普是字面上的而不是认真的；他的支持者对待他是认真的，而不是字面上的”（The media takes Trump literally but not seriously；his supporters take him seriously but not literally.）。特朗普尽管在“事实”上出错，但是他的言论能引发共鸣，如果仅仅是引用一些数据指出他的错误，是不足以更深入地理解所谈的问题的。[56] （二）社会效果争议：真相能否战胜谎言被相信？ 事实核查新闻的社会效果体现在两个方面：对公众而言，提升政治素养，避免或减少对政治人物错误言论的盲从；对被核查者而言，减少或停止在公众场合下的说谎行为。 对于前者，数据显示在互联网上寻找事实核查的人正确回答政治知识的准确率比不寻求事实核查的人高10个百分点。[57]事实核查新闻在提升公众政治素养似乎是比较有效的。事实核查新闻是否可以让公众相信事实，避免或减少对政治人物错误言论的盲从呢？答案并不乐观。 研究发现，一般情况下事实核查新闻对减少错误认知是没有多少效果的，尤其对那些固守自己信念的人而言。[58]95%的受访者认为在大选辩论中应当对候选人错误的事实陈述进行事实核查，80%的人表示大选辩论不会改变他的选票去向。[59]这反映出一些选民的政治倾向不会因事实核查而改变。这是因为公众和政治人物属于对立政党时，事实核查新闻就会缺少说服力。公众倾向于认为对方党派所说的是谎言。[60] 实际上，为公众提供具有挑战性的信息可能会引发“逆火效应”（backfire），进一步巩固人们的初始信念。即使一个个体相信了修正的信息，错误信息也还会持续传播下去。换而言之，任何对错误信息的重复都有可能是有害的。[61]“我们总是设想披露了虚假言论，人们会停止相信，政治人物会停止重复，但实际上并不这样。”[62]所以事实核查新闻不会产生即刻的和决定性的影响。 那么事实核查新闻是否可以有效监督政治言论？调查显示，新闻业者普遍认为事实核查能有效监督政治言论。在生产事实核查新闻的机构中，83%的受访者认为事实核查能有效地监督政治言论；在不生产事实核查新闻的机构中，64%的受访者认为有效。[63]这一调查只是基于新闻业者的主观判断。《华盛顿邮报》的统计发现，自2017年1月20日就职以来，特朗普558天发表了4229次误导性言论，平均每天7.6次，2018年6月至7月，平均每天达到16次。[64] PolitiFact创始人比尔·埃德尔（Bill Adair）认为，“事实核查新闻的任务是告知公众而非改变政治人物的言行。期望事实核查新闻颠覆美国政治传统，结束上百年来政治人物的说谎言行是荒唐的。此外，政治人物不是我们的受众，选民才是。评价事实核查新闻效果的更好方式是选民是否被真相更好地武装，是否针对候选人做出更明智的判断。”[65] 置身后真相时代，情感、观点不仅先于事实传播，也先于事实被相信。在笔者看来，事实核查新闻真正有效取决于中间选民，而不是极化的公众（即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忠实支持者）。如果中间选民不断扩大，对事实核查新闻报以支持，候选人为了争夺中间选民，在事实核查新闻面前有所收敛，此时事实核查新闻才能有效监督其言论。否则，事实核查新闻的社会效果大打折扣。 五、结语 后真相时代挑战着“事实”“真相”的定义。对一些公众而言，事实是主观建构的，自己所信的就是事实，这一后果的形成与几十年来美国新闻业的角色失调不无关系。公众需要媒体本是因为对真相的渴求，媒体之所以存在，在于媒体可以发现真相、监测现实。反观现实，许多新闻报道有“新闻”却无“真相”，[66]有“事实”却不真实。事实核查新闻在美国的实践表明，在新闻业不被信任、政治极化、缺少共识的社会环境中，事实核查新闻的实践逻辑遭遇挑战、合法性受到质疑、社会效果较为有限。事实不因核查而被信任，政治人物不因核查而停止说谎。事实核查新闻有用、有效的前提是公众对新闻业的信任，而非媒体的一厢情愿，这需要美国新闻业重建与公众的信任关系，通过负责任的报道弥合信任鸿沟、改善政治生态、凝聚社会共识。正如《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一篇文章所说的那样：所有的报道难道不都应是事实核查报道吗？[67] 参考文献： [5] 马晓彦：《“事实核查”在新传播生态环境下的演变及应用》，《编辑之友》，2017年第10期。 [6] 虞鑫、陈昌凤：《美国“事实核查新闻”的生产逻辑与效果困境》，《新闻大学》，2016年第4期。 [7] Lucas Graves(2016).Boundaries Not Drawn: Mapping the institutional roots of the global fact-checking movement.Journalism Studies,(6),1-19. [12] 节大磊：《美国的政治极化与美国民主》，《美国研究》，2016年第2期。 [16] 王怡霖：《从2016大选报道看美国新闻业公信力危机》，《新闻记者》，2017年第6期。 [17] 王怡霖：《从2016大选报道看美国新闻业公信力危机》，《新闻记者》，2017年第6期。 [20] 刘建明：《当代西方新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1页。 [21] 刘建明：《当代西方新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1页。 [22] 陈学明：《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当今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批评》，《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8期。 [26] 王怡霖：《从2016大选报道看美国新闻业公信力危机》，《新闻记者》，2017年第6期。 [27] 余婷：《美国报纸调查性报道衰微原因探析》，《新闻实践》，2011年第1期。 [34] 张滋宜、金兼斌：《西方媒体事实核查新闻的特点与趋势》，《中国记者》，2017年第1期。 [45] 万小广：《“事实核查”类新闻初创项目的启示》，《传媒评论》，2014年第11期。 [48] 周树华、闫岩：《敌意媒体理论：媒体偏见的主观感知研究》，《传播与社会学刊》，2012年第4期。 [49] Petter Bae Brandtzaeg&Asbjørn Følstad(2017).Trust and Distrust in Online Fact Checking Services.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60(9),65-71. [59] Brendan Nyhan&Jason Reifler(2010).When Corrections Fail: The Persistence of Political Misperceptions.Political Behavior,32(2),303-330. [62] 方师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打击假新闻的研究议程与行动方针（编译）》，《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9期。 [67] 姜华：《新闻业能为民主做什么——简评迈克尔·舒德森<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新闻记者》，2011年第2期。 编辑：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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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17 13:13:17
opular,effective-but sometimes misunderst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