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级硕士程博学术日志

刘海明

2023年4月17日

今天在进行毕业论文的访谈，针对社交媒体的平台摇摆动因我寻找了3个社交媒体更新较为频繁的对象，初探用户在不同社交媒体之间来回摇摆的动因。当然用户在不同社交媒体之上行为是极其复杂的，以此我将具体的分析框架框定在用户的“表演”行为之中。所谓“表演”即戈夫曼在《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中提出的印象整饰，用户会在后台提出表演策略并在前台进行表演。而今天的社交媒体为用户提供了巡回式“演出”的舞台，关于巡回式“演出”的动因，有较深的探索价值。

2023年4月18日

今天访谈继续，另外在读一些文学类书籍。最近对日本国民作家夏目漱石较感兴趣，正在读《行人|草枕》作为日本作家与评论家他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其中多有讥讽日本“文明开化”的作品。其风格幽默风趣，流畅明快，值得一读。

2023年4月19日

毕业论文访谈继续，夏目漱石读了五十来页，便开始翻看一些专业类书籍，好为后面论文的主体写作打好基础。选了《心灵自我与社会》以及《亲密关系》两本心理学书籍，其中《心灵、自我与社会》较为熟悉，考研时了解过米德的主客我理论，这是研究自我传播的奠基之作。用户在不同社交媒体之间进行巡回式演出的动机当然涉及心理因素，因此研读此书十分必要。

2023年4月20日

今天毕业论文访谈继续，文学类书籍依然在读。另外在看一些经典改编类电视剧，如最近的《人生之路》，改编自路遥的《人生》，这本书自初中时便已阅读，虽然不如《平凡的世界》那般宏大，但开放式结局也令人回味悠长。其中的主人公高加林高考被人顶替，但依然靠自己的努力先后成为教师、通讯员、《大众晚报》记者、《青年文化》主编、作家。可以看出路遥对记者行业有着很深的情结，当初我选择新传行业也是受到《平凡的世界》中田晓霞的影响。在剧中高加林笔耕不辍，即使在家当农民依然保持写作习惯，这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是极佳的榜样。

2023年4月21日

接着毕业论文访谈。另外正式开始读米德。了解到米德不仅是心理学家，更是一位哲学家，在哲学上属于一位实用主义者，他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笛卡尔、莱布尼茨等人的传统，即科学活动与哲学活动之间并无明显区别。他说：“一个时期的哲学总是解释这一时期最可靠的知识的尝试。”接着读完了导言，其中了解到米德认为心灵与自我是社会的产物，而语言作为一种有声的姿态为它们的出现提供了机制。

2023年4月22日

接着访谈。在今天的访谈中得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有的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更新频率逐渐降低乃至关闭朋友圈等渠道，除了外部对私人领域的干扰，还因为自我效能感的降低。有朋友表示看到别人“过得太好”也会“眼红”。这让我不禁想到自己的朋友圈也有类似现象，放眼看去尽是华美的自拍或个人勋章的展示，这种展示在自我升格的同时却忽视了部分受众的感受，虽然这无可厚非，但过度的镀金也会将个人悬置于悬崖之地，一旦出现漏洞便无法挽回。

2023年4月23日

这个星期迎来了广西三月三，这是广西独有的节日，全省会放假三天，访谈工作进行得有些艰难。原因是大部分朋友已经去游山玩水。我也利用闲暇时间补习了三月三的相关知识，并观看了影片《刘三姐》，看到了那个年代劳动人民敢于抗争的精神。最近同样关注桂林旅游，因为其被不少游客诟病，原因是服务差、乱定价等，三月三之际漓江以及遇龙河漂流工人竟齐齐罢工，原因是旅游公司与工人之间产生矛盾。千里之外来到桂林的游客见此状只能失望而归。桂林文旅成为众矢之的，其消极回应的态度也被网友诟病。突然想起公关大师游昌乔的公关原则，真诚为第一，这是处理负面舆情的头号原则，只可惜桂林文旅并未意识到。

刘海明

2024年4月29日

阅读技术自主性相关的文章。《自主性视角下技术利维坦问题的需求侧和供给侧分析》
技术利维坦问题是一种关于技术侵害的假说。科学技术自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来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智能化”特点，这就使技术在获得自主性的情况下对人类造成侵害成为可能。从科学技术的需求侧来说，公众需要更加智能化的技术服务，因此对自主性技术监管的更大需求就成为对技术利维坦的需求，以技术监管技术是需求侧的逻辑结论。从科学技术的供给侧来说，由于新技术的重要供给者是科技公司，因而对公司的监管就成为对技术利维坦监管的重要形式。加强对技术利维坦的监管，应坚持人本主义与对公民的赋权，引入第三方监管实现合作治理，实施技术审查，监管科技公司。

2024年4月30日

了解本真性的批判路径以及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理论的本真性路径——费拉拉对哈贝马斯现代性计划的重思》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批判理论家，费拉拉认为哈贝马斯版本的有效性概念无法充分契合当下的现代性，他试图构建一种与本真性内在相关的有效性概念，这种本真性的有效性有助于促进当下多元事实与普遍主义的真正和解，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现代性计划，同时也推进社会批判理论的更新。但这一方案仍然遭遇了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问题。

2024年5月1日

劳动节休息一日

2024年5月2日

了解先验图式概念，“图式”(即图型)一词源自古希腊文,原意是“外观、形象”,后来转意为“对最一般的本质特征的描绘,或略图、轮廓、抽象图形”。康德把这一词引入哲学,使它出现在先验哲学的语境中,正好利用了它本身的抽象(知性)和具体(感性)统一的特点。可见作为第三者(中介)的图式,既不是具体的感性形象,也不是一种纯粹的抽象,而是两者的统一,是感性化的概念,是概念化的感性。只有这样,它才能往返纯粹概念和直观杂多之间,让前者得以运用于后者。

根据康德的论述, 图式既与经验又与范畴有关,它既不是事物的具体形象,也不是经验的概念,而是一种 概念的感性结构方式、结构原则 ,类似某种图表或模型,也有人称之为“构架”(所谓构架,乃是一种抽象的感性结构,是作为接通具体感性材料的中介和途径的一个环节。构架成为知性与感性交叉的焦点,它的主要特征是主动创造的抽象化的感性)。 图式的本质在于 根据知性范畴所提供的认识形式,去综合、整理和构架杂多的经验表象,从而把感性经验从属于知性范畴之下,形成知识; 同时, 知性范畴也通过图式再应用于出现(现象) 或者说理论付诸实践。所以,图式是一种认识的形式结构或者是一个创造过程的实施规则。

先验图式是从何而来的呢?当然它不能来自感性,因为它有知性的特征,也不能来自知性,因为它又与感性同质。图式从何而来?康德认为“它是想像力的一种先验产物,即就一切表象而言,在其要按照统觉的统一性，而验前在一个概念中，联结起来的这个限度内,依照内感官的形式(即时间)的各种条件,而与一般内感官之确定有关的一种产物 ”。

这里,康德把图式视为先验纯粹想像力的产物和主动创造。这种先验想像,介于感性与知性之间,是知性对感性的某种主动性活动,通过先验想像(创造想像)把直观杂多统一为经验对象,而经验对象统一的可能性来自知性,知性将直观杂多统一为经验对像,便是先验想像即创造想像。它是对感性规定的统一,所产生的对象不是个别的而是具有普遍性的,正是这种创造想像提供的规则和计划,才产生了图式。所以,从图式的产生来说,图式是一种潜藏于人心深处的一种创造能力,这种创造能力就是对感性直观进行综合的能力和艺术。

2024年5月3日

继续读新闻客观性与透明性的相关论文。《从“客观性”到“透明性”:新闻专业权威演进的历史与逻辑》客观性的历史表明,它是一个过程性的概念,伴随着社会需要和技术革新而不断地处于变化过程中;它是一个实践性的概念,是新闻机构为获得专业权威而采取的实践方法,因而它必然是丰富的和不断调整中的。从当今各国的"透明性"实践可以看出,客观性原则从未被真正颠覆过,"透明性"改革的实质是新技术条件下的方法论变革。"参与"和"对话"一直是对客观性进行质疑的视角,新媒体提供的技术可能性,开放出了更多通往真相的路径,使对话和参与建立在更加理性的基础之上,而这正是客观性的原初目标。所以说,透明性并未实质性地改变新闻专业权威的来源。因此,媒体机构须积极探索在新的技术和社会条件下客观性的实践方法,并进行连带的职业规范、生产机制、组织结构、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变革。

2024年5月4日
《“后台”前置：新闻透明性的兴起、争议及其“适度”标准》新闻伦理在技术的驱动下正经历新的转向,其特征是透明性正成为新的新闻伦理标准。新闻透明性的提出旨在重建新闻业与公众的信任关系,让新闻生产的流程与操作从"后台"走向"前台"。美国新闻业信任危机、新闻客观性式微、新闻业与受众的关系改变让透明性在新闻伦理中的话语地位凸显。新闻透明性也存在争议,"透明性是否能提升新闻可信度""透明性是否可以成为新的‘客观性’"是争论的焦点。争议犹存,但不影响透明性实践价值。在实践中,"是否应该透明"不是问题,"多大程度上透明"则是一个问题。本文提出适度透明的概念,分析了"适度"透明的四个标准:可信度标准、偏见标准、公共利益和最小伤害标准、用户体验标准。作为一种正在兴起的新闻伦理原则,透明性的实践价值与效果有待进一步评估。

2024年5月5日

休息一日

刘海明

2024年4月22日

读文章，讨论新闻法规选题。《民法典》人格权编第999条、第1020条、第1025条、第1036条对新闻报道行为的豁免规则作了一般规定和具体规定。在适用中,新闻媒体在使用人格利益时,应当满足为公共利益、使用方式合理的条件,并且须在特定的人格利益范围内使用。对于肖像、名誉、隐私等人格利益的使用,新闻媒体在开展新闻报道、舆论监督活动时则要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以满足《民法典》中特别规定的要求。——《民法典》视野下的新闻侵权豁免规则及其适用

2024年4月23日

抗辩事由,是指被告针对原告的侵权诉讼请求而提出的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或不完全成立的事实[4]。新闻侵权抗辩,是指新闻媒体作为被告对原告的新闻侵权诉讼请求提出的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或者不完全成立的主张。而新闻侵权抗辩事由,则是新闻侵权抗辩的特定的具体事实。

新闻侵权抗辩的性质,既不是抗辩权,也不是反驳,而是抗辩中的事实抗辩和法律抗辩。概括起来,构成新闻侵权抗辩事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对抗性要件、客观性要件、正当性要件。——《论中国新闻侵权抗辩及体系与具体规则》

2024年4月24日

侵权责任法不应规定“新闻侵权“或“媒体侵权”。依文义分析看，支持“新闻(媒体)侵权"者，既未能明确协调好“新闻(媒体)侵权"与侵害名誉权、侵害隐私权等侵权行为之间的关系，又未能解决好“新闻(媒体)侵权"的特殊性问题;从比较法上看，无论是大陆法系的老法典、新法典，还是比较注重实用和实践经验的美国法，都没有承认“新闻(媒体)侵权”;我国的立法与司法解释也从未规定过“新闻(媒体)侵权"。"新闻(媒体)侵权"之所以不被世界各国所采纳，根本原因在于它与近现代民法的基本技术方法背道而驰。——“新闻(媒体)侵权”否认说

2024年4月25日

"媒体侵权否认说"和“媒体侵权肯定说”之间的争论并不存在根本的认识分歧,而只是看问题的方法和角度不同。"媒体侵权否认说"更多的是站在立法技术的立场上观察问题:而“媒体侵权肯定说"则是站在立法全局和法的社会调整立场上观察问题，当一个社会问题需要法律进行调整,而这个方面的法律规范尚不健全时,就会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法律规范。正像在《国家赔偿法》没有制定之前,《行政诉讼法》在第九章率先规定了行政机关的“侵权赔偿责任"以应急需一样,当《国家赔偿法》公布实施之后,《行政诉讼法》的这些规定就完成了历史任务,成为了“遗产”。同样,在新闻传播法没有制定完成之前,媒体侵权责任法已经起到了调整新闻传播行为的社会作用。因此,媒体侵权这类纠纷就被赋予了独立的学术意义或研究价值。——我国的媒体侵权责任与媒体权利保护——兼与张新宝教授“新闻(媒体)侵权否认说”商榷

2024年4月26日

因AI技术进行新闻创作导致的侵权行为频繁出现，如何界定A1新闻侵权行为却依旧模糊，主要是存在难以发现经过AI技术隐蔽处理后的数据隐患以及相关法律不明的困境。AI新闻合法需要整体效果和局部流程都不构成侵权行为，尽管AI技术对海量数据的学习是必然的，但对于用户个人数据的抓取、分析和使用的范畴需要有明确规制，在界定AI新闻侵犯著作权问题时需要考虑对其他作品的引用程度、转换性使用情况及对原作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带来的影响。

界定AI新闻侵权的两点困境：1、难察觉：深伪技术处理数据；2、难判定：法律边界模糊。

——《AI新闻侵权行为的表现、界定和规制》

2024年4月27日

新闻正义与新闻侵权的冲突如何解决?法律上通用方法是“密尔规则”，即权利的行使不能妨害他人，但它无法决定两种权利冲突时的选择问题。对此，有学者建议界定新闻优先的构成要件，一是强调只有具有新闻价值的报道才具有特权。二是区分报道涉及的主体，涉及公共事务或社会自治的领域，不应受任何克减;涉及私人事务，只要满足正当程序条件就可被克减。在各国的司法实践中，新闻媒体侵权中的公共人物.媒体报道恶意等标准即为这种思路的产物。此外，对涉及公共事务的报道适用过错责任，而涉及私人领域的报道适用过错推定责任，也不失为剂良方。[3]

在新闻侵权诉讼中如何进行举证责任分配，实行举证责任正置(由原告对报道内容承担证明责任)，还是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媒体对报道内容承担证明责任)，是一个长期备受关注的问题。[4因新闻侵权有着与其他侵权最显著的区别，即其适用的举证责任分配要平衡“新闻自由”与“人格权保护”两者的关系。[5]卢家银教授提出”举证责任正置是原则、倒置是例外”。这种新的规则并不是对"谁主张、谁举证"的颠覆，而是为了减少“谁主张、谁举证”在新闻侵权诉讼中可能出现的歧义，并突出原告所应承担的客观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强调新闻侵权诉讼的特殊性。

——“公共善”：关于新闻侵权诉讼中的责任认定与利益平衡——从《民法典》视角再看世奢会与《新京报》等名誉侵权纠纷案

2024年4月29日

休息一日

刘海明

2024年4月1日

甘绍平认为，契约论独树一帜的原因并不在于它对人类自主性的强调，也不在于它对人类利益在伦理学中地位的认可，因为在这两点上义务论与功利论比它做得更好。甘绍平认为它的独到之处在于以“我们”为名的双重行为主体为观察道德问题的出发点。无论是霍布斯还是后来的洛克、卢梭，契约缔结的前提之一一定是双重乃至多重主体。sora作为最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其目标是朝着构建通用物理世界模拟器迈进。截止目前，还未有媒体将Sora用作专业实践，但我们可以展开构想，若媒体机构与Sora母公司Open AI展开合作，那么双方便缔结了契约，除去契约被现代法律赋予的强制性色彩，这一契约也内含极强的道德色彩。因为在缔结契约时双方主体必然会发生权利的让渡，这便伴随着道德义务的产生，Open AI需尊重媒体著作权，媒体机构也需在合理范畴内执行契约的使用权。

但考察这一契约并不能仅仅从这两方出发，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使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产生多种契约关系：如媒体机构与受众缔结契约，媒体从业者与媒体机构缔结契约、sora与多方使用者缔结契约等。契约的缔结意味着双方道德义务的产生以及对利益的渴求，这便意味着不论是sora还是媒体机构都承担着多重义务。那我们在考察几方的道德问题时便不能孤立地以双方为考察的主体视角，而应该将媒体受众、媒体从业者等多重主体均纳入考察范畴内。

2024年4月2日

霍布斯认为履行契约也是自然法的一部分，而自然法本身便是永恒不变的，契约的内容本身便具有道德规范与道德约束力，契约依据的公平、互利等原则对人们的思想与行为起着规范作用。履行契约便意味着正义，违背契约便意味着不义。即使一则契约在履行过程中已不再具备功利价值，但由于其依然有效，因此仍然起到约束与规范作用，因此这时便体现了其伦理价值，即契约内部的道德律令。这点在后来的洛克、卢梭、罗尔斯等人的契约思想中均有所提现。因此Sora公司方与媒体方在缔结契约的那一刻便意味着道德律令的产生；如果双方中的一方未能履行契约，其除了要承担外在的法律规制外，还需要承担道德损失。在万众皆媒的时代之下，人人皆生存于媒介的监视之下，而影响力越大意味着监视的视线便越多。对与媒体机构而言，其又被称为道德机构，那么公信力对于其便是最为重要的财富之一。因此违背契约其便会悲伤不义的道德指责。而对于新生的Sora而言，其由于技术的先进性受到了全球的关注，且时下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争议从未停止（如马斯克等人联名要求停止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若一旦在与媒体机构的履约过程中违约，那边会成为众矢之的。

2024年4月3日

霍布斯契约论的前提假设为个体的平等性以及权利的相同性，但Open AI与媒体机构作为不同行业的个体，其间的平等是难以比较的，财富拥有量、社会知名度等条件的不对等导致双方即使是出于获利的目的修订契约，也无法保证履约过程的顺利进行；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均有可能出于主观或客观因素利用自己的优势项中断撕毁契约。而这点在双方产生订约想法时便会进行风险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下一步决断。

霍布斯自然状态下的个体天生享有同等权利，这意味着双方并未因权利多寡而产生地位的差异，因权利而产生的收益也是平等的，这意味着在自然状态中双方是透明的；但这只是霍布斯契约思想的假设前提，放在现实语境中，Open AI与各媒体机构除去法律所规定的法人公司依法享有的权利，其所享有的其他权利是不对等的，如Open AI享有对Sora这一技术的知识产权、占有权、收益权、使用权等权利，而媒体机构若想利用Sora进行媒体实践，则需付出成本获得其短暂的使用权，在拟使用过程即契约的拟履行过程中，技术提供方出于Sora问世时间短、技术不成熟以及底层代码泄露等多重担忧，会选择一开始便拒绝订约。如若媒体方能够提供更为丰厚的报偿，契约的签订则又拥有了可能。

但对于媒体方来说，其会尽力节省开支以获得Sora的使用权，若需要其付出更高的代价，其则会在进行收益评估后决定是否订约。且在风险评估的过程中，媒体方也要随时提防Sora会将媒体作品用于数据训练等用途，毕竟纽约时报便是前车之鉴。因此总的来看，媒体方与技术方的在拟订约时便已经处于博弈状态，“自然状态”的瓦解更加剧了双方权衡的难度，一旦有何风吹草动，双方订约想法便会土崩瓦解。

2024年4月4日

契约的签订意味着订约双方需让渡出一部分权利，这部分权利的让渡便产生了相对于双方而言的义务。如Sora方不得侵犯媒体机构的著作权，需尊重其数据隐私；而媒体机构也应在条约范畴内合理使用该技术。但霍布斯在《利维坦》里提到的权力让渡方均是自然状态下的个体，而Sora与媒体机构契约的签订属于两种群体的联结。每一方群体之下又包含不同的小型群体与个人，这便会破坏订约时双方的公平性，按照相同意志进行订约已成为空谈，遵守道德义务以保证契约的履行难度进一步加剧。群体意志的复杂性以及诉求的多样性会在双方订约之后利用个体的身份便利做出种种破坏契约的行为。如媒体机构方会存在某些记者私自利用Sora生成视频进行谋利，这并不在契约条例之内。

2024年4月5日

据了解，尽管Sora的功能十分的强大，但其在模拟复杂场景的物理现象、理解特定因果关系、处理空间细节、以及准确描述随时间变化的事件方面OpenAI Sora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如物理交互的不准确模拟、对象状态变化的不正确、长时视频样本的不连贯性、对象的突然出现等，总的来说其技术目前是不符合世界模型的，这便导致其在媒体实践中会产生与媒体专业要求相悖的情况。媒体机构作品以客观真实等因素为准则，这是媒体机构与受众签订契约时需强制履行的义务；而媒体记者在从业时也与机构签订了契约，要求其保证新闻来源的真实性、内容的通畅性等等。但利用Sora生成视频作品的过程中，由于其技术的缺陷会导致多重主体之间的契约被撕毁，进而致使媒体机构与个体损失信誉或收益。

从另一个角度看，人在不断认识与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也与自然界签订了种种契约，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产所需，而人类则需服从自然规律，双方“权利”的让渡保证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与自洽。但Sora的出现则会打破这一现状。媒体机构利用Sora生成的新闻作品是对现实情境的模拟或还原，但由于其技术的缺陷会导致种种违背自然规律的情况出现，这不符合人对自然界的认知。若暂时悬置相对静止的考量，赫拉克利特“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与“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的说法则恰好可以说明Sora无法还原事件本身，因为时间是线性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情况在永恒发生。这便注定了媒体机构利用Sora还原事实注定是一场破坏自然契约的徒劳。

2024年4月6日

信约的义务困境。自然状态下的个体为寻求和平获得利益而选择让渡权利、履行契约。这是出于情欲与理性的双重考虑。但在履约过程中，双方并不是即时的，一定会因为各种主客观因素存在延时履约的情况，这便导致履约有了先后之分，而处于对对方不遵守承诺、履行契约的考虑，会使人们产生猜疑与恐惧，因此霍布斯契约论的真正难题并非履约，而是信约的订立。既然人们能凭借理性产生建立契约的构想，自然也会产生“合理猜疑”，对对方是否能履约的考虑使个体停留在对信约的权衡之上。因此人与人之间便无法通过建立信约而形成约束性义务，更不要谈契约的履行。在签订信约阶段仅仅靠必须履行契约的理性规定注定了契约无法被履行，因为对对方是否能履约的合理猜疑也是理性应做的。若假设存在共同权力的威慑才能使订约双方按时履约，那么这一假设注定不是合理的，因此签订建国契约的目的便是建立这一强制性的共同权力，不能用果去反制因。霍布斯虽然考虑到了人性的合理猜疑，但他却从未考虑到这点对于契约建国的危害性。

2024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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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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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明

2024年3月25日

读霍布斯的《利维坦》十七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的新时代，也将社会推向了近代史的阶段，这个时期造就了一大批向旧制度冲击、为新制度呐喊的思想家，霍布斯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对人性复归的呼唤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因此人性问题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哲学家关注的重点。

霍布斯的人性观：由于霍布斯曾担任过培根的秘书，因此领会过许多培根的自然哲学观，培根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是构成自然界的一部分。而霍布斯则沿着这条道路研究了人的本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论证了平等、自由、功利、理性的“合理性”，从而提出人生而享有的不可被剥夺的自然权利。在《利维坦》中他公开地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坚持人造国家与君权神授。他的人性论基础是个人主义的利己之心，即人在本质上是自私自利的，个人利益是互不相容的，且他们彼此平等并拥有相同的自然权利，这便在所难免地会出于自保、掠夺等目的发生冲突，这便是霍布斯假定的自然状态，即“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因此为了生命安全与自我保存，就必须结束自然状态寻求和平状态。

霍布斯的契约思想：接着他便提出了他的契约思想：“于是出于人的理性，人们相互间同意订立契约(信约),放弃各人的自然权利，把它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如议会),这个人或集体能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能把大家的人格统一为一个人格；大家则服从他的意志，服从他的判断。据称，这样订立的契约就叫做社会契约(亦称信约或盟约),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就是主权者，而像这样通过社会契约而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组成了国家。”“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用更尊敬的方式来说，这就是活的上帝的诞生。”《利维坦》第十七章《国家的产生》

在霍布斯这里，权利的交换就是契约，而不必是其他物品的交换。这便将原本作为经济活动之原则或方式的契约辅以自然法则，从而上升为了一种社会与权力的组织方式。一般认为霍布斯是近代社会契约论的主要创始人与系统阐释者，他的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后来的洛克、卢梭的契约论思想。

2024年3月26日

契约形成的两重基础——情欲与理性

作为一个机械唯物主义者，霍布斯认为人的生理活动以及感情、欲望、思想都会受到机械力学原理的支配。“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运动，不可能没有欲望，也不可能没有畏惧，也正如同不可能没有感觉一样。”（《利维坦》第七章《论自觉运动的内在开端》），而人的天性便是利己，人生就是无限追求个人欲望满足的过程，而欲望的享受不会在某一刻享受殆尽，因此“为了确保达到未来欲望的道路，所有人的自愿行为和倾向不但是要求得到满意生活，而且还要保证这种生活。”（《利维坦》第十一章《论品行的差异》）因此为了自我情欲的满足，便需要个体之间签订契约，建立社会秩序。

另一方面，在霍布斯假定的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拥有同等的自然权利，而这种自然权利便是指“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存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存自己的生命——的自由。”（霍布斯《利维坦》第十四章《论第一与第二自然律以及契约法》）人的天性中包含着求安全、求利以及进行侵犯三种因素，而人生存的主要目的在于自我保护。因此为了摆脱自然状态中人人竞争的局面，人们出于理性考虑开始相互达成协议，形成契约以保证和平。这些恰恰出自人类天性中的另一因素——理性。

2024年3月27日

第一自然律与第二自然律：何为自然律，即“理性所发现的戒条与一般法则”“使人们倾向于和平的激情是对死亡的畏惧，对舒适生活所必需的事物的欲望，以及通过自己的勤劳取得这一切的希望。于是理智便提示出可以使人同意的方便易行的和平条件。这种和平条件在其他场合下也称为自然律。”第一自然律：寻求和平，信守和平；第二自然律：“”当一个人为了和平与自卫的目的，认为必要时都应当自愿放弃自然人那一种对一切事物的权利的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满足他人相当于自己让他人对自己所具有的自然权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

基于以上两条自然律，为了获取和平，人们便联合起来，互相达成协议，每一个 人都放弃或相互 转让一部分权利，这种权利的相互转换，就是人们所谓的契约。

而第三条自然律则要求人们去执行所缔结的契约，这便是正义的开端与源泉。社会也是缔结契约的结果。契约行为充分体现了人的理性本性，正如霍布斯本人所说“因为人们所有出于意志的行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最有助于达成其目的的行为则是最合理性的行为。”（这里也可看见功利主义的影子）（霍布斯《利维坦》第十五章《论其他自然法》）契约不仅仅是人们为了保全自身，达到利己之目的，更是理性的承诺与最终选择。

第二自然律中的双重义务：契约的形成便是权利的相互让渡。在让渡权利的过程中，对于被让渡一方而言，让渡权利的一方便受到了约束，不妨碍后者的行动便是他让渡权利所产生的相对于后者的义务。因此霍布斯也认为任何义务的产生就其根源就是一个人放弃自己的权利。此外还有一种单方面的放弃权利，即自由赠予。在霍布斯的契约国家里，权利的相互让渡是个体间的，这导致人与人之间会形成相互尊重等多重义务，而自由赠予则是每个人将一部分权利交给了主权者，因此个人便产生了对主权者服从的义务。这种义务是单边的，却是建立在个体互相让渡权利而建立的义务之上的。由此可见霍布斯通过契约建立的个体对主权者服从的义务是一种双重义务。

2024年3月28日

以人性为基础的契约的价值取向

功利主义价值取向：自然人们订立契约，都是出于自愿行为，而“任何人的自愿行为目的都是为了某种对自己的好处。”人们遵循自然法则，信守契约，其最直接目的就是因为契约作为人与人交往关系的纽带，能带来利益的平衡，对缔 约者生存及生存方式有利，达到更好的自我保护。这也符合第一自然律的要求。“当一个人转让他的权利或放弃他的权利时，那总是由于考虑到对方将某种权利 回让给他，要不然就是因为他希望由此得到某种别的好处。”（霍布斯《利维坦》第十四章）

伦理价值取向：霍布斯认为履行契约也是自然法的一部分，而自然法本身便是永恒不变的，契约的内容本身便具有道德规范与道德约束力，契约依据的公平、互利等原则对人们的思想与行为起着规范作用。履行契约便意味着正义，违背契约便意味着不义。即使一则契约在旅行过程中已不再具备功利价值，但由于其依然有效，因此仍然起到约束与规范作用，因此这时便体现了其伦理价值，即契约内部的道德律令。此外，霍布斯也将契约关系看作人与人之间进行交往的道德模式，是联系人与人进行和平相处的道德律令要求。通过契约行为，人们的相处机制与交往行为会得到调整，从而达到一种和谐的自洽状态。“正如所有寻求和平的人都必须放弃某些自然权利，也就是不具有为所欲为的自由。”从一方面看这是达成契约自然人需要做出的牺牲，从另一方面看在基于契约关系形成的社会中，这种契约要求也升维成了普遍的社会规范。契约的存在为订约人划定了行动的界限（道德准绳），这不仅仅是为了确保自我利益的达成（利己）也是为了保证他者利益的实现（利他）。这样，守约而不毁约就是为善而不为恶的表现，这后来也导致了资产阶级的德性范畴。

政治价值意义：即契约的达成还需要外在的强制力量作为保障，即法律。基于契约建立的国家的统治者必须具有绝对的权威与强制力；此外，契约还要求统治者对人民负责，能够保障人们的基本权益与权利，否则其统治权也将不复存在，这实际上也体现了契约的一种制衡作用（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体现的也是契约的制衡作用）

2024年3月29日

霍布斯契约论的困境

霍布斯契约的前提是人生而平等与自由，但这种假定却经不起推敲，现实中的人从出生那一刻起便会存在智力、财富等方面的差异，因此契约并非是普遍与永恒的。且霍布斯认为人们出于自保和对死亡恐惧的目的会寻求和平，签订契约，但他忽略了个体的多变性，如历史上的戊戌六君子视死如归，并试图重新修订封建王朝的契约，这并不符合霍布斯对人性的假设。

在他的契约论中他假定人都是拥有理性的，因此会与其他个体签订契约，但在18世纪以后康德提出理性能力的有限性；休谟也认为“理性原则”也不过是一段历史时期人类的某种意愿，而非人类自身的固有合理性。

契约的价值与功能是割裂的。契约是出自人们内心的主观意愿而建立的，由于缺乏外在强制性，霍布斯提出用法律来限制签约者，但他也认为制定法律的统治阶级却不属于契约的立约者，因此是凌驾于契约之上的。在政治领域契约地价值与功能的割裂尤为明显。

2024年3月30日

信约的义务困境。自然状态下的个体为寻求和平获得利益而选择让渡权利、履行契约。这是出于情欲与理性的双重考虑。但在履约过程中，双方并不是即时的，一定会因为各种主客观因素存在延时履约的情况，这便导致履约有了先后之分，而处于对对方不遵守承诺、履行契约的考虑，会使人们产生猜疑与恐惧，因此霍布斯契约论的真正难题并非履约，而是信约的订立。既然人们能凭借理性产生建立契约的构想，自然也会产生“合理猜疑”，对对方是否能履约的考虑使个体停留在对信约的权衡之上。因此人与人之间便无法通过建立信约而形成约束性义务，更不要谈契约的履行。在签订信约阶段仅仅靠必须履行契约的理性规定注定了契约无法被履行，因为对对方是否能履约的合理猜疑也是理性应做的。若假设存在共同权力的威慑才能使订约双方按时履约，那么这一假设注定不是合理的，因此签订建国契约的目的便是建立这一强制性的共同权力，不能用果去反制因。霍布斯虽然考虑到了人性的合理猜疑，但他却从未考虑到这点对于契约建国的危害性。

2024年3月31日

休息一日

刘海明

2024年3月18日

继续阅读《蜜蜂的寓言》。[Y]享有世上最多的便利。(第23页第3行)

“我已提出过一条永远不可违背的座右铭，即应始终让穷人去工作；缓解他们的需求乃是明智之举，但满足其需求却是愚蠢之举；应当全面鼓励农业和渔业的发展，以保证食品供给，进而使劳动力成为廉价。我将无知称作社会结构的必要成分。从以上这一切看来，我显然绝不会以为一国应当普遍提倡奢侈。”【正因为无法满足，穷人们才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简单的立体劳动，正因为无知，他们才只能从事这些低等的工作，若他们的需求能够被满足，并变得不再无知，那么这些工作将会无人代替，那么养育一个国家的基础将不复存在。但在未来智能机器人的出现是否能够将人从这种劳动中解放出来，但阶级的差异始终存在，劳动的内容与形式或许会有所不同，但仍有高低贵贱之分。有人认为过度的奢侈必定会毁掉一个民族，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却不可能发生，因为奢侈对于穷人来说是可望不可即的，即使是小小的挥霍也会导致他们入不敷出，并立马调整自开支，没有哪一个民族会因为奢侈而灭亡。相反，贪婪与挥霍都是社会必不可少的成分，贪婪挥霍者虽可能败尽家产，但也能集聚大量财富，这只不过是社会沉浮的微小缩影。】

P209“我应当用以下的话来结束对《抱怨的蜂巢》的评论：我可以对提倡全民节俭的人们保证，我们若是让我们英国的女子少穿些亚洲丝绸，便绝不可能让波斯人和其他东方国家购买大量的英国优质棉布去消费。”【对现状的不满足或是奢侈与贪婪，会促进与领国的贸易，这才导致经济的流通与商品的生产，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是如此，安于现状与勤俭节约换来的只是止步不前。】

2024年3月19日

（慈善学校流行的真正原因有三，一是权贵阶层们为了彰显自己的名声；二是它给人们产生一种体现现世幸福的印象；三是这一事业极易成功，可获得社会的赞誉）

P211“慈善(Charity)是一种美德，通过它，我们对自己的一部分真心之爱转化成了纯洁的、毫无疑义的对他人之爱，那种爱不是友谊或血缘关系加给我们的，甚至不是完全陌生的人加给我们的，我们对那些人毫无义务，也不想从他们那里获得什么。以任何方式减少这个定义的严格性，都必会部分地失去这种美德。”【作者在前文区分过美德与荣誉的区别，尽管两者外表都给人一副谦逊和蔼的印象，但美德更强调付出而不追求回报，即行为本身便可获得快乐与满足，同样，在这里慈善也是一种不基于任何关系的美德，是对社会中的他者无报酬式的付出（尽管这会让他们获得荣誉、赞美，但该品质本身并不应该引发争议）。按照媒体业所倡导的，其本身也应该属于“慈善”机构，能够不为追求实质性的回报而甘愿为他者付出，服务社会。但大多媒体机构并无长久稳定的资金来源，因此只能让服务社会、关爱他人的行为带上盈利的性质，这样以来，媒体便不能够被称为慈善机构，而至多只能被称为道德机构。】

2024年3月20日

慈善的要点：1、首先应该善意地看待他人的一切言行。2、其次，我们若付出时间和劳动，却一无所求，或我们若借钱给需要的人，却并不指望从亲朋那里获得如此帮助，我们的这种美德便十分昭然。3、放弃自己所珍视的，满足于自己拥有和享受更少，去救济那些需要的人，应是我们选择的目标。作者将这种慈善称作一种激情假冒，后者被称为怜悯（pity）或激情（compassion

），表现为对他人的困难与不幸感同身受。接着作者详细描述了怜悯这种激情，“我说怜悯来自目睹耳闻，这会使很多人惊讶；但我们若想到一个事实，便可知此言不虚，那就是：被怜悯对象离我们越近，我们就越感到痛苦；它离我们越远，我们就越少被它搅扰。观看处死罪犯时，我们离得很远，因此只会稍有触动。相反，我们若近在咫尺，能看到罪犯眼中的心灵活动，看到他们的恐惧和极度痛苦，看到每个人面部的剧痛，我们的反应便会大不相同。若对象离我们感官很远，那么,无论是叙述灾难，还是阅读灾难故事，都不会唤起我们那种被称为“怜悯”的激情。”【同样，在新闻报道的灾难叙事当中，具体的伤亡数字只能让我们了解事件本身并产生惊讶乃至惊恐之感，并产生与同情他人表现出的一致的痛苦，但这种痛苦却并非同情导致的，而是由于仁慈与理性，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在这种灾难面前表现出除悲伤与痛苦外的任何情绪都是不合时宜的，否则我们变会被视作残忍或无耻之人。“正是仁慈吩咐我们同情他人的痛苦，而理性告诉我们：无论一个事物离我们的视野是远是近，我们对它产生的情感都理应相同。某个事物需要我们同情，我们却无动于衷，我们会羞于承认这一点。毫无同情之心者是残忍之徒。这一切均为理性与仁慈使然，但大自然却不会无端施舍。对象若不刺激我们，身体便感觉不到它。”但个体叙事却让我们感到忧伤并对当事人产生怜悯与同情，这种同情才是真正基于自然状态所产生的。因为当事者的各种细节很可能与我们的某些生活情境相吻合，从而让我们感到具象化的存在，这让我们心中的怜悯与同情油然而生。这里的距离应该不止空间距离，还有心理距离。】

怜悯与同情并不能等同于慈善，基于前者对弱小者做出的施舍只是一种自恋，因为我们是以高于弱小者的姿态给予他们施舍，以此换得其赞美以及社会的称赞以及荣誉。【但同情与怜悯对于现代人来说已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即使其是将其作为成名的手段，但其行为却为社会与弱小者做出了贡献，这笔冷眼旁观者要高尚许多，理性引发的同情也总比冷漠值得称赞。】

慈善这种美德并不好分辨，因为除怜悯与同情之外，还有太多激情能够假冒。如恐惧，有时人们对大街上的乞丐进行施舍并非是因为其具有慈善心，而是因为害怕被旁人所议论以及对乞丐的求助感到厌烦。此外，人们还会基于各种动机产生“慈善”行为，名誉、骄傲、洗刷罪恶，都是这些行为的理由。（作者列举了拉德克利夫的例子，这位贪婪虚伪的守财奴在死后将全部遗产捐给了牛津大学，但他并未如自己所愿获得社会的赞誉，人们反倒对他这种伪善的行为嗤之以鼻。他越是想尽力获得好名声，便越能说明他所犯下的罪恶。）

2024年3月21日

P228“因此，强大、富庶的国家中，滋生被抛弃的放荡者的永久温床，并非不会读写，而是一些更实在的恶德的同时存在与并发。无论是谁，若将无知、愚蠢和怯懦看作造就罪犯的首因，即医者所说的“先导原因”,那就请他考察一下生活，仔细检查一下常见的流氓、普通重罪犯的言行吧。他会发现相反的事实：应受谴责的，通常倒是过分狡猾精明的人，以及学问过多的人，他们是一国中最恶劣的堕落者和渣滓。”【作者通过列举慈善学校来说明教授给孩子基本的礼貌并不能阻止他们偷盗，传授给他们各种知识也并不能防止他们犯罪，因为这些行为是由于人们心中的恶德引发的。对财富的贪婪、不想劳动的懒惰都会引发这些行为。而作者认为那些学问高者应受到谴责，但并未提及原因，我想是因为这些人相比粗鄙不堪的偷盗者更懂得如何隐藏自己，高深的学问与华丽的说辞让他们竭力宣传读写与知识的重要性，由此他们便会得到尊崇。那么在传媒业中是否也存在这种现象呢？过去的媒体机构凭借着信息垄断让人们将其称之为无冕之王，但这也只是其以此盈利的一种手段罢了。】

2024年3月22日

P233“善于洞察人性者总是发现：这些人假装最拥护的，正是他们最不拥护的；他们彻底否认的，正是他们最重要的目的。最容易养成的习惯或人品，就是伪善(Hypocrisy);能最快习得的事情，就是否认我们心中的种种情感，否认我们的行事原则。但是，各种激情的种子却与生俱来，任何生于这个世界的人，都不会没有它们。”【原始的激情是与生俱来的，但贪婪、邪恶等种种恶德因不符合建立起的社会规范，因此人们学会了伪善，这一习惯最易形成，且用来伪装内心的种种恶德再好用不过。媒体从业者中是否也存在这样的伪善者，在进行报道时是否会隐藏内心的真情实感而利用伪善装出悲悯的申请以此获得舆论支持？这类煽动性报道最易蛊惑人心，且处于伪善的需求大多数受众也需表现出与内心不同的情感状态，否则便会招致道德的指责。】

2024年3月23日

P239“以上所有的言论表明：自由国家不允许存在奴隶，因此，最可328靠的财富便是众多艰苦劳作的穷人。这是因为，穷人除了是劳动力，又一向是造就海军和陆军的温床；没有他们便没有享乐活动，任何国家的产品都会失去价值。欲使社会幸福，欲使民众在最简陋的条件下生活安逸，大量民众就必须既贫穷又无知。”【唯有无知才能使一个国家长久运行下去，若人人都受过高级教育，那么其在寻找工作时便会考虑时间以及劳动强度等问题，若人人都因为这些问题而不去从事基础的体力劳动，那么社会生产将无法完成。即使科学技术在不断更迭，教育在不断普及，但不同阶层所拥有的知识总是存在差异的，这就保证了低级劳动会有相应的人去完成。生理上的绝对需求使人们可以忍受一切尚可忍受的事情，因为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且知识会让人的欲望发生变化，无知会让人变得容易满足，因此国家便只需提供必需品给穷人即可，这便保证了人们的幸福，社会也得以运行。知识的鸿沟导致人们通过媒体接受到的信息也有所不同，知识富有者会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不断汲取更为深刻的知识，而贫穷者则沉溺于大量基础的、无意义的信息汪洋中无法自拔。（因此作者在后文提到：“因此，各个国家或王国的福利与幸福，便都要求将劳动阶级的知识限制在其职业范围以内，而绝不可(像那些可见的事物一样)延伸到其职业之外。”）汲取过多的知识反而使其无法安于现状。】

2024年3月24日

休息一日

刘海明

2024年3月5日学术日志

继续阅读《蜜蜂的寓言》。P182“倘若允许每一个粗人都随心所欲地使用他们的语言，不必解释这么做的理由，那么，所有的谈话都会被破坏殆尽了。”【几百年前的论述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极强的解释力，社交媒体若P183不加强内容审查，便会导致如今的生态更为混乱。即使有多层审查，用户依然会使用各种符号代替无法被公开言说的内容，这些符号智能程序目前还无法全部识别，只能依靠人工进行筛查。规制这些低俗内容不仅可以从把关层出发，洞悉人性也是方法之一，如显示IP、网络大V实名化等等，只有将隐匿在后台的身份逐渐前台化，才能一定程度上阻止低俗内容的产生。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人性是恶的，并且只有通过外部条件才能限制这种恶。但随着社会发展与教育普及，这种恶也能够被个体自身的理性所统摄，而避免其无限制地生长。】

2024年3月6日

“你若打算制止决斗之风，那就不要宽恕任何参与决斗者，要制定尽可能严苛的法律，反对决斗，但不要禁止决斗这种习俗……要使一个人文明化，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他的恐惧更有效。”【显然曼德维尔不愿相信人可以凭借自我理性来使自己文明化，他认为只有利用人的恐惧才能真正建立文明与秩序。但利用恐惧制定法律，这只能起到底线作用，这种文明是低级的原始的，要想变得更为高雅，仍需个体的理性发挥作用，外在的引导也必不可少，这就涉及到伦理问题。】

P184“我非常希望所有的人都满意地看到：个个社会的执政官和身居高位者比其余任何人都更热中骄傲。若不是一些大人物骄傲之至，若不是凡人皆懂得享受生活，谁愿意当英国的掌玺大臣，谁愿意当法国的宰相，或者去担当一个别的职位，即荷兰的省长①;它虽然比前两者更劳累，但收入却不及他们的六分之一?人们互相提供的服务乃是社会的基础。大人物们为自己的高贵出身而感到高兴，这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出身会唤起他们的傲气，激励他们去做荣耀的事情。我们赞美他们的血统，无论它值得不值得赞美。”【骄傲是一种动力，能够激起人们各司其职的活力，尤其是执政官与身居高位者，他们能够得到人们的赞美，这种赞美可能并非真心，而是为了让这些身居高位者保持骄傲之心，从而继续热衷于工作。骄傲是一种虚荣，赞美则是一种欺骗，曼德维尔写出了人性之恶。但实际上让执政官各司其职的不一定是骄傲，也可能是有油水可捞，人们的赞美有时也绝非假意，而是对执政官一心为民的赞美。】

2024年3月7日

P185“世上真正具备美德者如此少，而享有真正荣誉者却如此多，其原因是：对人合乎美德行为的全部报偿是做出这些行为时的快乐，大多数人都盼望这种快乐，但所获的报偿却微乎其微。然而，看重荣誉者的自我克制却服从于一种愿望，即借助他人的赞许而获得直接回报；而他克制自己的贪婪或其他任何激情，其代价也要加倍地返还给他的骄傲。此外，荣誉能给人大量的特许权，而美德却不是如此。”【美德伦理学追求人的卓越，美能够带给人们的是精神上的愉悦，正如一个拥有美德的媒体记者，能够在采访时享受这种乐趣，而绝非是因为这份工作能够带给他荣誉或物质上的奖励而快乐，这是美德与荣誉的区别。看重荣誉者会有所克制，其内心的恶德会不断反抗，这种克制需要回报才能够维持，而有美德的人却只追求怡然自乐，内心并不存在几种力量的制衡或挣扎。】

2024年3月8日

[S]没有哪个测绘师能声名大振，石匠和雕刻匠亦皆默默无闻。(第19页第11行)

P186“毫无疑问，一个国家若人人都诚实和节俭，那就没有一个人建造新房子，而只要旧的尚够用，亦不会有一个人使用新材料。”【作者认为恶德才是一个社会得以运行的基石，美德会使人安于现状，资本的运作必然意味着欺骗与剥削，但只有如此各种物质才得以生产，并且会因为贪婪不断发明与创造。一个只有美德的社会是无法想象的。】

[T]高傲的克洛亚为了过得豪华，曾经迫使她丈夫去抢劫国家。(第20页第6行)

P191“我首先确定一条原则，即在一切社会(无论大小)当中，为善乃是每个成员的责任；美德应受鼓励，恶德应遭反对，法律当被遵守，违法当受惩罚。然后我要说：考察古代和现代的历史，并看一看世上发生过的事情，我们便会看到，人的本性自亚当堕落以来始终如一，其优点和弱点在世界各地一直皆显而易见，且并不因年代、气候或信仰不同而有别。”【恶德自始至终便存在于人性之中，尽管其不被宣扬，但其作用也不应该被否认。作者的预测在几百年之后依然具有解释力，人性依然如故。因此向他人陈述其激情的本源并不应该认为是羞耻的，而正是这种正视才使得其认清自己，保持理性。】“同样，使人提高警惕，防范自己，防范自恋的隐秘诡计，让他学会区分出于战胜激情的种种行为，与完全出于一种激情战胜另一种激情的种种行为，即让他了解真正美德与虚假美德的区别，我亦看不出这有什么亵渎可言。”【媒体伦理中也应该有专门的一部分来向从业者展示虚假美德的种类，以避免让其在某些时候以这些虚假的美德为傲，从而放弃追求真正的美德】

2024年3月9日

P195“沙夫茨伯里(Anthony Ashley Cooper,3rd Eal of Shaftesbury,1671—1713),英国哲学家。他认为美德在于顺从自然，在于领悟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是一致的和密不可分的。这里“自然”是指宇宙格局赋予每个人的位置。他虽然认为有时不必抑制个人欲望也能得到美德，但并不赞成纵欲，而认为最符合美德的行为来自最大自我克制(见他的《性格论》)。”

2024年3月10日

作者认为人的智力中存在着某种神秘的性质，他用一则寓言加以说明。即一个崇尚宗教的国度天生便馋酒，所有人都被允许适量饮酒，并认为这是一种上天的赐福。但他们将馋酒当做一种道德罪恶，若过度或在公开场合饮酒便会被加一苛责。但正因为人们爱酒，让他们掌握酿酒的技法并借此与他国交换货物，从而使国家越发兴旺。但在宗教会议中，他们会大谈饮酒的罪恶，并谴责这种行为，而神职人员或掌权者喝酒是为了恢复面色，而非为了寻找快乐，因此便不会被责怪。（不合宜的行为在这里会因为动机不同被归入不同的类型，同样是嗜酒，若是为了快乐，那边会被谴责，但若是神职人员或者掌权者为了恢复面色，那便是合理的。这种逻辑在偌大的国家被视作理所应当。但若在今天，法律与道德不会根据目的判断行为的好坏，而是会根据行为本身进行判断。如媒体记者为曝光黑心厂家会采用非正常手段获取新闻素材，虽然其目的是为维护正义，但其行为已违背道德甚至法律，因此仍会被谴责。靠非正常手段完成的新闻也难以正常发表。）

2024年3月11日

[V]而那种毁灭了勤勉的满足。(第21页第6行)

勤勉的克星是懒惰还是满足？曼德维尔认为懒惰是相对的且主观的，比如我们不会说自己的父母懒惰，不会说当权者懒惰，有时批评其他人懒惰实际上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懒惰；有时我们会因为不愿自降身段而被他人视作懒惰。【世上有两种没有工作的人，一种是由于缺少能使其尽力挣得最大收益的机会，另一种则由于没有干劲而怠惰懒散，宁愿挨饿也不去奋起工作，我们不应将这两种人混为一谈。】

作者将心意的平静与安宁称为“满足”，并区分了勤劳与勤勉，他认为勤劳虽然能勤俭与吃苦，但却安于现状；而勤勉则有更强的目的性，有对收获的渴望。而满足便意味着对现状的认同，会缺少对收获的向往，因此便与勤勉相对立。满足会导致懒惰。【因此媒体从业者也应具有勤勉的品质，而不能因获得某种奖项与社会赞誉而满足，一旦有所满足便会停滞不前。】

[X]……使一个伟大而诚实的蜂国(享有世上最多的便利)。(第23页第2行)

“在人民满足于贫困艰苦的地方，大概能够实现这一点。然而，他们若既要享受世上的安逸和舒适，又同时要像那些好战的国家一样富裕、强盛和繁荣，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正如前文观点，国家的繁荣强盛并非是依靠安逸与舒适换来的，在封建时代这种繁荣只能依靠暴力与掠夺，如果只满足与国家内部的舒适与享乐，便难以获得更多财富。但这一观点在持久和平的时代却不适用，武力并非国家获得繁荣的唯一武器。】

刘海明

2023年1月1日
继续阅读《小镇喧嚣》，读到第十章。
这一次的观察进一步丰富和细化了我上一次在小镇酒家观察的感受。无疑，与上一次相同的一点是，即使工商所面对的不是一个有着特殊政治身份背景的村干部，他们也并没有以正式的制度规则去要求对方，而仅仅是借助于正式的制度性力量去逼迫对方让利，因为他们很清楚，国家规定在乡下是很难认真执行的。分手之时，贺所长就提到，在区里虽然要正规一些，但在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实际上也还是有让步的。正是由于当事双方都已经充分地认知，并且承认这一现实。所以，正式的制度规定之于工商所，就只是行政的依托而非行政的依据，而作为工商户的女老板也才会公开地声称不能按政策执行，而丝毫不会觉得这种声明有何不妥。可见，制度是行政背景而不是行政依据，行政结果是执行者与行政对象谈判互动的结果，是乡域管理之不同于乡镇之上的其他更为科层化的管理的一个重要特点。【小镇看似只是中国科层制体系中最底层的板块之一，但这里的政治生态却完全不同于其他层级。不按政策与制度办事，而是要考虑人情，这点着实有趣。】

2023年1月2日
从私人层面上看，中国乡村社会的确仍旧是一个人情社会，100多年的现代变迁也并未能建构起事本主义的交往原则，当情与利处于相互纠缠错综的关系网络中时，农民关于利的理性考虑有时也不得不让位于情的牵扯。刘涛正是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在为自己挣得面子的同时也达成了政府的目标。如同他自己在事后总结的那样，他可以以亲缘关系作为特殊武器，去“勉强”自己的亲戚们。这里的“勉强”,既包含了别人必须得给他面子的意思，同时也意味着他能以亲情进行软强制，“迫使”别人难以拒斥他的要求。【人情社会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本就是从农村衍生出来了，现代化都市虽说已然变成了“附近的消失”，但在乡村社会仍然保持着血缘连接的遗风，亲情交错的基层社会国家权力便难以以直接的形式运行，只有经过“变异”与“进化”才能推动各项政治工作的进行。】

2023年1月3日
不过，亲戚们给作为镇干部的刘涛面子，却不等于刘涛可以甘于自享这一精神礼物的馈赠而不做出相应的回赠。在熟人社会和亲缘网络中，面子总是相互给予，形成一种特殊的“礼物的流动”,(阎云翔，2000)物质形态的礼物如此，文化和精神形态乃至于政治层面的馈赠也是如此。一定程度上，也正是这一“礼物的互惠”才构筑并生产出得以继续维系的社会网络，所以，即使是处于这一社会网络上端的刘涛，也不得不遵从“互惠”的规则而做出相应的表示(哪怕只是表示出一种回赠“面子之礼”的姿态),以期能够借助于这一“礼物的流动”而继续生产出他所期望绵延的日常权威感。【人情社会的特点之一便是基于“人情”的彼此往来，一昧索取而无所表示那这样的人情无疑是脆弱的。因此在这里作为农户的亲戚的村干部，既然利用人情之便来完成收税任务，那也意味着他需要付出相应的人情代价，以此达到平衡】

2023年1月4日
在村庄和农民的制度性关联日益减少的情况下，一些农民已经不是将上缴税费视为种田纳粮的义务和责任，而是将其当作向乡村公共权力表达意愿、要求服务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相反，村里要解决拖欠户的欠款问题，也往往只有在对方向村里寻求某种帮助时，才能以“相互拉扯”的方式解决——“先补缴欠款，后处理问题”。于是，国家的权利与农民的义务就衍变成了以私对私的民间权力技术的相互施行与较量，村级组织作为村庄公共权力的形象也愈发呈现出非公共化的色彩。(参见吴毅《催收与拖欠》,2004)【这种民间权力技术的来回拉扯也体现基层社会公域与私域无法因为政治权力的运作而分开，权力执行人在乡村社会呈现出的多面向角色与事件本身涉及的多方面利益均是导致上述现象的原因。】

2023年1月5日
当我们在衡量一个乡镇政权的治理能力时，财政能力无疑是首要的指标，因为无论是要实现本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确保公共政策和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还是要实现对地方秩序和安全的掌控，保持一个不断增长的地方财政能力都是十分重要的前提。尽管我们不能将乡镇通过“协税”来实现财政增长视为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增强的正途，甚至也根本就无法将其视为是这种能力增强的表现，但是，若单纯从政府能够掌握和调度的财政盘子来看，“协税”的确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在一定的条件下扩大了该政府得以掌握的财源，因而有可能对提高政府的办事能力产生影响。在不问前提只看效果、不看宏观只看微观的角度上，这的确会对一个具体的基层政府领导产生相当的诱惑力，这正是造成在财政增长中上下应合、相互追抬任务指标的根本原因。【按照王绍光和胡鞍钢对国家能力的分析，在衡量国家的四种能力当中(汲取能力、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强制能力),汲取能力是最为根本的，是国家能力的核心，是国家实现其他能力的基础。因为只有当国家掌握了必要的财力，才能够确保其他功能的实现。虽然“协税”并不能够算作增加地方财政的征途，但该途径确实有效，充足的财政收入才能够保证政府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强制能力的发挥，因此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上下层才会追抬指标，以此多分一杯羹。】

2023年1月6日
此时，我真不知道究竟应该去指责乡村干部的职业品性还是去思考基层治理的制度性塌陷，当正式的行政行为不得不普遍地依凭于此类“鸡鸣狗盗”之术去施行时，我忍不住会去反思这是否就是我们所要索要的基层体制改革和重建双强的官民关系的原初愿景?于是，我愈发疑惑，并且觉得对乡村政治的理解是一件比我所想象的更加复杂和困难的事情。【这种“鸡鸣狗盗”之术实则也是一种无奈，面对底层农民的困难乡村干部自然理解，但这种理解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在从农民身上汲取利益这件事上让利，因为他们还面对着来自上层的压力，因此他们不得不以一些不够光彩的手段去保证权力的实施，这实际上也是作者提到的一种治理困境。】

2023年1月7日
老马其实一开始就没有准备为这一类行为做任何自辩的想法，而是径直使用“扯横皮”这一明确充满自我否定意义的词语来为自身和同类的行为定性。这就促使我意识到，农民其实是深知自身行为在现行道德评价话语体系中所具有的价值地位的，农民的道德评价标准与主流社会通过它的规训和教化机制所倡行的道德标准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只是明知站不住脚却还要照样去做，这便在道德标准与行动理性之间形成了一个错位。当你已经充分意识到这种错位也同样明显地为行动者所自觉时，你还能继续使用一些局外的话语，诸如“痞性”“素质低下”等去进行定性与评判吗?作为一个场域之中的思考者，你只可能对这一错位的自觉选择做更深一步的思考，去挖掘促成错位的深层原因，以及寻找错位对我们认识和理解乡域政治中的官民行为逻辑所可能提供的启示。【若仅仅将行动者的某种行为定性为“素质低下”，那才是研究浅表化的体现。作者认为应该要通过深入思考与调查去理解行动者的行动与道德标准错位是否为行动者所自觉，如果自觉，那么仅仅从话语层面去评价行动者便是幼稚的，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考察，考察这样的错位是何原因，考察为何形成错位后行动者依然有承认的自觉。】

刘海明

2023年12月25日
武镇长着重从政府财政运转的角度讲了招商引资和开发的重要性，他告诉我，如果不搞招商引资和开发，政府连正常的财政运转都无法维持……所以，说起来我们算是吃财政饭的，实际上是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
“乡镇合并以后，乡镇的数目减少了，但区里的部门没有减少， 各乡镇的婆婆相当于比过去多了一倍，来的人也多了一倍，来了就要接待，每个月不足4万元的财政拨款光用于办公、招待都不够。 你说我们的压力大不大?还有，前些年上面政策失误所造成的种种亏损，如基金会、‘普九’达标等造成的债务等，现在也都要由乡镇政府来负担。基金会我们以前有300多万元的债，现在还得差不多了；‘普九’欠下的债务，到现在还有200多万元。这些都不是我们要搞的，但出了问题就要由我们背。不搞开发，我们哪里来的钱还?更不要说镇里还需要发展，也需要钱。所以，现在想办法搞钱是政府的第一要务，书记、镇长主要就是抓两件事， 一是搞钱发 工资，二是完成上级的财税任务，这样，开发就成了乡镇最大的政治。我们只有依靠开发来解决这些问题。”【上面造成的失误需要乡镇政府来承担，且乡镇政府维持运作还需要经费，没有经济基础政府的政治运作只能是空谈。但为何上头的失误需要下级承担呢，这是否也是这种压力性的科层制政治体制的弊端？】

2023年12月26日
“这正是目前乡镇工作中最头痛的一个问题。本来呢，土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征用或占压的补偿，除了补给村里和农民，留下来的只能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可如果真是这样，政府又怎么办?……嗯……”说到这里，武镇长突然感觉到不太好往下讲了，于是，直爽的武镇长决定打住话头，“算了吧，还是不谈这个问题为好。
“说句不好听 的话，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对农民也只有搞愚民政策。”【为弥补财政亏空，以开发土地的形式进行盈利，但土地本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开发所获得的利润应用于农村的开发建设，但如此一来政府的财政亏空又将无法填补，若有农民提出质疑，政府又该作何解答呢？】
我知道学界素有“厂商理论”一说，(邱泽奇，2000)说的是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乡镇政府直接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深度介入和参与乡镇企业的经济活动，其行为特征在某些方面越来越表现出 “工业厂商”的特色(参见Andrew G.Walder,1995)[5]。在小镇的这些日子，我对这一点也有同感，虽然我的观察并不集中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而是政府在地方开发中的作用，然而，政府通过开发来增强自身运作能力的动机却同样是充满企业理性精神的。……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至少从既存理论上看似乎是越俎代庖的现象，即本来似乎应该发生于村庄和开发商之间的讨价还价，本来似乎应该出现在村庄和村民之间的商议和互动，都变成了一种实际上的政府内部决策，基层政府在事实上扮演起土地商人的角色来。【这里的乡镇政府成为了搞经济开发的企业，只有以企业的理性精神进行开发才能达到收益最大化，进而维持政府的运作。作者在这里提到政府的行为是越俎代庖，但仔细想作为最基层的村庄与村民群体是否有足够的能力与开发商讨价还价，或者说开发商是否能够信任村一级的领导班子？相对村一级来说，乡镇政府的牌子能给初次合作的开发商带来较好的第一印象，这也能大大提高合作的成功率。】

2023年12月27日
站在乡镇的角度看，这种政府扮演土地商人的角色除了推动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一公共性理由之外，最为重要的驱动力就是武镇长所提到的实现乡镇财政利益的考虑，也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政府成了地方开发中的真正主角，因为它必须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掌控利益实现机制来确保社区利益和政府利益的实现，确保开发能够促进乡镇的发展。这样，反映到开发收入的利益分配机制上，就形成了“政府得大头，农民得中头，村里得小头”的分配原则。【财政利益是政府开发的第一原因，而推动地方发展则是附带影响，缺少经济基础政府无从运转。】
是的，站在政府的角度，政府得大头，包括政府对开发的深度介入，都自有其道理。如前所述，这种道理并不仅仅是如老洪所说的政府对地方发展的主持与投入，还包括武镇长所说的乡镇政府对自身财力严重不足的无奈诉求，而如果联系到政府在整个招商引资 和开发过程中所发挥的主导地位与作用，那么,这些因主持、投入与诉求而要求得到开发利益的“大头”,就不仅仅只是一种道理上的彰显，更是一种能够轻易做到的事实。
但是，如若换一种思维，站在村庄和村民的角度，联系到我国法律对现行农村土地权属问题的规定，那么,政府所得的这个大头，又是否会引起村庄和农民的异议呢?在这次谈话中，我把自己的疑惑也向老洪提了出来。
老洪承认我这样看问题很有道理：“这的确是一对矛盾，一方面，政府的卷入和支配是为了地方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卷入和支配又的确没有法律依据，这就会造成麻烦，造成各方之间 矛盾，主要是政府与农民的矛盾，这其实就是目前开发中所遇到的最大问题。”……

2023年12月28日
老洪从乡镇的角度为我分析了矛盾的具体表现：“我们的农地 制度存在缺陷，法律允许的，实际上缺乏可操作性。按规定土地属 于村集体，只有村组织才有权代表村民与开发商打交道，但在农 户分散经营的状况下，村一级实际上难以集中村民的意志，开发商 对村里的权威性缺乏信任，也不愿意与村庄直接打交道，他们更愿 意找政府。但政府对开发的卷入和土地的操纵缺乏法律依据，这就 带来一个麻烦，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规定，尽管并不能够阻碍政府 的进入与支配，却给农民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维权提供了武器，加之 近年来中央的政策越来越趋向于鼓励对农民权利的维护，这样，这 种法律规定没有成为解决问题的工具，却好像成了专门制造麻烦的
武器。”【这也是农地制度中缺陷所在，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但在土地开发上却又乡镇政府主导，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现存的法律反而更注重维护农民的权益，若真有想理论的村民，乡镇政府也占不到顺风。】
老洪说：“作为政府，它要向上级缴纳各种规费，要垫钱出来 搞基建，要养人，还不能不壮大自身的实力，否则，开发由谁来主持?经济靠谁来推动?靠村庄?村庄没有这个实力。村组织无力集 合农民的意志，开发商也不放心与村里打交道，只能是靠政府，所 以，政府是急需充实自己的财力的。作为村组织，它具有一种双重性，它既想维护农民的利益，又不愿意与政府对立，更想通过开发 来改变村庄的面貌，改善干部自己的收入状况，所以，他们有时候 是希望从政府和农民两边得利，而在现实中他们往往更顺着政府， 因为他们知道最后还是政府说了算。作为农民，他们很穷，一方面， 他们踮着脚盼开发；另一方面，为了从政府手里多争得补偿，他们又会千方百计地在开发中设置障碍，刁难政府，让开发无法顺利进 行。你说哪一方有理，哪一方又无理呢?现实就是这样明摆着，各方的利益有冲突，绕也绕不开，也不可能都满足，所以，就看你怎么去看了，而最后，肯定还是由政府说了算。”【在这场三方博弈的局面里，尽管看似各方都有说辞与自己的想法，但由于政府具有天然的权威性与更高的等级，因此另外两方最终都会选择顺从】

2023年12月29日
原来，乡镇的开发和招商引资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它同时也是一种涉及政治和社会的行为，是一种政府、村庄和农民之间复杂而多面的利益互动与博弈。从那次谈话之后，我就想极力去揣摩在这一开发过程中形成的乡镇政府—村庄—农民互动行为的复杂特征，去理解在这一互动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乡镇政府—村庄—农民三者之间真实关系的多重样态，去推测这一博弈对各方行为所可能产生的复杂影响。这样， 在我还未身临小镇开发的第一线之前，我就让自己设法去体味开发背后所可能隐含着的种种政治角力因素，以及由这些因素所构建 出来的乡村社会中政府与农民关系的真实图像。后来，我把这一切都定名为“开发的政治学”,并总是想在实际的调研中去破解这一 “开发的政治学”逻辑。【这场看似是经济行为的博弈之后，其实是各方利益角色的政治博弈，各方的政治背景与社会角色不同，其在经济行为中呈现出的行动也不同。】

2023年12月30日
开篇便提到了洲头村土地开发中政府与村民的纷争，“矛盾之一是占压土地面积的确定问题。这里的难点主要是如何确定农户的承包土地面积和开发占压面积。矛盾的根源是“黑土地”的存在。即农户实际耕种土地面积与计税面积不符。农户实际向小  组承包的土地面积是268亩，向上填报的计税面积却只有168亩， 此外还有一些杂地。这些计税面积之外的土地即所谓“黑土地”。”后文提到“黑土地”自土地改革就已经出现，计税面积少于村民的开发面积一般是因为村民后续的开垦，而瞒报则可以少交公粮与赋税。而政府对于黑土地的存在自然清楚，但由于治理能力不足或是对农民的同情却无法杜绝。
此外作者作出反思，为何“黑土地”很少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呢？“应该指出的是，“黑土地”问题在历朝历代都存在，并且见诸历史记载。在传统社会，受国家治理能力的限制，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只不过随着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增强，尤其是其信息监控处理和统计能力的日益完备，现代数字化管理才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一问题解决，尽管如此，似乎仍然无法从根本上将其杜绝……这说明官方统计学的发展仍然要受到各种来自非官方的民间利益考虑的限制。而我所要指出的只是，随着这一问题的缩小，一些地区仍然存在的“黑土地”现象似乎已经很少进入人们的视野而成为一个仍然应该研究的问题，这是否在说明日益完备和几乎无所不覆盖的官方统计作为现代世界的一个“构成部分”，（安东尼·吉登斯，1998）在帮助我们提高管理社会和反思性自我调节能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屏蔽和限制了社会研究者的能力，以至于研究本身也已经被系统地纳入它们所要分析的现象之中而缺失了对其保持分析和批判的能力？”【这里想到海德格尔提出的技术是时代的座驾，即构成了世界的有机系统，决定了促逼与摆置，数字技术提升了官方的统计能力与社会管理效率，而“黑土地”作为灰色地带被排除在统计之外，研究者们依赖数字技术与官方统计可以快速找到研究内容与方向，但这也屏蔽了他们一部分实地调查的能力，从而忽略了一些研究领域。再者，这些官方统计具有完备的体系，已成为了现代世界的构成部分，因此部分学者们便认为其具有先天性而失去了反思能力，这是研究者们需要警惕的。

2023年12月31日
休息一日

刘海明

2023年12月18日
“再说乡镇干部吃喝吧，这也是报纸和电视经常反映的问题。其实，这是整个社会风气的问题，并不单单是乡镇。领导来检查，你能让他空着肚子回去？来了不招待，不喝酒，又害怕领导心里有想法，认为你不尊重他，喝少了，还担心他认为你不热情。”“中午喝了酒，下午红着脸工作，农民见了，心里不骂你是一群吃喝官才怪。”“酒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并不想喝，但不喝还没有办法，工作不好开展。村干部也难，没听别人是怎么说的吗？‘挣一点儿钱——输了；吃一点儿油水——吐了；家里的田——荒了。’”“迎接检查的花里胡哨我们愿意搞？但不搞就过不了关。过不了关就要挨批评，受通报，领导就提不上去，结果只有比着搞，不讲代价地搞。这一搞，减负也就变成了增负，增加了政府的负担。”【乡镇迎检的工作逻辑不是村干部想空做文章，而是在这种压力型的运作体制之下，他们不得已以各种形式工作来应付检察人员。这也是基层权力运作的弊病。】
2023年12月19日
无论是动员型体制还是动员型的政治与行政运作方式，都是权力集中化的一种表现，革命战争时期如此，后革命的政治运动时期也是如此，正因为有了权力的集中（它在当代中国政治中最典型的表现是党的一元化领导），才可能通过上级的文件下达及下级的宣传动员与贯彻落实这样一种序列来实现政治与行政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政治权力总揽一切的全能主义政治逐渐消失，以政治动员的方式来处理政治领域之外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性事务的情况大为减少，但是，就政治与行政权力配置领域之内的情况看，权力集中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当政权体系在面临诸种突发性事件及其他突击性的重大事件，以至于依靠科层化体系的惯常运作不能迅速地达到目标时，传统集权方式下所惯常的动员型政治运动方式（或曰运动化治理）其实是很容易重新浮出水面的。【动员性的政治运动方式在面对突发性事件时尤其有效，如最近的甘肃地震，随着国家中央发出召集，各地力量纷纷动员与响应，这也是中国在面临此类事件所具备的独有的优势。】

2023年12月20日
于是，我突然感受到，只要权力集中的现象不完全改变，运动型政治其实也就不可能完全消失，小镇此次的税改迎检就再突出不过地表现出了这一点。当县乡政权面临上级所下达的时间紧、压力大、任务重的突击性任务时，县乡政权重拾动员型的政治运作武器其实是十分方便并且得心应手的，在这种时候，压力型体制便与动员型政治自然地结合起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作为集权型管理模式的一个变种，压力型体制与动员型政治仍然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或者说前者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仍然必须依靠后者来运转，以确保中心任务和目标的实现。此时，通过高度的动员而非惯常的体制运行，或者说在惯常的体制中加入高强度政治动员的因素，将自然成为县乡领导行为的首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得以理解不计成本和不惜代价的行政理性，因为事情已经不仅是政府任务那么简单，它涉及超越于具体行政需要的宏观政治和自身的利益考虑。【这此的小镇迎检正是中国这种宏观政治特征的生动体现，其满足的不仅仅是乡镇干部的集体利益，也是为了适应中国这种压力型体制不得已做出的改变。】

2023年12月21日
可以说，如果没有挂村干部，当然还包括没有政府对村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的强有力影响，无论是压力型的行政体制还是动员型的政治运作方式，都不可能确保压力和动员能够有效地从县、乡传递至村庄。而这些制度和运作方式的继续存在与有效也在一个方面向我们表明，当下的乡村政治与行政其实也并没有完全超越历史。一定程度上，历史仍然在现实之中流动。【看似过去的理论经验不再适用于今天，但也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挂村干部的出现确保了过去的经验能够继续发挥作用。】

第二章《不开发，政府怎么办》
2023年12月22日
如果说，随着社会大转型的日益加深，当 下的中国学界已经不再像上个世纪80年代那样从整体上被一种理想的自由主义话语所笼罩，而是被发展和转型中的种种问题撕扯为不同的理论流派的话(如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那么, 这些工作在乡镇第一线的政府干部似乎并没有受到这些理论纷争的影响，这些东西离他们还太远，他们所要面临的主要还是如何摆脱 现实中的贫困与加快发展的问题。所以，他们似乎是清一色的“自由派”,并且不懈地将他们所信奉的理念付诸实践。尽管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可能并不知道自己所持观点的理论源流，而是更多地将这些观点归结于上级政策宣传的结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是指中国上世纪年代两个学术派别针对中国经济发展展开的争论，但最终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向并未按照两者的状况进行，所以作者认为这些争论只是理想的自由主义话语。而调查中的乡镇干部并未深陷于这些争论中，他们更多考虑的是实际问题，他们所做的是将上级宣传的政策付诸实际。】

2023年12月23日
这种状况是不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学术话语日益融合的趋 势呢?我想大概是的，而之所以会是这样一种情况，又确实说明主流学术话语比反思性话语(如果可以这样划分的话)在当前的中国仍然具有更大的实践空间。【作者这里的言外之意是否是在说是中国的这种压力型体制导致了主流学术话语的实践性更强呢？反思性话语往往停留在理论层面的争论上，其难以成为主流，自然难以被付诸实际。相比之下，主流的学术话语因为符合多数期望，且实践性与效果更强，自然被用于实践操作。但也需考虑到反思性话语对发现体制弊病的作用。】

2023年12月24日
休息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