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报道案例集锦

刘海明

【案例】

戴建业评“方方日记”

刘海明

【案例】

中传高晓虹教授：畅通信息 增强信心 稳定人心

疫情的发展牵动着我们的心

在这关键时期

我校全体师生都在奋战抗“疫”，贡献力量

今天

传传特别转载我校高晓虹教授的一篇文章

供大家学习参考

科学战“疫”，我们一起加油！

当前，我国正面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英文简称NCP或COVID-19，中文简称新冠肺炎）肆虐的严峻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特别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极大地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截至2月18日，全国已累计确诊72530例，重症 11741 例，死亡1870例。

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明确指出：“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一些群众存在焦虑、恐惧心理，宣传舆论工作要加大力度，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更好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更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在此关键时期，“新闻媒体是突发事件报道的传播主体，也是责任主体，担负着信息沟通、抚慰民众、监督政府、动员社会等重要使命”。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下文简称总台）为代表的国内主流媒体全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战斗在抗疫的一线，主动承担起主流媒体的抗疫使命，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准确公开报道疫情，回应社会关切，把握“时度效”，积极引导舆论，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凝聚人心、增强信心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本文围绕总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具体做法展开论述。

畅通信息：发挥主流媒体的权威性与专业性

1

及时、公开、准确报道疫情发展

突发事件的报道，是指新闻媒体在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整合媒体资源，对有关事件的各种情况向社会和公众进行报道和评析。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突发后，全社会高度关注疫情信息和疫情的防控进展。我国迅速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应，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卫健委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应当及时、准确，与此同时新闻媒体也应当依法依规及时准确报道突发事件的真实信息，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并有助于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置和善后工作。

抗击疫情的阻击战打响以来，总台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全天候持续传播疫情动态。总台央视《新闻1+1》栏目统筹安排、特别策划，自1月20日起持续报道新冠肺炎疫情。1月20日，该栏目直播连线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介绍新冠肺炎疫情的基本情况，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传播中起到了“定调”的作用。1月26日起，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推出《战疫情特别报道》，节目以抗击疫情为主题，持续聚焦全国抗击疫情动态，及时公布疫情最新数据，让百姓心中有数；还实时连线抗疫一线总台记者，展现各地区、各部门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的良好精神状态。同时发挥平台优势，共享节目资源，1月29日起，总台央广每天10点至11点、15点至16点30分对央视节目进行同步直播。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中，信息的公开透明至关重要，主流媒体作为连接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桥梁，要第一时间公开权威信息，占据舆论场的第一落点。1月26日起，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直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央广中国之声同步转播。每天通过直播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新冠肺炎的防控信息得以公开和透明传播，充分尊重和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同时，及时、主动和理性地发声，也遏制了网络谣言的传播。


2

采取权威信源、发布防控疫情的权威信息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各类信息的传播尤其是互联网新媒体空间的传播非常活跃，这使得人民群众每日接触的信息量非常大，信息超载现象出现。与此同时，人民群众对中央精神和防控疫情政策方针、手段方法、防控进程等十分关注，因此，主流媒体需要发挥权威性与公信力，掌握舆论的主导权。这也是主动设置议程，掌握议题发布权、定义权和解释权的举措。总台作为我国权威主流媒体，通过第一时间发布官方权威信息、采访权威专家和抗疫一线工作者等，汇聚采访资源优势，精心设置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媒体议程。


3

专业团队履行新闻宣传工作的责任与使命

在网络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传播环境下，主流媒体在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舆论宣传战役中，对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安全性提出了更严苛的要求。因为如果信息稍有偏差就可能造成内容传播的失控，进而影响主流媒体的公信力。

总台一方面派出专业团队奔赴抗击疫情的第一现场，另一方面加强对疫情防控内容的监管力度，确保信息传播的万无一失。1月27日起，总台在湖北广播电视台设立“战疫情·武汉直播间”，把演播室设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总台广播频率则充分发挥广播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急作用，利用广播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收听门槛低等优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报道预案，加大疫情防控宣传力度，全天所有节目滚动播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程。每天19点至20点还推出《中国之声抗击疫情特别报道》。仅2月3日至9日一周时间内，即发布疫情相关报道1400条次，文字消息近7000条次。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总台央视《新闻联播》节目多次延长播出时间，增加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报道内容，体现出主流媒体的职业使命与担当，业务能力更是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2月12日央视《新闻联播》主持人李梓萌念稿8分钟无任何卡顿，新闻报道的专业功底获得了网友的认可，“李梓萌低头念稿”登上了微博热搜榜，2月14日主持人海霞播音12分钟无卡顿，再登微博热搜（“海霞低头念稿”），同时“央视girls”也一并登上热搜，以上三条热搜的微博总阅读量超过7亿人次。

增强信心：把握“时度效”，实现舆论引导效果

1

战疫情中舆论导向的重要性

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十分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群众更多知道党和政府正在做什么、还要做什么，对坚定全社会信心、战胜疫情至为关键。”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新闻媒体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有利于凝聚力量、振奋人心，引导公众理性、正确看待和分析疫情形势，科学地做好疫情防护措施，积极地应对疫情带来的可能影响，具有重要的作用。

过去的经验表明，对于重大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基本上已经确立了两个立足点：一是用事实引导，即告诉公众事实真相；二是用价值引导，即影响公众正确地看待真相。在及时、公开、准确报道疫情及其防控信息的基础上，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要始终把宣传报道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重心，坚定打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的决心和信心，凝聚社会共识，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

总台各频道、频率运用全媒体矩阵及时传达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总台自主评论品牌的舆论威力，积极解读中央会议信号，严格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国际锐评》发布的疫情防控相关评论员文章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战胜疫情、迎接挑战的决心和底气，《央视快评》发布的疫情防控相关评论员文章在抗击疫情宣传报道中提振了士气、凝聚了力量。


2

“时度效”原则的把握与创新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要求把握好“时度效”原则，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具体来说，就是要处理好舆论引导中的时效、节奏，以及力度、分寸和效果等问题。

在时效和节奏的把握上，总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做到及时发布，更实现了实时、全时报道，回应了社会关切，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疫情信息的时效性要求和期待。与此同时，总台记者同时间赛跑，第一时间奔赴一线，专访相关机构领导，公开回应医疗防护用品紧缺等问题，访谈抗击疫情专家，了解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内容以及重症、危重症患者的治疗情况；还就群众热议的话题和问题请专家正面解答，满足了互联网语境下人民群众对防控知识的深层次需求。

在新闻报道的力度和分寸方面，总台的疫情报道是高频度、高强度、高质量的，因此实现了疫情防控信息的高覆盖率。央视广告经营管理中心数据显示，1月24日至2月2日，《新闻联播》收视增长明显，收视率达到11.72%，15～24岁观众收视同比涨幅高达186%。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正值春节期间，随着防控举措的升级、春节假期的延长、个人居家防控措施的执行等，作为家庭伴随型媒介的广播电视，正好扮演了在家庭中传播抗疫信息的关键角色。

在舆论引导的效果和实效方面，总台借媒体融合在新媒体平台上大胆创新，实现了突出的传播效果。比如，1月27日8点起，央视新闻发起不间断直播特别节目《共同战“疫”》，在“央视频”“央视新闻” 客户端、“抖音”“快手”等移动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为观众提供了一个24小时不间断直击疫情防控第一线的信息渠道。总台记者探访疫情防控现场，对各地区患者的检测、确诊、收治情况，和医护工作者的工作、生活情况，以及医疗防护用品的生产、供给、转运情况，进行了全面、准确、及时的报道。直播吸引了全国各地数万名观众实时互动，“武汉加油、湖北加油、中国加油”刷屏。

1月31日19点，央视《新闻联播》进驻“快手” 短视频社区，开始常态化直播。首次直播33分钟内， 累计观看数近2000万人。2月1日起，《新闻联播》开始在新浪微博同步直播，累计观看人数达1765.8万人，平均日观看量135.8万人次。此外，央视新闻官方微博发起“疫情联防联控实时播报”话题，阅读数达33.6亿次，讨论次数37.4万，单日阅读量最高达6.08亿次。“共同战疫”话题阅读数达60.7亿次，讨论次数155万，单日阅读量最高近8.70亿次。通过融合传播方式，主流媒体在年轻群体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力，实现了舆论引导的传播效果。


3

讲故事：反映人民抗击疫情的决心和事迹

“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工作方针。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中，总台把新闻报道的镜头和话筒指向人民群众的抗疫行动，通过对感人事迹的记录、对平凡素材的积累，讲好身边人的故事，记述平凡人的伟大，传递了严峻疫情背后的人性温暖和人文关怀，展现了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的精神风貌。1月29日起，央广中国之声推出疫情特别节目《天使日记》。该节目内容来自于直面新冠肺炎疫情、与死神赛跑的白衣天使们，以语音自述的形式、第一人称的视角，记录一线医护人员的日常工作状况。《天使日记》每天播发一集，同时上线“喜马拉雅FM”音频平台，并在中国之声微博、微信公众号上发布。该节目充分发挥了广播的声音优势，以敏锐的视角、细腻的笔触，传播了抗击疫情一线的正能量故事。数据显示，其微博单条最高获赞1.9万人次，微信公众号阅读量累计超过34.4万人次。

此外，2月11 日起《新闻联播》推出专栏《一线抗疫群英谱》，报道各地区各部门联防联控的措施成效，讲述抗疫一线的感人事迹。央广新闻特写《零点的武汉，这里有你不知道的故事》，如实记录了深夜里武汉人们的声音，见证着各行各业人们的决心和坚守。主流媒体通过报道一线工作者们的大爱和担当，为人民群众建立起共克时艰的情感纽带。

稳定人心：直面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社会关切

1

及时疏导化解舆论危机

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是全方位的，在新闻舆论工作领域，首要的问题是要面对并及时疏导化解可能存在的舆论危机。所谓舆论危机，是指由于不利舆论占据舆论场中心地位而使舆论指向处于困难关头的现象，而为了避免和防止引发舆论危机，平稳化解突发事件所引发的矛盾和问题，则需要广开言路、及时疏导、掌握主动。

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新闻媒体应当对当前舆论环境做出充分的预判，并从整体信息传播的角度做出调整，保障群众的意见表达，反映群众的呼声，疏导消极、负向的舆论，鼓励、倡导积极正向的舆论。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正值我国农历春节，节庆气氛因之变得沉重，人民群众的生活重心转向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保证生命安全。在此舆论环境下，总台立即做出调整，2020年春节联欢晚会播出零彩排的情景报告节目《爱是桥梁》，通过情景讲述的形式，展现了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下武汉人民坚强面对、医护人员忘我救治的感人场景。随后在元宵节特别节目的录制中，深挖防疫一线故事，致敬为防疫工作默默奉献的“最美逆行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凝聚力和全国人民携手同心、攻克难关的精神力量，受到受众好评。据统计，截至2月5日10点，央视国际视通对外发布疫情新闻素材和国家权威部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信号共计被福克斯、英国广播公司等112个国家和地区的1721家境外电视台或频道选用播出36.2万余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和支持。


2

缓解社会公众恐慌情绪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特别是疫情爆发的初期，由于疫源还有待科学研究、疫情蔓延形势严峻、疫情防控效果有待观测、疫情治疗和预防药物有待研发等因素，社会公众出现了恐慌情绪。社会公众的恐慌情绪表现为多种多样，比如流言、谣言的传播，科学预防、群防群控意识淡薄，部分地区出现了恐慌性抢购口罩、医疗用品等行为。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主流媒 体发挥舆论引导的作用，对于缓解社会公众恐慌情绪十分重要。已有研究表明，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运用主流媒体的引导功能，就能够促进原本荒诞的传言成为人们了解事情的真相和科学知识的“踏板”。

总台在采访权威信源、发布防控疫情的权威信息等基础上，还联合国家卫健委宣传司推出系列宣传片，普及新冠肺炎疫情的防范知识，引导公众增强自我防范意识。这些科普宣传片每部时长1分钟左右，有效、便捷地传播了依法防控、科学防控、群防群控的实际操作和防控观念，传播效果良好。截至目前，系列公益短片共登陆全国50座城市的近40万块数字屏，在各大机场、车站、口岸循环播放，并登陆北京、上海等城市商圈、社区、企业和高校。

在媒体融合的传播环境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基于“5G+4K/8K+AI”等新技术全新打造的综合性视听新媒体旗舰“央视频”5G 新媒体平台不久前正式上线，即投入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宣传中。总台央视网开辟“战‘疫’最前线”专题，包含 vlog 实拍、独家专访、科学探究、出谋划策、实时全景等多个板块。记录战“疫”一线的真实故事，跟进实验研发的最新进展，以短视频的形式，介绍防疫科普知识；《央视新闻》24小时不间断直播《共同战“疫”》，与亿万观众一起云监工、云守望、云陪伴、云守护。

1月27日晚，央视频开设24小时直播端口，通过5G+光纤双千兆网络开启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施工建设“慢直播”，多个机位全天候不间断呈现现场实时画面。在没有主持人、没有解说词、没有剪辑包装的情况下，共计吸引近1.2亿人次在线“云监工”。系列直播在腾讯新闻、“今日头条”、凤凰新闻、“优酷”“沃视频”等11家网络平台播出，总观看人次超过1500万，互动评论量超1.3万条。系列直播、慢直播在“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新闻微博、“央视频”客户端及“抖音”“快手”“斗鱼”直播。其中，仅“抖音”短视频，观看人数就突破5500万人次。

以上这些举措，不仅调动了人民群众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主动性和参与感，而且通过节奏相对平缓的“慢直播”，让人民群众在高强度、快节奏的信息环境中缓解焦虑心态，纾解恐慌情绪。


3

开展建设性新闻舆论监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有些地方出现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要多层次、高密度发布权威信息，正视存在的问题，回应群众的关切，增强及时性、针对性、专业性，引导群众增强信心、坚定信心，着力稳定公众情绪。”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过程中，主流媒体积极回应公众关切、反映在治理过程中特别是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发挥新闻媒体的建设性舆论监督功能，推动防控疫情工作的开展。

1月29日，中央指导组派出督查组赶赴疫情严重的湖北黄冈市进行督导核查，央视记者全程采访报道。在报道中，当地主管部门负责人的工作能力受到质疑，新闻播出后产生了舆论监督的作用和效果，黄冈市“一问三不知”的卫健委主任被立即免职。在新闻舆论监督中，主流媒体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既不能小题大做引起恐慌，又不能大题小做令工作松懈，正确开展建设性舆论监督，满足全媒体环境下受众对信息公开更高层次的追求，更是促进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问题的解决。


结语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战全民参与，效果明显。在党中央统一集中领导、全社会动员参与、全面加强防控的形势下，这场疫情防控的战役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在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代表的权威主流媒体，坚守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与使命，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权威性、专业性，把握“时度效”原则，“以人民为中心”开展新闻舆论工作，畅通了信息，增强了信心，稳定了人心。


作者：高晓虹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学部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蔡雨系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_UU_vtsjR8e9X3HlvcGOfw

编辑：张凉

刘海明

【案例】

刘海明

【案例】

李昌平：这次疫病灾难，付出了惨痛代价，能收获什么呢？

社会共识是非常重要和宝贵的！

例如：文革后，国人有了一项基本共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正是因为有了这项共识，调整整顿就力度大，经济很快就繁荣了，物质很快丰富了。

社会共识是哪里来的呢？

第一，广泛的社会实践；第二，可重复的科学实验；第三，大灾难；第四，信仰；第五，民主。

每一次大灾难，代价都是惨痛的。

但，大灾难可以快速教育人，统一人的思想认识，社会可以就一些重大问题快速达成共识。这就是大灾难的“收获”。

所谓多难兴邦，或许指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我以为，这次大灾难至少帮助中国人可达成如下共识：

——卫生医疗体制改革，不能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医院不能私有化，医院不能以赚钱为目标，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不是赚病人的钱，逼医生赚病人钱的医改是犯罪——间接的谋财害命！

——让人讲真话，天才塌不下来；不让别人讲真话，自己一定说谎话。

——要把生命安全、经济安全（小小的口罩生产，如果生产布局不合理，也会带来安全问题）、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粮食安全、种子安全、能源安全…国家安全，放在改革开放之前提位置；

——不能选太平官当一把手，一把手是是一种特殊人才，能快速把太平体制转换成战时体制，并能有效指挥打胜仗。产生党政一把手领导人的办法一定要改革了！

——专家和学者是两种不同的人才。专家是钟南山这样的，可以上战场协助指挥官作战的。学者是写论文的、做实验的、搞研发的，上不了前线或可以不上前线。不要把学者放在一线作战的位置上用。

——中医很重要，是国宝。要另搞一套体系，支持中医发展和为人民服务。

——对抗疫情，最好的医院，可能是方舱医院。最好的医生可能是“社工医生”。最有效的措施是预防和自治。

——中国经济对全球化没想像的那么重要，美国市场对中国也没想像的那么重要。进出口多其实并不好，自给自足比例高才是好！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是治国理政之至理名言！

——村社组织、城市社区组织，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其自治能力越强越好。

——农村对消灾避祸有特殊价值。每个乡镇都应该建一个农业种子繁育场，每个乡镇都应该把学校等公共设施升级成灾难庇护所，每个乡镇医院都必须有中医，小学要开中医课…。要把乡镇建设成一个高级的自治系统和安全系统。

——乡村五十平方公里范围之内，各种基本生活物质应尽量本地化、自主化。乡村振兴的重点，要放在未来中心村和未来小镇建设上，把消灾避祸的功能要放在特殊位置。

——在全国人大设国家安全审查委员会，食盐市场化、主粮转基因、医改、教改、土改、水改、国企改革、金融开放…等应该报人大安全审查后方能执行。

——类似武汉病毒试验室这样的机构，应移出大城市，放到绝对安全的地方。

——不要过分重视学者专家的论文发表数量，应高度重视他们解决现实问题所取得的成绩。

——春节几十亿人次的流动，是中国的安全隐患！大规模的跨省就业是中国的安全隐患！

——一周上三天班是可能的！

——城市太大不是好事！
……

灾难过去后，确实应该深入反思和全方面检讨我中可能存在的各种“安全隐患”，形成新的共识，建设安康中国！

   2020.02.22 于清远 美林湖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pCjSu4mdHT8-mB7xiQTdaw

编辑：张凉

刘海明

【案例】

胡舒立：新闻不是宣传，也不是迎合

视频来源：2013年第十四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讲话实录

点击观看：

https://v.qq.com/x/page/y0198bzkiej.html

胡舒立：



我说一下媒体行业，因为媒体是天然应当把公共命运至于首位决定它要遵循的这种价值和它的社会责任主要体现为新闻专业主义。当然，在新闻界大家可能知道，但是在今天这个场合，我需要重新讲一下这个基本的价值，就是新闻不是宣传。



我刚才听到易纲行长提到宣传两个字，我急的要命，当然他并不是指的新闻，而是指他想说的那个东西的宣传。但是我想说首先新闻不是宣传，也绝不能是宣传，新闻必须有专业的机制和操守，它有它的基本的界定，也就是说，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定义有争议，但是它有一些基本内涵不可否认。



第一个就是媒体服从公共利益，再一个媒体必须报道事实。第三个就是媒体作为信息流通的渠道，它要采纳一定的价值标准，这个价值标准在中国社会分化比较严重，我觉得可以采用就是社会的核心价值，就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第四点就是必须服从事实这个最高权威。第五、必须受制于专业规范，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样的职业人能够尽你的社会责任，应该坚持的基本的操守和基本的价值。那么，所谓的专业规范，它有比较多的内容，我就不一一讲。



我就讲，我觉得是最基本的，大家也能听明白，并且现在中国做不到。一个是不迎合原则，就是人对信息的需求，其实每个人的欲望有很多层次，我不是提供你欲望当中最低的层次所需要的东西，而是提供你应该知道的东西，这就是不迎合。



第二个就是现场原则。就是说，在路透社和汤姆森合并之后，路透社发现他们自己最大的问题是到新闻现场的机会在比例上变少，于是修改了他们的宪章，在每一次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必须在现场，就是只有用记者代表公众的眼睛看这个事件的发生。



第三个就是防火墙原则，媒体不能被收买，必须有一个对新闻内部的防火墙，就是编辑部和经营部必须是完全隔离的，它这个是不可逾越的，就是经营不能变成任何干预。我觉得我们当前中国的媒体，可能遇到的最大问题恰恰是还没有真正的脱离宣传的传统，在没有脱离宣传的传统和宣传的习惯的同时，就不幸的陷入被收买的境地，我们遇到的压力可能不仅仅是管制方面的压力，还有经济方面的压力，我们不但看到了有偿新闻，还看到了有偿沉默，我想这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悲哀。



因此，我觉得中国现在其实比较关键的，不再展开谈中国的结构性问题，中国现在最主要的必须得有一个专业主义的成长，新闻专业主义的成长，由新闻记者这些经过专业训练的人用专业、客观、公正的手法报道事实，让公众去判断，然后维护公众的知情权。因为我们现在大量的时间陷入了在事实不完整，甚至事实不清晰的情况下进行讨论是远远不够。因此，中国需要通过整体的努力，利用新媒体的机会，构建起适应现代国家民主转型和社会治理所需要的以新闻媒体为主体的一批稳定的、开放的、包容的、理性的平台，这个就是我觉得很清晰的体现了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社会责任和我们的价值，谢谢大家！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9IsQWU3wfAG3BcX6qYArg

编辑：张凉

刘海明

【案例】

浙江10万鸭子将出征巴基斯坦灭蝗

刘海明

【案例】

这两篇报道提出的问题尚无答案，若想解开公众心结只有这一个办法

星期三探寻新冠肺炎大规模暴发原因的两篇报道引起轰动，湖北省和国家卫生管理系统分别遭到严重质疑。



《财新》报道截图



《财经》杂志文章截图

这场悲剧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在有非典深刻教训的情况下卫生系统未能及时发出警报？武汉市和湖北省出现了灾难性的行动迟缓，这些问题至今期待着答案，也是公众这一个多月以来一直未能抚平的痛点。

媒体的报道是这一痛点的清晰反映，在中央强有力介入并全面指挥抗疫大战之前，前期的应对显然出了严重问题，已是全社会的共识。究竟是湖北省还是国家卫生管理系统需要承担主要责任，在舆论层面一直有各种声音，其中也穿插了“甩锅”的迹象。最终的结论只有国家通过深入的调查才能够得出，媒体的报道起到推动这一调查展开的作用。

由于当时的湖北省和武汉市主要领导已被免职，国家卫生管理系统必然要面对公众高热不退的质疑。他们应坦率回应诘问，尊重舆论，帮着解开公众的这个心结。

一是一二是二，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围绕复杂问题与公众坦诚沟通，对任何治理都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应该鼓励、推动这样的沟通，一个机构受到质疑，回避只能是假装的，自我安慰的，因为问题就在那里，无论回避还是甩锅都于事无补。

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勇于担当，只要对党和人民忠诚，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就没有什么是真正敏感、可怕的。该担责的应当主动担责，该解释的可以如实解释。抗疫仍在进行时，想想前线医护人员正在与病毒进行的殊死斗争，很多人在牺牲，在病亡，正视问题甚至承担责任对机构和个人所意味的风险就真的算不了什么了。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Z3aJUH9y2nCm8n5ka_PMYQ

编辑：张凉

刘海明

【案例】

罗伊・瓦杰洛斯与乙肝疫苗

1992年，中国曾经有1.2亿的乙肝病人，当时在1岁到59岁的中国人中，病毒阳性率足足达到了9.75%。

当时很多中国老百姓因生活所逼，卖血成风，加上各地医疗的不规范，造成了乙肝病毒的迅速传播，同时这些感染者又通过母婴传播感染给了下一代。于是从1970年开始，短短22年内，中国的乙肝患者增加了8千万。当时研发乙肝病毒的疫苗已经刻不容缓。

最终，一家叫默沙东（也有以作默克）的美国公司，比中国人更早研发出适合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安全疫苗。当时这家美国公司已经可以发一大笔横财了。因为按照当时中国的新生儿子的数量，每年需要购买大约6千万只疫苗，总计费用是20亿美元。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家默沙东公司的老板罗伊・瓦杰洛斯，很快就将成为世界首富。不过最终罗伊・瓦杰洛斯却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把疫苗技术贱卖给中国。

其实早在1973年开始，中国就有一批科学家在研发疫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陶其敏。陶其敏带领团队成功研发出一个乙肝疫苗。当时疫苗研制出来之后，由于缺乏经费，无法购买大猩猩做试验，陶其敏还以身试药，把疫苗打到自己身上。最终陶其敏研发出了中国自己的乙肝疫苗。

1986年，陶其敏团队的乙肝疫苗批准上市。不过陶其敏的疫苗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产量有限。因为她的疫苗是靠着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血清跟血浆纯化灭活之后制成的，所以产量十分有限，同时还有交叉感染其他疾病的问题跟价格昂贵的问题。

当时陶其敏的疫苗需要80元一支，而那个时候中国老百姓收入大部分才30元一个月。也就是说一个老百姓不吃不喝，也需要3个月才可以打上一只疫苗。当时乙肝病毒在中国疯狂肆虐，情况已经是刻不容缓。陶其敏的团队的疫苗虽然研发出来了，但是却陷入了困境。

同一年，罗伊・瓦杰洛斯带领默沙东公司也研发出了一种乙肝疫苗，他们使用的是重组乙肝疫苗技术。这个技术非常先进，成本更低，而且可以实现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当时不仅仅是中国，全球都饱受乙肝病毒之苦。除了中国外，全球还有上亿的乙肝患者。

最初美国要求医药公司研发疫苗，不过许多公司都放弃了，因为美国官方给出的采购价格非常低，即使疫苗研发出来也赚不到什么钱。不过罗伊・瓦杰洛斯却认为这是默沙东公司的使命。罗伊・瓦杰洛斯最终在这一年成功研发出了这种疫苗。

当时中国知道之后，马上派人跟罗伊・瓦杰洛斯联系，希望从默沙东公司采购疫苗。

最初罗伊・瓦杰洛斯也给出了一个跟美国同样的采购价格，3支疫苗100美元。不过这个价格让谈判陷入了僵局，100美元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几乎是天价。中国每年有2千万的新生儿，那么就意味着需要每年给默沙东公司支付20亿美元。

1986年中国总收税不过才200亿美元。当时中国人急需这个疫苗，但是却没有这么多钱买。这让当时负责谈判的官员都非常为难。罗伊・瓦杰洛斯也知道中国人的难处，他后来说他知道即使自己如何降价，中国人都很难拿得出钱来买。罗伊・瓦杰洛斯几次降低了价格，但是中国人依然无法接受。

罗伊・瓦杰洛斯说每一个新生儿都应该在24小时之内接种这个疫苗。当时中国每天就有几万新生儿出生。谈判每耽搁一天，就有几万儿童遭受乙肝病毒的侵害。

罗伊・瓦杰洛斯最后拿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决定。

他把这个疫苗研发跟生产的技术，直接就卖给了中国，售价是区区700万美元。一个可以每年营收20亿美元的生意，让罗伊・瓦杰洛斯以700万美元给卖掉了。罗伊・瓦杰洛斯几乎是在贱卖这个技术，因为700万美元还不足这个技术的研发费用，甚至不及后来罗伊・瓦杰洛帮助中国培训人员跟建立生产线花的钱。从商业的角度来说，罗伊・瓦杰洛斯做出了一个缺乏思考的决定。不过直到今天，罗伊・瓦杰洛依然认为这是他人生做到最好的决定。

把技术卖给中国之后，罗伊・瓦杰洛斯把中国科研人员带到美国培训，并且派出专家到中国来帮助指导。罗伊・瓦杰洛说这个技术卖给中国之后，中国有望在50年之内彻底消灭乙肝。罗伊・瓦杰洛卖给中国的技术是一次性卖断的，从此以后不再收取任何的费用

1992年中国新生儿只有30%接种了乙肝疫苗，到了2005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90%。中国可以自己生产疫苗之后，成本大大降低，几乎家家户户都可以给孩子注射疫苗了。说起为何这么做的原因，罗伊・瓦杰洛斯只说了一句：“中国需要它，我是一个医生。”

其实这不是罗伊・瓦杰洛斯跟默沙东公司第一次这么做了。当年日本的肺结核非常流行，而且日本人根本没办法对付。默沙东公司之后向日本免除了链霉素专利权，并且传授了链霉素的生产技术，最终帮助日本成功遏制了肺结核。

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即使在今天，罗伊・瓦杰洛斯贱卖给中国的重组乙肝疫苗技术，依然给中国贡献了65%的疫苗。30年来，罗伊・瓦杰洛斯少赚了中国人600亿美元，成功救了无数中国人。可惜的是，没有几个中国人知道罗伊・瓦杰洛斯跟默沙东公司。

这一事实从未出现在中国的公共媒体上。直到2017年12月21日，在默克公司将重组乙肝疫苗转让中国三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知识分子》记者才在纽约专访了罗伊・瓦杰洛斯博士。并写了篇专题报道，文章最后写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在默克公司将重组乙肝疫苗转让中国三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知识分子》谨以这篇文章，向罗伊・瓦杰洛斯致敬！”

只是，有多少中国人看过这篇文章？又有多少中国人知道有这么一个故事？中国人真的欠这个美国老头一声谢谢。

默沙东公司有一句名言——医学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利润。

刘海明

【案例】

（十二）| 不是记者的方方为什么很珍贵？记录者和记者同等重要

新型肺炎中的个体叙述(十二) | 青年学子的观察思考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话媒书会”出品

作者：谢婧繁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本科生

（方方）

疫情来势汹汹，武汉尤甚，举国上下目光倾注江城。人们争相阅读武汉作家方方笔下的《封城日记》，甚至有人说它取代了新闻报道。

记录疫情的方方可以被认为是记者吗？

方方在封城以后每天记录生活的点滴，这位“武汉嫂子”以她真实的观察、带着质疑的态度撰写了《封城日记》，并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有人这样评价：“很真实，我是武汉人，通过她的日记感到有人在为自己发声，不那么孤独”。不只是武汉人，其他地区的人们也在说每天必做的事就是通过她的日记了解武汉的情况。

那么记录疫情的方方可以被认为是记者吗？基于新闻稿件与《封城日记》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方方是一位记录者，但不是记者。

其一，新闻写作有严格的规范，而《封城日记》是随笔式的个人记录。比如方方在1月26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尽管这消息我没有进一步去确认，但凭直觉判断，告诉我的人，不会说谎。”这样的表述不会出现在一篇规范的新闻报道中。方方所述事件往往没有明确新闻要素，更多是以故事的形式来叙述所知道的事情，没有经过多个消息来源下的印证、消息来源较为单一。方方的记录可以说是从一个普通市民的角度，对已过去一天总体的回顾、梳理、反思与质疑，这种回顾同时不具备新闻的时效性。而且相对于新闻稿件，她的叙事更多地只记录许多生活琐碎，行文较散。

其二，文学更多的是个体记忆呈现，而新闻则是对客观的投射。文学叙述不乏作家的二次加工，字里行间打上属于个人的烙印，是风格与思想的彰显。她不是为传递客观全面的新闻而进行写作，而是希望传达出自己内心的真情实感，反馈社情民意而写作。我们可以从方方日记平实朴素的文字中读出她的隐忍、她的悲戚、无奈与愤怒。我们通过文字认识了方方这个有骨气、有胸怀的优秀作家，她走到了自己文字搭建的舞台之上。

其三，记者在新闻报道中是一个“隐形人”，力求客观。他们将事实推向舞台，自己坚守幕后。以求客观，记者必须与事实保持距离，心系真实而不能身陷其中，明白自己应该呈现的是事实，而不是“我”认知的事实，努力不让自己成为横在真实与笔尖之间的那道屏障。

可以说，从职业精神的角度来看，记者是有职业边界的，这一边界在于写作者是否认可一些基本的报道理念，牛静教授归纳为“认可并在实践中履行这个团体所共同认可的职业理念：真实、准确、全面、平衡、客观；认可并在实践中履行这个团体所共同认可的道德准则，包括：核对消息真实性、呈现全面的事实、事实与观点的相分离、保护消息来源、保护隐私、报道准确及时更正、非歧视与尊重等。”

所以，记录疫情的方方并不能被视为是记者，我们将其视为是一个优秀的记录者。而记录者也是这个时代重要的意见表达者，无数的个人记录者的发声才可以反映这个社会的民意民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记录者和记者同等重要

“我们所有的普通人，都在为这场人祸付出代价。”方方在她的《封城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既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出她对灾难中人们的悲悯与关怀，对现实大胆的质疑与反思，也可以感受到艰难处境下的希望与温情。

她的观察和思考紧贴现实大地，对人的关怀与对这座城深沉的爱始终是她文字的源泉。正如方方所说：“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记录”。（1月29日日记）方方不能称为记者，但她是这个时代优秀的记录者。

在这次疫情下，有着无数受影响的普通人，比如方方笔下穿梭于城市派送物资的外卖小哥、空荡大街上认真清扫的环卫工人、发挥才智努力生活的小区居民……相较于“全民抗疫”这个大头，他们如今不占据媒体多少版面，以后也不会占据历史太大篇幅。而方方的记录从另一角度为历史留下有价值的底稿，为宏大的叙述框架填充血肉。不为别的，只祭奠那些被“时代的一粒灰”压垮的逝者，致敬那些经受洗礼向死而生的生者。灾难之际，写作的意义尤为凸显。

费尔南多．佩索阿说：“写下，即永恒。”杰出的写作不会被时间洪流掩埋，反而是江流中愈淘愈珍的沙金。除了方方之外，还有许多优秀的自媒体人，记录下了他们对此次疫情的观察和思考。就单独个体而言，也许有偏颇、不宏大、偏激进。但不能因为不中立或情感化，就禁止人们记录和谈论。如果那样，当我们以后叙述今日疫情时，我们的记忆是残缺的，这对我们目前遭受的一切是极为不公的。

经过疫情初期情绪的极度压抑，很多人心情逐渐平复，努力过好当下的生活，追追剧，或者做个蛋糕，抖音上也偶尔冒出人们苦中作乐的短视频。人们选择暂时闭上眼睛，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这些记录者所写的文字是有力量的，这种力量来自于以痛苦直击痛苦的坚定和勇气。本可以假装看不见以换取短暂心安，但他们选择直视问题；本可以选择轻易相信而不用那么揪心，但他们选择质疑和反思。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也是一名作家的良知，他们以个体记忆抵抗着时代的遗忘。

这些思考与书写将拼凑一幅更多元而立体的地图，这是技术发展带来的红利，只要我们愿意，将有足够多的有价值的材料供今后考证和反思，构造出更鲜活的真实。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时代需要有胸怀、有思想、敢质疑的记录者，所以不是记者的方方显得弥足珍贵。

今天，我们还需要记者吗？

有人犀利地指出，面对方方，媒体难道没有一点愧意吗？既然有方方这样杰出的记录者存在，为什么我们需要记者呢？在当今自媒体高度繁荣的时代，只要有能力、敢说会说，人人都可以成为表达者，新闻行业的从业标准趋向模糊，更有甚者高呼“新闻已死”。

可是，在这个众说纷纭，意见与事实交织呈现的时代，难道不是更加需要记者吗？当公众被无数情绪化的表达所淹没时，不是每个人都有功夫去核对信息，查找事实真相的。若没有记者，人们获取真相的成本都在上升，公众的知情权也难以维护。

曾有文章说，记者几百号人“全部加起来，还不如一个方方”。我认为至少不能一概而论。在此次疫情报道中，三联、中青、财经、财新、澎湃等媒体的记者，不分昼夜，冒着风险奔赴一线采访求证，向心系疫区的公众尽可能传递全面、客观、甚至监督性的报道，这些极具专业精神的记者向我们传达了详细的信息，从而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他们具有一种专业操守，也有一种精神，即“笃信正确的职业操守，又有击破壁垒的勇气。”（封面新闻的谢凯）

记者的专业性是通过系统学习伦理规范、技能要求，掌握足够对信息的获取、处理、平衡能力培育出来的；通过实践中一次又一次犯错、改正、积累，获得属于专业新闻人对事实和真相的敏感成长起来的；是闭门羹吃出来的、冷板凳坐出来的、也不乏从生死关逃出来的……需要掌握多而杂的知识、各种实操技能的记者并非这个群体之外的人可以轻易取代的。

优秀的记者以辛劳和奔波给历史以全面的记录，以勇气和坚守为时代记录理性客观的声音。他们不能也无法被取代。
记者与记录者从来不是对立的两个群体的，不必把二者放在擂台上，分个孰优孰劣，他们都是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齿轮。时代需要理性克制的信息采集者、传递者，他们还原此刻正在发生的事件，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也需要多元视角的记录者，他们悲悯身陷苦难的人们，从不同视点提出反思与质疑。二者缺一不可，各有其职，尽其所能，这样，才可以让我们的社会越来越接近李医生口中的“拥有多种声音的健康社会”。

说明
上文的思考是基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传播伦理与法制》2020年2月24日的课堂讨论。关于“方方是不是记者”的分析，部分观点来自该课课堂上的学生讨论，这些学生包括是沈舒雅、陆静瑶、陈诗荟、管安琪、吴奇凌、乔漫、赵春辰格、牟惟楚、刘雨琪、张莹等。关于记者的定义参阅了陈雅琦的观点和汪司晨提供的文章。

指导老师：牛静
审校：牛静
排版：袁向玲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bBT4dQqA-5JVMa99O7sUqw

编辑：张凉

刘海明

【案例】

（十三）| 疫情之下，方方的武汉日记凭什么能够刷爆朋友圈？

新型肺炎中的个体叙述(十三) | 青年学子的观察思考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话媒书会”出品

作者：伍东昇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本科生


2020年初，一场疫情从武汉蔓延开来。2月22日，在接受完中新社记者采访后，方方说道：“疫情过后，武汉人便会回到以前的生活轨迹。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像长江，永远奔腾，不会停歇。”

武汉长大的伢们此前或多或少听过方方这个名字，外地关心文学的人也知道方方。现在这样，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关注同一个写作者，这在近代史上都是罕见的。人们如此热烈地讨论一个写作者和她的文字，背后一定有其原因。

在小说里，常常有主角发现武功秘籍而一平乱世的桥段。今天，我们也不可逃避的被卷入了这场动乱，病毒横行却又不见身影。你我绝大多数人并非小说里的英雄，翻来找去也无救世秘籍可用。我们感叹灾情，怜悯邻友，却又自叹无能。这种情感是复杂而纯粹的。没有武功秘籍，但我们还有方方的武汉日记，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和其他人的连结。

图片来自于中新社

责任心记录乱世

自疫情蔓延开来后，方方坚持在网上更新自己的“武汉日记”，用文人的笔法记述了她的所见所想。这些文字与华丽无关，甚至没有明显的主题，但都透露着一种写作者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对平常百姓的关怀。作为文人的方方，是带着专业能力和责任心去记录。

出生于书香门第，方方的生涯围绕着文学创作在前进，早些年她出写实派的作品，写长篇小说，写散文集，往往淡化了政治元素，她本人也说过，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也无意仕途。当23日封城的消息传来时，想着家人都在身边，政府会管好百姓，她也很安心的被封锁在家。这期间，她同其他武汉人一样，也经历了怀疑、担心、愤慨等一系列情感变化。重大公共事件将这段历史的参与者搅合一团，个人在这样的漩涡中找不到方向。很多个日子，早上起来看到各地医生前来援助，感动地点赞；晚上睡前一看，有老人等不到救治跳楼自杀，心里又一阵悸动；第二天早上再看，政府领导下基层核查，保证解决问题，抹了抹汗；到晚上某个医生感染去世了，又是一阵悲恸。

人们困惑，愤怒，进而麻木。

这样的群体心理现象并不少见，当一座历史上历经风雨、九省通衢的商业古城被封锁的时候，每个人都颇有微词，都需要有一个出口。方方在疫情之前是位作家，疫情来临后这个身份显得更加特殊。

国家不幸诗家幸，乱世之中，文人责无旁贷地站了出来，千百年来都是如此。在这种时候，方方的记录行为本身就具有极大的精神意义。正如同钟南山直奔武汉一样，作为医学专家和抗击过非典的老兵，人马未到，医生患者已如吃下一颗定心丸：我们有救了。当方方执笔写作时，病毒并没有突然消散半分，物资并没有立马充裕起来，但人们就感到有所寄托：你看，那个方方也和我们一样每天在忧虑、在思考，那些我们来不及捕捉的人事物，她在记录。她把这座城市承受到的厚重压力借她的笔传达出去。

悲情是写作者的常态

方方日记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至少不是现在。

攻击者数量不少，主要论点是：大难当前，那么多人支援武汉，你为什么要写这些负能量的东西？有人再进一步：你是不是自己不上，还要制造恐慌？

对于这些纷争，只消几笔带过：悲情，是写作者的常态。方方也曾自述道：小说经常是与落伍者、孤独者、寂寞者相濡以沫的。这世上的强人或是胜者，经常是不介意文学的，他们更多的时候拿文学当点缀、当花环。

很多批评者不将文学当回事，讽刺这些写作者自己不事生产。从社会分工看，写作者的确生产不了什么实体效益，几本大部头也要由印刷厂来开动机器。苏联作家协会孕育了一批优秀作家，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也因为经费不足被迅速解散了。写作者往往独处一角，在机械化的链条上没有他们的位置。

当疫情发生后，国家机器高速运转，政客开会，工人抢工，商人捐款，农民送菜，文人也在做着自己的贡献。这种贡献是以文本形式呈现的，是以悲情为主色调的。当英雄般的高歌唱完了，地下车库里无助的外地人、医院门口进不去的病患、外省漂泊的武汉人有谁在关注？

只有写作者。这些被历史遗弃的人事物，最终只有写作者在跟进。为什么喜爱方方的人始终是大多数？因为生存在武汉之中的、体验着苦痛辛酸的是这大多数人。正是因为写作者不将效率、成本和利益作指标，它能爆发出来的精神力量也是最纯粹的。当媒体垄断了话语权，电视屏幕上都是喜报时，生活在街头巷尾的百姓只会产生更深沉的无奈和痛楚。这份悲情，是写作者观察、记录的唯一对象。

方方的文字在这个时候是一把保护伞，把许多悲痛的人聚拢在伞下。伞外是痛苦的、是残酷的，伞下是遮挡出的一点点温暖。没有体会伤痛的人读到满行的苦难，觉得悲愤，而置身于灾难之中的人读到的是慰藉，自己的悲伤有更多人来分享，心里好受些许。人们愿意听她去质疑政府行为、去反思救治措施、去哭泣医生朋友。如果说歌颂和正能量是一个集体所需要的，这种悲情才是所有个体所共有的。

个体叙述引发共情

正如官方媒体和个体写作者之间的差异一样，两边的论调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每天打开新闻，置顶的总是一行行数字，或升或降；刷屏的总是领导干部又巡视了哪个社区，某处主任又反映了什么，某位高官又发布了什么重要指示。这些是数字，是符号，它们背后可能有其隐含的意义，但这些传达出来的不是个人情感。

米沃什曾说：文学只能属于个人。

当武汉人几乎人人心口上都有一块伤疤时，官方的宏大叙事之后还需有一批个体的记录，它可以是任何形式，但一定要来自个体。

越来越多的人物专访和自媒体写作受到关注，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关于这场灾难的更多细节。方方的武汉日记读起来零散不定，因为她初写日记时就只是准备自娱自乐，这些家长里短的碎碎念反而成了真实有力的文字。当人们因为封城令被关在自家屋檐下时，我们的情感需求只会越发强烈。我们想要去了解周边的人在过什么样的一种生活？每天在担心些什么？在高兴些什么？我们需要更多的个体互动，来发现和表达自我。

同样的，有一些声音只来自个体。当李医生去世的时候，我们愤慨，不得不发出质问：训诫八位医生是谁的意见？早期专家组的判断为什么出问题？政府知道了感染的信息为什么不公布？这是我们作为公民的声音，是组成一个良性社会所必须的个体反思。

今天我们不关注数字，我们关心一个个的人。进入社会，人很容易变成这个集体的一部分，而失去了个体的感知能力。方方的文字鸣响了木铎，潮水退去，这场浩劫让我们审视自己、审视那一个个脆弱的、敏感的、需要共情的人。

如果说宏大叙事是一扇窗，个体叙事同样是一扇窗。多一个通道，就多一点光亮照进来。我们还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结束，但希望十年、百年之后的人们重翻往事时，回想当年时，可以略有欣慰地看到有方方那么一批挺身而出的个体写作者在记录并发声着。


说明
该文章思想是受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传播伦理与法制》2020年2月24日课堂讨论的启发，部分观点来自于学生讨论，观点贡献者包括但不限于管安琪、陆静瑶、李紫琦等同学。


指导老师：牛静
审校：牛静
排版：袁向玲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IhdS4CLRbjF1CT5_CLzBow

编辑：张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