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报道案例集锦

刘海明

【案例】

找寻媒体人中的“逆行者”

在这个春节

“逆行者”成了医护人员的代名词

事实上

和许多医护人员一样

全国各地的媒体人

也第一时间“逆行”到武汉

把疫情后面的悲欢离合告诉我们

这中间

有进出武汉多次

奔波在前线的90后新人

这中间

也有从业十余年

不怕感染、深入现场的前辈

从武汉到全世界

我们离不开他们不一样的声音

诺贝尔经济学得奖者阿玛蒂亚·森说：

新闻自由，是灾难最大的救助者

今天

我们要找寻100位媒体人

我们希望他的报道

第一时间传递了真实的声音

我们希望他的稿件

写下了普通人在疫情中的煎熬

我们希望他的努力

记录了恐惧与悲悯中人性的光辉

我们希望他所做的一切

只为给历史留下一个真实的时刻

为此，守护者后盾行动

为他们准备了一份绵薄的敬意

如果你就是他

请联系我们

如果你是他的朋友

请把他的信息告诉我们

项目发起方：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

行动支持方：天眼查

截至2月17日18:00，“守护者后盾行动”已搜寻到240条初步符合资助条件的受助对象线索，196位已取得不同程度的联系，已资助李文亮医生、民警尹祖川、宋英杰医生、民警刘大庆、姚留记医生等5位，15位正根据项目流程准备相关材料，项目组正在积极推进中。



来源：微信公众号：守护者后盾行动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6hYa4b5kwK5507mAYakyHA

编辑：冯梦玉

刘海明

【案例】

战“疫”报道如何增强专业性实效性？请听专家建议

编者按：疫情防控是一次大战，也是一场大考。如何客观真实、理性科学地做好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对新闻战线来说是一次挑战。新闻媒体围绕疫情防控大局，深入宣传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报道联防联控措施成效，生动讲述一线感人故事，围绕热点焦点解疑释惑，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持。当前，疫情防控进入关键阶段，舆论引导至关重要。如何增强专业性、针对性、实效性，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新闻报道？请听专家们盘点分析、建言献策。

疫情报道注意“四个避免”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曾祥敏  刘思琦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新闻媒体的丰富报道和信息传播，成为公众科学防护、应对疫情的主要窗口。新闻媒体及时传达党中央精神，科学传播防疫信息，正面宣传防疫抗疫的感人故事和人物，对疫情防控起到了积极作用。如何让媒体报道更好发挥正面引导作用？应当注意四个方面问题。

一是避免“解决方案”失真。媒体报道突发公共事件，尤其是带有“解决方案”色彩的新闻，应该充分核实后再发布，避免未经核实抢发造成公众误解或带来恐慌情绪。如关于“宠物也会感染新型肺炎，李兰娟院士说如接触到疑似患者一样要隔离”等信息一经发布，引起社会上一些人群的恐慌，还导致一些地区宠物猫狗被捕杀遗弃。经事后核实，李兰娟院士在采访中的回答其实是“一般宠物不会被感染”，却被个别媒体曲解为“宠物也会感染病毒”。

二是避免“温情报道”煽情。面对病毒肆虐，媒体对有关人物及故事的报道，要突出人文关怀，用温暖故事凝聚人心、凝聚力量。以情动人，也要注意把好“度”，要温情不要煽情，如过分渲染、刻意煽情，就会适得其反。如关于高龄老人、贫困老人为抗疫捐出一生积蓄等报道，过分渲染情绪，反而引发公众的心理不适甚至不满。

三是避免正面表达生硬。有的疫情报道中话语表达比较生硬，有的口号式表达较多，有的选择报道角度时平衡矛盾点还不够。武汉方舱医院首批病人出院，媒体采访时一位出院患者笑言：“住进来之后住得还不想走了。”一时间引起网友热议。面对物资紧缺、确诊病例持续上升等严峻疫情，救治病人“不想走”与很多病人等待正规救治形成鲜明对比，容易引发公众对公共卫生安全和环境的不适情绪。

四是避免专业解读不够。报道解读不准确、不到位，就容易产生误解，甚至滋生谣言。此次疫情从苗头到爆发，涉及到众多领域，科学普及、公共卫生、政府应急、交通运输等。公众面对突发疫情，无论从源头了解病毒还是科学防疫抗疫，都缺乏专业知识，更容易相信社交媒体等人际传播渠道的“小道消息”。而社交媒体舆论缺乏专业权威信息，容易造成谣言滋生、舆论偏向和公众极端情绪。做好本次疫情报道，媒体报道应进一步提升专业性、科学性、贴近性。（作者曾祥敏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思琦系2018级广播电视学硕士研究生）

坚持用户思维  提高专业素养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新闻学研究室黄楚新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新闻媒体重点围绕中央决策部署、应对疫情举措、防控知识普及进行报道，内容丰富，数量庞大，形式多样，有效满足了社会公众在特殊时期的信息需求。与此同时，防控疫情报道也存在一些报道失范等问题。比较明显的有两个，一是过度渲染悲情故事，二是专业知识不足。

防控疫情报道应该做到传播正能量，鼓舞人心。但一定要把握好度，切忌过度渲染悲情故事。如关于“7名护士妈妈集体断奶奔赴抗‘疫’前线”的报道，网上评论有表示致敬的，但也有不少质疑，认为“对宝宝来说太不公平了，就没有替换的吗？”“不要宣传这种了”等。有的媒体的医学专业知识等专业素养不足，所刊发的报道可能会带来消极影响。

一些媒体或者记者急于报道，而忽视了公众看到报道后的心理感受和可能出现的行为举动。就拿报道悲情故事来说，新媒体环境下人们对个体的关注度大幅提高，过度渲染牺牲个体的故事不一定受欢迎，反而会遭到质疑甚至带来反感。对于防控知识不足的公众来说，即使媒体在报道中提到某种药物只是起到抑制作用，但公众会对信息进行选择性接收，从而依然引发抢购行为。

如何应对以上两个问题？一是坚持用户思维。用户思维其实是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强调人民或者用户的重要性。媒体不能只是采访写作，还应该紧紧围绕用户开展报道，尤其是要预判报道可能使用户产生的认知、态度、行为的变化。二是提高专业素养。在防控疫情报道中，媒体的专业素养尤为重要。专业素养包含很多方面，这里主要是指涉及健康传播方面的专业素养。从上述问题可以得知，媒体的一些防控疫情报道，对防控知识不足的公众会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只有媒体自身具备较强的专业素养，才能更好地进行有效引导。（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新闻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生产更优质抗疫新闻

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王佳航

随着媒体融合深化，新闻媒体面向互联网的生产传播能力进一步增强。在新冠肺炎抗疫报道中，新媒体移动端报道展现出新气象。第一，面向移动端的常态化新闻生产显示出稳定实力，基本实现了移动优先。第二，随着用户越来越多停留在交往空间，媒体开始面向交往场景传播，个人微信号、朋友圈、微信群、小程序或自主App等传播渠道受到重视。可以说，“以用户为中心”的新闻生产理念得到强化，对传播场景的重视日益强化。第三，媒体的社会动员功能与用户社交场景紧密结合。

当然，抗疫报道中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做好正能量报道，为抗击疫情鼓劲，帮助社会公众树立信心，是应有之义。但一些媒体报道方式简单，观念陈旧。如关于女医护人员驰援湖北前集体剪光头的报道，引发网友质疑没有必要要求女医生剪光头。

个别媒体工作者作风不扎实，报道专业性不够，出现差错。关于“孩子出生不到20天，他却主动申请投入抗疫一线”的报道，包含了三个抗疫一线的感人故事，其中一位护士在孩子出生不到20天主动要求去抗疫一线，而这对出生不到20天的双胞胎还问“妈妈去哪了”，被网友纠错。该媒体后来发布致歉声明，系因工作仓促出错，将其中两个故事混淆，引发诸多误解。

抗疫报道是刚需，需要更优质的新闻。在这场大考中，职业媒体从业人员应当显示出更专业的新闻报道功底和更职业化的工作态度。一要提升媒体专业能力。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沟通与传播是个全球性难题。媒体不仅应直接生产传播与风险有关的报道，也应包括表达对事件的意见以及反映各部门相应的举措，既动员社会公众集体防疫，也努力降低不明病毒来袭时社会出现的恐慌情绪。媒体应该冷静客观、严谨深入，以报道现场为主，以深度解析为重，不煽情，不搞情感传播。二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在全媒体时代贯彻这一方针，媒体也应与时俱进，进一步研究舆论引导规律，进一步适应全媒体大势，探索建构正确舆论的方式。（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记协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haAfXdOl0w2S2TLWdarFw

编辑：冯梦玉

刘海明

【案例】

重大突发事件中谣言的特点、影响与对策建议

社交媒体时代，无论是微信平台的群圈化传播，还是微博平台以价值观为主导的公开传播，情感和立场都成为谣言传播的驱动力，政府辟谣的有效性在下降。新的信息传播环境下，应及时出台具有针对性的治理举措。

重大突发事件中谣言的特点、影响与对策建议

马立德  李占一

相较于2003年非典疫情，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网络谣言呈现出新的传播机制。在社交媒体时代多元的信息传播环境中，每一个人都成了手持“麦克风”的信息传播者。如何治理重大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谣言成为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网络谣言治理能力应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能力之一。

网络谣言传播的新特点

主流媒体发声迟缓，因不能满足民众的信息需求而滋生谣言。社交媒体的应用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信息的垄断，社交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已不是媒体不报道人们关注的东西就不存在的时代了。本次具有极高传染性的肺炎疫情并非存在政治或利益诉求的社会事件，而是危及所有人生命安全的重大挑战，只能疏不能堵，越堵问题越大。



疫情暴发的初始阶段，代表政府声音的主流媒体关键时刻缺位，公众很难依靠个人能力判断信息的真假，权威信息缺失导致公众恐慌，反而更容易相信各种网络谣言。



例如，2019年12月份在网络上就流传着新型肺炎病毒就是SARS的谣言，武汉相关部门在1月15日对外通报中，称“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而“人传人”是判断疫情危害程度的重要指标，相关部门对此解释稍显模糊。1月20日，钟南山院士证实存在人传人的感染，也证实了有医务人员感染，从“未见人传人”到“证实人传人”，公众对政府在此期间的瞒报、误报争议颇深，恐慌很快变成愤怒。在疫情暴发的关键时刻，政府不只是需要打击危害社会安定的网络谣言，更需要发出权威声音，正如毛主席所说，文化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占领。



对比2003年的非典疫情，17年后国人面对重大疫情灾害的知识和意识已今非昔比，舆论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地方政府若继续用维稳思维面对社交媒体时代的网络舆情，压制信息公开，瞒报数据，不仅不能集中各方资源遏制疫情，反而更容易滋生谣言信息。



伴随技术手段的演进，谣言以视频或图片的形式“再造事实”。传媒技术手段的迭代更新十分迅速，新闻生产、传播渠道已与传统媒体时代迥然不同。简单、低廉的技术使拼接造假的视频和图片更具真实性，事实被“重塑”，受众无法分辨真实或是虚假的信息，谣言不再只是文字，还有更耸人听闻、让人更恐惧、更容易相信的视频或图片。



比如，某网民在微博发帖，称“武汉市某医院存在三具尸体长时间无人处理”，一时间在网络引起哗然。后经核实，该视频为拼接、配音再制作而成。这则谣言采取移花接木的方式，带来极强的负面视觉冲击力，网络热度较高，基于“有图有真相”的思维定式，网民第一时间普遍会信以为真，蒙蔽性极强。



社交信息消费已进入读图时代，据统计分析，当前70%的谣言都配有图片，还有近1/5谣言是以小视频的形式出现，通过字幕误导民众。此外，借助机器操纵图像视频和音频内容，更改人脸的“深度伪造”技术，可生成众多虚假视频和音频新闻，使民众无法辨别信息真伪，若不及时规范，网民将无法信任看似真实的视频或图片内容。



群圈化传播成为一个主要的信息流动模式。与2003年的非典疫情相比，本次谣言传播最大的变化是群圈化传播，在微信群圈中产生针对疫情恐慌或愤怒的情绪共振，而微信群圈正是基于现实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网，相对私密的环境更适合传播网络谣言。



后真相时代，事实往往让位于情感，当网上谣传“猫狗会感染病毒”，就有不少人直接将养的猫狗直接摔死。有媒体人分析，理性的负责任的报道跟不上，而碎片化的网络表达又呈爆炸之势，自媒体太多，深度调查记者太少，在事实缺席下，公众情绪爆炸。



在此情形下，网民情绪被模糊不清的疫情点燃，转发度颇高的谣言信息也引发了泛意识形态化攻击，甚至将矛头指向党和政府。例如，在病毒来源不清时，就有谣言称“解放军在武汉P4实验室制造的病毒传染了市民”。当得知病毒起源于华南海鲜市场时，又谣传“华南海鲜市场老板是省政协副主席郑心穗儿媳”。网民借此将现实生活中的不满情绪宣泄出来，同时煽动形成传谣的氛围，被蛊惑的网民立场先行，断章取义的帖文就此出现。



专家解读被移花接木，网络谣言被冠以虚假权威。社交媒体时代，网民更注重权威性，“谁说的”比“说什么”更重要。在重大突发事件真相模糊之际，网络谣言往往冠以专家或名人的头衔，对较为科学的言论移花接木，使得谣言更具权威性、可信性，实际上已与原始言论南辕北辙。例如，一则谣言是“钟南山院士建议全国人民在家隔离两周”，而实际生活中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如果全国人民都在家隔离，那14亿人口的国家还如何运转，实际上钟南山院士并未有上述建议。谣言借助于钟南山院士的公信力，披上了真相的外衣大行其道。



1月31日晚，某微信公众号推送消息，称“经过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和武汉病毒所联合研究，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因这则权威性十足的消息，双黄连口服液不仅大幅涨价，而且一夜被抢空。2月1日，多家主流媒体求证得知，药物所是初步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对病毒有抑制作用，但对病人是否有效，还要做大量试验，并且抑制不等同于预防和治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用于预防和治疗新型肺炎冠状病毒的药物。这则信息引起民众盲目跟风，即便不属于谣言，也有商业炒作之嫌，政府需警惕此类信息。



民众对疫情信息了解越少，越易相信谣言。社交媒体时代，民众每天都会接收到海量资讯信息，无论是官方账号还是社交群圈，都会围绕社会热点事件展开讨论，特别是在重大突发事件中，谣言从不缺席。



北京师范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通过极术云调查分析了网民对疫情的了解程度与谣言感知度的相关性。发现网民了解疫情信息越多，就越能提高谣言感知力，也越相信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有效方法，能避免相信“喝酒杀菌”“吸烟预防”“放烟花爆竹驱散病毒”等网络谣言。



这从一个侧面证明，谣言治理与其说是防止谣言传播，不如说是验证谣言的真伪，若政府过度制止谣言，可能会适得其反，产生“逆火效应”，造成“造谣——信谣——传谣——辟谣”的往复循环。

网络谣言产生的社会影响

造成恐慌与焦虑，影响国家政治稳定。社交媒体时代，网上信息的传播超越了地域限制，任何一个传播节点上的网民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变换方式躲避政府网络监控，随时以低廉的代价传播网络谣言，扰乱网民对疫情的正确认知。



例如，近日多地出现的囤积潮，以及民众因恐慌过度购买N95口罩。此外，基层村落面对疫情时首先想到的是“封路”“封村”，网上随之出现了花样频出的封路方式，更有甚者直接用挖掘机把路挖断，但是如此粗暴的行径可能同时会阻断当地货物的运输以及医疗人员的救治工作。谣言导致的恐慌情绪大肆蔓延，必将破坏社会发展秩序，同时带来泛政治化的攻击，影响国家政治稳定。



降低政府信息的可信度，带来社会公信力危机。目前，政府公信力弱化是诸多原因造成的，如发布信息滞后，信息披露不准确，隐瞒事实等失当行为。相比政府官员的发声，民众更信赖钟南山院士等专家的解读。此次疫情中湖北省政府召开的几次发布会舆论反响均呈负面态势，官员不仅不佩戴口罩接受采访，甚至把口罩生产数字一再念错。镜头前的种种细节，都会被网民放大解读，考验党政官员面对镜头与公众舆论的能力。



此外，在缺乏公信力的社会环境下，公众面对突发事件也会无所适从，甚至宁愿相信小道消息，也不愿相信政府的发声，在这种逆反心理作用下，越是骇人听闻的谣言往往越有市场。

治理网络谣言的对策建议

社交媒体时代，无论是微信平台的群圈化传播，还是微博平台以价值观为主导的公开传播，情感和立场都成为谣言传播的驱动力，政府辟谣的有效性在下降。针对此形势，应及时出台针对性的治理举措。



政府应及时公开信息，减少谣言滋生空间，抢占信息制高点。政府部门应树立阵地意识，了解民众的恐慌点，正面回应民众诉求，及时披露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打造疏导民意的最短路径。北京师范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民众了解疫情信息越多，对谣言越有感知和判断力，越愿意通过微博微信分享，这样就会让信息空间形成一个自我净化机制。而主流媒体对预防疫情的报道，及时提醒人们佩戴口罩出行，对于疫情的减缓起到了较大作用。



强化应对突发事件的机制建设。一是要树立“危机常态化”理念。社交媒体时代，网络舆情事件难以预测，舆情暴发后更是具有不可控性。因为舆情事件普遍指向某一社会弊端，暗合了民众的现实感受，对于民意不能一删了之，各级政府应树立“危机常态化”理念，建立网络舆情应对机制，跨越“塔西佗陷阱”，修复政府的公信力；二是政府对外发布信息的口径应保持统一。突发事件中各部门可能会各自为战，导致对外发声前后矛盾。归口管理有助于避免政府表态混乱，地方党委应统筹涉事单位之间的沟通协调，做到“用一个声音说话”，防止前后表述不一引发次生舆情；三是用法律法规约束谣言传播行为。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应该受到法律法规以及道德的约束，提倡言论自由并不是纵容危害国家安定的言行，对于刻意编造谣言污蔑党和国家，造成社会混乱、引起公众恐慌的谣言，政府应依法对责任人予以严惩。



借鉴国际通用方法治理网络谣言。要谨防地方政府过度使用治理网络谣言手段，引发社会质疑甚至影响政府公信力。现在，国际上治理网络谣言的经验之一是用真实信息最大限度挤压谣言的传播空间，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抓捕信息最初的发布者。



从本次武汉处理最初8位“谣言”者引起广泛质疑来看，政府需要走出“抓人辟谣——事件爆发——群众疑惑”的怪圈。对于起初部分不准确的信息，不要轻易抓人后再辟谣，否则就会有损政府公信力。应引导民众在网络信息比较中完成谣言的自我鉴别，这样有助于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也有助于疫情的早发现早控制。谣言止于公开，在多方验证信息流通之下，谣言一定会被逐步揭穿。（作者单位：中央网信办）



来源：新闻战线

作者：马立德李占一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QfYhWeBBcdWK8tpEl9CMtw

编辑：冯梦玉

刘海明

【案例】

编辑：冯梦玉

刘海明

【案例】

关于湖北新增肺炎病例的讨论

核减了279，武汉等地加起来是628。628—279=349



这波操作真的很骚，就是把各种数据混在一起披露，让你根本看不出疫情随后的真是发展情况



那这样还不如每天把出院的、死亡的都也弄到一起，只披露一个每日现有确诊病例，岂不是更好？

编辑：冯梦玉

刘海明

【案例】

编辑：冯梦玉

刘海明

【案例】

中央政法委印发通知要求

发掘战“疫”典型 激发社会正能量

中央政法委近日印发《关于加强对政法系统依法防控疫情、维护安全稳定先进典型宣传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大先进典型的宣传力度，加强内容策划、创新形式载体、提升统筹效应，进一步弘扬正气、激励斗志、激发社会正能量，为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通知》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政法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闻令即动、冲锋在前，不畏艰辛、无私奉献，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展现了新时代政法干警和网格员等群防群控队伍的良好形象。

《通知》要求，中央政法各单位、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政法委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有力有序组织实施好先进典型宣传工作。要注重整合政法资源、社会资源、媒体资源，集中宣传本单位、本地区、本系统在依法防控疫情、维护安全稳定中涌现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大力宣传报道广大执法司法人员、网格员等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转化成为民行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司法，依法打击妨害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妥善化解涉疫情矛盾纠纷，加强疫情群防群控和基层社会治理，在抗击疫情、厉行法治、维护安全稳定中做最美逆行者、坚定捍卫者的先进事迹和感人故事，充分体现广大政法干警真挚的为民情怀、执着的使命担当、无私的奉献精神，进一步凝聚起众志成城依法防控疫情的强大合力。

《通知》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内容策划，抓住先进典型的精神实质和闪光点，深入挖掘动人事迹和鲜活事例，推出更多有温度、有泪点、有人情味的“暖新闻”，让疫情防控一线政法干警和群防群控队伍忠诚无畏、无私奉献、可歌可泣的形象更加鲜明，让政法典型宣传更能打动人、更能引发共鸣。在充分发挥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作用的同时，要更加注重运用新媒体“短、平、快”的优势，充分发挥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新兴媒体平台作用，以图解、动漫、H5、微视频、短视频等适合新媒体传播的方式，加强新媒体融合宣传。要开设“连线主战场”“一线日记”“战疫传真”“战疫进行时”“战疫群英谱”等系列报道和专栏，鼓励一线政法干警、社区网格员、平安志愿者用短视频、微视频、手机自拍、图片、短文等形式，记录和展示工作场景、生动细节、个人感受和感人故事。

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链接：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220051.html

编辑：冯梦玉

刘海明

【案例】

决策灾难的起源：无处不在的信息陷阱

摘要：决策者最大的困境是，怎么保证所得到的信息是真的，而且是重要的?





德意志帝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乃是人类历史上智商洞见最厉害的政客之一，尽管此人恶贯满盈，但无论是他的支持者，还是反对派，只要亲身与他有过交涉，都不得不钦佩他超凡的眼光和可怕的洞察力。若不是这样，此人也不可能击败无数国内外对手，跻身于世界征服者的行列，以一介布衣永享大名。

然而，即便是如此厉害的人物，也依然不可避免地会犯下最低级的决策失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期，希特勒常常违反最基本的常识，使自己的宝贵军团遭遇本可避免的厄运。为什么会这样呢？

对此，古德里安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他的确能够以强大的记忆力记下他所得到的数据、名号，但他却不知道，那些数据是不真实的，军团的名号也只剩下了空架子，很多时候，他就是指挥着这些实际上已经不存在的部队推动不切实际的目标”。

那么，希特勒获得的前线情报为什么会这样劣质呢？

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的部将和情报机构不敢告诉他真实情况，参谋部将领哈尔德将军表示，“将军们被元首的威严和口才完全征服，他们不敢在元首面前发表不同看法”，“也不敢谈论前线的困难”，“因为这种行为很容易被视为对元首的批评”。

事实上，只有历经生死劫后余生的精英飞行员同时也是希特勒狂热拥护者之鲁德尔在接受希特勒的授勋时，敢于以刺耳的口气抱怨前线的艰难，这个时候希特勒反而会大吃一惊，仿佛一个无辜的老人感叹被自己油滑的将军们所欺骗。

说起来，少年时，每当我读到希特勒的传记时，我常常为希特勒竟然得不到真实情报而惊讶，第一，德意志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情报机构，没有理由不能汇报出较为准确的情报；第二，希特勒也算是人中枭杰，为何会被虚假的数字迷惑？

后来，随着阅历慢慢地丰富，我逐渐理解了希特勒的信息决策困境，乃是必然的结果。他的处境和偏好，很容易使得他的信源劣质化。而这并不是什么孤例。

明末崇祯剿匪，他的部下汇报给他都是官军克敌奏捷的假情报，为了揽功，把大败说成撤退，把平局说成胜利，把小胜吹成大胜。奏疏上的大明军队战无不胜，人人效忠，贼寇和后金不堪一击，望风而溃，崇祯天天看着这种情报，能不误判贼情吗？能不高估自己吗？能不蔑视敌人吗？能不做错决策吗？

在松锦大战和襄城会战两场决定明廷存亡的会战中，崇祯都收到了前线将领洪承踌和孙传庭的夸张捷报，好像明军胜局已定。在这种情况下，崇祯作为一个财力困乏到极致的帝国统帅，又怎会不下令全军突击，速战速决？最终获得最可怖的败局？

可是，谁能想到，这些情报，这些数据，都是虚假的？官员们编织出不存在的虚假胜利仅仅只是吹嘘自己的劳苦，避免严厉的惩罚，而非事实真的如此。

就像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道光大帝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咸丰大帝一样，可怕的虚假胜利陷阱严重伤害了决策者的最起码正确决策能力，谁都不可能基于错误的信息作出正确的决策。

然而，危机绝不会因为错误而和缓，这就是历史的悲剧。因此，这也就是为何提升现代化治理水平具有巨大的必要性。

来源：微信公众号：陶太郎

作者：王陶陶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wcU7HN8CJl1sFbIh8B2Iqw

编辑：冯梦玉

刘海明

【案例】

美国公共卫生疫情发布的准则（率先、准确、值得信赖）

「美国公共卫生疫情发布的准则」「Be First. Be Right. Be Credible」（率先、准确、值得信赖） 这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在出现公共卫生危机的时候，向公众和新闻媒体发布疫情信息的准则。



早在1963年，美国已建立“紧急广播系统”（Emergency Broadcasting System, EBS），在一旦出现公共危机事件的时候，通过广播电视向大众发布，以期引起警觉并加以防范。



以后经过多次升级换代，紧急的公共事件已经与现代的传播方式相结合，现在出现灾情或疫情的时候，人们可以通过谷歌地图，实时看到发生的地点和严重程度。



还有，美国的新闻媒体独立运作，调查记者在危机发生后会紧随事态发展，撰写报告，分析危机发生的原因，以及管理部门对危机的反应是否及时充分等。



随着事件的发展，媒体会提出更为严肃的深层次问题，例如在2011年日本发生福岛核辐射事件引起的公共卫生危机时，记者们不仅报道了日本核电的管理疏漏，而且进一步挖掘美国自己的核电系统存在的类似和其他问题。



公共卫生和应急管理的专职人员很清楚媒体不是公共应急机构的附属单位，管理机构承认媒体在危机中所起的作用，他们与媒体合作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保证各方传达信息准确一致。



通过上述系统方式，当公共卫生危机发生时，民众能够快速、清楚地知道应该采取的预防和救治措施，不致引起恐慌造成疫情进一步扩散。



来源：@Kevin在纽约

编辑：冯梦玉

刘海明

【案例】

参加过抗“非典”的医生不少，为何记者却不那么多

前几天，看到《财经》出版了一期“拯救武汉”的特刊，毫不犹豫在手机上下单订了好几本。



元旦前，全国不少地方又有几家都市报宣布“休刊”，当时武汉的疫情已出现苗头。而正是在这个节点上，《财经》、《三联》等几家期刊的媒体记者前往武汉，在1月20日之前，这批记者在武汉采写了一批较有影响深度观察报道。

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发出警示后，人们的思绪一下又被拉回17年间，抗击非典的场面又历历在目。



和17年前有很大的不同。那时，中国的都市报方兴未艾，遍布街头的报摊上售卖的都市报是人们最喜欢获取信息来源的渠道。17年后的今天，都市报已然风光不再，不管男女老少，手机刷屏是人们最喜欢的消息来源渠道。



1月23日，武汉“封城”。1月24日，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过年”，当晚，部队医疗队开始驰援武汉。紧接着，相关省区地方医疗队也纷纷前往湖北。



这些英勇的白衣战士中，不少人曾参加过抗击“非典”、抗击埃博拉病毒等，经验丰富。17年的专业历练，让他们面对疫情时更加成熟稳重，更能带给病患以必胜的信心和勇气。



随后，新闻战线的媒体记者也开始行动起来，纷纷前往武汉采集相关新闻报道。不过，细心观察一下，他们是各自所在媒体的业务骨干，但是有参加过“非典”采访报道的记者却不多，和参加过“非典”的医务人员比例相比，要低，这主要是媒体行业的流动性肯定会大于医务人员。



看到一篇记者在武汉过30岁生日的报道，反推一下，17年前，他才刚刚上中学，对“非典”肯定还是有深刻的印象，他写出的报道也很精彩。这次也有曾参加过“非典”的（少数）记者或报社领导前往武汉，但是数量不太多。17年前，参加过那次报道的记者在后来陆续当上报社领导或者转型去了其它岗位，按照年龄推算，当年比较年轻的，他们已过中年，有一些记者甚至离开了新闻行业，转型或创业。有些年纪大的，17年后可能已退休了。







新媒体时代，记者并不少，年轻有为的记者在迅速成长，形式也更多，但是类似这类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采访，如果有相关经验肯定会更好一些。如果经历过“非典”，在观察角度上可能更有纵深感，就如同参加过抗“非典”的医生，经验上可能更为丰富一些。



记者的工作每天“清零”，即使年轻的记者也可以迅速熟悉某些方面的知识，写出专业的报道。不过，无论是当年的都市报或今天的机关报、全媒体，跑医卫口的记者还是相对固定，有一定的专业色彩。跑过新闻采访的记者有时都会感觉有一些“术语崇拜”，如果久未接触，我们可能不会立马明白医护人员对某些症状的简称，而经常跑的记者，还是会占一些优势。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一些专业人士，都发出了不少“追问”，10万+的网络文章也不少。但是，很多受众还是觉得不够过瘾，他们希望看到更纵深的分析，媒体提供了一些，但供不应求。



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比喻，就是说记者是社会发展大潮中航船的观察者，他们是站在船头的。在10年前都市报还比较兴盛的时代，《羊城晚报》报道过钟南山院士对“非典”重来的担忧（他的原话是，类似非典病毒还存在）。

有个同行给我说，当年的都市报时代，好像报道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比方说注水肉，食品问题，哪里有一些不良文明行为，乱穿马路引发险情等。今天在疫情中来看，这不正是一种“防疫”手段么？聪明的领导一定知道，媒体开设“曝光台”是自己管理城市的好帮手。



都市报兴盛的时代，人们都在感叹，哪里的民生问题，关乎衣食住行的，好像都是媒体先捅出来，才获得了社会的关注，再引起了主管部门的查处。



当年都市媒体的记者喜欢打街，喜欢走近老百姓身边去找一些报道题材，甚至联络了一些不同行业的“线人”，才更能获得大篇幅、深度的机会。似乎这次华南海鲜市场的暂停，也有媒体记者前往追踪报道的因素。



和医生一样，记者也被看成有些“免疫”功能的。高明的领导知道，要完善一个区域的治理，“吹哨人”还是要有的，他可能是医生，也可能是记者。



在现行政府治理框架之下，能够打通有些壁垒的，还非记者莫属。有些领导不喜欢记者报道一些小问题，当然就可能滋生大问题，所以，在这个自媒体数量暴涨的时代，专业媒体的责任与担当还是不可少的。专业记者更能理性发声，有效改进工作。所以高层领导有“善用新闻媒介监督”的指示。



要提高治理能力，可以让记者有更畅通的言路。比如内参，就是高层领导倾听基层真实声音的一个通道，这个言路畅通了，管理中的盲点也会少很多。



有些部门认为媒体记者会“抹黑”影响形象。殊不知，“抹黑”是因为自己的工作有不足，因为记者有真实性的专业要求，媒体不可能无中生有。







媒体融合，“四力”在提升，社会发展也需要更多主流优质的报道。年轻的记者在迅速成长，挑大梁，这是好事情。



过去几年中，有不少媒体单位的骨干在转行。这里面有一个成长路径的问题，因为记者成长空间相对比较单一，再加上新媒体浪潮下的待遇问题，市场化的都市类纸媒关停，使不少单位的中年普通记者去职。



记者不像医生，医生和教师，经验越丰富越值钱。而记者如果不蓄积专业优势，可能跑不过年轻记者。再加上过去五到十年间的媒体大变局自然造成的人员变化，有些人才短板还是需要弥补的，也才能更好地发挥记者职能和新闻媒体社会公器职责。



这也是为何此次抗疫中，参加过抗“非典”的医生不少，有抗“非典”报道经历记者相对不那么多的一个原因。



抗疫仍在继续，希望能有更多更好的新闻报道来提振大家的精气神。



来源：名城记

作者：城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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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冯梦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