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评案例集锦

刘海明

【案例】

四条新闻，全翻车了...

来源：孙要良教授讲哲学（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13KoySnF5xCI1SPav8bqbA

编辑：张席睿

刘海明

【案例】

“勿忘人民！”——穆青

如果媒体连基本的大感冒病毒预警都做不到，下再多的基层也只能是装装门面的自娱自乐。如果媒体忘了人民，必然背离党的宗旨，就是去他妈的主流。

媒体教育者亦然。

来源：微信分享

编辑：杨泓艳

刘海明

【案例】

面对新闻失实，莆田台需要道歉而不是说明

一个朴素的事实是，一位祖籍黑龙江、在福建工作生活的人，是绝不能被媒体称作“黑龙江游客”的。

近日，莆田广播电视台记者采访一位“黑龙江游客来莆田过年”，但该游客口音却疑似为福建话，引发网络热议。2月23日，莆田台发布情况说明，称该游客爷爷为黑龙江鹤岗人，自己长期工作生活在福建平潭。

点击链接查看原视频：https://mp.weixin.qq.com/s/kztoqGF695-HLe_iy3nqUg

探寻这个低级新闻乌龙的来源，原因显而易见。在莆田当地这场重要的活动中，记者需要寻找一位游客代表接受采访，只不过最终呈现的效果令人瞠目结舌。

从新闻实务角度来看，将本地人当作游客采访，新闻五要素中的“who”已完全错误，这是一条条彻彻底底的假新闻。

面对这个显而易见的错误，从记者、编辑、初审到三审发布，莆田广播电视台的新闻生产流程出现了严重疏漏，最终发酵为一场全国性舆情。

莆田台避重就轻发布“情况说明”，将“黑龙江游客”的差错轻描淡写归咎于“采访不细致”，这是对新闻真实性、主流媒体公信力的亵渎。

其实，公众需要的不是莆田台解释，而是对失实报道的道歉，以及对新闻生产流程的反思。

来源：观媒新视界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kztoqGF695-HLe_iy3nqUg

编辑：何璇祺

刘海明

【案例】

黑龙江游客却是福建口音？莆田广电的回应其实可以这样写

2月21日，莆田广播电视台发布了一条视频《黑龙江游客吴正中：莆田让我感到很温馨》，称吴先生是专程从黑龙江赴莆田过大年的游客。但网友发现，吴先生的口音带有明显福建方言特征（如将“飞机”说成“灰机”），对其“东北人”的身份表示质疑。

2月23日，莆田广播电视台对此发布情况说明：正月初四是莆田传统“过大年做大岁”的日子。当晚，莆田广播电视台派出多路记者到各酒店，随机采访多位游客，并引用游客吴先生讲述内容发布相关视频。

关于网友对游客吴先生口音有所质疑的问题，经联系了解相关情况，吴先生的爷爷为黑龙江鹤岗人，他本人长期工作生活在福建平潭，此次从网络上了解到莆田开展“全到莆田过大年”的活动，带着家人一起来莆田过年。

莆田广播电视台表示，感谢网友们对其作品的关注，今后在采访中将更加认真充分了解采访对象身份信息，并在报道中予以更加细致的说明。

我们知道，在朴素的大众惯性认知逻辑里，游客一般是指常年居住在其他地方，临时因为节日、假期而来到当地走走看看、游玩散心的特定群体，而上面这位吴先生明显不符合大众对于“游客”的界定标准，这才是事件被针对性质疑的最根本原因，也是莆田广电作为引燃舆情的涉事主体最需要顾及的基本事实。
也就是说，无论这位吴先生是黑龙江籍，还是其爷爷是黑龙江籍，都不应该在具有权威媒体属性的平台上被冠以“黑龙江游客”的醒目字眼，审查不准、审核不严的责任肯定是有的。那么，既然已经发生了这样的错误，作为后续“止损”的处置工作，就应该以诚恳致歉、下不为例的总体基调针对性展开。但令人遗憾的是，莆田广电这篇回应却丝毫未见“致歉”“改正”这些极为重要的态度字眼，这其实是舆情应对的工作大忌。
这篇，简要讲讲，以供圈内读者参考。
一是回应时机有待商榷。与网上一些观点可能会有所不同，我始终认为是否需要回应，要综合评估事件本身、网上热度、话题烈度等几个关键性指标，而不是“一有动静，就发回应”这样的简单逻辑。以此事为例，在话题热榜没有出现、未见明显跨平台传播苗头的情况下，未必首选公开回应，毕竟回应本身自带“逆向传播”，即本来事情关注度并不大，一回应反而把事情搞大了。
二是回应基调存在偏差。需要注意的是，广电之所以具有权威属性，被称为权威媒体平台，是因为负有对采访人员身份的核实责任、对采访内容的审核责任及对所释放信号的把关责任。以此事件为例，无论怎么讲，莆田广电对这位游客未尽审核责任，是可以确认的清晰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所发布的公开回应就应当遵循“致歉”原则，释放出明确的诚恳致歉、今后改正工作信号，而不是上面这篇给人以“责任不在我，而在游客和网民”观感的说明回应。
三是回应内容出现错位。在“见仁见智”的客观因素作用下，只一味进行原因解释，不仅不容易平息事件风波，反而还会陷入“对错争论”的话题陷阱，无形当中徒增对峙对抗。纵观莆田广电的这份回应，其辩解内容占比太大，却对问题剖析、后续改正等更为重要的内容“一笔带过”，这很容易加剧舆论抵触心理。也就是说，在应对自己的确存在问题的舆论危机时，一般除了事件陈述外，还要加上责任剖析和后续改正内容陈述，以释放“诚恳致歉”的“止损”信号。
最后，以上面这份回应为蓝本，做一个人理解层面上的内容修改，仅代表个人观点，以供圈内读者参考。

致歉信

为录好莆田传统“过大年做大岁”系列栏目，我台记者陆续到对住店客人提供“免费年夜饭”服务的市内酒店，随机采访了多位外来游客，并引用游客讲述内容发布系列宣传视频。其中，《黑龙江游客吴正中：莆田让我感到很温馨》视频因我们的审核不严谨而发生了针对游客身份的标注错误。对此，我们诚恳致歉，并将以此为深刻教训，在今后的采访工作中再细致一点、再仔细一些，以更高的标准做好新闻栏目。
感谢广大网友对本台作品的关注，再次祝大家身体健康、新春快乐。

莆田广播电视台
2026年2月23日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墩墩舆情课工作室”，部分内容综合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报”

来源：传媒茶话会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UOfNw5gXp-upDVAJ9M6h4w

编辑：何璇祺

刘海明

【案例】

先打擦边球再出声明？一开始就欠绷紧一根弦

来源丨编采圈公众号  

作者丨虞洪波（每日商报）

3月3日深夜，一条《柳州女子出轨同事感染HIV？官方辟谣》的新媒体新闻在网络上出现，这是一个因转发而引发的舆情事件。

在互联网传播时代，这类带一点“颜色”、能引起受众神经高度兴奋的事件，是部分媒体特别是自媒体津津乐“转”的。对“感染HIV”这类事情，从一开始就不能只抱着报道一个新闻或借机扩大新媒体影响力的想法，而是应保持高度的警觉性，免得事情扩散了、社会影响太大了才来收场。

一、信源方不可打擦边球，官方账号更应严守内容边界

看到这篇新媒体报道后，我特意找了信源方（信息的原始出处）龙城防艾微信公众号，发现1月14日的原文已经不存在，但是，删除不等于完全消失。

从看到、搜索到的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京彩生活荟三个微信公众号的报道看，当事方柳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自己也承认原推文的标题是：出轨同事后，她不明白为何只发生了几次无套行为就感染上HIV

这和中国新闻周刊、京彩生活荟两家在报道中呈现的原文截图完全一致。

虽然柳州疾控中心的声明中有一句“已在文章末尾标注案例并非特指本地发生的实际事件”，但是，这有用吗？能足以起到“不要误传”的提示作用吗？起不到。

出于多种考虑，目前大家见到的新媒体新闻标题，有意无意地省略事发地、当事人的背景是普遍做法，一方面可能出于简洁的考略，另一方面不排除有意为之、放大某个要素吸引眼球的考量。

以此事为例，信源方在原始报道的标题中就“省略”了地点，部分转发或加工的新媒体（含自媒体）就借机推波助澜了。

如果报道的不是特别敏感的事件，仅仅为博取关注、让受众图个乐呵，问题也不是太大，但是，在事关一个地方的名声时，省略关键要素的做法就值得商榷了，因为会成为一个网络舆情事件。

二、转发、加工方不可推波助澜，流量冲动不能逾越审慎原则

受限于人员配置或运营策略，不少新媒体账号难以持续产出高质量的本地原创内容，而部分平台对发稿量又有考核要求。于是，转发外地新闻就成了不少账号采用的填充方式。

新媒体出于流量的考虑，对“带点颜色”的外地新闻更是乐于传播，有的为了受众愿意阅读、突出传播效果，还运用了图表、视频等融合新闻的形式。

这时候，小编考虑的可能只是爽快、“成就感”，对事发地等新闻基本要素往往是视而不见的。反正大家都在这么操作，反正不是本地的，影响不了本地的声誉，审慎原则就丢到了脑后，即使最后发现信息有误，大不了转发事发地（当事方）的声明，并删除前一条推送。

但是，新媒体尤其是官方新媒体毕竟不是吃瓜群众，传播、转发时有核实的义务，对敏感事件尤其如此。

辟谣声明转发得多了，受众免不了产生疑问：是当初没有核实还是有意为之？久而久之，媒体的公信力就大打折扣了。


来源：编采圈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VWkf2xfC-ck3P4Ti5m53rg
编辑：王昕越

刘海明

【案例】

那个从不写舆论监督的记者，最后当上了社长

那个从不写舆论监督的记者，最后当上了社长

    文/南方传媒书院

  2026年3月的一个下午，老张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夕阳发呆。

  他今年54岁，是一家地市级党报的社长。办公室很大，红木家具，墙上挂着和省市领导的合影。秘书刚给他泡的茶，还冒着热气。

  但他突然想起36年前，自己刚入行时的那个下午。

   那时候，他在采访一线，跑的是社会新闻。第一篇稿子写的是一个农村女孩被拐卖的案子。他跑了三趟村里，找到女孩的父母，采访了邻居，写了三千多字的深度报道。

  稿子发出来的第二天，女孩被解救回来了。

那天晚上，他激动得睡不着觉。他觉得自己选对了行。

  那是1990年。他还不知道，这条路会越走越窄。

   二

  转折发生在1995年。

  当时他写了一篇关于某县化工厂污染的舆论监督报道。稿子见报第三天，县委书记打电话给报社总编，说“这个记者不懂大局”。总编把他叫到办公室，语气很温和：

  “小张啊，舆论监督是需要的，但要讲究方式方法。咱们是党报，要多做正面宣传，少给领导添堵。”

  那篇稿子之后，他再也没有写过舆论监督。

  后来他发现，身边那些写舆论监督的同事，要么被调到了闲职，要么干脆离职了。而那几个专门跑时政、跟领导的记者，一个个都提拔了。

  他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行当，跟对人比写对稿子重要。

   三

  2003年，老张被调到时政部。

  他开始跟着市领导跑。领导开会，他写稿；领导下乡，他跟车；领导讲话，他整理。稿子越写越顺，和领导的关系也越来越近。   

“那时候我一年写300多篇稿子，80%是领导活动。有时候一天要跟三场会，稿子写到最后都分不清谁说了什么。”他说。

有一次，某个县出了矿难，死了7个人。他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拍了照片，采访了家属。但稿子发出来的时候，只剩下一句话：“有关部门已迅速处置，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中。”

  他删掉了那些采访本上的内容。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车里，抽了半包烟。

  他想起了那个被解救的女孩。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

2005年，他因为一篇“深度报道”——其实是某个县的政绩综述——得了省新闻奖。评语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导向正确、宣传有力。”

那年他升了主任。

  四

  2015年，老张当上了副总编。

  他开始带年轻记者。有个刚毕业的小伙子，想写一篇关于某镇征地补偿问题的调查。老张把他叫到办公室：

“小刘啊，这种稿子写了也发不出来，还容易得罪人。不如多跑跑时政，跟领导搞好关系，将来有前途。”

  小伙子听了他的话，转去跑时政。

  后来，那个小伙子成了他的办公室主任。

  五

  2020年，老张当上了社长。

   上任第一件事，是调整采编方向。他在编前会上说：“咱们是党报，核心任务是服务大局。舆论监督可以搞，但要‘帮忙不添乱’。多报喜、少报忧，多发正面典型，少碰敏感问题。”

  有人私下说，老张变了。

  但老张不这么想。他觉得，自己只是学会了“规矩”。

  那年年底，报社评上了省级文明单位。市领导批示：“党报工作得力，应予表扬。”

  老张把那行批示复印了一份，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

六

  2026年3月的这个下午，秘书送来一份内部材料。

  是关于某个县的土地纠纷。材料里说，农民已经上访了三年，问题还没解决。有人在村里拍了视频，发到了网上。

  老张翻了翻，合上文件夹。

“转发给相关部门核实一下，”他说，“等他们出通稿再说。”

  秘书点点头，退了出去。

  窗外，夕阳快落下去了。老张看着那团红色，忽然又想起1989年的那个下午。

   那个女孩被解救回来的时候，也是傍晚。夕阳照在她脸上，她笑了。

  七

  报社门口的宣传栏里，贴着一张海报：

  “2026年度优秀新闻工作者评选——欢迎推荐身边的好记者。”

  老张每天从那里经过，从来没有停下来看过。

  他太忙了。要接待领导，要开会，要审稿，要签字。

   他不知道的是，宣传栏的角落里，有人用马克笔写了一行小字，很快又被擦掉了。

   那行字写的是：“那个从不写舆论监督的记者，最后当上了社长。”

（传媒智库—南方传媒书院创始人陈安庆）


来源：南传研究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PirjNwIsXTLYiN2zlrKAlQ
编辑：王昕越

刘海明

【案例】

上会记者现在不扛摄像机啦？

近日，湖南红网新媒体集团记者刘玉先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式时，注意到同行使用的设备变化。他向“我在现场”栏目投稿，分享见闻与感受。
我在现场丨上会记者现在不扛摄像机啦？

本文作者：刘玉先

（点击链接可查看视频：https://mp.weixin.qq.com/s/8a7xp1vH1Bbrt-xqivnDXw）

3月5日清晨，北京的天空飘起细密春雨，我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开幕式。作为一名跑了十多年的时政记者，这条路我再熟悉不过。但今年，入场前一个细节让我停下了脚步。

同行们的“行头”，悄然变了。

往年这个时候，大家都是扛着摄像机、单反等“重型武器”气喘吁吁地涌入一楼大厅，抢占点位后四处寻找采访对象。而今年，不少人肩上的负担轻了，手里的设备也变小了。

身旁的一位新媒体同行，正拿着巴掌大的大疆Osmo Pocket 3录制Vlog报道。

他笑着说：“刘老师，现在这叫‘一机走天下’，轻装上阵才能跑得更快。”

我点点头。往年为了抢位置、找角度，设备掉落、被摄像机撞头的事时有发生。笨重的设备占据了空间，能站下的记者和采访对象十分有限。很多时候，我们只能放弃某个采访，或等别人采完再约——既耽误对方时间，也拖慢自己效率。

如今，随着技术进步，采访设备轻量化、智能化、国产化——单反、摄像机少了，大疆、手机成为主力。

十点半左右，代表尚未出场，同行们已在一楼大厅自发围成圈，准备“抢人”。不同的是，设备不再扎堆朝同一个方向：有人举手机，有人拿大疆，有人把运动相机别在胸前，全程解放双手。

我和同事廖洁不约而同掏出手机，记录下这一幕。

拍摄结束，我们第一时间回传素材。后方同事梁丽芳、任峰磊迅速用红网自研媒体垂类大模型剪辑分发。截至3月6日12时，视频播放量超1200万，点赞过6万，分享逾4万，登上快手热榜——“两会记者设备轻量化智能化”。

“一台手机就能干活。”同事们感慨，“拍摄、剪辑、录音、直播、传播，全搞定”“这就是传媒领域最好的新质生产力”……

这些小巧设备，已拥有满足各行各业需求的“大能量”。这不只是设备更迭，更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中生产方式的“进化”。

两会是世界观察中国的窗口。透过它，我们不仅记录中国发展故事，也亲身演绎着媒体融合创新的生动实践。

从“长枪短炮”到“一机走天下”，变的是工具，不变的是记录时代的初心；从“重装出击”到“轻骑兵突进”，变的是形态，不变的是追寻新闻的激情。

下一个采访点，我已轻装上阵，准备好随时出发。

来源：中国记协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8a7xp1vH1Bbrt-xqivnDXw
编辑：王昕越

刘海明

【案例】

外交部副部长苗得雨吊唁哈梅内伊

来源：微信分享

编辑：王昕越

刘海明

【案例】

记者跑两会:新闻没出几条，却把自己搞成新闻

来源：微信分享

编辑：王昕越

刘海明

关于舆论引导，李学梅委员直言困境和挑战

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新闻出版界

界别小组会上的发言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日报社副总编辑李学梅

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既是“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的部署和要求，也是当下主流媒体自身转型发展的迫切需要。这些年，主流媒体经历了传播领域的巨变——传播介质从传统的报纸端、电视端走向了移动端，传播方式从单向发布走向多元互动，传播格局从过去的中心化分发，演变为今天“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去中心化传播。

面对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变化带来的巨大冲击，主流媒体要在海量的传播主体和信息洪流中杀出重围，变得越来越吃力。但我们也深刻地体会到，“去中心化”不是“去价值化”，“渠道多元”更不是“导向多元”。恰恰相反，在今天这个舆论场日益分化、圈层化愈发明显的时代，主流价值观的引领变得更加重要。无论技术怎么迭代、渠道怎么变迁，主流舆论所承载的主流价值观、弘扬社会正气的使命，始终没有变，也不能变。只不过，过去是“我讲你听”，现在需要“同频共振”；过去追求覆盖大众，现在要努力破圈。

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想结合工作实际，谈谈主流媒体舆论引导面临的现实困境和挑战。

李学梅在发言中。

一是算法偏好导致主流内容陷入传播弱势。正面宣传为主，是主流媒体要坚持的基本原则。但在实际工作中，主流媒体生产的重大主题报道、政策解读、典型宣传这些承载主流价值的“硬核”内容，在平台的流量算法面前往往处于劣势。算法看的是点击率、完播率、互动量，我们的严肃内容，不像娱乐八卦那样有噱头，用户停留时间短，算法就判定它“不受欢迎”，不断减少推送权重，最后形成了“受众看不到→传播效果差→平台更少推”的负反馈循环。很多时候，主流媒体花了很大力气做的深度报道，浏览量可能还不如一个博主做的搞笑段子。

二是热点事件主流媒体常常错失舆论引导的黄金期。网络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很多新闻事件一发生，网络上很快有图有视频。尽管如今人人都能发布信息，但当突发事件、热点话题进入大众视野，公众还是希望能从主流媒体上得到求证。但在实际工作中，主流媒体在热点事件面前却常常“失声”。这里的情况很复杂，既有主流媒体内部缺乏常态化热点研判和快速响应机制的情况，也有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束缚住了主流媒体手脚，这显然难以满足受众对于热点事件的信息需求。于是，公众会上自媒体去找答案。那些从主流媒体上消失的“新闻”，就这样在网上“茁壮成长”。而且越是模棱两可的传言，越能博眼球。

在群众关心的热点事件面前，主流媒体如果不发声就谈不上引导；如果没有新闻调查只是转发官方发布，引导效果也不会理想。长此以往，将有损政府和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公信力。

三是新闻舆论监督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习近平总书记说：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当前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报道举步维艰，诸多外部阻碍严重制约其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部分干部存在严重的“舆情洁癖”，将舆论监督等同于“负面曝光”，不愿正视工作中的问题与不足，对主流媒体正常的舆论监督持抵触、排斥态度，认为是“挑刺”或是“添乱”。有的甚至人为设置监督障碍，干预记者的正常采访报道，极个别的还殴打记者，抢夺采访器材，用“删、封、堵”等行政手段压制监督声音，结果往往导致“次生舆情”。

四是一些自媒体故意污名化主流媒体。如今，“碰瓷主流媒体”成了一些自媒体蹭流量的赛道。主流媒体出于公心发声，只要观点和部分网民的认知不一样，马上就会被围攻和抹黑。有的大V、MCN公司钻平台规则空子，恶意解读带节奏，甚至悬赏、煽动网友攻击党媒，或网暴、开盒党媒记者。个别人还利用AI技术伪造主流媒体的页面，造谣中伤党媒。

这里提几点建议：

一是完善算法规制，为主流内容设价值加权。建议推动平台调整算法推荐机制，引入价值权重。对主流媒体发布的权威信息、政策解读、正面宣传，在算法里设置合理的加权，提高推荐优先级，不能让流量成为唯一的指挥棒。同时，结合全媒体传播效果评价体系，把主流内容的传播效果纳入平台的考核，引导平台真正把资源向正能量内容倾斜，让正能量既能产生，也能拥有大流量。

二是热点事件让主流媒体参与调查，主动发声引导。给予主流媒体充分的信任，让主流媒体早期加入热点事件的采访调查中来，持续在场和主动发声。只有直面问题，在热点事件中不缺位，才能赢得公信力。有公信力的媒体才有人看，才谈得上传播效果和舆论引导的有效性。同时建议平台建立应急传播资源调配规则，在热点新闻的真空期，主动降低非理性、煽动性内容的传播权重，当主流媒体发布调查报道或辟谣内容时，平台给予置顶、加推等资源支持，让权威声音跑赢谣言。

三是加强舆论监督，实施“媒介素养提升工程”。面对舆论监督，一些干部的抵触心理和对抗行为，归根到底是政绩观出现了偏差，建议将如何对待群众正常的批评意见、如何看待主流媒体的建设性舆论监督纳入相关教育和培训，提升干部的媒体素养和法治思想。同时，将媒介素养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特别是针对青少年、老年人等重点群体开展宣传教育，普及信息甄别、谣言辨别、合法用网等知识，引导群众理性看待热点、科学辨别信息，自觉抵制虚假信息和网络谣言。

四是保护主流媒体，对恶意抹黑行为快速从严处置。党媒姓党，为党发声。建议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对恶意抹黑、造谣攻击主流媒体的行为快速、从严处置，不能让碰瓷主流媒体成为蹭流量的赛道。同时，建立主流媒体维权的绿色通道，当党媒遇到造谣、网暴时，平台要协助媒体固定证据，让那些恶意造谣的人付出代价，让主流媒体更敢于发声、有效发声。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2wzBBiB2sUFi_81FLuWE5g

编辑：马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