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评案例集锦

刘海明

【案例】

上海媒体交了一张白纸

来源：微信分享

编辑：张家乐

刘海明

【案例】

考考大家新闻六要素是什么

来源：微信分享

编辑：张家乐

刘海明

【案例】

媒体别滥用AI了

从写稿到制图，从推荐到播报，AI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媒体行业。

但新闻评论区有一种读者声音值得倾听：“一看封面AI，就没有想点开的欲望”“不喜欢这种AI生成的海报，没有创意也没有情感”。

公众为什么开始“AI逆反”？当媒体言必谈AI，技术滥用问题就值得从业者警惕了……

01

AI无处不在

当技术成为噱头，内容行业正在经历一场“AI饱和”：打开任何新闻或资讯平台，AI的痕迹无处不在。

在内容写作上，AI写作助手能在几分钟内生成一篇结构完整的新闻报道，但这些文章语言模板化、缺乏深度分析，更像是一份扩写的提纲。

视觉设计领域，AI 的 “同质化” 问题更明显。以前，每家媒体都有自己的视觉风格：有的偏爱温暖的手绘风，有的擅长简洁的科技风，有的则注重地域文化元素的融入。但现在，AI绘图工具批量生产出风格雷同的视觉作品。那些似曾相识的渐变色彩、标准化构图、缺乏个性的元素搭配，让不同媒体的视觉辨识度正在消失。

更令人担忧的是视频内容。一些媒体为了抢时效，用AI把素材快剪成视频，AI配乐、AI解说，结果画面跳转毫无逻辑：该突出的重点画面一闪而过，无关的片段却占了大半时长。更尴尬的是，AI识别字幕时还会出错，这些低级错误不仅影响观看体验，更让媒体的专业性大打折扣。

02

读者“AI逆反”

媒体对于AI的“重用”，读者似乎并不买账。新闻评论区里对于媒体AI化的吐槽不绝于耳。

这种“逆反”并非否定技术本身，而是对同质化、低质化内容的自然排斥：当读者每天面对大量AI生成的内容轰炸，新鲜感迅速消退，留下的只有审美疲劳和对于新闻真实性的质疑。表面看这是对技术应用的不满，深层看，却是对媒体 “丢了初心” 的失望。

有一段时间，媒体为了宣传 “AI 赋能”，争相推出虚拟主播，但主播往往既没有地域特色，也没有独特人设，播报新闻时语气平淡，连基本的情绪起伏都没有，成了单纯“炫技”，很难让读者买账。

（相关阅读：播音员可以下岗了？）

而为了节省人力成本，有媒体开始让AI包揽大量工作环节，却省略了人工审核和创意打磨。AI本应是辅助人类的工具，却被当成了 “万能药”，最终只会让内容失去灵魂。

除此以外，有些媒体明明用 AI 生成了内容，却试图包装成 “原创”作品。这一点，今年3月发布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以下简称《标识办法》）中，已经要求所有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合成的文本、图片、音频、视频、虚拟场景等信息，都必须依法添加相应的身份标识。

该《标识办法》于9月1日起正式施行，从此AI生成内容告别“隐身”状态，必须添加“水印”，以亮明身份。

（相关阅读：媒体人注意！这些内容必须加“水印”）

说到底，读者的 “AI 逆反”，板子不能打在读者身上，滥用技术的 “短视”功利心，才是让技术偏离服务初衷的根源所在。

03

如何负责任地使用AI？

面对这些问题，媒体行业需要重新思考如何负责任地使用AI。

首先AI应当从“替代者”转变为“赋能者”。明确工具属性，将其用于人类不擅长的领域（如数据梳理、效率提升等），而策划、审美、价值判断和情感连接等核心环节交还给人。

同时，做到透明度与质量把控并重。落实在适当位置标注“AI辅助生成”，用坦诚换取信任，并建立“AI生成-人工优化”的流程。

AI的使用从来不是衡量媒体先进与否的标准，跳出 “技术崇拜”，理性看待AI的工具属性，才能避开 “滥用陷阱”，重新赢得受众认可。

来源：编采圈（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qe_GalNZqdAR9LkLTwOGIg

编辑：张席睿

刘海明

【案例】

电视台报道水稻亩产万斤？这是在2025年……

2025年9月22日，某电视台《生财有道》栏目播出吉林舒兰大米专题节目，其中有一段记者采访当地水稻种植户，问他家里50亩水稻今年产量能达到多少，种植户回答说最低是七十五万斤。

非专业人士乍一听到这个数字可能没概念，就感觉好像还挺多的，但作为曾经的农业记者，我一听这个产量就炸毛了：
50亩，75万斤，平均每亩产量1.5万斤！
好家伙，你这2025年的产量比1958年还要高啊！亩产一千多斤的水稻，愣是被你给翻了10倍……
在观众指出这个问题后，电视台已经在节目播出3天后对官网发布的版本作出修改，剪掉了这两句关于亩产的对话。

不过我有原始视频，没有冤枉他们就是了。当然，对这段采访本身没有必要上纲上线，它和1958年的水稻亩产万斤还是有本质差别的，属于是“宣传工作中的技术失误”，而非恶意浮夸。

之所以判断2025年这段采访没有恶意浮夸，是因为后续讲到预计收入的时候，种植户大哥回答的是最低15万元，也就是每亩收入3000元，这个数据是相对靠谱贴近现实的。
由此推算，当地水稻亩产1500斤，50亩总产量预计7.5万斤，收购价2元一斤，总收入15万元，这才是可能的真相。还有一种可能是，记者的脚本原来写的是50垧地（750亩），被读错成50亩，而种植户还是按照原来的脚本回答75万斤，于是就乌龙了。每亩产量1000斤，净利润（而非收入）200元，这也是贴合实际的。
一名朴实的水稻种植户，面对中央媒体的镜头时精神紧张，语气亢奋，脑子一下转不过来说错了话，是很常见的现象。我以前和电视媒体一起参加活动的时候见过不少，十几秒的镜头要重拍五六遍才能过。
以前作为文字记者，一直不爱跟电视媒体一起采访。这帮人都是直勾勾的诱导性提问，经常对要采访的事情一点基础了解都没有，问的都是特别肤浅的问题，还要优先安排采访拍摄，像极了那些“干啥啥不行，出风头第一名”的同事。
所以这个事情的重点在于现场采访的记者业务素质比较低，缺乏关于水稻的基本常识，对数字不敏感，所以采访的时候没有察觉到不对劲，负责剪辑制作与审片的编导也是敷衍了事，没有发现这么离谱的问题，最终让这个错误留在了节目里。
不过，这样的错误本身其实是有必然性的：
第一，电视台现在营收压力特别大，广告收入腰斩再腰斩，人才流失也很严重，包括地位高高在上的那几家电视台，情况也没有好到哪去。现在很多电视台都默许员工在外面干私活儿赚外快，不然队伍真要散了……
还在干活儿的这些人，要么业务能力一般，要么做节目态度敷衍了事，更多的情况是能力不行态度也不行，出点错误是常有的事，大家也没那么在意了。只是水稻亩产万斤这种错误过于离谱，才有点讨论的价值。
第二，这期节目其实是电视台借着农民丰收节（今年是9月23日）的由头，从吉林舒兰市拿了一笔宣传经费制作的专题节目，目标是宣传舒兰大米品质高，产业发展好。大概率，从采访对象安排到提问回答的脚本都是当地准备好的，电视台派几个人去露脸走个过场而已。所以，对节目内容审核不仔细也就并不意外了。
第三，不只是这一期节目，而是整个这一类电视节目从来都不以“调查报道真实情况”为准则，而是以“寻找素材支撑宣传主题”为准则，对信息的真实性严谨性并不在意。
水稻亩产万斤这样的浮夸不至于，但各种夸大职业收入、美化底层生活的操作可以算是常规了，还有很多是拿营收当净利润宣传。
什么东北县城女孩卖鸵鸟年入百万，靠摆摊卖螺蛳粉老板月入8万，985毕业生男子捡垃圾8年实现财富自由……这些离谱新闻，大部分都是电视台（以及附属融媒体账号）搞出来的。
就很没意思……
这些电视台的存在现在就非常尴尬，新闻报道的价值体现不出来，党政宣传的价值其实也体现不出来，就单纯是为了维系电视台本身的存在而消耗各级政府的财政经费，时不时还要捅出几个娄子来。
估计撑不了多久啦。

来源：建设性意见（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R8-rpHbyfw_GKLv-A7inQ

编辑：张席睿

刘海明

【案例】

宗馥莉辞职报道，多家媒体法律概念闹乌龙

来源：微信分享
编辑：何璇祺

刘海明

【案例】

银行菁英计划背后的实习中介乱象

来源：微信分享

编辑：何璇祺

刘海明

【案例】

真正的危险不是AI取代记者，而是记者活成了AI的模样

[url=]长江朱建华[/url]

2025年10月12日

近日，“智能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学术论坛在武汉体育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举行。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智能传播与社会治理的前沿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高级编辑、湖北产业教授陈力峰谈到，AI时代新闻生产的主体始终是人，而非工具。

他表示，完全由AI生成的内容不具备新闻作品的核心要素，因其缺乏新闻从业者的原创劳动、价值判断与责任担当，无法承担法律责任与公信力。

陈力峰引用业界实践，分析路透社、《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均将AI定位为需经人类严格审核的辅助工具，而非独立创作者。

面对AI技术浪潮，陈力峰提出业界、学界与平台企业三方协同的培养路径：业界需通过组织变革释放全媒体生产力；学界应优化课程设置，平衡理论与技能，培养精通多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平台企业则应共建开放生态，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他表示，真正的危险不是AI取代记者，而是记者活成了AI的模样，呼吁坚守新闻的核心价值与人的主体地位，捍卫公众信任与文化传承的社会使命。

​

来源：长江朱建华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cg3OiRrmvPYlHnKZ5flqKQ

编辑：梅镕缨

刘海明

【案例】

消息呼？通讯呼？——对一篇获奖新闻的评析

来源：微信分享

编辑：张家乐

刘海明

【案例】

“抢发”名人去世新闻，媒体会失去什么？

文 | 王可（新京报传媒研究院）

10月18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与世长辞。然而，一场关于他“被去世”的新闻闹剧，却在前一日已提前上演。媒体四处“核实”，机构接连辟谣，网络空间弥漫着真假难辨的信息。直到官方消息最终落地，这场“死亡抢跑”才算收场。

01

屡次“被去世”

早在2021年，就已经发生过一次杨振宁“被去世”的谣言传播事件。

某大V在微博发布了“知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去世”的消息，在网络热传。事后消息被多方辟谣。该大V知道自己闯祸之后，先是发消息称，“杨振宁先生那条消息不确定。” 此后，该大V发布了一则“道歉启事”表示“自罚停博至少三个月。”

△点击图片查看新京报相关报道

时隔四年，在杨振宁先生逝世消息18日正式公布前，已有媒体启动了“抢跑”流程，这些抢发的报道，在内容上具有高度相似性。

可以说，除了最终的“死讯”尚未得到官方盖棺定论之外，其余的“悼念”内容均已准备就绪。这类报道往往采用“网传”、“据悉”、“多方消息称”等模糊信源作为开头，为其“抢跑”行为预留退路。

但一个关键且令人困惑的问题是：为何许多媒体在已经从西湖大学、施一公、潘建伟等相对权威的信源处获得辟谣消息后，仍然选择发布或变相发布不实消息？

首先，对于“抢跑”媒体而言，“核实”这个动作本身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为了确认事实，而是变成了一个必须履行的流程——只要我走了核实这个过场，无论结果如何，我都获得了发稿的“通行证”。甚至有业内人士道出了一种扭曲的心态：“真去世，是新闻；没去世，‘被去世’本身也是新闻。” 后者同样能带来可观的流量。

其次，媒体为重要人物预制的悼念专题，投入了相当的采编、策划资源。当所有准备就绪，只差“临门一脚”时，放弃发布意味着前期投入的浪费。在这种心态驱使下，即使消息存疑，也倾向于“赌一把”。

02

错误重复上演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未死先悼”的操作并非孤例。从袁隆平院士到文学巨匠金庸，几乎每一位重量级名人的离去，都伴随着媒体仓促的“抢跑”脚步声。

2021年5月22日，袁隆平院士去世前几个小时，“袁隆平同志逝世”的消息突然出现在网络。不少媒体跟进报道，在各种平台传播。噩耗突如其来又铺天盖地，不明真相的网友也被误导，迅速开启悼念模式，相关话题也直接冲上了微博热搜。

随后，有媒体联系了袁隆平院士的秘书，得到了最新的辟谣消息，刚刚还在发布悼念稿件的媒体紧跟着辟谣。一时间读者已难辨真假，媒体评论区的读者反馈也恶评不断。

在“被去世”的名人当中，金庸先生可以算是相当“资深”。20多年间数次“被去世”，每一次都内容详实，可以看出，媒体对于某些年事已高、且公众关注度极高的名人，存在一种“预判性”的报道冲动，仿佛他们的去世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一个迟早要发生的、必须被“捕捉”到的新闻热点。

03

谁为“抢跑”买单？

无需多言的一点是，在注意力经济时代，首发报道带来的巨大流量直接关联着商业利益、平台权重和品牌曝光。慢一步，可能意味着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

因此当一家媒体开始“抢跑”，整个行业的节奏都被绑架。“你不抢，别人就会抢”，这种恐惧感迫使媒体机构将“快”作为最高甚至唯一的准则。

除此以外，成熟的“预制新闻”生产模式，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降低了发布的心理门槛和操作门槛，无形中催生了“期待事件发生”的扭曲心态。

但为媒体“抢跑”买单的，却不止媒体自身。

在生命最后的时刻，逝者的尊严与家属的困境，成了媒体竞逐的牺牲品。这种打扰与消费，极大伤害着正处于悲伤之中的当事人。

而对公众而言，一次次“狼来了”正在透支社会的善意。当真诚的悼念屡屡建立在虚假信息之上，留下的不仅是失望，更是对整个信息生态的信任危机。

最终，媒体也在为自己的“抢跑”付出沉重代价。

当公众发现自己看到的 “重磅新闻” 可能是提前编好的模板，当 “辟谣” 成为比 “报道” 更常见的后续，媒体辛苦建立的信任壁垒便会一点点崩塌。长此以往，行业会陷入 “越抢发越失信，越失信越要靠抢发博关注” 的恶性循环，整个社会的信息环境也会变得混乱不堪。

校对 | 李立军

来源：新京报传媒研究（公众号）

原网址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KEOIIgwH3F5VpiAcyLJlNA

编辑：张家乐

刘海明

【案例】

周权、李冬家属的沉痛声明

2025年10月31日上午10点40分，我们的亲人——周权与李冬被执行死刑。我们所有的呼吁、请求甚至下跪，都没能换回他们的生命；众多专家、学者、律师、媒体人、社会人士的接力声援，也没能阻止这一刻的降临。

两条人命，就这样被终结。

我们尚在沉痛之中，当天傍晚，《云南法制报》刊发了题为《背负两条人命的罪犯周权、李冬今日伏法》的报道。

这篇报道不仅罔顾案件的重大争议，更以失实的文字和带有倾向性的表述，对我们的亲人周权和李冬进行污名化。

例如，报道称“工人争夺两把施工铁铲”，但原审裁判文书以及庭审中公开出示的笔录，均明确记载，现场是因“一把铁铲”引发的冲突，“两把施工铁铲”的说法根本不知从何而来。报道连最基本的事实细节都出错，如何令人信服？

又如，报道称周权指挥“手下携带砍刀、狼牙棒、铁管等当街和对方相互砍杀”，这一情节，在原审裁判文书的表述中，从未出现过。周权没有“手下”，“狼牙棒”更是闻所未闻；报道称“周权就组织了数十人，一天内与对方斗殴三次”，似乎是周权主动与人“斗殴”，而真相是“一天内”对方上门寻衅三次，对方身上雕龙画凤，数十人携带砍刀、狼牙棒、铁管、兵工铲，到周权工地寻衅滋事，堵停工地渣土车。报道如此颠倒黑白，违反新闻真实性原则，损害了我们的亲人周权和李冬的名誉。

再如，报道称“对方人员刘某被汽车撞倒后又被乱刀砍死”，但是，该报道却不写明刘某是被哪一方的“汽车撞倒”、又被谁的刀“乱刀”砍死——语焉不详的背后，是本案一审、二审、死刑复核都应当查明却迄今没有查明的问题——被害人究竟是何种情况下、被哪一方的人员撞倒、砍伤？真相至今没有查清，判决书也语焉不详，但周权、李冬却已被匆匆执行死刑。

更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篇既无署名记者、又明显失实的报道，竟被广泛转发，甚至被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公众号转载，如果我们沉默，造成的后果是“默认”这些并不存在的事实。

一、我们的亲人周权和李冬不是黑社会

周权不是黑社会，李冬不是黑社会。

他们只是重庆、四川籍外出到云南昆明务工进行城市建设的农民工，勤劳本分，从不欺压百姓，从不伤害群众。

他们靠双手谋生，却被冠以“黑社会”的名号。这个标签毁掉了他们的尊严，也遮蔽了案件的真相。

他们生前没能为自己辩白，我们作为家人，必须替他们说出：他们不是黑社会，他们从未组织、控制、威胁任何人。

二、“6·29”事件：周权不在现场，也没有幕后指挥，李冬没有杀人，而是对不法侵害进行正当防卫

2016年6月29日，昆明新螺蛳湾广卫立交桥下发生的那场冲突，真相至今被扭曲、被误读。

那并不是一场聚众斗殴，而是一群螺狮湾附近本地人士——其中包括多名有犯罪前科、曾因持刀砍人被判刑的刑满释放人员，持东洋刀、狼牙棒、钢管等凶器，闯进周权正在施工的工地，对包括李冬在内的重庆、四川籍农民工实施暴力殴打、砸毁设备、拦截施工车辆等行为，是一场正在进行、足以危及生命的不法侵害。

周权并不在现场。事发时，他正在办公室与两名客商洽谈工程业务。当接到现场工人电话后，他第一时间要求立即报警，并亲自致电属地派出所教导员，请求多派些警察到现场。他的全部行动，都是为防止冲突扩大、保护工地安全。

针对这场正在进行的危及生命的不法侵害行为，李冬等人所作出的反应，是在被砍、被打、被撞的混乱中，为了活命而进行的防卫。李冬等人没有预谋，也没有组织，更没有故意杀人的动机，他们所实施的行为，不是犯罪，而是正当防卫。

将这样一场被动自卫的悲剧定性为“聚众斗殴”“故意杀人”，是对事实的背离，更是对正当防卫制度的漠视。

三、为了查明真相，我们承诺百万悬赏，永久有效

在整个案件中，最关键的，是那段至今消失的影像资料。

2016年6月29日那天，“云AZ1V16”行车记录仪视频显示当时车辆在行驶中，能够记录冲突现场事发的整个过程，能够还原整个事实真相，然而，记录仪视频中最关键的部分却不翼而飞。

2025年10月28日，我们发布《悬赏百万，征集昆明螺蛳湾“6·29”冲突事件的现场视频》。

为了让逝去的亲人得到清白，今天，我们在此再次郑重声明：这份悬赏，永久有效。无论多久，无论多难，只要真相没有重现，我们寻找真相的脚步就不会停止。

四、为了还亲人清白，我们坚持申诉，哪怕用尽余生

我们的亲人，周权与李冬走了，但他们的案件，还没有真正结束。因为太多的疑点，仍未解开；太多的证据，仍未查明；太多的声音，根本没被听见。

我们家属将继续为他们申诉。这是我们的誓言，也是我们此生不变的坚持。

每一次提交材料，每一次等待答复，我们都清楚这条路的艰难与漫长。但是，我们更知道，一个存在这么多疑点的案件不应该、不能够以死刑画上句号。

哪怕要用尽余生，我们也要让真相重见天日。

五、我们心怀感恩，继续前行

在这场漫长而沉重的道路中，我们并不孤单。

我们要由衷地感谢，那些一直关注、声援周权和李冬案的法律专家、律师、记者、学者、以及无数素昧平生的朋友。正因为有你们的呼喊与注视，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刻，仍看见了光。

你们的努力，让我们相信：法律，不只是冷冰冰的条文，也是一种温度、一种坚持。

未来的路，也许依然艰难，但我们将继续走下去，为了还亲人清白，为了让正义不缺席，为了让真相，终有一天被看见。

沉痛缅怀周权、李冬

来源：刀下留人-周权、李冬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6aQDTA4MTONwv0-r6OeK2Q

编辑：杨泓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