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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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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案例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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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
 楼主| 发表于 2025-10-20 15:05:44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消息呼?通讯呼?——对一篇获奖新闻的评析




来源:微信分享

编辑:张家乐



842#
 楼主| 发表于 2025-10-21 14:45:53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抢发”名人去世新闻,媒体会失去什么?

| 王可(新京报传媒研究院)
10月18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与世长辞。然而,一场关于他“被去世”的新闻闹剧,却在前一日已提前上演。媒体四处“核实”,机构接连辟谣,网络空间弥漫着真假难辨的信息。直到官方消息最终落地,这场“死亡抢跑”才算收场。
01
屡次“被去世”
早在2021年,就已经发生过一次杨振宁“被去世”的谣言传播事件。
某大V在微博发布了“知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去世”的消息,在网络热传。事后消息被多方辟谣。该大V知道自己闯祸之后,先是发消息称,“杨振宁先生那条消息不确定。” 此后,该大V发布了一则“道歉启事”表示“自罚停博至少三个月。”

△点击图片查看新京报相关报道

时隔四年,在杨振宁先生逝世消息18日正式公布前,已有媒体启动了“抢跑”流程,这些抢发的报道,在内容上具有高度相似性。
可以说,除了最终的“死讯”尚未得到官方盖棺定论之外,其余的“悼念”内容均已准备就绪。这类报道往往采用“网传”、“据悉”、“多方消息称”等模糊信源作为开头,为其“抢跑”行为预留退路。



但一个关键且令人困惑的问题是:为何许多媒体在已经从西湖大学、施一公、潘建伟等相对权威的信源处获得辟谣消息后,仍然选择发布或变相发布不实消息?
首先,对于“抢跑”媒体而言,“核实”这个动作本身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为了确认事实,而是变成了一个必须履行的流程——只要我走了核实这个过场,无论结果如何,我都获得了发稿的“通行证”。甚至有业内人士道出了一种扭曲的心态:“真去世,是新闻;没去世,‘被去世’本身也是新闻。” 后者同样能带来可观的流量。
其次,媒体为重要人物预制的悼念专题,投入了相当的采编、策划资源。当所有准备就绪,只差“临门一脚”时,放弃发布意味着前期投入的浪费。在这种心态驱使下,即使消息存疑,也倾向于“赌一把”。
02
错误重复上演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未死先悼”的操作并非孤例。从袁隆平院士到文学巨匠金庸,几乎每一位重量级名人的离去,都伴随着媒体仓促的“抢跑”脚步声。
2021年5月22日,袁隆平院士去世前几个小时,“袁隆平同志逝世”的消息突然出现在网络。不少媒体跟进报道,在各种平台传播。噩耗突如其来又铺天盖地,不明真相的网友也被误导,迅速开启悼念模式,相关话题也直接冲上了微博热搜。


随后,有媒体联系了袁隆平院士的秘书,得到了最新的辟谣消息,刚刚还在发布悼念稿件的媒体紧跟着辟谣。一时间读者已难辨真假,媒体评论区的读者反馈也恶评不断。


“被去世”的名人当中,金庸先生可以算是相当“资深”。20多年间数次“被去世”,每一次都内容详实,可以看出,媒体对于某些年事已高、且公众关注度极高的名人,存在一种“预判性”的报道冲动,仿佛他们的去世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一个迟早要发生的、必须被“捕捉”到的新闻热点。
03
谁为“抢跑”买单?
无需多言的一点是,在注意力经济时代,首发报道带来的巨大流量直接关联着商业利益、平台权重和品牌曝光。慢一步,可能意味着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
因此当一家媒体开始“抢跑”,整个行业的节奏都被绑架。“你不抢,别人就会抢”,这种恐惧感迫使媒体机构将“快”作为最高甚至唯一的准则。
除此以外,成熟的“预制新闻”生产模式,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降低了发布的心理门槛和操作门槛,无形中催生了“期待事件发生”的扭曲心态。
但为媒体“抢跑”买单的,却不止媒体自身。
在生命最后的时刻,逝者的尊严与家属的困境,成了媒体竞逐的牺牲品。这种打扰与消费,极大伤害着正处于悲伤之中的当事人。
而对公众而言,一次次“狼来了”正在透支社会的善意。当真诚的悼念屡屡建立在虚假信息之上,留下的不仅是失望,更是对整个信息生态的信任危机。


最终,媒体也在为自己的“抢跑”付出沉重代价。
当公众发现自己看到的 “重磅新闻” 可能是提前编好的模板,当 “辟谣” 成为比 “报道” 更常见的后续,媒体辛苦建立的信任壁垒便会一点点崩塌。长此以往,行业会陷入 “越抢发越失信,越失信越要靠抢发博关注” 的恶性循环,整个社会的信息环境也会变得混乱不堪。
校对 | 李立军


来源:新京报传媒研究(公众号)

编辑:张家乐

843#
 楼主| 发表于 2025-11-3 11:12:39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周权、李冬家属的沉痛声明


2025年10月31日上午10点40分,我们的亲人——周权与李冬被执行死刑。我们所有的呼吁、请求甚至下跪,都没能换回他们的生命;众多专家、学者、律师、媒体人、社会人士的接力声援,也没能阻止这一刻的降临。
两条人命,就这样被终结。
我们尚在沉痛之中,当天傍晚,《云南法制报》刊发了题为《背负两条人命的罪犯周权、李冬今日伏法》的报道。
这篇报道不仅罔顾案件的重大争议,更以失实的文字和带有倾向性的表述,对我们的亲人周权和李冬进行污名化。
例如,报道称“工人争夺两把施工铁铲”,但原审裁判文书以及庭审中公开出示的笔录,均明确记载,现场是因“一把铁铲”引发的冲突,“两把施工铁铲”的说法根本不知从何而来。报道连最基本的事实细节都出错,如何令人信服?
又如,报道称周权指挥“手下携带砍刀、狼牙棒、铁管等当街和对方相互砍杀”,这一情节,在原审裁判文书的表述中,从未出现过。周权没有“手下”,“狼牙棒”更是闻所未闻;报道称“周权就组织了数十人,一天内与对方斗殴三次”,似乎是周权主动与人“斗殴”,而真相是“一天内”对方上门寻衅三次,对方身上雕龙画凤,数十人携带砍刀、狼牙棒、铁管、兵工铲,到周权工地寻衅滋事,堵停工地渣土车。报道如此颠倒黑白,违反新闻真实性原则,损害了我们的亲人周权和李冬的名誉。
再如,报道称“对方人员刘某被汽车撞倒后又被乱刀砍死”,但是,该报道却不写明刘某是被哪一方的“汽车撞倒”、又被谁的刀“乱刀”砍死——语焉不详的背后,是本案一审、二审、死刑复核都应当查明却迄今没有查明的问题——被害人究竟是何种情况下、被哪一方的人员撞倒、砍伤?真相至今没有查清,判决书也语焉不详,但周权、李冬却已被匆匆执行死刑。
更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篇既无署名记者、又明显失实的报道,竟被广泛转发,甚至被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公众号转载,如果我们沉默,造成的后果是“默认”这些并不存在的事实。
一、我们的亲人周权和李冬不是黑社会
周权不是黑社会,李冬不是黑社会。
他们只是重庆、四川籍外出到云南昆明务工进行城市建设的农民工,勤劳本分,从不欺压百姓,从不伤害群众。
他们靠双手谋生,却被冠以“黑社会”的名号。这个标签毁掉了他们的尊严,也遮蔽了案件的真相。
他们生前没能为自己辩白,我们作为家人,必须替他们说出:他们不是黑社会,他们从未组织、控制、威胁任何人。
二、“6·29”事件:周权不在现场,也没有幕后指挥,李冬没有杀人,而是对不法侵害进行正当防卫
2016年6月29日,昆明新螺蛳湾广卫立交桥下发生的那场冲突,真相至今被扭曲、被误读。
那并不是一场聚众斗殴,而是一群螺狮湾附近本地人士——其中包括多名有犯罪前科、曾因持刀砍人被判刑的刑满释放人员,持东洋刀、狼牙棒、钢管等凶器,闯进周权正在施工的工地,对包括李冬在内的重庆、四川籍农民工实施暴力殴打、砸毁设备、拦截施工车辆等行为,是一场正在进行、足以危及生命的不法侵害。
周权并不在现场。事发时,他正在办公室与两名客商洽谈工程业务。当接到现场工人电话后,他第一时间要求立即报警,并亲自致电属地派出所教导员,请求多派些警察到现场。他的全部行动,都是为防止冲突扩大、保护工地安全。
针对这场正在进行的危及生命的不法侵害行为,李冬等人所作出的反应,是在被砍、被打、被撞的混乱中,为了活命而进行的防卫。李冬等人没有预谋,也没有组织,更没有故意杀人的动机,他们所实施的行为,不是犯罪,而是正当防卫。
将这样一场被动自卫的悲剧定性为“聚众斗殴”“故意杀人”,是对事实的背离,更是对正当防卫制度的漠视。
三、为了查明真相,我们承诺百万悬赏,永久有效
在整个案件中,最关键的,是那段至今消失的影像资料。
2016年6月29日那天,“云AZ1V16”行车记录仪视频显示当时车辆在行驶中,能够记录冲突现场事发的整个过程,能够还原整个事实真相,然而,记录仪视频中最关键的部分却不翼而飞。
2025年10月28日,我们发布《悬赏百万,征集昆明螺蛳湾“6·29”冲突事件的现场视频》。
为了让逝去的亲人得到清白,今天,我们在此再次郑重声明:这份悬赏,永久有效。无论多久,无论多难,只要真相没有重现,我们寻找真相的脚步就不会停止。
四、为了还亲人清白,我们坚持申诉,哪怕用尽余生
我们的亲人,周权与李冬走了,但他们的案件,还没有真正结束。因为太多的疑点,仍未解开;太多的证据,仍未查明;太多的声音,根本没被听见。
我们家属将继续为他们申诉。这是我们的誓言,也是我们此生不变的坚持。
每一次提交材料,每一次等待答复,我们都清楚这条路的艰难与漫长。但是,我们更知道,一个存在这么多疑点的案件不应该、不能够以死刑画上句号。
哪怕要用尽余生,我们也要让真相重见天日。
五、我们心怀感恩,继续前行
在这场漫长而沉重的道路中,我们并不孤单。
我们要由衷地感谢,那些一直关注、声援周权和李冬案的法律专家、律师、记者、学者、以及无数素昧平生的朋友。正因为有你们的呼喊与注视,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刻,仍看见了光。
你们的努力,让我们相信:法律,不只是冷冰冰的条文,也是一种温度、一种坚持。
未来的路,也许依然艰难,但我们将继续走下去,为了还亲人清白,为了让正义不缺席,为了让真相,终有一天被看见。
沉痛缅怀周权、李冬



来源:刀下留人-周权、李冬
编辑:杨泓艳



844#
 楼主| 发表于 2025-11-8 14:45:27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记者节为何无人喝彩、沦为记者们的“自嗨派对”?
118日记者节,国內各大媒体的新媒体平台如期上线了一批庆祝短视频:记者们出镜谈初心、演职场短剧、晒采访日常,热闹非凡。但尴尬的是,这些作品大多陷入内部转载刷屏,外部无人问津的窘境,点赞数停留在个位数、十位数,还基本都是内部工作人员的点击之功,与媒体所追求的广泛传播效果相去甚远。以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为天职的记者群体,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化身,本该广受民众追捧爱戴;记者节也本该是连接媒体人与公众的难得桥梁,可如今,它却沦为行业内部的自嗨派对,其背后症结令人深思。


传播视角的自我闭环,是这场自娱自乐的直接诱因。
多数庆祝短视频始终围绕记者的辛苦展开:熬夜写稿、突发任务、风吹日晒的日常,成为反复呈现的叙事模板。这些场景能让同行短暂共情,却难以打动普通公众——老百姓评判记者的价值,从不是看他们有多累,而是看他们的报道是否回应了关切、是否推动了改变。范敬宜先生曾叮嘱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当短视频里满是我们坚守岗位的自我标榜,却少见我们为群众解决了什么问题的实在案例,自然无法引发公众共鸣。就像有群众所言,记者的核心价值是深入群众实事求是报道”“关心民生大事,而这些恰恰是多数庆祝内容的缺席项。

职业价值的公众感知弱化,让记者节失去了破圈的根基。

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新媒体时代,职业记者的把关人角色被稀释,无冕之王的光环逐渐褪去,沦为三百六十行中的普通一员。当AI能快速生成稿件、自媒体能即时发布现场信息,公众难免疑惑:职业记者的独特价值何在?柴静曾说没有对人的真正关切,就不能成为记者;不求解问题,就不会成为好记者,遗憾的是,记者节的庆祝内容没能有效回应这个疑问。短视频里的职场短剧流于表面,感言式表达空洞无物,既没有展现记者在信息洪流中打捞真相的专业能力,也没有凸显在复杂舆情中澄清谬误的责任担当。反观少数成功破圈的案例,无论是访谈资深记者的薪传系列,还是聚焦民生议题的深度报道衍生内容,无一不是通过具象化的专业实践,让公众看到“AI无法替代的现场感知、数据背后的社会肌理、永不褪色的良知担当
传播逻辑的错位,进一步加剧了自娱自乐的困境。
新媒体时代的公众早已不满足于单向的宣传式内容,而很多媒体的庆祝短视频仍带着浓厚的汇报色彩:罗列发稿数量、表彰内部先进、演绎理想化的职场场景,更像是给行业内部看的成绩单,而非给公众看的价值展示。詹姆士·凯瑞说新闻的灵魂是公众,没有公众,新闻便无意义,部分作品甚至陷入形式主义误区,让记者像猴子一样演视频短剧,不仅没能传递职业荣誉感,反而引发内部反感和外部疏离。对比教师节的尊师重教共识、护士节的生命守护共情,记者节缺乏能引发全民共鸣的价值锚点——当媒体只沉浸在自我感动中,忽略了公众对有温度、有深度、有力度报道的期待,自然难以获得外界的主动点赞。

记者节的冷清,本质是新闻业职业认同危机的缩影。
记者门槛太低的质疑存在、职业吸引力下滑、公众认可度不足,一场脱离公众视角的内部庆祝,只会进一步拉大同新闻人与老百姓的距离。新闻是历史的底稿,见证时代是记者的荣光,其实记者节的传播不必追求花哨形式,那些深入乡村振兴一线的蹲点报道、揭露行业乱象的调查新闻、在灾害现场传递希望的直播画面,才是最动人的节日注脚;那些被解决的民生难题、被推动的社会进步、被守护的公平正义,才是最有力的价值证明。

新闻的根基在人民,记者节的意义也理应在与公众的连接中彰显。
与其徒糜精力制作自娱自乐的短视频,不如把镜头对准公众关切,用扎实的报道回应期待;与其执着于内部的点赞转发,不如用专业能力赢得社会的真正尊重。当记者节的庆祝内容,能让公众看到铁肩担道义的坚守、妙手著文章的专业,当记者的价值能通过每一篇监督报道被感知、被铭记,这个节日自然会走出内部闭环,赢得应有的喝彩与敬意。毕竟,新闻人的勋章从不是同行的赞美,而是刻在群众口碑里,藏在被推动的改变中的公众信赖。



来源:壶天阁
编辑:杨泓艳

845#
 楼主| 发表于 2025-11-10 23:20:41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蓝底白字”贴满主页,地方媒体为何沦为“官方通告二道贩子”?

打开部分市、县一级地方媒体的新媒体官方主页,无论是公众号菜单栏还是新闻APP首页,蓝底白字的各级官方通告几乎占据大半壁江山——小到道路临时管制通知、公交线路改变通知、小区停水停电通知、案情通告;大到政府政策实施细则、拟提拔人选公示、官员违纪违法公告,都是照搬官方机构公文,且是从官方机构网站或新媒体账号上直接搬来就用,连询问是否能够转发的环节都免了。

可公众真正关切的民生话题,如某小区物业费收费偏高、某菜市场物价波动、某社区养老服务现缺口、某地垃圾噪声扰民、某路段交通长期拥堵……等等,却难觅踪影。本应充当地方公共问题疏解者、民生监督者、社会瞭望者的地方媒体,在部分地方,如今已逐渐沦为“通告二道贩子”。

久而久之,群众们心中不禁思揣:要看公告,直接从官方机构网站或新媒体账号上就可以,何必非要多道程序登入地方媒体账号观看?地方干嘛要白白烧钱养着那些个吃干饭的媒体?

“紧箍咒”:部分地方政府闭环思维与认知偏差困住媒体手脚

部分市、县地方媒体沦为“通告二道贩子”、失去社会存在感、丧失自身价值,核心症结在于当地政府的治理认知与逻辑偏差,首当其冲的,是他们对“民生问题内部闭环解决”的路径依赖。

如今在一些地方,民生问题、公共事件出现后,政府并非不愿认真解决问题,但在他们看来,处理问题的最优模式却是“闭环路径”。他们认为,通过12345政务热线、人民调解机构、仲裁或诉讼程序等“内部方式”低调解决问题,能最大程度“掌控事态”,而一旦媒体介入其中,就会使信息公开范围扩大,甚至可能传向全省、全国、全球,引发更大规模的关注和讨论,超出“可控范围”。这种“不愿充分公开信息”的治理逻辑,让当地官媒逐渐失去了介入民生议题、开展深度调查、挖掘真实成因的核心契机。

部分地方政府对媒体的混淆认知,则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媒体“以转发通告替代报道”的倾向。

这些地方政府将媒体全面、客观、严谨的调查报道,与自媒体的情绪煽动、假记者的恶意要挟混为一谈,简单将媒体介入等同于“放大矛盾”。在他们看来,问题若经媒体公开,不仅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应对舆论,还可能影响地方形象,代价远大于“内部化解”。即便负面舆情被动发生、不得不面对舆论压力时,它们也更愿意用蓝底白字的通告“一锤定音”,而不愿让包括当地官媒在内的一切媒体介入、“乱上添乱”。如此一来,当地官媒也自然失去了通过独立调查还原事件全貌、挖掘关键细节、回应公众疑问的机会。然而,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毕竟缺乏新闻专业素养,一纸简单通告,区区百数十字,往往根本无法清晰梳理事件责任链条,公众也很难通过它详细了解事件前因后果。于是在许多公共事件中都接连出现了:虽然通告已发出、但舆情仍一再发酵的尴尬情况。

对地方官媒的定位窄化,更给“二道贩子”困境雪上加霜。在部分地方政府眼中,当地官媒的核心作用就是“政绩宣传员”“政策传声筒”,是地方工作的“花瓶点缀”。深度调查、民生解读被视作“非必要操作”,甚至是“抹黑地方形象”之举。于是,“直接转发通告”成了当地媒体的“主要任务”、“正面宣传”成了唯一要求。其调查监督功能、细节披露功能、民生帮扶功能……被统统弱化,客户端自然难以吸引公众关注。

而过度行政干预则像一道枷锁,进一步限制了地方媒体的原创活力。在不少地方,新闻报道“多层审核、低风险导向”的机制普遍存在,当地官媒涉及民生领域的监督报道、深度调查,常以“可能引起争议”“极易引发舆情”为由被驳回。多次审核碰壁后,媒体逐渐形成“路径依赖”:与其花费巨大精力制作极有可能被否决的原创内容,不如转发毫无风险的官方通告,这既符合政府要求,又能避免麻烦。久而久之,这种“安全选择”慢慢成了行业常态。

“小辫子”:地方媒体的天然依附与能力短板导致“通告依赖”

除去外部管控,地方官媒对当地政府的天然依附性与现实生存需要,也让“通告依赖”成了难以打破的惯性。经济上,多数地方官媒依赖财政拨款维持运营;人事上,媒体核心领导岗位任免,都由地方政府做出;重要选题上,往往需要征求地方主管部门意见。在日常采访中,地方媒体也常常要顾及客户关系与人情关系——比如某乡镇企业因违规排污被群众反映至地方媒体时,媒体可能因企业是广告客户或熟人说情而不做调查报道,污染细节、监管漏洞等关键信息自然不会被曝光,群众也自然会对媒体心生不满。

部分地方政府本就不倾向于让地方媒体参与本地民生治理。加之存在上述天然多维依附,当地媒体自然不敢弗逆上意、主动触碰调查监督题材,于是只能聚焦“安全”的通告转发。

转发通告的“低成本优势”,也让地方媒体滋生了运营惰性。原创报道需要记者实地走访、核实细节、信息梳理、反复打磨,需要付出大量人力物力成本。而转发蓝底白字通告只需轻松复制粘贴,十几秒、几十秒钟就能完成一条内容,投入人力、时间成本极低,更无舆情风险。对人力紧张、经费有限的地方官媒而言,这无疑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久而久之,主动寻访民生题材、深挖细节、开展深度采访的动力便悉数消散。

经济、人才的双重短板,更让市、县级地方媒体“想做原创不容易”。不少地方官媒经费紧张,仅能覆盖基础运营开支,无力承担深度调查所需的差旅、设备、风险成本。人才流失问题同样突出——优秀记者因薪资待遇低、发展空间有限,纷纷流向省级、央级媒体或民营头部新媒体平台;新人能力不足,难以独立挖掘细节、完成调查报道。这一切,都使地方官媒民生新闻原创能力持续弱化。


“连环套”:长期“通告依赖”将带来负面连锁反应

部分地方媒体长期沦为“通告二道贩子”,给当地带来的负面连锁反应远比想象中严重。对当地公众而言,其虽能通过通告获取信息,但因通告表达简略、缺乏细节,知情权难以被充分保障;对当地政府而言,信息公开不充分、关键细节缺失,十分容易滋生谣言、损害自身公信力;对当地媒体而言,由于缺乏原创民生调查报道、监督报道,内容吸引力与品牌公信力将持续下降,致使用户流失、广告收入减少,陷入“经费不足→依赖通告→关注度下滑→经费更紧张”的恶性循环。

更严重的是,当地地方治理若失去媒体这一“社会瞭望者”,部门推诿扯皮、民生工程滞后等问题的关键细节就难以被及时发现,小隐患可能演变为大风险。

“连心桥”:地方政府应率先主动打破官与媒的壁垒

要让部分地方官媒摆脱“通告二道贩子”的标签,关键在于当地政府率先主动打破官与媒的壁垒——毕竟媒体要做原创、挖细节、做服务、搞调查,离不开顶层的支持与信任。

当地政府首先要转变认知,承认地方官媒既是“政策传播者”,也是“民生服务者”“社会监督者”,摒弃“唯正面宣传”的单一思维取向,摒弃“监督就是抹黑”的固有思维。其次要搭建“主动沟通机制”,比如定期召开媒体选题对接会,把民生领域的重点工作,如老旧小区改造、医保新政落地……的核心细节提前同步给当地媒体,明确哪些内容可以深入报道、哪些需要协同配合,避免媒体“摸黑选题”。还要优化审核机制,建立“容错沟通”制度——对媒体的监督报道,只要内容客观真实、细节准确,即便存在表述偏差,也可通过补充报道完善,而非直接驳回。

近期,浙江某县的实践就很有借鉴意义:当地政府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时,主动邀请当地媒体全程参与,让记者跟着“居民意见征集会”记录诉求细节,跟着“施工队”拍摄进度细节,跟着“验收组”核实质量细节……最终媒体推出的系列报道既有政策解读,又有民生细节和居民故事;既没引发舆情,还提升了居民满意度,拉近了政府与群众的距离——这正是“政府搭台、媒体唱戏”的双赢。

“不躺平”:地方媒体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让通告“活起来”

有了政府的支持,地方官媒就得主动“找事做”,不能一味停留在“等通告、转通告”的被动状态。最直接的就是“给通告做加法”:针对转发的蓝底白字通告,补充公众最关心的“落地细节”——比如转发“医保新政通告”时,记者不用跑远,就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拍一条“参保老人怎么用手机缴医保”的短视频,详细呈现操作细节,再采访工作人员解答“异地看病怎么报销”的流程细节;转发“公交线路调整通告”时,坐一趟新路线,记录下“哪个站点离学校近”“末班车几点”“换乘是否方便”等实用细节,再收集乘客建议反馈给交通部门。如何一来,原本冷冰冰的通告,将变成老百姓喜爱的“生活指南”。

也可以聚焦群众衣食住行等等“身边小事”做报道——比如去菜市场看看“平价菜够不够”“海鲜称准不准”“价格波动原因是什么”,去小区问问“充电桩安装难在哪”“申请流程有哪些”,去老年食堂尝尝“饭菜热不热、贵不贵”“菜品是否符合老人需求”,去文旅景区看看“服务态度好不好”“游客满意度高不高”。这类内容既贴近生活,还能通过“发现细节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跟踪解决结果”的闭环,让公众觉得“媒体真能帮上忙、真能挖细节”,慢慢重建信任。

归根结底,地方官媒不该是蓝底白字通告的“搬运工”,而应是地方政府的好助手、民众的“贴心人”——既能把政府的好政策说清楚、讲透细节,也能把老百姓的心里话传上去、把民生细节挖出来。唯有政府多给些信任与空间,媒体多添些主动与用心,地方媒体才能真正走进公众心里,也才能在当地社会治理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

来源:壶天阁(微信公众号)
编辑:何璇祺

846#
 楼主| 发表于 2025-11-14 17:05:17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为什么说,新闻传播学有被业界抛弃的危险?

来源丨新闻大学(ID:Fudan_xwdx)
作者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张涛甫
原标题丨系统性变革 学界不能置身局外
导读:如今,转型改革进入深水区,系统性变革处于攻坚阶段,一线改革者承压几近极限,体能、意志和智慧都绷到极大值。这个时候,主流媒体处在全方位的待哺状态,亟需外援的加持,更需系统性的抱团取暖。
面对水深火热的改革一线,新闻传播学界没有理由作壁上观,也不能以局外人身份隔岸观火。面对系统性变革,学界显然不能置身于系统之外,应为这场系统性变革输送动力和智慧。

传媒业界与学界,就像左手与右手,长在一个生命体上,离开彼此,都是残缺的。但是,长期在一起,因为熟悉,又显得陌生。
传媒业曾经光芒万丈,可以照亮整个世界, 世界之光似乎都来自传媒人手中的“火炬”。相比之下,新闻传播学界就成了弱存在,他们负责在路边送花、喝彩。其在智识上的贡献和声援,所得的正向反馈也不多,得不到多少褒奖与回馈。于是乎,学界只在自己的世界里浅吟低唱,声量时大时小,存在感也不强。
后来,新闻传播学界把精力和兴致投注于“学”,恶补“无学”之憾。学者们从各处搬运“他山之石”,有的是远程搬运,有的是“带土移栽”,甚至直接把邻居家的砖石搬了过来。他们在新闻学的周边,围湖造田、填海筑岛,形成广阔的知识“新垦区”。
这期间,对新闻传播学贡献最大的当数传播学。传媒学者在新闻学周边迅速扩张传播学版图,将新闻传播学的知识半径空前延长,知识疆域大面积延展。这种知识疆域的扩张,不仅是外延意义上的,更是内涵意义上的,它改变了新闻学的基因排序。此前,新闻学的知识生产逻辑是经验主义的,它依附于新闻实践,其根系扎在新闻实践厚土之上。新闻学实践感很强,强调在场经验和一线觉知。实践得一寸,理论只能进一尺。于是,新闻学始终与实践厮守在一起。
新闻学遇见传播学之后,对于现场和在场的执念渐渐松动,进而游离新闻学根据地。传播学是由多学科知识拼接而成的新学科领域,知识的“多源异构”是其显著特征。传媒学者群体兴趣出墙,被墙外的风景所吸引,他们从四面八方采花撷英,也不管传媒业界真实状况如何,大家埋头玩起知识的“积木”游戏。
新闻传播学界的这种“好学”之风,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新闻学自闭的知识生产定式,大量新知的涌入,打开了新闻学的理论想象力,其原本简陋的理论工具箱得到了改善。
只不过,新闻传播学界的“好学”之风狂飙突进,导致海量异质性知识的倒灌,新闻传播学的知识生产与实践之间尚未形成强关联,没能与新闻学原先的知识逻辑深度勾连起来,不能感应传媒业一线的重与大、痛与乐。学者们忙于知识的内循环,沉醉于知识的孤芳自赏,与热气腾腾的传媒实践的联系并不紧密,甚至失去了介入生动实践的能力。对此,若不觉知,任其惯性使然,新闻传播学就有被业界抛弃的危险。
时下,正值传媒业转型的非常时期,对于处在转型阵痛期的主流媒体而言,可谓生死攸关,命悬一线。主流媒体融合转型,遭遇各种艰难险阻,伴随各种急难愁盼。如今,转型改革进入深水区,系统性变革处于攻坚阶段,一线改革者承压几近极限,体能、意志和智慧都绷到极大值。这个时候,主流媒体处在全方位的待哺状态,亟需外援的加持,更需系统性的抱团取暖。
至此时节,新闻传播学界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考验不仅来自传媒业一线的拷问,还来自理论自身的破茧突围。有没有勇气直面应对?有没有能力应对?极限挑战考验新闻传播学界的勇气和智慧。面对水深火热的改革一线,没有理由作壁上观,也不能以局外人身份隔岸观火。面对系统性变革,学界显然不能置身于系统之外,应为这场系统性变革输送动力和智慧。
传媒业火热的改革实践是一个巨型开放实验室,这里没有标准答案,需要我们学界全心置身室内,保持在场状态,深度介入,于实践中出真知,借此,检验我们的理论解释力。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是在书斋中玩造词和智力游戏,而是要坚持深度在场,朝着“枪炮声”最密集的方向出击,往激流深处奋楫,在极限压力下锻造知识的硬度,在全真场景中检验理论的成色。
回归新闻传播学的“实学”传统,知行合一,把知识的根系深深地扎在实践大地上。知识树唯有向下扎根,方能向上生长。

来源:新闻大学
编辑:何璇祺

847#
 楼主| 发表于 2025-11-15 22:57:58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随意屏蔽新闻报道,腾讯何以成了媒体的“总编辑”

媒体的新闻报道中使用带货主播公开的画面,是否对主播构成侵犯肖像权?腾讯给出了答案:构成侵犯肖像权。
11月13日下午,澎湃新闻影子调查队视频号发布了一则关于某知名品牌奶粉涉嫌篡改相关研究论文数据用于产品宣传,带货主播违规宣称能增高的新闻报道。
在报道发布一个多小时后,便遭到了不明来源的投诉,最终腾讯方面认为该新闻报道侵犯了肖像权,对该视频新闻报道进行了“屏蔽”处理。
这已是影子调查队视频号上线以来,第二次遭到腾讯方面的屏蔽。视频号所谓的“屏蔽”,会导致该则新闻报道仅自己可见,无法转发传播,其实和“删除”几乎无异。


新闻报道中使用带货主播公开的画面,是否构成侵犯肖像权?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条的规定,为实施新闻报道,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可以不经肖像权人同意。
显然,腾讯方面判定影子调查队的新闻报道侵犯肖像权,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影子调查队视频号,是经过严格审核,认证了红V新闻机构标识的媒体账号,是依法取得新闻资质、承担新闻采编责任的机构身份。红V的意义,本应是让公众在纷乱信息中迅速识别可信来源。
但问题来了,为什么一个信息聚合平台可以仅凭一方投诉,就把新闻媒体的报道直接“处理掉”?这背后,平台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按照《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及其从业人员不得通过采编、发布、转载、删除新闻信息,干预新闻信息呈现或搜索结果等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
对新闻报道的审核是为了保障真实性与合法性,不是为了迎合投诉者的诉求,平台成了“自动化总编辑”,不问内容是否属实、是否违法,也不问投诉是否合理,直接“屏蔽”了事。
如此一来,说轻了,就是让一些违法违规者滥用投诉机制,借机干预新闻信息呈现;说重了,就是商业平台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粗暴干涉。想给受众呈现什么、不呈现什么,故意营造“信息茧房”不能由信息聚合平台来独断。
网络内容治理并不反对投诉制度,但制度的前提是证据、是调查、是复核。
此外,《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明确要求“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应当加强对本平台设置的广告位和在本平台展示的广告内容的审核巡查,对发布违法广告的,应当依法予以处理。”
然而,影子调查队曝光揭露了某知名品牌牛奶涉嫌虚假宣传的问题,腾讯方面未对违法广告进行处理,却将影子调查队的新闻报道给“处理了”。
换句话说,平台并没有在履行法律规定的“审核职责”,让投诉方轻松获得“信息删除权”。
政策鼓励权威媒体优先传播,这是为了避免谣言先行,不让违法违规、误导群众的信息和行为占上风。但当平台在商业关系、用户投诉、传播流量之间权衡时,红V不再是优先,而成了“高风险内容”。
一旦企业认为报道“不利”,就投诉;平台为了避免麻烦,先“屏蔽”;新闻机构若想澄清,还要反复申诉。
这不是正常的互联网内容治理,而是一种变相的“软封堵”。
新闻要被监督,但监督不是“删帖键”。新闻报道当然可以被质疑、被反驳、被追责。但监督新闻的是法律、是专业伦理、是主管部门,而不是平台的简单投诉审核机制。

申诉未通过。

每一篇报道背后都经过新闻工作者的认真调查核实,新闻单位及新闻工作者对新闻的真实性负主要责任。
当投诉可以直接导致新闻消失,那就意味着谁不愿意被报道,谁就能通过“投诉”让新闻不存在。平台拥有技术权力,但技术权力不能越过法律权力,更不能越过新闻应有的公共价值。
新闻机构要承担新闻责任,平台也应承担平台责任。平台不是新闻媒体的“总编辑也不应该成为“总编辑”。

来源:澎湃新闻
编辑:何璇祺

848#
 楼主| 发表于 2025-11-16 21:00:17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大西洋月刊》丨特朗普为何总能逍遥法外

Why Trump Gets Away With It
当年帮助美国度过水门事件的制度制衡如今已薄弱得多。
作者:克拉克·霍伊特


一张黑白照片:白宫门外,两人正在阅读标题为《尼克松辞职》的报纸
贝特曼/盖蒂图片社
2025年11月15日 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

51多年前8月一个闷热多雨的周五,我和其他记者一起站在白宫东翼外的临时看台上。在那里,我们目睹声名狼藉的理查德·尼克松走上总统直升机的舷梯,在舱门口转身,以一个怪异的胜利姿态伸出双臂,随后飞入历史。
不久后,我们被领进东厅——尼克松此前在这里向工作人员发表了情绪激动的告别演说。此刻,我们见证了杰拉尔德·福特宣誓就任美国第38任总统。在向300多名挤满房间的听众发表的简短而有力的讲话中,福特呼吁愈合与和解。“愿兄弟之爱清除我们心中的猜忌与仇恨,”他恳请道。
仪式结束时,为福特主持就职宣誓的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把手放在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籍参议院少数党领袖休·斯科特的肩上,热泪盈眶地说:“感谢上帝,它奏效了。”伯格显然指的是宪法、法治、制衡制度,以及在水门事件这一前所未有的情况下实现的和平权力交接。
但如今,这套制度已经失灵。
不久前,我带我姐夫去华盛顿观光,路过白宫时,看到一台起重机正在拆除东翼的最后一部分,为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宏伟的镀金宴会厅腾出空间。一名身着防弹衣、胸前枪套里插着手枪的特勤局制服特工,守在一扇紧闭的大门旁——这座“人民之家”曾每年接待数千名访客。我不禁想到,就像东翼的历史建筑已不复存在一样,半个世纪前帮助美国度过危机的那些规范与约束也已消失殆尽。
回想水门事件的始末:尼克松连任竞选团队资助的窃贼,在华盛顿水门综合大楼内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安装窃听设备。一名夜班警卫发现门闩上贴着胶带并报警,窃贼当场被捕。随着真相一次次曝光,丑闻不断扩大升级——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的报道。一个两党联立的参议院水门事件委员会成立并举行听证会,试图查明真相。正是田纳西州共和党参议员霍华德·贝克不断追问两个关键问题:“总统知道什么?他什么时候知道的?”一名证人透露,椭圆形办公室内有一套录音系统记录了那里的谈话。最高法院一致裁定,尼克松必须向其司法部任命的特别检察官交出录音带。此前一直拒绝配合的尼克松最终服从了命令。一盘“确凿证据”录音带显示,尼克松在竞选连任期间曾策划阻挠调查。国会中他所在政党的领导人前往白宫,告知他几乎肯定会被弹劾并定罪。不久后,尼克松就登上了那架直升机,黯然离任。
如今,这样的事情已难以想象。对总统权力的所有制衡都变得更加薄弱。
宪法?尽管出生地公民权在宪法中有明确规定,但现任美国总统仍发布行政命令终止了这一权利。他还玩味着竞选第三任期的想法,即便宪法禁止此举。今年早些时候,一名记者在“空军一号”上问特朗普是否会在2029年1月离任,他回应道:“下一个问题。”最近,特朗普承认,尽管他很想,但不能再参选了。但我们能相信这是他的最终决定吗——就像他在拆迁队动工前承诺的那样,他的新白宫宴会厅不会“影响现有建筑”?
法治?据《纽约时报》的追踪数据显示,特朗普本届政府在执政的前10个月里,已因移民政策、联邦资金削减、关税、解雇联邦工作人员、气候与环境政策以及跨性别权利等问题,遭到数百起诉讼。不止一位联邦法官表示,该政府违反了法院命令。《华盛顿邮报》7月的一项分析发现,在截至当时对该政府提起的诉讼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案件指控特朗普政府违抗或规避此类命令。迄今为止,尚无法官启动藐视法庭诉讼程序,部分原因或许是担心受政府控制的美国法警局会拒绝送达传票,或拒绝拘留被控违抗命令的官员。最近,在政府停摆期间,白宫几乎公开违抗了要求继续为低收入美国人提供食品券的法院命令。罗纳德·里根总统任命的联邦法官马克·沃尔夫,对“白宫对法治的攻击”深感不安,以至于选择辞职以公开发声。
无论公平与否,如今的最高法院被认为比伯格领导的那届党派色彩浓厚得多——而伯格实际上是尼克松任命的四位大法官之一。如今的最高法院有三位特朗普任命的大法官,对总统几乎没有任何抵制。在2024年的“特朗普诉美国案”中,大法官们裁定,总统对其公务行为享有广泛的刑事起诉豁免权。上周,在一桩关于特朗普关税合法性的案件口头辩论中,最高法院的多数法官似乎终于愿意站出来对抗总统。我们拭目以待。
国会对总统权力的制衡?在共和党控制下的参议院和众议院,当特朗普白宫拒绝动用国会拨款、试图削弱国会设立的联邦机构、未经国会授权在海外采取军事行动时,基本上都采取了顺从态度。共和党国会领导人听从总统的暗示——总统威胁要反对不服从其要求的议员连任——因此在数周内公开拒绝与民主党同僚谈判以结束政府停摆,直到参议院民主党人最终妥协。众议院议长推迟了一名新民主党议员的宣誓就职,而该议员的签名是启动一项“释放请愿书”所需的最后一个签名,该请愿书将迫使众议院就是否强制特朗普政府公布与已定罪的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相关的文件进行投票。爱泼斯坦曾是特朗普的朋友,其名字出现在这些文件中。
新闻媒体?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时,一项民调显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的电视新闻主播沃尔特·克朗凯特,比任何主要公职候选人都更受信任。水门事件结束时,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已成了名人,罗伯特·雷德福和达斯汀·霍夫曼在《总统班底》一片中饰演了他们。1976年,盖洛普民调显示,超过70%的美国人对大众媒体(报纸、电视和广播)抱有“极大”或“相当程度”的信任。上个月,这一数字已骤降至28%。在此期间,新闻业遭受了多次打击,包括传统报业的经济崩溃、充斥着虚假信息和故意误导性信息的社交媒体的兴起,以及一位宣称记者是“人民公敌”的总统。
作为一名记者,我曾坐在约翰·西里卡法官的法庭上,聆听水门事件录音带的首次公开播放。录音中,愤怒且满口脏话的尼克松对其高级助手说:“好吧,这场游戏必须玩得非常强硬。”我从未忘记那个时代诞生的一句谚语:“问题不在于罪行本身,而在于掩盖罪行。”但如今已不存在掩盖。曾经会引发国会调查、甚至可能导致刑事诉讼的腐败行为,如今却公开暴露在所有人面前。总统命令其司法部起诉那些他认定为敌人的人,无论证据多么薄弱;而当职业检察官拒绝执行时,他们就会被解雇,并被经验不足的忠诚者取代。特朗普要求司法部向他支付2.3亿美元,作为对其过去行为所受调查的赔偿;而他的前辩护律师现在正是决定是否遵从这一要求的官员之一。总统赦免了一名承认洗钱罪的加密货币亿万富翁;而在此之前,该男子的公司促成了一项价值20亿美元的投资交易,涉及特朗普家族的加密货币公司。
关于我们为何会走到这一步,人们给出了许多解释,其中包括中产阶级的空心化——这让数百万美国人感到愤怒和幻灭,对政治体系失去信心,并准备好让特朗普来摧毁它;对几乎所有机构(包括新闻媒体)的信任普遍崩溃;以及一位在日益两极分化的社会中煽动文化战争、同时转移人们对其民主威胁注意力的总统。对特朗普而言,政治与原则或严肃的公共政策无关。这只是一场娱乐——通过任何可能的手段获取并保持关注。
我没有足够的先见之明,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回归一个更健康、联邦政府运转正常的社会。最近的选举结果显示,选民投票率很高,民主党人在弗吉尼亚州、新泽西州,甚至密西西比州和佐治亚州的州级选举中横扫获胜,这表明反对特朗普主义的反弹正在发生。但我漫长的记者生涯告诉我,要恢复文明与共同体意识,就需要重建一个值得信赖的新闻体系。
地方媒体应成为特别关注的焦点。全国性媒体可能存在信任问题,但作为社区与更广阔世界互动起点的地方新闻,却正在彻底消失。根据西北大学梅迪尔新闻学院的地方新闻状况项目数据,在过去20年里,近40%的地方报纸已经停刊,导致5000万美国人几乎无法获得关于其社区的可靠新闻。这包括周五晚上高中橄榄球比赛的比分、市议会会议上的官方决定,以及当地犯罪数据。其结果是人们脱离了自己的社区。政治变得更加两极分化,地方选举的投票率更低,更少的公职人员被追究责任。一些举措正试图填补这一空白。例如,美国新闻项目向地方非营利新闻机构提供资助,帮助社区创办新的媒体机构,并为新闻编辑部负责人提供指导。
只有当我们拥有共同的事实基础时,我们才能开始就这些事实的意义以及应采取的行动展开健康的辩论。然后,希望我们能开始重建其他那些支撑了我们近两个半世纪民主、并帮助我们度过水门事件时期的机构。或许这样,我们才能摆脱这样一位总统——他发布了一段人工智能视频,视频中自己戴着皇冠,驾驶飞机向数百万同胞倾倒粪便。
杰拉尔德·福特在宣誓就职那天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伟大的共和国是一个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他说,“在这里,人民当家作主。”
关于作者:克拉克·霍伊特是普利策奖获奖记者,曾在奈特·里德报业集团工作38年,担任过华盛顿分社社长和新闻副总裁等职。随后,他担任《纽约时报》的公共编辑(即监察专员)。

说明:本号刊发来自各方的文章,是为了获得更全面的信息,不代表本号支持文章中的观点。由于微信公众号每天只能推送一次,无法即时更新,本站目前在腾讯新闻发布最新的文章,每天24小时不间断更新,请收藏以下地址(请完整复制),随时刷新:https://news.qq.com/omn/author/8QIf3nxc64AYuDfe4wc%3D

来源:邸报
编辑:何璇祺

849#
 楼主| 发表于 2025-11-18 21:42:23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新闻业需要实在的支持,不需要新闻学论文|斗胆言说


“当我带着‘新鲜的专业知识’从新闻世界来到大学,我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平行宇宙。作为一名研究生,我阅读的内容无一能反映我刚刚离开的工作世界。”
这段话的作者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伯格传播学院教授芭比·泽利泽在其著作《严肃对待新闻》中做出的感慨。我第一次读过这句话后,它就深刻地被刻进我的脑海里。尽管时间和地点都有所不同,但我认为这句话仍然适用于中国(我的独断)。
新京报传媒研究今天推送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媒体系统性变革 学界不能置身局外”,作者是复旦新闻学院院长张涛甫。他说得很好,现在的“学者们忙于知识的内循环,沉醉于知识的孤芳自赏,与热气腾腾的传媒实践的联系并不紧密,甚至失去了介入生动实践的能力”。
张院长这番话怎么不算是对泽利泽的一种回应呢?但我要再次断言,所谓的“学界立足实践”的话绝对不是第一次说,不仅仅是各位院长书记的号召,甚至也是大学生课堂作业的片汤话。
今天还是人大新闻学院七十周年,张院长也被邀请去做了发言,他写了一篇很好的致辞。与之相反,10年之前有个媒体人就很不会做人。他也直说,“我在业界本来就是出了名的不会做人”。结果闹出一点“舆情”,被人称之为“炮轰学界”。
炮声响亮,十年之后,我去某top2高校参加一个小小的活动,结果还被安排表演提问,问题要事前经过安全审查。负责的同学在解释时,很尴尬地说“之前有人大的舆情”。我要为这个媒体人打抱不平,明明是肺腑之言,怎么就成了“炮轰”?除非讲真话就是错的。他点评了许多,好奇的读者可去看原文。
在提到学界和业界的关系时,他讲了一条“学界越来越少对我们业界声援”。内容很简单:学界一方面未能去认真讨论最该讨论的东西,只在安全议题上讲两嘴细枝末节。另一方面,当业界的新闻报道陷入麻烦时,学界只有那么几个老师站出来讲两句话,支援的声量太小。
这位媒体人实在忍不了,吐槽说:“学界如果总是乐于规训业界,怯于抗斥公权,就着实很难让人尊敬。”
回到张院长那篇文章,他提到“传媒业火热的改革实践是一个巨型开放实验室,这里没有标准答案,需要我们学界全心置身室内,保持在场状态,深度介入,于实践中出真知,借此,检验我们的理论解释力”。(置身室内?置身事内?)
的确没有标准答案,但不能顶着这么一个说辞忙而不动,学界必须给出一个答案,哪怕是会失败的答案。新闻学界到底怎么样介入生动的社会实践?在我看来,就是如那位媒体人所说,拿出作为学者的担当来,能站出来多讲一句就讲一句,喊喊号子加加油。
不应该忽略的是,“新闻”始终是一些有志之士介入社会现实的途径。在我国新闻历史上,可以说有两个传统,一条是文人论政的传统,如梁启超等人为启蒙救国投身报刊,还有一条是党的新闻实践,不少早期领导人都办过报纸。新闻学界守着新闻业,怎么就没了通过新闻介入新闻实践的能力了呢?还是应该说,新闻是公平的,对那些有话要讲的人都开放,距离远近无所谓。
我也理解,现在公开发言是个需要勇气的行动。放低要求,学界最起码要能在课堂上多讨论火热的新闻实践。除非老师不关注,自己也不知道有什么实践。最好还能在朋友圈讲一讲、说一说,培养一下学生看新闻的眼光。这些看似简单,实则不易,我应该算比较理解老师了。(我也会越来越理解,越来越放低要求的)
至于新闻学的论文,绝不能说毫无价值,只能说作用有限、功在未来。很多论文在自己学科范围内的用处都不大,对于新闻业更是作用了了。可以允许一些学者自娱自乐,一心只做研究,但如果整体都如此,那就有些太不应该了吧?
新闻业也需要自己争气。一些主流媒体其实根本不重视品牌形象,写那么一些普通人都知道不该写的标题。搞了这么久,还在和营销号混战,专业能力在哪里?一些有力的调查报道好不容易赢了些口碑,转头就被一些不专业的行为败光了。
其实在我看来,新闻业最需要的还是政府的支持,尤其是强力部门的支持。教员曾经说,要“政治家办报”,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应该这样理解:当干部的要多关注新闻、用好新闻,而不是简单理解成新闻人要做政治家。
可惜,现在政治家不办报,办文旅。


来源: 成寐的会客厅公众号
编辑:梅镕缨


850#
 楼主| 发表于 2025-11-21 20:00:49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编辑:梅镕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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