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案例集锦

杨静芝

报道伊拉克的真相（1998年——2004年）
2015-05-19 约翰•皮尔格 批判传播学

报道伊拉克的真相（1998——2004年）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曾经写道：“我们中的很少人能轻易放弃一种信念，那就是这个社会从道理上必须讲得通。一个国家竟然发狂地惩罚如此之多的无辜民众，想到这一点就让人无法忍受。因此即便再有凭有据，这些证据都会被人们在内心否定。”

1999年10月，我站在巴格达一个躺满病危儿童的病房里，和我在一起的是最近刚辞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职务的丹尼斯·哈利迪（Denis Halliday）。他说：

《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被放到了一边。我们正通过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孩子和百姓发动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令人难以置信，在遵守《日内瓦公约》的战争中我们不可能看到这样的结果的。我们的目标是平民。比这更糟，我们还把目标对准了儿童……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对联合国来说是，对西方世界来说也是，对我们所有来自于民主制度之中的人来说就更是，因为事实上我们要为我们政府的政策和对伊拉克实行的制裁负责。

哈利迪在联合国工作了34年。用他的话来说，他的工作领域是“帮助人们，而不是伤害他们”。正是作为在此领域备受尊敬的人之一，他被派到伊拉克负责所谓“石油换食品计划”下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这个计划随后被他斥责为一场骗局。“我要辞职，”哈利迪写道，“因为经济制裁的政策正在……摧毁整个社会。每个月都有5000个孩子死亡……我不想掌管一个无异于种族灭绝的计划。”

哈利迪在伊拉克工作的继任者，在联合国工作超过30年的另一位助理秘书长汉斯·冯·斯波内克（Hans von Sponeck），后来也辞职表示抗议。世界粮食计划署驻伊拉克的负责人尤塔·布格哈特（Jutta Burghardt）也随他们而去，她说伊拉克人民的遭遇已经让她忍无可忍。他们的集体辞职行动从来没有过先例。

石油换食品计划由纽约的联合国安理会管理，这个计划允许每个伊拉克人每年有稍多于100美元的生活费。这点钱要支付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和必需的服务，比方说供电和供水。更何况，从1990年8月开始在美英政府推动下实行的经济和人道围困，会给伊拉克这个几乎完全依靠进口的国家带来毁灭性的冲击。这一点美国和英国的官员都很清楚。

任何一个现代社会要想生存就不能没有基础设施。根据官方文件显示，伊拉克的基础设施已经被1991年美国率领的轰炸行动蓄意破坏，几近瘫痪。1991年1月22日，美国国防情报局报告说：“除了让联合国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免除对水处理设备的禁运，没有别的解决办法……”报告预计将会出现霍乱、肝炎、伤寒的蔓延疫情，报告还预告说，到伊拉克水处理系统的全面崩溃可能还要过6个月时间，而实际上只过了大约一个月时间就不行了。联合国副秘书长马尔蒂·阿赫蒂萨里（Martti Ahtisaari）在海湾战争结束之后访问伊拉克，他的报告指出，轰炸基础设施带来的结果“近乎于世界末日”。28座医院被炸，再加上主要的供水和污水处理设施，还有伊拉克全国8座水电大坝、地下谷仓和灌溉系统，全部毁于一旦。阿赫蒂萨里写道，除非对伊拉克立即实行援助，否则“显而易见，伊拉克人民很快就会面临更加危急的巨大灾难……”

阿赫蒂萨里不幸言中。而且这场灾难的生命代价大得令人吃惊。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 1991年至1998年间，伊拉克有50万名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因为无法克服长期的营养不良、水质污染和医疗条件的匮乏。“如果再加上成年人，”  哈利迪说，“这个数字肯定超过了100万。”1999年， 70位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克林顿总统解除对伊拉克的禁运，终止他们称为的这场“戴着政策面具的杀婴行动”。可是克林顿政府早在1996年就已经作出过他们的回答，在美国时事节目《60分钟》的一次访谈中，当时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被主持人问到： “我们听说伊拉克已有50万儿童死亡……这样大的代价值得吗？”奥尔布赖特回答说： “我们认为值得。”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从此不允许再重播那次访谈，相关的记者也不愿意再谈这件事。美国和英国大多数媒体那里，哈利迪和冯·斯波内克都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奥尔布赖特在2003年出版的自传在英国受到广泛的好评。自传里没有谈到伊拉克，而她当年对50万婴儿的死亡轻描淡写，书中也只字不提。

从2002年7月起，布什政府封锁了50亿美元联合国制裁委员会（UN SanctionsCommittee）批准由伊拉克支付的人道主义援助，布莱尔政府也在背后支持。这些援助包括食品、健康、饮水，以及卫生、农业和教育方面的项目。在美国和英国的主流媒体上，对这件事的报道半个字都找不到。相反，萨达姆被不断谴责“挪用”和“囤积”联合国援助——布什和布莱尔经常以此指控萨达姆，就像他们诬告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几乎没有记者质疑他们俩。毕竟，萨达姆是“巴格达的野兽”。联合国制裁委员会的纪录没有证据能表明联合国的援助被萨达姆政权“挪用”，也没有任何不当的克扣，但是新闻从来没有报道过这一点。哈利迪和冯·斯波内克曾经出面说明，伊拉克的救援在他们和100位联合国同事的监督之下得到了严格的监控，却被诬蔑为“萨达姆的辩护人”。

让人民挨饿，在其他各方面都抛弃人民，这么做会给一个暴君带来政治利益吗？当然如果他预见到了这一点的话，他会这么做的，无庸置疑。事实上，萨达姆的确成了禁运的受益人，禁运实际上加强了他在国内的地位，确保了国家对人民生活的直接控制，因为人们必须依靠政府机关才能生存。

同样的隐瞒手法也用在了1990年代美英对伊拉克的轰炸上。自1991年海湾战争停火以来，伊拉克平均每3天就被炸弹或者导弹袭击一次。这是历史上最长的一次英美轰炸行动，尽管联合国文件表明伊拉克的农村、渔村和其他的平民目标都受到了打击，但这次轰炸得到的媒体关注远远不足。1999年，《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报道，美国在伊拉克面临“真正的两难境地”，“在对伊拉克北部（和南部）推行禁飞区8年之后，继续存在的军事目标已经没有几个了”。一名美国官员曾经抗议说：“我们只剩最后一个屋外厕所能炸了！”  

今天伊拉克的消息还继续占据着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在这里，我希望《别对我撒谎》一书的伊拉克特辑部分能够向一直封锁“我们”在伊拉克犯罪事实的新闻检查作出对抗。这些犯罪事实已经足以和我们的老主顾萨达姆相匹敌，对此加以隐瞒，和否定纳粹犯下的犹太人大屠杀已经相差不远。诺姆·乔姆斯基和爱德华·赫曼（Edward Herman）在1988年出版的《制造共识：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一书中指出，在媒体对柬埔寨大屠杀的报道中，有些事实“消失”了，这和现在英美主流媒体对伊拉克情况的含蓄隐瞒何其相似！

我在下面推荐了5个人的作品。费莉西蒂·阿巴思诺特是一位百折不挠的记者，她常唤起我对玛莎·盖尔霍恩独行侠式精神的回忆。她多次从危险的陆路独闯伊拉克，在英国媒体里，关于伊拉克的常常只有她孤寂的声音。在她的两篇文章之后，是乔伊·戈登的《冷酷的战争：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的经济制裁》。这篇文章最早刊登于美国的《哈泼斯》（Harper’s）杂志。作者乔伊·戈登是一位学者而不是记者，这一点的意义非比寻常。在美国，关于对伊拉克制裁的后果，我找不到哪一篇记者所作的调查报道能有如此水平——在这个意义上，她的作品也表明了媒体强大的反面力量。《卫报》的理查德·诺顿泰勒是媒体中一个可敬的异类，下面一篇《捏造的借口》选编自他关于伊拉克的报道和评论文章，充分表明了他与情报界的交情并没有削弱他的独立精神，也丝毫没有减弱他对政客欺骗行径的愤怒。专辑里还有罗伯特·菲斯克的调查报道《伊拉克血腥死亡中的又一天》，这篇报道2003年发表于《独立报》，和乔·怀尔丁的名篇《见证费卢杰》一样，它像一阵强风一般切开了美英占领时期伊拉克的“迷雾”。

2004年4月，美军对伊拉克费卢杰发起猛攻，动用了70吨量级的主战坦克、轰炸机和武装直升机。费卢杰医院报告死亡600人，伤1700人，这些人里至少有一半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媒体对于一个超级大国屠杀贫民窟居民的惨剧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义愤，远远不及对最近马德里的恐怖炸弹袭击的报道。乔·怀尔丁是英国一位年轻的人权观察员，她去了只有少数自由记者才敢去的费卢杰，直接在互联网上发表了未经修饰的生猛快讯《见证费卢杰》。这是最勇敢、最棒的目击报道。

本文选自《别对我说谎：23篇震撼世界的调查性新闻报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201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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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笛宇

【案例】Daya Thussu：传播学的问题是非常忽略历史
达雅·屠苏（Daya Thussu）是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为国际传播，担任印度媒介联合中心联合主任和中国传媒中心研究顾问，同时也是《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的创办者和执行编辑、英文期刊《Global Media and China》的总编辑。

达雅·屠苏深耕国际传播研究领域近30年，著作丰富，包括Communicating India’s Soft Power: Buddha to Bollywood，Mapping BRICS Media，Media and Terrorism: Global Perspectives等。其书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 Continuity and Change被译成多种文字，中文版《国际传播：延续与变革》由2004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目前，此书即将出版的第三版，增加了关于数字媒体的章节，关注文化创意产业在在线平台和移动传递机制的发展，尤其关注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金砖五国”的发展情况。



新闻实验室：你如何挖掘出自己对于国际传播的兴趣，并开始研究生涯？

达雅·屠苏：我有学界和业界的双重背景。我先拿了历史学的硕士学位，做过一些关于政治学的工作，后来又拿了国际关系的博士学位。所以，我的学术根基在历史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没有太多关于传播学或媒体研究的学术训练。但是，我有业界的经历，在国内媒体和国际媒体都工作过。1980年代时，我还在印度，为一家国际新闻机构工作，是当时印度最大的新闻机构。那时，印度的私有媒体都很小，只有报纸是私有的，电视都是国家管制的，新闻机构也受到国家的影响。这工作很适合我，因为我当时还在读我的国际关系博士学位。不过，在读博之余，我也在寻找做国际媒体方面的工作，所以我给各家跨国新闻机构写信，还联系了其他国家的新闻媒体。

1984年是印度历史上一个关键时期——不结盟运动，有一个不结盟新闻机构的联营制，也就是发展中国家之间会交换新闻，新华社当时就是联营制的一部分。印度报业托拉斯（PTI，Press Trust of India）是当时的一家节点代理（Nodal agencies）。当时是想，发展中国家的新闻发生了变革。印度报业托拉斯是个庞大组织，有几千位员工。它不是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新闻机构。新闻机构联营很重要，所以，印度报业托拉斯是重要的不结盟新闻机构。这帮助我理解中国、伊拉克、斯洛文尼亚等国的新闻机构是怎么报道国际事务的。所以，我当时在这么大的新闻机构做国际新闻，是非常好的训练。

新闻实验室：所以你的新闻训练是来自于业界的？

达雅·屠苏：是的。但同时，我还在读我的博士学位。所以我读博时，也与业界与时俱进。到了1988年，我申请到了英国开放大学的博士后奖学金，参与了一个关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新闻互换机制的研究项目，它是由Oliver Boyd-Barrett发起。Oliver现在很有名，但那时他还是开放大学的讲师。我们当时一起合作，研究成果后来发表在1992年出版的书Counter-flow in Global News上。

所以，我的兴趣点在于将学界与业界经验相结合。之后，我在伦敦的一家很小的机构工作，叫“Gemini News”。这是一家针对第三世界国家观众的新闻机构，它不报道热门新闻，只做特稿。我在他们那里也得到了很好的训练，因为我的很多教育和工作经历都是在印度，自然形成了以印度为中心的世界观（India-centered view of the world）；但伦敦的这家小的新闻机构有更广阔的关注点，他们关注非洲、亚洲、非裔美国人，涉及到整个发展中国家等。这份工作形成了我更为复杂、多元的世界观，很有价值。

同时，我结束了博士生活，发表了一本书。1995年，我得到了我的第一个全职学术工作。尽管之前我在开放大学做过博士后研究人员，又做了讲师，但那毕竟是远程教育。那时开放大学请了不少临时讲师，他们的学生背景非常多元，这也是很有用的，因为开放大学是一个真正教人如何教学的地方。他们会告诉你怎么做教学，怎么设计教学策略。虽然我拿到了博士学位，但还没有任何教学经验。在开放大学，我给学生上课，学校会安排专门人员来告诉我哪里做得好、哪里可以有所提升。他们会针对我的授课写很长的报告。所以我一直在学习怎么教课。如果你想做一个讲师，你需要构建论据，吸引学生的兴趣，让他们愿意参与。1995年，我找到了全职学术工作，在伦敦金斯密斯学院。2004年，我成为了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正教授。从第一份教职工作到成为教授，只花了9年，所以说，我是个幸运儿。那之后，我就一直在威斯敏斯特大学。

新闻实验室：这些学校评判您的标准是怎样的？

达雅·屠苏：是发表的作品。作品的分量很重，包括你的书和其他发表物。我很幸运。我刚提到，1992年，我在伦敦Gemini News工作时发表了一本书。那时我还在开放大学给学生上课，但我还没真正觉得我能在学界工作。所以，当我得到第一个学术工作时，我组织了一场会议，会后出版了一本书，叫Electronic Empires。那是1998年，书出版时，正好“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个热门话题，大公司取代了媒体权力。我遇上了很好的时机，又正好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人给这本书撰稿，包括Herbert Schiller, Peter Golding, Annabelle Sreberny, Oliver Boyd-Barrett等，书中包罗万象。这本书让我在全球传播领域中建立起了名声：这个人是谁？他写的是什么书？我当时是个“门外汉”。第一，我是外国人，我是在伦敦工作的印度人，我还拿着印度护照。第二，我自己的学术背景跟他们不一样，我的背景是历史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并不是媒介研究或传播学研究。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可以这么说，我有更充实的学术背景，因为历史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这些背景让我比单纯的媒介研究和传播学更具有深度。所以说当时那本书让我成名了。

之后，我写了《国际传播：延续与变革》这本书，在2000年出版了第一版。这本书非常成功，美国、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很多大学都在使用它，还被翻译成了中文、韩文等。所以，这本书帮助我提升了我的名气，在关心全球传播、全球媒体、国际媒体的人那里。这本书的第二版也很成功。现在，我在写第三版。它不是教材，但我是给学生写这本书的，所以它还是有教材的形式，有很丰富的细节，理念超前，但又通俗易懂，方便学生的理解和参与。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新闻实验室：聊聊您的其他研究兴趣？

达雅·屠苏：我还写关于宝莱坞的文章，但不是我的重心。我几年前发表了一本关于软实力的书，也是我第一本关于印度的书，叫Communicating Indian Soft Power: Budha to Bollywood。我在书中讨论了电影如何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这本书今年刚在印度出版了。它的纽约版本很贵，但现在Sage India出版了它的东南亚版本。

还有，每年的6月21日是联合国的瑜伽日。一提到瑜伽，人们就知道它起源于印度，受全世界人民喜爱。瑜伽很健康，对身体有好处。我自己也做瑜伽。现在联合国庆祝瑜伽日。瑜伽成为一种全球趋势，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所以说，瑜伽不仅仅跟印度有关，不仅关乎健康，还是一种国家的软实力。

另外，我研究历史，所以我有个兴趣点，关于软实力在历史语境下是如何讨论的这个问题。你知道，在美国，关于软实力的话语是仅仅局限在媒体传播中的，是缺乏历史视野的权力结构。所以说，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它跟中国一样，被当作文明古国，对吧？印度历史既古老又复杂。如果说，在过去2000年里，印度产生的最重要的观念是什么？美国就会说是佛教，因为印度佛教传遍了亚洲。中国今天有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多的佛教徒，但中国并没有正式将佛教视为国家宗教。日本、韩国、中亚、泰国、甚至西方国家，情况也都如此。所以我在写这本书时，我在想，这是软实力吗？印度佛教有2000多年的历史，所以是一种持久的力量。你看，你的学术背景是有用的。如果你学过历史，你就有历史观。传播学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非常忽略历史的，并且，它是根植于西方历史的。我刚去了西安，西安是中国和印度、中国和伊朗、中国和欧洲等地方非常重要的文化交流中心，因为有丝绸之路。所以，当提到传播学时，我们忽略了最早的日子，我们从19世纪、20世纪开始谈论，我们从广播、电视开始谈论，却不会去思考更古老历史阶段的传播。我在书中思考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当我们谈论软实力时，我们需要往回看。但我也想让我的书更与时俱进一些，所以书中有一个章节是关于宝莱坞的。

新闻实验室：如何平衡理论学习与方法论学习，你能给年轻学子一些建议吗？

达雅·屠苏：我得说，两者都很重要。不管是硕士生还是博士生，你得有自己的理论框架，还得有一些实际的实证研究，所以，方法论很重要。一篇好的论文，要将好的理论框架与扎实的实证研究相结合。如果你想做一个好的实证研究，你需要合适的研究方法；用什么方法，取决于你做什么项目。你有时可能会使用多种研究方法。这就是调查研究，要努力寻找新鲜事物。你要有一个主题，提出假设，提出好的研究问题，就是说，你到底想调查研究什么？一旦你弄清楚了自己的研究问题，下一步就是，什么是研究这个问题最好的理论框架？什么是探索研究答案最合适的研究方法？

至于理论部分，你读得越多，就会有越好的理解。因为，我们现在说的是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各种文化，你也知道，传播、媒体，都没有一种单一的理解方式。人们如何消费事物？我们俩消费的东西肯定不一样，对吧？所以，你读得越多，你就能连接起越多的点。你看我的演讲，我是从各个角度来形成自己的论点的，包括媒体、政治、网络、经济等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广泛地阅读、批判地阅读。为什么我要引用这个人？这个人的观点与我的项目有什么关系？一篇好的论文需要评论一切事物。你看我的书，这个人讲了这句话，但它可能与我的观点没太大关系，不过它还是一个有意思的观点，对吧？你需要“再生产”一些东西，评论一切事物，然后形成你自己的论点。
来源：新闻实验室（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s3Mx0dZhVXsEoBqCIq6Kjw

admin

【案例】
谷尼研究院发布传播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V1.0)

谷尼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网络传播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V1.0具体说明如下：

一、传播影响力指标体系构成
谷尼网络传播影响力指标体系，用于评价国家、地区、组织、企业、品牌、名人等主体在网络空间的传播影响力。本指标评价体系综合考虑了媒体权重、情感权重和曝光度等因素，由3项一级指标构成，分别是媒体权重指数、情感指数和曝光度指数。媒体权重指数、情感指数和曝光度指数所占的权重分别为α、β、γ。α+β+γ=1。

媒体指数中，央媒按影响力大小分为央媒I、央媒II、央媒III三类，权重值分别为10、7、3，此外，其他媒体、微信公众号、微博博主、新闻App权重分别为2、4、2、2。

情感指数分为正面情感、中性情感和负面情感，对应的权重分别为1+正面情感值、1+中性情感值、1+负面情感值。其中，正面情感值为[0.41]，中性情感值为(-0.4 0.4)，负面情感值为[-1 -0.4]。

曝光度指数分为新闻曝光度、微博曝光度、微信曝光度、新闻App曝光度，所占权重分别为4+log(转发量)、3+log(微信阅读量)、1.5+log(微博转发量)、1+log(APP阅读量)。

二、传播影响力计算公式
公式用于计算任一评价对象的传播影响力，即评价时间范围内，评价对象相关信息的媒体权重、情感和曝光度所有相关指标的加权之和（权重具体取值范围可需要根据经验调整）。

三、评价体系指标说明
代表媒体权重指数。
代表情感指数。
代表曝光指数。
I(Influence)代表影响力。
O(object)代表评价对象。
I(O)代表评价对象传播影响力。
α为媒体权重加权系数。
β为情感加权系数。
γ为曝光加权系数。
F(frequency)出现的次数。
欢迎社会各界提出宝贵意见，反馈邮箱：yq@goonie.cn

谷尼大数据研究院
2018年6月8日
https://mp.weixin.qq.com/s/X-bAlr8sUL5rytAG2IHEzw

编辑：杨琦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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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编辑：付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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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编辑：尹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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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编辑：冉玲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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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怀念丹尼斯·麦奎尔[color=rgba(0, 0, 0, 0.298)]原创： [color=rgba(0, 0, 0, 0.298)]CE [url=]传媒学术网[/url] [color=rgba(0, 0, 0, 0.298)]2018-09-22

作为传播研究领域的奠基人之一，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的学术影响已经超越各种组织和制度边界，其专著的教材《大众传播理论》（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业已成为全球传播学子和学者必读的教材。在不同人看来，他是一位好老师，一位好导师，一位好同事。

2017年6月，82岁的丹尼斯·麦奎尔永远离开了我们。一个时代似乎就此终结。

2018年6月23日，在美国俄勒冈大学举办的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IAMCR）年会上，一个以“怀念丹尼斯·麦奎尔”（Remembering Denis McQuail）为主题的专场吸引了全世界与会者的目光。参加者包括葡萄牙米尼奥大学的Helena Sousa、芬兰坦佩雷大学的Kaarle Nordenstreng、美国俄勒冈大学的Janet Wasko、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Johannes Bardoel，以及英国拉夫堡大学的Graham Murdock。

Helena Sousa：丹尼斯一生撰写了20本书，被翻译为多种语言，成为全世界传播研究的必读书。对我来说，丹尼斯曾经是书本中受人尊重的学者，帮助我理解了复杂的传播现象。后来，我们成为研究同事。丹尼斯也成为米尼奥大学首位传播研究的校长教授荣誉职位的获得者，标志着作为跨学科领域的传播研究的成熟度开始在我所在的高校甚至整个葡萄牙学界被认可。回顾丹尼斯的学术生涯，有两件事值得我们铭记：首先，1986年，他参与创办了《欧洲传播学刊》（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并全身心地投入编辑工作；其次，1982年，他参与创办了“欧洲媒介研究小组”（Euromedia Research Group），如今，这一学术网络仍然充满活力。

Kaarle Nordenstreng：二战结束时，丹尼斯正好10岁。他的童年充满了通过广播和报纸接受的外界信息，包括战争。在成长的过程中，一个英国少年感受到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化，也形成了特定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在这个背景下，新闻和新闻业成为丹尼斯理论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其中的社会责任论。因此，我们也就看到了后来他与同事一起写就的传媒的“规范理论”。严格来说，丹尼斯从未做过记者，他只在理论层面工作。1974年，在芬兰坦佩雷大学担任访问教授期间，丹尼斯受邀参观了当地的报纸。返回校园，他坦诚而不无兴奋地说道，这是他第一次访问一家报纸。1976年的IAMCR会议在英国莱斯特大学召开，丹尼斯兴致勃勃地报名了媒体参观环节，这也是他第一次访问一家英国媒体的编辑部。综上所述，在我们的记忆里，丹尼斯的角色是独一无二的。

Janet Wasko：遗憾的是，我未曾与丹尼斯相识，但对他的著作耳熟能详。我也是他创办的《欧洲传播学刊》的编委会成员。除了普及性的《大众传播理论》，丹尼斯对规范理论的贡献也对北美的媒介研究影响巨大。他同时也是IAMCR的活跃成员之一，并在学会的出版委员会兼职多年，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如果仿照Eileen Meehan和我当年回忆赫伯特·席勒时所用的方式，我们可以从丹尼斯身上学到十点：要严肃，但一定保持幽默，知道最近的酒吧，享受美食、美酒和好朋友，不伤害别人，认真和热爱工作，随时记笔记，不要害怕跨越英吉利海峡，和年轻的同事打成一片，以及最为重要的，谦虚。

Johannes Bardoel：对阿姆斯特丹大学和荷兰的传播研究而言，丹尼斯的贡献是极其重要的。1977年，当他刚刚成为一名年轻的教授时，传播研究在荷兰并未获得足够的学术认同。20年后，当他退休时，阿姆斯特丹大学已然成为荷兰乃至欧洲传播研究的重镇。又经过了20年，当丹尼斯逝世的时候，阿姆斯特丹大学已经坐上了世界大学传播学科排名（QS）的头把交椅。当然，我不想过于强调排名，但这位友善的学术巨匠，确实为我们贡献了许多，值得我们永远尊敬。丹尼斯虽然生于报纸作为主要大众媒介的时代，成长于电子媒体兴起的时期，但他的理论对当今的数字时代仍然有巨大的相关性。

Graham Murdock：当我想到丹尼斯的时候，他的四种品质浮现在我的脑海。第一，爱玩的性格。有一次我们在弗洛伦萨开会，因为受邀参会人员很少，主办方提供给我们一所高档酒店的住宿，每个房间都配有一个小酒吧。我们在会间讨论的同时，就把小酒吧里的酒尽量喝光了。当我们退房离开的时候，酒店服务员在后面喊，“抓小偷”。我们环顾四周，以为是喊别人，后来意识到，是喊的我们俩。随后，我们不得不回到前台支付了昂贵的酒钱。第二，对不同学术传统的整合力。丹尼斯在牛津学的历史，后来在南安普顿大学社会学系工作，随后搬至阿姆斯特丹大学从事传播研究。对他来说，研究传播就是研究人类生存的条件，我们如何联系，如何使用媒介化的空间进行自我展示、集体思考和论辩，以及塑造社会凝聚力。第三，世界主义的敏感。他的研究致力于对全面性的挖掘，避免偏见和激进。到阿姆斯特丹以后，他开创的是一个开放的欧洲传播研究传统，这一传统以包容和多样为特征。第四，对民主社会媒体的公共性的坚守。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不遗余力所倡导的媒体的社会责任论上获得证明。

让我们一起怀念，现在已经与我们永远分离的丹尼斯。一个卓越的人。

https://mp.weixin.qq.com/s/RFZsA1tozHVm77aDaQib_A

admin

【案例】

我为什么不看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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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臧博

admin

【案例】

中国新闻学百年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本刊特稿

继往开来 不辱使命 努力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学术体系——在“中国新闻学百年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谢伏瞻（7）

发扬成绩 守正出新 砥砺前行——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 柳斌杰（9）

立时代潮头 发思想先声 当好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领头羊——在“中国新闻学百年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李培林（12）

四十年砥砺奋进 新时代守正创新——在“中国新闻学百年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唐绪军（15）

向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家队致敬 方汉奇（19）

我与早期新闻研究所的片断回忆 赵玉明（21）

知往鉴来 · 我与新闻所

新闻所早期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方面的贡献  陈力丹（26）

新闻所在传媒法治研究的开创业绩   魏永征（30）

致敬光荣昨天 走向辉煌未来——在社科院新闻所成立4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郑保卫（32）

改革开放40年新闻所的辉煌和我们的期待 童 兵（34）

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引领者 张 翼（36）

不忘初心 强化互动 共同推进新时代新闻学科创新 崔士鑫（39）

新闻所：我的学术启蒙高地 刘卫东（41）

致敬历史 继往开来 蒋晓丽（42）

恩情与友谊——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交往关系 白 贵（46）

感恩与致敬——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三件事 严三九（49）

愿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陈崇山（51）

乘九路车去九号楼 余清楚（53）

高山景行 薪火相传 沙 垚（56）

中国新闻学百年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 丁柏铨（57）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央苏区的实践 陈信凌（59）

洞察中国国情，坚守与时俱进新闻观 范以锦（61）

预见性及其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的评论对新闻教育的启示 韩立新（63）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当代发展 支庭荣（65）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媒体融合发展 石 磊（67）

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两点思考 宗益祥（69）

“三个统一”：延安时期党的新闻工作的宝贵经验 田苏苏（71）

论苏联晚期媒介历史虚无主义对新闻事业的影响 张举玺（73）

改革开放与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

试论我国传播学研究迈向中国化的过程 张咏华（76）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 李本乾（78）

再谈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改革开放40年来新闻学学科地位与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前瞻 樊亚平（80）

新闻传播教育的挑战与变革 苏宏元（83）

探索创新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范式 范东升（85）

小视角 大格局：见证中国新闻传播教育40年 孙瑞祥（87）

数字新闻业研究：生态、路径和范式 张志安（90）

多学科交融的新闻传播教育：过去、现在和将来 张明新（93）

在新媒体领域开展产学研的新实践 周荣庭（96）

以传播为花托，绽放幸福之花 吕新雨（98）

时空变化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杨思远（100）

新闻传播研究的主体性 董天策（101）

流媒体时代：新闻传播学应当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 徐清泉（103）

“后真相时代”新型主流媒体的价值重构 漆亚林（105）

后媒介时代：新闻研究的新领域、新方向、新突破     彭 剑（108）

新时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新担当

下一个学术时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四十周年庆典上的发言 杜骏飞（110）

培养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道义的传媒人才 吴信训（112）

新时代视觉传播研究的使命与担当——从“讲好中国故事”说起 罗自文（115）

“育人为本、能力导向、多元融合”——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使命与担当 孙 江（118）

当前舆情研究深入展开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王来华（120）

当前数字媒体发展新趋势 郭万超（122）

我国新闻发布制度面临的新挑战 孟 建（124）

新时代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的机遇与挑战 杨萌芽（126）

省级媒体深度融合的现实问题与理论思考——基于河北省的调研 张 芸（128）

“舆情”话语传播及走向 于家琦（130）

边境国门大学新闻传播教育的担当与实践 李刚存（132）

新闻传播：学科转型与时代担当 李 震（134）

增刊总结

中国新闻学百年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136）

出席中国新闻学百年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代表名录 （139）

编辑说明

2018年11月24日，以“继往开来”为主题的中国新闻学百年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成功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和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国内高校、新闻传播研究机构的领导、专家学者等50余人就“我与新闻所”“致敬昨天”“中国新闻学百年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改革开放与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和“新时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新担当”等主题进行了交流研讨。为此，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决定出版本期增刊，以记录大会盛况，为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做历史存证。

除个别篇什外，增刊内容系根据现场录音整理，由编辑部返给发言者本人审阅修订。文章大体根据现场发言先后顺序编排，个别文章顺序根据发言内容做了调整。衷心感谢各位专家学者的鼎力支持。囿于时间、水平，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作者、读者批评指正

《新闻与传播研究》

《新闻与传播研究》是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权威学术期刊，主管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该刊创办于1994年，初为季刊，2008年改为双月刊，2013年改为月刊。其前身《新闻研究资料》为中国新闻史学界的权威刊物。

《新闻与传播研究》创办以来，继承发扬重视学理研究的传统，以“代表中国新闻学、传播学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引领中国新闻学、传播学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为办刊追求，不断拓宽研究领域，并与国际学术界保持密切联系，刊发了一系列卓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网址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wK0-MAUazhaq2W7rl882uQ

编辑：臧博

admin

【案例】匆匆忙忙，将就一下，算了（符号传播）


编辑：冉玲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