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评案例集锦

刘海明

中国记协再挺“舆论监督”，公众号至少发了7次相关文章

12月5日，中国记协官方微信号发布《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舆论监督》的推文，被认为是中国记协近年来发布的推文中，最直接的力挺舆论监督的一次。

传媒见闻在中国记协公众号里以“舆论监督”为关键词检索后发现，自2020年起，标题中包含“舆论监督”四个字的文章至少有7篇。这些文章有的旨在传达会议精神，有的是讲述新闻工作者在舆论监督报道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而昨天的推文《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舆论监督》，讨论了在当前媒体融合纵深挺进、舆论生态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就媒体是否还需要进行舆论监督报道的问题，给出了明确的肯定答复。

不仅如此，该文还强调了舆论监督的重要性，指出舆论监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意，是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对舆论监督的重视，并强调舆论监督在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促进改革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提到了舆论监督是党和人民对新闻工作者提出的重要要求和赋予的神圣职责。

作者又从被监督、被批评者和媒体自身两个方面分析舆论监督缺失的原因，文中认为：一方面，干部认知有待矫正。一些干部患上“舆情洁癖”，认为舆论监督是“揭丑”，是“抹黑”，是添乱，习惯于采取“捂盖子”的做法。还有的对舆论监督缺乏承受力，任性认为“监督别人可以，监督自己不行”，想方设法限制媒体采访报道。另一方面，监督能力有待提升。有的记者作风不够扎实、远离新闻现场，在关键信息上缺乏深入挖掘、多方印证；有的不能稳妥把握批评性与建设性的关系，为流量而流量，为批评而批评；有的片面理解舆论监督，靠找茬、挑刺换取经济利益，偏离正确方向。

最后，文章提出了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厘清认识、把准方向、提升素养、科学运用舆论监督，以有力量的监督和实打实的成效，更好地守护公平正义，推动社会进步。

来源：传媒见闻（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bHEPA4IfTVhilpQV5KNjtw
编辑：李梦瑶

刘海明

【案例】

孩子沉溺社交媒体，不能将所有压力交给父母

撰文丨张明扬

这几天，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向全体师生发出了一封《关于合理使用社交媒体倡议书》，建议“同学们在16周岁之前，尽量远离社交媒体，不注册社交账号”。

图/网络

倡议书一出，在中国舆论场引发了不小的反响。支持声当然很多，但质疑声也不少。有些人质疑其合理性，孩子使用社交媒体是否能一禁了之；有些人则质疑其可行性，以今时今日国内孩子对网络的沉浸度而言，说禁就能禁吗？

但我仍然觉得，这是一次非常大胆且有价值的尝试。

01

近期，随着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的炮轰，社交媒体本就处于前所未有的舆论漩涡中。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对社交媒体乃至互联网平台的“资本属性”抨击力度很大，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政策一度也在这个背景下行峻言厉。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舆论场对“青少年使用社交网络”这个话题却表现得异常宽容。

这可能是国内与西方对社交媒体态度的最显著分野。

这两年，发达国家针对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正在掀起一场监管风暴。

2023年6月，法国参议院立法，要求社交平台为15岁以下未成年人创建账号时必须征得父母同意。

2024年3月，美国佛罗里达州签署法案，规定该州不满14岁居民不得开设社交媒体账号；14岁以上未满16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需要获得父母同意。

2024年6月，西班牙政府提出了一项法案草案，禁止 16 岁以下青少年访问社交网络。

自2024年9月起，荷兰各地小学课堂禁用手机、智能手表和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

图/图虫创意

最震撼的是这几天澳大利亚的大动作。

11月28日，《2024网络安全（社交媒体最低年龄）修正案》在澳大利亚参议院获得通过。法案的核心是，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即使获得家长同意，也不能使用大多数社交媒体平台，违规的平台将被最高可处以495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2.3亿元）罚款。

由此，澳大利亚成为全球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立法最严的国家。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力推这一法案，声称“社交媒体正在伤害我们的孩子，我要终止这一切”，“我希望孩子们能够放下他们的各种（电子）产品，到足球场、游泳池和网球场去。希望他们能与真人交流”。

澳大利亚的这一最强监管法案，尽管在欧美引发了巨大争议，但在政治议程中，却取得了近乎压倒性的优势：澳参议院以34票赞成、19票反对通过，众议院以102票赞同、13票反对过关。

也就是说，争议固然存在，但外界可能高估了争议。

02

相比澳大利亚在国家层面的立法，杭州只是一个学校发了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倡议书”。

在中国舆论场上，对社交媒体的批评往往集中在“资本属性”和“非理性民族主义”这两个方面，唯独缺少了“孩子能不能用社交媒体”这个重要维度。

在本质上，中国社会更像是一个“厌童社会”。中国的孩子或许是被重视或宠溺的，但这仅仅是家庭层面的，而置于更大的社会层面，中国社会倾向于认为“育儿是每个家庭的私人事务”，政府和国家不必承担太多的责任。在公共政策上，这导致了儿童福利的严重匮乏，而鼓励生育也往往流于口号，口惠而实不至。

图/图虫创意

也因此，国内舆论场在讨论重要公共议题时，往往“不屑于”将孩子这个维度纳入考量。

在儿童使用电子产品、社交媒体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公共舆论或许也认为孩子应当减少使用，但也倾向于认为“这是每个家庭的私人事务”，应当由每个家庭独立解决。

03

这就带来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

据我的观察，家长管控孩子使用社交媒体、打游戏乃至更广义地使用电子产品，不仅效果不彰，更极易成为亲子关系的炸弹。

沉溺于电子产品的孩子往往会认为，父母正站在自己的对立面上，就是因为他们“专断、不开明、不愿意倾听孩子的内心需求”，因此才会管自己用手机。

这就和育儿一样，当公共政策缺位与失语，将所有压力都交由父母或家庭承担，任凭他们孤军作战，注定是一地鸡毛。

有人说，无论是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的倡议书，还是澳大利亚在国家层面的立法，都缺乏可行性，最后还是管不住孩子使用社交媒体。

这样说的人，很可能并没有管控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实操”。

十几岁的孩子，面对父母或许是叛逆的，对父母的说教更是不以为然，但如果是学校出规定，国家出政策呢？

他们还会认为是父母落后于时代，所以禁止他们玩社交媒体吗？

他们还会认为是父母和自己对着干吗？

他们还会认为玩手机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图/图虫创意

国家出台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政策，最重要的目的本来就不是“实操”，而是发表一种明确的态度。

家长有了来自学校和国家这种态度的支持，实操起来才更有底气，尤其是更不容易激化自己与孩子的矛盾。

家长大可以“鸡贼”地对孩子说：“我们也不想逼你，但这是国家（学校）的规定，我们只是不想违法，难道你想违法吗？”

在澳大利亚的相关立法中，没有任何对孩子或家长的“违规惩罚”，而是将责任压给社交媒体平台，最高可处以4950万澳元的罚款。这也意味着，这一政策几乎不会真实地倾轧“个人自由”。

那些用个人自由来说事的，大可不必。

04

这里的重点是：教育，是全社会的公共事务，而不仅仅是家庭的内部事务。

政府与学校出台一些限制或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电子产品）的规定，将显著增强父母与孩子博弈的能力。

有人说，澳大利亚这项政策太严了。

或许吧。

中国完全可以出台一项没这么严的政策，比如变“禁止”为“限制”，但核心是，严一点宽一点都不是问题，但你要出政策啊。

我不支持绝大多数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政策，但对儿童的除外。毕竟，这是国内的短板所在。

从公共舆论，到公共政策，我们都必须即刻改变那个被证明滞后于时代的观点：育儿与教育只是家庭事务。

公共政策的参与，也是一种对育儿的“解负”。

我们需要让未成年人明白：限制你们使用社交媒体（电子产品），不单单是你们爹妈的决定，更不是爹妈和你们对着干，这是全社会的公共决定。

管控孩子使用手机，是社会、学校和家长这三方的共同责任。

在立法层面，应当积极学习澳大利亚与欧美社会的实践，未必要那么严，但得做。

在学校层面，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做得很好。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教育，应当尽可能地去电子产品化，不要动辄给孩子布置基于电子产品的作业。这样做，学校和老师或许省力了，但将给家长的管理施加更大的压力。

在家长层面，国家如果出台了澳大利亚式的“禁止”法案，你们也可以有自由裁量权，根据自家孩子的需要，该禁止的禁止，该限制的限制。

图/图虫创意

家长也应更加“自律”，尽量减少在孩子面前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打开一本实体书，装也得给我装下去。孩子小的时候，很多父母为了省力，往往习惯于将电子产品扔给孩子。等到孩子大了，才悔之晚矣。

对此，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也提出了“建议家长和孩子一起戒断手机”。

孩子沉溺于电子产品，已经是中国父母的锥心之痛，时有孤立无援之感，在救救孩子之前，社会与学校也“救救父母”吧。

来源：冰川思享号（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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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佳

刘海明

【案例】

谨防媒体沦为平台的“打工人”

近年来，随着舆论生态、媒体格局和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各级新闻媒体“主力军”加速挺进“主战场”。在这个过程中，社交平台是重要赛道。

有网友形象地将媒体与社交平台的关系描述为“相爱相杀”，这种说法并非毫无依据。一方面，平台成为积聚眼球的“流量池”，也成为媒体变革发展的一个“突围点”，媒体借助平台，使得内容获得更高的触达率；平台借助优质的媒体内容，也得以不断发展壮大。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媒体在“流量争夺”中逐渐失去话语权与主动权，出现“平台依附”的现象，成为平台的内容“打工人”。

那么，一些媒体的“平台依附”有哪些突出表现？又该如何破解？

一

随着媒体深度融合的推进，媒体与平台通力合作成为互利共赢的选择。但值得警惕的是，一旦社交平台利用算法和流量来左右内容生产甚至影响舆论导向，那么媒体对平台的依赖便有可能加剧。

比如，在议题设置上被平台“牵着鼻子走”。如今，很多人有这样一个感受：社交平台的热搜榜单，仿佛成了媒体的选题清单，这边热搜刚“爆”，那边就能在公众号或者短视频上刷到一批标题相似、内容相近的媒体报道。围绕着平台设置的热门话题，媒体总会以不同角度、不同题材及时跟进、紧紧跟随。

虽说平台热搜一定程度上能代表受众的关注所在，但有时也掺杂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件甚至是商业营销，缺乏公共价值与讨论意义。个别平台甚至有意设置煽动性别对立、激化社会焦虑等热点敏感话题，以巨大的流量诱惑、引导媒体跟进报道和评论，试图引爆网民情绪、误导社会舆论、加剧群体撕裂。在此情形下，媒体如果不加以判断，一味被平台“牵着鼻子走”，投入过多报道力量于琐碎、无意义的议题上，极有可能“热闹过后，一片虚无”。

又如，为迎合平台规则陷入“流量崇拜”。众所周知，平台并不会将所有内容“平等”地推送给用户，而是会运用算法规则对内容进行流量分配。为了适应并迎合这套规则，少数媒体或主动或被动地走上“逢热就蹭”“制造热点”的歧路，以贴标签、“标题党”等方式，发布不明就里、低俗滥俗、真假未辨的内容来博取关注，实现流量暴涨。比如，在一些新媒体报道中，标题便常常出现“00后”“女司机”“女博士”等群体标签，或是动辄“突发！”“必看！”“刚刚确认！”，试图以此调动受众情绪、引发受众好奇、吸引受众关注，从而带来可观流量。

再如，盲目跟风社交平台不断上演“反转剧”。纵观近年来发生的舆情反转事件，很多时候是部分媒体在首次报道时未对事实进行仔细核实，盲目跟风、采信社交平台上的信息内容所导致的，严重影响了媒体公信力。比如，某地曾发生一起公交车与轿车相撞后公交车坠江的事故，一些媒体尚未核实真相便发布报道将事故原因归结为“女车主驾车逆行”，后经警方调查后辟谣，该女司机其实也是事故受害者；今年2月，一则策划编造的视频“秦朗巴黎丢寒假作业”在社交平台热传之后，一些媒体为了迅速抢占新闻热点，竞相转载、跟风炒作，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秦朗巴黎丢寒假作业”视频相关画面 图源：“新华每日电讯”微信公众号

二

随着入驻社交平台成为常态，媒体或多或少会受到平台的影响。此时，由于媒体时常不能“直达”受众，中间横亘了一个“流量分配者”，从而让部分媒体对平台产生了过度依赖。那么，这种依赖究竟从何而来？其生成逻辑是什么？

媒体需要平台流量的加持。流量不仅是数字，背后体现的更是网民的注意力和关注度。一般而言，流量大往往代表关注度高、传播力强。进入社交媒体时代，好的内容如果没有流量加持，光是在“内循环”之中“打圈圈”，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因此，在媒体“百花齐放”的当下，为了获取更多曝光和关注，媒体愿意将自己精心生产的内容发布在社交平台上，以期让优质内容更加“广为人知”。比如“尔滨”的爆红，便是媒体宣传和平台助推共同作用的结果，二者缺一不可。

受到诸多现实因素的驱动。在社交平台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媒体开办并深耕平台账号，既是引导舆论、争夺话语权的主动出击，也是受到诸多现实因素驱动的选择。比如，一些媒体依靠平台账号的流量来获得商业合作，推文的点击率、转发数，短视频的打开率、完成率等，成为合作对象评判的重要指标，这便很容易“迫使”一些媒体蜂拥而上追逐流量。

媒体自有平台的建设不力。媒体融合十多年来，面临的痛点之一便是许多媒体的自有平台仍缺乏足够影响力。很多地方费心力运营社交平台账号，也是因为当地自建的客户端还处于“有端无客”的尴尬境地。不可否认，这些平台账号的确是传递主流价值、实现舆论引导的有效手段，但由于传播渠道、流量分配权和收益变现等都掌握在平台手中，从某种程度上说，媒体仿佛成了平台内容工厂的“打工人”。长此以往，不仅不利于自有品牌的打造，还可能制约媒体公共价值的发挥。

三

在进军社交平台的过程中，媒体该如何摆脱“平台依附”？破解这一难题，须回答好三个问题。

究竟需要怎样的“10万+”？身处流量时代，没有流量的宣传只能是自说自话。“10万+”可以说是很多内容生产者梦寐以求的，因为它是内容“出圈”最外显的象征之一。事实上，流量本无过错，错的是为了流量而忽视了责任与担当；而“10万+”虽然很诱人，但它也绝不应该成为媒体追求的唯一目标。

我们需要在流量与质量之间尽可能找到平衡。比如，让“有声量的内容更具质量”，在及时跟进受众关注的热点话题基础上，填充进更有深度、更富思考的专业性内容，让流量不止于虚浮的泡沫；又如，让“有质量的内容更具声量”，为主流价值、中心工作披上更为年轻化、更活泼生动的“外衣”，让优质内容不止于干巴巴的说教，而是一顿丰富的“精神大餐”。

媒体与平台之间应是何种关系？媒体如果完全依赖于平台，难免被流量所左右，更容易在受众“注意力之争”中落于边缘位置；而平台若是对各种流量失范行为视而不见，甚至主动给媒体“挖坑”，不仅影响网络传播秩序，更可能面临违法违规风险，终将自毁长城。最近，某平台因存在对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未及时处置等情况，导致违法信息扩散，被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

其实，媒体与平台各有所长，理应各司其职，进一步把长板锻长，在“媒体生产+平台引流”的机制中实现共赢。比如，媒体可以根据抖音、b站等不同社交平台的话语风格、受众需求，生产各种“量身定制”的优质内容，而非“账号一大堆，内容一个样”；而平台则应利用技术、人工等手段，加大对媒体优质内容的流量扶持，让它们能于海量内容中多一些“被看见”的机会。

如何打造自己的平台？媒体融合的实践一再证明，互联网时代，“谁拥有平台，谁就能吸引用户”。当前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尽管媒体在入驻平台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关注，却在话语权、流量收益等方面受制于平台，有时甚至肥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正因如此，近年来“打造自主可控平台”逐渐成为媒体行业的共识。像以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为代表的中央级媒体平台，通过持续不断的优质内容输出，吸引平台粉丝和流量向客户端“迁移”，下载量、用户活跃度均位于前列。许多媒体平台虽然存在日活用户较少、传播力较弱、自我持续盈利能力不够、人才缺失等难点，但尝试与探索不曾停步，经验与成果也在逐步累积。

总而言之，媒体一旦陷入“平台依附”，就等于将话语权与主动权“让渡他人”。唯有相互赋能，在流量与质量之间求得平衡，让正能量有大流量，让大流量澎湃正能量，“主力军”才能更好挺进“主战场”。

来源：浙江宣传（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v19ftPQ1Ls-dLAvfkuAzUg

编辑：李佳

刘海明

【案例】
宣传稿再次翻车：卜姓女子被“收留”

又有宣传稿翻车了，引起围观。

上次有宣传稿翻车，是有媒体为了歌颂某县委书记“不好奢靡”。报道借该县一名副县长之口说：一次他们到南方招商引资，一个私营企业负责人被他们的诚意感动，给他们安排住高档酒店。书记到酒店一看，直接跟随行人员撂了脸，把房卡扔在地上就走。

在宣传员的眼里，书记一到高档酒店就“撩脸”、“把房卡扔在地上就走”是“不奢靡”，在正常人看来这是耍官威、没修养。在《[color=var(--weui-LINK)]宣传与新闻|新闻实战》一文中，我对此事有详细的分析和评议。

这一次翻车的，是山西的和顺县。

12月2日，山西新闻网法制频道的“政法风采”栏目刊发了一篇题为《和顺县公安局：用行动诠释责任 以服务温暖人心》的文章。文章用高昂热烈的口吻赞扬了和顺县公安局人口中心和该县青城派出所帮助一名患精神疾病的卜姓女子找到了家人。

事情是这样的，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的卜女士13年前走失，近期被偶然发现幸存在100多公里外的和顺县的一个村子里。13年里，她生育四次，一个孩子夭折，一个孩子送人，还有两个孩子生活在官方所谓的“收留”之家。

是的，宣传稿中用了“收留”一词。目前，该稿已删除。

写作和审核这篇宣传稿的人，显然明知卜姓女子患有精神疾病，也知道她被“收留”之后给“收留“她的人生下了四个孩子。因为宣传稿中披露了如下信息：当地公安早就明知卜是一个精神病人，其无法正常交流，说不出姓名和来历，为此县公安局和镇派出所为两个还养在“收留”之家的孩子解决了户口难题，给她采集了血样，十几年一直在为她寻亲。

那么问题就来了，一个精神失常的女人，不幸走失，被人“收留”后，“收留”她的人是否可以与之发生性关系并使其诞下四个孩子？

这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问题，还是一个法律问题，是和顺县公安局全体警员应该很清楚答案的法律问题，也是法制频道的工作人员们应该很清楚答案的法律问题。

自2023年6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对农村留守女童、严重残疾或者精神发育迟滞的被害人实施奸淫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适用较重的从重处罚幅度；奸淫精神发育迟滞的被害人致使怀孕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第一项规定的“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

上述解释没出台前，各地已经有类似的判例。

[color=rgba(0, 0, 0, 0.9)]比如澎湃新闻报道，2020年9月30日，何某明知徐某系智障异于常人，仍与徐某发生性关系。经鉴定，徐某精神发育迟滞（中度），无性自我防卫能力。浙江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检察院以强奸罪将此案移送法院起诉：被告人何某明知徐某智力水平明显低下，系智障人员，仍与其发生性关系，不管被害人是否“同意”，均应视为违背妇女意志，被告人何某的行为已经构成强奸罪。最终法院决被告人何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如果和顺县这个农家遇到一个精神失常的走失女子，13年秋毫无犯，视若姐妹，那才是真的收留。

宣传稿，按道理说是要层层审核把关的，稍微了解一点法律，就会知道卜某被“收留”后生下4个孩子，这里面是可能存在犯罪行为的。

这个所谓的正面宣传稿，看似在自我表彰和嘉奖，其实在暴露所有与这个宣传稿有关的警员都不太懂法，所以才堂而皇之地把一个涉及刑事犯罪的事情包装成了“收留”这样具有善意的正能量。

12月10日，和顺县联合调查组通报，“已对涉嫌犯罪问题立案侦查，并对涉案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个通报，再次印证了当地有些公职人员的不懂法。

某些宣传稿翻车，给我们两点启发：第一，写翻车宣传稿的人和审核翻车宣传稿的人，不学法不学纪，自然也就不懂法不守纪。不懂法不守纪的隐患是，将来他们很难依法执法、遵纪执纪；第二，很多宣传员长期生活在陈旧的话语体系和思维习惯里，不学习新知识新法律，沉浸在自己以及自己所代表的某个群体封闭狭小落后的空间里自嗨，久而久之，只会说官话而不会说人话。

2024年12月14日

原标题：宣传稿再次翻车

来源：衣者褚（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iHsqdFQBk9jHhxThjtM2Aw

编辑：李佳

刘海明

【案例】

编辑：王晨雅

刘海明

【案例】

朱婷怒斥挑拨离间，记者的低级提问把自己送上热门

近日，在女排世俱杯决赛意大利科内利亚诺队战胜天津渤海银行队的赛后采访环节，发生了一起引发广泛关注与争议的事件。

朱婷，中国女排界当之无愧的明星球员，在面对浙江一家媒体记者的提问时情绪激动，直言记者在“挑拨离间”。该事件迅速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也让新闻报道的职业精神与道德边界，再次成为大众审视的焦点。

著名新闻学大师沃尔特・李普曼曾提出“拟态环境”理论，指出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信息的选择、加工和报道，为公众构建了一个“拟态环境”。在体育新闻领域，媒体的报道往往会塑造运动员的形象，影响公众对他们的认知。

在此次事件中，当事记者的提问，“您先和姚迪打了招呼相互致意，但是好像没有和李盈莹打招呼，是不是跟她不熟啊”，便是在试图挖掘运动员之间可能存在的所谓“故事”或“矛盾”，以满足部分受众对于体育明星赛场外“八卦”的好奇心，从而构建起一种带有争议性的“拟态环境”。

朱婷：“我觉得你这是在挑拨离间。我是在和姚迪拥抱完之后，和李盈莹在等候区也拥抱了，也聊天了，我们在颁奖时一直在聊天，你没有看到吗？你为什么要说我和她不熟呢，你想表达什么？”

然而，这种构建却忽视了新闻报道应遵循的基本事实与道德底线。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广度。社交媒体平台成为了公众获取与讨论新闻的重要场所，任何一个热点事件都可能在瞬间引发海量的关注与评论。

朱婷怒怼记者的视频一经传出，便在微博、抖音等各大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众多网友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其中，不乏对记者提问动机的质疑之声。在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公众不再仅仅是新闻的被动接受者，他们开始对新闻报道的质量与公正性提出更高的要求。

朱婷与李盈莹同为中国女排的重要成员，无论是在国家队还是在俱乐部赛事中，都有着长期的合作经历与深厚的团队情谊。记者的提问无疑是对这种人际关系的无端猜疑与恶意揣测，这不仅伤害了运动员之间的感情，也误导了公众对于体育团队内部关系的理解。

正如互联网传播中强调的“信息真实性”原则，记者在报道任何一类新闻时，有责任确保所传递信息的准确性与客观性，避免传播不实信息或制造不必要的争议。

更重要的是，在互联网传播环境下，媒体更应审慎对待每一个报道细节，因为任何一个不当的提问或不实的报道都可能在网络的放大效应下引发严重的后果，尤其是这种后果在今年已经多次烧到了记者的身上。

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多名记者面对全红婵、潘展乐等运动员进行的一系列低质量采访，早已让围观群众大跌眼镜。

“不跳水像白痴”、“英语我教你啊”、“泳队谁最帅”、“想去谁的演唱会”等发言暴露了一部分记者缺乏采访功底和信息储备，不能引导受访者为观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专业素质相当堪忧。

没曾想半年后，又发生了“朱婷事件”，显然这证明一些记者还没有吸取教训。目前看来，该当事记者在事后的道歉中，仍觉得自己是无心之举引起了误会。

希望这种情况只是单纯源于部分记者本身的职业水平不够，而不是为了追求新闻热点与关注度，主动或被动地忽视了新闻报道的社会责任与职业道德，把吸引眼球、博取流量当作了最大追求。

朱婷怒怼记者事件反映了当前新闻报道所面临的不专业情况并非孤例。媒体从业者应以此为契机，反思自身的报道行为，坚守新闻报道的边界与底线，不要让流量思维成为指引工作的首要原则，搞不了专业就玩一些尬的上热门，只会徒增笑柄。

来源：传媒圈（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tGUQvW_rn23R2Edt8rPDg

原作者：李彬

编辑：徐思凡

刘海明

【案例】

也说媒体的“破窗效应”

　　当一起起在学校门口杀害儿童的案件出现在媒体上的时候，有人提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观点，认为是媒体报道了这些杀害儿童的案件，才诱发了更多的同类案件。如果说这个观点毫无根据，则是不客观的，而如果认为这个观点很正确，则更是不客观的。

　　毫无疑问，当媒体传播了在学校门口杀害儿童的案件之后，对另外一些有犯罪倾向的人会有一些暗示、刺激或启发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媒体鼓励了类似血案的发生，而是一个“破窗效应”在起作用。比如一幢房屋的窗户玻璃烂了一块，如果长期得不到修复，别人就可能会受到一些纵容和暗示，走过去打烂窗户上更多的玻璃，最终可能会使这幢房屋所有玻璃都被打烂，直至这幢房屋被拆毁。

　　其实，“破窗效应”并不是一个“舶来品”，中国早就有“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之类的俗语，这说明“破窗效应”仍是古今中外熟知的理论，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在二战期间，英国首相丘吉尔曾下过一道命令：当一些建筑在纳粹的轰炸下损毁时，只要是损坏不大的地区，破碎的窗玻璃必须尽快装上，绝不能让一些本来可以修复的建筑被荒废不理，看起来像个废墟。因为丘吉尔知道，一旦凌乱和无序的气氛被纵容，就会对政府的管理产生严重威胁。在一个国家，如果法律尊严和政府的权威一再受到挑战之后，这个国家的秩序就像得了瘟疫一样被蔓延的轻蔑所击跨。没有人再相信法律，没有人再相信政府，于是兵败如山倒般的崩溃就会接踵而来。显然，这一切都不是媒体所能够造成的。

　　事实上，媒体不对那些突发的杀害儿童案件进行报道，并不能阻止那些“穷凶极恶”的人报复社会，他们即使不采取杀害儿童的方式，也会采取杀害其他无辜者的方式来报复社会。如当年在佛山就发生了专门伤害年轻女孩的事件，2007年，在河北还发生过几起专门针对老年妇女进行伤害的案件。而媒体对这一类杀害儿童案件进行报道之后，不仅能引起人们的警惕，针对小学和幼儿园的安全防范缺陷采取弥补措施，还能引发许多智者对这类案件频发的深层思考，正如当年温家宝总理曾针对此类案件的发生就提出：我们不但要加强治安措施，还要解决造成问题的深层次的问题。

　　有人认为，那些对媒体报道灾难性负面新闻不适应的人，可能是长期在报喜不报忧新闻环境下形成了“负面恐怖症”，需要自我调整或在他人的启发下才能适应。就像当年我们第一次公开全面地报道“非典”疫情之后，让全国人民都紧张了一把。而此后各类疫情还在公开报道，国人也都渐渐习惯了，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只是稍加预防而已。当我们一说到“禽流感”就谈虎色变时，四十多年前哪一家“瘟”死的鸡舍得挖坑埋了？还不都是拔毛后给炖吃了？因为那时我们还没有“禽流感”这个概念。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正面和负面的两重性，媒体也不例外。让媒体说真话、及时说话，天塌不下来。我们不怕窗户的玻璃破上几块，及时补上了还是好房子。关健在于有没有人对这幢破了几块玻璃的房子负责，并及时地补上玻璃。

　　但如果那房子破得连装玻璃的窗户框都没了，墙根上又被人挖了几个大窟窿，已成为摇摇欲坠的危房，那就没有必要再在这里再说什么“破窗效应”的问题了。

   说明：本文写于2011年。近日，因珠海的那件驾车撞人案，又有人说出媒体不应报道案件的细节，易引发他人效仿之类的话题，故重发之。

来源：司马草堂（公众）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guygrcyAs4Lu33KwfxfG4A

编辑：徐思凡

刘海明

【案例】

《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一场很没有必要的深刻

都说刻意的深刻，就是一种极大的肤浅。 看了《南方周末》的2025新年献词，全文基本是大词的铺排，概念的堆积，下意识的炫技，站在制高点上的俯视苍生。 仿佛在用力过猛地想写一篇高考满分作文，或是三好学生的国旗下讲话，抑或领导的年会致辞。 连做到第八季《十三邀》的许知远，都越来越接地气了，并因接地气而更加可爱，《南方周末》的年度献词，却还在坚持着一种力求深刻却华而不实的姿态，甚至在造句上还模仿了《百年孤独》的开头。 读之有一种莫名的尴尬感，一种能力配不上野心、内容配不上形式的力不从心感。没有了表达的真诚和温度，自然让读者难以共情，甚至难以卒读。但作者的字里行间却仿佛有一种自我陶醉的优越感。 这篇献词的作者是南方周末编辑部，意即集体创作的产物。但我从不认为创作尤其是文字创作，是能够通过集体来诞生什么真正的好内容。创作本来就是私人的，感性的，而非层层审核，把字斟句酌放置于个人因真情实感于是有感而发的前面。 作品最终看的还是呈现在读者或观众面前的内容，而非创作过程的所谓阵仗或三审三校的看似专业的形式。尤其体制内的媒体，很容易过程整出一个大阵仗，让你一看觉得像模像样的特专业，但做出来的东西一看，额…… 话说回《南方周末》的这篇文，一开头写道，“真正点亮黑夜的并不只有太阳”，这不语病吗？ 太阳什么时候在黑夜里出现了，你要说“真正点亮黑夜的并不只有电灯”才对，但“电灯”哪有“太阳”听着有诗意。“电灯”的意象太朴实了。 而且编辑部大概是觉得这段话特别好，所以还特意放在了正文前，作为全文的高潮前置。 想起前几天有朋友夸我写的文章，夸赞的点也很清奇，叫作“有在说人话”。什么时候说人话这一表达的底线，都变成了值得被专门拎出来夸赞的上线了？也是挺有意思的一现象。

来源： 曹一漫画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npELil1NrMU04HxuLWs45w

编辑：刘诗扬

刘海明

【案例】

过度煽情的媒体献词，都属于语言腐败

摘要：脱离了这种真实、真诚、真话，不问苍生问玄虚，乘着“煽情的纸飞机”在空中飞来飞去不着地，华丽词藻堆砌出来的抒情，就是用语言腐败装饰出来的“情感腐败”。不写与时代无关的文字，不抒与公共情感抵触的“情”，这是对读者最大的尊重！作为写字的人，让我们一起为语言和思想的清晰性去努力。

朋友发来几篇媒体的“新年献词”文章，文字都很美，但很多读来都不知所云，每一句似乎都“闪闪发光”，每一段好像也很精彩，语词精致，情感饱满，但这些词句组合在一起，就不知道想表达什么了。想起一篇文章对“伟大的空话”的描述：大部分句子，既没有主语，也没有宾语，而是各种形容词和动词，显示着一种抽象的忙碌！——是的，就是抽象，抽象地抒情，抽象地整词儿，抽象地歌颂，抽象地期待，用“抽象和煽情”掩饰思想的贫瘠，回避当下的现实问题。这显然是一种语言腐败。

正好在读程炼教授的《思想与论证》，书中谈到了苏格拉底语言表达和思想探索的两项指标，程教授将其简称为“苏二条”：我们要用清晰的概念将思想清晰地表达出来，我们要用字面的意思（literal meaning）而不是修辞的方式说话；第二条，我们的思想要经得起推敲和论证，而不是愿望式的、跳跃式的、故弄玄虚的。如果用“苏二条”去检验媒体的新年献词文本，简直惨不忍睹。挤掉那些愿望的、跳跃的、修辞的、玄虚的大词泡沫，不知道一篇文章还能留下几句话几个字？

不知道“献词体”什么时候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它脱离了“好好说人话”这个最基本的表意功能，而在很多地方沦为一种“仪式碾压内容”的修辞狂欢，鼓励某种装腔作势。

什么叫“说人话”，其实就是这两个要求：用清晰概念表达清晰思想，让人看得懂；经得起推敲和论证，能跟人对得上话。用宏大而美好的修辞、矫揉造作的情感让表达失去清晰性，扭曲了语词的本义，使其失去“字面意思”的直接表达力，并且披上一层“不接受反驳”“不用去论证”“不用去怀疑”的精致鸡汤外衣，就是不折不扣的语言腐败。无病呻吟，煽情堆砌，扭曲着语言的表意功能，既是对语言和思想的腐败，更是对现实的腐败。

当然，媒体的新年献词文字，在岁末年初这个特殊时点的表达，主要不是“观点表意”和“思想论证”，而承载着某种特别的情感期待，是一种情感抒发的媒介仪式——他的内核就是情感性的，表达公共的关怀，唤起某种共鸣，抚慰，治愈，温暖。但有这几个问题，其一，情感的渲染不要超过语词本身的限度，情感抒发不是滥情，应该用清晰的概念去把情感表达出来。所谓滥情，就是情感的无节制淹没了文字的清晰；其二，抒发的情感应该有公共性，它是一种能激起共鸣的普遍情感，而不是自说自话自娱自乐，不是空调房里的自我感动；其三，这种情感应该是真实的，关怀真实具体的人，触及真问题，让人感受到一种将心比心的真诚。

脱离了这种真实、真诚、真话，不问苍生问玄虚，乘着“煽情的纸飞机”在空中飞来飞去不着地，华丽词藻堆砌出来的抒情，就是用语言腐败装饰出来的“情感腐败”。

是的，这些文章中很多大词都“闪闪发光”。前几天看到演员何冰的一段访谈，题目很意味深长：别让那些“闪闪发光的句子”蒙蔽你的双眼。他举了个例子：要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不要认为那句话闪闪发光就驱从它，比如说“人要不断地挑战自我”，听着闪闪发光，好像是挺对的，“力争演一个自己演不了的人物”，这话听着也是对的，但其实是不对的，挑战自我是有局限的。——很多“闪闪发光”，很容易亮瞎人的双眼。理智的文字，应该让人去思考，而不是用貌似“闪闪发光的句子”去蒙蔽人的双眼，冻结人的思考，让人不经思考就轻易接受。只有修辞上的闪闪发光，却经不起推敲和论证，无法与“骨感的现实”去对勘对话，没有“经受反驳”的逻辑准备，也是话语腐败的一种表现。

多年前我写过一篇评论，题目叫《不要让新年献词的调门高过媒体报道的贡献》：媒体当年的那些新年献词之所以能脍炙人口，成为献词典范而进入新闻史，深刻影响了一代媒体人，关键不是词藻的华丽和文字的诗意，不是思想有多深刻，不是那种理想主义有多么强大的感染力，而在于，那不只是轻薄的献词，而有着一整年的深度报道、舆论监督、调查报道作为与读者交流的情感基础。那些献词，奉献的不仅是一份媒体在辞旧迎新之际对家国未来的愿景，不仅是媒体精英在自家版面上抒发情怀的卡拉ok，更是一份满含深情的年终总结仪式。缺乏这种情感基础，很容易变成一种话语腐败。

不写与时代无关的文字，不抒与公共情感抵触的“情”，这是对读者最大的尊重！作为写字的人，让我们一起为语言和思想的清晰性去努力。

《时评中国5：用批判性思维阻断庸常》是前面几本的升级版，精选了这两年我最满意的评论作品，用暖评、热评、深评在不同视角中回望这两三年的关键时事。我主要想向读者推荐的是新增的两大部分，一是阅读方法，一是写作技巧。写作需要阅读形成的知识供给，怎么形成有效的、可积累的、能支撑写作的深度阅读？是需要方法的！专门增加了高考作文写作的方法与技巧，以这几年的各地的高考作文题为案例，分析了作文写作怎么跳出套路，怎么用批判性思维去驱动，找到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好角度，怎么在“热启动”中让写作有话可说。选择这本写作宝典，打开《时评中国5》，努力让写作视角高人一筹！

来源： 吐槽青年博士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BFDZC0MGH9urbmfK0rP-mA

编辑：刘诗扬

刘海明

【案例】

媒体人

编辑：刘诗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