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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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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生态案例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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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
 楼主| 发表于 2025-9-7 22:22:47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从业快20年,目睹不少同行转身离去,为什么我还在做新闻?

在新闻这行摸爬滚打了快二十年,勉强混了个“资深”头衔,听起来唬人,实则冷暖自知。这些年,亲眼见证行业的潮起潮落,也目睹不少同行转身离去——有的跳槽、有的转行、有的创业、有的考公,还有的,渐渐就消失在人海。
作者:石闯
其中有一位老大哥,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他业务能力强,为人也算厚道,好不容易爬到了中层,却出乎所有人意料,突然转行去做厨师了。没错,就是从抓笔杆子变成掂饭勺子,从撰写美文到烹饪美食,力度真是够大的,让人瞠目结舌。
如今在某些直播平台上,还能看见他熟练地卤猪肉、做烧鸡、煮鸭血,一副专业大厨的派头。那画面太有冲击力,每次刷到,我都忍不住笑,又忍不住佩服。
伙伴们的转身,不管熟悉或陌生,我大多默默祝福,也偶尔关注他们的去向。有的人风生水起,有的人一塌糊涂。
于是,身边就总有人跑来问我,半好奇半调侃:“大家都动来动去,挪了几次窝了,你怎么还待得住,不跳槽、不转行、不创业?还没干够吗?”
是啊,为什么我没走?
有时候也觉得奇怪。但想来想去,大概只是因为: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跳槽、要转行、要创业呀?鞋子有千万种,而脚只有一双,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
我天生不是个聪明人,却格外珍惜新闻给我的一切。想起几年前带队采访邓亚萍时,她说过一段话,让我豁然开朗。
邓亚萍说,“我是一个体育人,一个运动员,这些年,我从体育当中得到了非常多的好处或者叫益处,我是当之无愧地体育运动的受益者。”
她告诉我,体育带给她的远不止奥运冠军的光环,更是健康的体魄、坚定的品质,比如有梦想、重过程、善合作、守规则、知传承、不服输等——她希望能够把自己得到的这些东西分享出去,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
我顿时心有戚戚。把“体育”换成“新闻”,就是我全部的答案。
这些年来,我时常觉得自己像一个命运的宠儿——新闻这份职业,给予我的远不止安身立命的饭碗、亦或旁人看来那层浮于表面的光环。
它真正慷慨赠予我的,是作为新闻行业的记录者、参与者、受益者,新闻带我看见的整个世界。
若真要问其中最打动我的是什么?那便是日复一日的“新鲜感”:马不停蹄地奔赴一场场山海之约,毫无预兆地撞见一个个滚烫的灵魂。
做新闻,恐怕是天底下最容易交朋友的职业了。不管对方是声名显赫的大家,还是平凡如你我的普通人,只要你需要、你愿意都可以交往,没有年龄、行业、尊卑、地域的界限。
我采访过不少功成名就的大家,包括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得主等在内的顶尖作家,也接触过很多寂寂无闻却充满故事的人。
每一次面对面地对话,都像推开一扇新世界的窗。他们不经意间的一句话,有时真能点亮你很久的迷惘,给身心带来的震撼比只是读一下他们的作品更巨大、更强烈。
我常想,若不是这个职业,我怎么可能有机会走近这些人?他们那么忙,凭什么抽时间给我?是新闻给了我这张“通行证”,让我得以靠近光芒,也让自己被照亮。
这是新闻的魅力,也是新闻的福利。新闻这一行,最奢侈的福利就是:再厉害的人,都可能和你有交集。你采访他们,也感受他们,最终有些人会成为你人生中的宝贵坐标。
正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志安教授所说:“记者这个职业最大的魅力就是,你可以通过采访和观察去感受各行各业不同的人性,从而形成自己饱满丰厚的人生体验和生命记忆。这种体验和记忆是这个职业所带来的名利之外的回报。”
这么多年来,我采访过的人早已成千上万。绝大多数是生命中的匆匆过客,但总有一些人,留了下来,成为彼此支撑的力量。你靠近优秀的人,走着走着,自己也会变得更从容、更开阔。
这不是什么高尚的坚守,只是因为我从这里获得了滋养。我在意每一次陌生的相遇,珍惜每一句真诚的交流,也骄傲于能以新闻为媒,与这个时代真正出色而有趣的人们,并肩同行。
所以,你问我还准备干多久?
我的答案是:只要还能被故事打动,只要还有人愿意讲述。
我就还在。
来源:金石絮语(微信公众号)
编辑:何璇祺

702#
 楼主| 发表于 2025-9-8 21:42:56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川普新时代的美国文革:川普明天要去看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各媒体接到通知,不能播出川普被观众嘘的场景。播出了是不是要被吊销营业执照?


2015年,特朗普作为总统候选人现场观看美国公开赛(美网),结果遭到了观众巨大的嘘声,甚至当时的多家媒体都批评了人群的反应。本周日下午,特朗普又一次来到现场,要观看美网男单决赛。网球协会给出场的媒体一个建议,希望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球场上,而不要去关注观众对特朗普的反应。


编辑:梅镕缨
来源:美国头条



703#
 楼主| 发表于 2025-9-10 22:36:22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被骂到删帖,官媒其实也很难啊!


原创写字的木白[url=]木白文笔平平 [/url]
20250909

文|木白在北边工作十几年的老记者朋友现在几乎不发友圈了,日常的闲聊中也几乎不再谈论工作,两年前到苏州找我的时候应该是最后一次关于文字上的交流。说,其实蛮羡慕你们这些自由职业者的,虽然也是写的煎熬,但起码这种煎熬之外还是有着一些表达的缝隙。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我的写作算是低谷期,比较倒霉的时候。他是和一位老师到上海玩,顺道到苏州找我,也有着一些安慰我的意思。但说着说着成了我是安慰者了!到最后得出的一个大家都认同的概念,那就是如果你的内心足够强大,那么才可以去阅读,去深入的理解这个人间,若不,就稀里糊涂过一辈子就好。大象新闻今天被骂的很惨。看完下面这些帖子和评论,想起的便是上面那番话,以及和两位老师落座的场景画面都是清晰的,他们都是我多年的老读友,现实中并没有多少交际,但见面却像是老友一样。

大象新闻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近些年来算是为数不多敢于触碰敏感的媒体了,一些个体陷入艰难的求助,有好几起是大象媒体首发后才引起重视的,诸如罗某宇举报医疗腐败离奇死亡的事件,没有大象新闻报道之前,这个事在网络上属于敏感地带,在譬如湖北重点养老项目非法吸储的事件,数百名老人的上亿积蓄被卷走,普通人维权艰难的时候,大象新闻报道的。这个报道很多恶人不知道的是,记者在调查的时候遭遇到的困难,并不比普通人少,因为相关部门压根不搭理。但就是这样一个帮助个体,对公众还算负责的媒体,因为一篇张雪峰的文章,瞬间就沦为汉奸,7个记者也成为了太君!翻看一下这篇评论文章,无非是批评了几句考研名师张雪峰的言论,珍惜和平,不要动辄叫嚣战争论。 我个人的理解,和平不易。战乱的时候,最受折磨的便是普通人,兰兰们永远不会上战场,不仅不会,再残酷的时候,都不会影响她们这些少爷小姐们在国外的豪宅内享受生活,而普通人,你辛苦积累的一切都会化为乌有,现实就是如此。也所以,我不理解为何网络的群魔们对战争如此的痴狂,真的发生了,张雪峰有钱给女儿和妻子以及自己买一张出去的票,在外买一个可以安定下来的新家,网络上骂别人是反贼的人们,你们有这个能力吗?现在最受欢迎的是什么样的媒体,那就是一切顺着网络情绪,变着花样让群盲们开心的那类,诸如这两天顺着情绪大喊一声三问的大河报。他们这家媒体就很机智,一句三问下,收获了大把的赞誉!唯一可惜的,便是节操碎了一地。有时候我在想,当媒体被群盲攻击到删文,负责人被扒出来围攻的这一刻,代表着的是未来媒体愈发的不敢触碰敏感。


因为代价太大了,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不好吗?没必要为了良知,为了自己看到的,让自己和家人陷入艰难。如是之,那么这些攻击者们,你的生活有一天也会陷入失声的境地,当你遭遇到的苦难无有声音,一片寂静的时刻,要回头想一下今日的愚昧。我阵子写的很煎熬,一些老友私信也没有回,其原因便是私信充斥着谩骂,侮辱,甚至个人微信里也会收到一些谩骂,而这些谩骂的人在几年前因为我帮助他们所在的城市发过声,都是要称呼我一声老师的,而到了今天,已经成为了他们嘴里的傻X!谢谢
来源: 木白文笔平平
编辑:梅镕缨



704#
 楼主| 发表于 2025-9-10 22:45:26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一份报纸和戛然而止的舆论试验 | 深圳和它的 40 年


“要免除匮乏的自由,免除恐惧的自由”。

蛇口工业区在 1984 年发生了几件大事。那年 1 月,邓小平来了蛇口,他对这里和中国其它地方的巨大差异表现出了简洁的认同,还颇有兴致地为一艘游轮改成的酒店题字“海上世界”。

这个小工业区的改革者因此把提着的心放下了一些。从 1979 年开始,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批合资或外商独资的工厂和公司,工资制度不再像国内其它地方那样均一,管理者是通过工业区的所有人投票选举产生的,而非调任。社团也很多,它们被称为“压力公器”。

过去,这些改变被称为“冒险”,现在已经改口为“试验”。试验的意思通常是有人支持,代价不高,不妨试试。

工业区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也有了新的说法。这句话最初通过报纸传出蛇口,反对者不少。它怎么听都像是资本主义的金科律令,社会主义中国在当时不富有,也不看重钱。但出乎意料地,中央政府肯定了这句话。到了 1984 年,哪个城市都能听到有人在谈论它。那年在北京的国庆典礼上,蛇口工业区有一辆自己的彩车,车身上就贴着这句话,字形巨大。

蛇口工业区的最高管理者是 67 岁的袁庚,他做过情报员、外交官、囚犯和破败时期香港招商局的主管。1984 年,他做了几件重要的事,包括签下了建造浮法玻璃厂的协议。另一件是,他打算在工业区内办一张报纸。

就在上一年,他还没有办报纸的想法,“压根就没提”,但“现在却到了蛇口必须办报的时候了”。

“蛇口通讯”——起初,这张报纸连“报”字都没有,1986 年 1 月才改名《蛇口通讯报》公开发行。它在一些方面野心勃勃,另一些方面却非常谨慎。它把自己称为企业小报,印得不多,开始一段时间,只在工业区内部发行。但没多久,因为《蛇口通讯》报道的内容、口吻在过去中国的报纸上闻所未闻,出于各种原因被大量转载,这份报纸就成了蛇口最成功的改革之一。

一直到 1989 年报纸停刊,《蛇口通讯报》都像一个舆论界的传说。过去没有先例,后来呢?总有人试图再现。在蛇口,1990 年新增的一份报纸叫《蛇口消息报》。

“本来是个红枣那么大的一条改革信息,我们努力把它放大成像一个苹果,像一个西瓜那么大。”新报纸的编辑部主任李明说。

1
韩耀根在 1984 年冬天搬到了蛇口。尽管这里提供 5 倍于上海的工资,但他住得很糟糕,在一个小仓库里,有老鼠,地面大多数时候都淌着水。没人在意他过得是否舒适,蛇口取消了内地的分配制度,工作和房子是自己找的,就跟那些初到纽约的中国打工者一样的状况。韩耀根 44 岁了,想到“不当弄潮儿,白活一辈子”,觉得“哪怕搭个小草棚也很舒服”。

这位中年“仓库创业者”要做的新鲜事是策划一张新报纸,和中国既有的报纸全都不同。他已经拥有不错的报纸经验,知道如何搭建合适的编辑团队才能帮助报纸尽快获得公众认知。报纸请了黄宗英担任副刊编辑,黄宗英快 70 了,是个电影明星,还有文学才华,总有读者会慕名而来。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报纸的第一版。它决定这份新报纸到底想表达什么。

在蛇口之外的地方,当时大部分的报纸都是各地或者大企业的党报机关报。韩耀根在上海任职的《世界经济导报》不同,这是一份改革派报纸,它报道日本和美国的贸易战,也讨论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经济现代化。

关于蛇口的这份新报纸,工业区的最高管理者袁庚希望它“不要尽讲好话”,“要办一张敢于批评干部的报纸”。他和韩耀根谈了两次话。韩耀根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时,最讨厌“舆论一律”,他认为他们想得一样。

韩耀根到任后,他的职位是副总编辑,报社没有总编辑,加上他一共四人。报纸不是自负盈亏的,工业区提供资金支持。报纸在位于广州的《南方日报》大楼里印刊,使用的还是铅字印刷。第一期试刊在 1984 年的 12 月 30 日发出,每月一期。第二年 6 月,《蛇口通讯》向广东省申请公开发行的刊号,12 月获批。

这期间,《蛇口通讯》一篇报道公开了袁庚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的对话,因为一些内容涉及深圳经济特区如何建设,没有经过审查,被卷入了“假新闻事件”。最后,袁庚出面证明了这些对话的真实性。对话中提及了中央是否应该继续给深圳提供财政支持,继续“输血”,还是“拔掉针头”。




因言获罪的危险还在,人们不习惯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那段时间,袁庚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一些如今看来不过是常识的话,“有恐惧心理的社会,不是我们所向往的社会”,“要免除匮乏的自由,免除恐惧的自由”。后一句引用自美国 32 任总统罗斯福的话,被刊登在 1985 年 9 月 24 日《蛇口通讯》头版。每次袁庚发表类似的发言都被视为一次值得报道的重大事件。毕竟,在蛇口工业区之外,很少有一个地区的最高领导会如此直接对“自由”发表评论。

但很快就有人指出,这位开明的管理者对自由的理解仍然是肤浅的——袁庚肯定一些人在公开场合质疑自己的做法,同时又以居高临下的领导口吻批评了那些在“阴暗角落”里的“三三两两议论”。陈难先是蛇口第一所学校育才学校的创始校长,他是 1983 年从杭州来的,他有不同看法。

“不怕人们‘三三两两’地议论,更不要提什么‘阴暗角落’之类。”陈难先说,意见总是从三三两两开始,可能就发源于某个角落。

韩耀根刊发了陈难先的异见,在 1985 年 11 月《蛇口通讯》上,文章取名为《袁庚此说,一半可取》。标题让陈难先非常不安,但作为报纸的负责人,韩耀根认为自己了解袁庚,他也有意让标题看起来更挑衅。这种做法让报纸上的蛇口常常比实际的蛇口更开放自由。

那时候来蛇口的短期访客都会有类似的印象。这里很新鲜,但新鲜感不是源于别的——除了为外商建造的住宅区碧涛苑,和那艘“海上世界”游轮,大部分地方还是一片草地。谭子青探访她的哥哥时住在美景阁,夜里出门“对面都是黑麻麻的,一片草”。

对谭子青来说,新鲜的是《蛇口通讯报》目录,手抄版的目录在一个小卖部挂着。这些标题过去从未在内地报纸上读到过。谭子青在 1988 年加入了《蛇口通讯报》,成为文艺版编辑。

2
整个 1984 年,韩耀根一直在找愿意主动在报纸上公开撰文批评的人,但很困难。“只能说说,不能见报。”韩耀根在日记里写,他碰了钉子。他有些焦虑,焦虑的原因还包括报纸尚未达到袁庚的预期。

韩耀根在乎袁庚的看法,他认为,要做点什么,必须有这位上级的支持。袁庚是蛇口工业区的党委书记,看起来,他很支持报纸批评监督。他对韩耀根说,舆论工作十分重要,就是要在蛇口宣传民主。要把蛇口的人事、财政情况公开,让蛇口人有知情权和监督权。

这促成了 1985 年一篇轰动的报道。2 月,《蛇口通讯》刊发了《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一篇批评袁庚在管理上缺乏经验,导致工业区出现不少问题的文章。作者匿名。报纸发行前,袁庚在一次会议上说,这期报纸要批评我,在座的干部都要好好看一看。发行后,库存很快就空了。




批评领导,而且是地区的最高级别领导,过去难以想象,韩耀根意识到这激起了人们的兴趣,不管这种兴趣源自什么。他敏锐地抓住了时机,记录了编辑部收到文章前后发生的事,在一个月后的报纸上刊发了《“进一言”发表的前前后后》。这份报纸加印到 8000 份。重要的是,两篇文章被大幅转载,转载的报纸包括广东省的《羊城晚报》《南方日报》,也包括其它地方报纸,和《人民日报》。官方也认可了这篇报道的价值,颁给了 1985 年度全国好新闻特等奖。

但一些人认为,整件事是“安排好的”,他们中有的到现在还抱持着这个观点。韩耀根则在各种场合声明,没有人安排,批评文章确是有人主动寄到编辑部的。

他试图重现在刊发前的斟酌、试探,来证明这件事是自然发生的。他回忆说,他在当时其实拿不准袁庚的真实想法,还是决定把稿件送去给袁庚过目。袁庚只是把文章中“先生”的称谓改成了“同志”,两人进行了简短的对话:“今后一般不要送审稿件。”“许多情况还要你来把关。”韩耀根最后不忘回答说。

不过,这些场景和对话反倒验证了另一些人对“安排好”的理解。后来加入《蛇口通讯报》的郭建新在一篇回忆录里写,蛇口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改革,还是延续了过去的做法,“你提出口号,我只要维护你的口号”,“无非换了一套口号”。

韩耀根有类似的说法,他在今年 5 月对《好奇心日报》说:“当时编辑方针,明显是提倡改革,提倡民主的。袁庚说,这个方针不能违背,因为党委书记定的方针不能违背的。”“《蛇口通讯报》是对党的关系、报纸关系、读者关系处理得最好的。没有违背袁庚,自己搞一套。我毕竟是新闻系出来,党领导我我知道的,你无非给我有限的权力而已。”

“唐太宗式的开明”,“人治民主”,这在当时是一种批评,但韩耀根认为,这已经是进步。他的下属,那些年轻记者觉得,“他总是怕,我们总是不怕”。有时候韩耀根会惴惴不安,但大多数时候他认为自己对这些大胆激进的报道有把握。“我不是相信公正,说实话,我是相信袁庚的权威。”

袁庚在 1986 年宣布退出第二届管委会的竞选。韩耀根不久后从《蛇口通讯报》离职,离职前,他卷入了联合创办《亚太经济时报》的风波中。韩耀根在 1987 年 7 月 30 日辞去职务。这位早先练过体操的报人说,就像体操运动员失去了教练的保护,只剩下自我保护,那么他就不会再做高难度的动作。他很早就写好了辞职信,以随时应对弄潮儿难免遇到的风险。

不过,韩耀根依然认为, 1986 年是最宽松的一年。

3
尽管没那么理想主义,不相信民主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一蹴而就,但韩耀根已经意识到需要“尽量减少古代贤君色彩”,在他离任前,《蛇口通讯报》在 1986 年推出了新闻沙龙。1986 年 3 月 3 日晚上 7:30,蛇口培训中心八楼,有 45 个人参加了第一次新闻沙龙。“Salon”,黑板上写着。

新闻沙龙效仿《世界经济导报》早期的双周经济形势座谈会,但和学者经济学家不同,这里的参与者更多样,他们讨论的主题包括董事会选举改革、投资环境,也包括如何过好单身生活。

“我喜欢对话,对话才有民治,才有民主,才有民主集中,才有合理的方案。第二,对话才有新闻,对话才有读者思路,对话才有版面的填充。我就这么几个人,没有记者哪里采访啊。就把沙龙的话记下来。”

沙龙一直持续到了这份报纸 1989 年停刊。到第十期,参加人数有差不多 90 人。人们称八楼的房间就像议事厅,或者议会。培训中心孤零零的一栋楼,白色的,人们笑说,像白宫。不过,袁庚从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在这间议事厅里。

在蛇口,类似的座谈不少。根据《蛇口通讯报》刊登的一份经理座谈会的记录,蛇口工业区的经理们在那些年关注的话题包括:应该将党政企分开,尝试把区管理局改为选举产生的管委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他们还讨论了董事会的选举参照政府的民主选举体制是否合适,即便在西方,商业世界和政治世界的规则也都不同。不过,后来人们通常都认为,当年的蛇口不应该被视为只是一个工业区,它更像一个有实验精神的小政府。



在深圳、北京,越来越多的沙龙也在那几年涌现。记录蛇口试验的《争议与启示》对比了北京的一场“青年体育理论沙龙”,并评价说,它在组织和议题的设定上都没有蛇口成熟。

没多久,议事厅就引来了巨大的争议。1988 年 1 月,几个当年风头正劲、以“德育教授”而闻名的青年教育专家在新闻沙龙里和蛇口的年轻人发生了争执,年轻人不满专家空洞的说教,他们以年轻人所有的那种反抗方式称,很多人来蛇口就是因为这里能赚到更多钱,也不是所有人都在下班以后还去图书馆。专家也同样不满,他们回到北京在媒体上撰文批评这些不买账的年轻人,过于实用。后来在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顽主》中有类似的情景再现。

关于这场争执,并没有结论。《人民日报》在 1988 年 8 月 6 日发表了《蛇口风波答问录》后,每天都能收到一大堆读者来信,发表对事件的看法,“最后有好几麻袋”。不过,风靡全国到处演讲的“德育教授”因为《人民日报》这个报道,就此一蹶不振了。

《蛇口通讯报》没有在第一时间报道。直到编辑部接到了袁庚秘书王铿打来电话,他在电话里问为什么不报道。王铿在后来回忆说,打电话是袁庚的意思,事情发生之后,他“站在年轻人一边”。1988 年 2 月 1 日《蛇口通讯报》刊发了《蛇口: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意思已经很清楚了。

“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袁庚事后对这起风波评价说。

张新民在海南读到这句话,觉得就应该这样,这样才是对的。他在 1988 年 11 月从海南搬到蛇口,开始在《蛇口通讯报》工作。

李明 1988 年去深圳出差时,他的行李里就带着刊发《蛇口: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当天的报纸。他还拜访了《深圳青年报》已经解散的编辑部成员,这家报纸因为 1986 年一篇《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与微音同志商榷》被停刊。他得到的反馈不让人愉快。曾经的活跃分子不愿意发表看法,另一些人正积极和政府合作以换取新的工作机会。后来,李明和张新民成为一份新报纸的主力。

转眼到了 1980 年代最后的夏天,报纸停刊。郭建新在回忆录里写,报社集体去大梅沙游泳,回来喝多了,一路狂唱:最大的人民币是 10 块的,最小的人民币是 1 分的,不管是最大的还是最小的,都是人民群众热爱的。

4
李明一直遗憾没赶上《蛇口通讯报》。他在 1993 年来到蛇口,加入一份新创办的《蛇口消息报》时,蛇口“压抑”,“看不出浪漫的气质”。没有高楼,有些破旧,道路都是以“工业几路”命名的。除此之外,它还像“一个遗老聚集的地方,这些遗老都是曾经的改革者。”但现在,他们也无能为力。

李明是《蛇口消息报》的编辑部负责人,这张蛇口工业区的新报纸有 12 人,是《蛇口通讯》创刊时的 3 倍。但报纸的影响力不大,编辑部有时候会拿着报纸去深圳火车站分发。

张新民参与了《蛇口消息报》最早的创刊,他和主编奚尚仁讨论了一个下午。他们在新报纸的名字上很快达成共识,“消息报”,“消息”和“通讯”的英文单词都是 news,他们希望新报纸能延续过去的一些东西。

不过,蛇口的气氛变了,准确地说,整个国家的气氛都发生了变化。 1992 年,邓小平南巡重提了改革。但人们都知道,这和过去的改革不同。蛇口的口号不再只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现在,它需要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张新民在 1992 年因为一张摄影照片一夜成名,照片拍的是一个股票发售点,一个男人攥着捆好的钞票,浑身是汗,满眼绝望。他排了两天的长队,但在发售抽签表前的半小时,被请出列。


李明希望“利用各种新闻由头强化改革旧梦”。“本来是个红枣那么大的一条改革信息,实质上,我们努力把它放大成像一个苹果,像一个西瓜那么大。”“我们做的其实更像鼓动,更像怀旧。从专业精神上来说,那个不是新闻。”他在今年 4 月对《好奇心日报》说。但编辑部并不全都持有同样的观点,他们中的一些不认同过于激烈的变革,也不希望承担过大的责任和风险,“几乎每个周一的编前会都有争论,激烈的时候甚至互有中伤。”

主编奚尚仁大多数时候都支持李明的做法,让《蛇口消息报》成为一个真正的舆论监督平台,并制造影响力。李明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他们公开检讨蛇口的自大、麻木、沉沦;连续报道四海公园公共空间被占用、派出所门口立狮子雕塑、免税店消费争端;采访烧死 87 个女工的葵涌大火。

在 1994 年 1 月 26 日,邓小平时隔 10 年又来到蛇口,李明决定在第一版整版刊发一张邓小平的照片。奚尚仁同意,张新民找到了合适的照片。在《深圳特区报》大楼排版印刷时,有人问,你们怎么敢发那么大的照片?谁批准过吗?


李明是在 1995 年离开《蛇口消息报》的,他回到青岛,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同时为《街道》《中华工商时报》《万科周刊》撰写新闻评论。他在《蛇口消息报》上的专栏《新闻快餐》持续到 2004 年。现在他是一位记录青岛历史的作家,也参与先锋艺术的策展。

奚尚仁在 2000 年后试图对《蛇口消息报》进行市场化改革,失败后,他移民新西兰。

张新民在 1993 年前后参与讨论了另一本颇有影响力的刊物《街道》的创刊。实际创刊者中有因为拍摄《我们这一代》而出名的肖全。肖全拥有全国最好的资源,他找来很多业内资深人士为这本杂志撰稿,尽管它只是一本挂靠在深圳南山区粤海街道的杂志。出版 54 期之后,《街道》因为一张照片而停刊。肖全回到四川。张新民拍摄了大量关于城市变迁和改革故事的照片,他把它们集结成书《包围城市》,并举办了几次大型展览。他始终看起来像个不合作者,但他在《蛇口消息报》的身份没有变过,并且从那里退休。

韩耀根在 1989 年 6 月 30 日创办了另一份报纸《海南太平洋邮报》,就在停刊的《蛇口通讯报》楼下。韩耀根一共创办过 14 份报纸,但时常被人谈起“还会像你这样来采访的”,就只有《蛇口通讯报》。 他住在上海一间宽敞的、艺术装饰风格的房子里,每年都会去蛇口。


来源:今日头条
编辑:梅镕缨

705#
 楼主| 发表于 2025-9-11 22:00:42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我看到了一个普通写作者的身份焦虑

原创呦呦鹿鸣的鹿鸣君[url=]呦呦鹿鸣 [/url]
20250908日  
参差多态,才是幸福本源
/ 呦呦鹿鸣
file:///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ksohtml60548\wps13.png
这几天我的朋友圈里流传一个跨省抓捕的因言获罪案消息:
湖南株洲一位自媒体人笔耕下的阳光(笔名)因为发表对邻省某个乡镇党委书记的批评文章而被带走。
我联系了代理律师,得到反馈说,笔耕下的阳光确实是在811日左右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那个外省县的公安局刑事拘留了,而他也确实是写文批评了那位乡镇党委书记。目前律师已在县看守所与他会见过了。
写几篇文章批评乡镇党委书记,就要《刑法》这种国家大法来伺候?法律何以至此?这类故事,处理链条每个环节上的人,都要经受人性、道德上的拷问,也都有载入史册的价值。
在访问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那个最早传出的信息中,包含了这个冠名法治在线人员查询系统的截图,以证明笔耕下的阳光新闻部记者的身份。许多写作者也不疑有它,纷纷转发。
但是,这种截图显然有问题。

上面的马赛克是我加的,原图并没有,有显示真名和照片
首先,国内目前叫法治在线的是中央电视台法治在线栏目,这个栏目不可能独立于央视之外自己建一个人员查询系统。其次,根据截图底部ICP18057013,我到工信部ICP信息备案管理系统核查,得到的结果是没有这个备案号。
我没有找到原始网站,但这个截图上的新闻部记者的信息显然是水得很。这家网站甚至不敢用记者证号而用小记者证号,而且给当事人空着,没给号。
这个截图上真正有效的信息是会员证号JTAQ302”,换言之,他通过某种渠道成为某个未经备案网站的会员,但他很希望拥有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也许,这家网站真正吸引人之处,是与央视栏目同名
因此,严格来说,根据当前的新闻注册、审核机制,笔耕下的阳光是个假记者
在这份截图上,我看到的是一个普通写作者的身份焦虑。
放在10年前,我对这类假记者很是反感,因为假记者往往举止不端。比如,一些年份的山西省,更是肆无忌惮。
可是,如今,我却对笔耕下的阳光多了一种理解之后的同情。
我略略看了他的过往文章,不少是为各地底层小老百姓呼吁的批评性稿件。
这是一个高风险的写作领域。远的,比如鸿茅药酒事件里的谭秦东。在只有5个粉丝的帐号发了一篇短文却被跨省抓捕,出来后整个人就明显不好了,到现在,8年了,这位医生都还在困境中。近的,比如甘肃省的邓建国。202312月,他发布视频质疑孩子学校校服存在质量问题,被县公安局以寻衅滋事为由行政拘留。然后,他有了污点,工作丢了,妻子跑了。在失业和离婚的的双重打击之下,最重要的是自己为孩子说了真话却被社会以极端方式否定(校服被证实确实存在质量问题),他得了抑郁症,今年91日才出院,其实就是前两天。在网友们的呼吁声中,92日,县公安局撤销了对他的行政处罚,道歉并赔偿3237.08元。我看今天(98日)有记者去采访邓建国,他说,他接受了道歉,希望能找一份工作,和妻子复婚,自己已不在乎周围人的眼光,也不关心官方如何处分该案相关人员。如果他真的战胜了抑郁,会不关心如何处分相关人员吗?这件事,以邓建国这650天承受的代价,真的是三千来块赔偿所能平复的吗?
这个风险来自于4个方面:挖掘事实的能力、写作尺度的把控、利益相关方的打击、平台的规训。
这里,首先是一个以什么姿态写作的问题。弯腰割韭菜,不平则鸣拍案而起,平平静静说人话、跪舔……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其中,为底层民众发声、不平则鸣拍案而起,这种姿态最为大众所需要,但选择的人最少。因为风险高,人们自然会趋利避害。
在回答了姿态问题之后,那些还在以这种姿态写作的少数人,还面临一个我们常常忽视的问题:以什么身份来写作?
按照当前规则,他们没有新闻采访权。他们也不在有主管单位的媒体机构工作。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因此,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人这么质问:谁让你写的?
好像确实没有谁让我写,那么,是我自己让我自己写的,行不行?一种说法是写作是一种权利,可是,这项权利又是谁赋予你的呢?特别是当这项写作的权利要对抗权力,甚至本身就是一项权力的时候。
这种权利能不能自我赋权
在高风险的背景下,写作者不得不回答这个问题。否则就会底气不足。
笔耕下的眼光的选择是:给自己找了一个法治在线新闻部记者的头衔,并在被刑拘的时候,亮出来,试图以此解释自己写作权利的来源。他想以此保护自己,至少,显得自己是一个有身份的人
即便这个记者身份破绽百出。
有几分尴尬,也有几分荒谬与悲哀。显然,这种回答并不理想,也不值得效仿。
因为没有合适的答案。大多数写作者,都会面临怎么介绍自己的困难。
说是作家吧,明显有狂妄自大的嫌疑,毕竟当前全国能称为作家的写作者,寥寥无几。(有一段时间我被称为专栏作家,我就觉得羞愧难当。)
说是公共知识分子吧,大多数写作者的学识并没有这么深,文章达不到这个高度,即便有少数写作者达到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往往也会遭到他们的天敌公公知识分子的围殴。
社会上常用的一个称呼是自媒体人。但是,这个是什么意思?是自主吗?在这个流量绑架一切的时代,平台算法、资本流量才是背后的真正推手,自媒体不可能自主。是自由吗?难道还有不自由媒体人?这在逻辑上不大对了。以公众号为例,全国有三千多万个微信公众号,难道有三千多万个自媒体人?肯定不是。MCN下的写作者和个体写作者很难放在一个圈子里,财经评论员和游戏主播不能说是一类人……“自媒体人这个概念缺乏识别度,法律上也不承认。这四个字里,唯有是准确的,在禽兽遍地的年代,成为一个确实是很高的评价了,但也没有达到准确定位的效果。
就说我自己吧,我有在媒体单位工作十多年的经历,以记者”“主笔”“主编自称时,就比较自然。后来写公众号文章了,朋友们向第三者介绍起我来,就有点为难。用网络上用得最多的小编吧,又怕不礼貌。
有的朋友介绍说是呦呦鹿鸣主理人,有的朋友比较抬举我,介绍说是社会观察家。但都经不起推敲:
主理人是一个不错的称呼,但是它在职业上过于模糊。咖啡店蛋糕店老板可以叫主理人,理发店Tony老师也可以叫主理人,水浒里的郑屠也可以叫镇关西肉铺主理人。
社会观察家就更模糊了,每个人都可以是社会观察家,其中滔滔不绝的北京出租车司机还是其中的佼佼者,我?显然不是。不合群。
因此,我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经常有人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开头就开不好。
我比较幸运的是,读者朋友们比较赏脸,较早在微信公众号上获得比较多的关注者,有读者支持,我的身份焦虑就逐渐淡化了。再加上我本着一个自我流放的野生态度,就更容易自我调试。比如,不少朋友把呦呦youyou”读成“aoao”,称呼我为嗷嗷老师,我也觉得没什么不好。毕竟,很多文章都是在打仗,刀光剑影的,可不是就要嗷嗷叫嘛,狭路相逢勇者胜。
可是,大多数写作者并不像我这么幸运,大多数人的身份焦虑是不断升级的,最后就干脆放弃最初的写作理念。
所以,这个问题很是需要解决。在没有得到合适的答案之前,我对笔耕下的阳光不那么上得了台面的行为,也就难以一棍子扫过去。
我看了笔耕下的阳光的一些文章,从我一个写作者的角度来看,不少语言过于激越,不管是从新闻,还是从文学角度,都还有很大的改进、提高空间。至少,如果是我当编辑,这样的来稿大概率是要返回重写的。
但是,我绝不能否定这类文章的价值,恰恰相反,这类文章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他们需要的是时间,只要这类文章多起来,文章水平自然也会提高起来。
当前真正着急的是:当人们遭遇不公,很难找到帮助发声的人。选择太少了。比如,这几天,上海某区的一位政协委员就在和我反复沟通,讲述自己的遭遇。这位博士已经用尽了所有方法,也找了市面上所有媒体,但是,得到的只是不断的挫折。发声渠道还是太少了,或者渠道很多,但可以站出来发声的太少。这位委员和我认识有几年了,我也想帮他,但我自己精力很有限,自顾不暇,甚至可以说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当我环顾四周,想找到一个有分量的渠道来帮他发声时,却发现并没有选择。
类似的情况非常多。这种时候,我往往是想:要是他们更多的、值得信任的发声渠道就好了。可是,这个愿望似乎有点奢侈。之前的许多调查记者同行们,已经纷纷转行,而一些有知名度的写作者,失联的失联、退隐的退隐。即便是我自己,号称日拱一卒,不也经常断更吗?
有几个人愿意冒着寻衅滋事的风险,呕心沥血地陷入这种没名没分的焦虑之中呢?
子曰,必也正名乎?如果社会确实需要这样的一种存在,那么,就需要我们在概念上、权利上、保障上,给与定义,给与解释,给与明确。然后,一切才会进入正确的轨道,而不是一会跨省一会失业一会离婚,一惊一乍的,不和谐。
今天,我们先把问题提出来。
参差多态,才是幸福本源。百家争鸣,一个社会的创造力才能得以释放。中国曾经有那样的时代,将来也会有这样的时代。
来源:呦呦鹿鸣的鹿鸣君
编辑:梅镕缨



706#
 楼主| 发表于 2025-9-17 22:38:04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特朗普为何对媒体抱有敌意

2025年9月16日,特朗普在出访英国前接受媒体采访。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记者提问:“在职总统是否应参与如此多商业活动?”特朗普回应称生意由子女打理,随即质问记者所属媒体。得知对方来自澳大利亚后,他当即表示:“你正在严重伤害澳大利亚!他们想和我友好相处,你们领导人很快要来见我,我会告诉他你的事——你营造了糟糕的氛围!”最后以“安静”(或“闭嘴”)强行终止对话。
    特朗普将记者的合理质疑定义为“损害澳大利亚利益”,暗示其行为可能影响美澳关系,试图以政治压力压制媒体监督。以“向领导人告状”作为威慑手段,被网民嘲讽为“小学生告家长式操作”。澳媒普遍批评特朗普滥用权力压制新闻自由,ABC声明支持记者履行职业职责。媒体直指“特朗普被问破防”,称其“当场翻脸”。
    2025年3月,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反问《华盛顿邮报》记者“你是哪个单位的?”,并称其“失去可信度”。2025年5月,他当面贬斥追问芝加哥派兵计划的记者为“二流媒体”,并呵斥“安静!你根本没在听”。 2025年6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CNN解雇记者娜塔莎·伯特兰,称其应“像狗一样被赶出去”,指责她报道“假新闻”诋毁美军行动。
    2025年8月,特朗普公开支持联邦通信委员会吊销NBC和ABC的广播执照,指责两家机构97%的报道对他“有偏见”,是“民主党的宣传工具”。2025年9月,波兰记者追问其对俄政策成效时,特朗普直接回应:“你应该找份新工作”。白宫将路透社、彭博社等通讯社从核心采访名单降级为“轮换制”,并取消其固定席位。2025年4月,特朗普凌晨2点突开记者会,被指用“睡眠剥夺战术”消耗记者精力。
    2025年7月,记者追问美军空袭伊朗核设施效果时,特朗普避谈细节,转而攻击提问记者“抹黑美军”。2025年9月,被问及芝加哥派兵计划时,他否认“宣战”并斥记者传播“假新闻”。2025年5月,面对记者质疑关税伤害美国企业,特朗普强硬宣称“关税没有伤害企业,它们在帮助美国”。同年9月威胁对中印加征关税时,回避记者追问政策细节。
    特朗普对媒体的攻击模式具有典型性,通过标签化、情绪化语言打击批评者。例如,他曾在2020年禁止多家媒体记者进入白宫发布会,2021年公开威胁《华盛顿邮报》记者“应去坐牢”,2025年连任后更推动成立“信息安全委员会”试图审查媒体报道。特朗普对记者的打压已形成系统性影响,美国新闻界出现“寒蝉效应”,部分媒体因担忧失去白宫采访资格或遭受社交媒体骚扰而选择沉默。
    特朗普试图通过行政手段边缘化监督性媒体(如CNN、《华尔街日报》),同时扶持亲信媒体,试图重构“听话的舆论场”。联邦法院多次裁定白宫限制特定媒体违宪,但特朗普团队仍通过轮换制、临时禁令等规避监管,被指侵蚀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新闻自由。8月25日特朗普公开威胁要吊销NBC和ABC的营业执照,这是对新闻机构系统性打压的典型案例。
    特朗普总统以国家利益为名压制质疑,混淆公私界限,削弱媒体第四权职能。若领导人可随意将媒体监督污名化为“国家背叛”,言论自由根基将被动摇。特朗普与媒体的冲突本质是其“表演式政治”的延伸——通过打压监督性报道维护“强人形象”,但系统性边缘化媒体的行为,已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制衡机制构成深层挑战。
    媒体的主要作用就是用来监督批评政府,防止政府作恶的。历届美国总统和政府也认可这一点,而特朗普不认可,他想把媒体变成宣传工具,用来歌颂总统和政府。这样一来,特朗普自然就会跟媒体爆发冲突,特朗普想把媒体管起来,变成听话的工具,而媒体肯定不会答应,于是就好像显得处处跟特朗普对着干。所以,特朗普对这些媒体都抱有敌意,只有极少数听话的除外。


来源:追求真理完善自我(公众号)

编辑:张家乐

707#
 楼主| 发表于 2025-9-17 23:09:09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贵州一前调查记者记录西安悬案,被警方跨省到孩子学校,到家门口滞留并敲门多次




来源:微信分享

编辑:张家乐

708#
 楼主| 发表于 2025-9-21 14:46:31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鸡毛秀”节目被无限期停播,特朗普:美国的好消息

因对柯克遇刺案发表争议性评论,美国知名“深夜秀”节目被无限期停播,特朗普发声
据法新社、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等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日对美国脱口秀主持人吉米·坎摩尔主持的节目《吉米·坎摩尔直播秀》被停播表示称赞,称这是“美国的好消息”。当天稍早前,美国广播公司(ABC)宣布,因坎摩尔在节目中就柯克遇刺案发表争议性言论,决定对其节目“无限期”停播。


图为当地时间15日,吉米·坎摩尔主持《吉米·坎摩尔直播秀》画面。来源:YouTube视频截图
报道称,在周一(15日)晚节目的开场独白中,坎摩尔先是暗示,上周被控枪杀柯克的嫌犯泰勒·罗宾逊与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有关。他说,“MAGA团伙拼命想把这名杀害柯克的孩子描绘成不是他们那一边的人,并想尽办法从中捞取政治分数。”
坎摩尔还称,特朗普对柯克之死的反应“根本不像一个成年人哀悼他口中所谓的朋友被谋杀”,他还批评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卡什·帕特尔处理这起案件调查“就像一个没读过书的孩子在胡扯着完成口头报告”。
ABC宣布停播后,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对美国来说是个好消息:收视率堪忧的《吉米·坎摩尔秀》被取消了。祝贺ABC终于鼓起勇气,做了必须做的事。”
公开资料显示,《吉米·坎摩尔直播秀》又译“吉米鸡毛秀”,是一档在ABC播出的美国深夜脱口秀节目。该夜间节目于2003年1月26日首播。
震惊全美的查理·柯克枪杀案事件连日来受到美国各界密切关注。美国犹他州州长斯潘塞·考克斯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12日证实,涉嫌刺杀美国知名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柯克的嫌疑人已被捕。目前随着检方明确提出死刑诉求,罗宾逊的最终判决成为美国媒体与舆论的焦点。


来源:环球网(公众号)

编辑:张家乐

709#
 楼主| 发表于 2025-9-21 15:23:48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十年一问

今天偶然读到 @张江名媛 新发的短文《朝格图走后这十年》。身边已经多年没人提起老记者朝格图了,如今,一些往事被触动,竟不禁流下泪来,今天的写作便无法继续。
文章说:“朝格图离开的那一年是整个中国新闻业的分水岭。” 嗯,那一年是2015年,十年前,确实是一个特别的年份。
从稿库里找出了2020年4月写朝格图的文章《十年一问》,留存在此,以作备忘。近来常有人问“记者都去哪了?”答案也许就在里面。


2020年4月23日初稿待改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6284/wps19.png 十年之前。
2010年8月5日,我的同事,《瞭望东方周刊》调查记者王立三与《南方周末》调查记者朝格图,正在东北某个新闻现场采访。
王立三常驻东北三省,听闻吉林桦甸大河水库发生了洪灾、牺牲者众、情况不明,报题获批后,背上包,赶往桦甸。朝格图得知后,也旋即赶往。
最先到的是大河水库下游第一个受灾村庄大河村。这里刚刚经历了一次“500年一遇”的洪水,全村被洗劫一空,家徒四壁。灾民赵大爷家里的牛被洪水淹死了,主人正好杀了牛充饥,也以此来“招待”王立三和朝格图。
吃完饭之后,两位记者开始沿着洪水的方向,访问各个村镇:大河村,钓鱼台屯,靠山村,常山镇,南河沿,太平庄……每个村核查死亡人数,并调查这场洪水由来。“村民和电影里对待八路军那样维护我们,和我们说真心话,替我们保密。”王立三说。
所见所闻,触目惊心。
两人统计到,洪水发生在7月28日,至少31人死亡或失踪:大河村1人、钓鱼台村5人、靠山村12人、南河沿村13人。洪水是上游的常山镇大河(小型)水库溃坝造成的,决口之后,半小时内,千万立方米洪水汹涌而下,所经村屯,水头处民房瞬间夷为平地、所有民房进水、所毁农田一望无际。
半小时内,许多家庭阴阳两隔。见到遗体时,往往是在多日后的下游杂物之中,全身肿胀不堪,有的连头发都没了。
更心痛的是,这是一场灾难,更是一场责任事故。灾难本可避免。溃坝之前一年,这个水库被列入《全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专项规划》,获得财政资金数百万元;溃坝之前20多天,大坝的加固和闸门设备更换工作完成;
溃坝之前10天,省气象部门发出预警,桦甸市宣布进入“主汛期”,要求各部门“立足于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切实落实各项防汛抗洪救灾措施,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抗洪救灾工作。”
溃坝之前一周,大河水库试图开闸泄洪,发现闸门系统存在缺陷。当时水库涨水到24米多,准备泄洪时,新安装的电动设备无法开启闸门,而兼容的手动摇柄根本摇不动。电话打到桦甸市,技术人员带来粗电缆,才将闸门提高到30厘米的泄洪高度,之后,大坝新安装了一套专用电缆。
不过,最终,大坝还是因为无法提起闸门泄洪而崩溃。
王立三与朝格图,沿着洪水冲过的地方,一步步探问着。
他们得到两个方向的消息。
一方面,7月31日,桦甸市委将常山镇党委书记潘学举、副镇长宿阔、镇水管站站长钱玉民免职,原因是:潘学举因身体不适应指挥抗洪救灾,宿阔、钱玉民因抗洪救灾中严重失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网站的说明将洪水更多地归因于“普降暴雨”,对没有提闸泄洪避而不谈,灾民认为这是夸大天灾。同样遭遇水灾,同属于桦甸市,拥有9座重点水库和大塘坝的桦树乡,没有一个人被淹死。因为当地领导和铲车守在大坝上,发现水库水太大泄不了洪时,立即用配备的钩机挖闸泄洪。
当王立三与朝格图走到靠山村一个灾民家时,灾民怒不可遏:“人都死了,记者采访还有什么用!”因为声音太大,引起了村里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注意。
王、朝两人想甩掉这个盯梢的人,就到主路上准备拦车离开。不过,一辆警车先行赶到。三名警察要求查两人的证件,两人不想暴露记者身份,不愿出示。
朝格图:“我们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也没做任何犯法的事,我们有权利在自己国土里走动吧?”警察:“刚才有村民报警,说你们形迹可疑。”朝格图:“你们依据什么要查我们?”警察说,根据治安管理条例、刑事诉讼法,警察有权看别人的证件。朝格图反问:请问是哪条哪款?警察一时语塞。
僵持几十分钟后,第二辆警车赶到,说已经有证据可以抓人。又僵持一阵,一位警察接到电话后,两辆警车掉头走了。
两人拦了一辆救灾车,搭到常山镇,采访之后,到一个小饭馆小包间,点了两个小菜准备吃饭。菜还没有上,一位干部(当地宣传部副部长)进到小包间,然后又出去,带了十名左右警察。
再进小包间,警察不由分说,将王立三、朝格图反剪双手。“我们反复挣扎,他们越拧越紧。”一路押往常山镇派出所。出店门时,王立三见点的菜开始上了,说,“那你们让我把菜钱结了吧。”“这个你不要管。”其中一人说。
警察看了王立三的个人身份证,骂道:“你是哈尔滨的,哈尔滨的还牛逼,牛逼个啥?”进了派出所一个房间,警察开始搜查两人。王立三想护住背包(里面有录音笔和手机),被推到凳子上,折断了凳子。朝格图见包里的采访本被拿出来,着急了,“别动我们的东西”,被押着顶到了墙壁上。
从两人随身的工作证、记者证、身份证、介绍信,警察和宣传部干部确认了他们的身份,拿走了王立三的录音笔、手机,并拿来一根数据线,调阅手机内信息。
在厕所,王立三试图和跟着的警察说两句话,警察骂道:“*你妈,别磨唧”。僵持两个小时后,王立三给吉林宣传部有关负责人打了电话,进行沟通。两人的单位领导也分别迅速与当地沟通。桦甸宣传部负责人接到上级电话后,表示两人可以走了。“这只是一个误会。”
现场负责人向王立三、朝格图道歉,但两人并未接受。王立三还记得那个“道歉”:“他们毫无诚意,说什么‘我向你们道歉好吧,你们记者是爹好吧,我们这里是灾区,你们记者还来添乱。’”
两人离开了派出所。王立三的录音笔里原来有16段录音,拿回来时,他看了一眼,仍然还有16段录音,就不以为意。直到回到休息的地方,打开录音笔声音,却是“爱得深呀爱得真,这段情无悔……”原来,采访录音已经被替换成为田震的《水姻缘》等歌曲。
听着歌,朝格图把自己的嗓音弄得尖细,跟着哼唱。王立三不禁苦笑,笑弯了腰。
“和他们讲法律,他们就开始耍流氓。”朝格图说。
两人买了两袋面粉,再次返回吃牛肉的村民家,作为回赠。随后离开桦甸。

2010年,朝格图在玉门(王轶庶摄,图自公众号“清风录全集”)

    次日,8月7日,桦甸市宣布成立由当地纪委、公安等部门以及吉林省水利专家等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大河水库溃坝的真相进行调查,“将给受灾群众一个交代”。
后来,《瞭望东方周刊》刊发了王立三的报道《吉林桦甸溃坝之痛》;而朝格图写的《常山溃坝:一次彻底的防汛失败》未能在《南方周末》发表。
离开桦甸后不久,朝格图与另一位记者朋友孙旭阳到河南采访。采访中,他一直怏怏不快,并告诉孙说,自己的抑郁症可能发作了,很难受。“我被反剪着按倒,第一次发现自己这么无能。”
孙旭阳说:“你无能什么,你又不是散打冠军,就一个小记者,打不过警察有啥无能的。
朝格图对报社的“不仗义”也很窝心。本来,对桦甸受辱经历最好的回应,就是披露他采集到的真相。然而,虽然朝格图再三要求,稿子一直无法上版。他又提议在网站上发个电子版,也被搪塞虚应了过去。孙旭阳回忆当时见到的朝格图时说:“这让他开始怀疑工作和生活的价值。他一直找不到可以平复自己屈辱感的答案。”(朝格图的桦甸特稿,见《难友朝格图》)“那些敏感又有些骄傲的记者,踏遍千山万水,写遍民生国计,职业带来的那点荣耀,其实脆弱得可怜,一个乡村派出所协警的擒拿,就足以让他们跌入尘埃。”(见孙旭阳《朝格图的河南往事》)
在桦甸的遭遇,成为朝格图的一个心结。他一直很自责,认为对不住灾民们。一密友说,朝格图回京后交流出现障碍。五年后,2015年夏,王立三与朝格图最后一次相聚时,朝格图还说:“我们吃了他们的牛肉啊!”
那次小聚人不少,我恰好也在。此前,我已经离开了《瞭望东方周刊》,辗转参与“无界传媒”的创办。已经不得不从《南方周末》辞职的朝格图,在休息近两年之后,给无界发来了简历。
年初,有一天,我打电话给朝格图:“呐,怎么还没来上班?”
拿起电话时,想起他上一次和我见面前的一句话:“十年媒体生涯,尤有写字冲动。”在当时,老记者们被新媒体冲击得哀鸿遍野,环境又是那么冷若寒噤噤若寒蝉。这句话,包裹着一个老兵的冲动与好奇心,让我心生欢喜和敬意。我们团队不少人知道,多年来朝格图一直在与抑郁症抗争;也知道,某些抬着理想主义旗号的“领导”冷血地放弃了多年奉献热血的他。但经周边了解和评估之后,我们想,现在他已经恢复了,做自己热爱的工作更能帮助他。同气相求,同声相应,来吧。
朝格图电话中说:“哈哈,我以为大无界不要我了呢。”原来,当时HR衔接中出现了疏漏,导致他一直没有接到HR电话。我连忙去催。再次在朝阳门泛利大厦见面时,我和朝格图拥抱了一下。这是我和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拥抱。
2015年8月13日,重新出山数月之后,朝格图终于没有扛过抑郁症,在居住的小区跳楼自尽,结束了10年调查记者生涯。时年36岁。
那晚,我一直坐在泛利大厦8楼的会议室写短短的讣告,翻看着他过往十年的一篇篇作品,眼泪慢慢流出。以前,我写文章时总以可以保持常人难有的冷静自诩,自从那天之后,我写作时常常不由自主流下泪来。
朝格图人缘很好,数百名北京媒体记者赶到北京东郊殡仪馆参加追悼会。这是我从未见过的媒体界场景。气氛很特别,我感觉,我们既在告别朝格图,也在告别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什么。
桦甸遭遇,并不是朝格图离世的直接原因,但一定是他记者生涯念念不忘的一个遗憾,而且对他触动很大。有一次他反过来开导一直坚持在一线的王立三:“想想(桦甸)那事算个屁呀,但有时候,那些想法在脑子里停不下来。”

朝格图(图自公众号“清风录全集”)

十年之后。
2020年4月18日,河南原阳县一个小区外堆放的土方中,陆续发现4名5至11岁儿童遗体。当地联合调查组初步判断,事故中的4名儿童“从围挡的豁口钻入的可能性较大,有可能是在卸土下方玩耍时被土方压埋”。建筑工程负责人、挖掘车司机等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犯罪的8名嫌疑人被刑事拘留;又因为项目被发现没有建筑施工许可,属违法施工,原阳县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和安全股股长被免职。该县还启动了对县城管局党组书记、局长的问责程序。
这个免职安排,一如当年桦甸。
4月21日下午,上游新闻、红星新闻、新京报三家媒体记者在原阳县一处陵园的路口,被十多名不明身份的人拦住。上游新闻记者在拍摄时被多人强行控制,手机被抢走;红星新闻记者被暴力推搡、殴打,正在拍摄的手机也被抢走,衣服被撕烂、眼镜被踩毁;新京报记者被推搡、阻挡并被反扣手臂、掐脖子。“你再说一句,我就扇你……”
现场有至少一名原阳县政府工作人员在场,但并未上前制止。一名女工作人员说:“没有政府的允许,不能进去采访。你们为个采访,值得吗?”
    后来,手机由当地县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用一个牛皮纸袋包装后归还,但却被刷机,内容被清空,连手机通讯录都没了。

红星新闻记者手机被刷机记者问:“手机是谁送给你们的?”
该副部长说:不认识。
“殴打记者的人是谁?为什么拦阻记者?”
“不清楚。”“为什么把手机刷机?”
“不清楚。”“接下来将怎么办?”
副部长说将展开调查,但对于如何调查,又沉默了。当事记者表示,“他们过来只是给我们说了道歉,但是因为什么事情道歉,他们没有说”。

打人现场的嫌疑人(视频截图)

此前,这位“一问三不知”的副部长说,打人的是死者家属,但当天就遭到记者否认,因为到那里采访恰恰是经过家属们同意的,记者们和家属们也从未发生过冲突。当晚,河南新乡市委书记张国伟就记者被打事件表示:“一定彻查,万一有人触犯了法律,依法办事。”
此后,当地通报说,“视频中的9人都是原兴办事处工作人员,他们按照统一工作安排成立了三个专班,工作职责是帮助家属料理后事,并持续对三个家庭进行帮扶,同时协助心理疏导师对家属进行心理安抚。”
这样一群动手打记者的凶狠之人,却在做死者家属的“心理安抚”工作。更接近于事实的恐怕是心理吓唬。
原阳故事,一如桦甸往事重演。十年之前与十年之后,故事之所以如此重叠,如此没有新意,是因为我们很多地方一直在复制类似的思维模式:遇到什么事情,不管大小,不惜代价,先把盖子捂住;问题还没有解决,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这种思维模式的特征是前现代、非文明。
用十个谎言掩盖一个谎言,只会带来更糟糕的局面。尴尬在于,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但又往往只计利害不问是非,到最后,连眼前利害都计算不清。
十年之前,王立三记者的录音笔被用同等数量歌曲替换;十年之后,记者们的手机被直接刷机到空白一片。今天的记者们,失去了把自己的腰笑弯的机会。
不知道这是进步还是退步。
没有谁是一座孤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为真相蒙尘而默默埋单。“岂有文章倾社稷, 从来佞幸覆乾坤。巫咸遍地逢冤狱, 上帝遥天不忍闻。”想想最近以来我们的经历,如果不是一开始就动用强力去捂盖子,如果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我们今天面对的许多事情都会有大大的不同,所遭遇的损失也不会如此之大。
朝格图在那篇未能见报的桦甸报道中结尾一段写道:“不必依赖数据、防汛指挥的专业知识,村民们仅仅需要常识就可以判断,这是一次彻底的防汛失败。在水患并不严重的东北,它的深层原因或许是多重的,不过许长友看来,将三个阀门提更高并不困难,‘建一个坝,不是想让它冲走自己的亲人。’”
这样一个特稿结尾,可谓完美。
朝格图离世后,一位同行如是感慨:“我不禁假想,虽然这是一种病,但如果朝格图不读北大,不读哲学,或不从事新闻,不去执著的思考和追逐生活和世界的真相,会不会是另外一种人生呢?”


朝格图本科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对哲学有研究。他有一篇旧文《焊接断裂的传统与剧变的社会》:“呈现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镜像中,偶像的黄昏不断来临。……孔家店被毁的同时,人们心中最重要的部分已经断裂。每个人心里都残留着一个废墟,跟这个时代的一样大。”
2016年,一些同行朋友建了一个公众号“清风录全集”,发布了几十篇回忆朝格图的文章,我也被组织者点到,但一直没有写。加缪在《西西弗神话》开篇就劈头一句:“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而我,不仅对抑郁症一无所知,对哲学也是一知半解。所以,总觉得有什么拦着我。
今天写作本文,是一篇迟到的作业。我想,我之所以可以写了,一是因为看到原阳事件中还有那么多记者(红星新闻、上游新闻、新京报)坚持在现场,十年之后,薪火不绝,倍感振奋;二是因为看到记者被打之后社会各界奋起抨击,少有的团结与共识,倍感欣慰;三是,对前面这段话有了一个答案:确实,“每个人心里都残留着一个废墟”,而且,“跟这个时代的一样大”,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才需要我们日拱一卒,去重建它。十年了,草蛇灰线,不绝如缕。我们的骄傲彼此支撑,因为我们各自先有了骄傲;我们的温情互相传递,因为我们各自先有了温情。这个世界,仍然有无数种可能性。


来源:呦呦鹿鸣(公众号)

编辑:张家乐

710#
 楼主| 发表于 2025-9-23 11:18:48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当记者在直播中被威胁……

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赣问·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记者李雯珺,今年是我做舆论监督报道的第5年。
2021年,专栏正式开播。作为省内首档以融媒直播形式开展舆论监督的栏目,我们根据群众反映的情况,请政府部门、涉事单位来到现场,直面问题、破解难题,推动急难愁盼有效解决。
请先看一段直播时的采访画面:“你再拍我就对你不客气了,第一次警告,拿掉!”
这是我第一次在直播采访中被威胁。
镜头前,物业经理咄咄逼人;镜头外,七八名彪形大汉将我们团团围住。当时,我的内心十分慌乱,只能不断安慰自己:现在正在直播,一定要冷静,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不能激化矛盾。
事件起因是一通投诉电话——有市民反映物业不让他们在自家车位上安装充电桩,刚买的新能源车成了摆设,来来回回折腾了两个多月都没解决。
直播当天,我和摄像老师一早赶到小区。面对我们的询问,物业工作人员非常抵触,甚至直指镜头,出言威胁。过程中,物业的人一直围着我们,虽谈不上“兵戎相见”,但也是步步惊心。我一边强装镇定,拿着话筒直播。一边内心“打鼓”,生怕这些人突然冲上来抢夺我们的机器和话筒,甚至殴打我们。
为了稳住现场情况,我请来政府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采访完便关闭了直播。
但事情并未画上句号。看到我们结束直播、关掉机器,物业的人直接冲上来,强行拦下我们,并封住道闸,嘴里大喊:“别让他们走!”“冲突”终究还是发生了。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摄像老师试图冲出道闸,只听见“哐”的一声巨响,现场一片混乱。
为了护住机器,摄像老师几次遭到对方推搡、锁喉。我赶紧冲上前制止,并拨打报警电话。很快,民警来到了现场。在民警和主管部门的介入下,物业才肯道歉。
但,我们要的不只是道歉,解决群众问题才是关键。
随后我们了解到,物业之所以不让安装充电桩,是担心装的人一多,小区电容不够,他们就得花一大笔费用去扩容。但是,为业主提供应有的服务,难道不是物业的职责?
最终,在我们和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物业终于答应扩容,业主们安装充电桩的问题也迎刃而解。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的报道,政府相关部门把推动完善小区充电桩安装事项提上议程,很多遇到同类问题的市民也因此受益。
类似这样的建设性舆论监督,是我们的工作日常。它不是单纯的曝光,更是为群众和政府相关部门搭建的桥梁,助力问题解决、推动社会进步。
记得有一次,我刚到现场,就有人握着我的手说:“我知道你,你是雯珺,你来了,我们的问题肯定能解决。”
我哪有这么厉害?我只是一名普通记者,无非是借助手中的话筒、笔下的文字、媒体的公信力,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共同支持,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但无论如何,群众的信任都是对记者这份职业的最高褒奖。




来源:中国记协(公众号)
编辑:张席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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