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报社广电整合以后,电视台员工开始卖报纸了
在一个媒体群里,看到某个已经将报社和电视台合并成为一个集团的省级媒体同行在群里推广,推销他们省的报纸。他介绍说,该省电视台和报社没有合并的时候,原属电视台的员工没有这样的任务。合并之后就开始全员以200到500为任务标的要求员工推广订阅报纸并与绩效挂钩。
一、 对员工来讲,这有毛病吗?一点儿毛病都没有
已经融合在一起的媒体,破天荒地开始让电视台员工进行了全员报纸订阅。 可就算完全没有媒体融合这档子事,哪个媒体(尤其是电视台)的员工,没有经历过全员营销?所不同的仅仅只是全员营销的内容而已。 这些年来,明星演唱会让明星捞够了钱,张学友演唱会甚至成为警方抓获多年逃犯的奇特渠道,可是,这些所谓天皇巨星的地方演唱会,又有多少场没有电视台员工的血泪呢? 电视台因为其可视性,多年来,对于这样的大型文艺活动,要么是作为承销商,要么是作为重点媒体合作方。每逢这样的时刻,有多少电视台没有要求全员销售?又有多少媒体的票务销售不是跟每个员工的绩效挂钩? 许多接触社会比较少的员工,在当月往往只能够拿到甚至只有一半的工资。这往往会引起很多后遗症,曾经卖票并且卖票失败的那些电视台员工,有时候事后再来听那些曾经喜欢的某明星歌曲的时候,会有一种不适应感,甚至于会反胃恶心。 在明星来说,这一切只不过是高歌一曲甚至于只是做做样子假唱,是挣钱并且happy,价值实现的高峰时光,但对于许多媒体员工来说,这可能会让他们那几个月养家糊口的养命钱少很多。这些天王巨星在每个地方所挣到的出场费,不管是税前还是税后,不管是否有阴阳合同,其中一定包含着许多媒体员工,尤其是电视台员工的血泪。 这一切对于当事人来说,很痛苦,但是,很常见,并且真的没毛病! 有毛病吗?没毛病,真的没毛病!
二、 当媒体需要你的时候,作为媒体员工,应该服从并且尽全力
⒈所谓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即使这个命题为真,也只是领导层该考虑的问题。对于普通员工来说,尽力做好自己份内的工作,尽一切可能完成上级安排的任务,才是本分。 如果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情,意味着记者只做出去采访的工作,编辑只做编辑的事情,所有的相关任务都只由营销人员完成。 那么,首先应该被质问的是记者本人。你真的专业吗?是的,你采写稿件,但是,你写的东西,有多大的概率能够成为十万+吗?是的,你拍电视,但是,你拍的节目,剪成短片以后,有多高的传播率转发量? 如果你做媒体,却没有办法保障自己的传播力,你凭什么说自己是专业的? 在这里,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已经被你偷换了概念,其实你的意思是说:我只会并只做我认为可以做并且该做的事情。你把自己定义成为专门做某些事情的专业人士,但事实上,这个专门与专业都是你自封的。 你可不可以专门只做某件事情,你专不专业,得要由你的上级或同行或行业标准来判断,不能只由你自己来说得算。 如果说你真的是流量担当颜值担当,是轻易能够创造出10万+的作者,你又何必在意单位有没有这样任务,有没有任务失败的罚款? 不就是罚200到3000块钱吗?你拆书或者写稿,客串创作商业专题片解说词,做片子剪辑,钱很容易就挣回来了,你会在乎这点事? 如果一个人足够优秀(并且最好还足够年轻),他可以选择去创业做自媒体,或者去做另外的工作。但如果他选择在媒体上班,就得服从。
⒉你可以表示不舒服,你可以保持沉默,但首先,单位有权利要求你这样做,其次,当你所服务的媒体有需要的时候,你应该冲在最前线,少一些怨言。 抗战时期,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南泥湾,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吗? 当然,他们的专业本来就可能是农民,当他们的家园被人侵占,亲人被人屠杀,他们不得不拿起枪杆子保卫自己,保卫侥幸在大屠杀中活下来的家人,被迫出来抗战,专业的农民没有办法做自己专业的事情,他们是业余的兵,但绝对不是客串的。 《春田花花同学会》里的幼稚园校长,不专但多能,什么都干,不得不干。 ……干什么事情其实是由团队的生存状态决定的,由不得你! 你说你是专业的某行业传媒人,你生下来就是吗?这里是中古时代讲究种族的印度?你的职务是世袭下来的,不可更改的? 如果不是,那么,你的任务和职能就是可以更改的,在组织有需要,并且有可能有危难的时候。你需要站起来,勇敢的去执行上级的命令。如果你不能够完成任务,首先要检查的是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员工? 当集体有事情的时候,他不找你找谁?如果他连你都指挥不了调动不了,他还能指挥或者调动得了谁? 如果你一定要强调自己是专业的,你是专业的警卫连,你是专业的炊事班,集结号和冲锋号吹响的时候,你不跟着上,你觉得你的态度和行为合格或者合适吗? 如果你认为这样的行为合格或者合适,你其实更适合去做最后的莫西干人,由你自己自行决定应该帮助英军还是认同印第安部族,你并不适合于在集体当中生存。
⒊做媒体行业,要突破自己的局限性,不要主动对自己执行化学阉割。 传统媒体的员工,更像是以前合作捕猎的氏族成员。 电视非常强调合作,很多事情必须得要共同完成,其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每个岗位被取代的可能性非常高,没有任何人是完全不可或缺、不可取代的。 报纸,虽然写作相对来说更有个人色彩,但是其本身也是合作性非常强的工作,由编辑到排版,有很多道工序,需要很多人共同协作。 这本身就意味着传统媒体的工作人员很难独立或者仅仅只由很少几个人来完成一件可以完整交付的有商业价值的产品。(这也是类似于罗振宇这样的自媒体人,这些曾经在电视台做过制片人等岗位工作的人,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运营能力的原因,因为这是必须的!) 这意味着传统媒体的员工有可能严重依赖于和其他同伴的合作,才能够共同完成一件工作。并且由于有些行业,尤其是电视行业,它的技能学习过程漫长,掌握技能并且成为高手的时间很长,很多人尤其是后端工作人员,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之中,很难关注到甚至于完全不关注自己专业以外的事情,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我限制,甚至是一种自我阉割。 所以,非经营岗位的媒体工作人员,在面对要求独立去进行有一定金额的销售任务时,会感觉非常困难,非常不适应。 领导安排这样的工作,并非没有道理,并非不正常。 如果说,后端工作人员没有办法接触到更多有价值人群,那么,这样的一个群体就只能通过内部协作来曲折完成任务,内部协作会促进内部融合,会产生正向力量。 技术部门本身接触不到更多有商业价值的客户,但是他会接触到很多面对客户的部门,接触到这些部门的采编人员或营销人员,如果说,他有任务的时候想拜托这些部门来帮他,在平时,他就要为他们更多做好服务工作,落实到个人的任务,如果能促进后端部门的日常工作,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部署这样表面上看上去不讲道理的任务,其实潜台词是自己组队、内部协作,后端工作人员的任务可以由前端人员,特别是优秀的前端人员来协助完成,但只有最优秀的能够为前端人员做好服务的后端人员能够得到优秀前端人员的额外协助。 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有些人会失败,只不过,那些失败的人,平时可能就只做自己感兴趣的所谓专业的那点事情,不愿意跟人接触,和社会的接触面太少,又没朋友,无法通过内部协作,从内部解决问题,会有较大的损失。 这些人本身就是失败的媒体人,只好自己接受命运,如果这在后续的工作当中能够促进后端人员的服务态度提升,本身就是一种正向的力量。 这种安排可以让大家学会对自己的产品负责。 没有融合之前,电视台员工没有订报任务,融合之后,让全体从业人员去做发行等工作,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那就是让每个从业人员都能亲身体验并知道该如何来对自己的产品负责。 发行任务每年都会有,发行其实是给每一个从业人员一个必须的不得不面对直接用户的机会,去了解自己的目标对象。“他会不会订我们的报纸?他明年还会不会订我们的报纸?如果还订,他还会不会在我手里订?” 如果所有从业人员都不考虑这样的问题,媒体存活的机会是不大的。 订报本身就相当于让员工得到一次更多了解用户的机会,这其实是一种正向的力量。 生存永远都是很艰难的,如果没有办法更多去联接直接用户,只会意味着,你的很多生产,价值是相当有限的,你不了解并且没有兴趣去了解你的用户,又怎么能够把握住你的用户?又怎么可能更好地服务于他们,如果你生产的产品,都不能够为他们所喜闻乐见,如果你都没有办法为自己是媒体人感到自豪,你又怎么可以说自己是专业的呢?
⒋做正向的思考或者转化才能够更好地适应团队 对执行层来讲,有这样的任务,可以促进所有人员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方式,可以让他们主动结交更有价值的行业人群,让大家在平时的工作当中,有主动的意识来为大众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以正向的公开的正常的交换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提升和创收能力飞跃,这样的年度任务要求,对于员工综合素质的提升是有帮助的。 如果媒体的工作人员没有意识,没有能力在一定的时限之内,提升培养自己这方面能力,那么,他在媒体里的生存空间,可能向上发展的空间必然是有限的。 当然,这种努力的方向以及取舍并不是唯一的。如果某个个体员工在某一方面的新闻操作实力很强,他可以通过这种专业能力的极致提升,让自己在向上的媒体空间里有更多的选择,如果更加幸运的话,当事人足够年轻,会有更多被选择的机会,当事人可以抓住机会,设法跳槽到没有或者比较少有这种非专业压力的媒体去。 如果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样的机会,并且没有转行的勇气或者实力,你的选择就只有忍受或者适应,没有更多其他选项。 媒体传播本身就是联络大众和目标对象,也就是两端,你设法建立更有价值的联接,挖掘更有价值的通道,拥有这种能力,这本身就是适者生存的变化。 努力让自己能够实现更多价值,真正专业,更加适应,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三、出来跑,总有一天是要还的
⒈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才需要做的操作,如果常态化,危急状态将很难结束。
媒体有权要求员工做全员营销,但是,长期以这种方式运营,长期以这种员工不得不去执行的方式去做,媒体本身就存在工作安排和思路方面的问题。 单位如果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员工理应冲锋在前。员工完不成媒体安排的任务,员工是不合格的,要么忍,要么滚。但是,如果媒体把这种操作方式常态化,下达任务指标理直气壮,媒体事实上会经常处于最危急的时刻,紧急状态是非正常的不可持续的,这个状态不可能仅仅只靠员工的奉献精神改变。如果媒体没有不是最危急的时刻的时候,那就是媒体自身的问题了,如果媒体大多数的时刻甚至于每一个时刻都是最危急的时刻,那么,一起起来抗战的人们,能不能够支撑得起这个媒体,就不一定了。頻繁下达类似任务媒体,是不被这个世界和市场认可的不合格媒体。
⒉媒体和员工之间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博弈关系。
对员工来说,不管以前是否进行过发行的工作,上级下达了必须执行的任务,其实是员工遭遇到了不必要解释不必要和你讲道理的集体权力(或者暴力),集体暴力和权力的存在是有道理的,必须存在,很合理,但暴力不可滥用。 媒体有权这样去做,员工必须执行,做不好只能怪自己,但媒体和员工之间存在着博弈。 执行层要考虑自己的生存状态,他自己的行为取向会因为单位的政策改变,他会选择相对容易的生存路径。 媒体员工会根据游戏规则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如果长期有这样要求,他可能会为了自己的生存,放过本来不应该放过的“被保护”对象。媒体从业人员会选择结交什么样的朋友,选择对朋友的方式,选择符合自己利益的行为。 如果媒体为了自己的利益默许这种行为,甚至于违规引导这样的行为,把有偿新闻甚至新闻勒索作为隐形战略来操作的话,那就是《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的悲剧(那些在同行们看来不幸的被审判者当中,在跳槽到这样一个顶级媒体之前,和笔者曾经同事过,真的是才华横溢,可惜了)。 这种模式本身就是一种透支,这种透支没有可持续性,可一而不可再。
⒊出来跑,总有一天是要还的。媒体这样做的背后逻辑其实很危险。
媒体不可以把自己的公权力和公信力作为一种变相的变现渠道,不能默许甚至鼓励员工应用手中的公权力和公信力来为媒体实现价值。 传播渠道的公权力滥用,在某个时期是有用的,但一方面,法制越来越健全,另一方面,媒体经由员工所给予的一定程度的免杀功能,对于许多企业来说,已经越来越无效了,现在很多负面消息,并不会通过主要官媒传播,尤其是地市级或者省级媒体,更可能是通过中央媒体或者自媒体曝出去。 本来就不应该以此来要挟自己的服务对象。并且这种优势已经越来越无效,再这样做,对媒体和媒体员工都是高危的行为。
⒋媒体的市场行为不能违背价值规律。
媒体越来越不像媒体,这很正常,媒体跨界去做商业并不是一件不能被接受的事情。 商业其实本身是另外一种传播,那么如果说媒体能够正常的利用自己的优势,来从事一定的商业活动,不仅无可厚非,而且,有可能能够发挥得更好。 某一款农产品某一款特产并不会因为由某个媒体经销,或者由某个知名主持人来代言,就一定能获得特别大的附加值提升,信任是无价的,但是信任的附加值也是有限的。 市场有自身的价值规律,有均价,这个均价和目标销售值如果有相对较大的差距,就不会获得市场的认可,不获得市场的认可,而仅仅通过权力强迫推广,本身就不容易持久,也无法培育出成熟的生存方式,适应价值规律,寻找可以持续被市场接受的模式,才是正常的生存之道。
⒌良好的市场规律,更需要媒体做好分工协作。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不能成为借口,更不能成为员工个人的一种无效诉求。但是,设计出更好的运营模式,让最合适的人就要去做最合适的事情,是媒体作为一个机构所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媒体融合有时候是被动的,是市场已经改变。政府和主管部门能够提供的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的一种被迫的整合。资源有限,也就意味着政府能够提供资金的岗位有限,这本来就是在状态不好的情况下的一种收缩或者削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就像是切除肿瘤之后进行的化疗一样。 如果说媒体不能够在一定时限之内,完成裂变或者创新全新的模式转型,仅仅以话事人的身份去推行无差别的全员营销。简单粗暴,但不一定有效。 所以,广电报纸整合之后,强行全员推行推销报纸,并不一定是可取的行为,纸媒的黄金期已经过去了,视媒的黄金期也正在过去。与其让员工去全员推销报纸,或者是强行带着一定的目标任务去推广APP下载,还真不如通过社群等现代方式,让核心媒体工作人员和他的目标对象强有效地黏合在一起。持续通过新媒体新联接方式获取流量,让他们建立起密切的关系,这样反而可能会在更好的营销模式推出时,有更强的生命力。
媒体本身发生重大生存问题的时候,员工如果能够适应新的环境,改变自己,就能为自己和媒体赢得更多的生存机会,促成媒体的生存与发展,但是,如果媒体没有办法把员工分成或者让他们自由组合成为很好的协作小组,只靠全员营销的统一要求,其实是一种相当不经济的做法。愿望也很难达成。 融媒体要求全员去执行类似发行的任务,有正向的必要性与可执行性,但需要让安排的任务不过分高,和员工的待遇挂钩不要离谱。 这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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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臧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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