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评论写作，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看看那些写得好的作品，究竟是怎么写的。
这份跨越近百年（1934—2012）的十篇作品，是我认为值得反复揣摩的一个选本。它们不只是因为“有名”才被选入，更因为每一篇都在某个维度上，代表了一种值得学习的风格：有的以思想的穿透力见长，有的以立论的勇气示人，有的在逻辑的严谨中藏着温情，有的则在情感的涌动中不失理性。鲁迅的冷峻、王芸生的沉着、郭光东的敏锐、鄢烈山的思辨、刘洪波的直言、熊培云的深邃——每一篇都是一个具体的样本。
在这儿，这十篇文章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序。从时间的维度看，可以感受到面对不同时代的命题，写作者是如何用自己的文字去回应、去介入、去推动的。时间变了，话题变了，但好的评论始终有一些共通的东西：直面问题、尊重事实、在乎人心。
把这十篇放在一起，不是为了呈现一个“标准答案”，而是给广大初习评论者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的范本，供参考。
作品目录
1934年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1941年大公报王芸生：我们在割稻子
1949年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1984年新华社评论员：一号文件要管“二号文件”
1998年中国青年报郭光东：国旗为谁而降
1999年南周献词：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2007年红辣椒评论鄢烈山：为烧狗者一辩
2009年长江日报刘洪波：政府的丑闻不可遮掩
2009年熊培云：你可曾听说过亩产两万斤文凭
2012年红辣椒许斌：路，其实也可以修成弯曲的
1.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1934年9月25日 鲁迅
从公开的文字上看起来：两年以前，我们总自夸着“地大物博”，是事实；不久就不再自夸了，只希望着国联，也是事实；现在是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国联，改为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了——却也是事实。
于是有人慨叹曰：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
如果单据这一点现象而论，自信其实是早就失掉了的。先前信“地”，信“物”，后来信“国联”，都没有相信过“自己”。假使这也算一种“信”，那也只能说中国人曾经有过“他信力”，自从对国联失望之后，便把这他信力都失掉了。
失掉了他信力，就会疑，一个转身，也许能够只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条新生路，但不幸的是逐渐玄虚起来了。信“地”和“物”，还是切实的东西，国联就渺茫，不过这还可以令人不久就省悟到依赖它的不可靠。一到求神拜佛，可就玄虚之至了，有益或是有害，一时就找不出分明的结果来，它可以令人更长久的麻醉着自己。
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
“自欺”也并非新东西，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2.我们在割稻子
1941年8月19日大公报社论王芸生
早稻已熟，农村正忙收割。今春本有旱征。入夏连得透雨，迄今乃获丰登。正在这时候，敌机频频来轰炸我后方城市。据敌人广播，自上月以来，内地天气不良，迄本月八日据报内地天气恢复，于是乃于昼间或月光之下，空袭重庆数十次云云。
如此说来，敌机来袭与天气的良劣有直接关系。就在敌机袭扰重庆最繁之时，市民们每天的大部时间在防空洞内生活，我们曾问过一个市民：“下雨好吗？”他连连回答：“要不得！要不得！我们在割稻子！”这匆促之间的答复，真是理智极了，也是正确极了。
重庆市民的理智是：宁自己忍受防空洞里的避难生活，而不希望老天下雨。因为雨天虽能阻止敌机来袭，而田中待割之稻却不免因霉湿而发芽。就在最近的十天晴明而敌机连连来袭之际，我们的农人，在万里田畴间，割下了黄金之稻！
在这一段空袭期间，东京各报大肆宣传，以为是了不起的战绩。然事实证明，敌机尽管卖大力气，也只能威胁我少数城市，并不能奈何我广大农村；况且我少数城市所受的物质损害，较之广大农村的割稻收获，数字的悬殊何啻霄壤？由福建两广赣湘黔滇以至四川，这广大区域的早稻收获，敌机能奈之何？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天气晴朗，敌机尽管来吧，请你来看我们割稻子！抗战至于今日，割稻子实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
敌寇真是无聊！它原是小本经营，侵华四年，已甚蚀本，现在又入轴心之伙，想做大生意。它为了配合盟兄的需要，于是占越南，窥泰国，作南进之势，以牵制英美；调兵东北，作北进之势，以威胁苏联。但经英美警告，止于顿兵泰边；苏军在西线既能力阻强德，它的北进之师亦遂趑趄不前。那么，它将全力侵华吗？其实它已将较强的部队抽调出去，去点缀南进北进的姿态，而把国内老弱预备役调来中国填防，所以也没有进攻的力量。
近来各战场之无大战事，就是这种原因。如此说来，敌寇南进不得，北进不成，西进也无力，那不是吊起来了吗？敌人的确吊在这种景况之下。但是它要表示还有力量，还在作战，就只有调遣这些架烂飞机来空袭重庆及其他后方城市，藉此作东京登报的材料，以欺骗人民，夸耀国际。所以我们说敌人这一向的空袭攻势，是“政治的帮闲，军事的自杀”。就这一有限的本钱，为点缀场面而消耗，看它将来怎了？
讲到敌机对于城市的威胁，说穿了也不过这么一回事。敌人说它这次空袭重庆是“疲劳轰炸”，我们是生活在重庆的，经过敌机三年轰炸，还不照样在做我们的工作？最近的所谓“疲劳轰炸”，的确疲劳了体质较弱的妇孺，有的妇人坠了孕，有的小孩着了凉，更有许多平民失掉了住居。残暴而无耻的敌人，你们给我们的损害不过如此而已！至于一般壮汉，他们谁也未曾少做了一丝半点的工作。
三年来的经验，已使重庆人学会怎样在敌机空袭中生活，人们既不曾因空袭而停止呼吸，而许多工业照样在防空洞中从事生产。就拿本报的情形来说，在我们的防空洞内，编辑照常挥笔，工友照常排版，机器照样印报，我们何尝少卖了一份报？
话说回来，让无聊的敌机来肆扰吧！我们还是在割稻子，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粮食，就能战斗，就能战斗到敌寇彻底失败的那一天！
3.别了，司徒雷登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国主义的亚洲战线巩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美帝国主义在美洲的战线，它是认为比较地巩固的。这些就是美国侵略者的整个如意算盘。
可是，一则美国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战争；二则欧洲人民的觉悟，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兴起，特别是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和平堡垒耸立在欧亚两洲之间，顽强地抵抗着美国的侵略政策，使美国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则，这是主要的，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这样，就迫使美帝国主义的当权集团不能采取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进攻中国的政策，而采取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美国的海陆空军已经在中国参加了战争。青岛、上海和台湾，有美国的海军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青岛、上海、南京都驻过美国的军队。美国的空军控制了全中国，并从空中拍摄了全中国战略要地的军用地图。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镇，在长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胶东半岛，美国的军队或军事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军接触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陈纳德航空队曾经广泛地参战。美国的空军除替蒋介石运兵外，又炸沉了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参战的行动，只是还没有公开宣布作战，并且规模还不算大，而以大规模地出钱出枪出顾问人员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为主要的侵略方式。
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被中国和全世界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并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当权派----杜鲁门、马歇尔系统不想直接侵略中国。在助蒋作战的开头，又曾演过一出美国出面调处国共两党争端的文明戏，企图软化中国共产党和欺骗中国人民，不战而控制全中国。和谈失败了，欺骗不行了，战争揭幕了。
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请你们看一看艾奇逊的话：“和平来到的时候，美国在中国碰到了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它可以一干二净地撤退；(二)它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三)它可以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同时却努力促成双方的妥协来避免内战。”
为什么不采取第一个政策呢？艾奇逊说：“我相信当时的美国民意认为，第一种选择等于叫我们不要坚决努力地先做一番补救工作，就把我们的国际责任，把我们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统统放弃。”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叫做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做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逊在这里强奸了美国的民意，这是华尔街的“民意”，不是美国的民意。
为什么不采取第二个政策呢？艾奇逊说：“第二种供选择的政策，从理论上来看，以及回顾起来，虽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战前的十年里，国民党已经毁灭不了共产党。现在是战后了，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这在前文已经有了说明。在那些从日本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一下子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断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产党却比以往无论什么时候都强盛，整个华北差不多都被他们控制了。从国民党军队后来所表现的不中用的惨况看来，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一九四五年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我们因此采取了第三种供选择的政策......”
好办法，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毁灭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完成美国的“国际责任”，实现“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
国民党腐败无能，“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还是要出钱出枪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干涉，在“理论上”是妥当的。单就美国统治者来说，“回顾起来”，也是妥当的。因为这样做起来实在有兴趣。“似乎是令人神往”。但是在事实上是不行的，“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不是我们----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不想干，干是很想的，只是因为中国的形势，美国的形势，还有整个国际的形势(这点艾奇逊没有说)不许可，不得已而求其次，采取了第三条路。
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他是如此诲人不倦地毫无隐讳地说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艾奇逊的可爱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这第三个顾虑他不愿意说。这是因为他怕在苏联面前丢脸，他怕已经失败了但是还要装做好像没有失败的样子的欧洲马歇尔计划陷入全盘崩溃的惨境。
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4.一号文件要管“二号文件”
1984年6月11日新华社评论员
今天，本社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即一九八四年中央一号文件。这个文件在今年初下发以后，我国广大农民欢欣鼓舞，齐声称赞，“一号文件给俺们吃了一颗‘长效定心丸’，今后可以放开手脚劳动致富了”。现在将这个文件公开发表，让更多的人读到听到，必将产生更好的作用。
为什么现在公开发表中央一号文件？最近传来消息，有些地方农民的心还没有“定”牢。原因是有许多所谓“二号文件”在干扰一号文件的贯彻落实。
被农民称为“二号文件”的是某些工作的主管部门和某些地方党政机关作出的不符合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的具体规定。农民说，这种规定比一号文件还“硬”！用群众的话说就是：中央一号文件是阳关道，那些“二号文件”是绊马索。有了种种绊马索，即使在平坦光明的阳关大道上，马儿也跑不动，跑不快。
试举几例：
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选若干集镇进行试点，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有的地方的有关部门对此顾虑重重，缩手缩脚，在户口管理、发放营业执照、租赁房屋等环节，层层设卡，红灯高挂，使想去务工、经商的农民进不去。
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社队企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要“促其健康发展”。有些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却对能赚钱的社队企业，采取“升级”“划走”的办法，随意改变企业所有制性质，“收归国有”。
湖南有一个县就有十多个部门乱设规章，巧立名目，向农民收取各种不合理的费用。煤炭局在县境内公路上设有十个煤卡子，凡煤炭出县必须有煤炭局的通行证，有煤矿发票而无通行证的，按所运煤炭的价值罚款百分之五十。
为什么会有这些不符合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的“二号文件”出现？一句话，我们的一些部门、单位，至今还没有摆脱“左”的影响。有的死抠若干年前制定的、带有“左”的印记的某些“文件”，而不问这些过时的文件与中央一号文件符合不符合。有的从本部门、本单位的局部利益出发，乱立各种“规章”，束缚农民群众的思想和手脚。他们只图自己方便、有利，哪管中央一号文件，哪管党和国家发展商品生产、搞活城乡经济、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这个大政策！
三十多年前，毛泽东同志有过一段精辟的讲话，值得现在某些擅自搞“二号文件”的人读一读、想一想。毛泽东同志说：
“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
最近三年中央发出的三个一号文件，是根据全党全国人民的总任务、总的战略部署和当前的实际制定的。执行结果，我国农业取得了震惊中外的成绩。实践证明，中央这三个一号文件所提出的基本目标、方针、政策是正确的。
中央每年发出的一号文件，是中央指导农村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各项工作的主管部门和各地党政机关可以而且应该根据本部门、本地区的实际，制定出具体的政策措施和规章制度。但是，一切与农村有关的具体政策措施和规章制度，都必须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服从中央一号文件的规定，有利于中央一号文件的贯彻执行。
简言之，中央一号文件要管各种各样的“二号文件”。凡是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相违背、相抵触的“二号文件”，有关部门和单位都应该自觉地加以修改，直至全部废除。这是检验这些部门、单位是否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一个重要标志。
5.国旗为谁而降
1998年12月2日中国青年报郭光东
东北的灾民早已在雪前住进了温暖的地窨子；九江大堤决口封堵处也于近日开始拆除重筑。洪灾过后，诸多善后事宜有条不紊地进行，但现在回想起来，有件事被忽略了：按照《国旗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为九八特大洪灾的死难者下半旗致哀。
199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致哀。”今年我国发生洪水的河湖之多，时间之长，水位之高，损失之大，为历史罕见，更为《国旗法》颁布以来所仅有，当属“严重自然灾害”；洪灾中，人员死亡达3656人，当属“造成重大伤亡”。尽管《国旗法》对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下半旗规定的只是“可以”，不是“应当”、“必须”。但如果一次灾害死亡3656人还不能适用这一法条的话，不知这一规定几时才能派上一回用场。
事实上，国旗不仅是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象征，也是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的体现。而下半旗正是一种由中央政府以全体国民的名义举行的哀悼仪式。它不但能给予死难者的亲人以莫大的精神慰藉，再次体现抗洪
斗争中全民族的强大凝聚力，而且更有助于增强每个公民的国家观念和爱国情感，使人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祖国大家庭的一员，从而激发为国奋斗的热情。
遗憾的是，我国还从未有过为一般民众下半旗的先例。古代的礼制，其实质是正名分，巩固等级制度。《礼记·曲礼》曰：“礼不下庶人”，一直是西周以来的一条重要原则。及至现代民主政体确立，“礼”理所应当下及“庶人”，因此我国现行《国旗法》规定，除了国家重要领导人逝世应下半旗外，对国家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对世界和平或者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人逝世，以及因不幸事件、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也应或也可下半旗致哀。这项立法反映了社会进步，无疑使我国的降半旗制度走上了民主化、规范化的轨道。
但从目前实践和人们的观念看，下半旗的对象还仅限于逝世的国家重要领导人，其他几类对象尚未予以充分重视。比如，在洪灾刚过的9月21日，我国依法为不幸因病逝世的杨尚昆同志下半旗致哀；而3656名普通民众在洪灾中死难则几乎与此同时。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我国洪灾前的1998年6月3日，德国一列高速列车出轨，酿成德国近50年中最惨重的铁路交通事故，100人死亡。事故次日，德全国降半旗致哀。
两相对照，没能为36倍于德铁路事故死亡人数的我国洪灾死难者降半旗，我宁愿看成是有关部门的一时疏忽。倘若今后再有我们不愿其发生的重大伤亡，请切记关注《国旗法》的相关法条，以下半旗的仪式寄托全国人民的哀思，体现国家对普通公民生命的珍重。
6.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1999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
两个生肖的轮回转瞬即逝，尽管时光荏苒，已过去24载，但那份温暖与力量，依旧历久弥新，触手可及。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在新年的第一天，我们与你共同分享这份感动。阳光洒落在你的脸上，温暖的气息仿佛触手可及。
冬天里平常的一天，北方的树叶已落尽，而南方的树叶依旧翠绿。大街上，人们或悠闲或匆忙，每个人都怀揣着自己的梦想和心事。随着本世纪最后的日历一页页翻过，我们深刻感受到岁月的无情与珍贵。
真实，是这个世界最宝贵的财富。它让我们摆脱了虚幻的乌托邦，认清了现实中的虚伪与欺骗。尽管真实有时令人难堪，但一个直面真实的民族和人群是成熟而坚强的。
正义的号角，在面对弱者和不公时，总能激起我们内心的波澜。为了正义，我们需要付出代价，更需要坚定的勇气。而内心的爱，则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它无法被任何事物轻易打动。
在这个新年的第一天，我们再次相遇，为过去的一年而感慨，为新的一年充满期待。愿阳光温暖你的脸庞，也温暖我们的心灵。有一种力量正在悄然传递，有一种关怀正在轻轻释放。让我们携手前行，为无力者助力，为悲观者带来希望，为幸福的人更添幸福。而我们，则将一直为你加油鼓劲，因为你的希望就是我们的希望，你的苦难就是我们的苦难。
我们见证了你无奈地离开岗位，我们见证了你坚韧地咬紧牙关，我们见证了你历经风雨后的笑容，我们也见证了你的喜悦。
我们与你同在，为你鼓劲，因为我们属于你，你是我们的一部分。
总有一种力量，它深深触动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激发我们的精神，让我们抖擞振奋；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追求“正义、爱心、良知”。这种力量源自你，源自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
在这个新年的开始，我们要向你，向你身边的每一个人，致以最深的敬意，说一声：“新年好！”愿阳光洒落在你的脸上，那份温暖也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我们之所以热泪盈眶，是因为我们对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爱得深沉；我们之所以精神焕发，是因为我们对这份爱执着而坚定；我们之所以不断探寻，是因为这份爱激励我们前行。
我们热爱这个国家，热爱这里的人民。他们善良、正直，他们懂得如何互相关怀。这份爱，是我们前行的动力，是我们永不放弃的理由。
7.为烧狗者一辩
2007年4月29日红辣椒评论鄢烈山
我们知道，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有两种：一种是为代理人做“无罪辩护”，根本不承认被告有罪；另一种是做“有罪辩护”，即承认被告有罪，但提请法官量刑时注意什么什么，酌情从轻发落。
还有，我们知道，律师的辩护当然是在合法的法庭上；对于私设的公堂，辩护就无从谈起。在文明社会，私设公堂之罪大过被绑架来审判者的“罪错”，即便后者真的有罪过；就像欠债人无论何因欠债没还，绑架人质讨债就是不可饶恕的刑事犯罪。
本人在这里要为烧狗者做的是“有错辩护”，在“道德法庭”上；同时，对那些对烧狗者近于动私刑的抗议者表示更强烈的谴责！
据《现代快报》报道，南京某小区有一条常住的母流浪狗，“见着生人就叫，也不管黑夜白天”。部分住户对狗吠不满，日前采取了用汽油把狗烧死的激烈手段，其间浑身冒火的母狗叼出了一只小狗，另一只小狗被烧死。事件经当地媒体和网上曝光，引发许多人特别是众网民的愤怒。有人在网上公开了烧狗者的家庭地址、联系电话，对“凶手”进行谩骂威胁，甚至在其楼道墙上喷涂“死”等威胁字眼，乃至去烧狗者工作单位对其围追堵截，联名写信给南京市长要求施压其工作单位开除烧狗者。
有论者谴责烧狗者说，“只是因为它们的叫声惊扰了一些人的好梦……”说得好轻飘！人和人是不同的。有的人春雷都打不醒，什么环境都可以睡得像死狗一样熟；有的人听到犬吠就不能成眠。我相信那个老者感受到的痛苦。她说，自己75岁，这狗不管黑夜白天地叫，“很长时间了，我现在安眠药的剂量提高了一倍也不能睡安稳。”这种失眠的痛苦几乎令人发疯。我家住在东兴南路边，每天清晨被肆无忌惮狂按的汽车喇叭声吵醒，头疼欲裂，打电话投诉无人管，找城管员回答是那时他们不上班；我要是有孙悟空的本领，把那些旁若无人的车当金龟子踏扁的心都有。
别说是流浪狗，就是有牌照的家养狗，如果夜夜狂吠而主人拒不采取措施拒不送走，也该把它人道毁灭。因为它和它的主人违反了关于城市噪声管理的法律和养犬的管理规定，严重侵犯了左邻右舍的休息权。公民的休息权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人权。
烧狗者不能容忍流浪狗的存在是完全合情合理合法的。他们错在不应该用这么残忍的方式对付狗。他们依法应该要小区物业管理公司处理这窝狗；或者直接打110要求警察和城管来处理。如果自己动手处理，将野狗撵走就够了。他们没有义务收养它们。
我不明白，那些三K党一样用死亡威胁烧狗者的人，那些围追堵截烧狗者的人，那些给政府联名上书要求开除烧狗者工作的人，有什么道德优越感可言！你们怎么不去问罪物业公司听任野狗狂吠扰人？为什么不去问责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对噪声污染不闻不问？你们关心狗权超过人权，你们欺软怕硬，打太平拳，算什么道德英雄！
报道说：烧狗者“之前也和业主们商量过，有些人不同意把狗请走，说这狗在这里有看家的作用，还可以给一些乐善好施的人表现善心的机会。实在说不通，最后差点打起来。”你看，那些不同意驱狗的人多么自私，多么虚伪！
有论者总结教训说，这表明中国人缺乏自治协商的传统。否。这事根本就不是自治协商的题目，根本不应该“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投票决定狗的去留和安置”。事关基本人权不容商量、不用民主投票。这与哪怕多数人同意用私刑暴打小偷，那也是不能容忍的犯罪，是同样道理。
人不应该虐杀动物，即便是我们必须食用的动物，也要尽量减少动物临终的痛苦。这也是保护人类同情心的需要。至于人权与狗权的关系，万物包括人与动物能不能真的平等，说来话长，本文就此打住。
8.政府的丑闻不可遮掩
2009年7月17日长江日报刘洪波
近段时间，武汉有几件事在国内媒体上大受关注。按时间先后排列，这几件事是经济适用房六连号事件、客管处“内鬼”事件和新洲官员醉死事件。还有一件事是黄陂区运管处一名科长砸了另一名科长的办公室，不知是否会成为众多媒体捕捉的目标。
接连出现这么多的事，不断给舆论界提供评论的题材，可能不免令人尴尬，但应该怎样对待这些事情，怎样对待媒体的关注，还是需要坦然一些。坦然，当然不是无动于衷，不是出了事当没事一样，而是说要如实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对舆论界的监督不躲闪、不回避，根本而言，通过处理事件给市民一个交待、一些信心。
丑不可掩。丑闻就是丑闻，不必讳言。市长阮成发直斥经适房六连号事件、客管处“内鬼”事件为“政府丑闻”。大家都已经看到，阮成发的态度获得了舆论的好评，被认为是首次用“丑闻”来定性失守道义基线的政府行为，迈出了重获公众信任的第一步。
不讳言政府丑闻，确实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步骤在于严肃地处理每一个事件，并且在法治政府、阳光政府的建设上有所行动。众所周知，重获公众信任，建设法治政府，其实并非武汉一个城市面临的课题。现在，哪个地方出现政府丑闻，都很难被公众舆论放过。公众舆论对某一事件的关注，并非与某个地方过不去，而是缘事而论，表达社会对法治政府建设的特别关切。
应该说，随着公民权利的觉醒，人们对政府行为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这反映在对某一事件的处理上，就是实际的处理结果，往往未能达到公众信服的水平。例如在一些丑闻中，惯以“聘用人员”和“临时工”承担主责，相关机构的负责人员缺乏足够自省，也缺乏承担责任的道德勇气，明显与公众对公务人员尤其是官员的要求相距甚远，如果最终的处理上不能看到政府严格管束公务人员的决心，就难免使公众产生失望感、挫折感、被糊弄感。久而久之，政府整体形象的损失将是巨大的。
丑闻这个概念，建立在荣耻分辨的基础之上。认识行为的美丑，靠的是荣誉感和羞耻心。羞耻之心，孟子认为“人皆有之”，但何所表现，现在真成了一个问题。很少看到有官员能够在丑闻发生后公开而诚恳地自省，经常能看到丑闻发生后官员不以为意，“听候组织处理”。这就是未表现出羞耻之心。对官员的管束不够严格，社会就会对制度提出严格化的要求；官员普遍不表示羞耻之心，社会就会降低对官员队伍的道德评价。一个制度约束不够的政府，很难规范官员的行为；而一个道德得分不够的官员队伍，则根本上无以获得公众对其治理的内心认可和配合。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作为一个媒体人的思考。一个地方出现了丑闻，最好的莫过于公开调查和处理。丑闻发生在哪里，哪里就应该有更多的事实与意见得到反应，这是基于一个公理性的判断:事件在它所发生的当地，涉及到公众更切身的利益，从而拥有更大的关注度。然而，现在情况往往不是这样，一件事情很容易在它的发生地难以得到充分的舆论反应，人们需要通过远方的媒体来获得信息。这样的情形，既有忽视公众知情权、表达权的嫌疑，又有失去本地媒体主动性的忧虑，还会降低人们对权力行为正当性的评价。而且就管理者自身的目的来说，这也相当于放弃了舆论。
网络时代，人手一个麦克风，传播进入了无所不至之境，公民作为权利个体已经登场，舆论已经难分国界，一个地方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其传播力、影响力等等根基于开放的竞争环境，治理的老办法已经过时了，治理行为怎样顺应变化，是不能不面对的课题。
9.你可曾听说过亩产两万斤文凭
2009年8月24日熊培云
公务员无大专以上学历将面临辞退。重庆市人社局等部门日前下发文件，到2012年年底，对全市35岁以下未取得国民教育大专以上学历，又没在校学习或补习的在职公务员、职员，将视为不能完成工作任务予以辞退(聘)处理。未取得学历者可分期分批学习，学费由财政资助。(8月11日《重庆商报》)
按说，公务员爱学习本是好事。然而，重庆的这个消息出来后，却不得不面对普遍质疑的尴尬。究其原因，这些年来，“三公消费”早已为社会诟病，现在又来了个“第四公消费”———公款读书，看到这样的新闻，舆论有意见，群众有看法，自在情理之中。
毕竟，从财产权的角度说，物权与税权是一国宪政之基。前者从法律上确定了个人财产有多少，如何保护；后者则确定了国家必须从公民那儿合法地取走多少钱财，以用于国家与政府的正常运转，这就涉及公民对财政预算需要有不折不扣的议事权与监督权。如果政府部门可以不断自我授权、增加福利而不受约束，就必定会受到纳税人各式各样的杯葛。所以，具体到重庆这次“学历大跃进”，人们首先要问的是———公务员不是小学生，凭什么他们拿文凭要由纳税人埋单？
记得在东航飞行员忙着把刚上天的乘客“遣返”回原机场闹罢飞时，媒体一度热议培养一个飞行员多费多少钱。然而，当你远远望见林林总总的公款消费，有时候也禁不住想，国家花在“培养”公务员方面的钱，比起飞行员来，究竟孰高孰低？按说，培养一个公务员比培养一个飞行员要省得多。然而，如果公务员可以随意拿走纳税人的钱财，不断给自己追加投资，“自我培养”，这个高低之问却真的要重新衡量了。
上面是从纳税人权利的角度谈。当然，“学历大跃进”并非重庆独有，它甚至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的“主流文化”了。有意思的一个悖论是，在过去，社会重视文凭，文凭可能值钱了，所以大学生曾作为“天之骄子”为社会所追捧；现在却是，政府越重视文凭，文凭就越不值钱。如今，“办证”的各类小广告屡见不鲜。相较于这些偷偷摸摸的“办假证”，有些大学因为逢迎权力与资本，不正在成为或者已经成为公开的办假证机构了吗？今日中国之博士帽满天飞，有真才实学的又有多少？
再回到历史中来。说到现在的“学历大跃进”，我不由得想起发生于几十年前的那一场狂热。1958年，中国进入“全民办大学”时期。它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公办高等学校，绝大多数是在原来中专的基础上建起的，师资多少还算有点保证；另一种则是民办普及性大学，用当时的话说是“发动全党全民大办大学”，这些学校基本上是些非正规的半工半读或者半农半读的农业大学。论及教学质量，不过是中学水平。
至于大学名称，有的叫“红专大学”，有的叫“农民大学”，甚而有不少地方根据特产办大学，于是有了“金州苹果大学”、“宽甸石柱乡人参学院”等。据说，湖北省孝感县还办了一所“水稻双万斤大学”，学员入学第一课就是“如何实现亩产两万斤”。学员们不怎么上课，大部分时间用在种实验田，谁把水稻年产量提高到亩产两万斤，谁就能毕业。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当时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公然宣称，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一千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只有到了5000斤才能评为一级。环顾现实，如今的大学，以在某些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多少篇学术论文，来衡量教师的科研水平，和按作物产量评教授级别的时代，多少有些神似。
当年的“亩产两万斤大学”是不是有学生毕业？我没在那个时代生活过，无法直接做出判断。不过，基于当下现实的种种逻辑，当年可能有不少学生是从“亩产两万斤大学”毕业的。既然浮夸成为一种常态，为了验收合格、完成这不可能的任务，学员们自然会从他人的田地里挪些粮食过来，算做自己的亩产量。学员的产量有了，这“亩产两万斤大学”就不会颗粒无收，也就有了继续办下去的理由了。
今天的大学办文凭班，同样会考虑让学员顺利毕业。《中国青年报》曾报道，据一位参加过研究生班“学习”的官员透露：“地方政府掏钱请一些大学办研究生班，根本不用考试，学员也不必操心学费，全由公款解决。”正因为如此“官学联动，互助互利”、“权力换文凭”，使“学历大跃进”愈演愈烈，使大学“亩产两万斤文凭”，异化为彻头彻尾的劣质文凭的供应商。
10.路，其实也可以修成弯曲的
2012年11月22日红辣椒评论许斌
浙江省温岭火车站前的一条大路，还没有正式开通，却已经有车辆通行。路中间还矗立着四间楼房，其中两间住着人。据附近居民称，主要因为拆迁补贴没有达到住户的要求，他们没有签署拆迁同意书。（11月22日东方网）
或者还必须承认，施工方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克制，表示出了一定的谈判意愿，而没有直接举起公共利益的大牌子，开来挖掘机、推土机，强拆了事。
但那一定程度上的克制，即便真的存在，也是相当有限度的。直直的一条大路中间，矗立着四间占地面积不小的楼房，意味着大路无法通行。或者说，之所以还能够容忍这四间楼房的继续矗立，正是因为大路还没有正式开通。也就意味着，为了大路的能够顺利开通，必须将这四间楼房推平。那本来是时间问题。念及此，就不能不说这四间楼房的暂时还矗立没有实际意义。
仔细看网络上的照片，发现路的两边很空阔。忽然想到：既然业主实在不愿意出让土地，为什么不可以将路修成弯曲的？那样就可以共存了。
似乎在林达先生的书里，说到国外的公路往往是弯弯曲曲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具体拆迁谈判破裂，只好另外想办法，既然与张三家谈不拢，就去与李四家谈，到最后，路就肯定修成弯曲的了。弯曲的路可能不如笔直的路那样便于通行，然而，为了能最大限度地保护民众的自由选择权，为了能照顾民众的情感需求，牺牲一点点速度是绝对可以、应该接受的。
国内也曾有报道说，为了保护路中间的一棵古树，施工方选择绕过去，让公路与古树并存，可见道路不是一定要修成笔直的。非要把道路修得直直的，非要让道路从特定的地段穿过去，往往只是出于行政的蛮横。
行政的蛮横下，被拆迁者与拆迁者，其实都很受伤。
被拆迁者的受伤已见诸于许多报道，甚至闹到了架土炮、自焚的地步，不在此赘言。
拆迁者的受伤，往往就很难被理解。但那一种受伤，却也是真实存在的。过于蛮横的行政审批制度迫使拆迁者只能拆除、发展特定地块，一则是只能出高价——现实生活中，确实在许多地方是人人盼拆迁，因为拆迁要补一笔钱，拆迁出百万、千万、亿万富翁的报道不绝于媒体，相当部分是真实可信的；二则是谈判极其容易破裂，而拆迁者毕竟挟行政审批之威，可能就挖掘机、推土机轰隆隆地开过来了。有些特别粗暴、势力的拆迁者，本身就不太愿意谈判，就是要仗势欺人，直接就挖掘机、推土机开路了。
定点式开发的结果至少是双方得利：1，政府得利，大收土地财政的钱；2，拆迁者得利，奇货可居，一进一出就是暴利。因为舆论的力挺，可能还有第3方得利，即补偿标准越来越高，被拆迁者也分得了一杯羹。真正倒霉的是其他人。定点式开发、垄断式开发的结果是物业价格畸高，至于国内上路就收钱、一般单元楼价格可能还高于欧美豪宅，然后，供养负担慢慢就压弯了多数人的腰。哥们儿，这一个棋局中，你手握有行政的审批权，你幸福，你马上金马下银、醇酒妇人；你是拆迁者，你幸福，挖掘机、推土机一开财源滚滚来；你是被拆迁者也不苦，你一哭二闹三上吊，多少还能喝点汤；如果都没人来拆你的房子，哥们儿啊，你才是真悲摧，问世间屌丝者谁，就是你与我。
解铃还须在系铃处，约束行政权力，还土地供应给市场，保证产权清晰，给民众以土地使用的自由选择权，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具体些说，就是物权法规定有公共利益，那么，什么是公共利益呢？一则要本身对民众有益，二则不可替代。以这条路为例，不能以确凿证据证明修成弯曲的万万不行，就不能确认修成直路是公益行为，不得组织行政性强拆。其实对大家都好，对于被拆迁者，是权利真正有保障，不会在空泛的公共利益面前沦落为泥土；对于拆迁者，也东方不亮西方亮。最重要的是经过公平的市场竞争，物业价格不会畸高，不会导致社会运行成本畸高、民生艰难。
路，其实也可以是弯曲的。行政权力应该是有边界的，不应该是管理一切的。在市场力量完全可以自我调节的范围中，行政权力退一步，社会就海阔天空。路总是修得笔直，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行政权力跨越过边界恣肆张扬、公民财产权没有保障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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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马丽萍
楼主: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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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3-6 22:0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