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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写作案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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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
发表于 2025-11-11 22:26:57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每月好稿 | 卧底调查揭开隐秘的真相

每一次成功的暗访报道都能让外界为之一震。
化名老K的调查记者从销售逆袭成公司二把手,知名调查记者崔松旺更是假扮智障乞丐,主动“被拐卖”至黑窑厂。很多记者选择潜入采访对象的内部,伪装打扮,默默观察,在危机重重的环境下收集着重要证据,只为可以突破常规采访难以触及的禁区,捕捉到常规调查中难以发现的细节。
卧底报道的价值是什么?十月月度好稿的读者投票给出了答案。投票结果显示,“红星新闻”的卧底论文代写代发工厂系列报道共获得311票,成为“磨稿子”的十月最受欢迎报道。
榜单中的“黑砖厂”调查报道,因记者个人原因退出,“磨稿子”尊重记者个人意愿,同时也向暗访“黑砖厂”的记者表达敬意。

丨标题:卧底论文代写代发“工厂”①|负责人称去年发表13万篇论文赚8000万,非关系稿不会被录用
作者:杨雨奇 罗梦婕
来源:红星新闻
时间:2025-10-13
丨标题:卧底论文代写代发“工厂”②丨任意编造写手学历,自称与生物实验室合作可做临床数据
作者:杨雨奇 罗丹妮
来源:红星新闻
时间:2025-10-13
记者没有满足于外围采访和二手资料,而是采取了一种高难度、高风险的调查方式,直接卧底进入两家论文中介机构。这种“潜入式”调查直击要害,使得记者能够获取一手内部资料,记录真实对话与培训内容,从销售话术、地推获客,到与“写手”沟通、规避监管的隔离模式……记者揭示了产业链的每一个隐秘环节,并通过清晰的结构、扎实的叙事和深度的公共关切,将一个严重影响社会诚信和公共利益的黑灰产业链暴露在公众面前。(知名媒体人韩福东)

这篇报道获得大家认可的原因,正是因为记者没有满足于外围采访和二手资料,而是采取了一种更为有难度、有风险的调查方式,直接卧底进入两家论文中介机构。正是这种“潜入式”的调查,记者才得以揭示产业链中的每一个隐秘的角落。
请以上获奖记者联系微信:jiangchenghua2013,领取由“磨稿子”发放的2000元(税前)月度好稿补助。
也向所有上榜作者表示祝贺!

来源:磨稿子
编辑:何璇祺

602#
发表于 2025-11-19 19:43:59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温故 | 报道《同妻》,不是猎奇,而是呈现

这篇发表于2011年的报道提到了一个即便是在当代仍然敏感的词——同性恋。文章讲述了男同性恋的妻子群体,即“同妻”的故事。
15年过去了,如今,我们身边的同性恋群体似乎越来越多,男同和女同都通过互联网的传播,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所以,这些年关于“同妻”的问题,说的反而少了。这是因为,社会开始渐渐接纳更多性别,男同不再需要找一个妻子来为自己的性取向做伪装。女同更是有一些开始大方的“出柜”。
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好事”,当全社会给同性恋群体的接纳度越高的时候,“同妻”亦或者“同夫”所带来的问题也就相对会越少。可是另一方面,当同性恋群体通过网络更多的广而告之的时候,是不是又会引导下一代的年轻人中呈现出更多同性恋问题?
同性恋的成因目前尚无科学严谨的解释,当前研究所能证明的是,在自然界,同性恋是普遍存在的,不仅仅是人类这一个种族,动物乃至植物都会有同性恋(或同性生殖)的取向。
媒体报道并非猎奇,而是呈现,尽管可能无解,但至少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社会现象的客观存在。不支持,但理解。抱着这样的心态去看待,同性恋引发的问题才能更少一点。


报道原文
同妻
南方人物周刊
2018722
邢人俨


四十多年的爱情和光阴都给了同性恋者   
67岁这年,玉蓉才发现自己有另一个身份。她的头发已经灰白,右手因为脑梗,颤抖得厉害,坐在电脑前,半天说不出话来。与“同妻”一起出现在电脑屏幕上的,还有同志、拉拉。“拉拉”,她念起来前重后轻,一口地道的北方腔。
玉蓉和丈夫住在某职工宿舍区内一幢破旧的老式楼房里。这片楼房修建于1980年代,室内采光不好,屋外的银杏树时常被大风刮得哗啦作响。楼道的墙壁几乎被密密麻麻的各种管道服务电话吞没,如同生命逐渐被平静的生活所吞没一般。
玉蓉打开门,卧室里的小京巴犬尖声乱叫。家里的结构非常古怪,客厅、卫生间、厨房、卧室并排挨着,客厅和卧室分别在走道的两头。退休后,玉蓉和丈夫各自守着两个房间:她在客厅看电视,丈夫在卧室床上抱着小狗发呆。只有吃饭和洗澡,两人会凑在一起,也不说话。“一起洗澡,互相搓背,但谁也不看谁。”
去年,玉蓉摔断了一条胳膊,丈夫对她仍旧不闻不问。她烧毁了自己的照片和日记,想过自杀。后来,女儿给她买了一台电脑,教她开机关机,还给她弄了一个博客。在网络世界里,她一点点接触到同性恋的信息。她关注了同性恋亲友会会长吴幼坚的博客,一次又一次给她留言。“我那时不知道什么是同志,什么是拉拉,我开始想,她不会以为我是拉拉吧?”
16岁时,玉蓉被调到当地某文化单位工作。花样年纪,身材娇小玲珑,穿的是时髦的连衣裙,热爱文艺和运动。她渴望爱情,可是姐姐不止一次告诉她,“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不能跟男人走得太近。”多年后回想起来,姐姐的话就像一个魔咒。
对男人懵懂甚至恐惧的玉蓉在单位里遇上了一个临时借调来、看上去很老实的男同事,跟他谈了8年恋爱。8年里,除了偶尔的书信,没有任何亲密举动。走在路上,一前一后,生疏得像两个陌生人。玉蓉在心里感激这个老实人,他知道她害怕男人,从来不碰她。
但她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纯洁爱情。这个老实人总来找她要粮票、借钱,说不上几句话又匆匆离去。她感觉不到爱,几次提出分手,对方很快给她写来一封火辣辣的信。“这么内秀的人写出这封信对他来讲是多么不容易!也许他是对自己长相和经济状况不自信。”等到见面时,又生疏得像是根本没写过那样的信。
玉蓉只能压抑自己。在外人眼里,她热情开朗,但在感情问题上却束手束脚,她不敢撒娇,也不敢跟别的男人过多交往。父亲对她说过,“这个男人将来不一定有大出息,但是个好人。”
新婚之夜,玉蓉穿着内衣、心怀憧憬地躲在被子里等待丈夫。“他关了灯才脱衣服,躺在床上感叹:咱俩在一起,小王一个人多可怜哪。小王是我们单位一个年轻小伙子。我心里特别堵,人家有什么可怜的?是我睡在你身边,我是新娘啊!”
4天无性生活后,丈夫以军训为由打发玉蓉回娘家。玉蓉隔天回家打扫时,发现小王住在她家里。一个月后,玉蓉回家又发现一个自称“同学的弟弟”的小伙子,来办回城手续暂住在她的新房里。“我妈就不干了,她说,那是你的家,为什么他总让你回娘家来?”
姐姐问玉蓉,“你们睡觉他怎么脱衣服?”“关灯才脱。”“关灯他不动你,也不摸?不找你?”“不摸也不找,我也害怕他动我。”姐姐戳戳玉蓉的脑袋,骂她是傻子。“我觉得爱情应该是纯洁的,那事应该由男的来找女的。”
趁一家人吃饭,姐夫私下里问玉蓉丈夫,玉蓉丈夫说,“我有病。”母亲哭成了泪人,劝玉蓉趁早离婚,离了还是个大闺女。回到家,玉蓉问丈夫究竟得的什么病,丈夫对她说,“你要跟我离婚,我活着就没意思。”最后,搪塞了她一句:“早泄。”
“同性恋怎么恋啊?是不是冤枉他了?自己又把想法推翻了。”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玉蓉反复问自己这个问题——她只知道这个词,却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直到吴幼坚在网上回复她:“我明白了,你是不知情的一位‘同妻’,把四十多年的爱情和光阴都给了同性恋者,而身为丈夫的他无法回报你的付出。”


这辈子他都无法给她想要的爱情,以及性   
婚后两年,玉蓉渐渐发现,丈夫总往外跑。有时是出差,有时提前好几个小时去单位,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丈夫在外的人缘特别好,女的管他叫“花儿”,男的就管他叫“哥”、“干爹”。他乐于为单位里的小伙子们帮忙,给饭费、补袜子、刷鞋,回到家,那种快乐突然就消失了,一脸木然。
玉蓉偷偷看书知道,紧张也可能导致性生活失败。她觉得丈夫是紧张,从不主动要求他。惟一敢做的就是半夜里挠丈夫的被子,每次丈夫都说“试试”,每次都失败。冬天,玉蓉把脚伸进丈夫的被窝里,丈夫触电似的弹起来掉下床。睡梦中,玉蓉的手臂搭到了丈夫身上,会被狠狠甩开。
她跟丈夫商量着要个孩子,丈夫答应了。她不停地给丈夫买补品想把他的身体养壮实了,但性仍是一大难题。结婚一年后,她仍然没有任何性经验。为此,她请教过姐姐。“这个不用人教。”姐姐不屑地说。为了怀孕,玉蓉把枕头搁在自己的屁股底下,好让精液流进体内。“只要有过一次,我就如获至宝,就把自己抬高咯,我怀上了。”丈夫知道后,异常高兴,还专门买糖分发给单位里的同事。
生孩子时正值备战备荒的热潮,玉蓉找不到丈夫,焦急地给他发电报、打长途电话,得到的回答是下乡与贫下中农过年去了。除夕夜,玉蓉挺着肚子用自行车驮着年幼的妹妹赶往医院临产。第二天,她生下一个女儿,5天后,丈夫才过来把她接回家。
女儿出生后,她就更难解释丈夫在外与在家的反差。他时常招呼单位里的农村小伙子来家里吃饭,当着她的面有说有笑,她躲在房间里偷看到两人一起洗澡、吹头发、看黄碟。她第一次跟丈夫吵架就是不满他总带人回来吃饭增加了家里负担,丈夫因此火冒三丈。她提出离婚,丈夫又抱着女儿哀求她。“他知道女儿是我的软肋。”
玉蓉隐约感觉丈夫喜欢过好些小伙子。但在那个年代,除了当事人,很少有人知道同性恋这回事。在他们那种文化单位里,男孩长得都特别好,“鼓鼻子、大眼睛、长睫毛”,流水般地换新人。每次到外地演出,一待就是几天。她掌握不了丈夫的行踪,“有感觉,没证据。”
事实上,证据对那时的她来说,真的重要吗?“你说丈夫不跟男的在一起,难道要跟女的在一起吗?”她努力在外人面前维护丈夫和他的“朋友”,外人都叫她“嫂子”,她最常听到的话就是,“嫂子,哥人特别好。”这些人中就有她一度存疑的小王、小李们。但回家后,她从没看过丈夫对她笑、为家里的事操心,也从来不与她谈心。
结婚第3年,丈夫有天回家哭了。玉蓉一问才知道,“小吴搞对象了”。还有一个小张,每次下乡演出回来都上玉蓉家吃饭,突然,就再也不来了。小张和女青年搞对象,丈夫很生气。“人家搞对象,跟你什么关系?”“我就瞧不上。”
玉蓉并不确定丈夫是同性恋,她只是相信这辈子他都无法给她想要的爱情,以及性——怀孕后,她再没有过性生活。每当她与小王、小李们打照面时,心里都觉得,丈夫喜欢的是他们。“我觉得他动过真情,每次都是。他对那些男孩比自己孩子还好,他们在一起时是真的快乐。”
“你说,女人多丰富啊,乳房、头发,怎么就不吸引男人呢?现在也理解不了。”玉蓉一脸无奈地说。
后来,她在网络上了解到同性恋是不可逆转的。几个月前,她又知道还有无数跟她一样心碎的妻子存在。她加入了一个同妻群,这只是若干个活跃在网络上的同妻QQ群中的一个。除了QQ群,同妻论坛、同妻互助网站在几年间已经渐渐聚集起这个数量庞大的隐秘群体。


除了嫁给同志,每个人都是个案   
在群里,玉蓉认识了网名叫“相忘江湖”的女孩。这位年轻的前同妻曾用数篇博文完整记录下从新婚23天发现丈夫是同性恋到离婚的过程,她用“希望、失望、绝望”来形容自己的心路历程。
“发现丈夫出轨的时候,震惊、愤怒和不敢相信,而我的丈夫,出轨的对象居然是——一个男人。那几天里,我的QQ签名是‘因为爱你,所以相信奇迹’。于是,我加倍地对他好。尽管我已经恨不得把生命都给他,在他眼里我还是看到了厌倦。”
“相忘江湖”从国内某所知名大学硕士毕业后,在一家公司里做职员,认识了前夫。在她的描述里,前夫各方面都很普通,她却来自条件优越的家庭,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他们的婚姻得到了双方父母的祝福,前夫的母亲尤其疼爱她,认为儿子能找到这样的妻子是他的福气,“但她儿子不这样认为。”
得知真相后,她曾与前夫沟通,试图让对方“回心转意”爱上自己。前夫的态度让她对婚姻仍心存幻想。她深爱前夫,并反复强调,她不反对同性恋,但无法接受婚姻中的欺骗与背叛,“第三者是男人或女人并不重要”。当然,这只代表一部分同妻的心理。另一些妻子却非常在意出现在她们婚姻当中的男性第三者,将此视作她们难以启齿的身份污点。
“相忘江湖”发现前夫始终与同性情人保持地下关系时,才猛然醒悟。“婚姻本来是你情我愿的,又是人生大事,怎么有人会欺骗呢?”更早前,她曾在天涯论坛上看到过一个叫“同妻部落”的版块,却从没想过跟自己会有任何关系。
“一个异性恋女性,她怎么会主动去点击关于同性恋的信息呢?”粉色空间负责人何小培说。粉色空间是最早关注内地同妻问题的民间组织之一。2007年,在防艾专家张北川教授组织的一次同志讨论会上,一位同妻的现场发言引起了何小培的注意。“当丈夫拉着她一起听张北川老师的广播节目时,这对来自一线城市的夫妇对于同性恋还没有任何概念,连丈夫都觉得自己与这个无关。”
这位同妻的发言与会议主题格格不入,一度被人打断。“为什么不让她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呢?”粉色空间致力于关注华人性权利问题,将同妻纳入关注对象后,何小培在网络上发现这个群体数量非常惊人,但仅出现在网上。她们被张北川形容为“无声的在场者”。
信息匮乏让同妻中很大一部分人处于不知情或不愿公开身份的状态里。“我们访问过一个55岁的同妻,她发现丈夫在上同志网,心里还挺高兴,想着丈夫真是革命的好同志啊。她第一次来只是哭,什么话也不说。第二次就说了一些。等到第三次,她笑着过来,说自己已经离婚了。”


201013日,四川成都,一对同性恋曾安全和潘文杰在MC酒吧举行了婚礼   / 华小峰
据张北川估计,80%的中国男同性恋者会进入婚姻或已在婚内,人数约为1600万。张教授对此做了特别解释,“同妻是一个外延宽泛的概念,男同性恋者中的部分双性恋者也会选择婚姻,排除掉这部分人后,狭义上的同妻数量在1000万以上。”
致力于同志研究22年,张北川是国内接触同志数量最多的专家。在过去16年里,他接触过数百位同妻。1995年起,就有一个同妻经常给他打电话,多次去办公室与他交流。在央视的调查节目《以生命的名义》中,这位女性首次以同妻身份出现在电视里。“她的部分最后播出了5分钟。”她就是2007年那次会上发言的同妻,2008年,她又在一个250人的学术交流会上发言。
2009年,张北川与粉色空间联合发起了首届中国同妻会。他们在青岛找了一个宾馆,以私密的方式召开了这次会议。有同妻因为担心身份暴露甚至戴着墨镜来,直到与其他同妻相遇,在宾馆里聊了整整一夜……
与会者联合署名的“同妻联合声明”里这样写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同性恋者概莫能外……两个性取向迥异的人组成的婚姻,就像埋了一颗定时炸弹,稍有不慎,就会炸毁现有的一切平静。爆炸的时间也许是三年、五年、十年,甚至更久……”
在今年出现的一个叫“同妻在行动”的网络小组里,Kathy是来自华东某城的一位同妻。对丈夫产生怀疑后,她通过私家侦探找到了丈夫出轨的行踪和证据。她曾建议丈夫去看心理医生,被拒绝后,她以男人身份进入丈夫常去的同志聊天室,有同志告诉她,“同性恋改不掉,只会越陷越深。”孩子突发重病时,她发现丈夫仍在与同性情人约会。愤怒又绝望的她在网上与丈夫同性情人展开了激烈的骂战,并将丈夫与情人的艳照发布到网络空间。
另一位同妻,25岁的小莫,与丈夫相识11年后结婚。婚后,她遭遇了严重的家暴:牙齿被打落,肋骨被打变形。丈夫殴打她时,公公就在隔壁房间却视若无睹。后来,她才知道丈夫一家早就默认了他的性取向。“为了面子,他爷爷是老师,结婚时风光得很。”小莫提出离婚,家人坚决反对,不得已她向家人说出真相,并到法院提起诉讼。判决后第二天,丈夫就从那个城市消失了。
不幸的家庭有着不同的不幸,“除了嫁给同志,每个人都是个案。”一位前同妻说。
张北川曾计划发起国内首个针对同妻群体的调查,但困难比想象的大,只能暂时搁浅。“如果仍在婚内,真正站出来做工作的同妻很少,她们只敢在网上说话。”他主张从个案入手,“不能玩名词,这涉及到一千多万人的眼泪。”


一辈子都还不起的感情   
2009年,吴幼坚接到一位“只剩摆喜宴”的准同妻小林的来电。女孩曾犹豫是否要给她打电话。“她问我,你是同志母亲,你会不会为男同志说话啊?”作为国内首位公开身份的同志母亲,吴幼坚反对同性恋者走进异性婚姻。“我虽然是同志母亲,但我是女性,我会自然地站在女性的立场,作为一个女人,如果没有爱情,那婚姻对她来说会很痛苦。”
她将小林介绍给另一位准同妻毛毛,三人在茶楼里从上午9点聊到黄昏。“她们之间会有共同语言,也能彼此鼓励一起走出来。”小林和毛毛最终都与前夫分手。
吴幼坚邀请两人参加了下一年的同性恋父母恳谈会,说到动情处,两人忍不住落泪。当时全场静默,没人能说出一句话。“同妻要了解,对方是不可能爱你的。但对同性恋者来说,走进异性婚姻就是错的开始,越走下去只会错得更深,为什么要把一个无辜的女人牵扯进婚姻里来呢?”吴幼坚说。
“一个群体要获得尊重,必须尊重比它更弱势的群体,不能因为受到伤害,就去伤害更弱的群体,不能因为反对一种歧视而造成对另一个群体的歧视。”张北川说。
“与女性拉手、接吻、性生活,假装都可以,但临到结婚,要过一辈子,就做不到了。同志中很大一部分人确实想与异性结婚,有的甚至对自己是同志都没有认同,会自我暗示说,那个女人很好,我们过得很好。一两个月后,本质的东西就暴露出来了。”广州同志阿强说。他不止一次碰到徘徊在婚姻边缘的同志向他吐苦水。
“很多同志过不了自己那关,他把女人一招一招哄在婚姻关系里,以为结婚就好了。之后,他们可能会消极应对婚姻,对妻子家暴,更多是冷暴力,他借口不回家、讲话没好语气……同性恋者的异性婚姻靠谎言堆积起来,内心的东西是任何谎言都无法掩盖的。”阿强说。


同性恋者的异性婚姻靠谎言堆积起来而内心的东西是任何谎言都无法掩盖的   / 周馨
晓渠是一位60后已婚同志,出生于北方某个工人家庭。1999年,他离家到外地打工赚钱时,还不了解外面的环境。那时他已经有了一个女儿,他将婚姻视作一种牺牲。“年轻时觉得勉强自己可以给她幸福,后来发现有些东西是给不了的。对她肯定有欺骗,如果不隐瞒,谁会愿意嫁给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在网络渐渐发达起来后,晓渠接触到有关同性恋的信息,知道还有人跟他一样,甚至不结婚也活得很好。他通过网络认识了一个年轻男孩,关系并没有维持多久,不过,男孩送了他一本李银河的《同性恋亚文化》。
晓渠曾半夜在家中客厅里拿起一把水果刀企图自杀,因为女儿在睡梦中突然惊醒最终断了念头。最后,他跟姐姐出柜,“那种感觉如释重负”。他嘱咐姐姐对妻子包容,“我们家欠她的。”
晓渠从没想过离婚。他说生活的惟一希望就是家,外出打工赚钱也是为了养家,尽管他从来没爱过妻子。离家十多年后,他独自在几千公里外的南方小城工作,妻子在老家照顾女儿。每年春节后离开时,全家人都抱头痛哭。“老婆和我不一样,她是不舍,我是愧疚。”
他跟女儿关系很好。有天他问女儿,“如果你发现爸爸不是完美的人,怎么办?”女儿想了很久说,“每个人都有缺陷,谁都会不完美。”事后,女儿偷偷问小伙伴,“你说我爸问这话是啥意思?”他原本打算为孩子有天发现他是同志做铺垫,问完又觉得这对孩子还是太突然了。
几年前,他找过一个情人,对方也是已婚同志,两人在一起3年。这一切,他在老家的妻子一无所知。“我不担心她发现我是同性恋。她提出离婚,我会同意,但只要她不提出来,我不可能离婚。如果她知道,我估计她要挣扎很长时间。”
他对爱情仍怀有憧憬,又悲观地觉得:“找到彼此相爱的,对我来说,太渺茫了。”他知道自己迟早会回老家,与妻子女儿生活在一起。“我是觉得很惨,年纪大了,你要抓那个东西,怎么都抓不到。与其被别人挑,不如放弃了。”晓渠嘴角微微抽动,“我也觉得她过得苦,一辈子都还不起。”


“女人是什么滋味,真想再嫁一次”   
几天前是玉蓉和丈夫结婚43周年纪念日。冰箱里有鱼和虾,家里却没人做饭,夫妇俩就拿女儿买的旱萝卜加盐糊面摊成饼,沾着醋吃了一天。“这就是我们的纪念日,”玉蓉苦笑着说。脑梗后,丈夫在她面前变成了玻璃人。这对夫妇终于以某种开诚布公的方式面对彼此。
在玉蓉给吴幼坚写完邮件后,她把丈夫叫到电脑前问,“我写的是事实么?”丈夫木讷地点点头。丈夫比她大5岁,身体状况日渐糟糕。在不足40平米的家里,他慢吞吞地踩着小碎步,行动迟缓,像个生锈的木偶。无论白天夜晚,他总抱着家里那条小狗坐在床上。夫妇俩之间几乎无话可说,“四十多年都没什么话说。”
四十多年里,玉蓉一直没断过性的念头。她带丈夫去看中医,医生说,“回家看黄碟吧。”她又偷偷买来“伟哥”,放在柜子上。女儿生完孩子后,玉蓉第一次跟她说起自己怀疑丈夫是同性恋的事。女儿坚决否认,“爸不敢,男人都不喜欢强势的女人。”女儿明白后,又问玉蓉,“你们为什么要生我?”
五十多岁时,玉蓉问丈夫是否爱过她,丈夫的回答是“从来没有”。“那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因为你对我太好了。”
有电脑后,女儿帮玉蓉在交友网站上注册了账号,鼓励母亲追求爱情。“我想自私一把,谁爱我,我就跟他走,但就是办不到,觉得那不真实。”她在网上认识一个七十来岁的老头,拉着手把对方领进家。丈夫并不在乎,她又将热情似火的老头一把推开。“报复不成,我又败了。”
在同妻群里,有人问这位群里年纪最大的同妻,这么些年都是怎么解决性问题的。玉蓉很气愤,觉得是一种挑衅。三十几岁的时候,她甚至天真地跟丈夫提出摘去自己的子宫,她对他说,“只要你爱我,我就跟你过一辈子。”
现在,她知道那都是幻想。有时她真想买那些色情碟片回来看;经过成人用品店时,也想进去看里头卖什么,又不敢。女儿给她买过自慰器,她打开一看,马上放回去,用黑色塑胶袋包好扔进垃圾桶。她对女儿说,“我要因为这个,我就出轨了,离婚了。”
“我觉得自己又纯洁又伟大,就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
但她又总在问自己为什么没出轨。她很羡慕“相忘江湖”这样的女孩,有重新选择的机会。“当女人是什么滋味,真想再嫁一次。”结婚后,她曾两次错过爱情,一次是木匠,一次是医生。“真是害怕,特别害怕身体接触,怕人家说我傻,因为我确实就不会。”其实她挺喜欢那个木匠,喜欢他的害羞,“他跑过来丢块手帕给我,到今天都还记得他。”
现在,每次上网不多久,她都很快下线,网络上的一切让她更难相信爱情。有男孩甚至跟她示爱:有恋母情结,就喜欢她这样的。
“现在要我进入爱情的世界,我就发慌。以前我们出门都挎着胳膊,做给外人看的,从来不牵手。回家后,谁也不理谁,好几年都不说话。一起吃饭时,互相夹菜,都看着菜,没有眼神交流,更没有肢体接触,压抑得太久了。”
玉蓉养过4只狗、6只猫、5只龟、11只鸟、4条鱼。除了女儿和外孙,那是她婚后最丰富的情感世界。几十年里,小动物一只又一只离她而去。有只小狗死了,她还因此得了肌无力。
女儿曾劝她离婚,连丈夫也同意了。可一想到离婚,她又犹豫了,“我走了没关系,他要出什么事,女儿就得操心了。”
她时常问自己:恨他吗?答案始终是很矛盾。40岁的时候最恨,到现在,又恨又可怜,她也觉得丈夫生不如死。年轻时还能往外跑,退休后再没有男孩来找他,只能一个人又痴又傻地望着窗外。邻居问她,你丈夫是不是得了什么病?“我觉得他可能比我还痛苦,曾经快乐过,突然就没有了。”两年前,她还在家里撞见过丈夫站在厨房的池子边自慰。从睡梦中醒来,她听见床边的丈夫发出鸽子般的咕咕声。
晚上,家里要烧鱼。丈夫慢吞吞踱到玉蓉身边轻声嘀咕,让她帮忙调下酱汁。玉蓉利索地调着酱汁,丈夫呆呆地站在她身后看,两个人挤在狭窄的厨房里,那场景跟任何一对相濡以沫的老夫妇并无两样。
但在饭桌上,玉蓉又忍不住问丈夫,“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丈夫盯着碗里的饭点点头说“是”——这样的对话像是重复过很多次。“你觉得对得起我吗?”丈夫木讷地说:“对不起。”
这是她用一生等来的答案。


来源:磨稿子
编辑:梅镕缨



603#
发表于 2025-11-24 09:56:54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写稿时如何引用方言?

在稿件中引用地方方言,可使稿件增色。一个有特色的方言出现,给人以新鲜感,还让人记住了这篇稿件的内容。
一、有特点的方言让人难忘
请看例文——
1:
红寺堡的“攒劲女子”
红寺堡在哪儿?
宁夏吴忠,罗山脚下,全国最大的易地搬迁移民集中安置区。
“攒劲”啥意思?
西北方言,能干、敢拼、不服输、不信命。
金秋时节,红寺堡的“攒劲女子”忙得热火朝天——
——人民日报2025年10月13日第02版
2:
网友点赞十五运会—— 这场体育盛会,“好劲”!
11月9日,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在广东广州拉开帷幕。这场充满激情的体育盛会是首次由粤港澳三地联合举办的全国运动会。赛场内,运动员们奋力拼搏;赛场外,网友们持续关注。连日来,十五运会的相关内容频频登上热搜,其中不少话题十分有趣。有网友点赞说“这场盛会‘好劲’(粤语“很厉害”)啊”。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11月14日第05版
点评:
“攒劲”,西北方言,能干、敢拼、不服输、不信命。
“好劲”,粤语,“很厉害”之意。
这两个方言用得好,文字不多但语义明确,且好记。
3:
一篇描写陕北春节年俗的现场特写这样写到:
窑洞里,婆姨们围坐在一起,巧手翻飞,捏出一个个“俊生生”(当地方言,意为“漂亮、好看”)的花馍。院子里,后生们敲起安塞腰鼓,那股“愣怂”(意为“猛劲、冲劲”)的劲儿,仿佛要把积蓄了一年的力量都宣泄出来。
点评:
在这类注重场景感和感染力的报道中,“俊生生”和“愣怂”方言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画面的生动性和地域特色。
读者虽未必是陕北人,但能通过上下文和解释,直观地感受到花馍的精美和腰鼓表演的豪放粗犷。方言在这里成为了渲染情绪、描绘风情的“画笔”。
二、选用方言需要注意哪几个问题?
从上面可以看出,方言选用的好,其发挥的作用大矣!那么选用方言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1. 精准。这是引用方言的第一要义。记者必须具备严谨的考据精神,确保所使用的方言词汇含义准确、语境恰当。避免词不达意,杜绝张冠李戴;更不可凭模糊印象或道听途说便随意使用。
例如,“忽悠”在东北方言中带有明显的贬义,若误用在褒义语境,便会彻底歪曲事实。在引用前,最好能向多位本地人求证,确保其音、形、义的准确性。
2. 可读。新闻报道面向的是大众读者,因此,必须时刻考虑读者的接受度。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注意控制使用频次,提供必要注解。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
一是节制。一篇稿子中画龙点睛地使用一两个最具代表性的方言词即可,切忌连篇累牍,否则会变成“方言作文”,增加阅读负担。
二是注解。对于大多数读者可能不理解的方言词,必须提供清晰、简洁的注解。注解方式可以灵活多样,如括号内说明(如上述例子)、紧随其后的同义词解释,或在文章末尾统一注释等。
3. 得体。得体就是要契合文章基调,尊重语言文化。
做到得体要注意两点:
一是场合匹配: 在严肃的政治、法律、科技类硬新闻中,应极度克制甚至避免使用方言,以维护报道的庄重性和普适性。而在社会新闻、人物特写、文化随笔等软新闻中,则可以灵活运用。
二是避免歧视与猎奇: 引用方言的目的是为了增强表现力,而非矮化或嘲笑某种地域文化。记者应持平等、尊重的态度,避免使用那些可能带有贬低、讽刺意味的俚语或土话,更要杜绝将方言作为“土气”、“落后”的标签。
4. 规范。用字一定要规范,应优先选用方言学界或当地普遍认可的、相对通用的书写形式。对于有音无字的方言词,需审慎处理,可以借用同音字,但最好加以说明,避免产生歧义。
小结语
写稿时恰当地引用方言,能让文字瞬间立体化。如写西北汉子,一句“真是个攒劲人”,胜过“勤劳勇敢”的概念;描摹广东美食,一声“好劲”,比“非常美味”更传神。这种生动,源于方言与生活肌理的紧密贴合。
写稿时适当引用一些方言,是一个重要写作手法。当很好地运用起来。


刘国昌,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
来源丨老记说事
作者丨刘国昌
图片丨公众平台AI配图


来源:编采圈(公众号)

编辑:张家乐

604#
发表于 2025-11-24 19:11:08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每周好稿 | 一篇报道追踪5年,你有这个耐心吗?


新闻事件中要包含很多元素,“意外”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因为“意料之外”“出乎意料”新闻才有价值。而对于新闻当事人来说,“意外”则代表着极大的无奈。
本周推荐的稿件中,当事人的“意外”不得不感叹造化弄人,被造黄谣的女教师,找工作却成为诈骗犯的应届生,银行卡里的救命钱被冻结无法使用……这些“意外”都在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甚至是生命。
我们这些新闻人,在记录意外事件的同时,也在着力去探讨解决、避免这些意外的办法,让“意外”的受害者少一点,再少一点。
丨标题:难以擦除的“污点”:溯源一则关于教师的黄谣
作者:葛明宁 朱敏骏
汪子涵(实习生)叶沛琪(实习生)
来源:澎湃新闻
时间:2025-11-17
“教师黄谣”是兼具熟人社会传播与性别权益侵害的敏感话题,如果只谈“网络谣言”的危害和治理会显得平庸,“溯源”这个新闻点确实更吸引人。
通过当事人的第一视角回忆、警方文书、专家解读交叉印证,还原谣言传播链条,情节层层递进,呈现了“平庸之恶”这一容易引发共鸣的概念。
比较有深度的一点是引入法学教授、学者观点,探讨“私下群聊是否构成公然散布”“行政前置程序”等法律争议,同时关联职场欺凌、性别友好培训等社会治理问题,提升了报道的专业性。
但稿件对警方溯源过程的细节披露不足,未解释“为何仅处罚部分传谣者”“大群传播者未被追责”的具体原因。(首页传媒副总编辑余衍飞)
丨标题:拆迁少年成谋杀主犯:一桩“弑母骗保案”的深渊
作者:佟畅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时间:2025-11-19
母亲被亲生儿子伙同两名少年同伴开车撞死,目的是为了骗取巨额保险金。这起灭绝人性的真实故事,内核一定有一个反人性的逻辑。正如报道开头所提炼概括的那样:“家庭的松散、少年的失序以及城市化的变迁,最终汇成了这个残酷事件的结局。”
这篇报道的结构很棒,先讲述故事的内核——“弑母骗保案”的谋杀过程,然后交代三名主犯的人物背景,辍学少年的人生经历及逐年扭曲的价值观和伦理观。第三部分重点切入文胆:悲剧的深渊。整体叙述逐步深入,将一个悲剧故事写得张力十足,读完令人扼腕叹息。
在采写上,记者走访了当事人的邻居、亲属、同学等人,辅以判决书的书证内容,共同梳理勾勒出了故事的整体脉络。
现实的离奇,人性的扭曲,成就了这篇优秀报道《拆迁少年成谋杀主犯:一桩“弑母骗保案”的深渊》。(新黄河&济南时报总编辑赵治国)
丨标题:入职六个月,我从应届生变成了“诈骗犯”
作者:刘圆圆
来源:北青深一度
时间:2025-11-19
新型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受各种精密骗术诱惑裹挟,不少涉世未深的青年学子沦为诈骗集团“工具人”。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检察机关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工作情况(2023年)》显示,犯罪人员“三低”(低年龄、低收入、低学历)特征明显,在校及刚毕业学生逐渐成为犯罪集团拉拢吸收对象,甚至有案件显示,部分学生卷入诈骗集团是由于学校推荐实习所致。
在相关涉诈案件报道中,这部分人群也通常呈现为面目模糊的“工具人”,他们如何被诱骗吸纳,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在此过程中哪些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以及他们的未来会受到何种影响,都很少被提及。北青深一度这篇人物报道填补了拼图上重要的一片空白。报道以一起跨省特大执业证书诈骗案中一名涉案应届大学毕业生为主角,现身说法回应了前述问题。报道叙事流畅,清晰展示了当事人如何在看似合规的企业信息,以及低入职门槛、低工作强度和高薪酬诱惑的双重夹击下逐渐解除怀疑、形成自洽的过程。联想到开设防范求职陷阱相关内容的课程在社交媒体上被广泛定义为“水课”,该报道的价值更为凸显。
人物特稿有助于深刻呈现当事人何以至此的复杂社会关系网络,引人深思,但也有可能因故事的引人入胜而削弱对理性思考的启迪。报道虽然着重强调了当事人对招聘平台以及企业相关信息“都很正规”的质疑,却未能深究在此类案件中普遍存在的平台主体责任和企业经营合规监管失守的系统性问题,略有遗憾。(青岛大学新闻系教师姜昕)

丨标题:银行卡里8万救命钱被冻结,“冻民”如何才能解封?
作者:郑子愚
来源:原点original
时间:2025-11-20
前些年,曾经有个网络流行语人尽皆知——“我妈是我妈”,其讽刺的是某些办事机构设置“非行政许可审批”,导致老百姓所需提交证明过多过滥的现象。
原点的这篇报道《银行卡里8万救命钱被冻结,“冻民”如何才能解封?》,让我们看到了另一道待解的“证明题”——如何证明自己是“善意第三人”(即不知情的无辜买家或卖家)?也让我们关注到最近这几年在警方与银行联手打击“电诈”的过程中,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群体——“冻民”。
引出这个话题的故事并不复杂:主人公韩峰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卖出一部手机,却因为收到的货款间接来自一名电诈受害者,韩峰的银行卡就被冻结了。然后一冻就是四个月,期间家中亲属突发脑梗送医救治,可由于银行卡冻结,存在卡里的8万多元一分也没法用。给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打电话“求援”,回复是无法解封。
然后,我们从文章中看到,像韩峰这样的人,现实中似乎还不少。无论你是买家,还是卖家,都随时有可能不幸“躺枪”。
不管是不是从事法律相关职业,相信你肯定都听说过一个词:良法善治。它一方面说的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另一方面,更强调善治是法治的目的。所谓“善治”,意味着反映人民利益和意志的良法,应当是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公权力受到合理制约、公民权利得到有效保护,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文中还提到,“法律并非没有给予善意者保护”。根据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若被告人(即诈骗分子)已将诈骗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仅在四种情况下应予追缴: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的;对方无偿取得诈骗财物的;对方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诈骗财物的;以及,对方取得诈骗财物系源于非法债务或者违法犯罪活动的。他人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不予追缴。
然而法条归法条,现实往往更复杂——“冻民”们不得不面对的冰冷现实是:在无法抓获犯罪分子的情况下,冻结机关就会直接向资金流向末端收款账户追缴,即便自辩是“善意第三人”,一些冻结机关仍以退还涉案资金作为解冻条件,否则便采取“拖字诀”。
我想,这显然与我们所倡导和追求的“良法善治”“公平正义”目标并不相符,至少可以说是有待商榷。
如果这个结打不开,而我们每个人又都随时可能成为无辜的买家或卖家,现实中又该怎么办呢?有网友支了一招:最好用现金交易,银行没办法冻结。
这倒也不失为一个办法。不过,在已经进入数字化时代的今天,这真的是我们想看到的结果吗?(资深媒体人余瀛波)
丨标题:深度揭秘:三体公司CEO毒杀游族董事长林奇案始末
作者:李微敖
来源:经济观察报
时间:2025-11-20
这是一篇详实的调查报道。
细读全文可知,作者一定是跟踪采访此案多年,并拿到了关于此案的核心材料。正如作者所述:“从2020年12月至2025年11月,记者通过近5年时间的调查走访,试图揭开这一惊天大案里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
以核心材料为基础,作者对许垚从伪造公章、采购毒物、反复演练到投毒作案、狱中造假立功的完整犯罪链条做了立体还原,具象化了“高知精英”犯罪的特殊性与残酷性,揭露了其光鲜履历下的人性黑洞。
此外,报道还关联企业治理、职场信任边界等现实议题,从而让罪案报道兼具警示意义与社会参考价值。(调查记者刘向南)


来源:磨稿子(公众号)

编辑:张家乐

605#
发表于 2025-11-25 18:41:57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坚持写稿的记者似乎不多了,文字报道能掀起的浪花太小了

导语
【文眼】这就是时代当下的样子,专业的体育媒体人要么毅然决然地转身离开,要么“打不过就加入”。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选项了。


当我置身于大湾区全运会现场,我有一种被打脸的感觉。我曾经撰写过多篇文章,描述体育媒体的没落,以及体育记者的凋零。但到了全运会这种大赛的舞台,你就会发现中国并不缺少体育记者。
11月10日,全运会开幕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游泳比赛是焦点所在,大量记者蜂拥而至。承办游泳比赛的大运中心游泳馆并不大,媒体工作间和媒体看台容量有限,组委会甚至实施了媒体看台席位预约制。
体育记者们还在现场,还在踊跃提问,只不过坚持写稿的记者似乎不多了。无论是电视台记者,还是文字记者,都在拿着设备怼着明星运动员的脸拍。唯一的区别可能是电视台的记者用的是专业的摄像机,文字记者们高高举起的则是自己的手机。
我上一次现场报道全运会,还是2013年辽宁全运会。当年,记者们界限分明,电视台记者负责拍摄视频,摄影记者拍摄图片,而文字记者只需要负责撰写报道。文字记者们也往往将手机怼向运动员,不同的是他们就是把手机当成录音笔来用。
十二年的时间,沧海早就变成了桑田。如今一部手机既可以充当录音笔,还是摄像机、照相机、笔记本,同时也是发布平台。文字记者们被迫变成了十项全能选手,在一部手机上就可以完成全部作业。
手机功能的极度发达,让文字内容的价值大打折扣,进而直接淘汰了海量传统纸媒。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传递极度快速,而且视频介质远比文字内容更适合传递这种信息。纸媒关关张早就算不上是新闻了。
在十几年前,单单京媒和门户网站的记者就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那个时候,北京的都市报有五六家,遇到全运会这种大赛,每一家媒体派出的记者动辄五六人起步。四大门户呼啸山林的时代,每家门户网站都有十几个专职体育记者。一遇上全运会,就是同行们聚在一起的盛会。
这一次来大湾区,我还是感到了一些寥落,曾经并肩作战多年的战友们都四散而去了。北京的都市媒体仅剩下了《北京日报》(包括《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和《新京报》等少数几家。他们此次派到前方的记者也只有区区数人。
没有被时代的浪潮所吞噬的传统体育媒体人,也没有太多写稿任务了。辛辛苦苦写来的稿子没有变现能力,且缺乏传播力度,在领导眼中只会变得一文不值。
当然,不能否认这里面一定还存在着众多高质量的文字报道内容,但现在的传播方式不会成为这些高质量内容的放大器。它们纵然“国色天香”,也只能躲在“深闺”无人问津。
11月19日,我与几位好友在广州的一家酒楼吃早茶。离开的时候,我发现这家酒楼前台有一沓当天的《羊城晚报》。我顺手拿了一份,准备在前往东莞的高铁上打发无聊的时间。实话实说,《羊城晚报》的全运会特刊质量还是非常高的。但如果不是我恰巧发现了酒楼前台一个角落里乏人问津的这沓报纸,我几乎没有任何机缘读到上面的文字。


移动互联网初期,新兴的资讯平台们,比如今日头条、一点资讯、天天快报等APP对文字内容还是“求贤若渴”。后来,等它们培育的“自媒体生态”走向成熟,文字内容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紧接着,人工智能时代首先就接管了文字内容,DeepSeek输出的内容更高效,对传统媒体乃至自媒体的内容具有极强的替代性。
再加上,当这些平台马上就发现短视频平台远比文字资讯平台更有商业价值时,它们像个“渣男”一样没有一丝流连就转入了新欢的怀抱。


这股浪潮的“副作用”就是倒逼四大门户网站放弃了文字内容产出。以往,传统媒体记者的稿件传播除了自身媒体的影响力外,主要靠四大门户网站和百度等搜索引擎进行二次发酵。现在搜索引擎上大行其道的也是海量真假难辨的自媒体内容,其中很大比重就是AI生成的。
别忘了,在这样的传播方式下,还信息茧房的束缚效应进一步被放大。这也挤压了优质专业报道内容的生存空间, 使其只能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圈层内传播。
没有被这股浪潮淘汰的媒体, 只剩下党媒、央媒,以及少数转型成功的市场化媒体。即便是这些媒体,也开始了响应时代需求的转型。“打不过就加入”,既然无法与短视频趋势抗衡,那就顺势而为,依托抖音、小红书、视频号等新兴社交媒体平台大力“做号”。
至于能不能赚到钱,或者有尊严的活下去,姑且放在一边,拥抱这股浪潮的好处就是可以猛烈收割一波流量。至少这些流量,可以完成相关领导的某些KPI,用以向更上层领导交差。于是乎,我们在全运会赛场上遇到的大多数媒体同行都是来自于这种融媒体平台,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拍摄有流量价值的视频。


他们当然不需要写文字,也不太需要专业的素养,没有必要是深耕游泳或者跳水这些专业数年甚至数十年的专业记者。他们需要做的就是找到流量密码,让自己的视频在微博、抖音、小红书、视频号、B站等视频平台上有足够的流量,甚至登上热搜榜、话题榜。
据我了解,大部分短视频平台因为没有全运会的版权,通过与传统媒体进行合作的方式获取第一手的前方内容。这种合作导向只会让有采访权限的传统媒体更加向短视频倾斜。
“流量”这根指挥棒之下,前方记者们永远追逐具有流量的项目,比如乒乓球、游泳、羽毛球、篮球等。冷门的综合项目变得更加可怜,除了央视、新华社、《中国体育报》还有这些项目的专项记者外,其他媒体几乎不可能有举重、赛艇、自行车、铁人三项这些偏冷门项目的专项记者了。
在乒乓球赛场,我们经常可以见到《三沙卫视》的LOGO。按理说,一个地方卫视频道似乎没有太多理由对乒乓球予以如此高规格的报道力度。背后的道理大家都心知肚明,一切向“流量”看齐。


当记者的KPI凝聚成“流量”二字,问题越奇葩可能越能高效的聚拢流量。所以,我看到了很多记者的提问都围绕着“颜值”、“南粤饮食”、“大湾鸡”等话题,反而提出专业问题的记者可能还会受到鄙夷,因为运动员针对专业问题的回答可能丝毫不会有流量。
大多数记者关心的是张雨霏有没有吃虾饺,而没有太多人在乎她200米蝶泳是否会输给于子迪。更没有多少人会注意到在这个项目上击败了于子迪和张雨霏的陈露颖,尽快后者也有着较高的颜值,符合现在的流量思维。
本届全运会在混合区教运动员说粤语,也一时风行。一个这样无聊的问题或者话题的出现,其实挤压了其他记者正常提问的时间。
毫无疑问,专业的内容报道在当下正因为稀缺,反而显得珍贵,也并不会缺乏读者。但与短视频平台动辄几亿、几千万的播放量比起来,这种文字报道掀起的浪花太小了,甚至没有全红婵发挥最完美时压出的水花大。没有媒体领导会为了一篇几无变现能力的体育报道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何况,还有短视频平台正挥舞着流量和钞票翘首以盼呢。
所以,我们只有在“人物”等深度公众号上才能看到最专业、最好看的体育报道了。而这些媒体的记者可能并不太懂体育,但他们愿意下苦功夫花费数月时间、耗费大量差旅成本去打磨一篇体育人物报道。
这就是时代当下的样子,专业的体育媒体人要么毅然决然地转身离开,要么“打不过就加入”。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选项了。


来源:传媒见闻(公众号)

编辑:张家乐


606#
发表于 2025-11-27 12:55:59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警惕!副刊遭AI写作投稿轰炸,竟让包拯对话宋太宗……

导读
短短几秒便可“写”一篇优美的文章,一个小时便能创作百万字小说……这些颠覆性现象,标志着AI写作时代来临。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报纸副刊阵地正在成为AI写作投稿的“重灾区”。多家报纸副刊编辑表示,今年以来,投稿邮箱中涉及AI写作的稿件比例越来越高,且隐蔽性越来越强。
有些稿件就是不对味儿,也看不出“人味儿”
写作,原本可能是人类行为中具有最高价值的一种生命活动,然而,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让写作夹杂了一些难以描述,也难以预测的危机压力。前不久,在浙江建德举办的第十二届报纸副刊理论交流活动上,就数智时代的报纸副刊议题,不少副刊人分享了来自一线的思考。
《工人日报》社会文化新闻部编辑吴丽蓉发现,AI写作的稿件正在被批量生产,可谓防不胜防。在记者的调查中,这一现象同样存在。在很多报纸副刊编辑部,如果编辑看到投稿中有明显AI痕迹,会感到愤怒,并非针对新技术,而是这些看似头头是道的文字,让人看后有一种“受欺骗”的感觉。
“将AI写作的稿件拿来投稿,这样的情况今年多了起来。”《中国石油报》编辑邵美玲告诉记者,人类写作源于生命体验和随之产生的情感表达,而AI缺乏这种生命体验。其创作本质是在强大技术加持下,对已经发表过的“二手”语料进行重组与模仿,而独一无二的“一手”体验,才是作品的“魂”。邵美玲提到,《中国石油报》副刊《北方周末》是石油人的文化家园,大家写的都是与自己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有些稿件就是不对味儿,也看不出“人味儿”。面对这种投稿,编辑部肯定不会采用。


“我们的副刊每天会收到上千篇投稿,采用稿件的首要标准是‘原创’。”《张家港日报》副刊版负责人钱超新透露,AI生成作品很快,投稿人可以将一篇稿件同时投向全国各地的副刊。因此大家会私下交流AI写作稿件的明显特征,并将工作中搜集到的线索进行归纳总结,如果遇到了要适当规避。“编辑对本地作者的文风较为熟悉,如果一个本地作者文风突然大变,可能会有AI创作的嫌疑,我们会进一步加强审查。”钱超新说。
面对海量的投稿,编辑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甄别,有时更是感到哭笑不得。一位党报副刊编辑向记者透露,曾有一篇稿件被自己判断为AI创作并作退稿处理,然而没过多久,他就看到这篇稿件刊登在了另一家报纸上。还有一位副刊编辑表示,她也曾收到一篇疑似AI创作的稿件,表面看起来语言优美、主题鲜明、无懈可击,仔细审核发现漏洞百出,比如文章中竟然出现了包拯与宋太宗对话的场景。
不能“冤枉”作者,也不能影响创作生态
“有人投机取巧用AI写稿,有人老老实实敲键盘,对于诚心创作的人而言,与AI竞争,难言公平。”吴丽蓉认为,海量的AI稿件投来,既增加了副刊编辑的审稿负担,也让很多真正用心用情写出来的好文章面临被淹没的风险。
AI不是洪水猛兽,作为一项新技术,它服务于人类,带来了诸多便利。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副刊编辑对AI技术本身并不抗拒,比如利用AI检查错别字、帮助梳理基础材料、润色语言等,将其视为另一种“字典”。“但如果过分依赖AI,就会被技术绑架,作者缺乏主观思想,便丧失了独创性与原创性”。《大众日报》副刊“丰收”主编刘君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技术是人的能力延伸,而人与机器最大的区别是,人知道为何而写,即便是有些粗糙的文字,也有真实思考过的印记,源自独特的生命体验。


“AI刚开始兴起的时候,用AI创作的文章一眼就能看出来。随着技术的进步与普及,大家都会用了,也慢慢知道怎样使用AI写出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AI创作的隐蔽性越来越强,有时候编辑也拿不准了。”邵美玲说,这种困扰在工作中的确存在。面对似像非像的文章,编辑既怕“冤枉”了作者,又怕刊发AI创作的文章会滋生投机取巧的风气,影响创作生态。
从工作实操性看,许多编辑会尽量选用熟悉的作者稿件,能够更好地识别、沟通。有的编辑引入诚信机制,避开不自律的作者,若多次发现某位作者使用AI创作的稿件投稿,将会纳入黑名单。“完全用AI写作属于创作态度问题。遇到类似情况,我们不会轻易下结论,会给作者打电话沟通,有的作者会承认自己的确使用了AI,我们也会视具体情况对稿件作出处理。”邵美玲说。
真实性是价值基石,行业呼唤标准与规范
随着AI写作数量激增,界定一篇文章为AI写作的标准是什么?AI合理使用的边界在哪儿?今年,多家期刊就严格规范AI技术的使用亮明态度。如3月13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明确了使用原则、可使用场景及禁止使用场景等。也有期刊表示,将强化审稿机制,采用技术检测与人工审查相结合的方式,杜绝学术不端行为。
虽然报纸副刊也已成为AI写作投稿的“重灾区”,但并没有统一、明确的规则界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许多报社并未对AI写作作品设置明确的拒用规定和细则。大多数编辑依靠自己的经验和AI检测工具进行相应判断。然而,AI检测工具的精确度也有待进一步提升,像朱自清《荷塘月色》、王勃《滕王阁序》、刘慈欣《三体》选段等都曾被常用的AI鉴别工具标记为“AI生成内容”,其中《滕王阁序》的AI生成率竟然接近100%。


前不久,著名诗人吴焕唐发文质疑文学杂志《莽原》刊发的诗歌《穿过季风的缝隙》系AI创作,随后,该社发布了相关调查报告,表示已通过两个主流AI文本检测平台——知网AI检测系统、朱雀AI检测助手对该组诗作进行检测。经过多轮检测,结果均显示:AI生成率为0%。同时,该社又联系了5位诗歌界资深人士、评论家和学者从专业角度研判,有两位认为作品有AI加工的嫌疑。因此,报告提出,暂不对该作品作出最终定性,待建立具有公信力的评判标准或出现更具权威性的检测工具后再予评判,并暂缓发放稿酬。
对副刊编辑来说,这些扑面而来的新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应对。“要加强对故事和情感的判断。”吴丽蓉表示,真实性已然超越了传统的新闻学范畴,成为报纸副刊的价值基石。这里的真实,是一种更广义的、关乎创作本质的真实——经验的真实、情感的真实和思想的真实。如果存疑,最好的办法是与作者直接沟通,探讨创作细节。
技术洪流滚滚而来,人机共存不是坏事。报纸副刊编辑正在呼唤相关规范的建立,可以将那些配料精准但缺乏生气的稿件拒之门外,留下真正的思考印记,守住人类的精神家园。


来源:传媒茶话会(公众号)

编辑:张家乐

607#
发表于 2025-11-28 20:45:10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周榜追访|《南方周末》“中国首例冷冻人”报道——在“动”“静”之间诞生的新闻

丨标题:爱,死亡,和中国首例冷冻人
作者:郑丹
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2025-11-06
一个残酷的故事,可以看到伦理结构和日常生活的逻辑如何在技术冲击下脱落,而驱动这种技术的动力又是来自人性深处:渴望超越死亡、进步主义(相信未来)、唯物论(相信肉体存在胜于相信灵魂不灭)、技术决定论,等等。某种程度上,作者呈现了故事的反转,人性中平庸一面、实际需要和不可知论悄无声息地取得优势,今天以其琐碎甚至小小的不堪,正在与明天和昨天的战争中取得胜利。这些是本文可取之处。
Bug也许只有一个,来自于冷冻机构受访者的化名。在这个关于人性与技术不可测性的报道中,这个化名代表一种无聊但确凿的现实,它削弱了这个故事的新闻性,伤害了全文的说服力。
从编辑角度看,发展一条全球人体冷冻技术历史和伦理争议的叙事线,与这个中国故事形成交叉叙事,应该可以挽救这个bug。(资深媒体人、作家夏佑至)
“冷冻妻子等待复活”其实是个旧闻。这件事情从八年前实施“冷冻手术”开始,就一直被媒体追逐报道。当事人桂军民也因此成为了应对媒体采访的“老手”。
“时间”永远是新闻必备的元素。当旧闻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后,反而会呈现出“新”的一面。因为,世间万物都是在变化的,唯一不变的只有变化本身。
老牌深度报道媒体《南方周末》在11月初推出了“动静”全媒体栏目,“动”有音视频与互动产品,“静”可细品文字报道。栏目slogan是:动静之间,全息视野。力求为南周近亿用户提供更立体、更深度的报道。
报道发布当天,就登上微博热搜第一,后全网阅读量破亿。作为“动静”栏目的开篇报道,这则《爱,死亡,和中国首例冷冻人》的报道与栏目名称恰如其分。某种程度上,这个早就是旧闻的故事本身代表着“静”,而八年来的变化则代表着“动”。
“静”和“动”之间,新闻就产生了,并变得有了意义。
丨作者简介
南方周末记者郑丹

为什么想做这个选题?选择现在发布这篇报道是设计过的吗?
郑丹:这个选题最开始我们主编发现的,她认为桂军民的故事背后,关乎爱、生命和人对科技的复杂寄托,而且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八年,应该有很多可以观察到的变化,值得深入挖掘。我和编辑对这个选题也很感兴趣,倒不是猎奇,而是当这样宏大的议题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里,会催生出什么样的复杂反应。
发布时间确实有考虑。当时正值报纸改版,新开设的“动静”栏目需要一篇能立得住的深度开篇。这个栏目是南周重点报道的新IP,定位是全媒体形态的深度报道,希望可以“搞点动静”。编辑部讨论后,觉得这个故事的情感厚度和议题纵深度,能承载这个期待。
采访前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郑丹:出发前,我快速浏览了过往报道,和桂军民通了电话,就买票飞去济南。现在回想,那种“准备不足”反而让我抛掉了一些预设。
真正的准备,是在济南那两周里完成的。采访桂军民的次数,前后至少有7次,并不是每次他都会配合,采访越到后面,他似乎越想避开,觉得该说的都说了。但我总觉得还没有真正走近他,我也能理解,当一个故事被反复讲述,人会自动穿上“盔甲”。那会儿没别的办法,就是“磨”,想各种办法找他聊天互动,花时间建立信任。
报道里有这么一段内容:“记者都喜欢往你心里挖,往难受的地方说,总想搞一点煽情的。”与媒体交手多次,初见南方周末记者时,桂军民习惯于展示他不容置疑的“复活妻子”的决心。采访对象有和多家媒体打过交道的经验,这一点对你的采访来说是帮助项还是障碍项?
郑丹:说实话,我遇到这么一个性格倔强且深谙媒体操作的受访者是有阻力的。因为过往接受采访的经验,他预设到记者需要什么内容——他与展文莲的过往那些爱情故事和手术之后选择冷冻的原因,并表明他不后悔,坚信未来奇迹会发生。
我是这么理解的,桂军民饱经世事,看透许多,自然也更会保护自己。在他面前,一般很难撬开那层坚硬的外壳,这个过程真是很费劲。我直到第6次采访,才听他承认自己内心动摇过。我说,你知道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多久吗?
凡事都有两面,媒体报道多了对我也有很大好处,前辈们的报道能让我没采访,就了解清楚事件的发展脉络,帮我省去不少时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那些没有报道,或此前报道里提及但没展开的点上。
拿到一个选题, 不同记者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你当时写这篇稿子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媒体发了报道, 各种信息开始铺天盖地。面对这么多信息, 你是如何选择和使用的?
郑丹:以往的媒体报道,主要集中在讲述桂军民和展文莲的爱情故事以及桂军民对冷冻手术的看法,或者更新桂军民与王春霞的动态。
我和编辑也讨论过很多次,增量在哪里?我的编辑谭畅反复问我一个问题,桂军民这8年来的心理纠葛是怎样的? 这才是我们稿子里要体现的增量。
所以最后稿子选择不过多重复众所周知的爱情故事,而是把重点放在他的心理纠葛上。写他的新女友王春霞,也是一个策略。我们不想把她当成一个猎奇的点,而是希望通过她的存在,反射出展文莲的缺席对桂军民生活无处不在的影响,写现在,其实是为了更深刻地回望过去。
为什么在报道中对冷冻机构受访者使用了化名?
郑丹: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官方拒绝受访,我遇到的这位工作人员,是出于个人善意才与我交流。为了保护他的工作不受影响,也尊重他不愿公开身份的意愿,使用了化名。这是一个必要的权衡,虽然对报道的完整性是个小遗憾,但保护信源是更重要的职业伦理。
报道中写王春霞抗拒采访,但后面又出现了她的讲述内容,你是如何说服她接受采访的?
郑丹:我没有刻意地去说服她,那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有天中午吃完饭,桂军民让王春霞带我去找附近的一家酒店,因为我当时提出来想住得离他们近些,结果我和王春霞没找到酒店,回到家还进不了门,没带钥匙的王春霞不想打搅桂军民午休,我就顺势邀请她去我之前住的酒店坐坐。脱离了正式的“采访”场域,我们聊了一个半小时,她放松了很多,也说了一些真心话。我们的采访,就仅此一次。
报道中处处是桂军民对展文莲可以复活的期待,但又插入了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曾安的内容。为什么这么处理,是想让读者了解到更全面的背景,还是为了文本服务,制造一种爱与技术的冲突感?
郑丹:你提到的两个目的都存在。从叙述上,专家的理性视角与桂军民充满情感寄托的信念,从故事层面,增加爱与技术的冲突感,从科技层面,也有必要帮助读者建立一个更全面的认知坐标:如果摘下精神寄托的滤镜,人体低温冷冻科技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可行性是怎样的。
其实桂军民也希望大家能理性看待人体低温冷冻科技,不希望有人因为看到他的报道,就盲目选择人体低温冷冻。他至今依旧对冷冻人能复活抱有希望,但他知道这条路的尽头很长,家属应在足够了解且能承受最坏风险的基础之上,再做冷冻与否的决定。
另外,我们也关于冷冻科技这个主题,写了一篇偏科普的专家圆桌对话稿,叫《“要如实告知复活希望非常渺茫”:人体冷冻实验的难题与争议》,专门帮助读者客观理解这项前沿科技。
写这篇报道时, 有没有自己的情绪在里头?你通常是如何在工作时克制个人情绪的呢?
郑丹:会有个人情绪。这篇稿子从采访到写稿的战线拉到一个多月,中间有很长时间都因为情绪问题无法专注写稿。我也会遗憾,如果当时能够充足利用好这个时间,稿子成色会更好一些。
说到克制,我其实没有特别好的办法。硬性的“克制”有时会让情绪在别处反弹。我的编辑给了我很大空间,允许我暂时放下,去处理别的选题,或者干脆放空,这种“抽离”是有效的。如果同行们有好的办法,也欢迎分享给我。


来源:磨稿子(公众号)

编辑:张家乐

608#
发表于 2025-11-29 22:57:14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评论写作的“死磕精神”


□ 高明勇(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总编辑,红网论道训练营导师)
最近担任红网“论道训练营”特色人才班的“导师”,集中阅读了不少青年学生的评论/理论习作,激发不少新想法。在最新一期的批改意见中,我说了这么一句,“类似理论性、政策性、政治性强的议题,尽量少谈论些意义,多探讨些定义”。
“少谈论些意义,多探讨些定义”,虽然是脱口而出,却是思考了很久。之前我写过一篇调研笔记《如何撰写一份好的调研报告》(政邦智库,2023年10月8日),援引学者郑永年的观点,原创性的思想必须有现实性,能够解释、理解中国现象,诊断中国问题并找到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由此引出了一个关于撰写调研报告的基本问题,即“政论性报告”与“策论性报告”的区别。
我认为二者的共性之处是,都需要强烈的问题意识、现实精神和有效思维。区别在于,政论之道,主要是解释问题;策论之道,主要是解决问题。政论之要,立理以驭事;策论之要,即事而穷理。政论之妙,重在分析,贵在研判;策论之妙,重在建议,贵在献策。政论之法,需要借助一定的思维模型来解释问题;策论之法,需要着眼一定的价值目标来解决问题。
这种区分,不仅是对“评论智库化”趋势的观察,更能为青年评论写作者提供方法论参考——我发现,初学者常陷入“重意义、轻定义”的共性误区。再次探讨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意识到,虽然我近几年侧重做了大量智库工作,但长期的评论写作、编辑、研究经历,对评论写作的思考更加“精细化”“专业化”,这些“观察”对于初学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我发现了他/她们的评论写作有哪些特点,该如何规避或解决?“少谈论些意义,多探讨些定义”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思维方式的考虑?
眼光更长远一些,可以从胡适那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1919年7月20日)说起,以及当时引发广泛关注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重温这篇经典之作,摈弃时代背景,纯粹从观念认知和写作方法而言,依然不失其价值。在胡适那里,“舆论家”和评论家、意见领袖等概念是大同小异的,他认为,“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他明确并不反对“主义”,也不反对研究“主义”,只是对普遍性的问题提出更为理性的判断:“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科,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最值得关注的,是胡适提出了“思想三步工夫”,对于当下有评论写作兴趣或者有学术研究志向的人来说,可谓切中肯綮,语重心长:“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甚么样的结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抄书手。”
就个人研究评论的多年观察,中国评论史可以分为三大写作传统,文人论政,学人问政,宦人议政。从引起的关注和相关研究来看,学界多关注“文人论政”,“宦人议政”近些年也有较多关注,而“学人问政”相对关注得少一些。无论是尊重历史的态度,还是当下重视“专业评论”的趋势,都有必要关注这一传统,及相关学人评论家的具体表现与思想方法。在研究了近百位评论家、政论家的“学人问政”经历后,一个颇为直观的感触,“问题与主义”之争,既是多数写作者必然面对,也是深刻影响评论史走向的“议题”,乃至成为评论史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具体到年轻学生的评论写作,“主义”可以具象“意义”,而“问题”也可替代为“定义”。有些人习惯于绕开“定义”直奔“意义”,有些人甚至大谈特谈“意义”,如此,不免隔靴搔痒。尤其在辩论中,参与各方貌似在同一个“词汇”下激烈交锋,实则对“定义”并无共识,往往看到南辕北辙,看似喧哗热闹,实则了然无效。
“少谈论些意义,多探讨些定义”,亟需一种“死磕精神”。“死磕精神”,至少包含两个层面:
从评论写作单篇文本的“内部”看,围绕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或多层面的分析,或多角度的观察,最后逼近真相,而面对“类似理论性、政策性、政治性强的议题”,则意味着首先要从厘清“定义”的内涵与外延开始。
从评论写作系列文本的“外部”看,主要是围绕某个“议题”持续关注,聚焦关注,从而达到一种深层的理解与洞察。职业经历看,我所参与、见证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废除劳教管理条例”等系列评论,都是如此。而这种写作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就是在创造“意义”,而非去宣扬“意义”。
谈论意义,相对容易,很多人可能不问事实,不看问题,不想定义,就让“意义”空对空畅游一阵子。而“问题”,则需要沉下身,埋下头,认真去观察、思考、研究。2010年的时候,我和一位政治学者做访谈,期间他感叹说,“当下中国,伸着脖子说话的人太多了,坐下来静心思考的人太少了。”结合本文,就是谈论“意义”的人太多了,探讨“定义”的人太少了。
若干年前,我曾对一位年轻评论员说,如果你一年写100篇评论,十年就是1000篇,如果你每一篇选择不同的选题,坚持下来,你可以成为知名的评论作者,但是如果这1000篇围绕一个方向,聚焦一个议题,你就可以成为资深学者了。而1000篇评论的积累聚集同一个问题,就是“死磕精神”的表现。
过往的评论经历中,类似的“故事”比比皆是。我邀请人文学者陈平原老师撰写“大学小言”专栏时,他结合2008年起同时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与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的双重经历,对两地高等教育制度展开比较观察,不同维度,不同视角,最终形成专著《大学小言》。我邀请厦门大学邹振东教授撰写专栏时,在“舆论场”的视角中,他一篇接着一篇探讨舆论场的密码与方法,这也是他的专著《弱传播》的写作基础。
还有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我在写作《周其仁是如何写专栏的》的时候发现,他的不少著作都是由媒体评论专栏汇集而成。如《城乡中国》、《改革的逻辑》、《货币的教训》、《病有所医当问谁》、《收入是一连串事件》、《竞争与繁荣——中国电信业进化的经济评论》等,持续、集中探讨某一现实具体问题,勾连理论与现实,贯通经验与调研,联动思想与方法。
正因为此,“死磕精神”的核心,不在于姿态的热烈,而在于思维的韧性:少谈论泛化的意义,多关注精确的定义,本质上,则是少谈一些抽象的主义,多谈一些具体的问题,并围绕问题本身刨根问底,层层深入。
当然,“死磕精神”并非一种姿态宣言,更是可以转化为评论写作中可落地的写作方法。
1.“死磕精神”体现在验明“核心概念”。就像福柯说的“知识考古学”一样,养成考古概念的习惯,动笔开写之前,先对涉及的核心概念“验明正身”,特别是一些政策新词汇,精确定义是什么,大致脉络是什么,明确在谈论中的边界与语境,这是展开写作的基础,或许只是三言两语,却让行文更为稳健。
2.“死磕精神”体现在追问“关键细节”。去伪存真,透过现象看本质,打破砂锅问到底,意思就是在一些“关键细节”上往往会具体体现为一个又一个的追问,“真的吗”“为什么?”“然后呢?”,“下一步会怎样?”,提问、追问最见功夫,通过这条隐形的逻辑链,才能彰显评论内在的张力与深度。
3.“死磕精神”体现在钻研“重要问题”。回顾我的评论经历,发现涉及一些“重要问题”经常会会用“古今中外法”,比如“古今”,会采用“前世今生”的简史梳理,从脉络中发现问题,再如“中外法”,采用“它山之石”的办法,看同一问题在不同语境场景下的表现与走向,这种方法简单而有效,为“死磕”提供相应的突破与参照。
4.“死磕精神”体现在优化“论述文风”。“死磕”不是“抬杠”,不是为“磕”而“磕”,论述文风上也要警惕“战斗式”话语体系,可以有数据,可以有案例,可以有细节,可以有故事,如果能增加现实中的“经验质感”,即来自生活中的有意调研,真实体验,也将提供更为真实有力的佐证。
评论写作,本就是“日拱一卒无有尽,功不唐捐终入海”(《法华经》),在碎片化和快餐化的时代,这种“死磕精神”不仅是评论写作的底色,更是思想者需要坚守的专业品质,唯有扎根事实,唯有深耕问题,方能渐入佳境,方能不断接力。


来源:王小杨评论笔记(公众号)

编辑:张家乐

609#
发表于 2025-12-1 23:59:04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每周好稿 | 新闻现场,没有上帝之眼
今天我们选择了八篇香港宏福苑火灾的报道,算是为这起已经造成百余人死亡的灾难的一种铭记。
这是一个新闻记者不能缺席的事件,八篇报道所能呈现的只是这个注定会记入历史的事件的八个切面。大火蔓延的起因,火灾中的遇难者,易燃的棚架和塑胶板,老化的房屋改造工程……如果把每一个报道的角度拼凑起来,就能发现灾害的产生就是多因一果。
记录,是对灾难中逝去的生命的哀悼,更是为了铭记教训,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
丨标题:竹棚架该为香港宏福苑大火“负责”吗?香港为何仍在用它?多方人士解答
作者:陈龙(实习记者) 李毅达
来源:红星新闻
时间:2025-11-27
首先向在香港大埔区宏福苑火灾中的罹难者表达最深切的哀悼,也为生者和罹难者家属祈福,希望后续的调查和重建工作能尽快展开。
灾难发生,公众心中有太多的疑问,事件本身也有太多的关注点——灾情与救援进展、事故原因、是否存在违规乃至制度性疏漏等。对这些焦点进行及时、准确、深入的回应,是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履行社会职责的重要体现。
“红星新闻”在火灾发生次日推出的这篇针对“竹棚架”的深度报道,在选题切入与响应速度上均值得肯定。报道以“竹棚架”这一具体且极具香港特色的建筑元素为线索,串联起技术安全、行业生态、城市发展脉络与监管机制等多重议题,在追求时效的同时,也较好地实现了多信源交叉验证和解释的深化。标题以两个公众最关切的疑问直指核心,使全文逻辑集中、问题意识鲜明。从新闻操作层面看,这些都是本篇报道的可取之处。
当然,也建议读者将本文与后续几家媒体的同题报道对照着阅读,例如“新京报”的《香港大火之下,风暴眼中的竹棚工》及“未来预想图”《关于香港大火的竹棚脚手架,你需要知道这10件事》。三篇报道的角度、叙事策略和观点有所侧重或略有差异。合而观之,将有助于公众更全面理解竹棚架在建筑领域的应用现实、所关联的火灾风险,在香港语境中的特殊性以及进行系统治理所面临的挑战。(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李东晓)
丨标题:香港大火已致55人死亡,19支关爱队入驻开展心理援助
作者:温如军
来源:中国慈善家杂志
时间:2025-11-27
香港火灾,牵动人心。大多媒体普遍关注本次火灾的伤亡情况、救援进展、火灾原因、住户群体、追责善后等,而《中国慈善家》杂志在报道火灾本身的同时,特别关注到“灾民情绪安抚”问题,延伸了报道视角,增加了报道深度,提供了工作参考,充满了人文关怀。
一场火灾过后,烧毁的房屋可以重建,损失的财产可以再赚,但消逝的生命无法挽回,受伤的心灵最难修复。正如这篇报道所说,“不少逃出的居民不愿离开现场,在警戒线外举着自制纸牌,上面写着失联亲友的姓名和房号,期盼能得到亲人的消息。”获救居民对亲人的牵挂,可能让他们永远无法真正走出火灾现场。火灾在他们心中留下的巨大阴影,很可能笼罩他们的往后余生。所以,在安置获救灾民、提供物资援助的同时,更重要的工作是对灾民开展心理干预,进行情绪安抚。
逝者安息,生者坚强。希望通过《中国慈善家》杂志的报道,会有更多的政府人员和社会力量走近灾民,提供心理疗愈支持,进行灾后情绪安抚,帮助他们减轻心理创伤,陪同他们早日走出困境。(资深媒体人金明大)
丨标题:大火包围香港宏福苑
作者:程靖 覃思 曹年润 魏昭阳 王怡然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时间:2025-11-27
很棒的一篇报道,以幸存者讲述,专家声音和公开信息为主。在事发突然,可能来不及针对火灾本身做调查的时候,这样一篇稿子是合格的。文章结尾的人文关怀也很棒,让读者看到天灾人祸的时候,穷人更为脆弱的抗险能力。
当然,如果针对内地未来高层建筑老化保养的类似前景说一下就更好了。(资深媒体人冯翔)
丨标题:香港宏福苑大火熄灭后的24小时:哭声很轻,守着废墟的人没有走
作者:李安琪 祝颖丽 赵梓昕 程曼祺 申远 高洪浩
来源:晚点LatePost
时间:2025-11-29
这篇灾难新闻报道,展现了团队合作的优势,视角多维,叙事立体,极具人文温度。报道没有停留在冰冷的数据和官方的通报上,而是通过精心选取的多个核心当事人视角,将宏大的悲剧具象为一个个鲜活个体的遭遇与情感,极大地增强了报道的感染力与代入感,让事实和人物自己说话,情感真挚而不煽情。
通过受访者之口和记者的观察,自然地引出了对悲剧深层原因的追问:失效的火警铃、被封堵的窗户、易燃的施工材料、监管的缺位、“层层环节的失守”以及背后的贫富差距与社会保障问题。它不仅是一份灾难记录,更是一篇引发社会反思的深度调查。(知名媒体人韩福东)
丨标题:关于香港大火的竹棚脚手架,你需要知道这10件事
作者:李卓颖 李佩欣
来源:未来预想图
时间:2025-11-30
一篇典型的综述稿。就目前已知事实看,竹架之于火灾,远不及现场监管、招标和地方政治结构等因素重要,但也是有待后续报道继续澄清的疑点之一。综述反映了阶段性共识,对推进事件理解,必要且重要。
就综述论综述,文中结论是一家之言但为时过早(见截图),且混淆了事实与观点。但这是可以也值得宽容的声音。
在信息来源多端的灾害报道中,验证与否定都来得很快,各家报道明显呈现出拼图与接力的特征,竞争与合作并存。某些叙事会凸显出来,成为阶段性舆论焦点,另一些焦点叙事则退居边缘。这都是寻常事。新闻现场没有上帝之眼,各家盲人摸象,也是集腋成裘。权威是竞争出来的,没有多元声音的新闻现场,权威也是假权威。(资深媒体人、作家夏佑至)
丨标题:老去的香港高楼,大埔居民失去的家园
作者:魏晓涵 李晓芳 谢紫怡 王熙媛
来源:极昼工作室
时间:2025-11-30
极昼这篇报道,聚焦的是香港老旧楼改造的这条主线,从文中内容来看,宏福苑的这套房子跟我同岁。以至于看完文章后,我想起了小时候我家在北京北三环边上的房子,那套房子跟宏福苑的年龄一样。
整篇报道中,我们看到了老楼邻居间的温情,也看到了业主们为楼体修缮发出的民主声音,这些都是老旧社区留存的温馨记忆。但,老了就是老了,人和房子都有老了的那一天。
在这篇稿件的评论区里,第一条评论就是关于中国内地那些老旧楼修缮的问题。中国的第一批高层住宅大多也都是八十年代建起来的,虽然这些高层的密度可能没有寸土寸金的香港那么严重,但他们同样面临着年久失修的问题。
由火灾引申出来的老旧高层住宅改造的问题,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视角,也是贴近我们这些远离香港甚至都没去过香港的内地人的一个问题。好的新闻触动人心,除了靠故事本体和文本煽情,最重要的是要“与我有关”。(北京青年报记者张子渊)
丨标题:住在香港大火楼群里的中低收入者们
作者:金晶 陈婧瑄 刘思聪
来源:真实故事计划
时间:2025-11-30


在激烈的竞争和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下,香港大火的大部队报道,实际上在27、28日两天就集中输出了,有些媒体甚至没能参加29日的吊唁活动,因此30日的稿子虽然“姗姗来迟”,却又“难能可贵”。
两三天的集中报道,让这场大火不论是从原因的追问、行业分析,到现场直击、人物故事,面面都有覆盖,因此三天后的报道,在媒体人看来可能能谈能写的都不算新鲜了。但对于读者来说,一篇完整的、内容充沛的报道,仍会让人眼前一亮。
另外,虽然内地的媒体在这场大火中短时间里有更多的报道空间,但总体来说大多数媒体的表达趋于克制。可能还有语言沟通障碍,抑或短时间内确实没有挖掘到足够好的故事,因此真故这篇直接的标题还是能够脱颖而出。
且因为时间有限,进入深水区的挖掘包括装修方案的选择是否有问题、其中是否有利益输送等,还有待后继报道和披露。
总体上,现在很少有能让这么多媒体同台竞技的重大事件了(如果是没有发生当然最好),虽然匆匆来去、仍有很多遗憾,然且行且珍惜。(红星新闻国内新闻主编蓝婧)
丨标题:燃烧的“居屋”:宏福苑,与一代人的安居梦
作者:左琳 丛之翔 徐鸣 秦冰
          实习生 张启扬
来源:新京报
时间:2025-11-30
这篇文章以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事件为切入点,笔触细腻,描绘了宏福苑从建成到火灾发生前后的变化,展现了居民们从安居乐业到瞬间失去一切的悲痛,难得在于除了火灾外,更有对社区历史的回顾,加深了报道的厚度。同时,文章也试图视野从火灾拓展到更深层次上香港老旧楼宇的维修问题。
在短时间内完成这样一篇文章可以看出编辑部和记者都付出了很多努力,也采访到了部分当事人,但在一些关键的信息点,比如为何维修是“致命”的,还是缺乏更核心的信源。这也是这类报道在今天遇到的最大挑战,时间点上要赛跑,采访上尽管社交媒体让找到当事人更方便,但也让稀缺性不再。机构媒体除了整合、梳理各种信息外,其优势在哪里值得思考。(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智库总监尤莼洁)


来源:磨稿子(公众号)
编辑:张席睿



610#
发表于 2025-12-4 21:00:23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温故 | 沙埕港台风:报道没有忘记他们

灾害面前,人类带显得渺小而无能。
沙埕港台风灾难发生在2006年,台风名为“桑美”,听起来一个很美丽的名字,却暗藏着杀机。
《南方都市报》这篇报道,除了惯常的灾难时的现场记录、灾难后的悲情描述之外,还包含了问责和质疑,为什么渔民没有被要求上岸,为什么伤亡人数报告成谜?
我们现在常说,一场灾难过后,每一个鲜活的生命都变成了通报里的一个冰冷的数字,有时候,甚至连成为数字都变成奢望。
幸好,还有这篇报道,记录了一些人,活着的或者死去的,报告忘记了他们,报道没有忘记他们。


报道原文
悲情沙埕港
南方都市报
2006年8月23日  
丰鸿平
悲情沙埕港
台风桑美来袭后的福鼎海难调查
  8月21日,桑美过后11天后。阳光下的沙埕港风平浪静,偶尔几艘快艇在水面上掀起白色的浪花。在港口中有石头的地方,星星点点的小渔船上,原先的渔民提着钓鱼线,不停地往船上拉。
  鱼太容易钓了,一天能钓几百斤。钓鱼的人说,手都拉痛拉伤了,3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也不得不戴上皮手套。这些鱼是从沙埕港中的3.7万个网箱中跑出来的,没有饲料的它们饥饿难忍。
  这些鱼是不能吃的,自10号台风桑美来过后,至少数百人在这个港口丧生,至今还有相当多来不及打捞的尸体在里面浸泡;近千艘渔船损毁沉没在港口中,无法估算的燃油污染了水质。即使公安、渔政、工商等部门的人劝阻、严查人们在沙埕港钓鱼、交易,但失去亲人、倾家荡产的渔民们,顾不了那么多了。几元一斤的价格多少可以挽回一些损失。
  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改变了这里的世界,原本美丽、安详而又生机勃勃的沙埕港,成了一个死亡之港,哀伤的空气笼罩了它。
桑美逼近
12000艘船开进沙埕港避风;渔船上的人没有被要求上岸
  王瑞斌,福建霞浦三沙镇人。8月9日晚上10点,王瑞斌和曾健雄等亲戚以及所雇的船员一共11人、两条船来到沙埕港避风。
  沙埕港是一个天然良港,两边是山,港口从进海口延伸近百里一直到福鼎市。沙埕镇的人很自豪他们拥有这个港口,认为它是世界上少有的避风良港,但凡有台风,闽东浙南地区甚至台湾的渔船都来这里避风,从来没有出过事。
  有着几十年出海经验的王瑞斌等人相信,在沙埕港中他们会安全躲过桑美,正如以往他们经历过的无数次台风一样。
  几天前王瑞斌他们得到台风桑美将于10日下午登陆的消息。8月8日,福建气象台发布沿海台风警报,桑美向福建正面袭来,防汛抗旱指挥部门要求各地要做好防御准备。同日国家防办和气象台指出强热带风暴桑美将于10日下午在闽浙沿海一带登陆,近中心风力最大12级。
  同日,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省长黄小晶做出重要批示,指出此次台风发展的趋势不确定因素较多,要求注意台风动向,适时启动预案,及时动员部署,确保有效应对。
  桑美速度越来越快,强度也在向闽浙交界地带移动的过程中不断加强。9日,气象预报桑美升级为超强台风,中心最大风力14级,随后风力不断增加,10日凌晨预报为17级。
  在海里讨生活的渔民对大风心存敬畏,1958年的那次大风,在他们心中是一个不远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集体的畏惧。
  “渔船被大风卷起来,在石滩上砸成碎片。”曾健雄的堂爷爷,83岁的曾文炉亲身经历了那次台风。这次灾难被像他这样的老人无数次地向后辈们讲述,成了渔民的一个生存语境。“那时候的船比现在小很多,都是木船,船也很少。”曾文炉当时在大队里当会计,他说,那次大风中三沙损失20多艘小木船,2人死亡,风力是15级。
  这次要来的17级台风,谁都没有见过,也无法想像它的威力。渔民所能做的,只是把船开到他们认为一直很安全的沙埕港避风。
  沙埕港中船越来越多,据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总指挥杨志英说,在港内避风的船达到12000艘左右,众多船只密密麻麻地排满了沙埕港。
  沙埕镇的防台工作也在进行中。“重点是把渔排上的人转移上岸,属于危房、有山体滑坡危险、低洼地段的人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沙埕镇内岙居委会书记苏为国的辖区共有1119人,工作并不难做。南镇村则有7000来人,村支书王孙明和村主任王昌勇分成两组,书记负责海上工作,主任负责岸上工作。“重点户都去做了宣传,10日上午,全部人都上来了,台风来之前,两个组都去海边巡逻。”
  “沙埕镇政府工作人员60多人,除老人妇女,40来人都来了。一个人包一个村,去了30多个,只剩下10个,其中6个在镇里值班。”沙埕镇干部张庆喜说,如此一来,在岸边工作的只有4个人,负责巡查。
  在渔船上的人没有被要求上岸。张庆喜说,根据经验,在台风中必须有人在船上,发动机器,让船头对着台风的方向才不会让台风吹倒,也要控制渔船,不让它们互相碰撞。
  而对于渔民来说,价值200多万元的渔船是他们的全部家当,他们不会轻易离开。
  17级台风以飞机起飞时270公里/小时的速度逼向沙埕前,人们并没有用与之相应的“规格”去接待它,于是当它来了的时候,人们只能不设防地在它的无比威力下挣扎。
台风桑美最大风力19级破坏力超强
最大风力19级
  王瑞斌他们的两艘船在回南风来到几分钟后沉了下去,11个人漂在水中,瞬间看不见了
  10日下午2点,桑美的羽梢从西北方向触到沙埕港:9到10级。它巨大的翅膀越扇越快,风力也越来越大,下午5点的时候,达到15级,狂风伴随着暴雨,在沙埕港中掀起惊涛骇浪。
  此时,曾健雄和王瑞斌他们的铁船还能抵抗得住,而沙埕南镇村郑行军的船已经翻过来了。
  郑行军受雇于表姐夫,他们所在的是一条长23米的木船,他们把船开到巨大的制冰船旁边,以求得到一丝荫蔽。
  狂风,巨浪,暴雨,把马达功率开到最大也听不到它的声音,感觉不到它的力量,一个大浪把木船抛起,然后,船倒了,完全翻转过来,郑行军等7人被压入水下,船舱盖在他们头上。
  “我不知道怎么搞的从船底下出来了,抱了一块木板,漂啊漂漂到岸边喊救命,一艘铁船把我救了上去。”郑行军回忆着当天的事,神情一片恍惚。而同船的其他8人,他的表姐夫,表姐夫的哥哥、两个舅舅、表弟、表妹夫以及2个船员再也没有回来。
  把他救上去的船是南镇村陈善顶的,陈的船上一个船员受伤了,把伤员送上岸后陈善顶回头再把郑行军救上来。“陈善顶的渔船后来也沉了,他没有回来。”郑行军陷入悲伤的沉思中。
  郑行军知道他被救起的时间是傍晚6点,因为他后来知道在17点50分的时候,风突然停了,雨突然停了。
  沙埕港安静下来,云消雾散,天空放亮,显示出诡异的宁静。
  养鱼户苏孝忠没有细想台风是否已经过去,他想着的是他港口中的50个网箱,42万元的投资,多年的积蓄,20万元的借贷,他的奶奶他的母亲还有他4个分别读大学、中学和小学的孩子,所以他迫不及待地和其他20多个渔民乘3艘船下海去查看渔排。
  此时桑美的风眼正在沙埕的上空。气象学家说,台风是一个螺旋状的气流,愈接近中心,风速便愈高,但在这个大气旋的中心,从地面到几万米高空是一个直径从几公里到几十公里圆井状空间,这个空间即是台风风眼。风眼四周是几百公里到上千公里的云墙,云墙气流旋转很快,隔断外面的空气,因此圆井状的台风眼内反而是死水般的平静,无风,无雨,云散见日。
  风眼迅速移动,更大的风暴在20分钟后来临。
  苏孝忠所乘的船还没有到达渔排就被风掀翻了。
  6点10分,原先的西北风转为东南风,渔民说这叫“回南风”,当地有个谚语说:“台风不叫大,回南才叫大。”
  狂风如刀,以大地为砧板,视万物为鱼肉。
  11日下午,在去往沙埕的路上记者看到,高速路旁的广告牌只剩下钢铁支架,有的支架也被大风拧成麻花;而山上竹林成片匍匐着,柔韧遒劲的竹子断了但还连着,电线杆粗的大树只剩下一半突兀地直立,没有被吹弯就拦腰折断。这些是桑美留下的“杰作”。而据沙埕镇的居民说,回南风刚一到,屋顶上的瓦片一下子就被席卷而走,玻璃被击破,房门被击倒,房屋在瑟瑟发抖,空中四处飞旋着杂物。
  风太快,太猛。
  据新华社10日报道,桑美中心瞬间最大风力达19级,而其速度为270公里/小时,是飞机起飞时的速度。
  王瑞斌他们的两艘船在回南风来到几分钟后沉了下去,11个人漂在水中,瞬间看不见了。
  同是三沙的黄明华的船是和另外3条船用绳子连在一起的,回南风到来后绳子被崩断,4条船相互碰撞。船舱进水了,黄明华爬到驾驶舱去拿救生衣,还没拿到救生衣,船只相撞把他震到一条较小的木船上。木船被他们正在倾斜沉没的铁船一压,也沉下去了。
  木船将沉之时,黄明华跳到另一只商船上,从而得救。
  落到水中去的人,其逃生之路更为惊险。
  “水上杂物很多,到处是渔排板、竹竿、浮标、绳子,在水中急速漂动。”王瑞斌说,很多在水中死去的人,正是被木板、竹竿撞伤后才不能逃回来的,之后他在港口中看到的尸体,大都头部受伤,血污满面。
  但也正是水中漂浮的木板、泡沫浮标救了落海人员的命。活着从海里回来的人,几乎都是抱着一块木板划着浮标随波逐流漂到岸边并爬上岸的。
当地政府涉嫌瞒报死亡人数数据的分歧
  受损情况最严重的三沙镇和沙埕镇的死亡、失踪人数超过200人
  王瑞斌他们两条渔船共11人,7个人回来;黄明华的船上7个人,就他1人回来;同村陈玉春的船共10人,5人回来……
  三沙镇三岙村是三沙损失最惨重的。三岙的船主们说,三岙村做过统计:三岙沉没16艘渔船,加上外地雇工共有52人没有回来,雇工都来自三沙附近同属霞浦的其他乡镇。而三沙镇的统计是:沉没的渔船是30多艘,死亡、失踪人数一共是97人。
  南镇村是沙埕镇损失最惨重的,村主任王昌勇说:“本村死亡、失踪54人,外镇雇工12人,共66人。”沙埕镇沙埕集镇上回南风前下海查看渔排的20多人中,死亡、失踪7人,记者没有得到整个沙埕镇的具体数据,但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镇干部说,是100多人。
  三沙镇和沙埕镇是沙埕港附近的两个重要渔镇,它们受损情况最严重。仅这两个乡镇的死亡、失踪人数就超过200人。
  前来沙埕港避风的12000多艘渔船,还包括福鼎嵛山、秦屿,霞浦牙城以及浙江苍南等地的渔船。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沙埕镇党委书记陈尔财估算死亡人数在1000人以上,南镇村村主任王昌勇也向本报记者认同了这个说法。
  他们的估算都依据这样的数据:沙埕港沉没的渔船491艘(一说为损毁沉没近千艘),根据身边掌握的数据,一艘渔船保守估计2人出事,则死亡、失踪人数就达到1000人。新华社报道说,福鼎市副市长蔡梅生认为,这种推算并不准确,因为大多数船员已经提前上岸躲避,台风来临时很多渔船上没有人。而政府方面公布的伤亡情况,是在各村镇和搜救队上报死亡、失踪人数的基础上汇总的,比较可靠。
  当地渔民对镇政府所报的数据的不信任,从镇政府第一次通报死亡、失踪人数就开始了。
  8月11日,当地政府发布的数据是“死亡17人,失踪138人”,8月12日晚,桑美已过去两天,镇政府发布的数据是“21人死亡,127人失踪”。这让在沙埕港寻找亲人尸体的渔民家属和当地目击者感到不解和愤慨。沙埕镇政府对此的解释是认识不足,统计滞后,但在台风过后的11日早上,遇难者尸体经潮水漂送到龙安沿岸后,人们看到的尸体至少有50具。
  易际事,浙江苍南霞关人,一条包括他自己一共5人的渔船的船老大,桑美登陆前一天来到沙埕港避风。台风过后,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当天(11日)的尸体到处是,我看到至少五六十具。”12日晚,他对记者说。他的这一说法得到龙安、沙埕渔民的证实。
  而在12日,沙埕镇政府正在统计受灾情况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死亡、失踪人数的统计还没有完成,因为台风过后通信、交通受阻,相关工作也受到很大的影响,比如南镇村村干部们的精力主要放在搜寻尸体上,他们的电话打不通。
  12日,沙埕镇镇长廖天生表示不便透露死亡、失踪人数数据,因为政府发布的必须是准确的数字,而现在统计工作还没有完成。廖镇长对记者说可以去找福鼎指挥部,“但他们可能也没有数字,因为数据都需要我们乡镇报给他们。”他随即补充说。
  而13日的统计数据为“死亡125,失踪108”;15日的数据则是“死亡202,失踪93”,比11、12日的数据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统计的滞后是一个原因,新华社22日报道说,当地政府的信息发布也存在一定问题。另据央视报道,一开始当地政府公布的死亡人数主要是福鼎籍的人员,外地遇难人员并没有包括在名单内,所以会在死亡人数上出现明显的分歧。
寻找亲人
  处处可见嚎啕大哭的妇女,强忍哽咽的男人。他们最大的愿望,是找到亲人的尸体
  三沙人曾玉福和陈云父子(曾玉福本姓陈,过继给曾家)在同一条船上,10日下午6点多,回南风突然来到,船已开始倾斜,进水,此时的陈云还在机舱中。曾玉福奋不顾身地要把儿子拉上来,但在剧烈摇晃中,自己也掉进了机舱。
  水从小腿处慢慢升上来,机舱的空间仅有2米。“如果水漫到脖子上,我们就死了。”曾玉福对儿子说。然而水位不断上升,已经到了胸口,死亡向他们逐渐靠近。
  他们所处的机舱一片黑暗,不知道外面正在发生什么,将要发生什么,除了在绝望之中等待,他们什么也不能做。
  水位到达胸口后不再上升,并且慢慢地向下退去。曾玉福想起,这一天是农历十七,晚上11点是潮水水位最高的时候。也正因为此,他知道时间已经是深夜。
  此时,桑美早已过去。回南风从18点10分开始吹,肆虐了2个多小时后,天空中出现几道狰狞的闪电,风真正停了,雨真正停了。按照渔民的经验,打雷闪电出现,表示台风已经过去了。
  潮水退下去后,陈云看到有月光从窗口照进来。“有光!”他叫起来。机舱里面正好有2个灭火器,父子2人用灭火器把窗户砸开,带着腥味的海风微微地吹来,后半夜皎洁的明月静静地看着它眼底下的这场灾难。“活回来了!”曾玉福父子长舒一口气,生还的喜悦让他暂时不会想起生活的沉重。
  此时已是11日凌晨3点多。沙埕镇的人们已经开始寻找还没回家的亲人,苏孝忠的妻子已经哭得没有力气,等到她在11日上午10点多钟的时候看到丈夫安全走回家时,百感交集,又哭了一场。
  11日后,越来越多的外地船只来到沙埕港,于是沙埕镇处处可见嚎啕大哭的妇女,强忍哽咽的男人,他们的丈夫、儿子、兄弟,在台风过后没有消息。
  他们最大的愿望,是找到亲人的尸体。
  丧生于沙埕港的渔民的尸体,随着潮水被冲到沙埕港靠流江、龙安的岸边,这些地方是家属来往徘徊之地。
  坐在中巴车上的沙埕镇南镇村的杨长言家人,往车窗外看到柳江码头的水里有一具尸体,于是叫停中巴车,冲到码头上,他们认出水里的尸体正是杨长言。一家人,扶着码头的水泥栏,哭声响成一片。没有人去安慰别人,因为他们都已经悲痛欲绝。
  水中的杨长言,脸上有血迹,身体泡在水中的部分发白发肿,露在外面的部分被炙热的阳光晒得乌黑,整个身体随着波浪来回荡漾,有如雕像一般。
  尸体的手臂被一条尼龙绳绷住,绳子的另一端系在码头的栏杆上。岸边的尸体原先是在水里,先来寻找亲人的家属与当地好心人发现后用绳子拖到码头边,以等待家属来认领。
  同样在流江码头,离杨长言尸体不远处,一具尸体仰面浸泡在水中,寻找亲人的家属一拨一拨地来到尸体旁边,停留,查看,然后又走了。
  曾玉福的船上有5个人没有回来,他们只找到1具尸体;黄明华的船上6人没有回来,他们也只找到船长的尸体;南镇村死亡、失踪的66人中,至21日找到21具尸体。
  搜寻尸体,是出事家属、船主的最大心愿,但以其绵薄之力,在偌大的沙埕港,艰辛不言而喻。从三沙去沙埕,需要包车,因为灾难发生,车费比平时贵很多。以前只需要10元的在那几天需要60元,租小船寻找尸体每小时的费用是300元,妇女们在港口里找到亲人的尸体,需要花1500元才能抬上来。
  12日,龙安有了海上搜救沿岸指挥点,并给寻亲人的家属提供矿泉水。同是12日下午,武警部队前来增援打捞尸体,但群众对他们不满意,因为看到海中有尸体他们并不急于打捞,而是说要先报告领导。
  12日下午,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来到福鼎市的白琳镇考察灾情。
  据龙安当地人称,13日,福鼎市领导在龙安受到遇难者家属的质问。新华社22日报道说,包括书记、市长在内的所有干部都全力投入抢险救灾工作,很多人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但是在历史罕见的巨大灾害面前,很多措施失灵。无论保护百姓生命、安置灾民生活,还是稳定群众情绪,地方政府的工作都有值得深思的地方。”
桑美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上百亿许多人倾家荡产
灾后伤痕
  桑美毁了一切,包括他的命。这样的故事在福鼎、霞浦沿海一带很多
  报道说,桑美给闽浙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上百亿。具体到南镇村,则是铁船沉没17艘,木船沉没44艘,渔排损坏4800个网箱,受损房屋1248户,总共损失1.6亿。
  再具体到王瑞斌,则是10多年的积蓄,30万的高息贷款。对出事雇员的赔偿,要等待政府出台的标准。
  这次台风让很多像王瑞斌这样的船老板倾家荡产。
  据介绍,一条普通的渔船的价格在100万到200万之间,用于灯光围捕的灯光渔船要贵一些,在160万到230万之间。渔船是鱼老板的全部家当,有不少渔船是股份制,由几个人一起投资。在沙埕港里避风的来自闽浙一带的渔船,几百只在17级的桑美台风中沉入海底,船老板的家当夜就付诸流水。他们说,买船的钱还是借高利贷的。他们还要想办法给出事的船员家属一定的赔偿。
  王瑞斌的侄子曾健雄,是三沙三岙村出事人员中年龄最小的,今年22岁,是家中独子。17岁就出海的他经过几年的船员工作有了10万的积蓄。去年出海的时候听船老大说大船出远海能赚钱,于是向8户人家借了40万,与人合股买了一条船,好生活似乎可以期望。
  桑美毁了一切,包括他的命,留下父母在家把眼泪哭干。
  而三岙没有回来的人中,年龄最大的是71岁的叶良生,叶在曾玉福的哥哥陈玉春的船上烧饭干杂活。而与他同船的陈玉春的女婿也没有回来。
  南镇村的陈国英哭得已经没有力气,但她还是继续在沙埕港沿岸寻找儿子阿友的尸体。台风桑美登陆时,阿友在沙埕港的渔船上避风,台风过后,阿友没有消息,陈国英一家的最大愿望,是找回他的尸体。
  阿友今年27岁,去年结婚的他刚当上父亲几个月,而他的父亲5年前因病去世,家里面有一个双腿残疾的哥哥。在海边生活的人以海为生,这个家庭,50多岁的母亲,残疾的哥哥,阿友的妻儿,都需要在渔船上给船老板打工的阿友一个人来承担。
  家中的顶梁柱倒塌了,留下年迈的母亲,残疾的哥哥和孤儿寡母,这个家庭今后如何继续下去,陈国英一家惟有哀叹和哭泣。
  这样的故事在福鼎、霞浦沿海一带很多,向着沙埕港哭泣的妇女们的身后,是一个个遭受灾难性的打击的家庭。
  若干年后,经历过这次灾难的人们又将向后辈讲述2006年8月10日的这次大台风,以及这次台风中遍布闽东浙南的种种,就像8月10日之前老人们讲述1958年的那次大风一样。桑美,沙埕港,又将成为这一带渔民们一个不远的故事,一个共同的畏惧,成为他们的一个生存语境。
  8月19日,三沙镇没有受到损害的渔船又要出海了。出海前,渔船放了很多烟花。
  陈玉春5岁的外孙女,说着“我爸爸死了,我爸爸死了”的时候闪烁着大眼睛。她还不知道“死亡”的含义,看着外面燃放的烟花,她欢快地向着码头跑去。



来源:磨稿子(公众号)
编辑:张席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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