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与版权案例集锦

刘海明

【案例】

编辑：马源

刘海明

【案例】

央视105字的消息通稿，为何署名16个记者

失踪106天后，胡鑫宇的遗体在学校后山粮库被发现，作为举国关注的失踪案件，各路记者卯足了劲奔走在第一线，力求带来最真实的现场报道。

图说：记者翻墙观察粮库

作为新闻权威代表的央媒自然也是严阵以待。

2月1日，央视新闻发布了一篇关于胡鑫宇事件新闻发布会的消息通稿，虽然全篇只有105个字，但却署名了16个记者。

肯定会有人问，这样一条简讯，用得着16个人去写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明白，为何一篇稿件会出现多人署名的情况。

阳泉日报社张喜明在其研究论文《记者稿件的署名问题》里曾对此做出了如下解释：

稿件署名不止一人，说明这个稿件是两位或者几位同志合作而完成的。所谓合作，应该认为是一起深入被采访的地方或者单位共同参与采访，尔后一起研究稿件的写法，在报道中表达的思想和观点是你我的意见和认识融合在一起的，对报道的事实的真实性也是要共同承担责任的。也就是说，这篇稿件是共同劳动的结果，如果稿件出了什么差错时，其后果要共同承担责任。

简而言之，一篇稿件多人署名除了表明对每个记者着作权的尊重，也代表着参与这次采访的记者人数众多，大家均要对此新闻事实负责。

并且，俗话说得好，字越少，事越大。同样，参与报道的人越多，也说明新闻很重要。

胡鑫宇事件新闻发布会的重要程度从这条16人署名的简讯便可窥见一二。

这种“字少人多”的新闻大事件并不少见。去年9月11日，警方通报了流量明星李易峰嫖娼被抓事件，央视新闻进行官方报道时，不足100字的消息署名了四个记者。

当然，这样的报道现象也引发了一些人的疑惑，有网友就曾表示，整条新闻不足100个字，其中还有许多是媒体共有信息，需要4名记者一拥而上？是不是人浮于事呢？

还有媒体人曾发文感叹，一件新闻作品，居然有200多人参与，200多人同时获奖，这是要冲刺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节奏吗？

此外还要切记，并不是“字越少，人越多”，新闻就不会出错。比如，去年东航坠机事件，中国民航报在进行报道时就出现了重大失误。

这条从新闻现场发来的报道，只有11个字，有7个记者集体署名说是“真的”，但最终却被新华社报道说是假的。

中国民航报社随后删除了报道，并通过官方公众号郑重致歉：

所以，不管一篇新闻署名了多少记者，确保新闻事实的真实性永远是媒体责任的第一位。

来源：传媒见闻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YxNKDyeuPzR4Iz0wS7dTg

编辑：张铭麟

刘海明

【案例】

编辑：吴氏垂心

刘海明

【案例】

“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胡塞尔文集》背后的出版侵权纠纷

版权纠葛闹得满城风雨后，瑞士哲学家、汉学家耿宁（Iso Kern）仍在坚持写作手头的书稿。他早晨8点开始工作，三小时后，妻子会给他准备鸡蛋羹和果汁补充营养。他85岁了，生活像钟摆一样有稳定的秩序。

2022年12月12日，瑞士资讯网（swissinfo.ch）发布的文章《一位瑞士哲学家的著作遭中国得意门生侵权出版》在网上迅速传播，一时成为热门事件。今年7月，耿宁偶然发现，他作为德文编者整理的《胡塞尔全集》（Husserliana)中的3卷——《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中译为《共主观性的现象学》，下文以中译名简称）被侵权出版了。

被控侵权出版的是2018年由商务印书馆主编出版的《共主观性的现象学》。这套书收录在商务印书馆至今已出版17卷的《胡塞尔文集》中，属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成果，主编是耿宁的学生、浙江大学教授倪梁康。

除了版权问题，耿宁还对署名问题提出异议，认为德文编者的贡献没有在署名中得到公正体现，并要求倪梁康公开道歉。12月13日，公众号“现象学”发布文章《倪梁康教授的几点回应》，分别就署名问题、耿宁对翻译的知情问题和版权问题进行了回应。

针对署名问题，倪梁康认为在这三卷书中，耿宁作为编者的外文名“Iso Kern”标明在版权页，而中文名“耿宁”则标明在编者导言的末页，编者导言“说明了他作为编者的工作以及他对胡塞尔相关思想的理解”。

此外，倪梁康提出耿宁对《胡塞尔文集》的翻译计划及其中《共主观性的现象学》三卷的翻译从一开始就知情。而针对版权问题，他认为胡塞尔的著作权已进入公有领域，但国内出版社仍需向外方出版社购买《胡塞尔全集》的编著版权。他称自己作为中译版《胡塞尔文集》的主编，不参与出版过程中的版权处置事宜。

2022年12月14日、15日下午，耿宁的太太丁士萍在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中称，耿宁对中文版的翻译出版不知情。她表示，倪梁康的确多次提到要翻译耿宁的书，但指的是耿宁本人的专著，从没说过要翻译《胡塞尔全集》中的这三卷。

丁士萍认为抛开是否知情不谈，耿宁都从未签署过合法授权的文件。此外，商务印书馆曾向耿宁致歉，同意赔偿非法使用其知识产权造成的损失，但她表示，耿宁还没有提供相关文件，“这个流程没有走完”。

据瑞士资讯网报道，此前施普林格出版社曾向耿宁律师表示，从未授权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胡塞尔文集》，这17卷皆为侵权作品。南方周末记者查询显示，目前商务印书馆的3卷《共主观性的现象学》已经下架，其余14卷中，尚有多卷在正常售卖。

截至南方周末记者发稿前，施普林格尚未就侵权事件的相关问题进行回应。12月21日，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大中华区的传播事务负责人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德国总部的相关工作人员正在休假。商务印书馆拒绝了南方周末记者采访。

12月21日下午三点，南方周末记者致电浙江大学哲学学院，一位自称值班的工作人员表示，“该处理的已经处理完了，我这边很忙顾不得理你”。

12月22日，一位浙江大学哲学学院研究员、倪梁康的助手和学生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称，倪梁康身体发热不适，需要休息一段时间，委托他代为联系，“其实事情发生后，我们一直就想有个理性的回应，也希望有中肯的、深度的、理性的采访和报道”。截至发稿，倪梁康尚未就南方周末记者提供的相关问题进行回复。

1中译本出版，耿宁“一直说不可能”

2022年7月，香港insight studio摄制组的制片人刘怡来到瑞士，拍摄《汉学家》系列纪录片，耿宁是其中一位主角。

在瑞士，耿宁和他的中国太太生活在图恩湖畔的克拉蒂根（Krattigen），那里风景优美，远离城市喧嚣，村里只有一间杂货铺，购物常常需要坐公交去镇上。

耿宁的家，是一间有上百年历史的村屋，他专心思考写作，每天用老式收音机听德语新闻。家里堆满了书，以及从中国收集的书画，“跟中国有关的东西充满了他的房屋，他非常热爱中国文化”，刘怡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身为汉学家，耿宁40岁后才转向研究中国哲学。40岁以前，他主要研究西方哲学，最大的成就之一，是编辑整理了《胡塞尔全集》中的3卷《共主观性的现象学》。

发现这三套书在中国被侵权出版是一个偶然——因为耿宁会说中文，刘怡闲聊中无意间问起这三卷书的中文名该如何译，耿宁说这套书从来没有翻译成中文版，他也不知道中文该怎么说。“因为都是哲学的词，很难确认”，刘怡说。耿宁建议她咨询倪梁康，因为后者翻译过他的书。

晚上回到住处后，刘怡用搜索引擎查询这几个德文单词和倪梁康。没想到，她很快看见这三卷书的中文版《共主观性的现象学》已于2018年由商务出版社出版，封面上的署名主编，便是耿宁经常提到的倪梁康。

第二天一早，当刘怡将打印出来的中文版封面拿去给耿宁看，他瞬间呆住了。刘怡记得，耿宁当时呆坐在沙发上，半晌回不过神来，嘴里嘟囔了好几句德语，“后来一直说不可能，倪梁康不可能不告诉他”。

丁士萍的日历标记显示，那天是2022年7月10日。他们当天便和倪梁康取得联系，刘怡记得，电话接通后，耿宁甚至没有勇气直接问这件事，而是寒暄了好一阵。

后来刘怡接过电话，追问为何翻译出版耿宁的著作，却不告诉耿宁。倪梁康给出两点解释，一是出版社有些问题，二是胡塞尔的著作已进入了公共领域。

“我当时立刻就跟他说，这个不对的，胡塞尔的书从手稿变成现代德语，耿宁作为编辑是完全拥有著作权的，他说这个我们不讨论”，刘怡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当耿宁接过电话询问此事，倪梁康表示“这是个误会”，然后挂了电话。

耿宁和倪梁康有四十年交往的情谊。1980年代初，耿宁到南京大学学习，学德语出身的倪梁康担任过他的翻译。倪梁康曾在《学术自述》中这样介绍耿宁，“由于之前发表了专著《胡塞尔与康德》并编辑出版了胡塞尔全集的《交互主体性现象学》（后译《共主观性的现象学》）三卷，他在国际现象学界和乃至整个哲学界都已有很高的声望。”

倪梁康曾在文章中介绍：1985年秋，耿宁为其争取到一笔奖学金赴德国弗莱堡大学深造，“为了接我，耿宁特意从伯明尼赶到弗赖堡”；1990年代末，由耿宁和黑尔德(K. Held)推荐，倪梁康的博士论文以《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存在信仰》(Seinsglaube in der Phänomenologie E. Husserls, Dortrecht u.a.:Springer,1999)为题，发表在鲁汶胡塞尔文库主编的现象学丛书(Phaenomenologica)中。

倪梁康曾在博士论文后记中写道：“谨以此书献给耿宁。在此我要说，耿宁作为我的朋友，以及我现象学上的伙伴，我欠他一个非常特别的感谢。感谢他为我所做的一切，在这里我无法一一列举。”

201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耿宁的专著《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倪梁康是中文版译者。同年11月，该书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贵州举行，包括耿宁、倪梁康在内的来自瑞士、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五十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

2“完成这三卷书，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

埃德蒙德·胡塞尔（1859-1938）是著名哲学家、现象学创始人，被誉为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曾深刻影响了萨特、加缪和梅洛庞蒂等人。

身为犹太人，胡塞尔晚年曾受到纳粹迫害，当他去世后，一位名叫范·布雷达神父的人在一次秘密行动中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了胡塞尔的4万页速记手稿和其他文件，并将它们存放于比利时鲁汶大学的胡塞尔档案馆中。

1962年2月至1971年秋，耿宁进入胡塞尔档案馆工作，编辑整理胡塞尔遗留手稿中与共主观性的现象学有关的文本。

要理解这些手稿并不容易——胡塞尔生前习惯以笔代思，用潦草的速记符号将哲学想法记在纸上。据胡塞尔档案馆资料显示，其使用的是一种名为加贝尔斯贝格（Gabelsberger）的日耳曼语速记法，在1924年引入现代标准德语速记法后就过时了，不仅如此，胡塞尔还发展了自己的缩写系统。

耿宁曾在瑞士资讯网的报道中称，“这份工作要求不仅要懂速记符号，还要拥有深厚的哲学基础，仅弄懂这些符号，我就花了两年的时间。完成这三卷书，我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

耿宁在瑞士资讯网的采访中称，他后来没能再联系上倪梁康。2021年，《共主观性的现象学》译者王炳文先生已去世。耿宁委托了律师代理此事，提出只追究商务印书馆的法律责任，而对倪梁康的诉求是希望他公开道歉。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多位出版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出版界对境外图书的引进已有相对成熟的渠道和流程，此次商务印书馆未经授权便出版《胡塞尔文集》并不是一个常见的错误。

一位出版社编辑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目前要获得境外图书的中文版授权，通常有联系境外出版社、版权代理机构、作者、作者继承人等几种渠道。她认为商务印书馆出版《胡塞尔文集》存在审核流程的失误，“如果是我拿到书稿，应该会去网上查下这本书的版权信息”。

1992年7月30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同年10月，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最全面的国际版权保护公约——《伯尔尼公约》的第93个成员国，标志着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已同世界接轨。《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第二条第五款规定：“文学或艺术作品的汇编，诸如百科全书和选集，凡由于对材料的选择和编排而构成智力创作的，应得到相应的、但不损害汇编内每一作品的版权的保护。”

上海知识产权律师刘宇航表示，我国也有相应法律规定，著作权法第十三条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刘宇航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著作权实际上就是保护智力成果，经过编辑整理的胡塞尔文集，有编辑者的智力成果。”

另一位负责过多本海外书版权引进的资深编辑认为，出版方应当梳理确认《胡塞尔文集》是否存在权利瑕疵，但如果合同里有特别说明倪梁康作为编辑方或者主编，作为权利人之一，要确保文稿内容没有版权瑕疵，就不能把事情全部归咎于出版社，因为这属于双方共同的责任。“关键在于他们是否签署过相关的合同。”

2022年10月4日，耿宁的律师向商务印书馆发函。10月10日，商务印书馆对外合作部主任郭朝凤在给耿宁律师的邮件中称，“我们之前被施普林格告知《胡塞尔文集》的未经授权出版。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是因为编辑部的误解造成的，他们认为胡塞尔的作品属于公共领域。我们感到非常抱歉，并真诚地向Mr.Iso Kern道歉。”

郭朝凤表示，商务印书馆已从流通中撤回了所有未经授权的这三卷书，“我们同意支付耿宁的法律费用，并对非法使用他的知识产权进行赔偿”。同时，商务印书馆承诺在后续引进版本的封面、扉页和导言等处，标明耿宁的两个名字——“耿宁”和“Iso Kern”。

丁士萍表示，目前耿宁还没有向商务印书馆提供完成赔偿流程需要的相关文件。

3已经出版的17卷主要译自《胡塞尔全集·著作集》

除了3卷《共主观性的现象学》，此次涉事的还有商务印书馆《胡塞尔文集》中的其余14卷。

1950年代开始，胡塞尔档案馆开始牵头整理《胡塞尔全集》这一庞大的项目。据施普林格出版社网站介绍，尽管胡塞尔原始的、未经编辑的文本属于公共领域，并由胡塞尔档案馆维护，但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作为版权持有人，许可使用《胡塞尔全集·著作集》（HusserlianaGesammelte Werke）、《胡塞尔全集·文献集》（Husserliana Dokumente）、《胡塞尔全集·资料集》（Husserliana Materialien)和《胡塞尔全集·作品集》（HusserlianaCollected Works）这四个系列的各卷和摘要。

如果任何人希望再版或翻译这四个系列的作品，哪怕只涉及部分文本，“必须得到施普林格·自然的许可”。该出版社还指出，“胡塞尔文本（包括部分文本）的译者必须在出版前提交其译文（样本）供鲁汶的胡塞尔档案馆审查。”

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发现，商务印书馆《胡塞尔文集》中的17卷，主要译自《胡塞尔全集·著作集》。

据“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官方微信公号介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胡塞尔文集》”自2012年10月立项，2016年通过中期考核，2022年10月结项，项目在现已出版的《胡塞尔全集》六十余卷著作中首批精选了部分重要著作进行中译。

“通过项目组成员十年的辛勤努力，将现在已出版《胡塞尔全集·著作集》中的34卷、《胡塞尔全集·资料集》中的一卷著作翻译成中文，共计35卷，项目成果达1200万字以上，其中有17卷已出版了精装本，6卷已交付出版社即将出版，12卷正在修改定稿过程中。”文中写道。

据此前瑞士资讯网报道，施普林格出版社曾答复耿宁的律师，从未授权任何出版社翻译、出版这套书，商务印书馆至今已出版17卷的《胡塞尔文集》属于侵权作品。

商务印书馆对外合作部主任郭朝凤曾在发给耿宁律师的邮件中表示，“9月20日，我们与施普林格就《胡塞尔文集》的许可条款达成一致，但‘共主观性的现象学’除外。一旦结清Mr. Kern（耿宁）的赔偿费用，我们将能够与施普林格就胡塞尔著作的整体许可条款进一步谈判，并尽快签署一揽子协议。”

关于商务印书馆是否已就《胡塞尔文集》的整体许可条款与施普林格签署协议，截至南方周末记者发稿，商务印书馆和施普林格出版社尚未回应。

来源：南方周末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L0AFAB4EcUWuKDueqgSlSw

编辑：陶鹏辉

刘海明

【案例】

中国知网提出15项整改措施

12月26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知网垄断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在接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同方知网数字出版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立即发布了一份《公告》及《整改方案》。

在《公告》中，同方知网表示 “对该处罚决定，知网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并强调 “作为平台企业，我们将坚定‘服务科技创新、促进学术传播、承担社会责任’的发展定位，坚守‘以用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自觉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努力将知网打造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学术资源信息平台。”

同方知网在《公告》中还表示，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彻底整改独家合作、大幅降低服务价格、保护作者合法权益、持续优化相关服务、全面加强合规建设等15项整改措施。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在《整改方案》中看到，知网制订并对外公布的整改措施包含5个方面的15项措施。

具体措施包括 ：

一是彻底整改与期刊、高校的独家合作。

1.推进行业非独家合作模式，积极倡导并主动推进行业放弃独家授权权利；

2.解除独家合作协议，停止新签续签独家合作协议，协商尽快解除现有独家合作协议。

二是大幅降低数据库服务价格。

3.降低销售价格，用户的学术文献数据库服务实际成交价格三年内下调30%以上，降价不降低服务质量；

4.完善定价机制，取消“并发用户数”计价方式，以成本为基础，合理制定服务价格；

5.纠正不合理销售模式，全面取消各类“个刊”“单刊”，停止拆分数据库单独销售的模式；

6.成立用户委员会，建立数据库服务价格调整用户沟通机制；

7.扩展免费服务项目，进一步扩大过刊免费范围，免费开放“高校用户校外访问系统”；

8.强化平台公益属性，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平衡好平台的商业性和公益性。

三是保护作者合法权益。

9.着力解决知网与著作权人，以及期刊、高校等主体之间的授权链条不完整、不规范问题，依法合规取得著作权人授权；

10.与上游期刊社完善文献作者稿酬支付办法，与行业协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协商制定著作权保护实施方案并予以严格落实；

11.健全作者服务机制，成立作者服务中心，开发作者服务平台。

四是持续优化相关服务。

12.开放个人论文查重服务，定价不高于市场主流产品；

13.提升学术不端检测技术水平，完善学术不端检测系统的技术手段、规则算法、数据来源、版权保护等。

五是全面加强合规建设。

14.建立并完善企业全方位、全流程的合规管理体系；

15.设立合规管理部门，开展反垄断和版权合规风险筛查，完善合规咨询、审查、培训和考核机制，确保依法合规开展经营。

（本文原载于《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来源：人大版权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Ex-YE_vWlwSOp9C_NEUuUg

编辑：邓秋雨

刘海明

【案例】

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知网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并责令其全面整改

2022年5月，市场监管总局依据反垄断法对知网涉嫌实施垄断行为立案调查。调查期间，市场监管总局成立专案组，依法扎实高效、稳妥有序推进案件查办，对知网进行现场检查，获取大量证据材料；对其他竞争性平台和大量用户广泛开展调查取证；对本案证据材料进行深入核查和大数据分析；组织专家反复深入开展研究论证；多次听取知网陈述意见，保障其合法权利。

经查，知网在中国境内中文学术文献网络数据库服务市场具有支配地位。2014年以来，知网滥用该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一是通过连续大幅提高服务价格、拆分数据库变相涨价等方式，实施了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其数据库服务的行为；二是通过签订独家合作协议等方式，限定学术期刊出版单位、高校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授权使用学术期刊、博硕士学位论文等学术文献数据，并采取多种奖惩措施保障独家合作实施。调查表明，知网实施不公平高价、限定交易行为排除、限制了中文学术文献网络数据库服务市场竞争，侵害了用户合法权益，影响了相关市场创新发展和学术交流传播，构成反垄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项禁止的“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和“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根据反垄断法第五十七条、第五十九条规定，综合考虑知网违法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和消除违法行为后果的情况等因素，2022年12月26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知网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其2021年中国境内销售额17.52亿元5%的罚款，计8760万元。同时，坚持依法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监督知网全面落实整改措施、消除违法行为后果，要求知网围绕解除独家合作、减轻用户负担、加强内部合规管理等方面进行全面整改，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创新发展。

来源：新华社

链接：https://h.xinhuaxmt.com/vh512/share/11284174?d=1348d2a&channel=weixin

编辑：邓秋雨

刘海明

【案例】

风声 | 瑞士哲学家遭中国门生侵权案：出版社、翻译、主编都有错

近日，一位瑞士哲学家耿宁（Iso Kern）著作遭中国门生倪梁康教授出版的网络报道，引发了学术、法律等相关专业人士与公众的关注与热议。

作为多年的哲学爱好者与知识产权律师，本文尝试从著作权（版权）角度对这起出版“风波”做一些分析探讨。

从相关网络报道，这起“风波”或说争议并不复杂，主要案情是瑞士知名哲学家耿宁著有三卷德文版著作《共主观性的现象学》，内容是他编纂整理的胡塞尔的哲学思想。后经香港纪录片导演兼制片人刘怡女士得知，该著作中文版已由中国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文版主编为倪梁康教授，译者为王炳文。

耿宁对此书的出版毫不知情，认为该出版社与编译者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对此，商务印书馆认可工作存在失误；然而，倪教授认为自己作为主编不存在侵权行为，拒绝了耿宁提出的法律主张，双方存在严重的观点与立场分歧。

若假定案情如上述报道，本案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可做如下分析和说明：

外国人著作在中国的著作权怎么保护

耿宁教授是瑞士人，他的三卷德文版著作《共主观性的现象学》属于文字作品，同样受中国著作权的保护。耿宁教授可以依法在中国采取一切他认为必要的维权措施与法律救济；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向中国法院提起民事侵权之诉。

对外国人著作权保护问题，中国《著作权法》第二条明文规定，依据中国与外国人所属国单独签订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进行保护。

我国在保护外国人著作权方面早就实现了国民待遇，外国人著作权作品在中国法院得到保护的案例也数不胜数。

简言之，如果一位外国人到中国提起著作权维权之诉，除了一些诉讼文件因涉外因素有个别规定外（如公证认证方面的要求），在权属认定、侵权要件与赔偿金等实体问题上，与国内原告并无差别。

按照出版界的一般常识，出版权属著作权人享有。出版社等出版者如果出版发行他人的著作权作品，需要获得著作权的授权许可，否则就会构成未经许可出版他人作品。

据报道，商务印书馆作为出版者在接到耿宁教授的律师主张权利后，认为自己出版行为授权存在问题，正在协商解决。根据商务印书馆的说明，有可能是编辑部误以为胡塞尔已经逝世84周年，其著作已进入公共版权领域；殊不知《胡塞尔德文集》的编纂者著作权并未过期，所以并未向版权方获取授权。

这体现了该社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负责态度与专业素养。不过同时也说明，商务印书馆就出版该中文版著作时，未获得耿宁教授的有效授权。

每一部胡塞尔全集著作背后，都有一个德语编纂者。对于这一点，中文世界的胡塞尔研究者都懂，但外行未必懂。

所以，《共主观性的现象学》的原作者无疑是胡塞尔，但编者应当明确为耿宁教授。现在出版的中文书名页上没有编纂者姓名，仅在“编者导言”末尾出现“耿宁”的名字，老先生的愤懑可想而知。

耿宁先生的诉求是作为编纂者的“署名权”，因为不太了解胡塞尔的人，可能误认为编纂者是丛书主编倪梁康教授。商务印书馆同样应当重视这一诉求。

默认授权不能空谈，需要提供充分证据

中国著作权法对作品的汇编与翻译同样有明文规定，即汇编和翻译他人作品，仍需要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许可，否则同样构成著作权侵权。

在本案中，倪梁康教授认为其只是该书的主编，并非译者，不存在著作权侵权问题，因此拒绝向耿宁教授道歉。

倪教授对此事宜的理解，值得商榷。从目前报道来看，倪教授如果以仅是“主编”身份而不负责著作权问题（认为该问题由出版者负责）为由，否认其侵权可能，这存在很大疑问。另外，中文版翻译者未经原著作者许可，非出于个人学术、学习或者欣赏目的而翻译他人作品的，同样构成著作权侵权。

在本案中，该翻译者将原著翻译成中文版的目的显然超越了个人使用目的，而是进行了出版发行，翻译者无疑也构成了著作权侵权。

从倪教授对此案观点报道看，本案涉及的一个焦点问题：耿宁教授是否对中文版著作的出版、汇编和翻译进行了默认授权。

基于中国著作权立法原则与司法实践来看，有关著作权的授权形式，以书面显性授权为原则，以默认形式为例外。从民法角度，默认可以构成授权的一种特殊形式，但在司法案例中，被许可方如果认为其取得的是默认授权就要承担主要举证责任，即有义务通过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著作权人以默认的方式提供了授权许可。

这种授权许可，一般要符合两个要件：著作权人知晓被控侵权行为；知晓后未表示反对。

在本案中，耿宁教授表示对中文版著作的翻译出版毫不知情，知道该情况后非常反对出版行为，并委派律师提出了异议，采取了维权行为。

那么，如果倪教授主张这其中存在默认授权，就负有提供证据义务，否则在司法实践中很难获得法律的支持。倪教授是否有充分证据证明耿宁教授存在“默认授权”？同样值得继续关注。

出版社主动担责后，主编就能免责吗？

从报道看，出版者商务印书馆主动承认了自己的失误；出版者对未获得合法授权出版中文版著作权的行为，其侵权的法律后果乃不言之义。不过，是否出版者承担全部侵权责任而致使主编者与翻译免责呢？比如，出版社可能承担保证该著作的汇编、翻译和出版获得原著作者授权的义务，这种可能性与倪教授的基本观点与立场似乎存在一定契合。

但是，无论出版社事前或者事后如何表示承担全责，均不能自然免除主编者与翻译者可能存在的侵权责任，这是因为出版者对主编者与翻译的任何版权方面的承诺或者保证（“出了问题我担着”）均无法对抗原著著作权人耿宁教授。

当然，如果真的存在这种承诺或者保证，且主编者/翻译者对耿宁教授承担了赔偿责任，二者均有权向出版社追索相应损失。

多年来，国外译著在华出版一直比较活跃，构成世界文化交流与共享的重要部分，国内也存在大量读者。本案作为一宗师生之间就翻译著作在华出版引发的案件，对外国人著作在华出版涉及的关于作者、主编者、翻译者、出版者等相关行为主体的权益与授权问题的规范，具有重要案例价值。

本案之所以引发如此关注，其实又与耿倪的师生情谊、出版社的现实利益、倪所在的学校以及这套标注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丛书的“面子”有很大关联。

此版权之争若无法得到妥善处理，无疑也会打击中国学术的集体声誉。

从整体责任来看，首先是出版社难辞其咎，正因其对版权利益的忽视，直接导致本次出版权纠纷，但在出版社已道歉和承诺赔偿后，大家的关注点又都积聚于有四十年师徒情的耿倪二人。

作为中文世界现象学的顶尖研究者，倪教授本人对《胡塞尔文集》的翻译和引入当然不容抹杀；但若真如报道而言，倪教授仅认为已经知会老师后就可以翻译出版其主编的德文著作，而不用再费力去处理版权事宜，就只能说明作为顶尖学者，其对知识产权的认知还存在欠缺。而这种欠缺，也恰恰是此次事件的导火索。

有意思的是，作为事件当事人的耿宁教授，除了是现象学大师外，还是位汉学家，他崇尚王阳明思想，也在《人生第一等事》著作中用西方哲学中的现象学解读这位中国明代思想家的心学。

作为他的得意门生，想必倪教授也深谙“知行合一”的哲学要义。真诚盼望两位研究中国哲学的“师生”教授，既然都深爱着王阳明，就能本着“此心光明”的精神解决本案纠纷。

来源：[url=]风声OPINION[/url]

编辑：吴氏垂心

刘海明

【案例】

倪教授现在做一点有意义的事不好吗？

1. 道德面上底裤已经输掉了，唯有放下身段毫不迟疑向耿老爷子道歉悔过，争取在老爷子有生之年获得老爷子原谅，或许能止损哦。

2. 善良人大都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即便手足无措也会得到朋友们的告诫和相助。恶人往往会一条道走到黑。当然，善良人也不大会捅这么大的篓子。

3. 倪在无力狡辩。法律层面，胡塞尔即便去世100年，其著作权中的人身权利如署名权、保持作品完整性权仍然受法律保护，没有所谓进入公有领域一说。上世纪七十年代德文版《共主观性的现象学》认定为耿老爷子十年打磨的演绎作品，老爷子享有该演绎作品的著作权应该没有什么争议。该作品出版时，老老爷子胡塞尔去世不到40年，出版方此时是要向胡塞尔继承人或其手稿档案馆支付著作权使用费的。瑞士对著作权的保护（针对财产权部分）截至期限应该跟美国相同，为作者去世后的第70年，我国是第50年。201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三卷本《共主观性的现象学》中文译本时，胡塞尔老老爷子去世已80年，此时商务印书馆虽然无需再向胡塞尔继承人或手稿档案馆支付任何使用费，但终究躲不过耿老爷子这一关。获得《共主观性的现象学》该部作品的翻译许可是该作品中文版出版发行的必要条件，没有明确授权即构成侵权，中文翻译主编要承担连带责任。

编辑：吴氏垂心

刘海明

【案例】

世界杯热点别乱蹭！音频侵权也可能赔得倾家荡产

导  读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作为全球顶级体育赛事，对媒体、平台而言，这也是一场受众注意力和流量的争夺战，因此也成为侵权的高发区。

在世界杯开幕的前一天，传媒茶话会发布《想蹭世界杯热点？当心5种行为让你惹上版权官司！》一文，提醒大家蹭世界杯热点需防范5种侵权行为。

但侵权现象还是发生了！

世界杯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的监测结果显示，世界杯赛事节目在音频领域的侵权呈现集中爆发的态势。

世界杯赛事版权侵权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相比于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看”，更具伴随性、更省力的“听”正成为视听消费新时尚。

上班通勤、开车的路上、睡前、健身锻炼……听新闻、听书、听相声越来越普遍，“耳朵经济”正展现出勃勃生机。
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网络音频的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4亿人，预计2022年将达到6.9亿人，2022年中国网络音频的市场规模或将达到312亿元，同比增长41.8%。

但在网络音频市场蓬勃发展的背后，为了抢夺用户、流量，以低成本，甚至零成本拿到资源的侵权行为也在网络音频领域蔓延，成为干扰有声市场良性发展“毒瘤”。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辉告诉传媒茶话会，目前网络音频侵权呈现三大特点：

侵权成本较低、侵权规模大、播放量大；

单一行为侵犯的著作权权利多样化，多涉及改编权、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著作权权利；

平台与直接侵权人共同侵权。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姚欢庆谈道，音频领域常见的侵权形式主要是复制他人的音频进行传播。在互联网时代，侵权行为往往很隐蔽，不容易被发现，造成的后果严重。
有声书、有声节目的侵权案例已屡见不鲜。

比如，荔支公司未经腾讯授权许可，通过其官网和“荔枝”应用软件为用户提供《三体》在线收听及下载服务案；“氧气听书”未经爱奇艺授权许可为用户提供《奇葩说第三季》在线收听及下载服务案等，前者，法院判决荔支公司赔偿腾讯公司500万元。

这一次，侵权的“黑手”伸向了卡塔尔世界杯赛事节目。
今年，根据《2022卡塔尔国际足联世界杯™媒体和市场营销规定》，总台拥有卡塔尔世界杯在中国（除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独家电视和新媒体版权及分许可权利。同时，总台也发布版权声明，将赛事节目版权只转授权给了中国移动咪咕等6家单位，而其他机构均未获得授权。

虽然总台声明在前，但为了流量和粉丝，也有甘冒法律风险的铤而走险者。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监测数据，自11月21日开赛以来，截至12月8日18点，共发现近440起涉嫌直播侵权、70余起涉嫌点播回听侵权，涉及蜻蜓FM、喜马拉雅、华为收音机、哔哩哔哩、喜欢听、网易云、阿基米德、芒果动听等20余个平台。其中，喜马拉雅和哔哩哔哩的个人主播直播间成为涉嫌侵权高地。即便在“云听”向各涉嫌侵权方发送告知函后，喜马拉雅和哔哩哔哩仍然每天能被监测到涉嫌侵权的行为。

比如，11月22日，“云听”对卡塔尔世界杯3个场次进行直播、点播侵权监测，在监测的12个音频APP中，发现直接侵权行为21起。其中，直播间侵权12起，且均在哔哩哔哩、喜马拉雅。有一家地方广播媒体，不仅在广播节目中穿插转播了阿根廷队与沙特队比赛时的2段现场情况，还将节目在其入驻的喜马拉雅、蜻蜓FM、华为收音机平台上播放。

平台能以 “避风港原则”免责？不一定！

此前，由于法律定义模糊，体育赛事网络直播版权保护难度很大。2021年6月1日起施行的新著作权法将直播、短视频等视听作品也纳入法律保护范畴，强化了相关权利法律保护力度。

“云听”的监测结果显示，总台世界杯节目被侵权形式多样、主体多元。从涉嫌侵权的形式看，有直播、转播、二创解说等多种类型；从涉嫌侵权主体和关联方看，涉及传统广播媒体、自媒体主播、互联网平台。

这些行为是否能被认定为侵权？具体侵犯了哪些权利？

王辉认为，先授权后使用是著作权法最基本的前提。如果未经授权，广电媒体在电视台、广播频率上直播、转播世界杯节目，涉嫌侵犯总台享有的卡塔尔世界杯节目的广播权；广电媒体、自媒体主播将世界杯节目内容搬运到在第三方平台的媒体账号、自媒体号上传播，涉嫌侵犯总台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但是，自媒体主播解说、评论卡塔尔世界杯时引用到总台相关节目内容，这是否构成侵权就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定。如果是出于个人学习、欣赏、研究，且引用部分比例较小或不是作品最核心的内容，而且并未影响被引用作品的正常使用、损害权利人合法利益，就构成合理使用。否则，则构成侵权。”王辉谈道。

据“云听”监测数据，网络音频平台成为总台世界杯节目被侵权的重灾区。喜马拉雅、华为收音机、阿基米德、蜻蜓FM等存在数量不等的涉嫌侵权的音频内容。
那么，这些第三方平台是否要承担连带责任？

“平台应当承担何种责任，需要根据具体的行为类型个案分析。”姚欢庆谈道，根据《民法典》第1195条、1197条的规定，如果平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的存在，且未采取合理措施的，则与上传者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平台不知道，也不应知道，则适用“避风港原则”，在接到通知后采取删除等必要措施。

从具体的实践案例来看，在腾讯公司诉荔支公司侵犯《三体》音频著作权案中，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理认为，《三体》是国内最具知名度的科幻小说之一，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荔支公司应当知道，权利人不可能免费许可他人使用该作品。荔支公司明知或者应知其平台主播传播侵权音频，其未采取制止侵权的必要措施，构成帮助侵权，不适应“避风港原则”。

同理，作为极具商业价值的世界杯赛事，相关平台上存在涉嫌侵权音频内容，且没有采取必要措施，如果对簿公堂，《三体》音频著作权案的判决或有参照意义。
王辉建议，为避免侵权，媒体应加强内部版权管理制度，对使用的配音、音乐、有声书等作品进行版权溯源，来源不明、未获授权的一律不使用，坚持先授权后使用、正版化运用。互联网平台应对用户及表演者上传的音频内容加强审核，对未获版权或版权来源不明的作品要求上传者进行标注；畅通权利人通知、投诉相关侵权行为的处理渠道并做出及时有效的处理。

音频侵权也可能面临惩罚性赔偿

近年来，总台多措并举保护版权，针对侵权果断“亮剑”。

今年8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终审判决了总台诉聚力传媒侵权案。聚力传媒在其运营的“PPTV视频”网站设置“世界杯”专题页面，截录总台享有专有权利的2018世界杯电视节目，制作800余段GIF格式视频，擅自通过直播间实时转播比赛电视节目构成侵权，判赔总台400万元。

据传媒茶话会了解，总台还不断创新版权管理模式，提升版权保护效率。

一是，提前打“预防针”，亮出坚决保护版权的态度。无论是此次卡塔尔世界杯，还是此前的北京冬奥会、2020东京奥运会，重大赛事版权保护声明已成为总台常规操作。

二是，统一版权经营权，推行音频节目版权独家代理模式。去年12月，总台总经理室正式授权央广传媒集团在车联网系统独家经营总台广播频率直播流。今年上半年，总台进一步扩大“云听”独家经营权范围，载体从车联网系统扩展到全域，内容从广播频率直播流扩大到所属音频节目。

三是深度开发版权资源。总台搭建版权内容生态，加强版权经营管理，提升平台资源和渠道整合能力，通过打造全终端产品渠道、拓展全维度产品价值，全面提升版权内容的长尾价值，推动总台栏目传播优势向新媒体延伸、优质内容向新媒体端集结，实现对作品的多次呈现，多元利用和多次收益。

姚欢庆认为，作为总台音频节目版权独家运营机构，如果“云听”在音频领域发现对总台世界杯节目内容的侵权行为，可以名正言顺地主张要求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针对屡次侵权者，还可以主张惩罚性赔偿。

据传媒茶话会了解，目前，“云听”坚持维权与合作并举的版权保护策略。一方面，亮明保护版权决心，针对侵权行为，积极维权，发挥作为移动音频国家队在尊重原创、捍卫版权、净化网络音频内容生态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以开放合作姿态，充分发挥总台新媒体平台优势，推进与互联网平台、全国各地电台频率的版权签约合作进程，促进音频内容正版化，让主流声音、优质内容在“云听”涌动正能量、澎湃大流量，为用户提供高品质声音产品服务。

来源：传媒茶话会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vzBoEY8_o-pwZ03fpLJ3Hg

编辑：张铭麟

刘海明

【案例】

在社交媒体混乱中，创作者和品牌如何成功？

如今，对于品牌、营销人员和创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复杂的时代。

在领先TwitterTWTR 0.0%的头几周内，埃隆·马斯克已经裁掉了一半的员工，重新雇佣了数十名员工，看到广告商逃离，警告可能破产，并迅速推出并扼杀了多个考虑不周的计划。据报道，这是“混乱的”，但其他人认为整个社交媒体行业正在“终结”和/或“死亡”。在Meta，在今年损失了近100亿美元建立了一个遥远的metaverse未来之后，该公司宣布裁员11000人，并大幅削减开支。即使是当下的宠儿TikTok也将其收入预测下调了20亿美元，并推迟了IPO。

那么，这将使试图在社交媒体上谋生的创作者和试图与他们合作以接触客户的品牌何去何从？

CreatorIQ刚刚发布的《影响者营销趋势报告》显示，情况并非如此糟糕。该报告为联合利华和百威英博等大品牌开展了端到端的营销活动。调查表明，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时间来进行有影响力的营销。

报告说：“尽管有经济下滑的迹象，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影响，但有影响力的营销仍在蓬勃发展。”。它表明，真正的挑战是获得预算和人员来扩大有影响力的营销活动，并保持与创作者的关系。

在这项趋势调查中，CreatorIQ与236位创作者、163家品牌和机构进行了交谈。

三分之二的受访品牌表示，与之前相比，他们在过去一年增加了该行业的支出，五分之三的品牌增加了影响力营销人员。国家广告商协会（Association of National Advertisers）今年提出了长期寻求的行业衡量标准，该标准得到了CreatorIQ及其一些最大客户的大力支持，以解决行业最大的难题之一：持续衡量成功。

CreatorIQ的首席业务开发与合作官Tim Sovay表示：“在过去几年中，在为创作者营销行业开发全漏斗测量标准和解决方案方面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这将推动该行业的下一阶段增长，因为它有助于证明创作者活动的顶部和底部投资回报率（ROI）降至美元，从而证明创作者和整个行业的支出水平增加是合理的。”

调查显示，付费给创作者发帖子是现在的“标准做法”。拥有超过100万粉丝的最有影响力的人，通常在Instagram上发布一条帖子的报酬在1万至5万美元之间。但即使是关注者少于10万的微影响力者，平均每篇帖子的收入也在500美元至2500美元之间。

该行业重要VidCon会议的前总经理、《创造者经济内幕》的编辑兼出版人吉姆·劳德巴克（Jim Louderback）表示，尽管在喧嚣中很容易失去视线，但Facebook、YouTube和Instagram等老牌社交媒体平台在向品牌提供目标受众方面仍然规模巨大，效率极高。

“这些（已建立的）平台哪儿都不会去，”Louderback说，他是我上周在虚拟电视未来会议上主持的一个社交媒体小组的成员。“有一些新的平台正在崛起，它们增加了那些平台所没有的东西。在很多方面，我们会看到这些平台相互复制。我不太担心平台会消亡，因为我担心所有的平台都会变得相同。”

调查显示，明年将是视频的时代，特别是在TikTok和Instagram的短视频平台Reels上。

调查在展望中指出：“2023年，创作者经济将在视频上运行。”。“TikTok目前在观看视频的时间方面领先其他社交平台11倍。此外，该平台是Z世代的主要搜索引擎，并通过#TikTokMadeMeBuyIt等热门举措通知购买决策。”

Sovay表示，CreatorIQ数据显示，品牌和创作者已经在利用这些社交商业趋势来推动销售，标记为#TikTokMadeMeBuyIt的创作者内容量同比增长164%，参与的品牌数量同比增长83%。

但该行业仍有大量内容和消费模式的空间。我的小组成员建议，LinkedIn和播客等平台正在吸引知名受众，品牌也应该接受这些受众。

调查称，由于经济压力加大，品牌面临的挑战将是在预算紧张的时期制定有效的战略。如果每个主要平台都有短形式和长形式，直播、游戏和电子商务，那么整个行业就有可能成为一个越来越拥挤和同质化的地方，品牌可能难以区分机会。

“从品牌角度来看，你想做什么？”Louderback说。“你在寻找知名度吗？TikTok、（YouTube）Shorts和Reels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你在寻找深度和转化吗？YouTube仍然是一个转化引擎。但LinkedIn等新平台正在为品牌添加其他方式，以与其他特定受众建立联系。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每天需要花费多少分钟来消费这些内容？”

TikTok在疫情期间起飞，目前拥有超过10亿用户，展示了一长串病毒式点击和创作者，尤其是音乐家。对于营销人员来说，TikTok的崛起在92%的时间里“非常显著”或“有点显著”地影响了营销人员的营销活动。

但对于三分之二的品牌来说，Instagram仍然是“最不可或缺的”平台，投资回报率最高。超过四分之一的其他品牌因其活动而将TikTok评为第一。根据CreatorIQ的报告，对于许多营销人员来说，TikTok被视为其Instagram第一次营销活动的“一个强大的辅助程序”。

尽管Meta削减了开支，但Roblox和Minecraft等Metaverse友好平台上创作者的更广泛机会正在成倍增加，这为品牌提供了另一种接触特别年轻互联网用户的方式。

口袋频道高级副总裁兼总经理大卫·威廉姆斯表示：“我们看到这些机会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儿童空间，让孩子们在整个创作者经济中引领潮流。”。观看，大型儿童视频节目分销商。

威廉姆斯说：“我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对元宇宙持乐观态度，因为当你看到孩子们和孩子们的创作者时，会有很多行动和交易发生。”Roblox实际上最近宣布了新的货币化。他们发布了新功能，允许您……进行更多品牌体验。因此，这是创意经济中一个增长很快的部门。”

威廉姆斯更广泛地说，品牌和创作者必须“全面”，而不是专注于单一平台，无论哪一个平台是当下最热门的平台。

威廉姆斯说：“（在Pocket Watch），我们建立了这些多平台特许经营权，我们有消费品和手机游戏。”。“我们有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业务，我们将收获的内容从YouTube分发到Hulu、Roku、Peacock等（在流媒体平台上运行）平台。从品牌的角度来看，我认为采取全面的观点很重要。当我们试图为另一家公司激活消费产品时，我们有一个完整的内部创意机构（并且）我们在YouTube上制作定制视频，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些定制视频周围传播媒体。”

Patreon创作者合作伙伴关系负责人莎拉·彭纳（Sarah Penna）表示，多平台仍然是播客等多种创作者的最佳基本策略。Patreon让粉丝可以通过订阅和其他货币化选项直接支持特定创作者的项目。

彭纳说：“我们看到的成功播客正在利用YouTube和TikTok等最大的搜索引擎和发现平台。”。“当我们观察在TikTok上拥有大量观众的创作者时，我们推荐的是像预告片一样的开胃菜。然后你需要跳到Instagram或YouTube这样的平台上。”

根据这项研究，大约五分之三的创作者是兼职者，五分之四的创作者是单人创作，这表明了一种近乎手工的内容创作方式。四分之一的创作者每月从帖子中获得的收入不到500美元，只有15%的创作者每月收入超过5000美元。大约三分之二的受访者的订阅人数少于50000。

索瓦伊说：“创作者已经成为数字世界的守门人。”。“这些平台都是他们的母语，创作者对每个平台提供的帮助品牌实现目标的工具有着深刻的理解。”

来源：富比士

链接：https://www.forbes.com/sites/dbloom/2022/11/15/amid-social-media-chaos-where-do-creators-and-brands-find-success/?sh=3817856b40d6

编辑：吴漫

原文：

Amid Social-Media Chaos, How Do Creators And Brands Succeed?

It’s a complex time for brands, marketers and creators navigating the messy social-media sector these days.

Within his first weeks leading TwitterTWTR 0.0%, Elon Musk has laid off half the staff, hired back dozens of them, saw advertisers flee, warned of possible bankruptcy and rapidly rolled out and killed multiple ill-considered initiatives. It’s been reported as “chaotic,” but other suggest the entire social media sector is “ending” and/or “dead.” Over at Meta, after losing close to $10 billion this year building a far-off metaverse future, the company announced 11,000 layoffs and major spending cuts. Even darling-of-the-moment TikTok cut its revenue forecast by a whopping $2 billion and postponed its IPO.

So where does that leave creators trying to make a living on social media, and brands trying to work with them to reach customers?

Not so bad off, it turns out, according to the just-released Influencer Marketing Trends Report by CreatorIQ, which runs end-to-end campaigns for big brands such as Unilever and AB InBev. The survey suggests it’s actually been a good time for influencer marketing.

“Despite signs of an economic downturn, and the lingering effect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nfluencer marketing is thriving,” the report says. It suggests the real challenges are getting the budgets and personnel to scale influencer-marketing campaigns larger, and retaining relationships with creators.

For the trend survey, CreatorIQ talked with 236 creators and 163 brands and agencies.

Two-thirds of the brands surveyed said they increased spending in the sector over the past year compared to previously, and three in five have increased their influencer-marketing staff. Long-sought industry standards on metrics – strongly backed by CreatorIQ and some of its biggest clients – arrived this year from the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Advertisers to address one of the sector’s biggest headaches: consistently measuring succes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there have been some serious strides in developing full-funnel measurement standards and solutions for the creator marketing industry,” CreatorIQ’s Chief Business Development & Partnerships Officer Tim Sovay said. “This is driving the next phase of growth for the industry, as it helps prove both top- and bottom-of-funnel ROI for creator campaigns down to the dollar, justifying the increased levels of spend going to creators and the overall sector.”

Pay to play—paying creators for a post—is “standard practice” now,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The biggest influencers, with more than 1 million followers, are typically paid between $10,000 and $50,000 for a single Instagram post. But even micro-influencers with fewer than 100,000 followers receive, on average, between $500 and $2,500 per post.

And though it’s easy to lose sight amid the noise, established social-media platforms such as Facebook, YouTube and Instagram remain massive and highly efficient at delivering tightly targeted audiences to brands, said Jim Louderback, former general manager of the industry’s essential VidCon conferences and editor & publisher of Inside the Creator Economy.

“These (established) platforms aren't going anywhere,” said Louderback, who was part of a social-media panel I moderated last week at the virtual Future of TV conference. “There are new platforms rising up that add things that those platforms don't have. And in many ways, we'll see those platforms copying each other. I'm less concerned about platforms dying as I am about all the platforms starting to be the same.”

Next year will be all about video, the survey suggests, especially on TikTok and Instagram’s short-form platform Reels.

“In 2023, the creator economy will run on video,” the survey notes in looking forward. “TikTok currently leads other social platforms in terms of time spent watching video by a factor of 11. Additionally, the platform serves as a primary search engine for Gen Z, and informs purchasing decisions through popular initiatives like #TikTokMadeMeBuyIt.”

Sovay said the CreatorIQ data shows that brands and creators are already capitalizing on these social commerce trends to drive sales, with 164% YoY growth in the volume of creator content tagged #TikTokMadeMeBuyIt, and 83% YoY growth in the number of brands participating.

But the industry continues to have room for lots of kinds of content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 Platforms such as LinkedIn and podcasting are attracting notable audiences that brands should also embrace, members of my panel suggested.

The challenge for brands will be creating effective strategies in what likely will be a period of tight budgets, thanks to stronger economic pressures, the survey said. If every major platform has short form and long form, live streaming and games and e-commerce, as they are, the entire sector is in danger of becoming an increasingly crowded and homogenized place where brands may have difficulty differentiating the opportunities.

“From a brand perspective, what are you trying to do?” Louderback said. “Are you looking for awareness? TikTok, (YouTube) Shorts, and Reels are a great place. Are you looking for depth and conversion? YouTube still remains a conversion engine. But new platforms like LinkedIn and others are adding other ways for brands to connect to certain other audiences. I think the biggest concern is how many minutes in the day do we have to consume this content?”

TikTok took off during the pandemic and now has more than 1 billion users, showcasing a long string of viral hits and creators, especially musicians. For marketers, TikTok’s rise affected marketers’ campaigns “very significantly” or “somewhat significantly” a whopping 92% of the time.

But Instagram remains the “most integral” platform for two-thirds of brands, with the best return on investment. More than a quarter of other brands named TikTok No. 1 for their campaigns. For many marketers, TikTok was seen as “a powerful secondary program” to their Instagram-first campaigns, according to CreatorIQ’s report.

Despite the cuts at Meta, the broader opportunities for creators on Metaverse-friendly platforms such as Roblox and Minecraft are multiplying, providing brands yet another way to reach especially younger Internet users.

“We see those opportunities growing like wild, especially for the kids space, and let kids lead the way they've led the charge in the whole creator economy,” said David Williams, SVP and general manager of Channels for Pocket.Watch, the big children’s video programming distributor.

“I don't think anyone should be any less bullish about the metaverse because when you look at the kids and kid creators, there's a lot of action happening and a lot of deals,” Williams said. ”Roblox actually recently announced new kinds of monetization. They've released new features that allow you to … do more branded experiences. So this is a sector of the creative economy that is only growing fast.”

Williams said more broadly, it’s important for brands and creators to be “holistic,” not focused on a single platform, no matter which is the hot one of the moment.

“(At Pocket.Watch), we build these multi-platform franchises, and we have consumer products and mobile games,” Williams said. “And we have this incredible business where we distribute content harvested, essentially, from YouTube to (run on streaming) platforms like Hulu and Roku, Peacock and the rest. And from a brand perspective,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take that holistic view. When we're trying to activate consumer products for another company, we have a whole internal creative agency (and) we do custom videos on YouTube, that we can actually traffic media around those custom videos.”

Multiplatform remains the best basic strategy for creators of many kinds, such as podcasters, said Sarah Penna, the head of creator partnerships for Patreon, which enables fans to directly support a given creator’s projects with subscriptions and other monetization options.

“The successful podcasters that we're seeing are leveraging places like YouTube and TikTok, the biggest search engines and discovery platforms,” Penna said. “When we look at creators who have their significant audience on TikTok, what we recommend is that's like the teaser, that's the appetizer. You then need to jump onto a platform like an Instagram or YouTube.”

According to the study, about three in five of the creators are part-timers and four in five work solo, which suggests an almost artisanal approach to content creation. A quarter of the creators receive less than $500 a month from their posts, and just 15% make more than $5,000 a month. About two-thirds of those surveyed had less than 50,000 subscribers.

“Creators have become the gatekeepers for the digital world,” Sovay said. “These platforms are their native languages, and creators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tools each one offers to help brands best reach their go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