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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写作案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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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
发表于 2025-10-29 19:42:09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温故 | 这篇报道告诉你,“00后整顿职场”前,发生过什么?

今天推荐的这篇报道发表于2005年,讲述了在广州打工的何春梅因为长期加班猝死的故事。当时,这篇报道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热议,3年后的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细则在广东率先推行,明确要求企业规范工时、缴纳社保,并强化对违法用工的处罚力度。
比起法律的完善,报道更重要的内涵在于,提高了农民工的权益保护意识,也提升了企业社会责任感。
这些积极影响,体现媒体的价值。
翻出这篇报道来“温故”,其实还有一个意义。
我们活在一个“00后整顿职场”的时代,可能现在的年轻人无法理解那个时代的打工人,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默认超时加班,甚至在身体出现明显不适仍然坚持,直至猝死。
2005年,距今并不遥远。那正是整顿职场的这批“00后”出生的年代。
这就是媒体报道的另一层意义,记录当初的那个时代,让后代来理解前辈的经历。
这篇报道采访扎实,内容详实,记者如同亲身经历了“何春梅之死”前的72个小时,故事从何春梅晕倒到加班的经历,再把思绪拉回到何春梅的老家,最后再回到冰冷的遗体前。通过一个一个细节,解释了那个年代农民工的内心世界。


报道原文
一个女工的最后72小时
早晨,连续工作24小时之后
10月27日早上6点半到28日早上6点半,除了吃饭,铧鑫工艺品有限公司的工人们一直在工作。52800只工艺动物制品要在下午前全部完工出货,为准时完成这个订单,从24日厂里就开始加班了。
28日早上6点半,工人们获准去吃饭,由于厂里准备的早餐不够,他们只好急匆匆到厂外去买早饭。何春梅的弟弟、铧鑫厂装配车间小组长何茂君觉得累,他把身上带的50元钱给了一位工友,请他帮着买些早饭回来。
何茂君下楼,他看到工人们急急忙忙吃着东西从厂外往回走。早饭之后,还要接着工作。在楼梯上,何遇到了工友张祖军。张拿着一包方便面,准备充作早饭。张告诉何茂君,他在路上看到何春梅抱着一根电线杆,精神很差,好像要晕倒。
何茂君急忙往厂外跑,很快就看到姐姐倚着路边的一根电线杆,头歪向一边。“她眼睛向下,脸色苍白。”何茂君回忆说。
何茂君很着急,忙扶住姐姐,但他当时并没有将姐姐的症状跟死亡连接在一起。厂里以前也有过工人晕倒,趴在桌上休息一下就好了。
但他一个人扶不住姐姐,她已经晕过去了。何茂君喊一个路过的女工友来帮忙,女工也扶不住何春梅。何茂君背起姐姐,往三百米外的石井人民医院跑去。
何茂君觉得姐姐很沉,后来他分析也可能是连续加班自己体力太差的缘故,跑了一小段路后他背不动了,忙拦了辆摩托,将姐姐送进医院。
何把姐姐抱到急诊科抢救室,医生对何春梅进行病情询问,何春梅都没有应声。“病人入院时反应迟钝,肢体感觉比较差。”这位值班医生后来向记者介绍说。当时何茂君大声重复两遍医生的问题,何春梅才含糊地应答。这一问一答,也是姐弟俩最后一次对话。
书写于28日早上7点的何春梅的病历显示:20分钟前突然晕倒,伴头痛;几天睡眠不足、精神极差、嗜睡状态,双瞳孔等大等圆。
医生曾建议何春梅做CT进行脑部检查,但被她拒绝。据该医院收费处介绍,做脑部CT检查要花费300元。
何春梅被安排在急诊科输液,以便观察。其间何茂君跑出去打电话给妻子及亲友,并要求厂里来人。不久,铧鑫厂有关人员到医院办理了何春梅的相关手续。
何茂君坐在急诊科走廊里,“当时头昏沉沉的,很想睡觉”,他确实不由自主打起盹来,迷糊了有二三十分钟。此前,他两次去看姐姐的状况,只觉得她脸色依然苍白,但“鼻子那儿气息有进有出,就像睡着了一样”。
三天只睡了不到六小时
从10月25日起,何琳听到姐姐越来越沉重和频繁地抱怨太累。
铧鑫厂的多位工人确认了10月24日-27日的工作时间安排:24日:早7时-晚11时;25日:早6时-26日凌晨1时;26日:早上6时-27日凌晨2时;27日:早6时-28日早6时半。在工作期间,他们有半小时的早饭、晚饭和宵夜时间,中饭时间是一小时。
何茂君说,后三天里的睡觉时间加起来,还不到6小时。姐姐的睡眠时间与他基本相同。
26日这天,何春梅、何茂君姐弟二人是凌晨一点半到家的,何春梅叫醒了妹妹何琳,让她给哥哥何茂君做面条吃。这做法有些反常,因为何春梅一向独揽所有的家务,是公认的“勤快”。何琳听到姐姐说“很累”,但她看到姐姐精神还算好。何春梅抓紧时间冲凉并像以往那样冲凉后把衣服洗好了。
何春梅是两点多一点睡下的,她很快就睡着了。何琳只听到她说了一句“五点钟就要起床”。
以往,何琳一个人睡在客厅。这个19岁的姑娘与姐姐、姐夫在石井新庄合租了这套一房一厅的住房,180元/月。由于哥哥的忽然造访,出租屋显得更加局促。何琳与姐姐睡在了卧室,哥哥与姐夫睡在了客厅里。何茂君的住处离铧鑫厂很远,骑车要二十多分钟,为了应对加班和安全,何茂君挤在了姐姐家睡。
何琳5点10分左右醒了,她叫姐姐起床。何春梅醒后希望能再睡一会儿,她说:“太累了,反正是计件工资,再多睡一会吧。”但到了5点半,她还是跟丈夫和弟弟一起出门上班去了。
26日铧鑫厂的工作始于早晨6点,一直延续到27日凌晨2时。姐姐、哥哥两点钟回到家时,何琳早已睡下。何茂君洗了把脸,没有吃宵夜就赶紧睡了。何春梅仍坚持冲了凉,但她没有像往常那样在冲凉之后就把衣服洗出来,她对何琳说:“太累了,你帮我把衣服洗了吧。”何春梅还吃了点东西,其间何琳又听到姐姐说“太累,手又痛”。
与前一天的情形相较,何琳深切地感到姐姐的劳累正一层层沉重地积累下来,这使得她的抱怨越来越多地夹杂着叹息。何春梅在入睡前,喃喃地对何琳说:今天也要5点起床,一直要上到28号下午出货,这么长时间,好难过啊。手很痛。
弟媳田晓梅用“贤淑”来形容何春梅:“我们在一起时,她从来不让我做饭,张大渊的衣服也全是她洗的。那两天她连自己的衣服都不洗了,一定是累得不行了。”
10月28日早上5点半,何琳听到姐姐、姐夫和哥哥一起出门上班。她听到姐姐问哥哥:“手很痛,车间有没有胶布把手指包一下?”这成了她听到姐姐说的最后一句话。
初中毕业的何琳16岁出来打工,先在广东清远,今年2月份姐姐何春梅到广州石井街打工后,她也来到了这里。何琳幸运地进了一家劳动纪律执行较好的鞋厂做工。她进这个厂半年来,最长只加过两个五小时的班,加班通常是两小时。她的底薪687元,每月的收入加起来1300元。加班时工资按150%拿,周六周日加班则拿双工资。但这个厂对工人有着严格的年龄限制,只招收19-23岁的年轻人。小学毕业、已经30岁的何春梅无缘进入这样的工厂。
在广州石井,这样的工厂并不多。石井街道办事处劳动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负责人姚永军将之归功于国外订货方的“社会责任认证”,即媒体通常所说的“人权检查”。只有通过了这样的人权检查,厂家才有可能在下一年从国外拿到更大的订单,保持较高的利润。
打工多年的何茂君则对人权检查甚是不屑,他说那都是做假。
根据去年全国经济普查的数字,面积五平方公里多的石井街道共有各类企业及个体工商户8000多家,姚永军说,根据下面报上来的数字,企业有五六百家,但实际情况可能要高于这个数字。同是经济普查的数字,整个广州白云区的企业及个体户有五万多家。白云区劳动与社会保障局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该区受工资监控的企业就有5000多家。在这些企业中,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在辛苦工作。去年,整个广东的外来工数量已经超过1300万,全省劳动力有1/3是外来工。
加班、加班
27日早上6点开始的工作,将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6点半。何茂君这个过程中一直觉得头昏昏沉沉的,浑身没有力。他是装配车间的组长,要不停地巡视,并把工友所需的物品及时配齐,还要不时帮其他人一把。实在撑不住打瞌睡时,他就到厕所里抽支烟提提神。
何茂君来广东打工的时间长于姐姐,到姐姐猝死时他已经在广东工作了9年。他原来在铧鑫厂老板开的另一家厂打工,2003年前后来到石井。
这是他打工经历中第二次如此高强度的加班。目前有300余名工人的铧鑫厂10月底准备迁厂,搬往离城市更远、地价低一些的白云区江高镇大龙头村。但这批货品的外购配件10月24日才到位,而厂里要在28日完成这个订单。
52800个玻璃工艺品分六个品种,有老虎、熊等动物造型,每种8800个。这些工艺品做成要经过制模、成型、研修、装配、彩绘等八个环节。
27日到28日,铧鑫厂的厂长也没睡觉,他不停地在车间里走动,不停地翻看进度表,他多次催促何茂君要加快速度。其间他对工人们说,做完这批活一定放大家两天假,让大家好好休息一下——但疲倦的何春梅等不到这一天了。
何春梅所在的装配车间有17名工人。装配车间的工作是将配件组装在一起,使产品成型。装配车间人手不够,从26日起,研修车间就过来了11个人帮忙,到28日凌晨,彩绘车间的很多人也过来了。
在加班期间,姐弟两个并没有过多的言语,何茂君看不到姐姐有什么异样,她总是埋头干活,或向组长要一些材料。何茂君只记得28日凌晨这段时间,何春梅几次向他要“快干”(一种胶)。
37岁、在铧鑫厂工作了四年的吴素兰也来自四川,她从研修车间过来帮忙,与何春梅分到一组(三名工人一组),两人的工作台紧挨着。26日这天,她们的小组一共完成了6000件。吴说不清这次加班能给自己带来多少钱。
28日上午何春梅猝死后,吴素兰一时间不相信这是真的。整个加班的几天中,吴素兰也没有觉察到何春梅有什么异样,两个专心工作的女人没有心思作过多的交流。
27日晚上吃过宵夜后,吴问:“看你有点头晕的样子,是不是想打瞌睡?”何春梅说:“几天几夜没休息,有一点点累。”
在27日到28日的工作中,吴注意到何春梅用胶布把左手的拇指和食指缠了起来,何习惯用左手做主要工作,她跟吴说“手很痛”。
28日早上6点半,何春梅拉吴素兰一起去吃早饭,她看起来精神还好。吴说过会儿再去,何就一个人先去吃饭了。不久,她晕倒在厂外的一根电线杆旁边。
自打26日加班,吴素兰也觉得很累,但在她看来,加班并不是一件坏事情。“不累就赚不到钱”,多做一些才能赚到钱。
“只要睡眠充足,工人们是乐意加班多做工多赚些钱的。”长期与企业工人打交道的姚永军说,不只是石井,整个珠三角、长三角,只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都有超时加班的现象,只是每个企业程度不同而已。
9月22日,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公开对省内20家“血汗工厂”进行谴责。这些企业普遍存在严重超时加班、恶意拖欠工资以及雇用不满16岁的童工等违反《劳动法》的现象。
按照《劳动法》规定,企业每天加班一般不超过一小时,特殊情况不能超过三小时。一个月累计不能超过三十六小时。“但企业存在着淡旺季的问题,所以,国家又规定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向劳动部门申请综合计算工时。”姚永军说。
据广东省有关部门的一次调查:92%以上的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加班,其中近七成企业每周加班超过10小时,个别企业每周加班多达28小时。
广东省总工会今年初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珠三角76.3%的进城务工人员月工资水平处于1000元以下,1001-1500元占17.5%,501-1000元占63.2%,500元以下占13.2%。而他们的生活成本却达到每月500元左右。广东各地仍然有相当部分进城务工人员游离于社会保险的“安全网”之外。
调查表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工资12年来只提高了68元,13.2%的进城务工人员入不敷出,63.2%的人没能攒下多少钱。52.4%的进城务工人员每天劳动时间超过8小时。而为了挣钱,他们只能靠加班。
何春梅猝死事件,引起广州市、白云区劳动部门的重视。10月31日,白云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及石井街劳动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人员到铧鑫厂进行了调查。据透露,调查过程中厂方负责人即承认了超时加班。
事实上,加班期间何春梅并没有向厂里请假以缓解极端的疲惫,一方面是厂里赶活期间很难请下来假,同时,正如何的家人所说,她一心想多挣点钱。
厂里实行计件工资后,何春梅每月的收入从原来的八百元上升到大致千元。
然而,何春梅努力而执著地想改善家庭生活的愿望在她30岁这年的一个早晨,戛然而止。
大巴山深处的打工者
从广州坐火车,经过30个小时的运行之后,会到达四川达州,转车到南充营山县,向大巴山深处进发,天气好的话,坐5个小时的汽车,可抵达柏林乡。再走四公里崎岖山路,就到了张大渊、何春梅的家——长滩村。
顺着这条路继续向深山前行,再过四公里,是何春梅的娘家——垅坪村。如果下雨,陆路即告断绝,坐船从柏林乡到垅坪村,要两小时。垅坪村与马鞍镇接壤,后者属国家级贫困县仪陇,那里也是朱德的故乡。
何春梅的姑父杨继强说,回一趟家要花费300元钱,他一年回家三次与妻子团聚。杨是电焊工,有技术,收入好的话每月能拿到2000元钱。而何春梅的堂兄何茂林为了多攒些钱则两三年才回家一次。
大巴山深处的柏林乡算得上山水如画,但它却没有足够的资源使这里的人过上富裕的生活。这里的农民通常种植稻谷、小麦及油菜籽。张大渊说,如果不出来打工,他一家人农业收入获纯利仅千元左右。
张大渊的父母带着两个孙子在老家生活,两位老人只能耕作房屋近处的地,以保证全年的口粮。长滩村村支书张大聪说,由于劳动力大多外出,村里老的老小的小,长滩村有40%的土地撂荒。长滩村不多的953亩地零散分布在大山深处。
营山县有穷有富,据去年该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公报显示,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2289元。
1994年正月里,何春梅嫁到了张大渊家。随后两人就来到广州打工。张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即出来打工,在新疆的脱水厂烤过洋葱片,在四川凉山州伐过木头。垅坪村的一个村民在广州石井承包工程,张到广州之后就在他的工地上做捆扎工,何春梅的堂兄和姑父也都在这个工地上工作。他们一天的工作通常要从早上干到晚上10点半。
何、张两家的亲戚在广州打工的有十三四人,在整个广东,打工的亲戚有四十余人。张大聪介绍说,该村有1380口人,出来打工的有600余人,而人口900余人的垅坪村,出来打工者也占到五六百。整个柏林乡14000人口,大致有5000人在外打工。四川是中国农民外出打工最多的省份,全中国进城的农民工则达1.5亿。据估算,外来工对广东GDP增长的贡献率为25%。同时,近10年来,在广东的外来工将2000亿元收入带回家乡。
去年10月间,张大渊、何春梅用这几年攒下来的一万元钱盖起了五间新房子,这使家中原本拥挤的居住条件得以改善。虽然由于交通所限,砖块无法运进来,这些新房仍是泥土墙,但何春梅仍把盖新房视作近几年来家中最大的一件喜事。
然而令何最头疼的支出并非建房,而是两个儿子的教育费用。村里没有学校,儿子们寄宿在乡里小学,他们一年的花费下来就是9000元。夫妻两人每月的收入加起来2000元上下,但节余大部分投入到儿子的教育中。
这使得张大渊夫妇的生活总是紧巴巴的,何春梅经常劝丈夫不要多花钱。张偶尔喝点酒,那是从家乡带来的自酿小麦酒,50多度,由于加了蜂蜜和红糖,入口有着辛辣及深沉的甜腻。
来广州几年,他们没有到广州城里玩过,经常的社交活动是到也在石井打工的张大渊的妹妹家去串串门。去年暑假,他们的大儿子到广州来玩,一家人终于去了一次越秀公园。在几经盘算之后,何春梅终究没带儿子去划游船,这使得10岁的男孩很不满地嘟囔:真遗憾,来一趟广州连船都不让玩。
在10月28日之前,何春梅夫妇对于自己的打工生活有一个遥望的终点:什么时候两个儿子书都读完了,他们也就可以回老家了。
这一信念在柏林乡的打工者中普遍存在并支撑着他们继续工作。“出来打工这么辛苦为什么?不就是想供孩子读书,不再当农民,将来不再像我们这样打工!”何春梅的堂哥、47岁的何茂林说。
他举了一个例子,垅坪村村民何立庆,从儿子上高中就到太原一家铝厂当烧炉工,他没日没夜地干,困了就在炉旁睡一会儿。去年儿子大学毕业,何立庆回到了大巴山深处。
何春梅生前还有一个梦想:等过几年村里的路修通了,砖能运进来时,再建几间新房。
何春梅死了
在医院走廊里打瞌睡的何茂君被妻子叫醒了,田晓梅让丈夫赶紧看看何春梅。田刚刚从抢救室出来,她摸到何的手冰凉,就抱了床被子想给何盖上,这时,她看到何春梅的手臂青一块白一块,两眼则微微翻白,鼻间似没有气息。
何茂君忙跑过去看,又一次看到姐姐脸色分外的白,一摸手,冰凉。
医护人员马上对何春梅进行抢救,28日上午8点50分的病历显示:患者突发出现呼吸心跳骤停,呼之不应。双侧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口唇紫绀。
在采取了注射肾上腺素、吸氧、除颤等急救措施后,9时半许,医院宣告何春梅死亡。
何茂君呆呆地看着忙碌的医生和护士。过了一会儿,张大渊骑着单车从工地上赶来了,是田晓梅电话通知他的。田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找到他,开始他还以为妻子只是累晕了。
他不相信妻子死了,27日早上上班时,他还向妻子要了100元钱,花31元买了些中药想治治自己的感冒。剩下的69元钱,他还打算交还给一向精打细算的妻子。
当时医护人员已经停止了抢救。张大渊过去一摸何春梅的手,立刻就“心软了”,双手捂着脸哭起来,随后昏倒在地。
施行抢救的医生后来向媒体表示:何春梅的死因必须做进一步尸检才能明了,但如果连续高强度加班,必然会对身体造成极大损害。何春梅的亲属则称,何身体一向很好,没有什么病。她是被累死的。
据了解,相关部门尚未对何春梅猝死事件作出调查结果。记者在发稿前了解到的信息是,铧鑫厂已经向何家支付了一定额度的赔偿金,虽然这个数字与何家亲属的期望值存在差距,但他们最终选择了接受。
11月1日,何春梅的两个儿子被人从四川带到广州。不过这一次,他们不是来这个大都市玩耍,而是看母亲最后一眼。



来源:磨稿子(公众号)
编辑:张席睿



582#
发表于 2025-11-3 19:42:22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每周好稿 | 重复常识,难能也可贵

今天的磨稿子,给大家推荐一组来自澎湃新闻影子暗访的系列调查报道,揭露了含有污染物的建筑垃圾滥用问题。北青深一度有关催吐的特稿也值得细读。
我们更想推荐的是一篇新闻评论,有关新闻采访的另一方——新闻发言人。
自从有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后,我们的新闻开始有了太多的通报等通报从一种官方发声的方式,渐渐成为阻碍记者采访的工具。这篇评论恰到好处的对新闻不发言问题进行了分析。
丨标题:腾讯门外的法律难民
作者:张剑
来源:e看法
这篇报道是现象监督类新闻佳作,以小切口折射制度落地的现实矛盾。读完有一种黑色幽默的意味:律师调查令制度的推行,本意是为优化司法运行效能,但以开放、扁平、共享精神著称的互联网企业被赋予这种拟制的司法权力后,反倒成了效率提升的拖后腿者
作者的内容构思非常机敏。为了说明这种制度初衷与实践脱节的核心矛盾并非无解,用杭州同类企业的高效案例做横向参照,排除行业共性问题的可能,让问题揭示更具针对性和说服力;同时,还以该企业授权某地法院搭建的足不出院调证平台做纵向对照,排除了技术不可行的借口,进一步说明门外法律难民问题能不能解决,在于想不想解决。
最后,该大厂自家平台能够容留这篇文章,也值得嘉奖。更期待,大厂能够正视报道所反映的问题,不断优化面向律师的调证流程,让便民服务在自家门口开花。(资深媒体人彭飞)
丨标题:郑智化无须道歉
作者:言咏
来源:经济观察报
时间:2025-10-28
郑智化登机事件的纷纷扰扰中,《经济观察报》这篇《郑智化无须道歉》,是机构媒体中少有的观点鲜明、论述有力的评论文章。虽然文章主要也是常识的重复,就见解而言并无特别新颖独到之处,但是,在流量为王的互联网世界,由于有人有意进行信息污染,挑拨蛊惑,一段时间以来针对郑智化的仇恨性言论铺天盖地,面对非理性的网络暴力,《经济观察报》能直面逆流,这种专业勇气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中难能可贵。
事实上,稍具阅读能力的人都不难明白,郑智化在微博中用连滚带爬一词,显然是借用时下红遍海峡两岸的网络歌曲《没出息》中那句歌词,形容自己登机时的狼狈状态。郑智化稍后又发微博致歉,自承这个词使用不恰当。这当然也可以视为一个公众人物的善意与自律。但是,不曾想他的善良被一些人刻意曲解,成为他们网络施暴的缘由。这是当下网络舆论生态最令人悲哀的一面。
更令人失望的是,我们的一些机构媒体不仅没有去深入挖掘这次事件中一些核心事实,反而随着网上非理性言论起舞,发表了一些首鼠两端、闪烁其词的言论,非但没有定纷止争,反而给网暴言论添柴加油。因此,《经济观察报》这篇《郑智化无须道歉》,旗帜鲜明地强调郑智化在整个事件中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他不需要道歉。在舆论的汹涌反扑中,郑智化的道歉很容易被理解为知错后的改正是有意把水搅浑,让舆论失焦。如果在郑智化风波中任由舆论失焦,既不可能充分保障残障人士的权利,也不能推动他们福祉的进步。通篇言论鞭辟入里、有力拆解了别有用心者的话术伎俩。
当然,一些专业人士已经指出,深圳机场所称:根据安全操作规范,登机车与飞机舱门需保持20cm的高度差。明显属于对行动不便旅客登机车错误使用造成的服务降级。而郑智化登机视频流出并公开,不符合《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规定,已涉嫌违法。这些有力的证据,《郑智化无须道歉》一文尚未来得及使用。我们期待有机构媒体在这些基本事实逐渐明朗的情况下,发表更多聚焦核心议题的言论,让针对这一事件的讨论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高校新闻学老师王天定)
丨标题:
影子暗访 | “毒营养土调查(上):建筑垃圾摇身一变成营养土,检出重金属超标
影子暗访丨毒营养土调查(中):含重金属污泥被包装售卖,工厂称营业额过亿
影子暗访丨毒营养土调查(下):固废处置资质被滥用,收污泥倒手卖出


来源:磨稿子
编辑:杨泓艳

583#
发表于 2025-11-5 19:41:33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每天打卡20多个政务App,“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为何难以整治?

11月5日,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第35届中国新闻奖评选结果揭晓。
中国新闻周刊的深度调查《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获得中国新闻奖舆论监督类报道一等奖。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是数字化背景下形式主义的新变种。这些年,中央始终在锲而不舍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2024年8月,中办、国办发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
《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一文就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下,该报道敏锐捕捉到数字化时代形式主义的异化现象,通过横跨7省份的多维度基层调研,曝光“强制使用APP”“工作群泛滥”“过度留痕”等负面案例,引发极大社会反响。
报道中两个典型案例被中办纳入2024年专项通报,助推相关地方开展多轮专项整治并取得显著成效。
自创刊以来,中国新闻周刊一直重视和深耕调查报道,《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是中国新闻周刊近年来在该领域的代表作之一。这篇报道采写扎实,反映基层减负痛点、紧盯国家治理动态、推动形成社会共识,将舆论监督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央媒履行政治责任并实现社会效果的佳作。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评价,中国新闻周刊《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等舆论监督报道直面社会热点,产生广泛影响,彰显了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担当。
原文如下:
“不得强制推广下载”“不得脱离工作实际强制要求打卡接龙”“政务应用程序原则上不得设置打卡签到、积分排名、在线时长等强制使用功能”……2023年12月18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关于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是形式主义问题在数字化背景下的变异翻新,也是加重基层负担的主要表现之一,并要求加强对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政务公众账号和工作群组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意见》提出了总体要求、强化建设管理、强化使用管理、强化安全管理、强化组织保障五个部分,包括防止强制使用、防止过度留痕、防止滥用排名、防止多头填报等共计16条。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长期在乡村开展调研,他认为,《意见》的出台非常有必要,“我们在调研中看到很多基层干部已经苦不堪言”。

本文图/视觉中国

强制使用的App和公众号
多地基层干部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们的手机里最不缺的就是各类被强制下载的政务App,以及被强制关注的政务公众账号。他们每天花费在这些政务App和政务公众账号上的时间,则从几十分钟至几小时不等。中部省份某村的村副书记张宇涛手机里有5个政务App,每天用于政务App打卡、学习的时间至少40分钟。杨冬是东南省份某市人大系统的基层干部,他每天至少要打开2个政务App或者小程序完成签到或者学习,每天花费半小时左右。此外,杨冬介绍,其所在的城市,各系统、各单位都开发了自己的App或者小程序,例如市党工委、文明办、司法局都开发了志愿服务相关的小程序,每一个都需要注册。林静在浙江某市的教育系统工作,她的手机里一度有23个政务App,导致手机运行速度极低,为此只能专门准备一个工作手机使用这些App,每天需要花费在这些政务App上的时间则多达两三个小时。许多地方政务App需要使用者看视频学习,它们在“抢夺时间”上颇费了一番心思。林静说,由于平常工作事务繁多,不是总能抽出时间看视频学习,但是很多政务App规定了观看时长,所以经常会在打开视频页面后就把手机放到旁边,累积观看时长。但是不久后,这些政务App就“升级”了,会在视频播放中间插入答题环节,如果不答题,就不会继续播放,这要求使用者必须更加认真地观看视频。林静曾经找到方法,她会用多个设备同时打开多个App播放视频,缩短学习时间。但政务App“升级”后,林静发现,实名账号一次只能登录一个政务App,不能同时登录并播放不同App的视频,观看视频的时间又被拉长了。为了省去每天在政务App视频学习的时间,林静的一些同事购买了视频“代刷”服务,把账号、密码给别人,让他们“替自己学习”。除了打卡和学习,很多基层干部还需要在各类政务App和政务公众账号上答题和竞赛。在中部省份某市商务系统工作的王山山,关注了二三十个政务公众账号,“都是被强制要求关注的”。一些政务公众账号经常组织知识竞赛,竞赛期间,王山山每天要抽出15分钟左右的时间答题,有时需要更久。这类答题和竞赛的题目范围广泛。林静说,自己在各类政务App和政务公众账号上参与过各种领域的答题,有的领域自己并不熟悉,幸好有时会提前下发问题和答案,“比如发一个有100道题的文档,然后从中抽30道题考”。但是,有些答题是闭卷考试,同时又有分数要求,“一般要求90分以上的比较多”,因此只能一遍又一遍答题,直到达到规定分数。无论是打卡学习还是答题竞赛,之所以会给基层干部带来压力,是因为相关数据会用于通报排名,有时还会成为考核评价的依据。当基层干部无法完成目标,则可能被约谈或批评。张宇涛说,部分政务App规定了学习时长和学习积分,每个村的学习情况会在镇一级进行排名。王山山也指出,一些答题竞赛会对单位进行考核,区里统一排名,显示参与人员和未参与人员,并显示每个人的答题分数,给大家造成压力。《中国新闻周刊》发现,多地的区、县、乡、镇会定期召开政务App学习滞后约谈会,对学习时长和学习积分不足的人员进行批评,部分地方还会每周通报学习排名前六位和后六位的学员。“工作分忙碌和空闲的时候,空闲的时候,我们可以完成这些内容,因为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考核要求,我们都能理解。但是如果要求我们每天都做,能不能把时长缩短?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东西,能不能不要硬性排名?”林静认为,基层干部每天要完成这些内容,很疲劳,但这些数据汇总上去,也只是一张张无用的表格,“这是典型的形式主义”。除此之外,吕德文在调研中发现,还有一些基层干部反映,一些填报事项、报送数据的政务App是可以给工作带来方便的,但是,很多政务App需要填报的信息是交叉的,同样的事项和数据,要在多个政务App完成填报,这导致基层干部的工作量显著提升。

工作群泛滥
除了政务App和政务公众账号,基层干部的手机里还少不了各种工作群。张宇涛一共有26个工作群,日常工作中疲于回复各类工作群的消息,还有一半左右的工作群需要他上传各项资料和照片。林静的工作群多达35个,而这些工作群里的消息往往是重复的,“因为怕有些人在这个群、不在那个群,消息就会重复发”。吕德文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基层干部现在随便一个工作都要拉一个群,“群里除了领导就是工作人员,但真正做事的还是那一两个人。我在下面调研的时候发现,一个基层干部有十几二十个群是非常正常的,三四十个群也不奇怪,这么多群,基层干部连消息都回复不过来”。在杨冬看来,工作群有其优点,即能提升工作效率,例如森林防火、巡查堤坝之类的工作事务,只要在工作群里喊一声,立刻能够得到响应,及时消灭隐患。缺点也很明显——有了工作群之后,消息总会源源不断地在各种时候来临,“基层干部的周末就不是自己的了”。泛滥的工作群不仅让基层干部不胜其扰,也让不同部门的服务对象和群众受到困扰。杨冬说,现在一些酒店、旅馆需要加入当地公安部门的工作群,一些教育培训机构则要加入教育部门的工作群,并在这些工作群中报送一些数据,而有些工作群的管理员是临聘人员,如果责任心不够强,很容易导致数据外泄,侵犯群众的个人隐私,“疫情防控期间,感染者、密接者的身份证号码、出行信息、滞留场所在各种工作群上传,导致当事人的隐私外泄,这是很大的教训”。另外,杨冬还说,一些村子有“空心化”问题,留守老人可能连微信都不太会用,但是村里要求基层干部每天在群里发各类宣传报道,并要求群众跟帖评论。

“过度留痕”
在众多政务App、政务公众账号、工作群组背后,“过度留痕”几乎是让所有基层干部最为头疼的问题。一到年底,年终迎检总让张宇涛格外忙碌,“有时一项工作就有二十多本资料”,这几年,许多年终迎检的资料需要通过政务App上传,并且不同类型的工作内容需要上传至不同的政务App。“比如消防安全,现在都划给村镇去检查”。张宇涛说,村里每个月要做一次安全检查,需要去20家左右的小餐馆、小作坊检查并拍照,上传到政务App或者工作群,每个月都要填表,这对村干部是一个不小的工作负担。浙江省纪委监委系统的一位工作人员曾到多地调研“过度留痕”情况,该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有些地方要求村干部每周都要在村耕地巡查,巡查过程中要打开政务App连线,在不同点位拍照打卡,但是有些边远地区信号不好,村干部巡查了一圈可能没有打卡成功,为了“留痕”,只得重新巡查一遍。当形式主义遇上了“过度留痕”的工作要求,往往会引向造假。这两年,多地乡镇提倡发挥“五老”人员(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复员退伍军人、老村医等)的作用,对“五老”人员进行集中培训和开展慰问。张宇涛认为,发挥“五老”人员的作用是一件因地制宜的事,有些地方并不适用,但是上级部门下达了要求,又必须要“留痕”。在他所在村子,“一些老同志不愿意参加‘五老’会,现在变成只剩一个形式,给他们发个证书,做事的时候人就不来”,尽管有时没有开展活动,也要拍照、写会议记录,“相当于造假,老同志不会写会议记录,都是我们自己写”。上述纪委监委系统工作人员介绍,有些地方要求每个村的文化礼堂每个月必须要有15场集体文化活动,每场活动必须达到一定人数,比如40人或者80人以上,但是这个目标很难完成,村干部只能想办法找来村里的老年人或者闲散人员,从不同的角度拍摄不一样的照片,“胡编乱造”。王山山所在的城市正在搞创建,要求所有市直部门“动起来”,也就是让工作人员参与各项志愿者活动。王山山说,到了年底,工作事务繁多,需要“留痕”的志愿者活动就会对工作造成很大的负担。“不是不愿意去,而是年底事情太多了。为了补台账上的资料,大家只能带着几套不同季节的衣服到不同地点拍照,比如站岗指挥交通、捡垃圾维护市容、去社区学习,经常会临时拉人头摆拍。”另外,让一些基层干部感到不解的是,许多需要“留痕”的工作原本不属于他们的职责范围。张宇涛认为,消防安全检查的工作应该让相关部门完成,但现在被分配到了村镇,“说实话,这些我们都不懂,只能应付了事”。村干部到小餐馆、小作坊检查之后,如果遇见不合格的情况,就要下整改通知书,“但是我们没有执法权,所以他们也不听我们的”。王山山说,她所在地区商务部门负责的工作越来越宽泛,例如加油站、农贸市场、商超、商场、餐饮业的燃气安全现在都归商务部门负责,并且都需要工作“留痕”。“然而我们没有审批权和执法权,去这些场所检查,人家不听我们的,现在我们单位只能请一个外派,从外面公司找一个专业的工程师做这项工作。”

众多的政务App,许多需要“留痕”的工作对基层干部造成很大的负担。

为何难以整治?
一位来自浙江的基层干部表示“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压力大,每天用在各类政务App、政务公众账号上的时间动辄两三个小时。实际上,浙江也是全国开展“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专项整治最早的省份之一。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的报道,今年年初,浙江省纪委监委横向牵头省级8家职能部门,纵向深化省市县三级联动,开展“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专项整治,截至2023年6月底,除办公类、后勤服务保障类以及面向企业群众的便民服务类应用外,纳入专项整治的各类应用共计2593个。吕德文指出,数字化改革推广得越深的地区,“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有可能就越严重,因此浙江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更为突出,“各个地方、各个部门都很有动力搞各种App,所以有的时候‘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也是‘钱烧出来的’的形式主义”。他进一步解释,由于上级政府有数字化改革、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要求,导致每一级部门都在开发政务App,但是很多政务App并不好用,有些工作也不需要通过App完成,因此一部分政务App变成了“僵尸”App。“大部分开发的部门都不希望自己的App变成‘僵尸’,所以就会采用考核的方式进行排名,这就演变成了形式主义。”吕德文说,不接地气的政务App,要么变成“僵尸”,要么变成形式主义的负担。实际上,“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比传统意义上的形式主义具有更强的强制力。吕德文说,“工作留痕”并不是政务App诞生后才存在的要求,此前基层治理已有这一要求,但是在各种政务App、工作群诞生后,“工作留痕”的要求变得更加苛刻,“比如工作系统会设定,如果这个环节不上传照片,下一步就进行不了,这是逼着基层干部去‘留痕’”。在吕德文看来,“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把传统意义上的形式主义给“精致化”了。在吕德文看来,目前乡镇和村子的基层干部面临的“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压力最大。张宇涛从2009年就在其所在的村担任村干部,他感叹,以前的基层工作和现在不一样,“以前以农村、农户为主,基本都在人民群众中转,有时间就到群众中去转转,聊聊天。现在基本都是在办公室坐班,很少有时间到群众中去走访、拉家常,便民服务变成了坐着服务”。张宇涛说,村干部本来就像流水一样,三年一换、五年一换,如果不经常到村子里转,整天盯着各种系统平台,在村里待了几年也认识不了几个人,对基层管理很不利。“‘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某种意义上消解了群众工作。”吕德文说,基层要实打实回应群众的诉求,群众有什么问题,基层干部是要现场解决的。但是各种系统、各种政务App对基层干部有了束缚,原本只需要面对面直接解决的事情,“要先上报,再派单,网上处理完还要群众反馈满意度,一系列操作下来等于基层干部要干两遍活,一遍是直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一遍是要把实际干的活在网上留痕”。正因如此,对于“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整治工作也早在几年前就已开展。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提出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当时,各地将工作群整顿作为执行减负政策的微观切入点,不少地方政府出台新规,要求“原则上一个单位只建一个工作群”“非工作时间不发布工作信息”。但除了工作群外,基层干部承受的形式主义负担,还在以政务App、政务公众账号等形式不断新增。“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为何难以整治?吕德文指出,因为这不只是“指尖上”的问题。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主要有两个根源:一是部分地区数字化需求不是从提高基层工作的便利性出发设计的,而是上级部门出于某种目的,或是为了完成数字化考核,或是方便自己的监督管理,所以一开始数字化App就有官僚主义倾向;二是某些政府机构对数字化有庸俗化的理解,以为数字化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表现,但其实基层治理有它的特点,主要是做群众工作,客观上来讲,基层工作很难用数字化呈现。他认为,想从根本上解决“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核心是要解决上面两个根源问题。他还指出,要解决形式主义的问题,就不要急于在基层推行数字化。只有在社会应用场景比较充分的时候,政务系统再嵌入才合适。数字化应用也需要一个时间差,政务App比较适合在中上层使用,目前为止还不太适合基层。“虽然有各种政务App、小程序,但其实基层工作最后还是要到一线去。”杨冬说,群众需要的不是基层干部穿着红马甲拍几张照片上传到政务App,而是要他们下到村子和社区里,真正解决群众的困难。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编辑:杨泓艳



584#
发表于 2025-11-11 22:17:20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每周好稿 | 冬天来了,好报道可以温暖人心

“磨稿子”今天推荐的三篇报道,都有点冷。一个是处在“暗网”世界的开盒少年们,一个是被冷冻的尸体,另一个则在探讨冬天是不是提前来临。
但再怎么冷,我们也需要继续坚持下去,因为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做什么?去做那个“为众人抱薪”的人。并坚信,身边的人不会让抱薪者冻毙。

丨标题:爱,死亡,和中国首例冷冻人

作者:郑丹
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2025-11-06

一个残酷的故事,可以看到伦理结构和日常生活的逻辑如何在技术冲击下脱落,而驱动这种技术的动力又是来自人性深处:渴望超越死亡、进步主义(相信未来)、唯物论(相信肉体存在胜于相信灵魂不灭)、技术决定论,等等。某种程度上,作者呈现了故事的反转,人性中平庸一面、实际需要和不可知论悄无声息地取得优势,今天以其琐碎甚至小小的不堪,正在与明天和昨天的战争中取得胜利。这些是本文可取之处。
Bug也许只有一个,来自于冷冻机构受访者的化名。在这个关于人性与技术不可测性的报道中,这个化名代表一种无聊但确凿的现实,它削弱了这个故事的新闻性,伤害了全文的说服力。
从编辑角度看,发展一条全球人体冷冻技术历史和伦理争议的叙事线,与这个中国故事形成交叉叙事,应该可以挽救这个bug。(资深媒体人、作家夏佑至)

丨标题:冬天提前了吗?
作者:郭玉洁 李强 黄永潘(实习生)
来源:冰点周刊
时间:2025-10-30

科普报道如何兼顾可读性与知识性,始终是新闻实践的难题。
《冬天提前了吗?》为此提供了有价值的探索。它没有沿用传统科普报道集中于专业知识转译或单一事件解析(如麻雀的异常死亡)这一框架,而是采用“长镜头”式的扫描视角,将气候变化这一抽象议题置于自然与社会生态的具象图景中。
报道从动植物的异常变化到普通人的生活应对,选取了一系列具象表征,如刺猬筑窝失败、树木异常落叶、海棠反季开花,以及电动自行车“挡风被”热销、壁挂炉订单提前、蔬菜价格波动等。这些细节共同构成了气候变化的现实印证,使抽象的科学议题转化为可被直接感知的生活经验。此种叙事策略不仅降低了理解门槛,更切实回应了“气候变化与我何干”这一新闻的公共性问题。
优秀的科普报道,往往始于对日常现象的敏锐捕捉,而成于科学事实与人文视角的有机融合。本篇报道在结尾处将视线转向提前到来的寒冬中仍在户外作业的人群,这一处理使得气候议题不再悬浮于宏观数据或抽象概念,而是落到了具体个体的现实境遇中。这种尝试,为科普报道如何建立更具温度的公众连接提供了思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李东晓)

丨标题:开盒少年养成记
作者:red
来源:正面连接
时间:2025-11-03

阅读这篇报道,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有他们的皇帝和统治规则,有他们的生态圈子。这些开盒少年在这个世界里,享受着那种敌对带来的肾上腺素产生的情绪。这些少年构筑了一个类似金庸小说《笑傲江湖》里面的江湖世界,这里面有篡班夺权的东方不败,有被囚禁的前任教主任我行,有野心家左冷禅,也有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岳不群。他们会用“葵花宝典”或“辟邪剑谱”征服别人,然后也会被这门武功反噬。
报道的文本不是很细腻,但讲述的很清晰。在网络暴力的核心圈层之外,既是个别警察违法出售公民信息的行为,也是整个司法体系对未成年人网络暴力的无奈,还是这些农村少年的家长们的无奈。
中国当代农村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已经不是温饱、教育,而是来自网络对他们的快速侵蚀。我们会发现,整篇报道背后的问题,其实仍然是中国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教育差距所造成的。只是表现出来的状态跟20年前不同罢了。(北京青年报记者张子渊)

来源:磨稿子
编辑:何璇祺

585#
发表于 2025-11-11 22:26:57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每月好稿 | 卧底调查揭开隐秘的真相

每一次成功的暗访报道都能让外界为之一震。
化名老K的调查记者从销售逆袭成公司二把手,知名调查记者崔松旺更是假扮智障乞丐,主动“被拐卖”至黑窑厂。很多记者选择潜入采访对象的内部,伪装打扮,默默观察,在危机重重的环境下收集着重要证据,只为可以突破常规采访难以触及的禁区,捕捉到常规调查中难以发现的细节。
卧底报道的价值是什么?十月月度好稿的读者投票给出了答案。投票结果显示,“红星新闻”的卧底论文代写代发工厂系列报道共获得311票,成为“磨稿子”的十月最受欢迎报道。
榜单中的“黑砖厂”调查报道,因记者个人原因退出,“磨稿子”尊重记者个人意愿,同时也向暗访“黑砖厂”的记者表达敬意。

丨标题:卧底论文代写代发“工厂”①|负责人称去年发表13万篇论文赚8000万,非关系稿不会被录用
作者:杨雨奇 罗梦婕
来源:红星新闻
时间:2025-10-13
丨标题:卧底论文代写代发“工厂”②丨任意编造写手学历,自称与生物实验室合作可做临床数据
作者:杨雨奇 罗丹妮
来源:红星新闻
时间:2025-10-13
记者没有满足于外围采访和二手资料,而是采取了一种高难度、高风险的调查方式,直接卧底进入两家论文中介机构。这种“潜入式”调查直击要害,使得记者能够获取一手内部资料,记录真实对话与培训内容,从销售话术、地推获客,到与“写手”沟通、规避监管的隔离模式……记者揭示了产业链的每一个隐秘环节,并通过清晰的结构、扎实的叙事和深度的公共关切,将一个严重影响社会诚信和公共利益的黑灰产业链暴露在公众面前。(知名媒体人韩福东)

这篇报道获得大家认可的原因,正是因为记者没有满足于外围采访和二手资料,而是采取了一种更为有难度、有风险的调查方式,直接卧底进入两家论文中介机构。正是这种“潜入式”的调查,记者才得以揭示产业链中的每一个隐秘的角落。
请以上获奖记者联系微信:jiangchenghua2013,领取由“磨稿子”发放的2000元(税前)月度好稿补助。
也向所有上榜作者表示祝贺!

来源:磨稿子
编辑:何璇祺

586#
发表于 2025-11-19 19:43:59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温故 | 报道《同妻》,不是猎奇,而是呈现

这篇发表于2011年的报道提到了一个即便是在当代仍然敏感的词——同性恋。文章讲述了男同性恋的妻子群体,即“同妻”的故事。
15年过去了,如今,我们身边的同性恋群体似乎越来越多,男同和女同都通过互联网的传播,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所以,这些年关于“同妻”的问题,说的反而少了。这是因为,社会开始渐渐接纳更多性别,男同不再需要找一个妻子来为自己的性取向做伪装。女同更是有一些开始大方的“出柜”。
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好事”,当全社会给同性恋群体的接纳度越高的时候,“同妻”亦或者“同夫”所带来的问题也就相对会越少。可是另一方面,当同性恋群体通过网络更多的广而告之的时候,是不是又会引导下一代的年轻人中呈现出更多同性恋问题?
同性恋的成因目前尚无科学严谨的解释,当前研究所能证明的是,在自然界,同性恋是普遍存在的,不仅仅是人类这一个种族,动物乃至植物都会有同性恋(或同性生殖)的取向。
媒体报道并非猎奇,而是呈现,尽管可能无解,但至少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社会现象的客观存在。不支持,但理解。抱着这样的心态去看待,同性恋引发的问题才能更少一点。


报道原文
同妻
南方人物周刊
2018722
邢人俨


四十多年的爱情和光阴都给了同性恋者   
67岁这年,玉蓉才发现自己有另一个身份。她的头发已经灰白,右手因为脑梗,颤抖得厉害,坐在电脑前,半天说不出话来。与“同妻”一起出现在电脑屏幕上的,还有同志、拉拉。“拉拉”,她念起来前重后轻,一口地道的北方腔。
玉蓉和丈夫住在某职工宿舍区内一幢破旧的老式楼房里。这片楼房修建于1980年代,室内采光不好,屋外的银杏树时常被大风刮得哗啦作响。楼道的墙壁几乎被密密麻麻的各种管道服务电话吞没,如同生命逐渐被平静的生活所吞没一般。
玉蓉打开门,卧室里的小京巴犬尖声乱叫。家里的结构非常古怪,客厅、卫生间、厨房、卧室并排挨着,客厅和卧室分别在走道的两头。退休后,玉蓉和丈夫各自守着两个房间:她在客厅看电视,丈夫在卧室床上抱着小狗发呆。只有吃饭和洗澡,两人会凑在一起,也不说话。“一起洗澡,互相搓背,但谁也不看谁。”
去年,玉蓉摔断了一条胳膊,丈夫对她仍旧不闻不问。她烧毁了自己的照片和日记,想过自杀。后来,女儿给她买了一台电脑,教她开机关机,还给她弄了一个博客。在网络世界里,她一点点接触到同性恋的信息。她关注了同性恋亲友会会长吴幼坚的博客,一次又一次给她留言。“我那时不知道什么是同志,什么是拉拉,我开始想,她不会以为我是拉拉吧?”
16岁时,玉蓉被调到当地某文化单位工作。花样年纪,身材娇小玲珑,穿的是时髦的连衣裙,热爱文艺和运动。她渴望爱情,可是姐姐不止一次告诉她,“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不能跟男人走得太近。”多年后回想起来,姐姐的话就像一个魔咒。
对男人懵懂甚至恐惧的玉蓉在单位里遇上了一个临时借调来、看上去很老实的男同事,跟他谈了8年恋爱。8年里,除了偶尔的书信,没有任何亲密举动。走在路上,一前一后,生疏得像两个陌生人。玉蓉在心里感激这个老实人,他知道她害怕男人,从来不碰她。
但她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纯洁爱情。这个老实人总来找她要粮票、借钱,说不上几句话又匆匆离去。她感觉不到爱,几次提出分手,对方很快给她写来一封火辣辣的信。“这么内秀的人写出这封信对他来讲是多么不容易!也许他是对自己长相和经济状况不自信。”等到见面时,又生疏得像是根本没写过那样的信。
玉蓉只能压抑自己。在外人眼里,她热情开朗,但在感情问题上却束手束脚,她不敢撒娇,也不敢跟别的男人过多交往。父亲对她说过,“这个男人将来不一定有大出息,但是个好人。”
新婚之夜,玉蓉穿着内衣、心怀憧憬地躲在被子里等待丈夫。“他关了灯才脱衣服,躺在床上感叹:咱俩在一起,小王一个人多可怜哪。小王是我们单位一个年轻小伙子。我心里特别堵,人家有什么可怜的?是我睡在你身边,我是新娘啊!”
4天无性生活后,丈夫以军训为由打发玉蓉回娘家。玉蓉隔天回家打扫时,发现小王住在她家里。一个月后,玉蓉回家又发现一个自称“同学的弟弟”的小伙子,来办回城手续暂住在她的新房里。“我妈就不干了,她说,那是你的家,为什么他总让你回娘家来?”
姐姐问玉蓉,“你们睡觉他怎么脱衣服?”“关灯才脱。”“关灯他不动你,也不摸?不找你?”“不摸也不找,我也害怕他动我。”姐姐戳戳玉蓉的脑袋,骂她是傻子。“我觉得爱情应该是纯洁的,那事应该由男的来找女的。”
趁一家人吃饭,姐夫私下里问玉蓉丈夫,玉蓉丈夫说,“我有病。”母亲哭成了泪人,劝玉蓉趁早离婚,离了还是个大闺女。回到家,玉蓉问丈夫究竟得的什么病,丈夫对她说,“你要跟我离婚,我活着就没意思。”最后,搪塞了她一句:“早泄。”
“同性恋怎么恋啊?是不是冤枉他了?自己又把想法推翻了。”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玉蓉反复问自己这个问题——她只知道这个词,却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直到吴幼坚在网上回复她:“我明白了,你是不知情的一位‘同妻’,把四十多年的爱情和光阴都给了同性恋者,而身为丈夫的他无法回报你的付出。”


这辈子他都无法给她想要的爱情,以及性   
婚后两年,玉蓉渐渐发现,丈夫总往外跑。有时是出差,有时提前好几个小时去单位,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丈夫在外的人缘特别好,女的管他叫“花儿”,男的就管他叫“哥”、“干爹”。他乐于为单位里的小伙子们帮忙,给饭费、补袜子、刷鞋,回到家,那种快乐突然就消失了,一脸木然。
玉蓉偷偷看书知道,紧张也可能导致性生活失败。她觉得丈夫是紧张,从不主动要求他。惟一敢做的就是半夜里挠丈夫的被子,每次丈夫都说“试试”,每次都失败。冬天,玉蓉把脚伸进丈夫的被窝里,丈夫触电似的弹起来掉下床。睡梦中,玉蓉的手臂搭到了丈夫身上,会被狠狠甩开。
她跟丈夫商量着要个孩子,丈夫答应了。她不停地给丈夫买补品想把他的身体养壮实了,但性仍是一大难题。结婚一年后,她仍然没有任何性经验。为此,她请教过姐姐。“这个不用人教。”姐姐不屑地说。为了怀孕,玉蓉把枕头搁在自己的屁股底下,好让精液流进体内。“只要有过一次,我就如获至宝,就把自己抬高咯,我怀上了。”丈夫知道后,异常高兴,还专门买糖分发给单位里的同事。
生孩子时正值备战备荒的热潮,玉蓉找不到丈夫,焦急地给他发电报、打长途电话,得到的回答是下乡与贫下中农过年去了。除夕夜,玉蓉挺着肚子用自行车驮着年幼的妹妹赶往医院临产。第二天,她生下一个女儿,5天后,丈夫才过来把她接回家。
女儿出生后,她就更难解释丈夫在外与在家的反差。他时常招呼单位里的农村小伙子来家里吃饭,当着她的面有说有笑,她躲在房间里偷看到两人一起洗澡、吹头发、看黄碟。她第一次跟丈夫吵架就是不满他总带人回来吃饭增加了家里负担,丈夫因此火冒三丈。她提出离婚,丈夫又抱着女儿哀求她。“他知道女儿是我的软肋。”
玉蓉隐约感觉丈夫喜欢过好些小伙子。但在那个年代,除了当事人,很少有人知道同性恋这回事。在他们那种文化单位里,男孩长得都特别好,“鼓鼻子、大眼睛、长睫毛”,流水般地换新人。每次到外地演出,一待就是几天。她掌握不了丈夫的行踪,“有感觉,没证据。”
事实上,证据对那时的她来说,真的重要吗?“你说丈夫不跟男的在一起,难道要跟女的在一起吗?”她努力在外人面前维护丈夫和他的“朋友”,外人都叫她“嫂子”,她最常听到的话就是,“嫂子,哥人特别好。”这些人中就有她一度存疑的小王、小李们。但回家后,她从没看过丈夫对她笑、为家里的事操心,也从来不与她谈心。
结婚第3年,丈夫有天回家哭了。玉蓉一问才知道,“小吴搞对象了”。还有一个小张,每次下乡演出回来都上玉蓉家吃饭,突然,就再也不来了。小张和女青年搞对象,丈夫很生气。“人家搞对象,跟你什么关系?”“我就瞧不上。”
玉蓉并不确定丈夫是同性恋,她只是相信这辈子他都无法给她想要的爱情,以及性——怀孕后,她再没有过性生活。每当她与小王、小李们打照面时,心里都觉得,丈夫喜欢的是他们。“我觉得他动过真情,每次都是。他对那些男孩比自己孩子还好,他们在一起时是真的快乐。”
“你说,女人多丰富啊,乳房、头发,怎么就不吸引男人呢?现在也理解不了。”玉蓉一脸无奈地说。
后来,她在网络上了解到同性恋是不可逆转的。几个月前,她又知道还有无数跟她一样心碎的妻子存在。她加入了一个同妻群,这只是若干个活跃在网络上的同妻QQ群中的一个。除了QQ群,同妻论坛、同妻互助网站在几年间已经渐渐聚集起这个数量庞大的隐秘群体。


除了嫁给同志,每个人都是个案   
在群里,玉蓉认识了网名叫“相忘江湖”的女孩。这位年轻的前同妻曾用数篇博文完整记录下从新婚23天发现丈夫是同性恋到离婚的过程,她用“希望、失望、绝望”来形容自己的心路历程。
“发现丈夫出轨的时候,震惊、愤怒和不敢相信,而我的丈夫,出轨的对象居然是——一个男人。那几天里,我的QQ签名是‘因为爱你,所以相信奇迹’。于是,我加倍地对他好。尽管我已经恨不得把生命都给他,在他眼里我还是看到了厌倦。”
“相忘江湖”从国内某所知名大学硕士毕业后,在一家公司里做职员,认识了前夫。在她的描述里,前夫各方面都很普通,她却来自条件优越的家庭,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他们的婚姻得到了双方父母的祝福,前夫的母亲尤其疼爱她,认为儿子能找到这样的妻子是他的福气,“但她儿子不这样认为。”
得知真相后,她曾与前夫沟通,试图让对方“回心转意”爱上自己。前夫的态度让她对婚姻仍心存幻想。她深爱前夫,并反复强调,她不反对同性恋,但无法接受婚姻中的欺骗与背叛,“第三者是男人或女人并不重要”。当然,这只代表一部分同妻的心理。另一些妻子却非常在意出现在她们婚姻当中的男性第三者,将此视作她们难以启齿的身份污点。
“相忘江湖”发现前夫始终与同性情人保持地下关系时,才猛然醒悟。“婚姻本来是你情我愿的,又是人生大事,怎么有人会欺骗呢?”更早前,她曾在天涯论坛上看到过一个叫“同妻部落”的版块,却从没想过跟自己会有任何关系。
“一个异性恋女性,她怎么会主动去点击关于同性恋的信息呢?”粉色空间负责人何小培说。粉色空间是最早关注内地同妻问题的民间组织之一。2007年,在防艾专家张北川教授组织的一次同志讨论会上,一位同妻的现场发言引起了何小培的注意。“当丈夫拉着她一起听张北川老师的广播节目时,这对来自一线城市的夫妇对于同性恋还没有任何概念,连丈夫都觉得自己与这个无关。”
这位同妻的发言与会议主题格格不入,一度被人打断。“为什么不让她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呢?”粉色空间致力于关注华人性权利问题,将同妻纳入关注对象后,何小培在网络上发现这个群体数量非常惊人,但仅出现在网上。她们被张北川形容为“无声的在场者”。
信息匮乏让同妻中很大一部分人处于不知情或不愿公开身份的状态里。“我们访问过一个55岁的同妻,她发现丈夫在上同志网,心里还挺高兴,想着丈夫真是革命的好同志啊。她第一次来只是哭,什么话也不说。第二次就说了一些。等到第三次,她笑着过来,说自己已经离婚了。”


201013日,四川成都,一对同性恋曾安全和潘文杰在MC酒吧举行了婚礼   / 华小峰
据张北川估计,80%的中国男同性恋者会进入婚姻或已在婚内,人数约为1600万。张教授对此做了特别解释,“同妻是一个外延宽泛的概念,男同性恋者中的部分双性恋者也会选择婚姻,排除掉这部分人后,狭义上的同妻数量在1000万以上。”
致力于同志研究22年,张北川是国内接触同志数量最多的专家。在过去16年里,他接触过数百位同妻。1995年起,就有一个同妻经常给他打电话,多次去办公室与他交流。在央视的调查节目《以生命的名义》中,这位女性首次以同妻身份出现在电视里。“她的部分最后播出了5分钟。”她就是2007年那次会上发言的同妻,2008年,她又在一个250人的学术交流会上发言。
2009年,张北川与粉色空间联合发起了首届中国同妻会。他们在青岛找了一个宾馆,以私密的方式召开了这次会议。有同妻因为担心身份暴露甚至戴着墨镜来,直到与其他同妻相遇,在宾馆里聊了整整一夜……
与会者联合署名的“同妻联合声明”里这样写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同性恋者概莫能外……两个性取向迥异的人组成的婚姻,就像埋了一颗定时炸弹,稍有不慎,就会炸毁现有的一切平静。爆炸的时间也许是三年、五年、十年,甚至更久……”
在今年出现的一个叫“同妻在行动”的网络小组里,Kathy是来自华东某城的一位同妻。对丈夫产生怀疑后,她通过私家侦探找到了丈夫出轨的行踪和证据。她曾建议丈夫去看心理医生,被拒绝后,她以男人身份进入丈夫常去的同志聊天室,有同志告诉她,“同性恋改不掉,只会越陷越深。”孩子突发重病时,她发现丈夫仍在与同性情人约会。愤怒又绝望的她在网上与丈夫同性情人展开了激烈的骂战,并将丈夫与情人的艳照发布到网络空间。
另一位同妻,25岁的小莫,与丈夫相识11年后结婚。婚后,她遭遇了严重的家暴:牙齿被打落,肋骨被打变形。丈夫殴打她时,公公就在隔壁房间却视若无睹。后来,她才知道丈夫一家早就默认了他的性取向。“为了面子,他爷爷是老师,结婚时风光得很。”小莫提出离婚,家人坚决反对,不得已她向家人说出真相,并到法院提起诉讼。判决后第二天,丈夫就从那个城市消失了。
不幸的家庭有着不同的不幸,“除了嫁给同志,每个人都是个案。”一位前同妻说。
张北川曾计划发起国内首个针对同妻群体的调查,但困难比想象的大,只能暂时搁浅。“如果仍在婚内,真正站出来做工作的同妻很少,她们只敢在网上说话。”他主张从个案入手,“不能玩名词,这涉及到一千多万人的眼泪。”


一辈子都还不起的感情   
2009年,吴幼坚接到一位“只剩摆喜宴”的准同妻小林的来电。女孩曾犹豫是否要给她打电话。“她问我,你是同志母亲,你会不会为男同志说话啊?”作为国内首位公开身份的同志母亲,吴幼坚反对同性恋者走进异性婚姻。“我虽然是同志母亲,但我是女性,我会自然地站在女性的立场,作为一个女人,如果没有爱情,那婚姻对她来说会很痛苦。”
她将小林介绍给另一位准同妻毛毛,三人在茶楼里从上午9点聊到黄昏。“她们之间会有共同语言,也能彼此鼓励一起走出来。”小林和毛毛最终都与前夫分手。
吴幼坚邀请两人参加了下一年的同性恋父母恳谈会,说到动情处,两人忍不住落泪。当时全场静默,没人能说出一句话。“同妻要了解,对方是不可能爱你的。但对同性恋者来说,走进异性婚姻就是错的开始,越走下去只会错得更深,为什么要把一个无辜的女人牵扯进婚姻里来呢?”吴幼坚说。
“一个群体要获得尊重,必须尊重比它更弱势的群体,不能因为受到伤害,就去伤害更弱的群体,不能因为反对一种歧视而造成对另一个群体的歧视。”张北川说。
“与女性拉手、接吻、性生活,假装都可以,但临到结婚,要过一辈子,就做不到了。同志中很大一部分人确实想与异性结婚,有的甚至对自己是同志都没有认同,会自我暗示说,那个女人很好,我们过得很好。一两个月后,本质的东西就暴露出来了。”广州同志阿强说。他不止一次碰到徘徊在婚姻边缘的同志向他吐苦水。
“很多同志过不了自己那关,他把女人一招一招哄在婚姻关系里,以为结婚就好了。之后,他们可能会消极应对婚姻,对妻子家暴,更多是冷暴力,他借口不回家、讲话没好语气……同性恋者的异性婚姻靠谎言堆积起来,内心的东西是任何谎言都无法掩盖的。”阿强说。


同性恋者的异性婚姻靠谎言堆积起来而内心的东西是任何谎言都无法掩盖的   / 周馨
晓渠是一位60后已婚同志,出生于北方某个工人家庭。1999年,他离家到外地打工赚钱时,还不了解外面的环境。那时他已经有了一个女儿,他将婚姻视作一种牺牲。“年轻时觉得勉强自己可以给她幸福,后来发现有些东西是给不了的。对她肯定有欺骗,如果不隐瞒,谁会愿意嫁给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在网络渐渐发达起来后,晓渠接触到有关同性恋的信息,知道还有人跟他一样,甚至不结婚也活得很好。他通过网络认识了一个年轻男孩,关系并没有维持多久,不过,男孩送了他一本李银河的《同性恋亚文化》。
晓渠曾半夜在家中客厅里拿起一把水果刀企图自杀,因为女儿在睡梦中突然惊醒最终断了念头。最后,他跟姐姐出柜,“那种感觉如释重负”。他嘱咐姐姐对妻子包容,“我们家欠她的。”
晓渠从没想过离婚。他说生活的惟一希望就是家,外出打工赚钱也是为了养家,尽管他从来没爱过妻子。离家十多年后,他独自在几千公里外的南方小城工作,妻子在老家照顾女儿。每年春节后离开时,全家人都抱头痛哭。“老婆和我不一样,她是不舍,我是愧疚。”
他跟女儿关系很好。有天他问女儿,“如果你发现爸爸不是完美的人,怎么办?”女儿想了很久说,“每个人都有缺陷,谁都会不完美。”事后,女儿偷偷问小伙伴,“你说我爸问这话是啥意思?”他原本打算为孩子有天发现他是同志做铺垫,问完又觉得这对孩子还是太突然了。
几年前,他找过一个情人,对方也是已婚同志,两人在一起3年。这一切,他在老家的妻子一无所知。“我不担心她发现我是同性恋。她提出离婚,我会同意,但只要她不提出来,我不可能离婚。如果她知道,我估计她要挣扎很长时间。”
他对爱情仍怀有憧憬,又悲观地觉得:“找到彼此相爱的,对我来说,太渺茫了。”他知道自己迟早会回老家,与妻子女儿生活在一起。“我是觉得很惨,年纪大了,你要抓那个东西,怎么都抓不到。与其被别人挑,不如放弃了。”晓渠嘴角微微抽动,“我也觉得她过得苦,一辈子都还不起。”


“女人是什么滋味,真想再嫁一次”   
几天前是玉蓉和丈夫结婚43周年纪念日。冰箱里有鱼和虾,家里却没人做饭,夫妇俩就拿女儿买的旱萝卜加盐糊面摊成饼,沾着醋吃了一天。“这就是我们的纪念日,”玉蓉苦笑着说。脑梗后,丈夫在她面前变成了玻璃人。这对夫妇终于以某种开诚布公的方式面对彼此。
在玉蓉给吴幼坚写完邮件后,她把丈夫叫到电脑前问,“我写的是事实么?”丈夫木讷地点点头。丈夫比她大5岁,身体状况日渐糟糕。在不足40平米的家里,他慢吞吞地踩着小碎步,行动迟缓,像个生锈的木偶。无论白天夜晚,他总抱着家里那条小狗坐在床上。夫妇俩之间几乎无话可说,“四十多年都没什么话说。”
四十多年里,玉蓉一直没断过性的念头。她带丈夫去看中医,医生说,“回家看黄碟吧。”她又偷偷买来“伟哥”,放在柜子上。女儿生完孩子后,玉蓉第一次跟她说起自己怀疑丈夫是同性恋的事。女儿坚决否认,“爸不敢,男人都不喜欢强势的女人。”女儿明白后,又问玉蓉,“你们为什么要生我?”
五十多岁时,玉蓉问丈夫是否爱过她,丈夫的回答是“从来没有”。“那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因为你对我太好了。”
有电脑后,女儿帮玉蓉在交友网站上注册了账号,鼓励母亲追求爱情。“我想自私一把,谁爱我,我就跟他走,但就是办不到,觉得那不真实。”她在网上认识一个七十来岁的老头,拉着手把对方领进家。丈夫并不在乎,她又将热情似火的老头一把推开。“报复不成,我又败了。”
在同妻群里,有人问这位群里年纪最大的同妻,这么些年都是怎么解决性问题的。玉蓉很气愤,觉得是一种挑衅。三十几岁的时候,她甚至天真地跟丈夫提出摘去自己的子宫,她对他说,“只要你爱我,我就跟你过一辈子。”
现在,她知道那都是幻想。有时她真想买那些色情碟片回来看;经过成人用品店时,也想进去看里头卖什么,又不敢。女儿给她买过自慰器,她打开一看,马上放回去,用黑色塑胶袋包好扔进垃圾桶。她对女儿说,“我要因为这个,我就出轨了,离婚了。”
“我觉得自己又纯洁又伟大,就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
但她又总在问自己为什么没出轨。她很羡慕“相忘江湖”这样的女孩,有重新选择的机会。“当女人是什么滋味,真想再嫁一次。”结婚后,她曾两次错过爱情,一次是木匠,一次是医生。“真是害怕,特别害怕身体接触,怕人家说我傻,因为我确实就不会。”其实她挺喜欢那个木匠,喜欢他的害羞,“他跑过来丢块手帕给我,到今天都还记得他。”
现在,每次上网不多久,她都很快下线,网络上的一切让她更难相信爱情。有男孩甚至跟她示爱:有恋母情结,就喜欢她这样的。
“现在要我进入爱情的世界,我就发慌。以前我们出门都挎着胳膊,做给外人看的,从来不牵手。回家后,谁也不理谁,好几年都不说话。一起吃饭时,互相夹菜,都看着菜,没有眼神交流,更没有肢体接触,压抑得太久了。”
玉蓉养过4只狗、6只猫、5只龟、11只鸟、4条鱼。除了女儿和外孙,那是她婚后最丰富的情感世界。几十年里,小动物一只又一只离她而去。有只小狗死了,她还因此得了肌无力。
女儿曾劝她离婚,连丈夫也同意了。可一想到离婚,她又犹豫了,“我走了没关系,他要出什么事,女儿就得操心了。”
她时常问自己:恨他吗?答案始终是很矛盾。40岁的时候最恨,到现在,又恨又可怜,她也觉得丈夫生不如死。年轻时还能往外跑,退休后再没有男孩来找他,只能一个人又痴又傻地望着窗外。邻居问她,你丈夫是不是得了什么病?“我觉得他可能比我还痛苦,曾经快乐过,突然就没有了。”两年前,她还在家里撞见过丈夫站在厨房的池子边自慰。从睡梦中醒来,她听见床边的丈夫发出鸽子般的咕咕声。
晚上,家里要烧鱼。丈夫慢吞吞踱到玉蓉身边轻声嘀咕,让她帮忙调下酱汁。玉蓉利索地调着酱汁,丈夫呆呆地站在她身后看,两个人挤在狭窄的厨房里,那场景跟任何一对相濡以沫的老夫妇并无两样。
但在饭桌上,玉蓉又忍不住问丈夫,“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丈夫盯着碗里的饭点点头说“是”——这样的对话像是重复过很多次。“你觉得对得起我吗?”丈夫木讷地说:“对不起。”
这是她用一生等来的答案。


来源:磨稿子
编辑:梅镕缨



587#
发表于 2025-11-24 09:56:54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写稿时如何引用方言?

在稿件中引用地方方言,可使稿件增色。一个有特色的方言出现,给人以新鲜感,还让人记住了这篇稿件的内容。
一、有特点的方言让人难忘
请看例文——
1:
红寺堡的“攒劲女子”
红寺堡在哪儿?
宁夏吴忠,罗山脚下,全国最大的易地搬迁移民集中安置区。
“攒劲”啥意思?
西北方言,能干、敢拼、不服输、不信命。
金秋时节,红寺堡的“攒劲女子”忙得热火朝天——
——人民日报2025年10月13日第02版
2:
网友点赞十五运会—— 这场体育盛会,“好劲”!
11月9日,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在广东广州拉开帷幕。这场充满激情的体育盛会是首次由粤港澳三地联合举办的全国运动会。赛场内,运动员们奋力拼搏;赛场外,网友们持续关注。连日来,十五运会的相关内容频频登上热搜,其中不少话题十分有趣。有网友点赞说“这场盛会‘好劲’(粤语“很厉害”)啊”。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11月14日第05版
点评:
“攒劲”,西北方言,能干、敢拼、不服输、不信命。
“好劲”,粤语,“很厉害”之意。
这两个方言用得好,文字不多但语义明确,且好记。
3:
一篇描写陕北春节年俗的现场特写这样写到:
窑洞里,婆姨们围坐在一起,巧手翻飞,捏出一个个“俊生生”(当地方言,意为“漂亮、好看”)的花馍。院子里,后生们敲起安塞腰鼓,那股“愣怂”(意为“猛劲、冲劲”)的劲儿,仿佛要把积蓄了一年的力量都宣泄出来。
点评:
在这类注重场景感和感染力的报道中,“俊生生”和“愣怂”方言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画面的生动性和地域特色。
读者虽未必是陕北人,但能通过上下文和解释,直观地感受到花馍的精美和腰鼓表演的豪放粗犷。方言在这里成为了渲染情绪、描绘风情的“画笔”。
二、选用方言需要注意哪几个问题?
从上面可以看出,方言选用的好,其发挥的作用大矣!那么选用方言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1. 精准。这是引用方言的第一要义。记者必须具备严谨的考据精神,确保所使用的方言词汇含义准确、语境恰当。避免词不达意,杜绝张冠李戴;更不可凭模糊印象或道听途说便随意使用。
例如,“忽悠”在东北方言中带有明显的贬义,若误用在褒义语境,便会彻底歪曲事实。在引用前,最好能向多位本地人求证,确保其音、形、义的准确性。
2. 可读。新闻报道面向的是大众读者,因此,必须时刻考虑读者的接受度。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注意控制使用频次,提供必要注解。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
一是节制。一篇稿子中画龙点睛地使用一两个最具代表性的方言词即可,切忌连篇累牍,否则会变成“方言作文”,增加阅读负担。
二是注解。对于大多数读者可能不理解的方言词,必须提供清晰、简洁的注解。注解方式可以灵活多样,如括号内说明(如上述例子)、紧随其后的同义词解释,或在文章末尾统一注释等。
3. 得体。得体就是要契合文章基调,尊重语言文化。
做到得体要注意两点:
一是场合匹配: 在严肃的政治、法律、科技类硬新闻中,应极度克制甚至避免使用方言,以维护报道的庄重性和普适性。而在社会新闻、人物特写、文化随笔等软新闻中,则可以灵活运用。
二是避免歧视与猎奇: 引用方言的目的是为了增强表现力,而非矮化或嘲笑某种地域文化。记者应持平等、尊重的态度,避免使用那些可能带有贬低、讽刺意味的俚语或土话,更要杜绝将方言作为“土气”、“落后”的标签。
4. 规范。用字一定要规范,应优先选用方言学界或当地普遍认可的、相对通用的书写形式。对于有音无字的方言词,需审慎处理,可以借用同音字,但最好加以说明,避免产生歧义。
小结语
写稿时恰当地引用方言,能让文字瞬间立体化。如写西北汉子,一句“真是个攒劲人”,胜过“勤劳勇敢”的概念;描摹广东美食,一声“好劲”,比“非常美味”更传神。这种生动,源于方言与生活肌理的紧密贴合。
写稿时适当引用一些方言,是一个重要写作手法。当很好地运用起来。


刘国昌,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
来源丨老记说事
作者丨刘国昌
图片丨公众平台AI配图


来源:编采圈(公众号)

编辑:张家乐

588#
发表于 2025-11-24 19:11:08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每周好稿 | 一篇报道追踪5年,你有这个耐心吗?


新闻事件中要包含很多元素,“意外”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因为“意料之外”“出乎意料”新闻才有价值。而对于新闻当事人来说,“意外”则代表着极大的无奈。
本周推荐的稿件中,当事人的“意外”不得不感叹造化弄人,被造黄谣的女教师,找工作却成为诈骗犯的应届生,银行卡里的救命钱被冻结无法使用……这些“意外”都在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甚至是生命。
我们这些新闻人,在记录意外事件的同时,也在着力去探讨解决、避免这些意外的办法,让“意外”的受害者少一点,再少一点。
丨标题:难以擦除的“污点”:溯源一则关于教师的黄谣
作者:葛明宁 朱敏骏
汪子涵(实习生)叶沛琪(实习生)
来源:澎湃新闻
时间:2025-11-17
“教师黄谣”是兼具熟人社会传播与性别权益侵害的敏感话题,如果只谈“网络谣言”的危害和治理会显得平庸,“溯源”这个新闻点确实更吸引人。
通过当事人的第一视角回忆、警方文书、专家解读交叉印证,还原谣言传播链条,情节层层递进,呈现了“平庸之恶”这一容易引发共鸣的概念。
比较有深度的一点是引入法学教授、学者观点,探讨“私下群聊是否构成公然散布”“行政前置程序”等法律争议,同时关联职场欺凌、性别友好培训等社会治理问题,提升了报道的专业性。
但稿件对警方溯源过程的细节披露不足,未解释“为何仅处罚部分传谣者”“大群传播者未被追责”的具体原因。(首页传媒副总编辑余衍飞)
丨标题:拆迁少年成谋杀主犯:一桩“弑母骗保案”的深渊
作者:佟畅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时间:2025-11-19
母亲被亲生儿子伙同两名少年同伴开车撞死,目的是为了骗取巨额保险金。这起灭绝人性的真实故事,内核一定有一个反人性的逻辑。正如报道开头所提炼概括的那样:“家庭的松散、少年的失序以及城市化的变迁,最终汇成了这个残酷事件的结局。”
这篇报道的结构很棒,先讲述故事的内核——“弑母骗保案”的谋杀过程,然后交代三名主犯的人物背景,辍学少年的人生经历及逐年扭曲的价值观和伦理观。第三部分重点切入文胆:悲剧的深渊。整体叙述逐步深入,将一个悲剧故事写得张力十足,读完令人扼腕叹息。
在采写上,记者走访了当事人的邻居、亲属、同学等人,辅以判决书的书证内容,共同梳理勾勒出了故事的整体脉络。
现实的离奇,人性的扭曲,成就了这篇优秀报道《拆迁少年成谋杀主犯:一桩“弑母骗保案”的深渊》。(新黄河&济南时报总编辑赵治国)
丨标题:入职六个月,我从应届生变成了“诈骗犯”
作者:刘圆圆
来源:北青深一度
时间:2025-11-19
新型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受各种精密骗术诱惑裹挟,不少涉世未深的青年学子沦为诈骗集团“工具人”。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检察机关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工作情况(2023年)》显示,犯罪人员“三低”(低年龄、低收入、低学历)特征明显,在校及刚毕业学生逐渐成为犯罪集团拉拢吸收对象,甚至有案件显示,部分学生卷入诈骗集团是由于学校推荐实习所致。
在相关涉诈案件报道中,这部分人群也通常呈现为面目模糊的“工具人”,他们如何被诱骗吸纳,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在此过程中哪些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以及他们的未来会受到何种影响,都很少被提及。北青深一度这篇人物报道填补了拼图上重要的一片空白。报道以一起跨省特大执业证书诈骗案中一名涉案应届大学毕业生为主角,现身说法回应了前述问题。报道叙事流畅,清晰展示了当事人如何在看似合规的企业信息,以及低入职门槛、低工作强度和高薪酬诱惑的双重夹击下逐渐解除怀疑、形成自洽的过程。联想到开设防范求职陷阱相关内容的课程在社交媒体上被广泛定义为“水课”,该报道的价值更为凸显。
人物特稿有助于深刻呈现当事人何以至此的复杂社会关系网络,引人深思,但也有可能因故事的引人入胜而削弱对理性思考的启迪。报道虽然着重强调了当事人对招聘平台以及企业相关信息“都很正规”的质疑,却未能深究在此类案件中普遍存在的平台主体责任和企业经营合规监管失守的系统性问题,略有遗憾。(青岛大学新闻系教师姜昕)

丨标题:银行卡里8万救命钱被冻结,“冻民”如何才能解封?
作者:郑子愚
来源:原点original
时间:2025-11-20
前些年,曾经有个网络流行语人尽皆知——“我妈是我妈”,其讽刺的是某些办事机构设置“非行政许可审批”,导致老百姓所需提交证明过多过滥的现象。
原点的这篇报道《银行卡里8万救命钱被冻结,“冻民”如何才能解封?》,让我们看到了另一道待解的“证明题”——如何证明自己是“善意第三人”(即不知情的无辜买家或卖家)?也让我们关注到最近这几年在警方与银行联手打击“电诈”的过程中,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群体——“冻民”。
引出这个话题的故事并不复杂:主人公韩峰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卖出一部手机,却因为收到的货款间接来自一名电诈受害者,韩峰的银行卡就被冻结了。然后一冻就是四个月,期间家中亲属突发脑梗送医救治,可由于银行卡冻结,存在卡里的8万多元一分也没法用。给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打电话“求援”,回复是无法解封。
然后,我们从文章中看到,像韩峰这样的人,现实中似乎还不少。无论你是买家,还是卖家,都随时有可能不幸“躺枪”。
不管是不是从事法律相关职业,相信你肯定都听说过一个词:良法善治。它一方面说的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另一方面,更强调善治是法治的目的。所谓“善治”,意味着反映人民利益和意志的良法,应当是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公权力受到合理制约、公民权利得到有效保护,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文中还提到,“法律并非没有给予善意者保护”。根据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若被告人(即诈骗分子)已将诈骗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仅在四种情况下应予追缴: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的;对方无偿取得诈骗财物的;对方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诈骗财物的;以及,对方取得诈骗财物系源于非法债务或者违法犯罪活动的。他人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不予追缴。
然而法条归法条,现实往往更复杂——“冻民”们不得不面对的冰冷现实是:在无法抓获犯罪分子的情况下,冻结机关就会直接向资金流向末端收款账户追缴,即便自辩是“善意第三人”,一些冻结机关仍以退还涉案资金作为解冻条件,否则便采取“拖字诀”。
我想,这显然与我们所倡导和追求的“良法善治”“公平正义”目标并不相符,至少可以说是有待商榷。
如果这个结打不开,而我们每个人又都随时可能成为无辜的买家或卖家,现实中又该怎么办呢?有网友支了一招:最好用现金交易,银行没办法冻结。
这倒也不失为一个办法。不过,在已经进入数字化时代的今天,这真的是我们想看到的结果吗?(资深媒体人余瀛波)
丨标题:深度揭秘:三体公司CEO毒杀游族董事长林奇案始末
作者:李微敖
来源:经济观察报
时间:2025-11-20
这是一篇详实的调查报道。
细读全文可知,作者一定是跟踪采访此案多年,并拿到了关于此案的核心材料。正如作者所述:“从2020年12月至2025年11月,记者通过近5年时间的调查走访,试图揭开这一惊天大案里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
以核心材料为基础,作者对许垚从伪造公章、采购毒物、反复演练到投毒作案、狱中造假立功的完整犯罪链条做了立体还原,具象化了“高知精英”犯罪的特殊性与残酷性,揭露了其光鲜履历下的人性黑洞。
此外,报道还关联企业治理、职场信任边界等现实议题,从而让罪案报道兼具警示意义与社会参考价值。(调查记者刘向南)


来源:磨稿子(公众号)

编辑:张家乐

589#
发表于 2025-11-25 18:41:57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坚持写稿的记者似乎不多了,文字报道能掀起的浪花太小了

导语
【文眼】这就是时代当下的样子,专业的体育媒体人要么毅然决然地转身离开,要么“打不过就加入”。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选项了。


当我置身于大湾区全运会现场,我有一种被打脸的感觉。我曾经撰写过多篇文章,描述体育媒体的没落,以及体育记者的凋零。但到了全运会这种大赛的舞台,你就会发现中国并不缺少体育记者。
11月10日,全运会开幕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游泳比赛是焦点所在,大量记者蜂拥而至。承办游泳比赛的大运中心游泳馆并不大,媒体工作间和媒体看台容量有限,组委会甚至实施了媒体看台席位预约制。
体育记者们还在现场,还在踊跃提问,只不过坚持写稿的记者似乎不多了。无论是电视台记者,还是文字记者,都在拿着设备怼着明星运动员的脸拍。唯一的区别可能是电视台的记者用的是专业的摄像机,文字记者们高高举起的则是自己的手机。
我上一次现场报道全运会,还是2013年辽宁全运会。当年,记者们界限分明,电视台记者负责拍摄视频,摄影记者拍摄图片,而文字记者只需要负责撰写报道。文字记者们也往往将手机怼向运动员,不同的是他们就是把手机当成录音笔来用。
十二年的时间,沧海早就变成了桑田。如今一部手机既可以充当录音笔,还是摄像机、照相机、笔记本,同时也是发布平台。文字记者们被迫变成了十项全能选手,在一部手机上就可以完成全部作业。
手机功能的极度发达,让文字内容的价值大打折扣,进而直接淘汰了海量传统纸媒。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传递极度快速,而且视频介质远比文字内容更适合传递这种信息。纸媒关关张早就算不上是新闻了。
在十几年前,单单京媒和门户网站的记者就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那个时候,北京的都市报有五六家,遇到全运会这种大赛,每一家媒体派出的记者动辄五六人起步。四大门户呼啸山林的时代,每家门户网站都有十几个专职体育记者。一遇上全运会,就是同行们聚在一起的盛会。
这一次来大湾区,我还是感到了一些寥落,曾经并肩作战多年的战友们都四散而去了。北京的都市媒体仅剩下了《北京日报》(包括《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和《新京报》等少数几家。他们此次派到前方的记者也只有区区数人。
没有被时代的浪潮所吞噬的传统体育媒体人,也没有太多写稿任务了。辛辛苦苦写来的稿子没有变现能力,且缺乏传播力度,在领导眼中只会变得一文不值。
当然,不能否认这里面一定还存在着众多高质量的文字报道内容,但现在的传播方式不会成为这些高质量内容的放大器。它们纵然“国色天香”,也只能躲在“深闺”无人问津。
11月19日,我与几位好友在广州的一家酒楼吃早茶。离开的时候,我发现这家酒楼前台有一沓当天的《羊城晚报》。我顺手拿了一份,准备在前往东莞的高铁上打发无聊的时间。实话实说,《羊城晚报》的全运会特刊质量还是非常高的。但如果不是我恰巧发现了酒楼前台一个角落里乏人问津的这沓报纸,我几乎没有任何机缘读到上面的文字。


移动互联网初期,新兴的资讯平台们,比如今日头条、一点资讯、天天快报等APP对文字内容还是“求贤若渴”。后来,等它们培育的“自媒体生态”走向成熟,文字内容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紧接着,人工智能时代首先就接管了文字内容,DeepSeek输出的内容更高效,对传统媒体乃至自媒体的内容具有极强的替代性。
再加上,当这些平台马上就发现短视频平台远比文字资讯平台更有商业价值时,它们像个“渣男”一样没有一丝流连就转入了新欢的怀抱。


这股浪潮的“副作用”就是倒逼四大门户网站放弃了文字内容产出。以往,传统媒体记者的稿件传播除了自身媒体的影响力外,主要靠四大门户网站和百度等搜索引擎进行二次发酵。现在搜索引擎上大行其道的也是海量真假难辨的自媒体内容,其中很大比重就是AI生成的。
别忘了,在这样的传播方式下,还信息茧房的束缚效应进一步被放大。这也挤压了优质专业报道内容的生存空间, 使其只能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圈层内传播。
没有被这股浪潮淘汰的媒体, 只剩下党媒、央媒,以及少数转型成功的市场化媒体。即便是这些媒体,也开始了响应时代需求的转型。“打不过就加入”,既然无法与短视频趋势抗衡,那就顺势而为,依托抖音、小红书、视频号等新兴社交媒体平台大力“做号”。
至于能不能赚到钱,或者有尊严的活下去,姑且放在一边,拥抱这股浪潮的好处就是可以猛烈收割一波流量。至少这些流量,可以完成相关领导的某些KPI,用以向更上层领导交差。于是乎,我们在全运会赛场上遇到的大多数媒体同行都是来自于这种融媒体平台,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拍摄有流量价值的视频。


他们当然不需要写文字,也不太需要专业的素养,没有必要是深耕游泳或者跳水这些专业数年甚至数十年的专业记者。他们需要做的就是找到流量密码,让自己的视频在微博、抖音、小红书、视频号、B站等视频平台上有足够的流量,甚至登上热搜榜、话题榜。
据我了解,大部分短视频平台因为没有全运会的版权,通过与传统媒体进行合作的方式获取第一手的前方内容。这种合作导向只会让有采访权限的传统媒体更加向短视频倾斜。
“流量”这根指挥棒之下,前方记者们永远追逐具有流量的项目,比如乒乓球、游泳、羽毛球、篮球等。冷门的综合项目变得更加可怜,除了央视、新华社、《中国体育报》还有这些项目的专项记者外,其他媒体几乎不可能有举重、赛艇、自行车、铁人三项这些偏冷门项目的专项记者了。
在乒乓球赛场,我们经常可以见到《三沙卫视》的LOGO。按理说,一个地方卫视频道似乎没有太多理由对乒乓球予以如此高规格的报道力度。背后的道理大家都心知肚明,一切向“流量”看齐。


当记者的KPI凝聚成“流量”二字,问题越奇葩可能越能高效的聚拢流量。所以,我看到了很多记者的提问都围绕着“颜值”、“南粤饮食”、“大湾鸡”等话题,反而提出专业问题的记者可能还会受到鄙夷,因为运动员针对专业问题的回答可能丝毫不会有流量。
大多数记者关心的是张雨霏有没有吃虾饺,而没有太多人在乎她200米蝶泳是否会输给于子迪。更没有多少人会注意到在这个项目上击败了于子迪和张雨霏的陈露颖,尽快后者也有着较高的颜值,符合现在的流量思维。
本届全运会在混合区教运动员说粤语,也一时风行。一个这样无聊的问题或者话题的出现,其实挤压了其他记者正常提问的时间。
毫无疑问,专业的内容报道在当下正因为稀缺,反而显得珍贵,也并不会缺乏读者。但与短视频平台动辄几亿、几千万的播放量比起来,这种文字报道掀起的浪花太小了,甚至没有全红婵发挥最完美时压出的水花大。没有媒体领导会为了一篇几无变现能力的体育报道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何况,还有短视频平台正挥舞着流量和钞票翘首以盼呢。
所以,我们只有在“人物”等深度公众号上才能看到最专业、最好看的体育报道了。而这些媒体的记者可能并不太懂体育,但他们愿意下苦功夫花费数月时间、耗费大量差旅成本去打磨一篇体育人物报道。
这就是时代当下的样子,专业的体育媒体人要么毅然决然地转身离开,要么“打不过就加入”。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选项了。


来源:传媒见闻(公众号)

编辑:张家乐


590#
发表于 2025-11-27 12:55:59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警惕!副刊遭AI写作投稿轰炸,竟让包拯对话宋太宗……

导读
短短几秒便可“写”一篇优美的文章,一个小时便能创作百万字小说……这些颠覆性现象,标志着AI写作时代来临。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报纸副刊阵地正在成为AI写作投稿的“重灾区”。多家报纸副刊编辑表示,今年以来,投稿邮箱中涉及AI写作的稿件比例越来越高,且隐蔽性越来越强。
有些稿件就是不对味儿,也看不出“人味儿”
写作,原本可能是人类行为中具有最高价值的一种生命活动,然而,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让写作夹杂了一些难以描述,也难以预测的危机压力。前不久,在浙江建德举办的第十二届报纸副刊理论交流活动上,就数智时代的报纸副刊议题,不少副刊人分享了来自一线的思考。
《工人日报》社会文化新闻部编辑吴丽蓉发现,AI写作的稿件正在被批量生产,可谓防不胜防。在记者的调查中,这一现象同样存在。在很多报纸副刊编辑部,如果编辑看到投稿中有明显AI痕迹,会感到愤怒,并非针对新技术,而是这些看似头头是道的文字,让人看后有一种“受欺骗”的感觉。
“将AI写作的稿件拿来投稿,这样的情况今年多了起来。”《中国石油报》编辑邵美玲告诉记者,人类写作源于生命体验和随之产生的情感表达,而AI缺乏这种生命体验。其创作本质是在强大技术加持下,对已经发表过的“二手”语料进行重组与模仿,而独一无二的“一手”体验,才是作品的“魂”。邵美玲提到,《中国石油报》副刊《北方周末》是石油人的文化家园,大家写的都是与自己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有些稿件就是不对味儿,也看不出“人味儿”。面对这种投稿,编辑部肯定不会采用。


“我们的副刊每天会收到上千篇投稿,采用稿件的首要标准是‘原创’。”《张家港日报》副刊版负责人钱超新透露,AI生成作品很快,投稿人可以将一篇稿件同时投向全国各地的副刊。因此大家会私下交流AI写作稿件的明显特征,并将工作中搜集到的线索进行归纳总结,如果遇到了要适当规避。“编辑对本地作者的文风较为熟悉,如果一个本地作者文风突然大变,可能会有AI创作的嫌疑,我们会进一步加强审查。”钱超新说。
面对海量的投稿,编辑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甄别,有时更是感到哭笑不得。一位党报副刊编辑向记者透露,曾有一篇稿件被自己判断为AI创作并作退稿处理,然而没过多久,他就看到这篇稿件刊登在了另一家报纸上。还有一位副刊编辑表示,她也曾收到一篇疑似AI创作的稿件,表面看起来语言优美、主题鲜明、无懈可击,仔细审核发现漏洞百出,比如文章中竟然出现了包拯与宋太宗对话的场景。
不能“冤枉”作者,也不能影响创作生态
“有人投机取巧用AI写稿,有人老老实实敲键盘,对于诚心创作的人而言,与AI竞争,难言公平。”吴丽蓉认为,海量的AI稿件投来,既增加了副刊编辑的审稿负担,也让很多真正用心用情写出来的好文章面临被淹没的风险。
AI不是洪水猛兽,作为一项新技术,它服务于人类,带来了诸多便利。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副刊编辑对AI技术本身并不抗拒,比如利用AI检查错别字、帮助梳理基础材料、润色语言等,将其视为另一种“字典”。“但如果过分依赖AI,就会被技术绑架,作者缺乏主观思想,便丧失了独创性与原创性”。《大众日报》副刊“丰收”主编刘君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技术是人的能力延伸,而人与机器最大的区别是,人知道为何而写,即便是有些粗糙的文字,也有真实思考过的印记,源自独特的生命体验。


“AI刚开始兴起的时候,用AI创作的文章一眼就能看出来。随着技术的进步与普及,大家都会用了,也慢慢知道怎样使用AI写出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AI创作的隐蔽性越来越强,有时候编辑也拿不准了。”邵美玲说,这种困扰在工作中的确存在。面对似像非像的文章,编辑既怕“冤枉”了作者,又怕刊发AI创作的文章会滋生投机取巧的风气,影响创作生态。
从工作实操性看,许多编辑会尽量选用熟悉的作者稿件,能够更好地识别、沟通。有的编辑引入诚信机制,避开不自律的作者,若多次发现某位作者使用AI创作的稿件投稿,将会纳入黑名单。“完全用AI写作属于创作态度问题。遇到类似情况,我们不会轻易下结论,会给作者打电话沟通,有的作者会承认自己的确使用了AI,我们也会视具体情况对稿件作出处理。”邵美玲说。
真实性是价值基石,行业呼唤标准与规范
随着AI写作数量激增,界定一篇文章为AI写作的标准是什么?AI合理使用的边界在哪儿?今年,多家期刊就严格规范AI技术的使用亮明态度。如3月13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明确了使用原则、可使用场景及禁止使用场景等。也有期刊表示,将强化审稿机制,采用技术检测与人工审查相结合的方式,杜绝学术不端行为。
虽然报纸副刊也已成为AI写作投稿的“重灾区”,但并没有统一、明确的规则界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许多报社并未对AI写作作品设置明确的拒用规定和细则。大多数编辑依靠自己的经验和AI检测工具进行相应判断。然而,AI检测工具的精确度也有待进一步提升,像朱自清《荷塘月色》、王勃《滕王阁序》、刘慈欣《三体》选段等都曾被常用的AI鉴别工具标记为“AI生成内容”,其中《滕王阁序》的AI生成率竟然接近100%。


前不久,著名诗人吴焕唐发文质疑文学杂志《莽原》刊发的诗歌《穿过季风的缝隙》系AI创作,随后,该社发布了相关调查报告,表示已通过两个主流AI文本检测平台——知网AI检测系统、朱雀AI检测助手对该组诗作进行检测。经过多轮检测,结果均显示:AI生成率为0%。同时,该社又联系了5位诗歌界资深人士、评论家和学者从专业角度研判,有两位认为作品有AI加工的嫌疑。因此,报告提出,暂不对该作品作出最终定性,待建立具有公信力的评判标准或出现更具权威性的检测工具后再予评判,并暂缓发放稿酬。
对副刊编辑来说,这些扑面而来的新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应对。“要加强对故事和情感的判断。”吴丽蓉表示,真实性已然超越了传统的新闻学范畴,成为报纸副刊的价值基石。这里的真实,是一种更广义的、关乎创作本质的真实——经验的真实、情感的真实和思想的真实。如果存疑,最好的办法是与作者直接沟通,探讨创作细节。
技术洪流滚滚而来,人机共存不是坏事。报纸副刊编辑正在呼唤相关规范的建立,可以将那些配料精准但缺乏生气的稿件拒之门外,留下真正的思考印记,守住人类的精神家园。


来源:传媒茶话会(公众号)

编辑:张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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