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级硕士程正元学术日志

刘海明

刘海明

二、技术化生存危机的实质
技术化生存是技术渗透到现代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直接现实，人类一切生存的手段都取得了技术的统一形式，现代技术已经成为人类生存的唯一条件，人类仅仅依靠技术生存并对技术产生依赖关系。技术化生存一方面开拓了人类生存的无限广阔空间，同时也带来人类生存的危机与困境。
其一，现代技术已成为对社会的控制力量。正如马尔库塞所说的那样:“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在当代技术的控制看来真正体现了有益于整个社会集团和社会利益的理性，以至于一切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一切对抗似乎都是不可能的。”① 技术理性以“无人”的精确高效在全球范围内树立了一套标准参照系和专家系统，技术标准和技术系统对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全面渗透，形成技术化生存的社会秩序。技术令社会井然有序、整齐划一，乃至社会陷入技术专制或技术暴政之中。技术统治似乎是一种无人统治，所谓“无人”并不因为失去了人格特征而终止其统治，它甚至可能成为最残酷、最暴虐的统治形式，代替过去单纯的政治和经济的压迫，而造成对人的全面性的压制和奴役。

——《当代技术的哲学视野》p3


海德格尔认为，技术，尤其是现代技术，并非是实现目的的单纯手段，而是事物和世界的构造。技术的本质即:它是人与自然、世界的一种关系，也是人与自然、世界关系的展现方式和展现状态。技术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过程，技术系统客观地物化为“有机体”而存在，并因其自组织行为建立起技术的霸权地位，这是技术的必然性的表现。


——《当代技术的哲学视野》p5

一、技术的本来面目:人性与物性的自洽
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作为人的创造物，必然是一种主观性存在，没有人的意志和目的就不可能有技术，技术是人的能动性和目的性的外化，这是技术的人性。
技术的人性表现在:任何技术都是社会的、历史的技术。技术作为社会的建构物，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条件，并与当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因素有着复杂的联系。技术是置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前提之下的技术，它受到社会制度的制约以及社会占支配地位的价值取向与目标定向的制约，从而体现出特定社会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归根到底，任何技术都是人的能动的社会活动，技术作为一种社会性的人的活动，是在社会中生活的人为了实现某些目的而制造的，因而鲜明地体现着人的目的性，体现着人的价值追求和价值赋予，技术的发展必然要受到从事技术的人及其意识的制约。


——《当代技术的哲学视野》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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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席勒(HerbertSchiller)的这本《大众传播与美帝国》(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之所以成为批判传播研究中的一部优秀作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它第一次以全面分析的方式，联系美国大众传播两个最重要的功能--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批判地研究了美国大众传播的结构与政策。其次，席勒教授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研究问题，利用企业和政府的信息来源的广泛性和多样性来解释大众传播的动力与结构问题。在这本著作中，没有玩弄任何繁琐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而是分析了与媒体的董事会、立法者相关的现实问题。最后，贯穿全书的观点使得该书与受黑人民权运动和越南战争冲击的美国大选所面临的问题相关。这些问题从不同的角度集中质疑了美国的一些机构的政策，认为这些政策可能把美国乃至全世界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中。由于大众传播媒介具有议程设置功能，它设置了日常生活中哪些议题需要关注或哪些问题是重要的，因此，如果确实要改变美国的议程或议程设置结构，就必须理解美国大众媒介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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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Foucault)认为，“没有一种权力关系不同时相应地构建一个知识领域”，同样也不存在“一种不蕴含和不构建权力关系的知识”。

刘海明

公共空间由不同类型的行动者组成。哈贝马斯将真正从公众中间涌现出来的“土生土长”的行动者与那些利用现有的公共传播结构、只在公众面前出现的行动者区分开来(Habermas,1996,375)。这种区分让人联想到哈贝马斯(1989b)早期对“批判公共性”和“代表型公共性的并置(见第一章)。此外,新闻工作者和其他媒体从业人员凭借其把关人角色和对呈现方式的选择，获得了一种独特的权力，即“媒体权力”(Habermas,1996,376)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权力并没有被用来为民主造福,至少电子媒介没有。“将事实当作人情味故事来报道,将信息与娱乐混为一谈,用情节化的方式组织材料,将复杂的关系肢解成细碎的片段,凡此种种,形成了一种综合征导致公共传播去政治化。


——哈贝马斯论媒介 52页


将负责税收的国家和基于市场的社会相分离;
新闻自由、大众媒体的多样性和信息自由;
各类规制手段，确保大众和市民社会有权进入公共空间，并防止政治、社会或经济利益垄断公共传播领域。(p.141)

这是一个措辞毫不夸张的有力声明。光是媒体能够自由报道(从而也能够批评政府)还不够,它们还应该是多元的,享有获取官方文件的特权(即“信息自由”),能让想发声的公民触及，同时不受社会上各种掌权者的影响，包括政府机构和公司。我将这一概念称为深度媒体民主


——哈贝马斯论媒介 56页


商议模式将公共空间设想为一个传声筒用来记录影响整个社会的各类问题。同时，它也是一个话语过滤器，从无序的意见形成过程中筛选出对相关议题带有普遍性和提供有益信息的论断,将这些“舆论”广而告之,传递给分散的公众，并将其列入权责部门的正式议程(Habermas,2009b,143)
公共空间作为传声筒和过滤器,将施加“理性化压力,以提高决策质量”(p.143)


——哈贝马斯论媒介 57页

刘海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