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评案例集锦

刘海明

【案例】

胡主编的生意经：公器私用，公号为私号引流，环球时报沦为胡氏自留地

题目：“胡锡进观察”公众号研究：传统媒体人转型自媒体利用公域流量为私域流量导流的机制

摘要：本文是时政自媒体打假公众号“汪眼观天下”（ID:dajiaban1989）《时政自媒体打虎记》之子课题《假老虎的崛起》阶段性报告，通过运用随机抽样的统计方法对“胡锡进观察”公众号进行全景式的流量分析，试图解密传统媒体的代表人物胡锡进私人公众号“胡锡进观察”如何借助《环球时报》媒体号引流而实现爆发性增长。

关键词：胡锡进  打假  引流

引言：传统媒体式微，自媒体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也逐渐饱和。公众号作为收益性价比最高的自媒体平台之一，目前仍然是自媒体人创业（割韭菜）的首选。虽公众号风光不再，增粉困难，但仍不时有黑马出现，短时间内积累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粉丝成为头部大V（镰刀）。

以胡锡进私人公众号“胡锡进观察”为例，该号自2018年4月25日发表第一篇文章，阅读量为仅为2206（不排除胡锡进利用私人渠道推广）。但2020年8月24日发表的头条文章，2小时阅读量即突破10万+。微博大V胡锡进转战微信公众号，从零起步，花费2年零4个月，便成为时政类公众号头部大V。保守估计，“胡锡进观察”粉丝数超过100万。目前尚无学者对“胡锡进观察”公众号进行研究。

本文将开创性的对该号进行详尽的数据分析，试图解密该公号爆发性增长背后的秘密，以便对传统媒体时代的大V媒体人进军微信公众号提供借鉴和思考。

（备注：本文的抽样方法未采取分层抽样，每月抽取的样本数量不一致，计算平均数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但不影响整体趋势及结论。）

文献综述：目前该领域研究尚属空白，无参考文献。本文为全球第一篇综合研究“胡锡进观察”公众号的论文。

正文：截止到2020年8月24日，“胡锡进观察"累计发表文章800余篇（误差正负10篇），其中原创530余篇（误差正负5篇）。

结合随机抽样和重点抽样(拿鞭子抽的）的统计方法，笔者抽取了其中190篇文章，抽样比例为24%。

通过对样本文章的的发表日期、单次发表文章篇数、阅读数、点赞/在看等数据分析得出：

一.公众号基本概况及极值情况：

1.截止到2020年8月24日粉丝数预估80万-150万。

2.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阅读量为2206。

3.文章阅读量倒数前三分别为：284次，297次，297次。

4.文章阅读量在50万次以上的文章篇数为3篇，最高阅读估计为150万-200万。

5.点赞数在5000以上文章数为7篇，最高为1.8万，次高为1.1万。

6.单篇打赏人数最高为1040，次高为947。按照平均打赏金额5-10元计算，预计单篇打赏金额最低为5000-10000元。

7.阅读数最快突破10万+时间:2小时（2020年8月24日，头条文章《白俄罗斯陷入动荡...》）。

8.第一篇十万+所花时间：一年零八个月（2020年2月8日《给李文亮贴殉道者标签》）。

二.胡锡进观察被环球时报转载趋势分析

1.首次转载环球时报文章时间为2018年11月7日。

2.首次被环球时报转载（编辑转载）时间2019年1月13日；当日阅读量833；次日2092；

3.首次被环球时报原文转载（嵌入公众号）时间2019年5月17日；当日阅读量9984；前一日阅读量4842。后一日阅读量5394。

1.截止到2020年8月25日，胡锡进观察被环球时报累计转载66次，其中原文转载47次，编辑转载19次。

2.月最高转载次数及月最高原文转载次数月份均为2020年6月，最高总转载次数和最高原文转载次数同为7次，平均一周2次。

3.月总转载次数和月原文转载次数总体上呈缓慢上升态势。按照目前的趋势，后期两项指标会进一步攀升，但受限于胡锡进观察公号月原创更新篇数。

三．胡锡进观察阅读及点赞趋势分析

1.月均单篇阅读量：2018年4月-2019年4月，月均单篇阅读量为1256次。

01.月均单篇最高阅读量为2019年4月，3253次；月均单篇最低阅读量为2018年10月，495次。

2019年5月-2019年12月，月均单篇阅读量为13514次。

2020年1月-4月，月均单篇阅读量73352次。

2020年5月-8月，月均单篇阅读量10万+。

02.月均单篇阅读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自2019年5月起，阅读量呈飞跃性攀升。2020年5月份即达到月均单篇10万+。

2.单篇最高及最低阅读量：

01.单篇最高

NO.1.单篇最高：N0.1:2020年4月8日《方方日记在美国出版...》,官方阅读量10万+，根据点赞数分析，实际阅读量估计为100万-200万；

NO.2:2020年5月29日《民主美国如何对待明尼苏达骚乱...》，官方阅读量10万+，实际阅读量估计为50万—100万；

NO.3:2020年5月11日，《一些人对老胡建议的指控...》，官方阅读量10万+，实际阅读量估计为50万—80万；

02.单篇最低：

NO.1:2018年5月23日的284次：

NO.2(1):2018年5月16日的297次；

NO3(2):22018年5月27日的297次；

3.月均单篇点赞数

01.月均单篇点赞数最高月份为2020年5月份，5118次；月均最低点赞数月份为2018年11月份，21次。

02.从2018年4月到2019年4月，点赞数总体增长十分缓慢；2019年5月份开始加速；2020年1月至5月呈爆发性增长；5月后逐步下滑。

四．结合“胡锡进观察”公众号被环球时报转载以及对应时段的阅读量、点赞数，可以发现的趋势和规律

1.2019年5月17日，胡锡进观察首次被环球时报原文转载。转载前五前六篇平均阅读量4115，后六篇平均阅读6946，被转载后阅读量平均跃升了2800。预计涨粉1万以上。

2.第一次被转载前，2018年4月25日至2019年5月16日，单篇平均阅读量1421；第一次被转载前三个月阅读量3467；第一次被转载后三个月平均阅读量为12710次；月均跳涨9300。预计三个月内迁移粉丝5-10万。

3.阅读数、点赞数总体上增长趋势同被环球时报转载次数（特别是原文转载次）数保持同步。

4.点赞数自5月份开始下降和读者对疫情的关注度正相关。

五.结论

“胡锡进观察”第一篇十万+花费了一年零八个月，作为微博拥有粉丝数高达2000万+的超级大V，媒体界的超级网红，这一成绩不值得炫耀。

该号运作第一年（2018年4月-2019年3月）的单篇平均阅读量仅1049次。这一成绩甚至还不如自媒体素人的笔者公号“汪眼观天下”。属于严重不及格。

但该号自2019年5月17日被环球时报原文转载后，各项流量指标均得到了爆发性增长。2019年5月以后，该号平均一个月有4篇文章被环球时报以黄金阅读时段的头条转载。自2020年5月起，该号头条文章每一篇阅读量均达到10万+。

这充分说明，“胡锡进观察”成为公众号自媒体平台头部大V成功的背后完全得益于环球时报的引流。

如果没有环球时报的公共流量为胡锡进观察的私域流量引流，仅凭胡私人运作，按照该号的阅读量和点赞数的平均增长趋势，可以合理推测该号截止到2020年8月份，其平均阅读量不会超过1万，点赞数会低于200，粉丝数低于5万（这还是比较乐观的数据）。也就是说，环球时报为胡锡进观察贡献了10倍的增速。没有环球时报就没有胡锡进观察的出头之日。

根据西瓜数据对“胡锡进观察”的估算，该账号目前粉丝有357万，按照20元一个粉丝的估值计算，这个账号的价值超过7000万元，这个流量价值显然绝大多数都来自于环球时报这个国家媒体的导流。

另外，环球时报公众号的每篇头条文章的阅读量都是10万+，头条平均在看3100次，按照公众号生态下平均约1%的在看率，那么头条文章的阅读量应当在31万次（而非仅仅显示上限的10万）。目前，微信公众号广告的价格大约是每次阅读1-1.2元，即环球时报头条图文引流一次的市场价值最低也是31万元，根据上文整理的数据，胡主编利用环球时报这个国家媒体的公众号累计给私号66次的转载行为，其广告价格累计高达2046万元。

这个价值对应的金额，相当于6个多的“数额特别巨大”。

六.待研究的问题

胡锡进观察公众号账号主体为上海得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天眼查”查询，该公司成立于2017年05月12日，注册资金300万，经营范围为文化艺术类服务，法定代表人为贺王玉洁。大股东为上海市漾漾文化传播文化有限公司。

问题一：胡锡进是否为得已文化公司股东？

如果胡为公司股东，那么按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十八条第六项处罚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从事、参与营利性活动或者兼任职务领取报酬的”：

将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环球时报总编辑算不算事业编？）

问题二：假定胡锡进不属于事业单位编制，且没有参股得已文化公司。但是胡利用自己总编身份，擅自用环球时报公众号为其私号“胡锡进观察”引流，是否涉嫌以权谋私，公器私用？

问题三：在胡主编的私号“胡锡进观察”成立的第一年，尽管阅读量少的可怜，但为什么胡总编在最开始的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敢利用环球时报这一国家媒体给自己导流？他在担心什么？

以上疑问,请胡锡进先生务必及时真诚回应,不负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就代表一次）的急迫关切。

欢迎各位读者朋友一起助力转发分享本文，力争将胡主编送上热搜。

参考文献：

1. 环球时报和胡锡进观察公众号文章。

来源：汪眼观天下

作者： 汪眼观天下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m2Jn69VhVtR1oJz-8bpoig

编辑：邱亚婷

刘海明

【案例】

老人下跪道歉，一则新闻引发的媒体风波  

            

  开张营业的饭店，轰然坍塌，成为一片废墟。57人被埋，29人遇难，7人重伤，数字所代表的具体含义，描述出山西襄汾坍塌这场惨剧带来的重大伤亡。

  然而事故之外，《齐鲁晚报》却因刊发的一则视频报道，意外走红，成为了舆论焦点。原因是视频中，展现的正是饭店坍塌事故中祝寿老人下跪致歉的画面。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网络中流传出一种说法，在老人下跪前，采访记者贸然的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老伴和亲戚因为给你过生日去世了，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据了解，关于老人下跪前记者发问的这一版本说法，在《齐鲁晚报》官方视频发布后于网络中广泛流传。知名评论自媒体“鱼眼观察”8月31日以“这家山东媒体犯了众怒”为题展开评论，在最早的文章版本中，也同样对这一提问作出引用，同时基于此对记者贸然抛出上述提问表示谴责，并认为单独截出老人下跪画面发布，引发了众怒。截止9月1日上午11时，这篇评论文章阅读量已达10万+。

  记者是否向老人做出这样的提问，成为了《齐鲁晚报》此次舆论风波中的重要关注点，但关于事实真相也存在另一个版本。传媒见闻从现场知情人士处获悉，当天采访过程中，记者并没有向老人抛出类似的提问，“实际上当记者一行抵达现场后，老人直接就跪下了，这让在场人员猝不及防，即刻将老人扶起。”传媒见闻获悉，当时除了《齐鲁晚报》外，还有至少另外两家媒体的记者同在现场，能够对此证明。

  那么关于记者发问老人：“心情如何？”这一版本的对话内容，又是如何传出的呢？

  传媒见闻联系到了“鱼眼观察”，向其求证细节信息的来源。对方向传媒见闻表示，信源引用自一条网友的微博，并出示了截图。同时告诉传媒见闻，“齐鲁晚报昨天也找我了，他们说记者没有问任何问题，我找他们要下跪之前的视频，还没发我”。

（图片由鱼眼观察提供）

  根据“鱼眼观察”提供的微博信息，传媒见闻联系到了发布这条信息的博主，想就事情真相作进一步探索。然而在表达来意后，该博主随后直接删除了这条信息，并发来以下文字。

  与此同时，围绕媒体是否应当就老人下跪进行报道同样也存在争议，有部分媒体人士对采访老人是否具有新闻价值保持怀疑，甚至质疑在这一关头，是否应当对老人做出采访。那么在新闻学界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明告诉传媒见闻：“这起事故发生，个人认为和地震等其他自然灾害的发生存在一定区别，不具有持续性。过去我们讲采访伤害，类似于四川地震中，很多灾民已经明确表达拒绝采访的态度了，但记者还在坚持拍摄，这是一种伤害。但就这起事件（山西襄汾坍塌），如果老人愿意接受采访，其实不必过分指责，因为这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老人自然的真情流露。”

  同时刘海明还表示“对于一些人指责媒体发布信息过于碎片化的说法，这样的指责个人认为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所有新闻都是碎片化的，想要完整呈现一件事情是几乎做不到的。甚至，碎片化应该是媒体最基本的特征。齐鲁晚报如果是正常情况下拍到了老人下跪的画面，这种有视觉冲击力的报道，尽快发出来是应该值得肯定的，而不是应该以新闻理论和道义去指责。”

  9月1日晚间，齐鲁晚报发布关于临汾事故采访过程的调查结果，表示为此成立了专责调查组，通过交叉询问本报记者、同行其他媒体记者，调集相关稿件、视频素材、证词证言，形成充分证据链，证实：齐鲁晚报记者在采访中不存在违背职业道德规范的行为，“诱导老人下跪”“提没有人性的问题”等指责，为极个别自媒体捏造事实、恶意造谣。在回应末尾，表示将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微信公众号“鱼眼观察”相关方的责任。

  对于齐鲁晚报的这份声明，“鱼眼观察”向传媒见闻表示，将在明天发文回应。同时称“没有恶意造谣，稿子的基调也可看出来”，称“齐鲁晚报应该公开下跪之前的完整视频，以正视听”。同时还表示"吃人血馒头这个指责，主要是针对齐鲁炒作下跪视频的，这一点确实恶劣”。

  在对传媒见闻作出上述回应后，传媒见闻留意到，公众号“鱼眼观察”已将“这家山东媒体犯了众怒”文章删除，目前在其公众号中已无法查看到该篇文章。

  对于《齐鲁晚报》这场舆论风波，你怎么看呢？

来源：传媒见闻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675K-L64k2mhcKAwh2VB3A

编辑：王雅欣

刘海明

【案例】

梁文道：大陆的这一代年轻人

（梁文道）

1

  许多在中国的外国观察家有一个简单的推理：一个国家如果开始了市场经济，那么在这个市场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必然会成为民主运动的主力。

  这是一个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今天看来已经过时甚至已经破产。它是说一个国家只要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它的政治结构也必然会变得民主，变成所谓“西方的自由、民主”，如果用这么简单的历史观来看中国，那么你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就会成为下一波政治改革运动的急先锋。我对这个说法非常怀疑。

  我觉得大家忽略了几个原因。看“西藏事件”引起的反应就知道，当时很多外国人很惊讶，为什么这些年轻人——特别是到海外留学的那批——会那么愤怒，那么爱国？我一些在外国教书的朋友说，1980年代出来的留学生和现在的完全不一样，以前的留学生刚出来没多久，就对中国政府有一大堆批评和怀疑，为什么现在这代的年轻人反而那么爱国呢？

  事实上今天中国这一代年轻人和1970年代、1960年代成长起来的人非常不一样。回想一下1960、70年代，那时社会资讯很不流通，物资很匮乏，而当时的中国还在一个从全能型的国家慢慢转变的阶段。在那个时代，要买东西是很困难的，买一个外国商品你可能需要去友谊商城，还需要外汇券，你要看外国的资讯是很复杂的，听外国的流行歌曲甚至是一种政治冒险。那时候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会天然地感到自己身上的所有限制，是和这个政权联系在一起的，他/她对政府的怀疑、不满，甚至是批判是天然的。

  1980年代出生的人截然不同。对他/她们来讲，这是没有必要的。我为什么不满意？你刚刚出了iPhone我有钱我也买得到，什么外国产品我都有，有钱我买真货，没钱我买假货。

  以前看外国电影很困难，张艺谋还在当学生的时候，一帮人凑到友谊宾馆，开了一个小房间，几个香港朋友带录像带上来给他们看，哦，原来这是安东尼奥尼啊。现在我们到街上随便一个小摊贩说不定都有一套安东尼奥尼，我有什么不自由？你说我言论不自由我天天在网上骂人骂得很快乐啊，那你们干嘛批评我们？你们外国干嘛批评我们不自由？

  这种自由是一种消费上的自由，在1980年代的台湾和香港，甚至今天的香港，我都见过这样的情绪。我们会把这种买卖的自由、购物的自由当成是一种人权。以前是从消费上的不自由感觉到这个国家的不自由，现在我们在消费上很自由，甚至某种程度言论也很自由，那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这一代的年轻人不会有上一代年轻人那么多的愤怒、不满、怀疑，和批判。而且他/她出生的时候是看到这个国家是在崛起的，看到这个国家在物质生活各个方面越来越好，他/她干嘛要怀疑？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代的年轻人又很有自信心，这些复杂的年轻的特质，不是西方观察家心目中理想的促进中国政治变革的那种人。

  可是我仍然觉得他/他们会改变，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对政府会很不屑，觉得你都在骗我，别说谎了，那么这一代年轻人不会对政府不满，但是会有一些很切实的要求，比如说我要一个很安全很舒适的生活环境，一些很具体的权利，而这些具体的权利可能是政府都很难拒绝的，比如我要喝没有毒的牛奶，政府能够说不行吗？而他/她们做这些要求的时候，组织方式，诉求的方式，都会比上一代更成熟，更稳重，更理性，更扎实。我觉得不能忽略这样的一些要求，这样的一种心态会带来的改变，未必是西方的中国观察家所想象的期望的那种变，但那是另一种改变。

2

  台湾、香港的70后、80后年轻人，会比较像日本的70后、80后，那是因为大家的社会节奏或者发展的阶段比较接近，跟大陆是不一样的。在那种状况底下，会出现很奇怪的现象，比如最近日本好多学者比较关心的问题，“下流志向”。什么叫做“下流志向”？以前说一个人的志向是往上的，我希望钱赚得越来越多，我希望生活越来越好，要有志气，可是现在日本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年轻人的志气是往下的。就是说，我不想读书读得很好，我也不想有份越来越好的工作，我甚至想失业。所以你看日本今天的教育，小学生上课的时候，前面一半坐在那里乖乖的听老师讲，后面一半在散步——真的在教室里面散步，聊天，老师也不管，管不了。日本大学生的英语比之前退步很多，现在所达到的就是以前高中的水平，甚至初中。

  我觉得台湾和香港也是同样的情况，比如说我在香港有一个出版社，我要负责面试一些人，一些年轻人，我问过他/她们：你有什么嗜好？他们会说：“睡觉”。Ok，那我说，你平时的休闲是什么？“睡觉”。啊？就“睡觉”啊，“睡觉”怎么能成为嗜好呢？对于我这一代人很难理解的，“那你要来我出版社工作，平时看些什么书？”“我不喜欢看书。”“可是我们是要出版书的。”他说：“那我出书就好，出书不一定就要看书，我出书是要给别人看。”

  这些答案匪夷所思的地方在哪里？前十年、二十年，年轻人可能会说谎，他/她可能不大爱看书，但是他/她可能会说：我最喜欢《战争与和平》，莎士比亚，《红楼梦》，等等。但现在的年轻人是不骗你的，很坦白：“我不看书的。”换句话说，他不觉得这是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很多人就会说，一代不如一代。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我觉得香港、台湾，日本这些年轻人，处在这样一个社会时期，他/她从小就发现，那种“努力读书、好好工作，换取一个很好的生活，再忙碌、生活再好一些、再有钱”的想法——这样的一种想法，本来是支撑战后东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现在是破产的。

  我不会责怪这些年轻人，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因为我们看不到未来是什么样子，希望在哪里？当你看到自己的父亲衰老、疲倦、平庸，那我干嘛要好好读书？为了将来有个好工作？拜托你别跟我说这种废话。

  但是大陆不一样，大陆整个社会节奏是不一样的。我只从我最了解的一个行业来讲，比如我做媒体，我在香港、台湾碰到的所有媒体的老总，报纸的社长，总编辑……都是50岁以上，甚至更老，但是我在大陆遇到的好多老总是30来岁。这是一个二十多年前香港走过的路，30多岁就能管一家报纸，下面几千人，那是因为在成长的阶段，市场突然扩大了，过去媒体就是那几家，但现在突然多了那么多出来，大家都要人，机会在无限地扩大，你永远不知道明天有什么东西等着你，你对未来的期望还是乐观的，你会觉得未来会比今天更好。可是台湾和香港却不是这样的，你看到前面的路是越堵越死的。香港回归之后看到太多大陆崛起的消息，香港年轻人现在接触到很多大陆来的年轻人，和他/她们一起学习，甚至一起工作，奇怪的是，当他/她发现这些大陆来的同学或者同事，那么努力，那么有志气，那么优秀的时候，他/她不会想说我和你们拼了，他/她会说，那我就算了，好累。

  换句话说，台湾、香港、日本已经走入一个相对稳定、甚至衰老的社会，而大陆还在往前，窗户很大，我觉得这会影响年轻人对自己的看法，对未来的看法。

  很多年前我在香港和一个朋友做一个剧场作品，里面有一段是video，很好玩。我们去街上访问了大概100个人，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自己会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第二个问题是：“你会觉得社会会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结果呢，全部剪辑起来，笑死人了，90%以上的人都说：我觉得我自己会越来越好，而社会会越来越坏。那每个人都越来越好，社会怎么会越来越坏呢？

  你可以看到，十年前香港这个社会变得很原子化，每个人都会觉得我的成功、我的失败是靠我自己的，我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我自己会越来越好，但当时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到这个社会很糟，会越来越糟。我相信今天当我再去做这样一个作品，说不定百分之百的人都会说我自己会越来越糟，社会也会越来越糟。但我觉得在大陆问这个问题，人们可能会说我自己会越来越好，而社会也会越来越好。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是很好玩的，你能够看到人们怎么看自己，怎么看社会，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怎么认知自己和社会，和其他人的关系。

  比如香港今年(2009年)的立法会选举前，出现了政治上世代交替的呼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说我们对老一辈的那些政治人物很不耐烦，要有新一代出来，整个社会也在呼唤年轻人出来。香港最近有一个很活跃的团体叫做round table，有几百个成员，是一个智囊组织，几百个大专院校，研究院，或者政党的年轻人，做各种各样的政治研究、政策研究。有很多这类的小团体在出现，好像新一代的年轻人要有自己的主张，要有自己的说法了。可是我觉得我们整个社会对这批年轻人，真的是太关注了，就是连政府在委任新官员的时候都会从这些组织里面挑一个出来——一个才30岁的年轻人被聘请到政府里做高官，过去从来没有过行政管理经验，只在报纸上写过几篇政论文章，现在给他月薪是接近二十万港币、有司机接送的那种官员，你可以看到整个社会很焦虑，我们的下一代在那里？都在等，都在想，于是出来一个年轻人，大家就说：啊，他是我们的希望。

  可是我觉得这个希望是很不切合实际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的只有年轻人，我看不到有新的主张。我研究了他们一两年，这群人，有的是我同辈，有的比我年轻，我观察他们说的东西，大家都在说，我们要摆脱过去的东西，我们要摆脱“民主”还是“亲中”这样的二元对立，我们要有新的说法，新的主张，我们年轻人不再那么搞。Ok，那你告诉我第三条路具体来讲是什么，他又说不出来。甚至这次选举，我看到好多新面孔，但是他/她玩的游戏，选举操作的方式，竞选的策略，跟上一代没有什么分别。

  我觉得台湾也有一样的情况，大家都说我们对“统”、“独”很厌倦，不要再搞了好不好，不要再讲了好不好，我们能不能超越它，有一个新的东西拿出来。但你说的超越统独是什么？我们还没有办法用一种很清晰、很庶民的语言把它勾勒出来，让大家相信这是一个未来。相反，我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台港两地的主流政治界所提出的第三条路，香港是超越所谓的民主和亲中，台湾来讲，就是超越所谓的“统”和“独”，这两边的第三条路都强调的是什么呢？就叫做实干，象国民党赢台湾“大选”，标榜的就是我们拼经济，实干。当大家都在讲实干的时候，其实就是废话，为什么呢？当我们不要争论，要干实事，那告诉我实事是什么？实事就是发展经济，你想发展经济，就要有相应的对策，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呢？结果你讲出来的那套方法还是原来的老方法，没有新的东西，我们知道任何社会当你要发展经济，社会要发展，你要定出方向的时候，永远都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选择，没有一种是ideology free(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是不存在的。当他/她说不要意识形态，只要经济发展的时候，这其实是一种空泛的修辞。我很讨厌美国共和党，所以当我看到奥巴马，他出的几本书我都很认真的看完，看了半天我都看不出他所说的change，change……change to what？to where？你要向什么东西改变？我看不到，yes，we can….yes，we can……我们能改变，能改变什么？向什么方向改变，我觉得现在台湾和香港都是这样，都有梦想，那梦想什么？我们呼唤年轻人，年轻人也出来了，但这些年轻人也说不出什么新东西，他唯一标榜的就是他的年轻。但是年纪的长幼和议题的新旧是两回事。

3

  虽然我说得很悲观，但是对台港两地的年轻人，或者说对社会，我仍然有某种希望在里面。我觉得台港两地之所以有瓶颈，是因为现在台面上的主流人物，社会上的主流论述，是冷战遗留，是东亚经济发展的一个残骸。他们这一代人所相信的，就是高速经济增长和发展换来社会的繁荣，低失业率，等等。比如说香港过去标榜，我们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最自由的经济体系，遍地黄金的社会，到处是机会，只要你努力，就可以获得很好的生活。可是在过去两三年，香港开始有一些零星的说法，它还没有形成很主流，很清晰，能够自圆其说的一套论述，但是局部的说法出来了，比如说香港那么喜欢拆房子，盖新楼，用地产带动经济，这套逻辑开始被怀疑，很多人说：我们能不能不单讲经济发展，我们要讲生活质量，能不能不要只是注重GDP的增长，我们要注重环境的保护。

  这是第二次现代化的一个趋势，用德国社会学家乌里希·贝克的说法，第二次现代化就是对第一次现代化的主张的反省。我觉得香港到了这个环境了。我们开始反省上一代人所相信的那种社会潮流，那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立场是不是要改变了。

  但是第二次现代化是一种梦想，这个梦想还不是很具体。上一代人的梦想是很具体的，就是我要从香港深水埗的旧堂楼搬到尖沙咀附近比较好的房子，最后的终极目标是要上山顶。那是一个楼梯，很实在、很清楚的。我要从搭公交车，到开个私家车，是很具体的。这代人的梦想，我觉得大陆、香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还有这些，可是又多了些别的东西。那种东西是我刚才所说那种人生。他/她可能说，我的梦想是要开一家小店，我也不要发财，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好玩的事情就行。我的梦想是去旅行，我的梦想是到什么地方去修行。

  这种奇奇怪怪的梦想都开始出来了，但这种梦想是一种还没法清晰说明的梦想。这种不实在的梦想反而更好，因为它牵涉的是一个根本的社会选择，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有另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是不同的选择方式。这个东西很吊诡的是，它一方面很保守，我们常常讲社会提供很多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这常常是很市场化的，也就是说所谓提供给你life style，每个杂志都告诉你有多少种life style，你可以坐游艇，你可以坐私人飞机，这是一种消费的life style的选择；另一方面，它也有可能变成很激进的，我们要一个不一样的社会，要有不一样的游戏规则。

  这是对上一个时代的反叛，这个反叛很奇怪，一方面看起来很强悍，年轻人会上街示威，但与此同时，这和我开始所描述的那种“我不想工作”，又有点相互的关联，就是说我不愿意象上一代人所说的那样努力念书，努力工作，好像看起来很消极，但是同时，这是对整个社会运作逻辑的质疑，就是说“为什么人一定要工作吗？人一定要念书念得很好然后有很体面的工作，赚取很好的生活吗？”我拒绝去找一份很稳当的工作，是因为我想有更多的时间骑脚踏车，这难道是错的吗？我赚够了一笔钱，也不想买房子，我只想到哪里去玩一个月，把钱花光回来再说，这难道一定是不对的吗？这样的对以前社会运作逻辑的根本的怀疑，我觉得在港台两地都出现了。

  看大陆，大陆现在好像是在重复前十年、二十年台湾香港走过的路，但又有点不一样。毕竟这个社会是同步运行的，所以大陆的年轻人，80后，90后，也会出现那种刚刚我们在台港两地所谈到的现象，他/她们是混杂的，一方面觉得前面是有希望的，我能够做很多事情，但是他/她也会觉得，我也可以活得很有原则，我可以有别的生活方式。

  整体来讲我觉得比较难描述和归纳大陆这一代，其实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都很难归纳大陆的各个方面应该走一个什么样的道路，比如改革开放头10年，1980年“文化热”，中国大陆的文化界用十年时间消化掉从弗洛伊德到马克思·韦伯，一直到后现代100年的东西，我觉得今天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也是一样，用短短几年把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几代间经历过的想法、潮流，一下子消化起来，是很混杂的，很难做简单的判断。

  比如说我刚刚讲过，大陆的年轻人处在一个似乎未来是充满希望的、很光明的心态，但同时也有很多这样的人，想要过不同的生活，而这个不同的生活是要有不同的社会环境去体现，去承载的。所以现在很难讲，它到底往更保守的方向，还是更激进的方向发展，现在还很难判断。

  这很有趣，因为我常常在反省一个事情，我在凤凰卫视做电视节目，这是一个很古怪的媒体，在北京也不是每家都能够看得到，但是可能在某些学校、某些小区、某些酒店是能看到的。有的农村也是能够看到凤凰卫视的，所以有时候我会收到农村的年轻人寄给我的信，我看那些信的时候，心情会很复杂。为什么呢？他们会跟我说，我迟早会离开农村，我要出来看看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仿佛我、凤凰卫视，以及所有的电视媒体、主流媒体，一天到晚都在向农村播送，告诉他/她们外面是什么样的一个花花世界，那边有什么样的好东西，给它一个梦想，使他/她有那种越强烈的我要出来闯、我要出来干一番事业、我要出来见见世面的那种感觉。看看我们的报纸，中国的贫富差距那么大，城乡对比那么悬殊，可是大家看到的媒体报道都是相同的，今年圣诞节什么酒店有什么大餐，今年的春装怎么样……你跟一个年收入1000多人民币的家庭的年轻人说米兰的春装，他/她怎么去解读这个信息？很难怪他/她们都要出来。

  这个过程里面，我每次都觉得不安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在城市里面的人太容易，太想当然了。我不知道，那种想出来的愿望，很多人说这是志气，但我很怀疑，这是志气吗？还是是一个错误的幻觉？他/她有很多的寄望，但是将要破裂，或者发现自己完成不了的时候，还是那个东西吗？我在珠三角碰到好多女工，带着很多理想来到深圳，来到东莞，收入比在农村的时候好多了，可是她天天看到的是什么？东莞是个很变态的地方，全国五星级酒店最密集的地方可能就是东莞，天天看到很多老板出入，吃、喝，昂贵的消费，然后自己拿这样的薪水，这就是外面的世界吗？打完工回去吗？还是留下来？留下来又怎么样？

  有那么多那么多的问题，我真不知道。我们做媒体的应该去反省，大众传媒那么均质化的散布在全国，我们传递出的讯息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给了他/她们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和希望，而这样的世界观和希望会对他/她们形成什么，我真的不敢讲。

  来源：爱思想网

  编辑：寅月

来源：爱思想网
作者：梁文道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qXPHxesEXo3OxKDlGcI6PA

编辑：王雅欣

刘海明

【案例】

人身攻击是并不明智的外交反击

随着中美对抗的加剧，我们的外交攻势也变得越发犀利和耐人寻味。

人类公敌、三姓家奴、肥猪蓬、美国史上最差国务卿……针对美国外交官个人的饱和式攻击开始密集出现在央视、人民日报和北京电视台等国家级媒体上。与此同时，蓬佩奥的对华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也被打入“汉奸”之列，并被母校和家族予以除名。

这似乎意味着我们的外交策略已经进入了“精准打击”模式。利乎？弊乎？

“精准打击”并非我们首创。美国对伊朗和恐怖组织经常采用的斩首行动就属于军事上的“精准打击”，而且很见效，符合36计之“擒贼先擒王”。

但运用于外交运用于骂战，则另当别论。因为语言上的人身攻击非但不能伤害其肉身一毫，反而只会坚定其进一步对立的情绪，以及缩小外交斡旋的弹性空间。除非，我们能有诸葛亮骂死王朗那样的神功，把外交大敌们一个个活活骂死。但从蓬佩奥目前的气色来看，他很有把挨骂当吸氧的精神头，这说明我们离神功练成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对余茂春的除名和“汉奸”封号，只怕同样伤害不到他，更难以令他如王朗般羞愤而死。作为美籍华人，他将继续遵从自己的价值观效忠于美国。

在社交领域，人身攻击是大忌。无论网上或日常生活，一旦论战的某一方开启谩骂模式，接下来十有八九就是双方向对方母系长辈表达愿效鱼水之爱的时候，而真正的辩论主题早被抛到九霄云外。

因为，有效沟通的关键是对事不对人，只讨论事理，不涉及个人。而人身攻击恰恰与之背道而驰，只会激化双方的对立情绪，却无助于厘清事理和解决问题，所以，说它是社交的毒药也不为过。始作俑者，也会被视为低情商、低素质的表现。

从逻辑学分析，社交中的人身攻击，还犯了“诉诸人身”的推理谬误。忽略论证本身，转而攻击提出该观点的人。似乎只要证明持论者不地道或者不可靠，就可以对他的观点不战而胜。比如，当一个小孩说出皇帝没穿衣服时，大人们不是去分析他的话有没有道理，而是斥责他：小孩子懂什么！熊孩子别胡闹！

外交上的人身攻击也与之同理，它并不能增进沟通和解决问题，相反只会加剧情绪上的对立，窄化和解空间，甚至难以向别国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外交官首先不是个人角色，而是代表国家和政府的一项公共角色，他在公开场合的一言一行，都可以看作“在其位谋其政”的职业行为，与其说他个人如何不堪，不如想办法证明他所代表的国家如何恶劣更有效。

意气用事的人身攻击，往往也在逻辑上难以自洽——

如果蓬佩奥是人类公敌，那任命人类公敌当国务卿的总统川普，是不是也是人类公敌？或者是人类公敌的幕后黑手？而我们与公敌的国家和政府仍然有邦交，那我们又成了人类的什么？再说，人类不是随便可以代表的，毕竟美国和蓬佩奥都还有大把的盟友。如果他们认为我们是在指桑骂槐，那岂不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三姓家奴”这个典故来自于吕布，他有三个爹：一个亲爹早死，后来又先后认了丁原、董卓两个干爹。所以，“三姓家奴”就是“有奶便是娘”的豪华版，指某人为了利益，不惜反复无常地给不同的人当儿子当孙子。把一国外交官矮化成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儿子、孙子，嘴上虽然痛快了，但这个“孙子”和“家奴”很可能为了证明自己不反复无常，而立场坚定地反华到底。

至于“肥猪蓬”的称号，虽然生动，但也生猛，透着一股二楞子气。别人肥怎么了？不吃我们家五花肉，不挡我们家wifi，万一隔壁更胖的三哥听见了，指不定怀疑我们也这么骂他。

或许有人会说，央视也好，北京台、人日也罢，那都是媒体而已，并不代表官方。何况，境外媒体也经常指责我们的官员。要我说，首先，媒体性质不同，西方媒体骂自己的官员甚至总统骂得比谁都起劲，所以他们还真是代表不了官方，但我们的媒体再怎么“久负盛名”，那也是喉舌，这当中的差别一目了然。其次，批评和指责不等于谩骂，哪怕是错误的批评和指责。

总而言之，简单粗暴地污名化邦交国的外交官并不是一个好策略。在国际外交上，听说过以德服人、以理服人、以力服人，但没听说过以骂服人。虽然骂街式外交可以逞一时之气，但却封住了理性沟通的渠道，让对方在原本可以柔性的地方也变得毫不退让，因为退让只会让他面子上下不了台，从而扼杀了一切可能的斡旋空间。鲁迅在《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中说得好：“至于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阿Q’式的战法了。”

原文来源：微信公众号——无读不丈夫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3VyDKXi55xr8vUDBjQx-Lg

编辑：刘佳莹

刘海明

【案例】

我不觉得四川观察是个好的转型样本

曾经是位语文老师，也曾经是一位广播工作者。

1

还是忍不住。毕竟已经有合作方开始拿“四川观察”做“成功案例”，希望我“研习分析”了。

怎么说呢。

如果有媒体单位拿它做范本，做标杆，我只能说这个行业果然和我理解的常识不一致。

如果这叫融媒体转型的成功案例，那我们几代新闻人恪守的价值体系可能要重置一下。

2

从流量来看，四川观察当然是成功的。海量的播放量，巨量的粉丝数，连央视新闻都羡慕嫉妒：

四川观察为什么会获得那么大的流量？

建议“研习”的合作方说，“它更新频次高，有视觉冲击力的资讯多”。什么时政的民生的外地的外国的吵架的娱乐的无所不包，坊间称其为“四处观察”，“不只是局限于本地，而是涉猎更大范围，提高了媒体的影响力”。

好，既然合作方都认为四川观察是个资讯号，那我就讲讲我以前工作时，做新闻的规矩，问四个我憋了好一阵的问题。

第一个，请问，新闻资讯的五要素里，说了几个？

举个例子，“中环路吴中路段昨天发生一起车祸，两人受伤”叫新闻，“受伤女子在高架上嚎啕大哭”不叫新闻。如果定义为资讯，就得明确告诉大家画面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避免老片新发的误解。现场就是现场，资料就是资料，这都是新闻界的行规。

我随手翻了翻它最近的内容。符合资讯定义的，可能一半，而且，“近日”、“某大学”这种也是应该尽力避免的。

从这个角度说，它其实不是资讯号，而是一个包含部分资讯的流量号。

第二个，请问，在引用的时候，是否注明了出处？

我以前工作的时候，如果摘录别家媒体的，都得加“据新华社报道”“来自新闻晨报的消息说”，一方面是尊重原创，另一方面也能通过注明来源明晰责任。不是我干的，不能装作是我干的。就算是电视台放个手机拍的火灾现场，字幕都会打上“来源：目击者王先生”。如果别人注明了转载需授权，从道理上来讲，哪怕是传统媒体，也应该去联络一下。

请问，四川观察车载斗量的视频，右上角加上水印的视频，都是自己拍来的、得到对方“去来源授权”的吗？

第三个，请问，在到处扒拉这些热门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做好验证？

好，就算四川观察属于“综合类”，就算内容的版权都没有问题，有一个随时可以调用的热门无版权视频爬虫系统，那这些视频的真实性是否会得到有效验证？

可能没想的那么严格。我举两个“四川观察观察上海”的案例：

就拿上面这一条来说，抓取的就是远方车主的拍摄与猜测，而事实是，压根没有油罐车爆炸，而是一辆运输车在发生了燃烧——在发布之前，没有人和当地的消防部门核实过，标签就成了油罐车，字幕就成了爆炸。

而在此前台风黑格比过境的时候，四川观察发布了一条“上海公交车变潜艇”的视频，外地朋友纷纷感叹“哇上海积水那么严重啊”，其实那条视频来自一年前台风利奇马过境的时候——同样是营销号张冠李戴获得了流量，四川观察“果断”收入囊中。

四川观察观察上海的内容不多，一个月里就能出现这么两个，那其他省市或者国家是不是也同样“幸运”，也可想而知。

第四，请问，当出现事实差错的时候，有没有得到处理？

说实话，像上面这俩错误，在我以前工作的时候，停岗三个月都是轻的。第二天肯定要发更正声明，全部门肯定要开会整改，当事人的检讨都可能会贴在墙上。

但不知道为啥，一说这是“融媒体转型”就毛事儿没有了。大不了删了嘛。好像转型就是差错的挡箭牌。

虽然我离开传统媒体好多年了，但好歹也曾是老一代新闻人。有些规矩，是每一代人都不敢逾越的，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底线。当年稍有动摇，就会被各路老师耳提面命，从教训讲到使命，搞得我们也很有使命感。但现在，因为“融媒体转型”，这些规矩居然就可以被扔掉了。

说实在的，很难想通。

3

想不通的还有理念。

在讲述“先进理念”时，四川观察的说法是“老百姓喜欢看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各种官方融媒体号纷纷表示“值得学习”。我实在不知道哪里值得学习。

这句话所有做营销号的公司都会说，所有标题党都会说，管理部门消灭的咪蒙、HUGO、许许多多百度头条的做号党都会说。

当初批评这些号的时候，你们说舆论“不能只有迎合，而需要引导”，等到你们自己做的时候，“迎合”倒成为“先进经验”了。

我们心里都知道，如果致力于生产“老百姓喜欢看的东西”，致力于“下沉”，那内容的归宿是什么。老百姓喜欢中或最赢，所以哪怕没有最赢，我们也可以编个最赢；老百姓喜欢财务自由，所以哪怕没有成功捷径，我们也可以编条捷径；老百姓喜欢一惊一乍，所以哪怕事情平淡无奇，我们也可以加上一堆感叹号……

没身份的小编做这些事情就是乱象，有身份的官媒做这些事情就是创新，这个融媒体转型的底层逻辑肯定不对。

可能大家会觉得我“言重了”。

其实一点儿也不言重。

在春季的时候，我写过一篇《三线机构的权重威力》，头疼的就是大量地方融媒体化身营销号，成为了假新闻的“先锋”，群里的亲戚奉若至宝，投诉举报也回应寥寥。以前我还能说，“营销号炮制的”，现在亲戚会说，“是官媒发布的”。

几个月过去了，问题依旧。就像这个前几天被辟谣的“张宏民潦倒”事件：

那个“驰新闻”，是泰州日报的融媒体产品。当我们疑惑它的“新闻五要素”时，它恐怕正为高达55万的点赞数窃喜。

也许，他们的目标和向往，正是被称为标杆的“四川观察”。

4

也许还有人说，这是为了“商业变现”，属于传统媒体的“自救”。

得了吧。一万流量粉，比不上十个铁粉。缺乏人设，没有定位，用户分散，再漂亮的数据在商业层面都是虚的。

受众是男是女？在哪个城市？有什么喜好？消费习惯是什么？年龄多大？一个四处观察、四处搬运的号根本没办法回答。

带货翻车，也在意料之中。

摘自公众号“姜茶茶”

从商业逻辑上说，还不如做一个“四川火锅观察”，今天涮牛肚，明天涮黄辣丁，然后卖卖火锅底料。

你突然蹦出来两个人卖东西，观众根本没办法把他们和“四川观察”划等号，转化率打死也上不去。

这种“流量巨大，画像随机”的号，商业变现的途径往往是“报道负面，收保护费”——但那属于乱象里的乱象了，真这么干，老台长推开棺材板也得跳起来。

5

商业定位不合理，内容定位也不合理，我很难想象它能成为一个合理的样本。

事实上，让老百姓从四川观察里去看中国、看世界，本身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如果全国各地的融媒体都这么干，那最后生产出来的，必然是一模一样的信息。标题党大行其道，感叹号铺天盖地，当年营销号被诟病的内容，换了个权威的主体再现人间。

打击标题党，限制营销号，不是让官媒的融媒体转型去这样补缺的，而是让大家去提升整个内容环境的。本土不立足，原创不尊重，追求跑量搬运，这些事儿农村里做号村的大妈几年前就在干了，根本不是什么新做法、新经验。

“老百姓喜欢”，总得有个前提。把我前面几个问题回答掉，总应该是个前提。

流量这东西，可能在汇报工作的时候管用。但如果只有流量管用——

那我觉得，所谓的融媒体转型，无非是在驱逐了一阵市场上的“劣币”之后，自己变成了劣币。

来源：微信公众号—记者编辑圈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KiNjvSiFn4h61weYTe_Zw

编辑：宋婷

刘海明

【案例】

编辑：邱亚婷

刘海明

【案例】

潘祥辉：媒体如何对“高校丑闻”进行舆论监督？

潘祥辉：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紫金传媒智库高级研究员，兼任华夏传播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福建莆田学院“闽江学者”讲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典传播学及媒介社会学，近年来提出并投身于“传播考古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2项，教育部课题2项，省部级课题5项，出版《媒介演化论--历史制度主义视野下的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研究》《组织再造：媒介社会学的中国视角》以及《华夏传播新探—一种跨文化比较视角》等著作3本。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传播与社会学刊》《新闻学研究》等大陆、香港及台湾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80余篇，其中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及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10余篇。

刘国庆：女，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近年来，“高校丑闻”越来越多地见诸公众视野，这既与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张有关，也与媒体对高校舆论监督的强化密切关联。媒体将舆论监督延伸至专业学术领域，甚至充当起“学术督察”的角色，无疑是一种极具特色的“媒介-社会”现象。本文以澎湃新闻2014年上线以来涉及高校舆论监督的100多个报道为样本，对媒体的“高校舆论监督”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呈现了其背后的新闻生产逻辑。研究发现：“学术不端”是澎湃新闻对高校舆论监督的重心。学术监督的对象以研究生为主。北京高校被报道的次数最多，上海高校甚少。985和211高校备受媒体关注，“名校效应”突出。“澎湃”高校舆论监督的新闻生产呈现了鲜明的选择性和策略性。舆论环境、技术手段以及记者的学科背景等因素都影响着其新闻生产。澎湃新闻对高校的舆论监督具有较强的效力，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高校及学术共同体内部治理机制的失灵，但媒体的舆论监督本身也存在传播失灵，这种舆论监督只能是一种“有限监督”。

近年来，作为象牙塔的高校似乎在不断“沦陷”，表现在媒体报道上，就是各种丑闻不断。在这些见诸于公共媒体的高校丑闻中，有的涉及高校领导的贪腐，有的是涉及高校教师的“风化”问题（如“性骚扰”），更多的则是涉及“学术抄袭”或“学术腐败”。

根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相关课题组的调查，1997年以来，基本上每年都有学术不端案例被媒体曝光，一些“学术不端”事件一度成为公众的热门话题，也让相关大学陷入舆论漩涡当中。据笔者的初步统计，仅《中国青年报》和澎湃新闻报道的高校学术不端案例就有数百起之多。这些主流媒体对于高校的丑闻似乎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媒体热衷于报道高校的学术丑闻呢？以澎湃新闻为代表的这些媒体，为何如此热衷于充当“学术警察”？其背后的新闻生产逻辑又是什么？本文以澎湃新闻的相关报道为研究样本进行了分析。

一、从舆论监督到高校舆论监督：澎湃新闻的“领域拓展”

“舆论监督”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概念。1987年，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指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这是“舆论监督”第一次被写入党的工作文件中，这一概念也开始为社会各界广泛使用。在西方，舆论监督即媒体的“看门狗”（Watchdog）功能。舆论监督就是实现媒体“社会瞭望”功能的重要途径。

为了更好地呈现澎湃新闻的监督特征，笔者在搜集研究样本的基础上进行了统计分析。2019年初，通过关键词检索及对澎湃新闻官方网站数据的爬取，我们获得了澎湃新闻对高校舆论监督（负面新闻报道）的报道192篇，据此建立了本研究的数据库。从时间分布而言，这192篇报道样本起迄自2014年5月6日至2018年12月31日。从2014年至2018年，澎湃新闻对高校舆论监督的报道量整体呈现上升态势。2016年以后出现了较快的增长，2017年态势放缓，但也维持在近40篇，2018年则突破了60篇。

二、澎湃新闻对高校舆论监督的特征分析

（一）舆论监督类型：“学术不端”是重灾区

从141篇事实性报道的类型来看，澎湃新闻对高校的舆论监督范围较为广泛。根据澎湃新闻对高校舆论监督所针对的问题，本研究将这些高校负面报道主要划分为“学术不端”“贪腐”“性骚扰”以及“其他”四种类型。

澎湃新闻对高校舆论监督报道的类型分布（N=141）

统计显示：澎湃新闻五年来对高校“学术不端”问题的报道数量是最多的，总篇数为141篇，远远超过“贪腐新闻”（26篇）、“性骚扰新闻”（12篇）以及“其他相关报道”（13篇）。尽管“贪腐新闻”和“性骚扰新闻”其实更具有公共议题的性质，但显然“学术不端”才是澎湃新闻高校舆论监督报道的重中之重。这类报道占到所有样本总量的73.4%。“论文抄袭”是典型的“重灾区”。澎湃新闻对此类行为的报道数量高达98篇。

澎湃新闻对“学术不端”事件的报道似乎呈现出一个“滚雪球效应”，即随着对学术不端事件的揭露，每一年发生的典型案例都促使下一年中媒体更加关注这类事件，也生产出更多的相关报道。

（二）监督对象分布：研究生是重点人群

从监督对象来看，澎湃新闻的舆论监督涉及到高校的领导、教授、副教授、博士、硕士、学士及其他行政人员。整体而言，在贪腐、性骚扰、办学违规、违纪等方面，澎湃新闻监督的对象均是学校握有(或兼有)行政权力的人员。

涉事者职称/学位分布（N=141）

从统计来看，澎湃新闻对硕士研究生的学术不端行为报道量是最多的，总数达到40篇。其次是对博士研究生和教授的报道量，数量均是21篇。对副教授、及校领导的报道量分别为14篇和11篇。对本科生的报道最少，仅有10篇。可以看出，对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舆论监督显然要普遍得多。

（三）地域分布：北京最多，上海甚少

从统计来看，位于北京的高校被监督的数量最多，达32篇，占据第一位。广东和安徽分别以29篇和16篇的分列二三名。剩下的七名分别是江苏12篇、四川10篇、吉林9篇、河北8篇、重庆7篇、陕西6篇，以及湖南和山东各5篇。值得注意的是，澎湃新闻所在地的上海，共有64所高校，是中国高校数量较为集中的区域之一，不过澎湃新闻对上海高校的舆论监督数量却非常之少。

（四）被监督高校分布：“名校效应”突出

澎湃新闻的舆论监督涉及985高校的共计57篇，涉及211高校的有35篇，涉及普通高校的68篇，涉及其他学术组织机构的有9篇。从比例来看，澎湃新闻对985高校、211高校的新闻报道数量占总数的54.4%，比例较高。985、211高校以5.7%的分布数量却占有了54.4%的报道数量，足见985高校和211高校显然比其他普通高校更能吸引澎湃新闻的注意力。

澎湃新闻的相关报道在新闻标题中仅出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这四所大学的报道数量就达到34篇之多。这些名校每发生一起负面事件，澎湃新闻的跟踪报道至少达到3篇以上。近年来被澎湃新闻舆论监督的前十位的高校分别为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和安徽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大学和西南交通大学、山东大学、湖南大学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及吉林大学。北京大学以15篇的报道量位居第一。

（五）涉事学科分布：文科遥遥领先

在澎湃新闻对高校“学术不端”的总共115篇事实性报道中，涉及学科为“文科”的报道有76篇，占比66.1%；涉及理科的报道有10篇，占比8.7%；涉及“工科”的报道有14篇，占比12.2%；涉及“医科”的报道有9篇，占比7.8%；涉及其他学科的报道共有6篇，占比5.2%。可以发现，“文科”类占比最高，总量超过所有报道的一半。

澎湃新闻对高校学术不端的报道呈现出鲜明的“文科化”特征。同样以“学术打假”而知名的方舟子的“新语丝”网站就以揭露理工科的学术不端为主，知名自媒体公众号“知识分子”和“赛先生”也经常揭露学术丑闻，其监督范畴也以“科学界”为主。而作为传统主流媒体的澎湃新闻，其学术舆论监督以文科为主，刚好与这些科学类学术打假平台形成了一种互补。

事实上，许多高校的丑闻澎湃新闻根本就没有报道，呈现了典型的“传播失灵”特征。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澎湃新闻热衷于介入高校的学术不端报道，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选择性报道”的出现呢？这需要我们对澎湃新闻的新闻生产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三、澎湃新闻“高校舆论监督”新闻生产的内在逻辑

澎湃新闻对高校舆论监督的新闻生产自然也是如此，它离不开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也有着其自身的内在逻辑。

（一）高校扩招与不良学风为澎湃新闻提供了监督契机

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该领域的问题日益突显。

到了2017年，招生数量已达到806103人，40年间，招生规模增加了75倍。到2020年，我国在学研究生的总规模将达到创纪录的290万人。这是一个远超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庞大数字。但与研究生扩招不相匹配的是，高校资源尤其是师资数量并无显著增长，高校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确实在下降。

更为重要的是，教育系统内部难以自我纠正。高校和学术界“自律机制”的失灵，更为媒体介入学术争端，甚至充当“学术警察”提供了极大的合法性。正如澎湃新闻在2016年1月26日刊发的一篇评论《绝大多数学术不端行为早就被发现，只是没人捅破窗户纸》所言，“这个圈子的学术不端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归因于圈内的人情和容忍,其原生生态已然如此。”这种生态很难靠教育系统自我改变。

在笔者看来，正是学术界的“问题丛生”以及“学术圈”自我监督机制的失灵，促使大众媒体作为第三方高调介入高校的学术不端。澎湃新闻的绝大多数学术不端报道都是源自高校内部的“举报”。

（二）舆论监督环境变化下的现实选择

统计显示：三年间澎湃新闻政治反腐报道呈现下降的趋势，而对于高校的舆论监督报道整体上却呈现上升趋势。孙五三教授曾指出，媒体舆论监督其实是一个党和政府给媒体授权，并逐步把媒介纳入行政治理的过程，也是调整媒介权利边界的过程。媒体的舆论监督始终受到党和政府政治目标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显然，从“政治舆论监督”转向“学术舆论监督”是澎湃新闻规避风险的上好策略，这种转向呈现了其新闻生产的内在逻辑。张志安曾从编辑部场域视角考察过《南方都市报》的新闻生产，他观察到的“策略突围”、“默契协同”以及“创造性遵从主义”等媒体逻辑在澎湃新闻中同样表现得非常明显。

（三）学术舆论监督“传播失灵”的内在逻辑

澎湃新闻对高校的舆论监督尽管不遗余力，但也呈现出明显的“传播失灵”特征。

传播失灵首先体现在许多学术丑闻澎湃新闻并没有报道上。尽管2014年上线以来澎湃新闻报道了很多高校丑闻，但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学术丑闻，甚至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学术抄袭事件”，澎湃新闻都没有做任何报道。

这也突出表现在其对上海高校的“监督不力”上。从上海高校的数量及负面新闻数来看，澎湃新闻显然对上海高校施予了“特殊关照”。这种“偏颇”也呈现了澎湃新闻的传播失灵。这其实也是“地方保护主义”。在“压力型体制”的政府层级关系中，受制于地方政府的管制或诱控，媒体的新闻生产很难完全独立，“舆论监督”的职责也并非完全掌控在媒体自己手中。

（四）学术舆论监督的“技术可操作性”及其新闻生产逻辑

近年来，随着“知网”“万方”等数字知识企业的出现，“数据库”的检索及比对技术的出现为澎湃生产这一类“学术不端”新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事实上，只要对两篇论文进行检索比对，就可以确定是否存在抄袭。这样的新闻操作甚至省略了采访和求证环节。在澎湃新闻对学术抄袭的认定报道中，记者采取的固定模式为先从CNKI中国知网上下载相关文献，然后逐段逐字进行对比，存在大量内容重合的即认定为抄袭。

当然，这种对期刊数据库的依赖也造成了澎湃新闻在学术舆论监督上的选择性和“偏颇”。澎湃新闻对本科生“学术不端”的报道和监督是最少的，这显然和本科生毕业论文目前还没有收录到知网数据库有着直接关系。

据2016年美通社发布的《2016中国记者职业生存状态国内工作习惯》调查报告，在1477名受访者中，有59%的受访者在大学所学专业为新闻传播、市场营销、中文语言等文科类目。出身文科的记者会倾向于做与文科有关的学术舆论监督也就见怪不怪了。

四、结语：媒体对高校的“有限监督”及其意义

尽管澎湃新闻的学术舆论监督充满了不均衡性，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其舆论监督的效果是巨大的。近年来，几乎每一起报道，都能产生实实在在的效果，涉事高校对舆论监督的反应也非常迅速。2018年10月19号澎湃新闻新闻报道了清华大学有11篇材料科学领域的论文因学术不端行为遭撤稿，仅仅三天清华大学官网就公布了撤销涉事者的博士学位、同时对其导师追责问责的处理结果。类似的“澎湃报道之后立即处理”的例子不胜枚举。据笔者统计，仅因澎湃新闻的报道，被弄丢“硕士帽”或“博士帽”的研究生就有22例，其中包括已毕业多年的往届生。

当然，我们也不能将媒体的学术舆论监督效果过分夸大。实际上，这种舆论监督的实施及其效果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体和涉事高校或当事人之间的力量博弈。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不是万能的，学术舆论监督也是如此，何况其本身也存在“传播失灵”。因此，澎湃新闻的这样一种学术舆论监督最多只能是一种“有限监督”。

实际上，在当前的学术体制下，仅靠媒体这样一种“有限”的学术舆论监督是很难从根本上治愈高校包括“学术不端”在内的各种问题，但它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仍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推动力量。

本文发表于《郑州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发表时题为《媒体对高校舆论监督的“瞭望效应”及传播失灵----基于2014年以来澎湃新闻对高校学术不端报道的分析》，发表时有删节。

来源：微信公众号 紫金传媒智库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xxQYky12RXPoe7opYZxeGA

编辑：贾梦琪

刘海明

【案例】

段子当新闻？主流新媒体谨防“抖音化”！

10月20日，一则“驾校为5年才毕业学员开欢送会”的视频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广泛传播，视频称“河北衡水2女子考驾照5年才拿到，驾校校长带全体教练‘含泪’欢送”。

诸多主流媒体的新媒体账号转发了这则短视频。不久，视频中驾校方工作人员回应称“并非事实，只是个娱乐段子”。

这条新闻又翻车了。

近几个月来，我们发现主流媒体发布的一些新闻视频，与各类短视频平台上的娱乐性内容的区别越来越小，主流媒体的视频新闻似乎正在走向“抖音化”。

视频新闻“抖音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将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作为重要的线索来源，一些媒体甚至直接把抖音、快手上的视频照搬过来，只要画面，不采访、不核实、不做信息增量。另一方面，在内容题材和形式上都向抖音、快手等视频平台的视频风格看齐，娱乐化、剧情化。

今年高考成绩公布后，网上一则“女孩考上清华跪谢父母”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上收割了一大波眼泪。当时诸多主流媒体也当正能量进行了报道。但后来又出现几条类似的短片，女孩的父亲一会儿是植物人，一会儿又是工地打工的建筑工人。事后证明是摆拍。

再往前推，今年6月，网上一则“鄂牌车主抗疫后去世”的视频在各大社交平台和短视频平台传播，网传视频发布者称孝感一辆鄂牌小汽车停放在孝感槐荫公园，网传视频及解说内容称该小车已在公园停放数月，车主因患新冠肺炎去世。视频中，发布者称已与车主家属通话，并证实车主离世。

随后，这则新闻就被当地警方辟谣。视频发布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车主曾参与抗疫后发烧去世”这一说法，是他“出于好心瞎编的”。

类似这样的视频还有很多，或许很多人会把责任推到视频的发布者身上，但自媒体并不承担“新闻”功能。为了达到传播效果，自编自导一些短视频，这些内容作为娱乐上传到短视频平台上无可厚非。

但对于媒体来说则不然，在我国，媒体代表着官方、权威，用户就会认为它所发布就是严肃的新闻，是事实。因此，当公众发现这些所谓的“新闻”是炮制的，首当其冲的还是主流媒体的公信力。长此以往，还将对社会、对内容生产机构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媒体“抖音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为了在与商业媒体以及同行的激烈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主流媒体不得不考虑市场、用户、流量等商业化取向。而这些指标具体到内容生产上就表现为新闻内容的娱乐化、“抖音化”。

作为大众媒体，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无可厚非，却不应背离新闻生产的原则。即便是在纯商业化运作对媒体也要首先将媒体的公益性摆在第一位，为公众提供决策参考的资讯，而非夺人眼球、戏剧化的“短片”。

那么，如何防止媒体进一步“抖音化”？

一方面，让媒体职业素养回归。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让新闻线索和新闻素材的来源更加多样化，越来越多的媒体从各类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扒新闻。

但不论是抖音还是快手，都不是官方授权的可供转载新闻的新闻单位。因此，直接从非授权来源获取线索后，必须重新核实采访。如果怕时间来不及，那只能下次争取快一些，绝不可为了抢时效而发出假新闻。

今年7月杭州来女士遇害案中，众多主流媒体在转发了首发媒体关于来女士尸体已经被发现的新闻后，在一个小时内连续两次删文。很显然，没有多方核实采访，自然在真假难辨的网络信息中手忙脚乱。

另一方面，媒体人或许还应厘清短视频平台上娱乐性短视频与视频新闻的区别。一则由于短视频创作门槛低，普通用户都可以参与制作，所以其真实性往往难以保障。二则短视频平台上的内容本身多是娱乐性内容，以方便用户在碎片化时间里进行消费、传播和分享，社交属性远远高于信息属性。

此外，媒体还需加强对拍客团队的专业培训，完善管理制度。此前就多次发生拍客为了获取经济效益制作虚假新闻，甚至为在视频中植入商业广告策划新闻，媒体审核不到位，刊发后造成不良影响。

新闻职业素养或新闻专业主义是新闻行业的从业标准和底线，而不是目标。在行业底线日渐被遗忘的当下，新闻专业主义的回归显得更加迫切。

来源：传媒茶话会

作者：裘真 米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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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雅欣

刘海明

【案例】

“美国之音”如此评价老胡，合适吗？

　　

老胡很委屈，发了一篇公号文，并且用自己的一张大头像做了文章的封面，那表情，苦大仇深、五内俱焚，乍一看，还以为是韩国瑜长出了头发。
因为什么事儿呢？据老胡说：“美国之音”几天前用一期长达半小时的节目专门剖析老胡，在节目中两名“专家”与主持人明显夸大了老胡在中国舆论场的影响，并且完全依靠推测对老胡如何获得了影响力做出歪曲解读。他们的结论之一是：老胡因为“诡辩术精湛”而“独树一帜”。
这个，美国之音的节目咱是看不到的，但老胡引述的这段应该不假，老胡在这里没必要说瞎话。
所谓诡辩术，实际上是个中性词，代表一种语言或文字的技能而已，就像篮球中的远投、欧洲步。其实诡辩术谁都会，村妇吵架会诡辩，美国总统选举的辩论，也掺杂诡辩。甚至“我爱你到天荒到地老”的歌词，不也是诡辩之说吗，大家还不照样朗朗上口。
因此，美国之音确实说的不对，老胡“独树一帜”是真的，会“诡辩术”也是真的。但是，美国之音说老胡因为“诡辩术精湛”而“独树一帜”，这就明显不对了。老胡的诡辩术，真谈不上精湛，也就裘千丈的水平，可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裘千仞、裘千尺、甚至江南七怪都不能出场的时候，那裘千丈自然笑傲江湖。
所以，必须纠正美国之音的错误，老胡实际上是因为“诡辩术霸权”而“独树一帜”。
倘若大家都能敞开来诡辩，估计老胡早就没法儿独树一帜了，起码我们村儿的歪嘴三婶儿和狗蛋儿他麻脸二姨就都不比老胡的搅缠功夫差。关键是，拧着老胡诡辩的诡辩，大部分都会踩线，但老胡自己的诡辩，却常常代表着准线，如此，老胡肯定独步江湖啊，必然“独树一帜”。

比如，老胡说要弄一千枚核弹威慑美帝，谁要是反着老胡诡辩，谁就可能违规了；老胡说“煽动中美冲突的人，将受到历史的谴责”，这时候谁要说应该增加核弹，谁也可能违规了。
所以，美国之音确实是瞎咧咧，你愣说老胡“诡辩术精湛”，老胡自然不干。这次必须支持老胡。
前些日子，江苏那个抗疫+军嫂“姑娘”的事情刷屏了，从无数光环里人设崩塌，老胡就又出来诡辩了，文章的题目是“把一个亮点搞成最美和把一个瑕疵搞成最丑，都不可取”。
这个，乍一看，挺客观。但是仔细一想，这不是某些媒体最擅长的吗，也包括老胡自己最熟悉的知名报纸吧。
比如俄罗斯就一个“亮点”---跟美国关系不太好，于是就有人把俄罗斯搞成了最美。海参崴被改成符拉迪沃斯托克160周年，俄罗斯挑衅式地庆祝，中国人民无限愤慨，为什么要急赤白脸地出来为俄罗斯洗白？
江苏这个姑娘，逆行疫区确实少见，渴望献身国防也挺不赖，但是，冒充护士和婚内征婚，大约不能仅仅像老胡说的是“瑕疵”吧。

医护为什么需要资格证？因为特殊工种关乎人命，不是一腔热情就能万事大吉的。无证行医入刑、无照驾驶也入刑，那是有道理的。假如美女临产，隔壁无照的老王就敢随便开车把美女送去医院，虽是“急人所难”，但人人如此的话，那社会就乱了。
所以，冒充护士的罪过儿，不一定比冒充警察小，起码不是“瑕疵”俩字所能糊弄过去的。
好在，武汉没有把那姑娘当正经“护士”使用，这是武汉那边监管人员的英明。
这姑娘奔赴武汉的动机，可以大概理出个头绪，当然，也许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从网络文章披露的摘自“裁判文书网”的信息看，姑娘之前涉及的“欠钱不还”案值应该不大，因为裁判文书显示：2019年12月12日已履行3500元，2020年农历腊月25日前给付10000元，余款于2020年6月30日前清偿。
网上有人说姑娘去武汉是为了躲债，这个未必可信，因为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所以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姑娘既没有“勇敢说”那么高尚，也没有“躲债说”那么龌龊，而是，“挣钱说”比较靠谱。
姑娘被法院追债的数额虽然不大，但也反映出姑娘挣钱的本事同样不大，所以，去武汉挣快钱还债就说得过去了。挣这种快钱当然要冒风险，但姑娘没有更好的挣钱选择。
别说去武汉的“志愿者”了，各地的志愿者哪个没有补贴？网上说姑娘在武汉一天挣1000元，这个不敢全信，但每天500元应该是肯定有的。这个，疫情期间大连那个误下火车的小伙子，火遍全网，他自述在医院打扫卫生就是每天500。
所以，江苏姑娘在武汉55天，至少能挣25000元，于是，法院追的债务，也就平了。这逻辑一通到底。
非要把这么个姑娘捧上天，然后崩塌后没法圆场，老胡就又出来用“瑕疵”诡辩，再次表现为“诡辩术并不精湛”，结结实实打了美国之音的“诡辩术精湛说”一个大耳光。
虽然抽了美国之音一个大嘴巴，但估计老胡如今也熬煎。通常来说，在网上怎么骂美国都没事儿，可是也偶有例外，美国人虽然不能投诉，但他们丫的也学会上纲上线了，比如那个道士画了个符压在美国地图上，结果特朗普就愣说是对美国“施加诅咒”，于是事儿就大了。
老胡作为“民意领袖”，这次上了美国之音被专题讨论半个小时之久，足以说明，老胡的国际影响力已经非同小可，对此，老胡恐怕始料未及。中美关系如今弄成这样，大学里的那几头叫兽，都可以不出声了，可老胡是媒体人，还真学不成叫兽们。女厕所的隔壁---肯定是男。
树大招风容易冷，所以老胡急着表白：明显夸大了老胡在中国舆论场的影响。这恐怕不是谦虚，而是有点儿“高处不胜寒”的味道。

原文来源：网易新闻
原文链接：https://c.m.163.com/news/a/FQ3N7 ... =adap_pc&referFrom=

编辑：刘佳莹

刘海明

【案例】

孝感市指责澎湃新闻报道不实，没有病例。记者回应：不难发现其中猫腻

来源：微信公众号——金口娱言传媒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Fq5cmN1H-EqaVE5u2ohdQ

编辑：宋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