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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十三）| 疫情之下，方方的武汉日记凭什么能够刷爆朋友圈？
新型肺炎中的个体叙述(十三) | 青年学子的观察思考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话媒书会”出品
作者：伍东昇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本科生
2020年初，一场疫情从武汉蔓延开来。2月22日，在接受完中新社记者采访后，方方说道：“疫情过后，武汉人便会回到以前的生活轨迹。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像长江，永远奔腾，不会停歇。”
武汉长大的伢们此前或多或少听过方方这个名字，外地关心文学的人也知道方方。现在这样，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关注同一个写作者，这在近代史上都是罕见的。人们如此热烈地讨论一个写作者和她的文字，背后一定有其原因。
在小说里，常常有主角发现武功秘籍而一平乱世的桥段。今天，我们也不可逃避的被卷入了这场动乱，病毒横行却又不见身影。你我绝大多数人并非小说里的英雄，翻来找去也无救世秘籍可用。我们感叹灾情，怜悯邻友，却又自叹无能。这种情感是复杂而纯粹的。没有武功秘籍，但我们还有方方的武汉日记，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和其他人的连结。
自疫情蔓延开来后，方方坚持在网上更新自己的“武汉日记”，用文人的笔法记述了她的所见所想。这些文字与华丽无关，甚至没有明显的主题，但都透露着一种写作者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对平常百姓的关怀。作为文人的方方，是带着专业能力和责任心去记录。
出生于书香门第，方方的生涯围绕着文学创作在前进，早些年她出写实派的作品，写长篇小说，写散文集，往往淡化了政治元素，她本人也说过，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也无意仕途。当23日封城的消息传来时，想着家人都在身边，政府会管好百姓，她也很安心的被封锁在家。这期间，她同其他武汉人一样，也经历了怀疑、担心、愤慨等一系列情感变化。重大公共事件将这段历史的参与者搅合一团，个人在这样的漩涡中找不到方向。很多个日子，早上起来看到各地医生前来援助，感动地点赞；晚上睡前一看，有老人等不到救治跳楼自杀，心里又一阵悸动；第二天早上再看，政府领导下基层核查，保证解决问题，抹了抹汗；到晚上某个医生感染去世了，又是一阵悲恸。
人们困惑，愤怒，进而麻木。
这样的群体心理现象并不少见，当一座历史上历经风雨、九省通衢的商业古城被封锁的时候，每个人都颇有微词，都需要有一个出口。方方在疫情之前是位作家，疫情来临后这个身份显得更加特殊。
国家不幸诗家幸，乱世之中，文人责无旁贷地站了出来，千百年来都是如此。在这种时候，方方的记录行为本身就具有极大的精神意义。正如同钟南山直奔武汉一样，作为医学专家和抗击过非典的老兵，人马未到，医生患者已如吃下一颗定心丸：我们有救了。当方方执笔写作时，病毒并没有突然消散半分，物资并没有立马充裕起来，但人们就感到有所寄托：你看，那个方方也和我们一样每天在忧虑、在思考，那些我们来不及捕捉的人事物，她在记录。她把这座城市承受到的厚重压力借她的笔传达出去。
方方日记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至少不是现在。
攻击者数量不少，主要论点是：大难当前，那么多人支援武汉，你为什么要写这些负能量的东西？有人再进一步：你是不是自己不上，还要制造恐慌？
对于这些纷争，只消几笔带过：悲情，是写作者的常态。方方也曾自述道：小说经常是与落伍者、孤独者、寂寞者相濡以沫的。这世上的强人或是胜者，经常是不介意文学的，他们更多的时候拿文学当点缀、当花环。
很多批评者不将文学当回事，讽刺这些写作者自己不事生产。从社会分工看，写作者的确生产不了什么实体效益，几本大部头也要由印刷厂来开动机器。苏联作家协会孕育了一批优秀作家，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也因为经费不足被迅速解散了。写作者往往独处一角，在机械化的链条上没有他们的位置。
当疫情发生后，国家机器高速运转，政客开会，工人抢工，商人捐款，农民送菜，文人也在做着自己的贡献。这种贡献是以文本形式呈现的，是以悲情为主色调的。当英雄般的高歌唱完了，地下车库里无助的外地人、医院门口进不去的病患、外省漂泊的武汉人有谁在关注？
只有写作者。这些被历史遗弃的人事物，最终只有写作者在跟进。为什么喜爱方方的人始终是大多数？因为生存在武汉之中的、体验着苦痛辛酸的是这大多数人。正是因为写作者不将效率、成本和利益作指标，它能爆发出来的精神力量也是最纯粹的。当媒体垄断了话语权，电视屏幕上都是喜报时，生活在街头巷尾的百姓只会产生更深沉的无奈和痛楚。这份悲情，是写作者观察、记录的唯一对象。
方方的文字在这个时候是一把保护伞，把许多悲痛的人聚拢在伞下。伞外是痛苦的、是残酷的，伞下是遮挡出的一点点温暖。没有体会伤痛的人读到满行的苦难，觉得悲愤，而置身于灾难之中的人读到的是慰藉，自己的悲伤有更多人来分享，心里好受些许。人们愿意听她去质疑政府行为、去反思救治措施、去哭泣医生朋友。如果说歌颂和正能量是一个集体所需要的，这种悲情才是所有个体所共有的。
正如官方媒体和个体写作者之间的差异一样，两边的论调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每天打开新闻，置顶的总是一行行数字，或升或降；刷屏的总是领导干部又巡视了哪个社区，某处主任又反映了什么，某位高官又发布了什么重要指示。这些是数字，是符号，它们背后可能有其隐含的意义，但这些传达出来的不是个人情感。
米沃什曾说：文学只能属于个人。
当武汉人几乎人人心口上都有一块伤疤时，官方的宏大叙事之后还需有一批个体的记录，它可以是任何形式，但一定要来自个体。
越来越多的人物专访和自媒体写作受到关注，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关于这场灾难的更多细节。方方的武汉日记读起来零散不定，因为她初写日记时就只是准备自娱自乐，这些家长里短的碎碎念反而成了真实有力的文字。当人们因为封城令被关在自家屋檐下时，我们的情感需求只会越发强烈。我们想要去了解周边的人在过什么样的一种生活？每天在担心些什么？在高兴些什么？我们需要更多的个体互动，来发现和表达自我。
同样的，有一些声音只来自个体。当李医生去世的时候，我们愤慨，不得不发出质问：训诫八位医生是谁的意见？早期专家组的判断为什么出问题？政府知道了感染的信息为什么不公布？这是我们作为公民的声音，是组成一个良性社会所必须的个体反思。
今天我们不关注数字，我们关心一个个的人。进入社会，人很容易变成这个集体的一部分，而失去了个体的感知能力。方方的文字鸣响了木铎，潮水退去，这场浩劫让我们审视自己、审视那一个个脆弱的、敏感的、需要共情的人。
如果说宏大叙事是一扇窗，个体叙事同样是一扇窗。多一个通道，就多一点光亮照进来。我们还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结束，但希望十年、百年之后的人们重翻往事时，回想当年时，可以略有欣慰地看到有方方那么一批挺身而出的个体写作者在记录并发声着。
说明
该文章思想是受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传播伦理与法制》2020年2月24日课堂讨论的启发，部分观点来自于学生讨论，观点贡献者包括但不限于管安琪、陆静瑶、李紫琦等同学。
指导老师：牛静
审校：牛静
排版：袁向玲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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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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