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案例

刘海明

【案例】艾丰：六十年规定动作，六十年自选动作

文章来源：新闻记者

原文作者：辛华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8I78Yxg2SiZKMmV0uUu1Kw

5月19日下午，《经济日报》原总编辑艾丰逝世，享年81岁。艾丰是一位学者型记者，他历任人民日报机动记者、经济部主任，《经济日报》总编辑，还撰写了《新闻采访方法论》、《新闻写作方法论》等著作。为纪念这位优秀新闻记者、学者，我们推出2000年第11期《新闻记者》杂志刊登的艾丰访谈录《六十年规定动作，六十年自选动作》。

艾丰好直言。谈到自己从《经济日报》总编辑岗位上退下来后的人生盘算也是如此：“我最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有一位先生说，在现代社会，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磕碰的话，一个人应该能够活到120岁。120岁，分为两段，前60年是一段，后60年又是一段。我现在后60年刚刚开始。这后60年，我想开拓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一言以蔽之，就是自己支配自己，干自己想干的事。体操比赛不是有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吗？新闻报道也有‘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前60年大体都是‘规定动作’，读书，找工作，评职称，争取当个什么职务；恋爱，结婚，抚养老人，培养下一代，等等。不论谁大体都是如此。后60年就不能仍旧做规定动作了，所以我现在做的都是自选动作。我的自选动作以文化建设为主。我现在正在写《艾丰通用文库》，一共10本，目前只写了4本。自选动作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做的工作有不可替代性。我这10本书别人写不了，别人写，写的只能是别的书，我这10本书只有我才能写得出。别人不可替代的工作你不做，别人也能做的事你老不放手，这是一个误区。别人也能做的事情，比如领导职务，到了一定时机要让人家做。就是应该这么想。写完这套《艾丰通用文库》，我只算完成了我自选动作的四分之一……”

艾丰当年在北京第十一中学读书时的老同学、陪同我们前往采访的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白润生教授听得瞪大了眼睛：“那就是说老艾你要活120岁了？”

艾丰无比自信地点点头。随即，他的脸上流溢赤子般明朗的微笑，那双时常忧国忧民的双眼洋溢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作为暨南大学新闻系研究生自发组成的“中国当代名记者艾丰”课题研究小组成员，我此行的目的是要从采访艾丰入手，从而探索记者成才的经验和启示。所以我格外关心的是艾丰凭着许多个“最”字写就的中国新闻界的传奇：

1978年，我国恢复招收研究生，艾丰以40岁的“高龄”和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1988年，艾丰的专著《新闻采访方法论》获得我国社会科学最高奖；

1990年，他获得我国新闻记者最高奖———首届“范长江新闻奖”；

九十年代，他担任组委会主任的“中国质量万里行”开创了大规模、强力度的舆论监督之先河……

回首往事，艾丰最需要感激的是何事何人？

青年时期打下扎实的基础

艾丰沉吟片刻，说自己能取得今天的一些成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青年时期打下了较为扎实的素质基础———他首先感激的是中学时所受的教育。

“1978年考研究生，我当时对别人说我肯定考不上，因为17年了，我什么功课都没有复习，对付不过小青年。不想考下来，平均分是86.5分，报上还登了消息。本来还应该更高。那时，我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担任时事政治部主任，政治学习我一直很重视，但政治考试的成绩才75分，我大吃一惊。后来人家告诉我，政治题是由胡乔木出的，难度相当大，所以我的政治只考了75分。当时，政治考试如果按60分及格计算，那么百分之七十的人都不及格，所以后来就把及格线降低到40分。这样算来，我获得的75分就是90分。我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首先就是中学时代打下的文化基础很扎实。那时候学校的教育比较正常，不像后来学习就是为了分数而学、为了考大学而学，我们真正是为学习知识、提高素质而学。中学时学的许多东西到现在还有用。我用中学时代学过的知识考你们现在的大学生，一下子就被我考住了。我在《人民日报》的时候，为新分来的大学生讲课，我就顺便考考他们，问‘欧姆定律’谁知道？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我说，你们看，我五十年代学的知识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你们刚学完就忘了。

1978年我去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在此之前参加了两次考察规划会议，和一些研究尖端问题的自然科学界的学者对话，用的就是中学时代学的基础知识。年轻的时候学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到现在为止，虽然英语用得也挺多，但是我还是觉得年轻时学的俄语单词像小草一样，在我脑海里扎下了根。后来学的英语，却在我脑子里搁着，没有扎进去。有时候我说英语，时不时会崩出一句俄语来。可以说，正常的中学教育给我打下了一个较好的知识基础，让我终生受益。所以我一想到我的母校———北京第十一中学，心里就很热乎。”

　　

感谢逆境的磨练

艾丰在《三做谈》的文章里这样写道：“生理上难以解释清楚的超常精力从哪里来？来自心理积淀。这很奥妙，又很普通。要查查自己的心理积淀。”谈到自己之所以有良好的心理积淀和超出常人的工作精力，艾丰感激人生中遭遇的种种逆境。

首先是政治上的逆境。因为反对“四人帮”，1971～1972年艾丰当了两年“反革命”，被圈到一个农场挨整。“对我来说，这两年‘反革命’当得很有价值。小时候看电影，我就想，如果敌人把我抓起来，我会不会成叛徒？能不能坚持原则？而当了‘反革命’后，我认识了自己。当‘反革命’受的罪挺多：6点半干活，干到12点；中午拔草，下午继续干活，干到晚上6点；晚上7点半开批斗会，批到11点；人家睡觉了，我还要写交代材料，经常要交代到第二天凌晨3点；然后第二天6点再爬起来干活。经过了这两年，我确信自己还是有骨气的。无论怎么整我，是我的我全承认，不是我的我一律不承认，也不乱揭发别人。别人揭发我，我也不害人家，还帮人家说好话。1972年把我给解放，但不再重用了。林彪摔死温都尔汗之后，减了我一点罪。1976年‘四人帮’一抓，我的事就彻底没有了。了解我的人对我说，小平要出来工作了，艾丰，你的时机到了，因为他们了解我的思路。后来证明，对于改革开放为什么我的思想能够跟上，这既跟我在‘文革’中的经历有关，更和我的思想脉络有关，这并不是偶然的。”

改革开放，艾丰甩开膀子干事业，政治境遇上春风和煦。但由于收入较低，加上父母多病等原因，物质生活方面的困境仍时时考验着他。艾丰的老街坊告诉过我们，艾丰在家里是个干苦活、累活、技术活的能手。直到1990年，艾丰获得了“范长江新闻奖”，盖个小棚子呀，糊个窗户呀什么的，通通还是自己干。艾丰的二老先后患半身不遂长达十年之久，艾丰公务缠身，但在照料父母上却无可挑剔，是个出名的孝子。艾丰回忆说：“那时，我最怕的就是父母得病。我们家原来住的那地方，救护车进不去，得靠我自己把他们背出来。那时就怕家里来电话，一来电话我全身都发麻。还有就是没钱。为照料老人，家里需要雇个保姆，保姆管吃管住还要了120块。那时候我已是高级记者了，而当时高级记者的职务工资是每月180块，实际上保姆比我拿的还多。”

正是逆境的磨练，才使艾丰成为了一条真正的汉子！他由衷地感谢生活的考验，养成了自己的自信、毅力和魄力！　　

真正的先进都是幸福的

艾丰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这样的观点：真正的先进都是幸福的。在采访中，艾丰又重提这个话题：“我们常常把先进人物写得像苦行僧，不吃不喝不睡，父母有病不看，儿子有病不管，看上去很可怕的。实际上，先进人物有一种别人不可兼得的幸福，那就是心理的充实。我自己就有这种感觉。我不算先进人物，但也不算落后人物，我认为如果不说大话的话，那么在常人所能做到的范围内，我都做到了，无论是对工作也好，对事业也好，对朋友也好，对同事也好。所以我底气就很足呀。正因为这样，我才有一种好的情绪，才可能有灵感，才可能有创造。如果一个人情绪不好，就不会有昂扬的情绪，那又怎么去创造？”

当我们问艾丰对年轻一代的新闻工作者最大的期望是什么时，艾丰语重心长地说了三个字：“戒浮躁。”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艾丰举了一个事例：有一个大学生，分到《人民日报》，写了三篇评论，结果刊用了一篇，他以后就不写了。艾丰找他，问他为什么不写了？他说，我写了三篇，你毙了我两篇，我浪费的精力太多了。艾丰就跟他讲，你太计较成本了，你算账的方法不对，《人民日报》这张报纸是指导全党的，你大学刚毕业，写了三篇东西，就有一篇能指导全党，你已经很了不起了，成就已经很大了。

艾丰讲到此处，激动起来：“但是他只是算自己消耗了百分之六十多啊！这个算法就太求实惠了，太急于求成了。现在的年轻人尤其要注意培养长期苦干的精神。做事也好，成才也好，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定要沉下心来，认准了自己的方向，踏踏实实，多少年如一日，才能出成果。你看，我的成果都是出在40岁以后，而40岁以前是很寂寞的。但是我这个人心理调节能力比较好，不管怎么样，我一直都是认真地干着。社会承认我是在八十年代以后，但要是在这之前我什么都不干呢？那么后边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的动力机制很多，出名啊得利啊！名利确实是动力，否则这个社会将无法进步。名利如果不是动力，那还要按劳分配干嘛呢？但我认为这些都不是最佳动力，最佳动力是事业。以官为动力，只有少数人才有动力，因为当官是个陡坡形，越往上，官越少；以利为动力，过分也不行，否则就会犯错误，就会栽进去。我认为最没有风险、最持久、而且会越来越强大的动力就是事业，因为你做事总是越来越多，你的事业对社会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大。反过来，社会对你的肯定、反馈与激励，也总是越来越大。你越往后走就越有劲。我自己确实也有这个体会。1986年，我当时的工资是102元，房子是跟人家合住的，任何官职都没有。所以得了‘范长江奖’以后，让我写几句格言，我第一句话就写‘对一个人的最高奖赏就在事业之中’。当时的想法就是：只要我写的东西得到大家的承认就行了，至于其他的东西再说吧。因为最高的奖赏有了，次要的有没有也就无所谓。现在有些青年人不行，总感到诱惑特别多，名的诱惑，利的诱惑，官的诱惑，搅得他们心神不定，许多人就没有心思去埋头搞事业。这个毛病一定得改。”

“我认为人要做成点事，第一是傻气，第二才是灵气。绝对如此。傻气很难解释，如果非要解释，可以解释为不总是算计自己的得失，表现出来的是执着，核心是不计较得失。现在的年轻人不缺灵气，缺的是傻气。”

临别，与我一同前往采访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高金萍女士送给艾丰一本自己的专著。艾丰翻看着书，眼神亮亮的，说：“了不起！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等你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肯定是著作等身了！”

他转头对白润生教授说：“老白，年轻人在向我们挑战了，我们要努力呵！不过我自信不会太落后于年轻人。我的《艾丰通用文库》预计2001年上半年可以全部出齐。然后我还要写新闻、经济、哲学等各方面的著作，一直写60年。让我们和年轻人比赛吧！”

（辛华：《“六十年规定动作，六十年自选动作”———名记者艾丰访谈录》，阅读原文及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新闻记者》2000年第11期）

编辑：吴悠

刘海明

【案例】

乐清错了：警力应当用在扫黑除恶上，不该用在对付新闻记者上！

记者是社会的瞭望哨，记者是时代的记录者。记者的笔下，有历史的足音，有潮流的走向；有榜样的风采，也有反面的典型。对于地方的党政领导而言，能够“善待媒体、善解媒体、善用媒体”，既是一种领导的格局，更是一种领导的水平。尊重记者的工作、接受媒体的监督，就能够从媒体的报道中获得拾遗补缺、激浊扬清的工作方法，在承受了批评的压力同时，也获得了一份前进的动力。可惜，当下不少地方领导讳疾忌医，只能听赞美不能听批评，只能说成绩不能说缺点，像老虎屁股一样摸不得。近日，两名记者采访时，与两名环保志愿者一起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带到派出所像犯罪嫌疑人一样被讯问盘查了一番，耗时良久才被放出。

浙江省乐清湾是“中国泥蚶之乡”，而翁垟三屿村是国内著名的泥蚶养殖种苗基地。如今，在这处贝类苗种基地范围内，在村民的抗议声中，建起了一座生活污水处理厂。该厂导致一线防潮堤开裂，建筑垃圾污染水体导致贝苗死亡。

5月中旬，新京报著名摄影记者陈杰和首席记者刘旻，前往浙江省乐清市调查乐清湾这一海洋滩涂生态问题。 5月16日下午，为了解乐清市翁垟街道辖区一座在建污水处理厂出现的工程质量问题，及造成防洪堤严重损坏等情况，刘旻跟随两位环保志愿者前往翁垟街道办事处。两位环保志愿者希望能向街道办事处党委书记反映问题并了解维修情况。刘旻在一旁观看了他们的沟通过程。

结果，他们没有得到反映问题和了解情况的机会，却被限制了人身自由。7名保安挡在办事处领导开会的会议室门口，不让刘旻等三人靠近。面对刘旻只占用10分钟进行沟通的请求，街道办事处书记徐立志甩下一句“我没时间，你们找信访局”， 随即在保安的环绕护卫下扬长而去。轻轻一句话，把这位书记对待群众和对待记者的轻蔑与傲慢，展示得淋漓尽致。

陈杰闻讯赶到街道办事处，看见刘旻他们三人在二楼楼梯口，被一群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和七八个黑衣保安拦着限制下楼。 紧接着，有保安接到指令，把后赶来的陈杰也控制住，不允许他离开。

随后开来三辆警车，跳下六七个民警。陈杰出示了记者证，结果无济于事，他们不听任何解释，直接强行将其推进警车里，一路闪着警灯，响着警报，押到了附近的翁垟派出所。 到了派出所的审讯中心，他们被作为犯罪嫌疑人进行了信息采集。民警告知他们被口头传唤了，理由是干扰单位秩序。

两个环保志愿者要向街道办事处书记反映情况，记者刘旻随行进行采访，而摄影记者陈杰只是随后赶来，还没进到办事处的楼里，四个人就统统被扣上了“干扰单位秩序”的帽子，这岂非咄咄怪事？

分别在两个多小时和五个多小时后，记者陈杰和刘旻才被放了出来。而另外的两名环保志愿者，则是直到次日凌晨一点多才重获自由。

这两名记者和两名环保志愿者的遭遇，虽然已经十分荒唐，但在乐清市翁垟街道辖区却并非鲜见。据陈杰的走访所见，在当地，无论是村民还是村干部，无论是青年还是老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谁对“不公平”的事情进行抗争，他们就会轻易地在办事处主要领导的指使下，被民警带进派出所，进行各种信息采集，有的会被关上一个月。公安机关本是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执法单位，尤其是当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正在关键时刻，各地警力都十分紧张繁忙，乐清的警察却如此悠闲，难道乐清没有黑恶势力团伙可打吗？难道乐清没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吗？把两名环保志愿者和两名记者押解到派出所进行传唤讯问，乐清警方是不是模糊了职责界限，模糊了法律界线？

新京报记者陈杰与刘旻，都是我国新闻界的翘楚，陈杰是CCTV2015年度十大法治人物，曾荣获中国摄影金像奖、第59届世界摄影比赛大奖；他与刘旻共同采访报道的贵州“溜索道上学”的山里孩子，就引起了贵州省党政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9年5月13日，新京报刊发的长篇通讯《贵州大山里“溜索村”最后家庭搬迁住进新房上新学校》，就是记者陈杰与刘旻的杰作。此前的4月18日，他们在新京报报道了这座“溜索村”以及村里12个小学生的艰难求学的故事。报道刊发后，贵州省委组成工作组，会同威宁县各部门，对大石头村的现状及整个海拉镇教育情况进行了排查。经过调研，最终确定对7所镇村小学，增加总面积5340平方米寄宿设施。至4月27日，“溜索村”28户村民都被搬迁到了新的安置点，这就是新京报记者陈杰与刘旻采写的新闻报道成果。

多年来，陈杰与刘旻始终保持着新闻人的初心，牢记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的使命，他们不畏威胁和形形色色的利诱！不知道有多少次，在揭露了某地存在的问题之后，有人前来公关，利诱不成，转而威胁。他们依然不改初衷，依然昂首前行，坚持着自己的新闻理想，履行着自己的新闻职责。

为了党的新闻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记者陈杰与刘旻面对个别地方的“新闻封锁”，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突破“封锁”，获取最真实的第一手新闻素材。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他们面临的利诱与公关的套路也多，但是，各种各样的“套路”，遇到陈杰和刘旻这样的记者，就会自然失灵。社会需要新闻，新闻需要记者，而一个祥和的社会，少不了新闻记者的维护，正是由于陈杰与刘旻这样的记者存在，我们的新闻信息才丰富多彩，我们的社会正气才得以彰扬，我们的生活才会充满阳光。

最后，我想说一句，乐清市翁垟街道办事处的这次出警，显然是一次非警务活动，应该按照公安部的有关规定严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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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茗

刘海明

【案例】

“言论自由”与“言论空间”的区别

今天这里依然没有言论自由，却有巨大的言论空间。深明此理者不多，所以很多人都会误以为这里“有了很大的言论自由”。

我们在说“言论自由”的时候，指向的必然是有没有明确的法律保障你不会“因言获罪”，罪与非罪有着明确的法律界限；“言论空间”则不同，后者是指现实中，你大概知道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时候可以说，什么时候不可以说；什么场合可以说，什么场合不可。此外还因社会地位差异，又有对什么人可以说，对什么人不可以说之分等等。这种言论空间看上去可能很大，却无法消除其模糊性，以至于很多人都会为某些因言获罪的案件“深感意外”，极度惊诧，比如重庆彭水诗案。

还可打个比方，大家都知道色情业在这里不合法，但同时也知道天朝存在着巨大的色情市场，显然你不能从中国有巨大的色情市场来倒推这国有卖淫买淫的自由！

同理，在专制社会，言论空间无论多么巨大你也不能倒推出这国有法律意义上的言论自由。正相反，由于这种“言论空间”的弹性巨大，因此它随时可能成为普遍深不可测的险恶陷井，最能说明这一性质的是著名的“反右”事件。反右前老MAO鼓励大鸣大放，最后一翻脸，公然说这是“引蛇出洞”的阳谋，将50余万知识分子一网打尽；

在玩所谓的阳谋方面，以制造“文字狱”出名的雍正是个代表，他甚至堪称MAO的祖师爷。雍正曾搞过一本与反清知识分子辩论的文集——《大义觉迷录》，这书乍看上去有点宣扬“真理愈辨愈明”的意思。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为“提高民众觉悟”，竟屈尊把自己放在辩手的位置，真是难能可贵，难能可贵啊。再将与“反右”对照，何其相似。

极权统治者总要鼓吹什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然而，极权统治者无一不可口含天宪，罪与非罪可全凭其一言而定，言论空间之大小，不过是陷井大小之别，与“言论自由”毫不相干。

原文链接：https://media.weibo.cn/article?id=2309404381556272670619

编辑：董莉

刘海明

【案例】

编辑：董莉

刘海明

【案例】

编辑：吴悠

刘海明

【案例】

舆论监督的国进民退

所谓舆论监督的国进民退，即压住市场化媒体，给完全党媒的央媒放开一点口子，让完全党媒的央媒抢占话语权而已。舆论管制的精心布局，有什么可庆幸的。（笑蜀）

编辑：高杰

刘海明

【案例】

澳大利亚警方在泄漏调查中从航空公司获得了记者的旅行记录

作者：Isabella Kwai

导读：报道称，澳大利亚警方从澳洲航空公司获得了一名记者的个人旅行记录。该记者曾在2017年撰文称澳大利亚军方在阿富汗犯下了战争罪行。警方的行为引发了对该国新闻自由的进一步担忧。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从Qantas Airways获得了一名记者的个人旅行记录，这一消息在周一警方突击搜查记者后引发了媒体行业的警觉，这引发了对该国新闻自由的质疑。

“悉尼先驱晨报”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警方于3月份向该航空公司寻求旅行记录，寻找一名撰写2017年文章的记者，该文章声称澳大利亚军方已对阿富汗公民犯下可能的战争罪。

据报道，澳航官员应警方的要求在2016年搜索了两个航班的详细信息，并“捕获并打印”了这些旅行的详细信息。这一要求引起了媒体集团的尖锐批评。

澳大利亚新闻记者，媒体，娱乐和艺术联盟联盟的首席执行官保罗墨菲说：“感觉新闻业在这个国家受到了攻击。” “没有考虑到记者在一个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他补充说，这一事件再次表明，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和执法机构以记者和举报人为目标已成为“正常做法”。

“我们需要政府采取紧急行动来保护知情权，”墨菲先生补充道。

在一个罕见的统一事件中，来自该国最大新闻机构的媒体高管呼吁进行改革，以保护新闻自由，这是在上个月两次警方突击搜查——一次是在新闻集团记者的家中，另一次是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总部。 。

获得旅行记录的记者丹尼尔奥克斯是ABC团队的一员，该团队发表了“ 阿富汗档案 ”，这是一篇基于泄露的军事文件的2017年文章，该文件描述了澳大利亚武装部队在阿富汗的潜在战争罪行。

去年，政府通过了全面的立法，其中包括对泄露机密或秘密信息的更严厉处罚。法律规定政府官员披露此类信息是非法的，在某些情况下，记者也可以接收这些信息。“阿富汗档案”文件背后的所谓举报人，曾是一名军事律师，已经确认自己并且正面临指控。

联邦警方发言人周一拒绝就扣押旅行记录发表评论，称调查仍在继续。

澳航发言人周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航空公司收到执法机构提出的大量信息请求。她说，航空公司没有被告知此类请求中的乘客占用情况，仅提供有关接受刑事调查的乘客的信息。

关于扣押旅行记录的启示恰逢议会对2015年颁布的法律进行审查，要求电信公司保留两年的互联网和电话数据，以便执法部门进行刑事调查。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提交的文件显示，根据2015年的法律，该机构在2018年6月结束的一年期间内获得了两次信息保证，并访问了58次记者的通讯数据。目前尚不清楚哪些记者是针对性的但这些文件引起了业内人士对隐私来源的进一步关注。

澳大利亚司法部长克里斯蒂安•波特（Christian Porter）表示，除了最特殊的情况外，他“严重不愿意”起诉记者。

珀斯科廷大学新闻学副教授约瑟夫·费尔南德斯说，政府的行为和言论之间仍存在“令人担忧的鸿沟”。

费尔南德斯博士说，在国际舞台上，这种警察活动与澳大利亚拥有透明民主的声誉不一致，并且可能“鼓励其他压迫性政府”。

他补充说：“在维护基本权利和自由方面，我们严重损害了我们的信誉。”

原文：

Australian Police Obtained Journalist’s Travel Records From Airline in Leak Inquiry

By Isabella Kwai

The Australian federal police obtained from Qantas Airways the personal travel records of a journalist, a revelation that alarmed the media industry on Monday after police raids on journalists last month raised questions about press freedoms in the country.

A document obtained by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showed that the police approached the airline in March seeking travel records for a journalist who wrote a 2017 article alleging that the Australian military had committed possible war crimes against Afghan citizens.

A Qantas officer then searched for details of two flights in 2016 at the request of the police, and “captured and printed” details of the trips, the paper said. The request drew sharp criticism from media groups.

“The feeling is that journalism is under attack in this country,” said Paul Murphy, chief executive of the Australian union for journalists, the Media, Entertainment and Arts Alliance. “There is no regard for the important role journalists play in a functioning democracy.”

The incident was another sign that it had become “normal practice” for the federal police and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in Australia to target journalists and whistle-blowers, he added.

“We need urgent action from government to protect the right to know,” Mr. Murphy added.

In a rare instance of unity, media executives from the country’s biggest news organizations have called for reforms to protect press freedom after two police raids last month — one on the home of a News Corp. journalist and another at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The journalist whose travel records were obtained, Daniel Oakes, was part of an ABC team that published “The Afghan Files,” a 2017 article based on leaked military documents that described potential war crimes by Australian armed forces in Afghanistan.

Last year, the government passed sweeping legislation that included harsher penalties for leaking classified or secret information. The law made it illegal for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disclose such information and in some cases, for journalists to receive it. The alleged whistle-blower behind the “Afghan Files” documents, a former military lawyer, has already identified himself and is facing charges.

A spokeswoman for the federal police declined to comment Monday on the seizure of the travel records, saying the investigation is continuing.

A Qantas spokeswoman said in a statement on Monday that the airline receives numerous 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from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She said the airline is not informed about the occupation of passengers in such requests and provides information only on passengers who are subject to a criminal investigation.

The revelation about the seizure of the travel records coincides with a parliamentary review of laws enacted in 2015 requiring telecommunication companies to retain internet and phone data for two years for law enforcement to access in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Documents submitted by the Australian Federal Police show that, under the 2015 laws, the agency obtained two information warrants and accessed the communications data of journalists on 58 occasions in a one-year period ending in June 2018. It is not clear which journalists were targeted, but the documents stoked further concern in the industry about the privacy of sources.

Christian Porter, Australia’s attorney general, has said that he is “seriously disinclined” to prosecute journalists except in the most exceptional of circumstances.

Still, there is a “worrying chasm”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actions and its words, said Joseph Fernandez,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journalism at Curtin University in Perth.

On an international stage, such police activity is at odds with Australia’s reputation for having a transparent democracy, and could “embolden other oppressive governments,” Dr. Fernandez said.

“We are seriously undermining our credibility when it comes to upholding basic rights and freedoms,” he added.

来源：纽约时报

链接：https://www.nytimes.com/2019/07/08/world/australia/police-qantas-journalism.html

编辑：马晓晴

刘海明

【案例】

刘海明

【案例】

美法院裁决特朗普推特账户不得拉黑他人

地球日报

据美国《国会山报》9日报道称，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庭裁决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在自己的推特上拉黑他人。

报道称，此次裁决与之前初级法院裁决保持一致。此前有初级法院裁决称特朗普不得在推特上拉黑他人。

特朗普使用他的推特账户发表各种公告，包括政府人事变动、发表政策等等。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庭法官表示，《第一修正案》不允许官员因官方目的使用社交媒体时因意见不一致而将他人的意见屏蔽。

（文/二十四时区）

本文作者系新浪国际旗下“地球日报”自媒体联盟成员，授权稿件，转载需获原作者许可。文章言论不代表新浪观点。

来源：新浪新闻

链接：https://news.sina.cn/global/szzx/2019-07-09/detail-ihytcitm0872473.d.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编辑：马晓晴

刘海明

【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