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案例

刘海明

【案例】间谍罪？死刑？对阿桑奇的新指控让新闻界惊了

文章来源：搜狐

原文链接：http://www.sohu.com/a/316229722_120044102

阿桑奇身在英国，却一点也没闲着。23日，美国司法部公布了对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的17项新的刑事指控，指其犯下“间谍罪”（espionage crime），协助并教唆前陆军情报分析员切尔西·曼宁（Chelsea Manning）非法获取且公布机密信息。如果罪名成立，阿桑奇可能要面临他将面临最高175年的监禁，并有可能被处以死刑。这些指控受到新闻自由倡导者的严厉谴责，引发新闻界震动。

身背18项诉讼，斯诺登都忍不住为他站出来

在这17项指控中，美国司法部声称阿桑奇不仅曾教唆帮助曼宁非法获取公布机密信息，还称他泄露的信息危害包括阿富汗人、伊拉克人、宗教领袖、来自专制政权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内人员的安全。如果再加上美国方面此前提出的“阴谋入侵计算机”罪，那么阿桑奇现在已经面临了总计18项指控。

就此事，美国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阿桑奇的行为有严重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风险。”官员表示，维基解密公布秘密文件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机密信息泄露之一”。

政府官员还指出，在美国2011年5月突袭本拉登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的藏身地时缴获的文件中，包括这位基地组织头目与一名下属之间的信件，内容涉及维基解密公布的有关阿富汗战争的材料。

不过，路透社指出，使用“间谍罪”来起诉阿桑奇十分罕见。因为该法案更多用来起诉窃取机密信息的政府人员（如曼宁），而非发布机密信息的人。维基解密官方曾在社交网站上称，“美国司法部正试图根据《1917年间谍法》对阿桑奇提起诉讼。根据该法案定罪的人可能会被处以死刑”。

《1917年间谍法》是美国用来打击告密者的有力工具。据报道，这是用来惩罚干预美国外交关系和国际贸易行为、惩罚间谍、促进美国刑法实施和其他目的的法律。此前，曼宁和深陷“棱镜门”的爱德华·斯诺登均被该法案起诉。

公告发布后，斯诺登在推特上作出了回应：“司法部刚刚宣战——不是针对维基解密，而是针对新闻业本身。这不再是朱利安·阿桑奇的问题：这个案件将决定媒体的未来。”

维基解密也做出了反应，抨击此举是“疯狂的”，并宣称“国家安全新闻的终结”，甚至是宪法第一修正案本身。

“他不是记者”

根据《反间谍法》起诉阿桑奇，特朗普政府越过了其他美国政府都回避的一条界线：挑战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捍卫政府机密。

这项已有102年历史的法案没有将国家安全新闻定为犯罪的唯一原因是，没有任何政府试图对其进行挑战。根据保障言论自由的修正案，该法禁止公开政府机密，也没有对媒体提供明确的保护。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法律观察人士认为，如果该法曾经被用来对付记者，将无法经受最高法院的审查。

在阿桑奇公布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期间的军事通讯以及大量外交电报之后，奥巴马政府就是否可以用它来对付阿桑奇展开了辩论，但奥巴马的团队最终决定不采取这一步。当时担任司法部发言人的马修·米勒（Matthew Miller）回忆说：“奥巴马政府的司法部认为，指控阿桑奇发表言论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反间谍法》没有对记者和非记者做出任何区分。”

这次，特朗普的司法部辩称，阿桑奇鼓励曼宁从安全服务器内部窃取材料，并且不顾文件中所提到的人的安全而发表文章，不符合记者的定义。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律师德默斯（John Demers）宣称：“阿桑奇不是记者。”

新闻界怒了

美国国家安全法律博客 Lawfareblog的执行主编朱累西克（Quinta Jurecic）表示，“记者们似乎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安慰。”他指出，新闻业没有法定的定义。“这是记者们一直担心的。“

阿桑奇在美国的律师波拉克（Barry Pollack）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前所未有的指控表明，对阿桑奇的刑事起诉，对那些试图向公众通报美国政府采取的行动记者们构成严重威胁。”

曼宁23日晚上在监狱里发表了一份声明，她在声明中表示，她对2010年维基解密的泄密事件承担“全部和唯一的责任”。“很明显，政府似乎在上周我的藐视法庭听证会之前就已经收到了这份起诉书，”她说。“本届政府将媒体描述为反对党和人民的敌人。今天，他们把法律当作一把剑，并表现出他们愿意动用国家的全部力量来对付这个旨在保护我们免受这种暴行的机构。”

起诉书称，两人的共同目标是推进维基解密的使命，即通过向公众披露机密信息，“颠覆”美国法律，使其成为“人民的情报机构”。

这17项新的指控让美国政府试图将他从伦敦引渡回国的努力复杂化。德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法学教授弗拉德克（Stephen Vladeck）表示，两国之间的引渡条约对政治犯罪有一个例外，阿桑奇可能会根据《欧洲人权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提出一些问题。

弗拉德克说：“我不知道这最终是否会影响引渡程序的结果，但肯定会使问题复杂化。”即使阿桑奇被引渡，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中为指控阿桑奇制造漏洞的努力，对特朗普政府来说也是一场巨大的赌博，可能会对新闻自由造成严重后果。

他补充说：“这就是为什么新闻自由倡导者把这样的案件视为宪法的卢比孔河。”“因为无论我们如何看待个别被告，一旦政府设定了一个先例，即仅仅发布或甚至接收这类信息……就可能受到起诉，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同样的理论不能涵盖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最重要的新闻，从而让它们变得冷冰冰。”

编辑：吴悠

刘海明

【案例】中美女主播"约架"前不久 4名中外男学者互怼了一番

文章来源：侠客岛

原文链接：https://c.m.163.com/news/a/EG2FL ... s=wap_refluxdl_2018

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央视外语频道CGTN的主持人刘欣，已经答应福克斯商业频道女主播翠西·里根的“约架”。

当然，不是真打架，而是将在北京时间5月30日（下周四）早8点，就中美贸易战问题，进行卫星连线辩论。

先前，两个人已经“隔空互怼”了一轮——

本周三，刘欣在一期评论短视频中有力驳斥了翠西宣扬对华“经济战”的言论；次日，被怼的翠西在其节目中，用了11分钟进行回应。

可能觉得还不够，这位美国保守派电视台主持人还在个人推特上冲刘欣喊话：“你挑时间、地点，我等你”。

巧合的是，半个月前，来自中国、美国、新加坡的四位知名男学者，也在加拿大多伦多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他们参加的一年举行两次的辩论会“芒克辩论”（Munk Debates），该辩论在国际上颇有知名度，基辛格也参加过。这次辩论的主题是，“中国是自由国际秩序的威胁吗”。

辩论的正方，即认为“中国是威胁”的是两位美国鹰派代表：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美国哈德逊研究中心中国战略研究主任、右派大佬白邦瑞；

辩论的反方，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

这场辩论胜负的判定规则是，看哪方在辩论结束后，说服了更多的观众转变想法。辩论的结果，是王辉耀所在的反方获胜。

在辩论开场前的投票中，约3000名现场观众中76%认为“中国是威胁”，24%认为不是；辩论结束后的结果，是74%对26%。也就是说，反方以2%的微弱优势，艰难取胜。要改变西方成见，难度可见一斑。

在看完长达3个小时的辩论后，岛叔其实不惊讶于在场观众对中国的态度，但对于正方两位美国精英分子对中国的误解和无知，还是感觉比较震撼的。

辩论视频在Munk Debates的官网有，不过没有中文字幕。英语听力不甚好的朋友，可以直接看下面岛叔的总结。灰色字体为岛叔注。

一

首先，双方各进行6分钟的开场陈词。正方麦克马斯特先进行发言，他首先说：中国共产党决心加强对权力的控制，登上世界舞台的中心，实现倾向于中国利益的国际新法则和新秩序。

（嗯，听起来还可以？党确实在加强领导能力，中国是在逐渐走上世界舞台，支持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接着他开始反思三十年来美国对中国“接触政策”的失败。他说：“我们相信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和西方趋同，实现经济自由化，最后实现政治自由化。为了加速这种转变，我们欢迎中国加入我们的秩序，开放了我们的市场，投资了我们的资本，培训了中国的工程师、科学家、甚至解放军军官。但正如人生有时候会发生的那样，我们失望了。”

接着，麦克马斯特进入“抹黑”模式——他把国内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比做“文革”，认为对150万违反违纪党员的处罚是在进行党内“大清洗”；说中国政府正在新疆进行的反恐与去极端化斗争是“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进行压迫”，说有3百万人被关进了“集中营”。

（说实话，只要来中国看看，就会知道老百姓对于党内整风肃纪的看法。而在新疆建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的方式，清除暴恐和宗教极端思想、进行职业培训的效果，我们在几次推送中已经说过。）

他最后说：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处于政府监控之下，无法参与到对教育至关重要的思想交流；中国要求在华美国企业和员工支持其对新疆、台湾的政策；中国还违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倡议污染全球环境（黑人问号脸，退出巴黎协定的是哪位大佬啊？）……

（海外留学生岛友出来现身说个法，你们被监控了嘛？倒是最近美国收紧了对华留学生的签证，还直接解雇了中国教授、关停了其所在的实验室，并且勒令包括一些怀孕女性在内的中国学生30天遣返。）

接着是反方王辉耀的发言，王博士说了三个论点：

首先，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是现行自由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例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全部加入。中国通过融合现有国际社会，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GDP翻了十倍，成功使八亿人口脱贫；

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贡献者。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预算出资国，还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资金贡献国。在气候变化方面，是《巴黎气候协议》的签约国，而美国却选择退出。

中国为其他国家的发展带来了诸多益处，比如“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是唯一一个为全球发展提供蓝图并提出了解决方案的国家。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例如加拿大对华出口去年就增长了12%。

二

白邦瑞是第三位发言者。会说汉语的他是美国国防政策顾问，前美国政府官员，中国问题作家。特朗普曾赞誉白邦瑞是中国问题的主要权威。

他的观点主要是中国政府抗拒自由化改革，中国没有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市场自由，大多数主张改革的人最终都会被投入监狱。

他认为到2049年，中国会越来越差，污染会变得更糟，“癌症村”会增多，审查制度加强。他甚至开玩笑说，到时他们会请不回王辉耀了，因为王这种改革派“会被投入监狱”。最后，他怀念起上世纪80年代中美合作的“蜜月时期”，当时两国还一起合作研制武器。

（他为什么提到2049呢？因为白邦瑞去年出版了一本书叫《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强国的秘密战略》。书中，他认为中国有一个百年的秘密战略，即在2049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中国以穷困、落后的形象忽悠了历届美国政府。

btw，前两天也有岛友在群里说过美国八十年代对中国援助的问题。对此要历史性分析，侠客岛的新书《侠客岛对话郑永年》也有对此分析。郑教授当时是这样说的：

“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中国开放、恢复邦交，当然不仅是因为“同情中国”，更重要的是地缘政治因素，是联合中国对付苏联的考虑。

没有这一因素，美国高端技术不会给你。当时把技术给中国肯定有目的，美国又不是雷锋，不只是因为“同情”。现在非洲国家穷得要死，美国同情吗？同情，给点钱没问题，核心技术不会给的。

所以，当时美国给中国技术，主要是因为地缘政治。美国要跟中国“准同盟”，对付苏联扩张。当然，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最后一位发言者是前联合国安理会主席，现在的新加坡学者马凯硕。

他“独辟蹊径”，从辩题出发，认为前面的人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攻击与辩题无关，他承认中国国内不是一个西式的自由民主制度，但辩题是中国对现有世界秩序的影响，和中国内部如何，没有直接必然关系。

他认为，如果从一个大的历史维度来看，几千年来，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始终是中国和印度。只是在过去的两百年里，欧洲和北美腾飞了。所以他说，其实过去两百年的世界历史是一个偏差，最后世界秩序会回归到正常状态，也就是中国迟早会成为世界大国。

他指出，世界上有75亿人口，只有12%的人生活在西方，88%的人生活在西方以外。所以，要想评判中国的国际行为，看看世界上上大多数人对中国的态度。他说，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国家对中国表示欢迎，他们也都非常配合。比如，很多国家争相加入“一带一路”倡议。

他最后总结道，现在西方人在批判中国，是因为中国在威胁国际秩序吗？其真实原因是中国在威胁美国的霸主地位。而威胁自由世界秩序的国家到底是谁？就是自诩为自由和民主代表的美国。

三

开场陈词环节结束后，正反双方在主持人的引导下对中美贸易争端、自由市场改革、国际民主、高新科技、小国利益等话题进行了辩论。我们不妨摘几个美方观点，看看他们是怎么想的。

比如美国挑起贸易战，是为了捍卫国际秩序还是为了追求自身国家利益？美方学者认为，中国破坏了支撑国际秩序的各种机制，美国正是用加征关税等强硬做法，迫使中国履行它先前的承诺，维护自由国际秩序。

再如，关于“一带一路”，美国学者认为这是中国用经济、债务来控制小国的政治手段，说中国试图恢复“朝贡体系”。两位美国学者还对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表示质疑，认为中国是在装穷，以逃避应承担的国际责任。

说实话，这种论调已经听得耳朵都起茧了……作为当下对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制定有直接影响的人物，这两位的论点，其实代表了相当广泛的美国国内精英的论调。最近跟刘欣约辩的Fox女主播，不过是这种声音的回响。

毕竟，反腐、党内整风、反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措施等这些在中国民众看来大快人心的事，在美国学者眼中竟然都是“中国威胁论”的证据。

不过，这些论调，倒也可以成为素材库，几天后的辩论，相信这些论调刘欣也会遇到，可以准备一下。

给这位知性美女加个油，毕竟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这么直接交锋的时刻了。

编辑：吴悠

刘海明

【案例】艾丰：六十年规定动作，六十年自选动作

文章来源：新闻记者

原文作者：辛华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8I78Yxg2SiZKMmV0uUu1Kw

5月19日下午，《经济日报》原总编辑艾丰逝世，享年81岁。艾丰是一位学者型记者，他历任人民日报机动记者、经济部主任，《经济日报》总编辑，还撰写了《新闻采访方法论》、《新闻写作方法论》等著作。为纪念这位优秀新闻记者、学者，我们推出2000年第11期《新闻记者》杂志刊登的艾丰访谈录《六十年规定动作，六十年自选动作》。

艾丰好直言。谈到自己从《经济日报》总编辑岗位上退下来后的人生盘算也是如此：“我最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有一位先生说，在现代社会，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磕碰的话，一个人应该能够活到120岁。120岁，分为两段，前60年是一段，后60年又是一段。我现在后60年刚刚开始。这后60年，我想开拓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一言以蔽之，就是自己支配自己，干自己想干的事。体操比赛不是有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吗？新闻报道也有‘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前60年大体都是‘规定动作’，读书，找工作，评职称，争取当个什么职务；恋爱，结婚，抚养老人，培养下一代，等等。不论谁大体都是如此。后60年就不能仍旧做规定动作了，所以我现在做的都是自选动作。我的自选动作以文化建设为主。我现在正在写《艾丰通用文库》，一共10本，目前只写了4本。自选动作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做的工作有不可替代性。我这10本书别人写不了，别人写，写的只能是别的书，我这10本书只有我才能写得出。别人不可替代的工作你不做，别人也能做的事你老不放手，这是一个误区。别人也能做的事情，比如领导职务，到了一定时机要让人家做。就是应该这么想。写完这套《艾丰通用文库》，我只算完成了我自选动作的四分之一……”

艾丰当年在北京第十一中学读书时的老同学、陪同我们前往采访的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白润生教授听得瞪大了眼睛：“那就是说老艾你要活120岁了？”

艾丰无比自信地点点头。随即，他的脸上流溢赤子般明朗的微笑，那双时常忧国忧民的双眼洋溢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作为暨南大学新闻系研究生自发组成的“中国当代名记者艾丰”课题研究小组成员，我此行的目的是要从采访艾丰入手，从而探索记者成才的经验和启示。所以我格外关心的是艾丰凭着许多个“最”字写就的中国新闻界的传奇：

1978年，我国恢复招收研究生，艾丰以40岁的“高龄”和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1988年，艾丰的专著《新闻采访方法论》获得我国社会科学最高奖；

1990年，他获得我国新闻记者最高奖———首届“范长江新闻奖”；

九十年代，他担任组委会主任的“中国质量万里行”开创了大规模、强力度的舆论监督之先河……

回首往事，艾丰最需要感激的是何事何人？

青年时期打下扎实的基础

艾丰沉吟片刻，说自己能取得今天的一些成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青年时期打下了较为扎实的素质基础———他首先感激的是中学时所受的教育。

“1978年考研究生，我当时对别人说我肯定考不上，因为17年了，我什么功课都没有复习，对付不过小青年。不想考下来，平均分是86.5分，报上还登了消息。本来还应该更高。那时，我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担任时事政治部主任，政治学习我一直很重视，但政治考试的成绩才75分，我大吃一惊。后来人家告诉我，政治题是由胡乔木出的，难度相当大，所以我的政治只考了75分。当时，政治考试如果按60分及格计算，那么百分之七十的人都不及格，所以后来就把及格线降低到40分。这样算来，我获得的75分就是90分。我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首先就是中学时代打下的文化基础很扎实。那时候学校的教育比较正常，不像后来学习就是为了分数而学、为了考大学而学，我们真正是为学习知识、提高素质而学。中学时学的许多东西到现在还有用。我用中学时代学过的知识考你们现在的大学生，一下子就被我考住了。我在《人民日报》的时候，为新分来的大学生讲课，我就顺便考考他们，问‘欧姆定律’谁知道？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我说，你们看，我五十年代学的知识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你们刚学完就忘了。

1978年我去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在此之前参加了两次考察规划会议，和一些研究尖端问题的自然科学界的学者对话，用的就是中学时代学的基础知识。年轻的时候学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到现在为止，虽然英语用得也挺多，但是我还是觉得年轻时学的俄语单词像小草一样，在我脑海里扎下了根。后来学的英语，却在我脑子里搁着，没有扎进去。有时候我说英语，时不时会崩出一句俄语来。可以说，正常的中学教育给我打下了一个较好的知识基础，让我终生受益。所以我一想到我的母校———北京第十一中学，心里就很热乎。”

　　

感谢逆境的磨练

艾丰在《三做谈》的文章里这样写道：“生理上难以解释清楚的超常精力从哪里来？来自心理积淀。这很奥妙，又很普通。要查查自己的心理积淀。”谈到自己之所以有良好的心理积淀和超出常人的工作精力，艾丰感激人生中遭遇的种种逆境。

首先是政治上的逆境。因为反对“四人帮”，1971～1972年艾丰当了两年“反革命”，被圈到一个农场挨整。“对我来说，这两年‘反革命’当得很有价值。小时候看电影，我就想，如果敌人把我抓起来，我会不会成叛徒？能不能坚持原则？而当了‘反革命’后，我认识了自己。当‘反革命’受的罪挺多：6点半干活，干到12点；中午拔草，下午继续干活，干到晚上6点；晚上7点半开批斗会，批到11点；人家睡觉了，我还要写交代材料，经常要交代到第二天凌晨3点；然后第二天6点再爬起来干活。经过了这两年，我确信自己还是有骨气的。无论怎么整我，是我的我全承认，不是我的我一律不承认，也不乱揭发别人。别人揭发我，我也不害人家，还帮人家说好话。1972年把我给解放，但不再重用了。林彪摔死温都尔汗之后，减了我一点罪。1976年‘四人帮’一抓，我的事就彻底没有了。了解我的人对我说，小平要出来工作了，艾丰，你的时机到了，因为他们了解我的思路。后来证明，对于改革开放为什么我的思想能够跟上，这既跟我在‘文革’中的经历有关，更和我的思想脉络有关，这并不是偶然的。”

改革开放，艾丰甩开膀子干事业，政治境遇上春风和煦。但由于收入较低，加上父母多病等原因，物质生活方面的困境仍时时考验着他。艾丰的老街坊告诉过我们，艾丰在家里是个干苦活、累活、技术活的能手。直到1990年，艾丰获得了“范长江新闻奖”，盖个小棚子呀，糊个窗户呀什么的，通通还是自己干。艾丰的二老先后患半身不遂长达十年之久，艾丰公务缠身，但在照料父母上却无可挑剔，是个出名的孝子。艾丰回忆说：“那时，我最怕的就是父母得病。我们家原来住的那地方，救护车进不去，得靠我自己把他们背出来。那时就怕家里来电话，一来电话我全身都发麻。还有就是没钱。为照料老人，家里需要雇个保姆，保姆管吃管住还要了120块。那时候我已是高级记者了，而当时高级记者的职务工资是每月180块，实际上保姆比我拿的还多。”

正是逆境的磨练，才使艾丰成为了一条真正的汉子！他由衷地感谢生活的考验，养成了自己的自信、毅力和魄力！　　

真正的先进都是幸福的

艾丰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这样的观点：真正的先进都是幸福的。在采访中，艾丰又重提这个话题：“我们常常把先进人物写得像苦行僧，不吃不喝不睡，父母有病不看，儿子有病不管，看上去很可怕的。实际上，先进人物有一种别人不可兼得的幸福，那就是心理的充实。我自己就有这种感觉。我不算先进人物，但也不算落后人物，我认为如果不说大话的话，那么在常人所能做到的范围内，我都做到了，无论是对工作也好，对事业也好，对朋友也好，对同事也好。所以我底气就很足呀。正因为这样，我才有一种好的情绪，才可能有灵感，才可能有创造。如果一个人情绪不好，就不会有昂扬的情绪，那又怎么去创造？”

当我们问艾丰对年轻一代的新闻工作者最大的期望是什么时，艾丰语重心长地说了三个字：“戒浮躁。”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艾丰举了一个事例：有一个大学生，分到《人民日报》，写了三篇评论，结果刊用了一篇，他以后就不写了。艾丰找他，问他为什么不写了？他说，我写了三篇，你毙了我两篇，我浪费的精力太多了。艾丰就跟他讲，你太计较成本了，你算账的方法不对，《人民日报》这张报纸是指导全党的，你大学刚毕业，写了三篇东西，就有一篇能指导全党，你已经很了不起了，成就已经很大了。

艾丰讲到此处，激动起来：“但是他只是算自己消耗了百分之六十多啊！这个算法就太求实惠了，太急于求成了。现在的年轻人尤其要注意培养长期苦干的精神。做事也好，成才也好，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定要沉下心来，认准了自己的方向，踏踏实实，多少年如一日，才能出成果。你看，我的成果都是出在40岁以后，而40岁以前是很寂寞的。但是我这个人心理调节能力比较好，不管怎么样，我一直都是认真地干着。社会承认我是在八十年代以后，但要是在这之前我什么都不干呢？那么后边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的动力机制很多，出名啊得利啊！名利确实是动力，否则这个社会将无法进步。名利如果不是动力，那还要按劳分配干嘛呢？但我认为这些都不是最佳动力，最佳动力是事业。以官为动力，只有少数人才有动力，因为当官是个陡坡形，越往上，官越少；以利为动力，过分也不行，否则就会犯错误，就会栽进去。我认为最没有风险、最持久、而且会越来越强大的动力就是事业，因为你做事总是越来越多，你的事业对社会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大。反过来，社会对你的肯定、反馈与激励，也总是越来越大。你越往后走就越有劲。我自己确实也有这个体会。1986年，我当时的工资是102元，房子是跟人家合住的，任何官职都没有。所以得了‘范长江奖’以后，让我写几句格言，我第一句话就写‘对一个人的最高奖赏就在事业之中’。当时的想法就是：只要我写的东西得到大家的承认就行了，至于其他的东西再说吧。因为最高的奖赏有了，次要的有没有也就无所谓。现在有些青年人不行，总感到诱惑特别多，名的诱惑，利的诱惑，官的诱惑，搅得他们心神不定，许多人就没有心思去埋头搞事业。这个毛病一定得改。”

“我认为人要做成点事，第一是傻气，第二才是灵气。绝对如此。傻气很难解释，如果非要解释，可以解释为不总是算计自己的得失，表现出来的是执着，核心是不计较得失。现在的年轻人不缺灵气，缺的是傻气。”

临别，与我一同前往采访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高金萍女士送给艾丰一本自己的专著。艾丰翻看着书，眼神亮亮的，说：“了不起！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等你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肯定是著作等身了！”

他转头对白润生教授说：“老白，年轻人在向我们挑战了，我们要努力呵！不过我自信不会太落后于年轻人。我的《艾丰通用文库》预计2001年上半年可以全部出齐。然后我还要写新闻、经济、哲学等各方面的著作，一直写60年。让我们和年轻人比赛吧！”

（辛华：《“六十年规定动作，六十年自选动作”———名记者艾丰访谈录》，阅读原文及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新闻记者》2000年第11期）

编辑：吴悠

刘海明

【案例】

乐清错了：警力应当用在扫黑除恶上，不该用在对付新闻记者上！

记者是社会的瞭望哨，记者是时代的记录者。记者的笔下，有历史的足音，有潮流的走向；有榜样的风采，也有反面的典型。对于地方的党政领导而言，能够“善待媒体、善解媒体、善用媒体”，既是一种领导的格局，更是一种领导的水平。尊重记者的工作、接受媒体的监督，就能够从媒体的报道中获得拾遗补缺、激浊扬清的工作方法，在承受了批评的压力同时，也获得了一份前进的动力。可惜，当下不少地方领导讳疾忌医，只能听赞美不能听批评，只能说成绩不能说缺点，像老虎屁股一样摸不得。近日，两名记者采访时，与两名环保志愿者一起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带到派出所像犯罪嫌疑人一样被讯问盘查了一番，耗时良久才被放出。

浙江省乐清湾是“中国泥蚶之乡”，而翁垟三屿村是国内著名的泥蚶养殖种苗基地。如今，在这处贝类苗种基地范围内，在村民的抗议声中，建起了一座生活污水处理厂。该厂导致一线防潮堤开裂，建筑垃圾污染水体导致贝苗死亡。

5月中旬，新京报著名摄影记者陈杰和首席记者刘旻，前往浙江省乐清市调查乐清湾这一海洋滩涂生态问题。 5月16日下午，为了解乐清市翁垟街道辖区一座在建污水处理厂出现的工程质量问题，及造成防洪堤严重损坏等情况，刘旻跟随两位环保志愿者前往翁垟街道办事处。两位环保志愿者希望能向街道办事处党委书记反映问题并了解维修情况。刘旻在一旁观看了他们的沟通过程。

结果，他们没有得到反映问题和了解情况的机会，却被限制了人身自由。7名保安挡在办事处领导开会的会议室门口，不让刘旻等三人靠近。面对刘旻只占用10分钟进行沟通的请求，街道办事处书记徐立志甩下一句“我没时间，你们找信访局”， 随即在保安的环绕护卫下扬长而去。轻轻一句话，把这位书记对待群众和对待记者的轻蔑与傲慢，展示得淋漓尽致。

陈杰闻讯赶到街道办事处，看见刘旻他们三人在二楼楼梯口，被一群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和七八个黑衣保安拦着限制下楼。 紧接着，有保安接到指令，把后赶来的陈杰也控制住，不允许他离开。

随后开来三辆警车，跳下六七个民警。陈杰出示了记者证，结果无济于事，他们不听任何解释，直接强行将其推进警车里，一路闪着警灯，响着警报，押到了附近的翁垟派出所。 到了派出所的审讯中心，他们被作为犯罪嫌疑人进行了信息采集。民警告知他们被口头传唤了，理由是干扰单位秩序。

两个环保志愿者要向街道办事处书记反映情况，记者刘旻随行进行采访，而摄影记者陈杰只是随后赶来，还没进到办事处的楼里，四个人就统统被扣上了“干扰单位秩序”的帽子，这岂非咄咄怪事？

分别在两个多小时和五个多小时后，记者陈杰和刘旻才被放了出来。而另外的两名环保志愿者，则是直到次日凌晨一点多才重获自由。

这两名记者和两名环保志愿者的遭遇，虽然已经十分荒唐，但在乐清市翁垟街道辖区却并非鲜见。据陈杰的走访所见，在当地，无论是村民还是村干部，无论是青年还是老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谁对“不公平”的事情进行抗争，他们就会轻易地在办事处主要领导的指使下，被民警带进派出所，进行各种信息采集，有的会被关上一个月。公安机关本是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执法单位，尤其是当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正在关键时刻，各地警力都十分紧张繁忙，乐清的警察却如此悠闲，难道乐清没有黑恶势力团伙可打吗？难道乐清没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吗？把两名环保志愿者和两名记者押解到派出所进行传唤讯问，乐清警方是不是模糊了职责界限，模糊了法律界线？

新京报记者陈杰与刘旻，都是我国新闻界的翘楚，陈杰是CCTV2015年度十大法治人物，曾荣获中国摄影金像奖、第59届世界摄影比赛大奖；他与刘旻共同采访报道的贵州“溜索道上学”的山里孩子，就引起了贵州省党政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9年5月13日，新京报刊发的长篇通讯《贵州大山里“溜索村”最后家庭搬迁住进新房上新学校》，就是记者陈杰与刘旻的杰作。此前的4月18日，他们在新京报报道了这座“溜索村”以及村里12个小学生的艰难求学的故事。报道刊发后，贵州省委组成工作组，会同威宁县各部门，对大石头村的现状及整个海拉镇教育情况进行了排查。经过调研，最终确定对7所镇村小学，增加总面积5340平方米寄宿设施。至4月27日，“溜索村”28户村民都被搬迁到了新的安置点，这就是新京报记者陈杰与刘旻采写的新闻报道成果。

多年来，陈杰与刘旻始终保持着新闻人的初心，牢记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的使命，他们不畏威胁和形形色色的利诱！不知道有多少次，在揭露了某地存在的问题之后，有人前来公关，利诱不成，转而威胁。他们依然不改初衷，依然昂首前行，坚持着自己的新闻理想，履行着自己的新闻职责。

为了党的新闻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记者陈杰与刘旻面对个别地方的“新闻封锁”，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突破“封锁”，获取最真实的第一手新闻素材。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他们面临的利诱与公关的套路也多，但是，各种各样的“套路”，遇到陈杰和刘旻这样的记者，就会自然失灵。社会需要新闻，新闻需要记者，而一个祥和的社会，少不了新闻记者的维护，正是由于陈杰与刘旻这样的记者存在，我们的新闻信息才丰富多彩，我们的社会正气才得以彰扬，我们的生活才会充满阳光。

最后，我想说一句，乐清市翁垟街道办事处的这次出警，显然是一次非警务活动，应该按照公安部的有关规定严肃查处。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0-pna1tjRs_uzv7-PHxpA

编辑：陈茗

刘海明

【案例】

“言论自由”与“言论空间”的区别

今天这里依然没有言论自由，却有巨大的言论空间。深明此理者不多，所以很多人都会误以为这里“有了很大的言论自由”。

我们在说“言论自由”的时候，指向的必然是有没有明确的法律保障你不会“因言获罪”，罪与非罪有着明确的法律界限；“言论空间”则不同，后者是指现实中，你大概知道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时候可以说，什么时候不可以说；什么场合可以说，什么场合不可。此外还因社会地位差异，又有对什么人可以说，对什么人不可以说之分等等。这种言论空间看上去可能很大，却无法消除其模糊性，以至于很多人都会为某些因言获罪的案件“深感意外”，极度惊诧，比如重庆彭水诗案。

还可打个比方，大家都知道色情业在这里不合法，但同时也知道天朝存在着巨大的色情市场，显然你不能从中国有巨大的色情市场来倒推这国有卖淫买淫的自由！

同理，在专制社会，言论空间无论多么巨大你也不能倒推出这国有法律意义上的言论自由。正相反，由于这种“言论空间”的弹性巨大，因此它随时可能成为普遍深不可测的险恶陷井，最能说明这一性质的是著名的“反右”事件。反右前老MAO鼓励大鸣大放，最后一翻脸，公然说这是“引蛇出洞”的阳谋，将50余万知识分子一网打尽；

在玩所谓的阳谋方面，以制造“文字狱”出名的雍正是个代表，他甚至堪称MAO的祖师爷。雍正曾搞过一本与反清知识分子辩论的文集——《大义觉迷录》，这书乍看上去有点宣扬“真理愈辨愈明”的意思。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为“提高民众觉悟”，竟屈尊把自己放在辩手的位置，真是难能可贵，难能可贵啊。再将与“反右”对照，何其相似。

极权统治者总要鼓吹什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然而，极权统治者无一不可口含天宪，罪与非罪可全凭其一言而定，言论空间之大小，不过是陷井大小之别，与“言论自由”毫不相干。

原文链接：https://media.weibo.cn/article?id=2309404381556272670619

编辑：董莉

刘海明

【案例】

编辑：董莉

刘海明

【案例】

编辑：吴悠

刘海明

【案例】

舆论监督的国进民退

所谓舆论监督的国进民退，即压住市场化媒体，给完全党媒的央媒放开一点口子，让完全党媒的央媒抢占话语权而已。舆论管制的精心布局，有什么可庆幸的。（笑蜀）

编辑：高杰

刘海明

【案例】

澳大利亚警方在泄漏调查中从航空公司获得了记者的旅行记录

作者：Isabella Kwai

导读：报道称，澳大利亚警方从澳洲航空公司获得了一名记者的个人旅行记录。该记者曾在2017年撰文称澳大利亚军方在阿富汗犯下了战争罪行。警方的行为引发了对该国新闻自由的进一步担忧。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从Qantas Airways获得了一名记者的个人旅行记录，这一消息在周一警方突击搜查记者后引发了媒体行业的警觉，这引发了对该国新闻自由的质疑。

“悉尼先驱晨报”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警方于3月份向该航空公司寻求旅行记录，寻找一名撰写2017年文章的记者，该文章声称澳大利亚军方已对阿富汗公民犯下可能的战争罪。

据报道，澳航官员应警方的要求在2016年搜索了两个航班的详细信息，并“捕获并打印”了这些旅行的详细信息。这一要求引起了媒体集团的尖锐批评。

澳大利亚新闻记者，媒体，娱乐和艺术联盟联盟的首席执行官保罗墨菲说：“感觉新闻业在这个国家受到了攻击。” “没有考虑到记者在一个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他补充说，这一事件再次表明，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和执法机构以记者和举报人为目标已成为“正常做法”。

“我们需要政府采取紧急行动来保护知情权，”墨菲先生补充道。

在一个罕见的统一事件中，来自该国最大新闻机构的媒体高管呼吁进行改革，以保护新闻自由，这是在上个月两次警方突击搜查——一次是在新闻集团记者的家中，另一次是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总部。 。

获得旅行记录的记者丹尼尔奥克斯是ABC团队的一员，该团队发表了“ 阿富汗档案 ”，这是一篇基于泄露的军事文件的2017年文章，该文件描述了澳大利亚武装部队在阿富汗的潜在战争罪行。

去年，政府通过了全面的立法，其中包括对泄露机密或秘密信息的更严厉处罚。法律规定政府官员披露此类信息是非法的，在某些情况下，记者也可以接收这些信息。“阿富汗档案”文件背后的所谓举报人，曾是一名军事律师，已经确认自己并且正面临指控。

联邦警方发言人周一拒绝就扣押旅行记录发表评论，称调查仍在继续。

澳航发言人周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航空公司收到执法机构提出的大量信息请求。她说，航空公司没有被告知此类请求中的乘客占用情况，仅提供有关接受刑事调查的乘客的信息。

关于扣押旅行记录的启示恰逢议会对2015年颁布的法律进行审查，要求电信公司保留两年的互联网和电话数据，以便执法部门进行刑事调查。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提交的文件显示，根据2015年的法律，该机构在2018年6月结束的一年期间内获得了两次信息保证，并访问了58次记者的通讯数据。目前尚不清楚哪些记者是针对性的但这些文件引起了业内人士对隐私来源的进一步关注。

澳大利亚司法部长克里斯蒂安•波特（Christian Porter）表示，除了最特殊的情况外，他“严重不愿意”起诉记者。

珀斯科廷大学新闻学副教授约瑟夫·费尔南德斯说，政府的行为和言论之间仍存在“令人担忧的鸿沟”。

费尔南德斯博士说，在国际舞台上，这种警察活动与澳大利亚拥有透明民主的声誉不一致，并且可能“鼓励其他压迫性政府”。

他补充说：“在维护基本权利和自由方面，我们严重损害了我们的信誉。”

原文：

Australian Police Obtained Journalist’s Travel Records From Airline in Leak Inquiry

By Isabella Kwai

The Australian federal police obtained from Qantas Airways the personal travel records of a journalist, a revelation that alarmed the media industry on Monday after police raids on journalists last month raised questions about press freedoms in the country.

A document obtained by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showed that the police approached the airline in March seeking travel records for a journalist who wrote a 2017 article alleging that the Australian military had committed possible war crimes against Afghan citizens.

A Qantas officer then searched for details of two flights in 2016 at the request of the police, and “captured and printed” details of the trips, the paper said. The request drew sharp criticism from media groups.

“The feeling is that journalism is under attack in this country,” said Paul Murphy, chief executive of the Australian union for journalists, the Media, Entertainment and Arts Alliance. “There is no regard for the important role journalists play in a functioning democracy.”

The incident was another sign that it had become “normal practice” for the federal police and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in Australia to target journalists and whistle-blowers, he added.

“We need urgent action from government to protect the right to know,” Mr. Murphy added.

In a rare instance of unity, media executives from the country’s biggest news organizations have called for reforms to protect press freedom after two police raids last month — one on the home of a News Corp. journalist and another at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The journalist whose travel records were obtained, Daniel Oakes, was part of an ABC team that published “The Afghan Files,” a 2017 article based on leaked military documents that described potential war crimes by Australian armed forces in Afghanistan.

Last year, the government passed sweeping legislation that included harsher penalties for leaking classified or secret information. The law made it illegal for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disclose such information and in some cases, for journalists to receive it. The alleged whistle-blower behind the “Afghan Files” documents, a former military lawyer, has already identified himself and is facing charges.

A spokeswoman for the federal police declined to comment Monday on the seizure of the travel records, saying the investigation is continuing.

A Qantas spokeswoman said in a statement on Monday that the airline receives numerous 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from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She said the airline is not informed about the occupation of passengers in such requests and provides information only on passengers who are subject to a criminal investigation.

The revelation about the seizure of the travel records coincides with a parliamentary review of laws enacted in 2015 requiring telecommunication companies to retain internet and phone data for two years for law enforcement to access in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Documents submitted by the Australian Federal Police show that, under the 2015 laws, the agency obtained two information warrants and accessed the communications data of journalists on 58 occasions in a one-year period ending in June 2018. It is not clear which journalists were targeted, but the documents stoked further concern in the industry about the privacy of sources.

Christian Porter, Australia’s attorney general, has said that he is “seriously disinclined” to prosecute journalists except in the most exceptional of circumstances.

Still, there is a “worrying chasm”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actions and its words, said Joseph Fernandez,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journalism at Curtin University in Perth.

On an international stage, such police activity is at odds with Australia’s reputation for having a transparent democracy, and could “embolden other oppressive governments,” Dr. Fernandez said.

“We are seriously undermining our credibility when it comes to upholding basic rights and freedoms,” he added.

来源：纽约时报

链接：https://www.nytimes.com/2019/07/08/world/australia/police-qantas-journalism.html

编辑：马晓晴

刘海明

【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