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评案例集锦

刘海明

【案例】

理解始终同时又是价值判断

凌晨朋友圈有一些前同行朋友夸赞环球时报的一篇报道做了一件好事，揭开了武汉疫区灾难性的黑暗一面。

但是，我读完不仅没有夸赞，却是想谴责。如果环球时报是媒体，媒体的核心价值是记录与传播，但是，他们拍的视频，并非为了告诉公众真相，而是报告给有司，是有司因此严厉批评武汉有司后它沾沾自喜自己报道的“威力”，公众才得以“知情”～在此之前，我看过了这7分钟视频，但环球时报的不知什么人，在网上发起了对把视频发到微博的谭伯牛兄的围攻，甚至指控他泄密，并强行删除了谭兄微博。

如果不是对疫情的信息压制，这些残酷的信息不需要更不应该是信息特权者在特定需要的情况下给公众“喂料”，甚至，在公众信息获取被受限的情况下，疫区的人道灾难，公众也从各种“谣言”，各种求救，各种求援，各种被删除的报道评论信息中可知冰山一角。

某种意义上，环球时报的视频还原了其中一角，它先以被泄露的方式接着以被隐含自得的公开报道的方式告知公众，就揭开冰山一角而言，某种意义上与武汉女生的私人手记异曲同工～原谅我以此类比～就是被公众确证真相的一角上，但是，它完全不配更没资格与武汉女生（她没有也本不需要承担此责任）并论，无论作为媒体还是统治机构的组成，只要你连起来看它这些天的报道。

我愿意感谢所有揭示真相的努力，无论媒体还是个人，无论谣言还是其他，但不包括环球时报之类。

就环球时报这项报道，我更愿意把感谢送给把7分钟视频泄露出来的人，至少他还存有良知，有些类似水门事件中的深喉；我更愿意把感谢和尊敬送给武汉女生、谭伯牛兄、张欧亚兄和在武汉坚持报道的财新，三联，财经，北京青年报，新京报，中国经营报等等专业媒体，以及无数为披露疫区真相的疫区求救者求援者，包括专业救助的医护人员，以及在后方转发这些真相的人们，他们才是中国的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

20世纪伟大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他的名著《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有一句话，我深以为然：

“理解始终同时又是价值判断。”

如果你不认可，还是要夸赞环球时报，请自动删除我。

编辑：宋婷

刘海明

【案例】

五问长江日报

上面是长江日报的官网截图。

也许是觉得湖北F4丢人现眼得还不够，或是丢得不够有水平，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终于没忍住出来丢人现眼了。

12日晚，长江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相比“风月同天”，我更喜欢“武汉加油”》，看得我目瞪口呆，以为是自己记忆有误，专门点进去查看这个长江日报是何路神仙媒体，在确认是武汉市委机关报后，不免充满了疑问：

作为本次疫情最危重的武汉市的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不在此时发挥好党和群众的纽带作用，宣传党的政策，为那些尚未收治的感染者发声呐喊，趁机加强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竟还有心思来咬文嚼字，展示自己对古代诗歌和现代白话文的偏好？

就像所有人写祝福语一样，展示的是自己的一番心意，至于采取何种语言形式，取决于个人爱好和自身文化底蕴，就像我是个四川人，我本来想喊一句“武汉雄起”，但在读完文章后，我都不敢喊了，是不必须要喊“武汉加油”才行？

即使日本人在向武汉提供援助物资时，没考虑到武汉市委机关报对简单有力量的词的偏好，但人家毕竟在提供援助，武汉市委机关报一句“更想听到”，给人的感觉是接受援助时对祝福语还要挑肥拣瘦，会不会让人觉得不懂感恩，让广大伸出援手的人感到寒心？

日本人捐赠的箱子上，明明在第一行，用比“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更大的字号写着 “加油！中国”，算不算是已经考虑了你浅陋的文化涵养，长江日报评论员是不是眼神不太好？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如果你认为此时写诗的日本人是残忍的，奥斯维辛的所指何在？

请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回答。

原创：删也存夫  

来源：油封鸭与塞纳河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v1PYTvvcYCqWM-td2FdN1A

编辑：宋婷

刘海明

【案例】

编辑：宋婷

刘海明

【案例】

请停止用女性的身体，作为宣传的工具

今天看到一则视频，气得七窍生烟。

微博

@

每日甘肃网

发布了一则题为【剪去秀发，她们整装出征】的内容，配的视频是女性医护被集体剃成光头的场面。

     

截取了几个画面，你们感受一下：

       落泪的女性医护

      剪下的发辫还要特意展示，女医护转过脸不看

      

光看视频，如果不说是一群勇敢的医护，我还以为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人在受遭受羞辱——即使是真的罪大恶极的人，也不该受到人格上的羞辱。

何况她们是一群伟大又勇敢的人。

可以理解一线条件艰苦，长发会带来一些不便，但难道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了吗？明明可以选择剪成干练的短发，或是让她们自己选择自己想要的发型。

各地都有理发师在进行义剪的活动，完全可以帮助这些女性勇士更加得体地奔赴前线的。

     

朋友圈参与义剪的tony老师

她们的泪水让我出离愤怒，我从不怀疑这些女性的勇气，她们即将去前线，冒着的就是生命的风险，同时还要面对生活条件的恶劣，与亲朋分别的伤感，但即使是这样，也不意味着她们就愿意被剃成光头。

我不想强化女性就一定关注外形的刻板印象，但爱美一定是很多女性的共同体验。我们珍惜自己的头发，留长，剪短，染色，烫卷。我们珍惜那种让自己看起来很棒的感受。最重要的是，这是完全由我们的喜好决定的。

这些女性既然原本蓄着长发，说明更喜欢长发的自己——然后一把把长发在众目睽睽之下，在镜头之前，被人全部剪光。还要被迫去看自己被剪去的发辫，仿佛还嫌刺激不够强烈。

她们的泪水，被用来试图打动观众，成为某种集体主义精神的注脚。想必宣传者想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吧，以至于可以完全不在意她们的泪水背后，很可能是“不愿意”三个字。

评论里的观众不买账，比起宣传部门，至少大家多少都懂得体恤她们作为普通人的感受：

      

但这种激起众人愤怒和反感的宣传，在整个疫情期间已经见到不止一次：

  

说实话，看到这些，我真的感动不起来。我感到担忧、心痛和愤怒。任何有基本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孕产妇需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健康，她们可以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条件下工作，但一线的简陋条件、超高强度的工作，真的不应该由她们来承担。

至少，这不该成为什么动人的宣传典型。我们的社会本应该安置好每个人，包括受苦难煎熬的病人，也包括这些不惧风险愿意付出的勇士。

另一方面，我在想，为什么媒体总是要用女性对于自己身体的牺牲来作为宣传的工具？为什么我们总是看到这些让我们整个内心揪成一团的事例？那些没有剪发、不在孕产期、身强力壮而奋战在一线的女性，难道就不值得我们感佩？

对于这些普通而战斗着的女性，媒体常年一直处于一个避而不谈的状态中。甚至各类权威媒体都呈现出了这样一种集体的无意识。

     抗疫主题开屏，图中形象皆为男性

而正是因为这种无意识，以至于女性常常不被看到，她们真正的需求也被彻底忽视。前些日子，我们发布了文章《女性卫生用品，一线医务人员被遗忘的刚需》，文中记录道，女性生理期对于卫生用品的巨大缺口其实一直没有被社会的各类捐赠所重视。所幸民间有一些细心的朋友发起了相应的项目，才终于缓解了一些燃眉之急。

就算如此，还有医院的男性领导表示“这个不急”。那什么才算急呢？

可能我们的舆论大环境从来没有把女性当作真正独立的人来看待吧。女性必须牺牲些什么，才能成为宣传的典型。而这个被牺牲的“什么”，有时候是美貌，有时候是对孩子的照料（出生或未出生的），有时候是情感上的牺牲。她们必须是一个美丽的皮囊、一个母亲、一个伴侣，然后从这些层面做出牺牲，才被认为是伟大的。否则，仅仅作为个体的人、建设者、劳动者，她们就无法被看到。

这也是为什么这一类的宣传给了观众这么大的反感，当媒体一味地歌颂宣传女性的这些“牺牲”时，既是对这些女性基本权益的完全忽视，也架空了在这些身份（美貌年轻女性、母亲、妻子）以外，还有大量的在付出的女性，她们是女性中的主体，在用自己的坚毅和勇敢帮助我们、守护我们，而不是什么被剃光的脑袋。

她们本该被看到，但她们被彻底地忽视了——在媒体明显侧重于男性的报道中，在对于“女性牺牲”的畸形的价值观中。

所以有网友在网上发起了

#

看见女性劳动者

#

的话题，参与者甚众。大家自发地去寻找那些在主流媒体宣传中被忽视的女性，其实并不难找，她们在一线的人群中早就占到了半壁以上的江山。在前线的医院，在火神山建筑的工地，在执法的队伍中。

这些才是大部分女性的样子，勇敢、坚毅、付出，她们需要平等的宣传和权益的保障，她们需要得到她们应得的尊重和嘉奖。不要再试图用她们的身体来制造煽情和廉价的感动，她们不需要这些东西。

我们也不需要这些，在这个时刻，我们需要看到一些正常的、给人以人的尊严的消息。

来源：微信公众号：

Epoch

故事小馆

作者：陈麻薯

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sM5HZ3lTRx_BSC5NsnRbMg

编辑：冯梦玉

刘海明

【案例】

编辑：冯梦玉

刘海明

【案例】

日本10名记者被隔离观察  其中一人常出入首相官邸

来源：央视新闻

记者：王梦

链接：https://weibointl.api.weibo.cn/share/124561546.html?weibo_id=4473431153969291

编辑：冯梦玉

刘海明

【案例】

战“疫”报道如何增强专业性实效性？请听专家建议

编者按：疫情防控是一次大战，也是一场大考。如何客观真实、理性科学地做好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对新闻战线来说是一次挑战。新闻媒体围绕疫情防控大局，深入宣传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报道联防联控措施成效，生动讲述一线感人故事，围绕热点焦点解疑释惑，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持。当前，疫情防控进入关键阶段，舆论引导至关重要。如何增强专业性、针对性、实效性，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新闻报道？请听专家们盘点分析、建言献策。

疫情报道注意“四个避免”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曾祥敏  刘思琦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新闻媒体的丰富报道和信息传播，成为公众科学防护、应对疫情的主要窗口。新闻媒体及时传达党中央精神，科学传播防疫信息，正面宣传防疫抗疫的感人故事和人物，对疫情防控起到了积极作用。如何让媒体报道更好发挥正面引导作用？应当注意四个方面问题。



一是避免“解决方案”失真。媒体报道突发公共事件，尤其是带有“解决方案”色彩的新闻，应该充分核实后再发布，避免未经核实抢发造成公众误解或带来恐慌情绪。如关于“宠物也会感染新型肺炎，李兰娟院士说如接触到疑似患者一样要隔离”等信息一经发布，引起社会上一些人群的恐慌，还导致一些地区宠物猫狗被捕杀遗弃。经事后核实，李兰娟院士在采访中的回答其实是“一般宠物不会被感染”，却被个别媒体曲解为“宠物也会感染病毒”。



二是避免“温情报道”煽情。面对病毒肆虐，媒体对有关人物及故事的报道，要突出人文关怀，用温暖故事凝聚人心、凝聚力量。以情动人，也要注意把好“度”，要温情不要煽情，如过分渲染、刻意煽情，就会适得其反。如关于高龄老人、贫困老人为抗疫捐出一生积蓄等报道，过分渲染情绪，反而引发公众的心理不适甚至不满。



三是避免正面表达生硬。有的疫情报道中话语表达比较生硬，有的口号式表达较多，有的选择报道角度时平衡矛盾点还不够。武汉方舱医院首批病人出院，媒体采访时一位出院患者笑言：“住进来之后住得还不想走了。”一时间引起网友热议。面对物资紧缺、确诊病例持续上升等严峻疫情，救治病人“不想走”与很多病人等待正规救治形成鲜明对比，容易引发公众对公共卫生安全和环境的不适情绪。



四是避免专业解读不够。报道解读不准确、不到位，就容易产生误解，甚至滋生谣言。此次疫情从苗头到爆发，涉及到众多领域，科学普及、公共卫生、政府应急、交通运输等。公众面对突发疫情，无论从源头了解病毒还是科学防疫抗疫，都缺乏专业知识，更容易相信社交媒体等人际传播渠道的“小道消息”。而社交媒体舆论缺乏专业权威信息，容易造成谣言滋生、舆论偏向和公众极端情绪。做好本次疫情报道，媒体报道应进一步提升专业性、科学性、贴近性。（作者曾祥敏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思琦系2018级广播电视学硕士研究生）

坚持用户思维  提高专业素养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新闻学研究室黄楚新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新闻媒体重点围绕中央决策部署、应对疫情举措、防控知识普及进行报道，内容丰富，数量庞大，形式多样，有效满足了社会公众在特殊时期的信息需求。与此同时，防控疫情报道也存在一些报道失范等问题。比较明显的有两个，一是过度渲染悲情故事，二是专业知识不足。



防控疫情报道应该做到传播正能量，鼓舞人心。但一定要把握好度，切忌过度渲染悲情故事。如关于“7名护士妈妈集体断奶奔赴抗‘疫’前线”的报道，网上评论有表示致敬的，但也有不少质疑，认为“对宝宝来说太不公平了，就没有替换的吗？”“不要宣传这种了”等。有的媒体的医学专业知识等专业素养不足，所刊发的报道可能会带来消极影响。



一些媒体或者记者急于报道，而忽视了公众看到报道后的心理感受和可能出现的行为举动。就拿报道悲情故事来说，新媒体环境下人们对个体的关注度大幅提高，过度渲染牺牲个体的故事不一定受欢迎，反而会遭到质疑甚至带来反感。对于防控知识不足的公众来说，即使媒体在报道中提到某种药物只是起到抑制作用，但公众会对信息进行选择性接收，从而依然引发抢购行为。



如何应对以上两个问题？一是坚持用户思维。用户思维其实是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强调人民或者用户的重要性。媒体不能只是采访写作，还应该紧紧围绕用户开展报道，尤其是要预判报道可能使用户产生的认知、态度、行为的变化。二是提高专业素养。在防控疫情报道中，媒体的专业素养尤为重要。专业素养包含很多方面，这里主要是指涉及健康传播方面的专业素养。从上述问题可以得知，媒体的一些防控疫情报道，对防控知识不足的公众会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只有媒体自身具备较强的专业素养，才能更好地进行有效引导。（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新闻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生产更优质抗疫新闻

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王佳航

随着媒体融合深化，新闻媒体面向互联网的生产传播能力进一步增强。在新冠肺炎抗疫报道中，新媒体移动端报道展现出新气象。第一，面向移动端的常态化新闻生产显示出稳定实力，基本实现了移动优先。第二，随着用户越来越多停留在交往空间，媒体开始面向交往场景传播，个人微信号、朋友圈、微信群、小程序或自主App等传播渠道受到重视。可以说，“以用户为中心”的新闻生产理念得到强化，对传播场景的重视日益强化。第三，媒体的社会动员功能与用户社交场景紧密结合。



当然，抗疫报道中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做好正能量报道，为抗击疫情鼓劲，帮助社会公众树立信心，是应有之义。但一些媒体报道方式简单，观念陈旧。如关于女医护人员驰援湖北前集体剪光头的报道，引发网友质疑没有必要要求女医生剪光头。



个别媒体工作者作风不扎实，报道专业性不够，出现差错。关于“孩子出生不到20天，他却主动申请投入抗疫一线”的报道，包含了三个抗疫一线的感人故事，其中一位护士在孩子出生不到20天主动要求去抗疫一线，而这对出生不到20天的双胞胎还问“妈妈去哪了”，被网友纠错。该媒体后来发布致歉声明，系因工作仓促出错，将其中两个故事混淆，引发诸多误解。



抗疫报道是刚需，需要更优质的新闻。在这场大考中，职业媒体从业人员应当显示出更专业的新闻报道功底和更职业化的工作态度。一要提升媒体专业能力。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沟通与传播是个全球性难题。媒体不仅应直接生产传播与风险有关的报道，也应包括表达对事件的意见以及反映各部门相应的举措，既动员社会公众集体防疫，也努力降低不明病毒来袭时社会出现的恐慌情绪。媒体应该冷静客观、严谨深入，以报道现场为主，以深度解析为重，不煽情，不搞情感传播。二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在全媒体时代贯彻这一方针，媒体也应与时俱进，进一步研究舆论引导规律，进一步适应全媒体大势，探索建构正确舆论的方式。（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记协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haAfXdOl0w2S2TLWdarFw

编辑：冯梦玉

刘海明

【案例】

美国对中国五大官媒出手，必须提交雇员的名单

美国将开始把五家主要的中国媒体公司视为北京政府的延伸，要求它们遵守管理外国使领馆的规定。



国务院高级官员周二表示，新华社，中国全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和人民日报将被认为是“外交使团”，根据《外国使馆法》立即生效。

名称的更改意味着这些公司现在将需要美国政府的批准来购买或租赁办公空间，并且必须像外国外交使团一样，向国务院登记人员变更，包括新员工和员工离职。

该官员说这是有道理的，他说这些官媒是北京政府所有并由政府有效控制的，每个官媒都符合外国代表团的定义。

宣传机器

这位官员说：“它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宣传机器的组成部分。”这位官员补充说：“事实上，这些实体中的每一个实际上都为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工作。”

没有媒体对CNN的置评请求做出回应。中国大使馆也未回复置评请求。

国务院官员在背景讲话时说，此举并不意味着对这五家公司的雇员所做的工作“施加任何约束”，或改变他们的运作方式，而是旨在增加透明度。国务院第二名高级官员说，中国已于周二获悉。

国务院官员说，特朗普政府现在正在采取行动。这位官员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控制已经变得越来越强大，而且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包括在美国的这里，其侵略性也更加强硬。他们说：“基于此，我们认为是时候采取行动了。”

这位官员还指出了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该战略确定了大国竞争为中心，而中国则是俄罗斯以及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



美国国务院第一官员周二在华盛顿说，他们不会猜测中国的反应或对在该国工作的美国记者的报复。这位官员说：“西方新闻工作者已经受到了非常严格的限制。”

当被问及是否可以将有关人员的信息用于反情报工作时，两位官员都没有给出答案。反情报是中国政府最近的重点。第二位官员说，让媒体实体注册为外国使团“有助于增进我们对这些实体在美国的运作方式的了解”。该官员补充说，政府目前没有媒体公司雇员的名单。

有关使用媒体渠道的外国和美国雇员的信息的准则将在国务院网站上的“记录系统通知”中列出，有关变更的通知将在周四的《联邦公报》上发布。

当被问及如果实体不遵守规定并提供所需信息时会发生什么，第二个官员说：“我们不希望它们不遵守规定。”







评论如下：

来源：微信公众号：炎黄热点

作者：微信公众号：王伟小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jYg7P2ens65AO02a4fh3rQ

编辑：冯梦玉

刘海明

【案例】

关于湖北新增肺炎病例的讨论

核减了279，武汉等地加起来是628。628—279=349



这波操作真的很骚，就是把各种数据混在一起披露，让你根本看不出疫情随后的真是发展情况



那这样还不如每天把出院的、死亡的都也弄到一起，只披露一个每日现有确诊病例，岂不是更好？

编辑：冯梦玉

刘海明

【案例】


                                                                              陈季冰：新闻渐亡，与你我有关

如果真正的新闻注定要死去，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又将会是一幅怎样的图景？

在这个信息泛滥到令人不胜其烦的时代提出这个问题，你也许会说我是矫情做作。然而，作为一个从事新闻工作已近30年的“资深”媒体人，我确实思考这个问题有一段时日了。其实，是忧虑。

一

下周，我的中学同学Zhu就要离开上海，返回她在德国亚琛的家了。但这次与以往任何一次回国探亲都不同，两个多月前她揣着满心的焦虑不安来，如今又将带着无尽的惆怅与哀思去。

Zhu的父亲不幸倒在不久前席卷全国的大流感中。他先前似乎仅仅是患上了一次寻常的感冒，或许与他体质本来就不太好有关，在持续发烧不退后，病情加重成了肺炎，然后是呼吸障碍、肺积水，直至心肺功能衰减，春节前在嘉兴一所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去世。

就我所直接了解到的，不仅是上海或者嘉兴，甚至在一些四五线的县城，被这场流感夺取生命的大有人在。感染到这次流感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有段时间我周围的同事亲友中随处可见有咳嗽发烧的。我自己也没有幸免，所幸不算太严重。

可以说，这已是一起范围和程度都十分严重的公共事件了。然而令我感到不解的是，无论是传统的报纸、电视，抑或是如今每天刷屏的网络新媒体，几乎没有哪一家花比较多的笔墨提到过近在身边的大流感。它的预计平均发病率有多少？疾控部门采取了哪些应急措施？医院的现有治疗能力如何？……我几乎就没有看到过一条关于这些问题的详实新闻，更不用说来自现场的第一手报道了。

更奇怪的是，老百姓们好像也没什么兴趣关注和议论这次的流感，仿佛它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似的。

回想起2003年春SARS爆发，有段时间，几乎所有人都在目不转睛地盯着最新的疫情报道和政府信息。那时我们正在筹办《东方早报》，还专门出过一期关于SARS的48大版专刊，其他媒体当然也不甘人后。

媒体和社会公众对这次大流感的关注度的涣散，一部分原因大概是，流感毕竟不像SARS会导致那么高的死亡率，因而还不够可怕吧？但从坏的一面想，以今天的这种舆情状况，若是真的再面对一次SARS，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如果说流感尚属“非典型”案例的话，那么最近的另一起事件，就足以淋漓尽致地说明，今天的新闻媒体在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事件报道方面的能力，已经衰退到了何种地步！

今年1月上旬，一艘伊朗油轮在长江口以东约160海里处与一艘中国散货船相撞，导致油轮起火，30名水手失踪。10多天以后，这艘伊朗油轮爆炸沉没，并造成100平方公里油污带……

这期间，我看到许多外媒连续报道了此事。但由于事发在中国，事发地又在海上，这些报道大多语焉不详。让我感到震惊的是，这么大的一起公共灾难，全世界媒体都在努力试图探究原委，但中国国内媒体，除了《财新周刊》等极少数几家，几乎不见只字片语！就发生在上海边上的事，上海的老百姓好像也无人关心，甚至自媒体上道听途说的文章及微信朋友圈里的转发的小道消息都极少。

撞船事件为何发生？失踪船员营救和灭火进展如何？爆炸造成油品泄露的概率是多少？泄露以后对东海造成的污染损害程度有多大？……所有这些问题，难道不都是事关所有人的切身利益吗？难道它都不如同期发生的“李小璐出轨”对我们更重要？

这使我想起《世说新语》里的一条笔记，说有几个人在一起比赛作“危语”。一曰“矛头淅米剑头炊”，二曰“百岁老翁攀枯枝”，三曰“井上辘轳卧婴儿”，最后一人说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旁边人忍不住惊呼出声：“实在太危险了！”（见南朝·宋·刘义庆 《世说新语-排调》第61条）

我近来经常觉得，我们的社会正越来越陷入这种“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境地。

人们常说，股市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其实，新闻业就是整个社会的晴雨表或布谷鸟。在今天这样大规模、开放的陌生人社会，人们每天都在和不认识的人、不熟悉的事务打交道，比以往更需要了解全世界、整个国家，以及自己生活的城市和社区的状况：它现在是个什么样子？有些什么样的优势和缺陷？正面临着哪些问题和挑战？……高质量的新闻媒体通过对各种事关重大公共利益的新闻事件的及时报道和深入分析，为人们解答上述这些问题，从而勾勒出一幅社会的概貌。没有这样一幅概貌图，人们将无所适从。

就好像气象台应该向居民报告明天是晴天还是下雨，是刮风还是打雷。如果它不做这些正经事情，而是喋喋不休地告诉我们：范冰冰喜欢在雨中与情人接吻、汪峰爱在大热天吃涮羊肉……那么，我们又将如何安排我们明天的出行？

但这就是今天中国新闻媒体的真实写照。

二

可以说，除了像《财新》周刊和《新京报》这样的极少数，今日中国已经很少有真正称得上合格的新闻媒体。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真相！

不久前，当我把上述感慨发表在微信朋友圈以后，立刻就收到了许多朋友的留言。其中绝大多数是反驳，有些从语气看得出来还相当不快。个中滋味想必不少人大概也能够猜得到一二。

套用一句人们常说的话，我并不是外宾，也不想装外宾。我自己就在新闻行业里度过了半生，还有多少人比我更了解我们这个行业的窘境。我并没有责怪中国的媒体及媒体中人的意思，责怪他们就是在责怪我自己。我只是想要指出这样一个需要重视和忧虑的客观事实：在这个新媒体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生机蓬勃的新时代，中国的新闻生产及新闻产品的质量变得更糟了，而不是更好了。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之一，首先在于传统媒体不可挽回的衰败。

我必须立刻要承认，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在总体上也是不合格的。因为它们存在的根本理由就不是为了报道真正的新闻，报道真正的新闻只会让它们吃力而不讨好。然而，在传统媒体业经济上兴旺的年代，它们中总有一些不安分的个体怀着各种动机，甘愿冒着巨大的风险，千方百计突破重重障碍，试图努力挖掘一些能够引起公众普遍关注的大新闻。他们可能怀有崇高的新闻职业理想，也可能是想要一战成名，以便在日后名利双收……

随着时代和技术的变迁，传统媒体所依赖的“内容-受众-广告”模式日益不再能够支撑它庞大的成本支出，变得难以维系，传统媒体也不可避免地衰败了。经济上的雪崩式滑坡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削减开支使优质内容的新闻更不可能产生，降低成本使越来越多这个行内的优秀人才流失，而它们又使传统媒体的受众也越来越萎缩，自然广告收入就更少……

这已是另一个更加专业的问题了，我在这里无法详细讨论。反正目前的概况就是：大多数传统媒体即便没有停刊关门，也都是在勉强维持，其中有些甚至还不得不靠变相的有偿新闻来获得一点令正派媒体人尊严尽失的嗟来之食。

既没有钱，更没有人，指望今日的传统媒体再能够产生像“三鹿奶粉”案这样的报道，自然是不切实际的。

那么，看起来一派繁荣的新媒体又如何呢？

首先，在目前的条件下，非机构类新媒体没有从事第一手新闻报道的操作空间几。严肃新闻尤其如此，哪怕它们有这方面的意愿。其次，它们绝大多数是个体户，面临着比传统媒体更大的直接经济压力。可以说，政策和市场的双重枷锁，牢牢地束缚着新媒体人从事真正有意义的重要新闻报道的职业理想。这迫使他们不得不去削尖脑袋追逐那些能够迎合受众非理性情绪的无聊的所谓热点，这些热点都是转瞬即逝。

如果你本人就是一个“公号狗”，在费力而提心吊胆地挖掘伊朗油轮爆炸沉没事件的前因后果，与肆无忌惮地倾泻对“李小璐出轨”的情绪化吐槽之间，你会选择哪一个？答案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谁应该对“新闻之死”负责这个问题上，媒体与社会大众之间似乎还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共谋关系。

的确，过去所有这些事关重大公共利益的真新闻也都很难去报道。但它们一旦报道出来了，往往总是会轰动一时。十年前，我《东方早报》的年轻同事简光洲不就因为报道了“三鹿奶粉”事件而在一夜之间家喻户晓吗？现在的新情况似乎是：即便有人冒了巨大风险，做了许多艰苦努力，将一个真正有意义的重要新闻报道出来了，大多也会很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信息垃圾中，产生不了什么应有的社会反响。

因此，传统媒体的衰败、自媒体的碎片化与公众注意力的漫不经心，可能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但我们已经知道，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对真正重要的新闻漠不关心，是会产生严重后果的，这种趋势确实令人强烈忧虑。

三

上个周末中午，我和原来《财经》杂志及“财经奖学金”项目的两位老朋友和老同事一起吃饭。谈及近年来媒体市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都感叹：真正的新闻，未来会成为一种“公共产品”——它不可或缺，但又无法直接产生经济收益从而维持自身运转。于是，它就需要有人出钱来供养着。

这种“供养模式”在逻辑上是完全能够成立的。

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格局的变迁，过去的许多“产业”如今都变成了公共产品，从教育、医疗到经典艺术……在发达国家，甚至农业在很大程度也是靠国家养着的。

这种“供养模式”在实践上也早有先例。

2004年的这个时候，我受当时的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派遣，远赴瑞典考察学习当地的报业经营管理。在那里，我看到政府一直对报纸给予直接或间接的补贴。政府这么做的理据是：报纸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瑞典政府对报纸的补贴，与报纸的内容倾向毫无关系，后者是政府绝对不能干涉的。我调研过的一家地方报纸的总编辑曾骄傲地说：我们报纸立场偏右，我们评论版每天发表的观点都为了一个目的：让社会民主党政府下台。然而，这家报纸年复一年地得到社民党掌控的政府的大量直接经济补贴。

在我去的前一个财年，它得到的政府补贴占到它总利润的将近60%。换句话说，它从它不遗余力反对的那个政府那里拿到的钱，比它自己挣来的还要多！

瑞典政府发放补贴的指导原则是看是否能够促进报纸竞争，从而增加言论的多元化。例如，一个城市原来只有一份报纸，如果有人去创办第二份报纸，它就将得到补贴；而如果原来那家单一垄断的报社愿意拿出自己的发行渠道让新报纸分享，那么它也将获得政府补贴。补贴的金额既与报纸的发行量有关，也取决于报纸的性质，比如说，综合性日报所得的政府补贴往往多于周报或专业财经报纸……

除了政府补贴，瑞典许多报纸的老板不是个人或商业性企业，而是一些基金会。它们当然会有各自完全不同的价值立场，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办报纸的首要诉求不是为了赚钱，这就使这些报纸没有迫在眉睫的财务压力，有可能做出真正高质量的严肃新闻。也就是说，在瑞典这样的国家，新闻媒体还获得了大量来自民间的财务支持。而且，由于这些扶持的背后诉求是多元化的、竞争性的，因而就不必担心这些媒体发出一边倒的统一声音。

当然，这样的“供养模式”放到中国当下的语境中，显然是不可想象的。伴随着传统媒体的衰落，“新闻之死”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它已经造成了显著的后果，比如近年来民粹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的兴起，在我看来就与高质量客观新闻报道衰败、各种假新闻和无法验证的阴谋论泛滥脱不了干系。在中国，情况就更加错综复杂，一言难尽。

我写这篇文章，并不是为了指责这是谁的责任，更没有雄心和抱负去为它提供一个解决方案。是的，这种境况既不能怪那个盲人，也不能怪那匹瞎马，更没有理由去怪前方的那个深池……

然而我觉得，当我们看到了“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危险一幕后，我们总是应该大声指出来。只有更多人关注了，重视了，甚至参与了讨论，事态才会有一线希望。如果所有人都说，这不是我的责任，然后任由盲人骑着瞎马在漆黑的夜里继续朝着深池迈过去，那么我想，结果无论对于中国的新闻管理部门、媒体行业本身，还是对社会大众，其结果都将是难以承受的。

写于2018年3月21日-22日

来源：微信公众号：雪夜斋

作者：陈季冰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01SJzuj0lsarJGYoVhkhGQ

编辑：冯梦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