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级硕士张家乐学术日志

刘海明

2025.10.13

继续读《理解媒介》，麦克卢汉形容唱机是是人类胸腔变小的玩具，我的联想：正如唱机通过将主动的、参与式的音乐生产转变为被动的、消费式的音乐聆听，导致了人类“胸腔”的生理与心理机能的萎缩；以大型生成式AI为代表的智能媒介，也正在通过将主动的、艰辛的思考过程转变为便捷的、工具性的信息索取，潜在地导致人类“大脑”在特定功能上的退化。

AI（如ChatGPT、搜索引擎）是我们记忆、信息处理乃至创造性思维的强大延伸。它是外挂的“大脑”，可以即时提供答案、撰写文案、生成代码。危险在于，我们可能正在 “截除”那些构成深度思考基石的认知过程：记忆与关联能力、艰苦探索的能力、批判性思维的根基等。我们存在的基础——那个通过艰苦思考而形成的独特的“认知自我”——面临着被稀释、同质化甚至消解的风险。我们都使用着相似的AI工具，输出着风格和逻辑趋同的内容，就像我们都听着同一批流行歌曲，哼着同样的调子。

2025.10.14

分析“照片：没有围墙的妓院”，麦克卢汉对摄影的种种分析指向了一个核心：摄影如何篡改了“真实”的定义。在摄影术诞生之前，人们对远方或事件的了解，需要通过语言描述、绘画或亲身经历。这些方式都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延时性和不可复制性。而摄影的出现，将世界转化为一种可以大规模、标准化复制的“产品”。一个悲剧性的战争场景、一个神圣的宗教仪式、一个人的肖像，都可以被转化为一张张可以被购买、出售、收藏、传递的相纸。当我们拥有一张巴黎铁塔的照片时，我们在心理上会产生一种“拥有了”巴黎铁塔某个侧面的幻觉。摄影培养了人们一种 “通过占有图像来占有世界” 的消费主义心态。我们不再追求与一个地方的深层联系，而是满足于“打卡”和“拍照”，将体验转化为可展示的图像商品。我们与世界的互动变得“间接化”和“景观化”：我们越来越习惯于通过图像的滤镜来理解和接触世界。我们的旅行是为了拍照，我们的就餐是为了“消毒”，我们对社会事件的参与止步于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相关图片。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图像构成的“二次现实”中。

2025.10.15

天塌了，今天上传播研究方法课，老师说结课前要交一篇完整的论文

2025.10.16

疲惫中

2025.10.17

写作业中

2025.10.18

休息中

2025.10.19

听讲座+参观校史馆

刘海明

2025.10.20-10.26

钻研契约伦理中

卢梭的契约主义是通过其社会契约论体现出来的，社会契约是克服人际间的不平等并形成一种共同意志的最佳途径。卢梭认为契约所保护的与其说是人的自然权利，不如说是人的基本自由。卢梭将自由理解为人的本质规定，视为辩护理论所依据的绝对标准。自由不仅是法律与政治秩序的源泉，而且也是其尺度与目的。任何不以自由为内容的签约，任何并非保障自由的协定，都无法维持其合法性的地位。

1、社会契约

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要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力量来保护每个结合者,并且与全体相结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其本人，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

“这些条款，确切地加以理解后，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六章）

“全部转让”：卢梭认为，任何权利的保留都会成为混乱和特权的根源。如果每个人有所保留，就会形成私人利益高于公共利益的缝隙，那么联合就是不完美的，国家也就无法拥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每一个成员。彻底的转让确保了条件的对等性，对所有人都是相同的，因此没有人会有兴趣使它成为别人的负担。

“整个的集体”：权利不是转让给一个君主或少数统治者，而是转让给一个由所有立约者组成的道德集体，即“公共人格”。当个人将权利转让给这个集体时，由于他本人也是这个集体的一员，所以他实际上并没有失去任何东西。

根本性的转变：它创造了一个新的实体，即 “主权者”（或称为共和国、政治体）。个体从一个孤立的自然人，转变为了一个主权者的组成部分——公民。这个契约的本质不是“臣民-统治者”之间的契约，而是每个个体与作为整体的“他自己”订约。通过这一行动，个体获得了公民身份和社会自由。

这是卢梭社会契约论的逻辑起点和核心动作。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协议，而是一个创造新事物的根本性行为。

2、公意

“众意与公意之间经常总有很大的差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社会契约论》第二卷第三章）

公意的定义：公意是主权者的意志，它永远以公共的利益为依归。它不等于所有个人意志的简单相加。

公意vs.众意：这是理解卢梭的关键区分。

众意：是个人私利的聚合，是各种特殊利益相互博弈、妥协的结果。它关注的是“我想要什么”。

公意：是从全体出发，为了全体的生存和公共幸福而形成的意志。它关注的是“作为共同体的一员，什么对我们大家都是好的”。公意是通过从众意中剔除掉那些相互抵消的个别利益的正负之后，剩下的共同之善。

公意的功能：法律必须是公意的行为。一个真正的法律，其意志对象（针对谁）和立约主体（由谁制定）都必须是普遍的。因此，服从法律，就是服从公意，也就是在服从自己作为立法者的理性意志。

公意是卢梭理论中最核心、也最富争议的概念。它是主权者（即全体公民）行使权力的唯一合法依据。

3、道德自由

“唯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因为仅只有嗜欲的冲动便是奴隶状态，而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八章）

自由的嬗变：

自然自由：原始状态下，受个人欲望和本能驱使的自由，无道德、无限制。

社会/公民自由：通过契约获得，被公意和法律所规定和保护的自由。这是一种有保障的、更高级的自由。

道德自由：这是最高层次的自由。人从“欲望的奴隶”变成了“自己真正的主人”。因为服从公意（即自己参与制定的法律），就是在服从自己的理性意志。

“强迫自由”的著名悖论：

这是卢梭最受争议的观点。其逻辑在于：当一个人因私欲而违背公意（法律）时，他实际上是在听从于自己低级的、动物性的冲动，这本质上是一种受奴役的状态。强迫他服从公意，实际上是将他从私欲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迫使他按照其作为理性存在的真正意志（公意）行事，从而恢复其道德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强迫不是剥夺自由，而是实现自由的必要手段。

这是卢梭社会契约论的终极目标，也是其理论最深刻和最具革命性的贡献。它重新定义了“自由”的概念。

刘海明

2025.10.27-11.2

学习《混沌与秩序：新闻伦理探微》，记录：

新闻真实在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下，边界重塑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伦理问题。人工智能快速地汇入传媒业的“融合”之路，如何在保持媒体机构独立性的同时呈现出更加符合事实并有穿透力的新闻，成为人工智能与传媒业融合的关注焦点。

如何框定技术运用的框架，确保媒体从业者的职业主体性身份，本文尝试厘清新闻真实与人工智能的边界，探寻人工智能背景下新闻真实的实现路径。

与此同时，报纸和阅读者之间达成了“契约”，这种契约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契约：报纸作为单方面的信息传播方，拥有一定的公信力和权威性；阅读者对报纸内容表示极大的认同。两者之间的契约关系即报纸呈现的新闻内容真实无误且清晰，阅读者对于新闻内容真实性的信任，其核心便是新闻机构（包括报社）以诚实可靠赢得阅读者的信任。报纸最初的权威也来自其对新闻真实的呈现，即文字和图片内容的真实性，一旦报纸出现假新闻，其自身的权威就会下降，读者的信任度也会随之削减，双方之间的契约稳定性便会受到冲击。传统技术运用于新闻行业，不断地加深其真实性的度值，以一种“感官参与”的方式寻求契约关系的加深。

某些技术（比如修改或虚拟事实）的现实可能性使得新闻真实的素材成了更可能被篡改、被断章取义、被制造的内容。人的主体性在技术的膨胀中变得愈发明显，这种主体性过分强调媒体从业者在新闻生产中的“创作”能力，这种创作能力试图对新闻真实进行“合功能性”的改造。

对于收视率、流量的过分追求，打破了受众与媒体（现在需要称之为传媒行业）之间的平衡，受众喜好所占比例逐步加重。以新闻真实为契约核心的守恒被打破，新闻真实仍旧重要，但因其新闻要素的增加，其重要性有所削减。

人工智能在对内容进行技术维度的建构之外，无形中也可以将技术自身的机械性的认知和判断嵌入人工智能的新闻生产程序之中。人工智能在传媒业应用的初始阶段，以模仿媒体从业者的职业行为为主，它们的活动被设定在传统的新闻生产框架模式之中。人工智能作为媒体从业者的“化身”自然会“遗传”它们所模仿对象某个特定时刻所呈现的情绪。人类世界显然不是一个无偏见、无矛盾的“乌托邦”；相反，在这里充满了暴力、色情、政治等各种冲突。智能技术工程师研发的人工智能产品，这些产品必然带有这些研发者认知的某些特征。传媒业在引入人工智能前应先去评估这些智能产品的先天性特征，并寻求到克服这些机器的“生理性因素”，以免因为机器的原因降低新闻报道的真实性。

缸中之脑”带来的哲学思考是没有了身体的大脑是否还称得上一个真正的人。若大脑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依据，那没有肢体的大脑如何履行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便成为关键。人工智能虽然解放了媒体从业者的手脚，但肢体器官因长期闲置造成的退化带来的是思想与事件的脱节，需要从科技的营养液中，通过数据补充营养以此形成对于外界的认知。人工智能带来的或许就是媒体从业者“缸中之脑”的形成。技术的迷人之处在于。不断地发展更新去产生新的形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学习能力区别于其他技术的根本能力。与此同时，由于人工智能学习能力不断延伸扩展，人和机器的身份出现某种“交融”甚至转换，我们促使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不断地学习，更好地来为人类服务。而当人工智能真正获得超越人类的能力之时，人的身份便被取代，人可能变成人工智能圈养的“返祖型宠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