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史料集锦

刘海明

【案例】

钱江：毛泽东和人民日报新任副总编常芝青两次对话，两个结果

1966年9月，受命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常芝青有把握地认为，毛泽东主席一定是知道他的，去人民日报工作包含领袖的信任。

常芝青和毛泽东有两次密切的近距接触，两次对话，对话之后常芝青的工作职务都很快变化了。

常芝青陪同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讲话

第一次是1948年4月2日。

这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从陕北东渡黄河进入山西，3月26日来到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兴县蔡家崖住下，4月1日作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此前的3月30日，中宣部长陆定一来到《晋绥日报》编辑部所在的高家村，总编辑常芝青向他做了工作汇报。待汇报结束送他走出村口的时候，常芝青代表编辑人员，托陆定一向来到了晋西北的毛泽东提出，大家都希望见到主席。陆定一答应一定转达。

    20世纪40年代的山西兴县高家村，《晋绥日报》编辑部的驻地，至今遗址尚存

陆定一的转达很快就有结果。常芝青在4月1日傍晚接到通知，于4月2日上午率领编辑部人员，步行15里路，前往蔡家崖的牛家大院去见毛泽东主席。

常芝青立刻拟出了希望领袖回答的6方面问题揣在身上：关于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全党办报的方针、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依靠贫农和团结中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

会见在大院警卫室进行，毛泽东作了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讲话》。在身边的主要陪同者，就是总编辑常芝青。毛泽东见到他就询问：“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看来很有点学问，有点马列主义”。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这座房子里作了《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讲话》。这所房子是当地“牛家大院”的一部分。大院主人，是当地首富牛友兰（1885-1947）。老宅有6处庄园，在抗日战争中全部无偿捐献八路军使用，贺龙、关向应长期居住。在1947年“土改”中，牛友兰受到残酷斗争，不堪屈辱绝食而死。1989年，兴县县委发文为他平反。“牛家大院”成为历史文化遗址。牛友兰的儿孙多参加革命，他的孙子牛铁航恰是笔者同系学长，曾言之当年。

毛泽东讲话是座谈式的，有许多就是他和常芝青之间的对话，最后整理成文。毛泽东在谈话中肯定《晋绥日报》的工作和经验。而且强调：“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在党的工作中“有重大原则意义”，“要靠全党来办”。讲话中未提及新闻概念。

毛泽东在讲话中，对《晋绥日报》上“左的倾向”有简短批评，说到对“开明绅士、民族工商业者”“不能乱斗乱打击”。他同样认为，《晋绥日报》在“反右倾的斗争中，你们作得很认真”，是要肯定的。

听毛泽东讲话有20余位编辑记者，本文作者的同部门革命前辈纪希晨老师坐在毛泽东身边全程速记，事后整理成文，后来编入“毛选”，成为毛泽东的经典新闻著述，广泛流传。

凭这一点，常芝青已在当代新闻史留下了印记。

和领袖的这次接触后一年，常芝青结束在《晋绥日报》的工作，南下参加创办和领导《新华日报》的工作，进入中国新闻界高级领导层。

战争年代的纪希晨（1922-2016），是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讲话》的记录和整理者。后来，他到《新华日报》、《人民日报》工作，是本文作者同一部门的老领导、前辈老师，著有《史无前例的年代》上下卷，全景记述10年“文化革命”过程。

和领袖第二次交谈，从《光明日报》到《大公报》

常芝青（1911-1985），原名常守廉，字芝青，后来一直用常芝青为名字。他出生在山西交城一个富裕地主家庭。父亲是清末秀才，督促常芝青三四岁开始识字读文，七岁入小学。1924年至1931年，他在太原、北京读了中学，此后考入北平的平民大学新闻系读了将近半年，即因母病回乡。在北平读书期间，他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

回乡后，常芝青当了小学教师，不久到太原编辑报刊，1935年夏入党。

   “卢沟桥事变”，常芝青于1937年11月受命担任交城县抗日政府县长，一年后到山西省第四专员公署任秘书，主编《政治日报》。1940年到晋西北边区中心地带的兴县，历任《抗战日报》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1946年7月《抗战日报》改名《晋绥日报》，他任总编辑、社长，兼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社长。

1949年11月，常芝青离开山西，随第二野战军进入四川，解放重庆后任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副社长、社长。1954年调北京，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转眼到了1957年，3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部分新闻出版界代表，常芝青也在其中。

毛泽东到来后，康生向他介绍参会者。当介绍到《光明日报》总编辑常芝青的时候，毛泽东认出他来，说：“你就是《晋绥日报》的那位总编辑吧？”

谈话中，毛泽东表扬了上海的《文汇报》和《新民晚报》，也表扬了《光明日报》，毛泽东说：“国务会议后你们发了几篇文章，反应快，不像《人民日报》。”这句话是包含对《人民日报》的批评的，总编辑邓拓在场，没有作声。

谈话中，毛泽东对常芝青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常芝青说，是共产党员。

毛泽东说：“《光明日报》是民主党派的报纸，共产党替民主党派办报，这不好吧。你撤出来，找一个民主人士去当总编辑。”

在场的胡乔木当即推荐储安平，说：“此人在解放战争后期在上海办《观察》，批国民党批得很厉害。现在担任新华书店总编辑，他当总编辑很合适。”

毛泽东当即答应了胡乔木。（见《常芝青传》，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编，新华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224页）

由于这次和毛泽东的对话，导致《光明日报》转型。4月1日，新任总编辑储安平到任，常芝青暂留，做党组撤销后的善后事宜。

5月16日，常芝青写成《关于移交光明日报工作的报告》，对储安平有较好评价，说他“到职之初，在言行方面似有顾虑，但很快就没有了，并且越来越满怀信心，同我们表示开诚布公商讨和决定一切。”“一个多月来，储安平及社内同志的基本情况是好的，这从一月来的报纸上亦可看出。“

但就在此时，“整风”开始了，6月1日，总编辑储安平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提出“党天下”这个被认为是极端错误的批评意见。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议《这是为什么》，全国范围的“反右”运动迅即开展，常芝青也撰文批判储安平。结果，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都被划为“大右派”。他们在《光明日报》的经历都是短命的，以悲剧作终结。

    1957年，常芝青到东海舰队参观

常芝青到人民日报任职遇到老部下傅真

常知青于1957年5月间结束在《光明日报》的工作，出任时代出版社社长。

这年8月，《大公报》党组书记兼总编辑袁毓明划成“右派”（《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则被划为“大右派”，被视为“典型代表”），常芝青席不暇暖，即调往《大公报》任党组书记。因此时袁毓明的总编辑职务尚未免去，为此由常芝青代理总编辑，不久即任总编辑。

1902年6月在天津创刊的《大公报》是中国具有广泛影响的报纸。1949年在平津战役中被解放军接管，改名《进步日报》。毛泽东在北平香山阅读刊登解放军横渡长江的那张报纸，就是《进步日报》。

   1953年元旦，上海《大公报》迁往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改回《大公报》的名字，以财经新闻为主，又于1956年10月从天津迁至北京。

这时中央决定，《大公报》由公私合营改为国营报纸，以财经贸新闻为重点。常芝青在1957年接手的正是这样一张报纸。从那以后，他在《大公报》工作了9年，眼下又到了转换工作的时候。

1966年9月中旬的后几天，常芝青已经来到人民日报上班，见到了自己在《晋绥日报》时的老部下——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傅真，他为 6 月里无端的“反革命黑画事件”，已经停职检查差不多 3个月了。他看到常芝青这位老上级来了，生怕牵累而不敢主动打招呼。

  傅真 （1917-2006）

常芝青主动找来了傅真。

傅真来到常芝青办公室，失声痛哭。

常芝青不相信在抗日战争中投身革命、早已是行政11级的老部下傅真到了人民日报会是反革命，一再宽慰他。

傅真终于平静下来，向常芝青叙述了事件经过。常芝青宽慰他说：“你应该相信自己”。

若有可能，常芝青是会为傅真洗去冤屈的，但是直到他离开人民日报，这件事还是毫无头绪。来到人民日报面临的纷繁复杂局面，是常芝青从未遇到过的。

人民日报领导层的新调整在9月中旬确定了。根据徐炜笔记，9月18日，唐平铸召集领导成员会议宣布：“经中央文革小组讨论，决定改变报社体制，按解放军报的做法成立党委，党委成员先搞5人。”即唐平铸、常芝青、徐炜、吕彬、鲁瑛。

唐平铸说：对上述人员的组成，“伯达、陶铸已同意”，“还要配上4个，在报社革委会成立后，再从原报社人员和印刷厂工人中挑选。” （见《磨砺——徐炜将军的战斗历程》，解放军出版社2017年出版，第498-499页）

会议决定，这次人事变动近日召开全社大会宣布。

  （2026年7月19日）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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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赵牧云

刘海明

【案例】

黄浦江头一去：报人徐铸成的时代抉择

编辑：陈梓函

刘海明

【案例】

钱江：1966年“红八月”人民日报社论辨析

今天的中国人，还记得、还知道60年前的8月吗？

“红八月”。

1966年“红八月”，“红卫兵运动”勃然兴起，受到了领袖毛泽东在8月18日的首次检阅。中共8届11中全会完成主要议题，宣布“文革”全面开始，则在这个月上旬。

“红八月”是“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率工作组进入人民日报夺权的第三个月。这个月里，人民日报社论数量之多，发表频率之密集，维系了6月以来的频繁势头。

   1966年8月1日的《人民日报》1版

       回顾这些社论的标题和内容，探及这些社论的起草，对于今天的人们认识“红八月”的国内形势，特别是了解“红卫兵运动“，已经具有史料价值。

       “红八月”社论刊载日期、版面位置和标题

“红八月”中的人民日报社论,均发表在1版显著位置，列表如下：

8月1日，1版下方通栏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9周年》

   8月8日，1版左下方社论《全国人民的大喜事》，拥护中共中央大量出版毛泽东著作的决定。

8月11日，上半版通栏社论《掌握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武器》, 拥护8届11中全会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8月13日，上方通栏社论《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这是“中央文革”讨论的选题，陈伯达为此向毛泽东报告，对这个题目，“拟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几篇社论。”毛泽东于15日批示，“可以这样做。”

8月15日，1版半版刊登社论《大海航行靠舵手》，指出：“我国革命的伟大舵手，就是毛泽东同志。”

8月17日，上半版左侧社论《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社论中的“游泳”是指，“每个革命者，每个革命青年都要积极的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斗争中学会进行阶级斗争的本领”。

8月20日社论《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宗旨是。不能脱离群众，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社论中第一次出现“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4个副词连用，从此定格为十年“文革”中标准的格式。

    1966年8月20日《人民日报》1版社论

8月23日，人民日报一天刊登两篇社论，一篇是《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一版上方通栏标题）；左下方还有一篇社论 《好得很！》，指谓“红卫兵”“造反精神”好得很。这两篇社论的主旨是一致的。

8月24日，下半版社论《欢呼<新北大>在斗争中诞生》，进一步支持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缘由是应聂元梓之请，毛泽东于8月17日为北京大学新校刊题写了“新北大”3字。

8月25日，下半版通栏社论，标题是：《伟大的战略思想——纪念毛泽东同志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发表二十周年》。

8月28日，1版通栏社论《革命青少年要向解放军学习》。

8月29日，1版通栏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指出“红卫兵充当了文化革命这个群众运动冲锋陷阵的急先锋”，并称：“英雄的红卫兵万岁！“

根据列表，这个月里有11天总共发表12篇社论，都是与当前运动和形势直接关联的。

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1版有两篇社论，这是不多见的

“红八月”社论＋社论初拟稿

“文革”初始的6/7/8三个月，人民日报社论的刊登频率都是非常高的。分别为：

6月：16篇

7月：  8篇

8月： 12篇

“红八月“社论的数量和发表频率，对比7月里的8篇社论（其中2篇为外交事务社论），明显高出; 比陈伯达到人民日报“夺权”的6月当月16篇低一些，但若减去专涉外交关系的3篇社论，就“指导当前运动”的特性而言，则只比6月少了一篇。

“红八月”社论内容，与8届11中全会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公报、与蓬勃兴起的红卫兵运动有直接关联。这些社论为文革推波助澜，更着眼于引导“运动“持续蔓延发展，将社会动乱引向更加深层和广泛的动乱。

上表所列，是“红八月”中已经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编辑部还准备或起草了一些社论稿，其中在8月前半月打印或排印出的社论初稿就有：

  8月2日，社论初稿《在革命实践中学习革命》

8月4日，社论第2稿《革命只能靠群众自己》

8月7日。社论第3稿《人民万岁》

8月11日 社论第4稿《放手发动群众是文化大革命的根本路线》

8月12日，社论第3稿《站在群众运动的最前面》

如果这些已经起草出来的社论在报纸上正式发表，“红八月”社论会更加拥挤。

    1966年8月24日《人民日报》1版

1966年6-8月的文革“头三月”社论，篇幅多在1500-2000字之间，有一些更短。多采用口号式标题，行文组织并非巧构精思，遣词造句也谈不上神妙出彩，理论论述亦不着意引证思辨，引人瞩目的地方倒是营造语言气势、强调排比重叠，用心于语言鼓舞，推行领袖确定的“文革”方针。

“红八月”社论，是后人研究“文革”必读的文献。

1966年10月1日那天穿上了军装的中国第4号人物陈伯达

陈伯达和“红八月”社论

1966年6月以后的人民日报社论的组织和起草过程，目前可见的文献很少，当事人留下的回顾文字也很少。

以陈伯达本人的讲述，6月初掌控人民日报以后，他就提出，从报社编辑部抽调数人，与工作组中的善写者合作，一起进行社论和评论的起草。

副总编辑胡绩伟立即提出了一个名单，其中有安岗、何匡、何燕凌，可能还有凌建华。他找到何燕凌说，这件事很重要，有几个人同工作组一起写社论、写评论，知道了评论计划，也就好制定报道计划了。

几天以后，胡绩伟就因为6月11日”莫须有”的“黑画事件”停职了，他提出的名单随之作废。根据陈伯达授意，由唐平铸、钱抵千召集起一个“评论组”，唐、钱主要负责确定题目、审定稿件，具体事务由副总编辑安岗来抓，何燕凌负责与陈伯达之间的联系，送审稿件。唐平铸、钱抵千认为工作组这边人手太少，写评论者更少，又从军报调来战争年代的华东野战军战地记者冒雨吉，时年43岁，参与撰写社论。

陈伯达和前述“红八月”社论的关系是紧密的，但是到了8月底，却是陈伯达政治生涯开始走下坡路的节点。

8月25日，陈伯达发烧了，上午8时许住进301医院，医生确诊他患了急性肺炎，需要住院治疗。

次日，中宣部部长陶铸、副部长张平化来301医院探望陈伯达。再过了一天，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也来探望了。

即便在病中，陈伯达对《人民日报》社论依然是心心念念，约唐平铸来病房谈社论的起草。唐平铸在8月28日下午5时来了。到晚上7时，又约王力来谈社论的事。而此时的王力口气已经大了，他对陈伯达说，你“应该好好治病，不要谈社论事”。

陈伯达对王力的话很不满意。当晚9时30分，唐平铸给陈伯达送来了社论清样。

这几天，陈伯达情绪不好，一方面当然是因为生病，另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次住院治疗，给江青取代陈伯达在“中央文革”中的地位提供了机会。当然，即使没有这次生病吗，这样的时候也会很快到来。

8月30日晚上，陈伯达要秘书给唐平铸打电话，要他在自己生病期间，把社论清样送陶铸审阅。

有些事陈伯达不愿看到却是不能由自己把握的。中共中央在同日发出通知：陈伯达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

在这个时候，陈伯达还要管社论。

8月31日上午，总政副主任刘志坚来医院看望。晚上9时许，唐平铸、胡痴来谈即将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要让群众听到党的声音，同时让党听到群众的声音》。

他们讨论的这篇社论，后来并没有发表。

    （2026年8月8日）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VfZ3f6tZrp7prGznKFdssw
编辑：王昕越

刘海明

《大公报》的这个版面现是国家一级文物：简洁醒目，意蕴无穷



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大公报》2版头条标题中出现了文言虚词和标点符号，手法反常，却简洁醒目，意蕴无穷，堪称经典。此版面现被国家列为一级文物。

《大公报》创办于1902年6月17日，是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里程碑。作为一份世界上仍在发行的、历史悠久的中文报纸，《大公报》对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

1945年9月2日，朱启平作为大公报驻太平洋战区随军记者·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目睹了中国和其他反法西斯盟国接受日本投降仪式的全过程。他当即写下长篇通讯《落日》并发表，反响强烈。这是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仪式通讯类作品的“状元之作”。

来源：长江朱建华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XkgHZoeVWYtbNqvcbNTkMw

编辑：马丽萍

刘海明

【案例】

江同志和一起严重新闻错误

2001年2月21日，为了决定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由17位成员组成的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开始对北京进行最后一轮视察。

在国际奥委会评估团视察之旅的最后一个上午，他们参观了中国中央电视台，下午，他们拜会了江同志，向他告别。迎接国际奥委会评估团视察中央电视台的，是年富力强的台长赵化勇。当晚，赵化勇坐在他位于15楼的办公室里，观看中央电视台半小时的国家新闻节目《新闻联播》。

此时正是19点20分，专门接听高级领导人来电的红色电话机响了。
一个声音问道：“你是赵化勇吗？”
在得到略显不安的确认之后，那个声音继续说：“总书记要和你说话。”“你好，是赵化勇吗？”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问道。
“晚上好，总书记，是我。”赵化勇回答道，他尽量掩饰着内心的不安，“我刚才看了《新闻联播》对您的报道，会见奥委会评估团时您看起来真的太棒了。”
江同志并未因为受到恭维而分神：“谢谢，但是你注意到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总书记，对不起，我没有注意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赵化勇的脸都红了。既然江同志亲自打电话过来，肯定是极端敏感的《新闻联播》出现了某个严重的问题。“总书记，我们出错了吧？”
江同志说：“我可能是唯一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人。今天下午我在同一间会议室有过两次会见——一次是应当报道的，另一次则不应报道。在《新闻联播》上报道我接见奥运会主办城市评估团是完全可以的，你们的报道搞得也不错。表现我问候代表团成员并与他们握手的镜头是准确的，但是随后播放的我们坐在一起交谈的镜头弄错了，我见的是一位私人老朋友。他是一家电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我担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时就认识他了，但我们是以朋友的身份在交谈，并非是出于官方目的。虽然你们有关奥委会评估团来访的画外音一直是正确的，但是镜头却搞混了，播的是我与老朋友进行私人会面的画面。”
“总书记，我非常抱歉，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赵化勇的语速变得急促起来，“我会立即调查这起事件，查明情况，尽快向您报告。我们将处理有关责任人，并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其实这是我的疏忽，”江同志亲切地回答道，“我不应在同一间会议室里两次会见外宾。就像外国人所说的，我们在他们眼中都是长得差不多的，他们在我们眼中也是一样啊。”
赵化勇几乎能感受到江同志在微笑，但是他知道这样的错误不容轻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总书记，我们会立即调查。”“虽然可以说这是我的疏忽，”江同志继续说道，“但你应当分析问题的起因，它看起来是件小事情，而且我估计奥委会评估团也不一定会注意到这个差错，但这么一个错误却反映了我们的专业精神和细心程度不够，不应再出现了。”
“是！是！总书记，您所言极是。”
“我是一个工程师。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但是工程师必须分析错误的起因。看看它是偶然出现的问题呢，还是由于疏忽或是生产线上的系统性错误而造成的问题。这三种情况要区别对待。如果是生产线上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请别太自责，也别对你的手下大发雷霆，但必须确保晚上10点重播时的镜头是准确无误的。”“我先去新闻中心，然后向您作全面汇报。”
“调查完了给我回个电话，我等着你。”
赵化勇很快发现了问题所在。原来，摄像师与编辑之间没有任何交代，既没有书面的，也没有口头上的。
江同志是在下午4点进行会见的，摄像师们在完成拍摄任务之后就匆忙往回赶——由于交通拥堵，他们6点多才赶到中央电视台把录像带交给焦躁不安的编辑（这些编辑并未去拍摄现场），而编辑为了赶在晚上7点之前播出，直接冲到剪辑室剪片子去了。
在迅速而仔细地换上正确的画面之后，赵化勇多次检查了纠正之后的图像，并让摄像师确认，确保这次再没有任何差错。之后，赵化勇吩咐将修改过的新闻在中央电视台晚上9点钟的新闻摘要及10点钟《新闻联播》重播时播出。
晚上8点25分，赵化勇回到了自己的办公桌边，准备给江同志打电话。他在拿起电话之前深吸了一口气。“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赵化勇，”他忧郁地说，“根据江主席的指示，我向他汇报情况。”
“稍等。”一个女声似乎会意地笑着说道。数秒钟之后，江同志接了电话。“您好，总书记。我们找到问题所在了：责任在我们，但已经改过来了，修改之后画面正确的片子将作为头条新闻在9点钟的要闻播报和10点钟的《新闻联播》中播出。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甘愿受罚。”
“你的效率很高啊，化勇，我印象很深，但别忘了，我仍是一个工程师，我还想知道问题的缘由。”于是，赵化勇详细地说明了这次事故的原委。江同志听完之后说：“和我猜的差不多。我也像你一样在生产线上工作过多年，所以能够理解这种失误。制作电视节目与制造汽车是一样的：生产线上的各个环节进行良好沟通是非常关键的。你要有明确的计划，这样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最后，江同志嘱咐赵化勇说：“你的记者、摄像师和编辑们工作都非常努力。只要鼓励他们努力工作，不断提高自身水平就行了。你看，我都没有给相关部门打电话（赵化勇和中央电视台的上级）。我想在你我之间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就行了。”


来源：政智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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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金语垚

刘海明

【案例】


那些靠“带刺”风靡的漫画刊物，你知道多少？

“漫画”一词尚未通用之前，常以“讽刺画”“讽画”“滑稽画”“笑画”“寓意画”等名称代之，从字面含义及内容指向上看，“漫画”二字确实不及“讽刺”“滑稽”来得直接，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漫画反而更像一个箩筐，很智慧地包容了讽刺、滑稽等直观表达。久而久之，漫画兼具讽刺与幽默的双重特质，成为广大读者约定俗成的认知。当然，大众接受这一名称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漫画的创作表达，也始终随着时代需求在不断调整。

晚清时期内忧外患，漫画的主要功能是对国民大众进行思想启蒙，如《启蒙画报》《醒狮画报》《醒华画报》《醒世画报》《民立画报》《民吁画报》《真相画报》等，从刊物名称上便可感受到那种迫切愿望。至民国时期，漫画一词开始通行。在反侵略、反压迫的社会环境下，漫画化身投枪和匕首，成为舆论斗争的锐利武器。

《醒狮画报》

新中国成立以来，漫画承担起了新的使命。改革开放初期，漫画的时代特征更为突出。人民日报漫画增刊《讽刺与幽默》报创刊于1979年，在其中发挥了引领作用，这份刊物问世后，各地漫画报刊、专版、专栏相继涌现，极大激发了讽刺漫画的创作活力。

《讽刺与幽默》报的报名为华君武所起，黄苗子题写，其标志形象猫头鹰为江帆设计，三位皆是漫画大家。猫头鹰的嘴是钢笔笔尖的造型，寓意敏锐观察与智慧批判。或许正是有了《讽刺与幽默》报为参照，全国各地随后兴起的漫画类报纸、专版或专栏，也在不同程度上结合当地“特产”进行名称优化，归纳起来以动物、植物及地方名人居多，比如《湖南大众卫生报》的“小银针”、《烟台日报》的“蜂蜜与蜂刺”、《山西画报》的“虎刺”、《重庆晚报》的“穿山甲”、《湖南日报》的“刺玫瑰”、《钱江晚报》的“金刚刺”等报纸专版专栏，以及贵州省美协的《刺藜漫画》、绍兴市美协的《茴香豆》、青岛文化宫的《大蒜头》、广州市文联的《剑花》等漫画报刊。通过这些名称，不难看出起名时在物种选择上都有一种尖锐感，要么牙尖嘴硬，要么刺痛扎人，要么辛辣刺鼻，总之给人以“痛感”，有力地表达出靠漫画创作关注社会现象。

各漫画报刊、漫画专版专栏标识

1987年《刺玫瑰》漫画报 终刊号（第一、四版）

主打讽刺和批评的漫画刊物并非我国独有，比较知名的国外刊物，苏联有口带锋芒的《鳄鱼》、捷克有浑身长刺的《豪猪》等，也都是以能引起刺痛感的动物或植物名字命名。而这些“刺”里，永远蕴藏着人们对公平正义、美好生活的期许。

捷克杂志《豪猪》的标志形象

苏联《鳄鱼》中的栏目标志

文字为俄语，类似中文里的“戳一下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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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2月《鳄鱼》封面

底部文字意为“我也加入！”

来源：讽刺与幽默报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Tfk3qSf3uq0lybm7TXwBxg

编辑：赵牧云

刘海明

【案例】

《城管打死了一个真记者》

作者：展江 首发来源：《南方都市报》 网络转载版本：凤凰网（转载自南方网），刊发时间 2008-01-12 背景：评论针对湖北天门魏文华事件（魏文华用手机拍摄城管执法被殴打致死）中国新闻网

全文

近日，国人被南北两地发生的两件事情激怒：在北方，在辽宁西丰县委书记差人捉拿之际，北京一名女记者落荒而逃；在南方，一名试图用手机拍摄城管人员粗暴执法的公民命丧于雨点般的老拳之下。眼下，追拿报道官商冲突的女记者的 “捕快们” 已经悄然归去，一干涉嫌打死手机摄录者的城管已经被刑拘，然而民众讨伐之声未绝，因为初始事态都与监督公权力滥用有关，而被追捕和被打死的都是初始事态的记录者和监督者，其中恶与善更趋于两极分明。

时下有人在争论谁是假记者，有人说没有记者证的就是假记者，因为他没有权力机关收钱培训后发放的、经得起验钞般检验的硬本本，然后就去行骗了。此言似是而非，其一，“假记者” 能够骗钱，是因为有 “上岗证” 的 “真记者” 利用发稿权寻租的大有人在，于是起而仿效。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以及批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利，不需要那个本本也可以当公民记者。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可以借助新媒体成为公民记者，行使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所倡导的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凤凰卫视主持人窦文涛在一期节目中说过，判别真假记者的标准不在于是否有记者证，而在于他们是去记录事关公众利益的事件，还是利用新闻去换钱，因此那些有硬本本的媒体在编人员也有可能是假记者。本人除了对此完全同意之外，还要补充一条，没有记者证的公民也应当被视为记者。由此看来，我们在为 “捕快们” 没有抓住女记者而感到庆幸的同时不要忘记一个更大的同业悲剧：那个被城管打死的不是与新闻工作无关的人，而是一个真记者，一个冒死的真相记录者，一个令媒体中那些阿谀奉承之辈和借新闻敛财之徒钻地缝的大写的人。如果中国有普利策奖，我推荐他得那个在 14 个奖项中金光闪闪的第一项 —— 为公众利益服务奖。

作者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教授文本来源：南方都市报凤凰网转载链接：https://news.ifeng.com/opinion/200801/0112_23_362314.shtml

注：该文是针对湖北天门魏文华案的评论，魏文华并非职业媒体记者，是路过现场、用手机拍摄城管冲突的普通公民，此文核心论点是：从事公共事务记录、监督公权力的普通公民，属于公民记者。

编辑：邓雨轩

刘海明

【案例】

敬一丹：信息公开，真不容易

我眼中的新闻发言人是什么样？用通俗的话说：有人缘，会说话。他乐于与人打交道，友善平和，在人群中如鱼得水，特别善于与各色人等打交道；深谙沟通技巧，有成熟的处事经验，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对相关业务熟悉，对舆论敏感，有深入浅出谈问题的能力；熟悉国情民心，洞察社会心理，是化解矛盾的高手。

而记者与新闻发言人的关系，是互为桥梁的关系，以我媒介，传你内容，好的沟通能够共赢。通过媒体与社会公众沟通，新闻发言人的实践将改变信息不公开的历史。

自从教育部有了新闻发言人王旭明以后，我们采访再也没有被拒过，问些数字、资讯，不但详告，还有讲解。

在最早的新闻发言人中，王旭明是形象鲜明的开拓者之一。这位当过记者也当过官儿的发言人对于“公开”，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他的热诚，他的投入，他的探索，他的冒险，似乎都缘于他对公开的追求。作为教育部的新闻发言人，他发布的信息连着千家万户，有着很高的关注度；他的个性化的交流方式令人耳目一新，也引来一些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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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的是，他离任时，官员、记者、学者、网友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他的实践。赵启正说，王旭明是第一批发言人中广受中外记者欢迎的佼佼者。电视人康辉感叹，他的真性情在身处一个特殊位置时显得尤为难得可贵。媒体专家董关鹏评价，他率性机敏，是新闻发言人的先锋代表。俞敏洪说，中国最难的是公开，最让人感动的也是公开，旭明公开了他的教育观点，更公开了他有血有肉的人性和良知。徐小平说，旭明敢说真话，敢说实话，敢说心里话，在中国政坛上掀起罕见的清新亲切的话语氛围。网友说，王旭明的“发言”不归俗，不滞后，不失原则，喝彩！

我想，这喝彩不仅仅是给王旭明的，他是新闻发言人制度从无到有的见证者、 实践者，他和同行们为与公众沟通所付出的努力，为提升政府影响力而奉献的智慧，值得喝彩。将来，当“沟通”被更深理解，而不再是面对重重隔阂的时候，当“公开”成为平常，而不再成为新闻的时候，人们会记得王旭明的作为。

新闻发言人是个新角色，面前有太多空白和未知，充满了挑战，是个高风险的活儿。我们看到，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在为信息公开蹚路，开拓着空间，摸索着边界，试探着深浅，那份艰难，他人很难理解。

外在的制约，内在的顾虑，都在影响着新闻发言人的成熟。有的新闻发言人很少发言，有的不到万不得已不发言，有的被动交差，还有的由于各种原因不得不中断了新闻发言人的职业生涯。

原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7·23”动车事故发生后，承受了很多批评指责，然而，应该在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在事故之后的信息发布过程中，有没有违背传播规律的做法？舆情形成的过程有及时把握吗？不同舆论场的不同声音反映出什么信号？王勇平告别了新闻发言人的角色，他的背影让我们这些和新闻发言人打交道的人，不免一声叹息。

每年人大政协两会上，中外记者云集。我心里有双重期待：获得信息、见到德高望重的资深新闻发言人。

当赵启正出现在记者面前时，我的关注点不仅是他说了什么，还有他是怎么说的。他的热忱态度首先赢得记者好感，他的清晰思路，他的个性语言，他的洒脱举止，展示了成熟的中国新闻发言人的形象。他曾说，事前，他和工作班子用迎接高考的状态为新闻发布会做周密准备，他们预想的范围几乎能够覆盖记者的提问，所以才有行云流水般的交流。很多年轻的新闻发言人把赵启正看作自己的启蒙导师，他直接推动了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和人才培养，使得新闻发言人有自觉、有能力发出中国的声音。

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傅莹出现在记者面前，让人眼前一亮。她典雅而亲和，知性而干练，细腻而果决，成为众多记者喜欢的发言人。她说的都是国事、大事，很硬的话题，而她那种话语体系是亲和的、个性的、有效的，那种交流沟通的艺术是富于美感的。我从她身上感受到沟通者的魅力，这种难得的魅力使得各方人士更容易接近两会、理解两会，使得世界更容易听懂中国的声音。

（以上文字摘自我的书《我遇到你》）

来源：敬一丹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0Sj2-4yzeXUBzCtkqWJAMQ?scene=1

编辑：邓雨轩

刘海明

[size=13.3333px]【案例】

内幕：当记者十多年的工资

昨日的《借钱》（点击标题即可阅读）一文提到过去当记者时的收入，今日跟大家具体说一说。个人收入，本是隐私，但如今过去很多年了，且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公开也无妨，也让大家对过去的媒体收入有个大致的了解。

2002年四五月间，还有约两个月才毕业的我入职报社社会新闻部。试用期，报纸上署名为“见习记者褚朝新”，八九月份转正，在报纸上的署名才改为“记者褚朝新”。

报社的收入，主要是两个部分，基本工资和稿费。刚到报社上班，每个月收入三四千元，偶尔稿子写得多，稿费就多一些，收入就略高一些。当时的工资条没有留存，这些数据只是凭记忆说的，因此并不精确。

当时，报社已经有记者月收入过万，为此报纸还专门在头版发布过“万元记者”的消息，在武汉媒体里引起不少关注，此事印象很深。

2002年底或2003年年初(记不清了)，被调到政法部跑公安线，当时公安线可写的东西很多，在报社属于比较重要的新闻条线，发稿也较热线部容易，稿费也就高一些，每个月有五六千。偶尔，参加会议有车马费。2004年调到特稿部，开始全国各地跑，每月收入也是六七千。

2005年，再次调动，到教卫新闻部工作，脱离采访一线，半管理岗。

2005年7月的工资条显示，当时收入分成几个部分：基本工资860元，每个月通讯费300元，误餐费120元，交通费300元，然后就是编辑两个版所得的编辑费、值班的夜班费。月平均收入五千左右，比当记者的时候低了一两千。

2007年3月，从武汉辞职到北京另一家报社工作，试用了2个月，5月转正。跟武汉一样，北京报社的基本工资也很低，收入主要靠稿费。当时部门有几个稿王，月收入经常是两三万，而我的写稿量总是不高，稿费平均七八千，偶尔过万。

当时，在钱江晚报、晶报等媒体的评论版开了专栏，偶尔也给其他媒体的评论版投稿，这笔收入每个月有六七千。

自从进京工作，再也没有收过一分钱的车马费，更没有搞过什么敲诈勒索之类的勾当。所有的收入，全部是正经写作所得。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进京工作后算个正经记者。

2011年8月19日入职另一家报社的时政新闻部，虽然后来人居住在武汉，但属于北京记者站，每个月发工资都会收到财务发的邮件，因此那几年的收入情况至今很清楚。

比如2011年10月，发的是9月份的工资，完整的工作了一个月，当月应发薪酬18100.0元，实发薪酬14958.5元，基本工资700，岗位工资4100元，住房补贴500，通讯补贴500，午餐补贴300元，稿费11400元。

很清楚，每个月固定6100元，然后就是稿费，多写多拿，少写少拿，不写没有，就只能拿6100元。

2012年3月，岗位工资涨到5600元，7月，岗位工资又涨一次，为6100元，足见当时工作还是很努力，报社是认可的。2013年7月，因当年1-6月工作量排名靠后，7月起岗位工资降为5100元。

当时每年年底还有年终奖，一般是2万多。

2015年10月，岗位工资调整为6500元。2015年12月，因为被报社内部评为了高级记者，此后每个月多了1600元的职务津贴。当年的年终奖只发了九成，税后到账29076元。

2017年2月，一篇正经的大稿子都没写，应发奖金为1300，就是当月的稿费，扣完税到账6951.98元。这就是媒体工作的特点，不管你多大年纪，也不管你是高级记者还是新人，只要不写稿就只够吃饭和房租。若久不写稿，你就要被辞退。

在这家媒体工作期间，除了几家纸质媒体的专栏，新浪、网易、大公网等也邀请开了专栏，这些专栏的稿费每个月有近万元。

印象中，在北京工作过的两家媒体的收入不相上下。

2018年7月，应邀再次进京工作，还是任高级记者，基本工资每个月2万，另外按工作量算奖金，每个月税后到账3万左右。这些数字，是查合同和银行卡流水记录查到的。

查银行卡记录，想起自己当年找朋友借钱的事。

当时租住在达官营一个叫荣丰2008的小区，每个月房租6100，第一次付六押一，当时手里只有不到一万块钱，当着中介的面打电话给好友借了4万，这才签下租房合同。银行卡记录显示，2017年的9月11日，新办的工资卡上有4.4万，于是还了4万的借款。

这个工作，只干了半年，于2018年12月31日辞职，彻底离开干了十七年的媒体。

2019年初，有一家公司找来，邀请我加入，从人力一路面试到副总裁，都过了，当时谈的是年薪，70万现金＋30万期权，准备去入职的当日上午突然接到该公司人力的通知，现金收入不变，但期权降了一半，每年只有15万。毫不犹豫拒绝了，没去入职。

后来，该公司又找来一次，再次希望我加入，当时已决定定居长沙，而该工作必须进京，只好婉拒。

回头看当记者的那十多年，从不属于特别勤奋、工作量特别大的记者，从来没当过稿王，收入在同事中属于中下等，所以在北京工作多年也没能买房。如果稍微勤快一点，稿子写得再多一点，收入肯定会更高。

那十多年，收入虽然不高，但温饱没问题。所以我后来不管是去媒体还是去大学讲课都会强调，在媒体正经工作，只要努力一点勤奋一些，基本的生活肯定有保障，不可能吃了上顿愁下顿。

能养家，能有机会走遍大江南北，能见识各色人等，当年做记者真的是一个好工作。

2026年10月7日

来源：褚朝新的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R9cwl ... ;click_id=853357071

编辑：赵牧云

刘海明

【案例】

玉米高产突破千万

来源：微信分享

编辑：赵牧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