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案例

郭荞璐

《经济学人》及《时代》周刊网站遭中国屏蔽
EMILY FENG2016年4月10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经济学人》和《时代》周刊发表文章，审视了习近平对中国政治日渐加强的控制。
Ng Han Guan/Associated Press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和《时代》周刊(Time)也加入了被中国大陆屏蔽的外国新闻网站的行列。这两份杂志的网站受到审查，似乎是因为它们最近发表了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权力不断扩大的封面文章。

据追踪中国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审查的网站GreatFire.org称，从4月2日开始，《经济学人》的网站和它的封面文章受到全面封锁。可让用户下载杂志和阅读在线文章的《经济学人》移动应用也受到了封锁。

《经济学人》在人气很高的中文社交媒体应用“微信”上管理的几个公众号也被停用。但《经济学人》所属的经济学人集团(The Economist Group)及其咨询部门经济学人信息社(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网站并未被屏蔽。

GreatFire.org还表示，从4月5日开始，搜索《时代》周刊的网站或该杂志的封面文章的人经历了频繁的连接重置。中国的互联网控制系统，又名“防火长城”，对包含某些受审查关键词的网络请求连接进行了重置。《时代》的移动应用仍可使用。

两家杂志均于本周在线发表封面文章，对习近平加强对中国政治的控制，并在自己周围创造个人崇拜的做法加以审视。

“他回到了毛时代：个人崇拜、赞扬国有部门、抨击自认为有意摧毁中国的外国人，”《时代》周刊的汉娜·比奇(Hannah Beech)写道。

自2013年上台以来，习近平打压中外新闻媒体，并发起了一场广泛的反腐运动。数千名政府官员在该运动中被捕。两篇封面文章均对习近平的铁腕治国手段持批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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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是自毛泽东以来掌握权力最多的中国领导人，”《经济学人》的文章说。“这理应让他有能力把事情做成。哪里出问题了？”

《经济学人》北京分社社长约翰·帕克(John Parker)表示，“据他所知”杂志未收到网站会被屏蔽的警告。他说，中国外交部的确就封面文章一事联系过该杂志，但并未谈及屏蔽网站。

“他们表达了对那篇文章的不满，并希望我向伦敦的编辑转达他们的不满，我照做了，”帕克说。

2001年，《时代》周刊在写了一篇有关法轮功的封面文章后被禁止在中国的报刊亭出售。法轮功是一个被中国政府宣布为非法的组织。只过了几年，该禁令便被取消。记者无法立即联系到《时代》周刊的代表请其置评。

以前，《经济学人》有过单独的文章被屏蔽的经历，包括2015年8月的一篇文章，关于中国政府为了给习近平的军事野心寻找依据，对历史叙事进行了重新构建。此次是其应用首次被屏蔽。

中国政府经常阻止对一些文章或整个网站的访问，认为它们含有不利的内容。距今最近的例子是，在来自巴拿马律师事务所莫萨克-冯塞卡(Mossack Fonseca)的泄露文件被公开后，中国社交媒体上所有提到巴拿马和巴拿马文件的内容都被屏蔽了。那些文件详细介绍了一些离岸空壳公司的所有权，其中几家公司和中国高层领导人的亲属有关。中国的编辑被要求删除网站上提到巴拿马文件的任何内容。

2012年10月，《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报道，揭露中国前总理温家宝的隐蔽财富。之后，时报的英文和中文网站被屏蔽至今。尚不清楚《经济学人》和《时代》周刊的网站会被屏蔽多久。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郭荞璐

【案例】

终于有了一篇直面毕福剑事件的评论了：

“言论自由及其界限--谈毕福剑事件“
April 12, 2015
作者：张千帆，北大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关于私人谈话，隐私是毫无疑问的，公布在网上，无论对还是不对，都是不道德的，因为私人谈话是基于对朋友的信任，通常是要求朋友对等的尊重，在法律上也是受保护的。谈话的私密性对于一个社会的诚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要时刻提防“告密者”，那也会加剧社会的虚伪，讲的都会是假大空的话。这对社会的危害是 很大的。
   言论自由要尊重， 比如毕福剑评毛泽东，他讲的可能对，也可能错，不管对还是错，只要不会造成严重的、可见的、清楚的现实后果，比如暴力活动，鼓动人冲击政府，或者挑逗种族殴斗，一般就不应该追究。网络上有人挺，有人骂，这也很正常，相关部门不宜介入。包括对于毛泽东个人的评价，也是可以的，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好像领导和个人就应该出来管，其实没什么必要。
    界限在哪？言论是否造成清楚、严重和马上就会发生的后果。不能基于遥远的猜想和想象给言论自由套上枷锁，而且，限制言论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比如在大跃进时期，鼓励人口政策，是否允许争论，正是由于不允许讨论，导致了一场大饥荒。如果说观点能够尽早得到讨论，可以使得问题越来越清晰。限制言论自由表面上带来了某些好处，不让有流言蜚语，事实上对国家造成的危害是很巨大的。我们在几十年的教训中看的很清楚。
     政府在多元言论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自由的角色，因为各种不同的声音已经存在，政府是不可能把他统一起来的，政府无论站在正方还是反方，不可能将各方声音统一起来，通过命令不可能，相反，应该让各方交流讨论，各方的声音反而容易走向基本共识。靠行政命令很难统一起来，只有让各种声音自由碰撞。现在之所以出现一些比较偏激的声音，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没有认真对待历史上的重大悲剧，因为公众对事件的了解和认识都很有限，没太多讨论的空间。
    比如，有些人去江青的墓祭奠，这是他们的自由，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挺江青呢，因为我们对文革的反思是不够的，没有让民众自由探讨这些问题，导致了社会思潮的分裂。如果我们能够清晰认识江青等在文革中的角色，恐怕也就没那么多人去祭奠。改变这种观念，只能通过自由讨论。
    理性、宽容、多元声音的共存，现状离宪法第35条差距很远，基本上不允许讨论，政府站在某个立场上，会加剧意见的分裂，导致两级分化。因为我们不允许自由的摆事实、讲道理，走向共识。这是相当危险的。薄熙来就是一个例子，他有大量的粉丝，以红色后代自居，举的就是文革旗号，骗取很多人的信任，因为我们对过去的历史问题没有深刻的讨论和反思。
    目前对于言论自由的问题并没有法律规制，完全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法律问题，政治问题没有合理、明确的标准，我们不知道哪些问题可以讨论，哪些不可以，事实上，我们连界线在哪都不知道。
    如何纳入法治范畴？执政党和政府对于言论自由要有高度认识，不应该对言论自由有什么恐惧，对于历史问题，应该有自由的讨论。社会之所以分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真相不明，导致越走越极端，这是因为没有自由讨论的平台。在美国，宪法条款受到法院的积极实施，政府对言论限制，公民就会把规定拿到法院去撤销，这是很具体的一个保护机制。 加强宪法实施，通过某种机制得以贯彻。
    言论就是口水仗，让不同声音流传，哪怕炒成一片，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有人从言论变成行动，政府就可以采取措施，但言论变成行动，是很遥远的，而且，言论吵架不仅不会造成行动，很可能会化解行动，真相明确了，大家就更容易形成共识，而且，言论也是发泄的渠道之一。言论可以发挥很多功能，其中之一就是解压阀，帮助人们发泄社会的怨气。
    央视是国有企业和国家机构，在政治上保持一定的中立性，有一定政治纪律要求也可以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剥夺员工的基本言论自由。只要老毕不违背某些职业道德和规范，机构不宜对其进行处罚。如果是职务行为或者公众公开场合的言论，可以处理。改革开放30年了，与朋友一起吃饭时发发牢骚，这样的自由还是要有的，要不然就会回到文革时代，那时对领导说了不敬的话，哪怕是口误，后果会很严重。如果连这点自由都没有，历史恐怕就是退步了。

郭荞璐

【案例】


胡泳：没有信息的自由流动，就无法管理风险社会

作者：胡泳2016-04-26 16:56
4月26日，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30周年。1986年4月26日凌晨1时23分，在前苏联乌克兰普里皮亚季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一场拙劣的技术试验引发了石墨着火，爆炸击穿屋顶，50吨放射性燃料进入大气层。瞬间，一道强烈的蓝白光线射向夜空，那道光比电影场景还美，人们竟抱着孩子，涌出家门来观看这异象。




一个幸存者描述爆炸当晚的情景。图片来自纪录片《抢救切尔诺贝利》（英文名: The Battle of Chernobyl.）



他们不知道自己看到的实际上是一幅末日异象，因为切尔诺比利核事故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也是人类迄今最惨烈的科技悲剧。

这次灾难所释放出的辐射线剂量是二战时期爆炸于广岛的原子弹的400倍以上。核辐射尘污染过的云层飘往前苏联西部的部分地区、西欧、东欧、斯堪地那维亚半岛、不列颠群岛和北美东部部分地区。乌克兰、白俄罗斯及俄罗斯境内均受到严重的核污染，超过336,000名居民被迫撤离。引发的死亡和长期的健康影响在30年之后还是争议极大的话题。

一个数字估计，近400万人受到切尔诺贝利辐射影响，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将为此遭受毁灭性的后果。而在事故中心地，大自然接管了一切，唯有麋鹿、羊和野猪在奔跑，因为要过数万年以后，这里才会重新适合人类居住。


被废弃的城市普里皮亚季已经成为了“鬼城”。墙壁的远处就是发生事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机组。图片来源：华声大视界



经济上，这场灾难总共损失大概二十兆美元（已计算通货膨胀），是近代历史中代价最昂贵的灾难事件。政治上，灾难发生于前苏联在世界上仍举足轻重的时期，苏联社会的表面平静突然被打破：在祖国的技术奇迹被大肆吹嘘的年代，事情竟然可能出大错。

可以说，作为一起无数人为之受难、却无人为之负责的事故，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敲响了前苏联的丧钟。苏联当局被迫改变过去的强硬路线，事故发生五年后，前苏联轰然解体。

在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著作《切尔诺贝利的悲鸣：核灾难口述史》中，一个救治切尔诺贝利儿童项目的负责人说：“那个伟大的帝国瓦解了，四分五裂。首先是阿富汗，然后是切尔诺贝利。当这个帝国倒下后，我们发现自己一直都是一个人。”



爆炸发生2天后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反应堆。图片来源：华声大视界



对切尔诺贝利灾难，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总结：有人归之于反应堆设计缺陷，有人归之于行业管理不善，更有人上升到前苏联的体制：核电站从设计、管理到日常运营都极度草率马虎，是苏联高度僵化和无能的官僚体制种下了恶果。

灾难固然可怕，更令人感觉荒诞的是政府在灾难发生后的信息处理方式。

虽然时值戈尔巴乔夫刚刚提出“公开性”的时期，人们还是在上级长官的行为而不是在媒体的报道中寻求真相。

白俄罗斯科学院核能研究所的首席工程师克哈诺夫去到隔离区，发现当地的农民依然在种地，妇女依旧在哺乳，孩子们一如既往地坐在沙坑里玩耍。食物被放置在露天环境里，它们已经称不上是食物了，而是辐射污染的副产品。

他问领导该怎么办。领导回答说：“带上你们的测量结果。看电视。”而在电视上，戈尔巴乔夫安抚民众说：“我们已经迅速采取了行动。”

当党领导服着碘片到现场视察时，有人确保他们在专门新铺的三层沥青上迈动方步，而同一时刻，当地储存的700千克浓缩碘却被锁在仓库里，没人敢拿出来发放给民众用于防辐射。原因是？没有收到上级长官的命令。



普里皮亚季的一处幼儿园。图片来源：华声大视界



国家安排投放到当地的防毒面具，也没有发放给民众。为什么？地方官员解释：为了避免造成恐慌。一位大学教师回忆：“事故发生后的最初几天，图书馆里所有关于辐射、关于广岛和长崎的书，甚至就连有关X射线的书都消失了。有人说这是从上面传达下来的命令，如此一来，人们就不会恐慌了。”

政府甚至要求医疗人员在对被核辐射感染的志愿清理者的诊断中，不要使用“急性辐射综合症”，而是用其他术语代替。

甚至灾难一开始都是由外国人首先披露的。

瑞典核电站工作人员首先测到他们的工作服上出现了放射性粒子，追踪其来源，发现位于乌克兰-白俄罗斯边境。在污染云层向西部和北部大肆飘散的时候，苏联官方毫无动静。将近三天之后，塔斯社才发布了一条简讯，承认事故的发生。苏联也因此丧失了快速获得国际救援的机会。


直升机在事故周围喷洒净化物质。图片来源：华声大视界



一名当时的核能研究所所长对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这是一个权力的国家，而不是人民的国家。国家永远排在第一位，而人民的性命轻如鸿毛，几乎没有任何价值……人民对上级领导的畏惧远胜于对原子的恐惧。每个人都在等待上级下达指令，他们在等待上级的电话，可是没有一个人主动地为自己做点什么……”

另一位口述者说：“收音机里什么都没说，报纸也一样。可是蜜蜂知道。有两天，它们没有一只飞出来。”

当局派出了军队，他们带着枪，但是靶子是什么呢？难道是饱受污染的红树林？克格勃也在污染区展开搜捕，为的是发现那些不存在的敌人：颠覆国家政权的人和外国特务。

记者之后的调查表明，干部的孩子早早就被疏散了，而一些工作人员在工厂死去，因为他们没有被下令离开。



2011年3月23日，在乌克兰顿涅茨克，白血病患儿戴着口罩。在顿涅茨克的肿瘤医院收治的患者中，有许多是因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而患病的。



从信息流通的角度来看，在一个技术社会里，广泛的秘密性最终会导致事故的发生和恶化；为了避免技术和社会灾难，自由的信息交流是必须的。过度保密是所有集权主义政权的特点，也是其主要弱点之一。

前苏联当局在事故后的掩盖行为，出发点是为了防止恐慌，但却在民众心头留下严重的不安，增加了他们对其他事故的长期关注。也就是说，一起事故发生后，尽管让公众停留在黑暗中可能会在短期内有所帮助，但长期来讲却会令公共事故的关注度大为增加。它给一个国家留下的创伤更多体现在不可见的一面：政府公信力的丧失，民众的怀疑与恐惧，对缺乏透明度的痛恨，点点滴滴汇聚到一起，造成了前苏联的一个根本性的裂纹，而这道裂纹终于无法弥合。



废弃的摩天轮坐落在普里皮亚季市中心，距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仅有2英里。专家称消除核泄漏事故后遗症需800年，而反应堆核心下方的辐射自然分化要几百万年。图片来源：华声大视界



归根结底，切尔诺贝利代表了苏联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根本性转变。爆炸发生前，大多数苏联人都并非心怀不满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相信苏联体制，原谅它的缺陷，认定在其范围内可以实现更加美好的未来。但切尔诺贝利之后，这个体制不仅看起来可能是无法弥补的，而且充满了巨大的危险。因为每一个公民的安全都危在旦夕。




苏联解体后，一位市民在倒塌的雕塑旁

戈尔巴乔夫后来说，他认为切尔诺贝利灾难是往苏联这副巨棺上钉的一颗大钉子。如果戈尔巴乔夫的说法是准确的，切尔诺贝利代表着苏维埃国家最后的归宿，这个国家最终被自由表达的力量所瓦解。令人悲哀的是，竟然需要一次核爆炸才能释放这股力量。

切尔诺贝利之后，苏联在崩溃前还挣扎了好几年。1991年圣诞夜，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历史上最大的帝国之一从地球上消失了。

万家凝

【案例】
土发动在荷土公民举报“侮辱事件” 荷官员：干涉言论自由

2016-04-23 04:00:00[color=rgb(140,140,140)! important]环球时报青木　徐珍珍　杨嘉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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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时报驻德国特约记者青木 徐珍珍 杨嘉欢】《荷兰时报》网站21日称，土耳其驻荷兰鹿特丹领事馆近日给多个在荷兰的土耳其机构发邮件，要求其雇员、雇员家属及身边的土耳其公民发邮件举报侮辱土总统埃尔多安、土耳其及土耳其人的行为。对此，荷兰首相吕特表示惊讶，称不知土政府想达到什么目的。荷兰副首相兼社会事务大臣阿舍尔也谴责土外交机构干涉荷兰言论自由。

　　目前荷兰约有40万土耳其人。荷兰《人民报》称，土领事馆的做法引起一片忧虑。一些荷兰议员则批评“埃尔多安将胳膊伸到荷兰”，抨击土领事馆的行为“不可接受”。还有些荷兰议员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制止土政府对荷兰进行“讨厌的干预”。《人民报》援引土反对党“共和人民党”负责人厄扎尔普的话称，该党荷兰分部21日不停接到电话，很多人表示担心自己在社交媒体上偶尔发表的批评言论是否会影响自己去土耳其。厄扎尔普说，他反对土领事馆的这种做法。荷兰的土耳其工会也表示反对，呼吁所有土耳其人向举报邮箱发抗议邮件。英国广播公司(BBC)21日称，土耳其驻荷兰大使馆起初拒绝发表评论，但在影响扩大后出面澄清说，此事属于误会，领事馆职员本意是要求举报涉及种族歧视和仇恨的言论及行为，但“不幸”选择了不当词汇。

　　BBC称，德国和荷兰都有一条禁止“冒犯元首”的法律，不准公民侮辱友国国家元首。上周德国电视二台主持人、讽刺家波默尔曼因侮辱埃尔多安受到起诉，起因是他在电视上吟诵了一首讽刺埃尔多安的诗歌。

　瑞士《新苏黎世报》22日称，在土耳其，已有超过2000个涉及侮辱总统的诉讼。现在，埃尔多安越来越多地把手伸向国外，要给国外的批评者施加压力。德国《焦点》认为，土耳其要求在荷兰的土耳其人“打小报告”，与近期欧洲对埃尔多安的批评增加有关。土耳其政府过去一段时间加强对言论的压制，尤其是德国主持人因为讽刺诗遭到埃尔多安起诉，在欧洲互联网上刮起一阵“反埃尔多安旋风”，这让安卡拉不安。德国同意起诉主持人，又给了埃尔多安错误的信号，因此安卡拉要在荷兰复制在德国的“成功”。

　　“埃尔多安挟持欧洲”，德国新闻电视台22日称，土耳其对欧洲表现得越来越强势，由于欧洲在难民危机上有求于土耳其的合作，土耳其对欧洲提出一系列要求，包括此前刚刚敦促欧盟尽快对土耳其人实行免签政策，土耳其还要求加速审议土加入欧盟的程序。

　　德国洪堡大学国际政治学者霍尔特曼22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欧洲，埃尔多安是在媒体和舆论遭辱骂最频繁的友邦元首。辱骂事件和“打小报告”的争议体现出土耳其与欧盟国家在价值观、民主理念上不可调和的矛盾。未来，随着土耳其欲逐渐融入欧洲，这种矛盾可能会愈发激化。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6-04/8819905.html

万家凝

【案例】
日《特定秘密保护法》被批损害新闻自由

2016-04-28 08:59:00天津日报 分享 参与

新华社东京４月２６日电（记者沈红辉刘秀玲）日本新闻行业工会组织“日本新闻劳动组合联合会”委员长、前共同社记者新崎盛吾２６日说，《特定秘密保护法》运作缺乏透明度、有损日本新闻自由和民众知情权。

日本政府当天召开内阁会议，通过２０１５年度《特定秘密保护法》运作情况报告。报告显示，日本政府２０１５年新指定６１组特定秘密，还对约９．６万名涉密人员及其家属的个人隐私进行了“审查”。

针对这一运作情况报告，新崎对新华社记者说，日本政府指定了数量庞大的特定秘密，但哪些信息成了秘密、是否涉嫌隐匿，都无法得到外界的监督，这“使政府事实上可随意指定”。报告再次暴露出《特定秘密保护法》运作缺乏透明度。政府还强行对相关人员进行“审查”，损害了个人隐私。

新崎还说，《特定秘密保护法》实施一年多来，日本新闻工作者明显感受到采访难度加大，防卫省等部门公务员因害怕被处罚而普遍拒绝采访、不再提供信息。该法同时处罚媒体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信息，但未明确到底哪种手段非法，致使很多媒体胆战心惊、不得不进行自我审查。他说，日本新闻工作者一直反对该法，并要求废除。

本月１９日，联合国言论自由特别报告员戴维·凯曾在日本东京表示，《特定秘密保护法》的实施和政府对媒体施压导致媒体内部出现自我审查现象，保护体制的缺失无法给内部检举者提供必要保障，日本新闻自由正面临重大威胁。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日本政府强行通过的《特定秘密保护法》正式实施。该法旨在强化内阁对军事、外交等国家机密事项的管理，加大对公务员泄密的惩罚力度。分析人士认为，《特定秘密保护法》令日本政府在隐匿外交和军事信息方面为所欲为，开启日本通往“秘密国家”和“军事国家”的道路。该法颁布实施后，日本专家、普通民众和新闻媒体予以强烈抗议，并要求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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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6-04/8830506.html

郭荞璐

【案例】

全球新闻自由度创12年来最低
RICK GLADSTONE2016年4月28日

一家著名的民主倡导团体在周三发布的年度报告中称，因为政治、犯罪和激进力量试图打压或控制新闻媒体，世界各地的新闻自由在2015年受到重创，达到12年来的最低水平。

统计数据和传闻显示，对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的袭击正在从中东、北非、南亚和拉美的部分地区等传统危险地带向外扩散。这些证据得到了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发布的这份报告的支持。

“媒体自由度下滑的现象不仅发生在专制社会，欧洲也未能幸免，”自由之家《新闻自由》(Freedom of the Press)报告的研究负责人珍妮弗·邓纳姆(Jennifer Dunham)在该组织的网站上宣布报告问世时说。

“欧洲很多地区的记者不得不与恐怖分子构成的新威胁及新出台的可能会阻碍他们工作的监控和安保法规作斗争，”邓纳姆说。“波兰、塞尔维亚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政治领导人试图加强对全国性媒体的控制。”


尽管拉美国家广泛采用民主制度，但那里的新闻机构面临的来自犯罪团伙和当局的威胁均有所增加。邓纳姆称，在墨西哥，希望报道有组织犯罪和腐败的记者面临着“极端水平的暴力，而事实证明政府完全无力或是不愿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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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0年以来，在华盛顿和纽约设有办事机构的自由之家一直在衡量世界各地的新闻自由。它依据的是一套复杂的打分系统，源自对平面媒体、传播和数字媒体机构不受后果威胁而自由行动的能力进行的研究。

全部199个国家和地区会得到0至100不等的分数。分数越低，则新闻媒体越自由。

在2015年，全球的平均分是48.9分，创下2003年45.53分以来的最糟成绩。

新闻自由下降最严重的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土耳其、布隆迪、法国、塞尔维亚、也门、埃及、马其顿和津巴布韦。新闻自由状况最恶劣的国家和地区则有白俄罗斯、克里米亚、古巴、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伊朗、朝鲜、叙利亚、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中东和北非的压迫最为致命。这两个地区的新闻从业人员需向政治领袖显示忠诚的压力在增加，且面临着被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这样的极端组织暴力攻击的风险。

自由之家发布报告之际，正值另一个记者权益倡导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发布新闻媒体自由年度评估结果。该委员会的侧重点是新闻从业人员遭遇的性暴力和性别歧视。

这项评估以一部文集的形式呈现，不包含能显示发展趋势的统计数据。收录的文章主要介绍了记者中的女性、同性恋和跨性别者遭遇的虐待与骚扰。但该组织的执行理事乔尔·西蒙(Joel Simon)在文集的序言中称，发声的受害者在增多。“他们这么做是在帮助减少这种耻辱，”他说，并且会让该组织“更好地记录违规现象”。

翻译：陈亦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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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凝

【案例】
世界新闻自由日：言者无罪
2016-05-03 联合国

“自由、安全和独立的媒体是和平与民主的一个基础。侵犯新闻自由就是侵犯国际法、侵犯人类、侵犯自由本身——即侵犯联合国所代表的一切。”——秘书长潘基文

　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旨在庆祝新闻自由的基本原则，捍卫媒体独立性，并对在工作中献出了生命的记者们表示敬意。

谁是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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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这一词汇的传统内涵已经发生了改变。根据联合国负责言论表达自由权利保护和促进问题的特别报告员的描述，记者是指具备以下特征的个人：他们观察和描绘事件，收集和分析各种事件、言论、政策以及会对社会造成影响的建议，其目的是整理以上 这些信息，集合各种事件和分析，从而为某个社会行业或整个社会提供信息。

　　因此，记者的这一定义包括所有的媒体工作者和后勤人员，以及社区媒体工作者和随时扮演记者角色的“公民记者”。

新闻自由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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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自由并不局限于新闻媒体。这是任何一个人利用自己的自由表达权借助于社交媒体等大众传播平台向更广泛的公众传递内容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与新闻自由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今天，博客、公民记者、社交媒体提供方及其消息来源无一不面临着日益加剧的安全威胁。封锁、过滤和审查信息的新措施层出不穷。但在侵犯基本人权方面却如出一辙。联合国致力于确保互联网真正成为人人可以享有、人人可以表达的全球公共资源。网络世界也必须遵循所有表达自由的原则。

　　无论其是在互联网上的或互联网之外，自由、独立、多元的媒体环境都应是能够确保记者、媒体工作者及社交媒体制作者免于遭受恐吓甚至死亡威胁，可以安全并独立地开展工作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袭击、恐吓、骚扰、绑架、无端拘禁及威胁应该只是个别例外而不是常态。记者（包括公民记者）、编辑、出版商及网络媒体人员不应当受到政治上、经济上的压迫和操控，特别是他们自身及家庭的安全能得到保障。

终结有罪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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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记者与媒体工作者的安全刻不容缓。自1993年以来，1400名记者在新闻岗位上殉职。换句话说，平均每星期就有一名记者因向公众提供新闻与信息而丧生。

　　然而，针对记者、媒体工作者及社会性媒体生产者的犯罪案件中，平均只有十分之一被定罪。有罪不罚达到这种程度，不仅是对法律的藐视，而且就每个国家都有义务保护其公民这一原则而言，也显得十分恶劣。

　　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对侵犯记者的行为不加制裁，相当于是给公众发出一个信号：即对腐败、破坏环境或侵犯人权等行为应该保持沉默。最终导致社会自行审查，公众丧失对司法体系的信心。对有罪不罚的纵容就这样导向一个恶性循环。而对记者进行威胁或使用暴力的人，看到可以不受法律制裁，就更加肆无忌惮。

　　2012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下，联合国出台了《关于记者安全和有罪不罚问题的行动计划》，为国际社会调动资源、制定有利于言论和信息自由的法律与机制、建立协调机构处理相关问题提供了契机。保护记者委员会呼吁联合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在全球范围努力推进媒体自由、促进社会变革。

2015年，全球至少有114名记者被打死，许多人在敌对双方的交火中丧生。平均每三天有一名记者因向公众提供新闻与信息而丧生。冰冷的数据背后是曾经鲜活的生命，是追求真相的勇士。我们坚信新闻自由的声音和勇气不会被扼杀。

　　联合国与各地受迫害的记者和媒体专业人员站在一起。今天，秘书长潘基文一如既往地呼吁各国政府、世界各地的民间社会和人民肯定媒体的重要工作，奋起维护新闻自由。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U4OTM0MQ==&mid=2651027356&idx=1&sn=c855b63163a29e94f7c307541a091068&scene=1&srcid=0503P84z3YXvFoKvF3CW1Fuq#rd

万家凝

【案例】
日华媒：日本新闻自由度严重倒退 安倍是元凶？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6-05-06 11:18
中新网5月6日电 日本新华侨报网日前撰文称，日本一直自诩为全亚洲最富裕最民主的国家，然而，这一所谓的自由主义国度，最近却被戴上了一顶不太好看也不好听的帽子——两大国际组织日前相继发声，批评日本新闻自由严重倒退。

　　文章指出，一个是联合国言论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大卫·凯伊，他在进行为期一周的实地调查后指出，日本媒体独立性的发展趋势“十分令人担忧”。另外一个声音则来自总部位于巴黎的非政府组织“记者无国界”。

　　据其报告显示，日本媒体的自由状况比非洲国家坦桑尼亚还差。在180个国家中，日本排在第72位，比去年再下滑11位。而在六年前，日本还排在第11位。

　　文章称，日本的新闻自由就像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细心的人会发现，日本新闻自由退步的时间，与安倍执政的时间基本上重合，让人不禁将罪魁祸首联想到安倍的身上。

　　毫无疑问，安倍政府对新闻界的钳制与打压，正是造成日本新闻自由倒退的首要原因。自从安倍2012年再次上台以来，他的内阁就开始针对整个日本媒体界进行整肃，不断挤压日本新闻自由的空间。

　　文章分析指出，首先是利用执政的优势，动用公权力干涉新闻自由。两年前，安倍政府推出国家秘密保护法案，在该法案下，如果新闻从业者询问被归为“国家秘密”的情报，将被关押5年，即使他们没意识到这一点也会遭遇牢狱之灾；

　　前不久，主管通讯事业的日本总务大臣高市早苗又多次强调，日本国内一些电视台批判安倍政权的言论是“违反该国《放送法》第4条”，并声称“不排除停止电视台电波使用权的可能”，由此引发了“禁波”。

　　其次是利用执政党的优势，动用自民党力量干涉新闻自由。最近日本自民党就有人跳出来，提议修改宪法，允许政府限制那些“有损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言论”。去年6月，自民党成员还敦促政府惩罚那些批评政府的新闻机构，而且向企业施压不要向这些媒体投放广告。

　　最后是利用右翼团体的力量，采取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一手打压反对声音，一手扶植亲信力量。

　　2014年9月，《朝日新闻》因“慰安妇报道”和“吉田调查书”遭到日本保守派媒体围攻；2015年10月，前朝日新闻记者植村隆因受到日本右翼的投诉、骚扰而被迫中止在北海道北星学园大学的教学。

　　文章还称，在保持高压态势的同时，安倍不忘采取怀柔政策，在日本新闻界大肆培养、安插亲信。比如，安倍的好友、保守派商人籾井胜人即在2014年成为日本最大的公共广播公司NHK(日本广播协会)的会长，此举被认为大大影响了该机构的报道中立性。

　　虽然说，安倍政府应该对日本新闻自由萎缩负主要责任，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新闻自由落到现在这步境地，日本新闻界以及日本民众也应多加反省。

　　比如，随着安倍政府对日本新闻界控制的加剧，造成多数新闻从业人员“敢怒不敢言”，导致批评声音越来越少，“政治正确”、随波逐流的越来越多。毕竟，如果突破了政府划定的所谓新闻自由的圈圈，很有可能落得一个轻则卷铺盖走人，重则锒铛入狱的结局。

　　因此，从保护自身的角度考虑，只能尽量规避风险，从而导致新闻界对政府干预的抵制力量微乎其微。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大卫·凯伊也认为：日本媒体如果能齐心协力，保持自身独立性，原本是可以轻松抵制政府影响力的。但可惜他们没有做到。

　　此外，身处“娱乐至死”的时代，如今的人们，更多地关注明星劈腿、小三上位，却很少意识到获得新闻的渠道正在越来越少，很少意识到客观报道的来源正在日益萎缩。因此，日本民众对政治的逐渐远离、对新闻自由的漠视，也可以说是日本新闻自由度倒退的一个因素。

　　文章最后指出，如今的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强政权、弱媒体”的状态。尽管从排名来看，日本媒体的报道自由还处于亚洲前列，如果结合社会现实来看的话，日本沦入“万马齐喑”的境地，恐怕也是不再遥远的事了。

编辑：
对《日华媒：日本新闻自由度严重倒退 安倍是元凶？ 》表态
http://news.ycwb.com/2016-05/06/content_21991390.htm

万家凝

【案例】
贝索斯跟Peter Thiel开撕，自由PK隐私之战
36氪的朋友们 • 2016-06-02 14:44

编者按：本文首发于经纬创投微信公众号（ID：matrixpartnerschina）。

昨日，亚马逊 CEO 杰夫·贝索斯，公开对 Paypal 创始人彼得·泰尔讨伐新闻媒体 Gakwer Media 的举动表示批评。贝索斯认为：“做为一个公众人物，面对那些让人不快的言论最好的防御方法就是练就一张厚脸皮。因为你永远都无法阻止人们的批评。这种事不值得你花费任何精力。”

贝索斯引用古谚 “See`k revenge and you will dig two graves — one for yourself” 来评价此事，这番言论被中文媒体翻译做 “攻乎异端，斯害己也”，还有人很文艺地称老贝是在劝慰彼得收手——你把精力放在撕这些人身上，就会耽误了诗和远方。

作为一个曾经花费大笔资金资助保护记者委员会的人，彼得这一次出手显然是有违常理的。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

日前，一位摔角选手 Hulk Hogan 起诉 Gawker Media 发布其与妻子的性爱视频，是侵犯隐私的行为。2016年3月18日，法院判处 Gawker Media 赔偿 Hogan1.4 亿美元巨额赔款。

随后，彼得泰尔承认其花费一千万美元资助 Hulk Hogan 诉讼，Hogan 的律师也由泰尔的御用律师团组成。

彼得的报复源自于 Gawker 十年前，曾违背其意愿公开其同性恋身份。彼得并不想 “出柜”，他认为他的生活被报道毁灭。彼得一气之下组建了律师团队，专门负责和 Gawker 受害者接触，帮他们发起诉讼，目的就是为了搞垮 Gawker Media。运筹帷幄了十年，彼得终于击败了 Gawker，想必心里也是出了一口恶气。以下是惹事文章截图：贝索斯跟Peter Thiel开撕，自由PK隐私之战

△本图取自公众号“ 硅谷投委会”

但是，这一切没有结束，Gawker 已经提起上诉。而彼得坦诚自己的 “大阴谋” 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在极为看重媒体自由与个人隐私的美国，名流控告八卦媒体，早已司空见惯。但这场风波越燃越烈，科技界、媒体界、律师界、创投界纷纷加入战团，原因是彼得的行为被解读为 “富豪动用手中特权打压媒体自由”。

Pick a Side 站队时间

新闻报道自由派

对于揭露彼得的 “被迫” 出柜，Gawker 的主编认为自己是在 “赞美泰尔先生，这令硅谷的同性恋投资者可以解放出来，建立一个完全不同、有可能更好的体系，用于进行身份认同并奖掖有才能者，用他们的工作造福世界。”

但泰尔显然不这么认为，才有了上述富翁卧薪尝胆十年报仇的故事。但，亦有很多人认为，他毁灭一家媒体的行为让人对富豪阶层的权利感到胆寒。

支持 Gawker Media 的人群主要由媒体人士构成，他们将这次事件视作是富豪阶层对于新闻报道自由的挑战。在支持 Gawker 的人看来，这次 Hogan 与 Gawker 的诉讼完全是彼得用钱砸出来的。彼得财大气粗，花钱养着专业律师团队，只为有朝一日将 Gawker 告到倒闭。

纽约时报的专栏记者 Nicholas Lemann 还认为，由于彼得是 “铁血” 候选人特朗普的支持者（点击这里查看特朗普的故事），所以这场官司很有可能是未来打压媒体行业的先头战。贝索斯跟Peter Thiel开撕，自由PK隐私之战

△高大上的 wired 也加入了讨伐彼得大军

这种做法无异于是在告诉其他富豪，只要你有足够的钱和时间，就可以利用现有司法制度，让对你不利的媒体永远闭嘴。

Gawker 支持者质疑，如果钱能摆平一切，那么媒体报道新闻的自由权利何在？如果彼得的行为是正确的，那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于新闻自由的保护岂不是变成了无稽之谈？

1791 通过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the First Amendment）特别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 or of the press…）

从以上这 14 个字出发，经由无数联邦法院的判例扩展其内涵，第一修正案最终形成了如今美国价值观的基石——自由。以下我们来看一些案例，更好地感受一下 “基石” 是什么意思：

尼尔诉明尼苏达州：明确媒体具有监管作用

美国联邦法院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新闻自由案件——“尼尔诉明尼苏达州案” 发生在 1931年，记者尼尔在《周六新闻》报纸上批判检察官奥尔森操纵赌场捞钱，奥尔森以诽谤罪将尼尔告到法院，并一路上诉至最高法院。时任首席大法官休斯判尼尔胜诉。

休斯如此说道：

如今，我们政府的行政架构已愈加叠床架屋，渎职、贪腐几率陡增，犯罪率屡创新高。玩忽职守的官员和黑帮分子狼狈为奸、包庇犯罪，将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因此，对勇敢、警觉的媒体之需要，显得尤为迫切，在大都市里更是如此。 尼尔案强调报刊对于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的监督作用，最高法院的裁定赋予了新闻行业至高无上的监管意义。
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提出 “真实恶意原则”

1964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社论，声援马丁·路德·金。社论谴责了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警察对和平抗议的暴力镇压和阻挠，但是部分内容失实。蒙哥马利市警察局长沙利文等 6 人控告纽约时报犯有诽谤罪并索赔 300 万美元。联邦法院裁定沙利文败诉。

大法官布伦南在结案时，提出了真实恶意原则：

对于公共事件或公众人物报导中的错误，控告者 ‘必须明白无误地和令人信服地’ 证明媒体明知故犯或严重失职，否则不能算是诽谤。
这一原则的确立，给予媒体极大的新闻自由。在此后的 40年 里，没有一名联邦官员打赢过针对媒体的诽谤案。对于其他公众人物来说，要控告媒体诽谤也异常艰难。因为过去这些判例的保护，要证实媒体在发表言论时故意无视真实情况是很难的。

福尔韦尔诉拉里弗林特案：公众人物名誉权与新闻言论自由权的冲突

1974年，拉里弗林特在其创办的色情杂志《好色客》上刊登了一则杜撰的采访，以名人福尔韦尔的口吻谈到自己和母亲在酒后发生乱伦行为。福尔韦尔状告《好色客》以及拉里弗林特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此案一路上告至最高法院，判决侵权不成立，拉里弗林特胜诉。

本案的焦点在于，当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和新闻言论的自由权发生矛盾冲突时，到底谁更重要。

首席大法官在判决中指出：

在涉及公共事务争论中，个人的言论难免有错误，难免有片面或过激之词，甚至带有一点憎恨或厌恶的个人情感，这些都是应当被允许的。
也就是说，大法官代表美国司法，始终站在保护公民言论自由这一边。

从以上这些案件的判决中不难看出，美国司法对于媒体持有相当宽通的姿态，优先保护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并且赋予了媒体监管政府以公共事务的权利。美国人民和新闻媒体，由此成为了 “世界上言论最为自由的社会”。

那么问题来了，美国法律会一直无条件地庇护媒体的新闻 “自由” 吗？不一定。

正如安东尼·刘易斯在他的著作《言论的边界》中所说的：“关于（美国）宪法的解释，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手握宪法解释权的法官 “不是在真空中办案”，法官身处的社会环境会影响他们对于宪法涵义的理解和解释。

因为美国以法官判决的判例为法律主要渊源，这意味着法条有一定的滞后性，按照判例裁决时，总会遇到例外的案件，那么判例的原则指导性就失效了。

Gawker 案中，Hogan 作为公众人物，按照判例来看，是处于不利的一方，但是他的胜诉说明了在法官对于新闻自由产生了与前人不同的看法。

个人隐私派



为泰尔发声的人群则来自投资界、宪法律师及前媒体人。贝索斯跟Peter Thiel开撕，自由PK隐私之战

△A16Z 创始人贝索斯跟Peter Thiel开撕，自由PK隐私之战

△YC 总裁 Sam Altman

由于泰尔是脸书的董事，所以小扎也膝盖中了一箭，被质疑不应该有这样的人在董事会上。但脸书的 COO 雪莉桑德伯格回应称：泰尔个人的行为我们并不知情，但是泰尔是一个强大的人，他也是一个优秀的董事，他们不畏惧和他人想法不同，这对于脸书的发展有好处。

Hogan 的律师（也就是彼得的律师团）认为，本案的焦点在于 Gawker 影响的是所有美国人的隐私权利。隐私权对于美国人来说，和言论自由权同样重要。

1792年 通过的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最早出现了关于隐私权的文字，它规定：“禁止政府或个人侵犯公民的身体、住宅、个人信息以及私人财产不收非法搜查和扣押的权利”。

隐私权的真正确立始于 1890年，美国两位法学家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了历史上第一篇论及隐私权概念的论文《论隐私权》。此文发表时，并未立即引起司法界的反响，一直到 20 世纪初美国法官才开始在实务中运用这一理论处理案件。

派维斯奇诉新英格兰生命保险公司案：普通法对于隐私权的承认

1905年，被告新英格兰生命保险公司在没有经过原告派维斯奇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刊登了原告的照片。但派斯维奇告从未在被告处买过保险，所以广告刊登后，派斯维奇十分生气，认为新英格兰生命保险公司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所以状告其犯有侵犯隐私罪，同时提出 25000 美元的赔偿要求。案件上诉至最高法院以后，法官裁决原告胜诉。

当时的法官科布在结案陈述中说到：

人们都普遍认同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一个自然人主题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如果一个自然人是希望自己独自生活在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环境里，那么其他的任何人或者其他任何主体都不能也没有权利违反他的意愿。
格鲁斯沃德诉康涅狄格州案：宪法隐私权的确立

1965年 发生的这起诉讼案影响了美国宪法史。当时，康涅狄格州的法律规定禁止提供有关避孕的信息和指导，并且禁止使用避孕器。但医务主任格鲁斯沃德向已婚者提供了关于避孕方法的信息和医学咨询。康涅狄格州政府质控其违反生育法。终审法院裁定康州的控制生育法因违宪而无效，格鲁斯沃德胜诉。

法官道格拉斯如是说：

虽然宪法在文字上没有过多的提及婚姻隐私权，但是我们相信宪法肯定会保护这些人类最基本需求。试问哪个当事人同意或者愿意让警察进入自己和伴侣的卧室搜查是否使用了避孕器具？
《楚门的世界》：媒体对公民隐私权的侵害

以上两个判例离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太多遥远，又有一点严肃，所以还是说一部和媒体侵犯隐私权相关的电影《楚门的世界》。这部家喻户晓的奥斯卡获奖影片讲述了楚门从一出生就生活在巨大的摄影棚里，他是一档电视节目《The Trumen Show》的主人公，楚门周围的人全部都是演员。他的身边有数千台摄像机，向全世界 24 小时播出楚门的生活。

楚门从出生开始就被数千台摄像机包围，他吃饭睡觉恋爱都被记录下来，片中的导演通过这档节目实现商业利益，同时直接侵犯了楚门的隐私权。

当一个人被迫无时无刻都要与其他人分享他的生活，而其需要、想法、欲望、幻想以至爱好等都一一受到公众的审视，他的独特性和做人的尊严已被剥夺。这样的一个人虽然有知觉，但是随时可被替换；他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布鲁斯通
很多公众人物执着于保护个人隐私，因为当观众对自己的 “偷窥” 到了一定的程度时，身为公众人物的 “自豪感” 已经被 “没有做人的尊严” 所代替，甚至还对自己造成了身体和心理上的伤害。

美国的隐私权法认为，公众人物需要让渡个人的部分隐私权，必须以公众人物的身份接受舆论监督，因为国民的知情权高于高中人物的隐私权。可 “部分隐私权” 的疆界在哪里我们并不清楚，更多是依靠 “良心和职业操守” 在进行。

不是最后的最后

通过讨论泰尔和 Gawker 双方的观点，还有对美国自由权、隐私权的追溯，事件的是非曲折可能每个人的评价都不一样。但我们认为了解和讨论这些事情是有其意义的。

权利自由从来都有疆界，当权利越界，监督成为霸凌；当自由不受约束，则世间无可依仗之准则。当那么法律作为人类世界 “最低限度的道德”，其标尺究竟应该在哪里？

最后，我们引用深陷风波中的主人公彼得的话来结束全文吧：

Gawker 的未来不是由我决定的。如果整个社会决定团结在 Gawker 身边，希望看到更多人在自己不情愿的时候被宣布出柜，希望看到更多性爱视频，那么他们一定会找到办法去拯救 Gawker 的。我对此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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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凝

【案例】
加拿大总理刚说“言论自由至关重要” 这位官员就因为人权言论被“围攻”
来源：兔子公社微信公众号 2016/06/12 07:01:01 字号：AA+
导读: 作为华裔的陈国治此番发声被看作是对王毅斥责加拿大记者的支持，而被加拿大部分主流媒体和政客的质疑乃至围攻。加拿大前联邦移民部长甚至称陈国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正式大使”，直逼得陈国治发表声明重申对加拿大的效忠。
近日，中国外长王毅在加拿大批评加国记者提出中国人权问题引起的风波越来越热闹。本周，加拿大安大略省公民、移民与国际贸易厅厅长陈国治（Michael Chan）表示，应该从民生的角度去看人权问题。作为华裔的陈国治此番发声被看作是对王毅斥责加拿大记者的支持，而被加拿大部分主流媒体和政客的质疑乃至围攻。加拿大前联邦移民部长甚至称陈国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正式大使”，直逼得陈国治发表声明重申对加拿大的效忠。

加拿大安大略省公民、移民与国际贸易厅厅长陈国治（Michael Chan）

华裔移民厅长肯定中国基本人权的进步

陈国治出生在香港，18岁移居加拿大，是安大略自由党党员，从2007年至今任安大略省省议员。

2007年2月，陈国治获安大略省省长麦坚迪(Dalton McGuinty)委任进入省政府内阁，成为自1993年后首位省税务厅长。此后，陈国治历任省公民及移民厅长、旅游及文化厅长。2011年10月连任议员成功，并留任省旅游及文化厅长，曾短暂复任公民及移民厅长。2014年6月，陈国治再次顺利连任，在新组成的内阁中担任公民、移民及国际贸易厅长。

加拿大华文媒体“加国无忧”网站6月6日在新闻栏目刊登文章《陈国治专访：同一个问题已经问了四十年》（全文附后）。陈国治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刊登此文。文章开篇提到王毅事件，说王毅“与加拿大记者问答过程中谈到人权的问题，引起了各方评论，记者就此采访了陈国治，请他谈谈对此事的看法”。不过专访内的记者无署名，也无表明所属媒体的名称。

陈国治在采访中的说法与加拿大政府的说法有明显区别。他说，西方和其他国家向中国提出的问题，自改革开放“大大话话，已经问了40年”，“40年都问同一个问题”，文章说要看看40年内，中国人的人权“经历了哪些沧海，踏上了哪些桑田”。

陈国治说，人权涵义很广，但生存权和保障民生，是人权重要的一环。他举出经济发展，出境旅游，留学移民等例子来说明中国社会四十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和飞跃发展。

陈国治主张“应该从民生的角度去看人权问题，人权的进步与民生的进步相辅相成，是挂钩的。”

文章最后写到“陈国治告诉记者，四川悬崖村民渴望一条安全道路，生存是他们面临的人权。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人权的起点不同，发展的速度和过程也有别，秉承开放，善意和发展的眼光去看，未来可期。”

而此前加拿大政府对王毅斥责加国记者“傲慢”、“偏见”表示了不满。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也称，中国在人权方面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保守党政客骂陈国治“吃里扒外”

此次陈国治文章一出，堪称陈国治“死对头”的《环球邮报》抓个正着，立刻发文称陈国治为中国人权纪录辩

《环球邮报》网站报道截图

《环球邮报》曾在去年六月份报道说，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几年前曾经罕见对陈国治和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的密切关系感到担忧，为此曾专门派人去省政府面见省政府官员。不过，安大略省的两任省长麦坚迪和韦恩(Kathleen Wynne)都断言这些指控毫无根据。报道登出后，陈国治以诽谤罪名控告《环球邮报》，目前官司尚未了结。

《环球邮报》此次采访了加拿大前联邦公民及移民部长、对华态度强硬的保守派政客杰森·肯尼(Jason Kenney) 和前加拿大驻华大使马大维等人。

《环球邮报》报道说，肯尼似乎对陈国治站出来维护中国人权并不吃惊。曾经与陈国治多次出席同场活动的肯尼说：我感觉他有时候把自己当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正式大使，在加拿大利益和中国政策发生冲突时，他不记得自己听见过一次陈国治维护加拿大利益；在加拿大关于人权的原则涉及到中国时，他也不记得自己听见过一次陈国治维护加拿大原则。“这是在削弱加国的平衡立场。”，肯尼说。

肯尼回忆到，他有一次目睹陈国治在一个华人社区活动中上台讲话。在讲话的最后，陈挥拳大呼。旁人为肯尼翻译说，他喊的是“祖国万岁”。肯尼说：“我不认为他指的是加拿大。”

肯尼还在自己推特(Twitter)嘲讽“陈国治是加拿大官员，为何不断背诵中国政府的论点？”

前加拿大驻华大使马大维认为，加拿大的当选官员在和选民交流时最好不要完全用外语。这样做一方面让大多数加拿大人无法了解他们的观点，另一方面，这就象是在“对外国政府施加政治影响开启了大门”。

陈国治发声明忠于加拿大

6月9日，陈国治开腔回应《环球邮报》的报道时声称，他自从控告该报诽谤后，《环球邮报》一直对他作负面报道，他现正收集有关资料，交由其律师修改诽谤案的索赔原因，以一并诉诸法庭，目前该案仍正在排期聆讯。

陈国治表示，《环球邮报》报道引述肯尼的说法，被指在一些华人社区活动高呼“袓国万岁”口号。陈国治回应称，记得在肯尼出任移民部长这段时间，他与肯尼同时出席华裔社区聚会只有十多次，他自称在出席的场合一定被人前呼后拥，不会有高调的时间。陈国治说，出席任何场合亮相或演说，从来没有慷慨激昂或舞手动脚，也从来没有在这类场合中大声吶喊。他不知肯尼说亲眼目睹的是在哪一个场合。


陈国治在Facebook发声明，表示忠于加拿大

陈国治9日就此事公开发出书面声明，称读到《环球邮报》有关报道，令他感到愤怒。他在声明中声称，该文标题和解读都是虚假，指他为中国人权记录辩护，是恶意的曲解。而指责他将外国的利益凌驾于加拿大或安大略省之上，更是荒谬和诽谤。陈国治又指《环球邮报》持续的一系列行为，诋毁他多年的公共服务及对加拿大的忠诚。

陈国治在声明中重申，他是加拿大人，和其他新加拿大人都深爱这个国家，忠于这个国家。

延伸阅读：

专访陈国治：四十年来的问题

近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访问加拿大，在举办媒体发布会的时候，与加拿大记者问答过程中谈到人权的问题，引起了各方评论，记者就此采访了陈国治，请他谈谈对此事的看法。

陈国治说，西方和其它国家，向中国发问人权问题，由中国改革开放第一天到现在，大大话话，已经问了四十年。不是什么特别，新鲜或突然跑出来的议题。既然四十年都问同一个问题，那我们就看一看这四十年间中国人的人权究竟走了多少路，经历了那些沧海，踏上了那些桑田？

陈国治说应该从民生的角度去看人权问题，人权的进步与民生的进步相辅相成，是挂钩的。最好的例子，莫如多伦多星报上星期的一个报道：四川省有个悬崖村，小孩需爬藤梯攀岩上学，为减少风险，小孩每两周才能回家一次，因为爬崖极其危险，悬崖峭壁，稍有不慎，孩童就命丧悬崖。孩童的人权是求学，可能的代价是生命！所以人权涵义很广，但生存权和保障民生，是人权重要的一环。四十年前中国致力于解决人民的温饱，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四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发展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在经济、教育、医疗、留学、移民、旅游、生活品质四十年来发生了“天荒夜谈”的变化。

四十年前和四十年后

首先是交通工具，陈国治说他差不多四十年前到中国的时候，满大街跑的是人力车，上落十排以上，不知怎样走过马路。上个月再去中国，也是不敢在大城市过马路，不同的是，马路上车往来都是汽车！截至2015年底，中国私家车占有量已达1.24亿辆，其中汽车驾驶人超过2.8亿人。民生进歩了。

国民经济，四十年前中国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1978年轻重工业比例为43：56，轻工业产品严重匮乏，四十年后，根据官方2015年数据，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十万亿美元。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农业国和第二大服务业国，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在过去三十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率近10%。中国是也是世界最大贸易国。民生丰富了。

陈国治继续说，出境旅游，四十年前出国旅游，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想都不敢想，一是没钱，二是政策不允许，四十年后，中国出境游从以前的“一生一次”到现在的“周末出国”，2014年出境人数首次突破1亿人，海外旅游消费2014年1648亿美元，振兴当地的经济，美国旅游协会主席罗杰•道描述更形象，他称中国游客是“会走路的钱包”。据统计，中国过亿的出境游客为世界旅游业的增长贡献达到19.62%。民生精采了。

留学移民，四十年前能把下一代送出国留学的家庭在中国的当时是凤毛麟角的，要不大家族，要不公派留学生，移民那个时候似乎还没有这个字眼，四十年后留学和移民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过去的四十年间中国国门大开，留学、移民和海归，走出中国门和走回中国门都很方便和自由。目前海外华侨华人总数约为6000万人，目前在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已达8万人。民生自由了。

陈国治说，仅仅举以上几例来看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发展和变化，还有医疗、教育、国民的生活水准，中国飞跃式的发展、致力于提高民生水平，导致中国人权这个话题变得更宽阔和多层次的变化。王毅外长让记者去中国问问中国人，亦给陈国治带来了一个回忆：在2010年陈国治和前省长麦坚迪访问中国，和中国前外长杨洁篪会谈，杨外长亦建议他们和普通百姓谈谈人权。陈国治话，其实不用跑到中国去问中国人，加拿大有8万个中国留学生，记者们大可向这八万'大军'发问，毎人问个清楚，问他们对中国民生民权的感受，做一个调研统计。当然还可以问问来加拿大旅游的中国游客。

陈国治告诉记者，四川悬崖村民渴望一条安全道路，生存是他们面临的人权。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人权的起点不同，发展的速度和过程也有别，秉承开放，善意和发展的眼光去看，未来可期。

原标题：加拿大总理刚说“言论自由至关重要” 这位官员就因为人权言论被“围攻”
http://www.haijiangzx.com/2016/0612/107428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