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预警案例集锦

刘海明

【案例】

面对“水深火热”的国际疫情，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国际疫情坏消息频传。中国社交媒体的评论区，出现了很多让人不安的言论，不乏嘲笑、讽刺甚至幸灾乐祸。其实这很傻。

那些人并不清楚现代世界的运作规则，不知道国外疫情的“水深火热”，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不知道我们要面对的将是一个什么世界。

01—
首先需要说的是：我们看到的坏消息并非全部的事实。

就传播规律而言，坏消息传播速度永远比好消息传得快且广泛。举个例子，韩国、日本疫情刚爆发时，中国好多自媒体都是极力渲染他们的“愚蠢的应对策略”“慌乱的民众”以及“混乱的秩序”。
但仅仅两周之后，我们就发现韩国和日本的疫情其实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那么现在又有多少媒体在报道韩国、日本的情况呢？几乎没有，因为井然有序不是新闻，没有传播度，拿不到10万+阅读。
没错，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的意大利、美国、英国的疫情惨状大多属实。但请注意，他们所传播的却又并非全部事实。
人家好的方面，我们的媒体和自媒体往往会选择性忽视，因为那些情况缺乏可读性，太普通，太常见，算不上新闻。
不要以为你看到的就是真相，真相永远比你看到的要复杂。来看看下面这张图的三个断面吧。

还有下面这张图的左右两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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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当有人在为各国疫情惨重、美股暴跌幸灾乐祸的时候，或许我们并不知道接下来的世界对于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隔岸观火时，那火很可能很快就要烧着你的眉毛。就算你没有亲戚同学在美国，你没有购买美股，但美国的疫情仍然与你相关。美股大跌，在美股上市的中国公司毫无疑问也损失惨重。那些中国公司或多或少都跟你的生活直接或间接关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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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个多月，中国平安下跌13%，微博下跌19%，阿里巴巴下跌10%，百度下跌21%……股价下跌公司都需要改善其财报来继续维持股价。

在需求抑制的情况下，裁员成为缩减成本的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计算一下你的公司股价在疫情期间的跌幅，或许失业离我们并没有那么遥远。
一个简单的逻辑——国际疫情水深火热，国际消费者就会减少消费，而直接后果就是大量中国工厂的订单就会被取消，大量工人就会失业回家或在城市流浪。
与上年同期相比，中国今年前两个月的出口下降了17％，订单退回、工厂倒闭正在真实地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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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第一季度电子产品出货量

全球产业链可分为三个层次：
美欧英是以服务业为主要输出的经济体——更多输出技术、品牌。
中日德意是以中高端制造业为主要输出的经济体——更多输出产品、实物。
而其他国家则主要输出上游产品——更多输出石油、原材料。
每一个国家都是全球产业链不可或缺的一环。全球供应链是一副多米罗骨牌，任何一块倒掉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就连Netflix在疫情期间都要减小码率，我们看的美剧都不会那么清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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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全球经济早就是一个整体了。

今年2月，韩国大邱市成为此次疫情重灾区。大邱的沦陷立马影响到了全球智能手机的生产，因为占全球OLED屏幕94%市场份额的三星和LG工厂，就在距离大邱20分钟车程的龟尾工业园。
2011，年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让世界消费电子产业也跟着发生”地震”。当年日本芯片产业收入633亿美元，占全球半导体市场的20.8%，飞思卡尔、富士通、东芝、索尼等无数品牌的工厂都在震中附近。
2013年，韩国第二大芯片厂商海力士位于无锡的晶圆厂发生爆炸，全球存储芯片价格瞬间跳涨了25％。
2015年，台湾高雄地震，台积电中科、南科厂停产，导致全球逻辑芯片价格上涨10％～20％。
世界是一个整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位外地农民工失业后，不得不坐火车回到了自己的湖南老家。他压根没想到自己的失业，是由底特律无钱买房但依然可以从贪婪的银行申请到贷款的汽车工人所导致的。

04—
当下，我们所面临的状况，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严重。

联合国秘书长指出，从目前看，全球经济衰退已不可避免，新冠疫情可能导致2500万人失业。
国际劳工组织则表示，这次全球大流行不仅仅是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而且是严峻的就业危机和经济危机。其所预测的最坏情况是，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下降8%。
中金公司将2020年中国实际GDP增速，从之前预测的6.1%下调至2.6%，2.6%是什么概念呢？它是自1977年以来中国过去43年中最低的增速。
“2020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它一定会成为最真切的现实。
当Sars在2003年爆发时，中国的经济总量仅占世界的4％，而今天这个数字是16％。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似乎要停下来了。
或许你现在还感受不到，是因为国外的疫情还没到高峰。想一想，中国采取空前严厉的防控措施，也用了两个多月才将疫情控制下来；而以国外目前的策略，时间很可能会比我们更长，影响范围也会更广。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可能还会不断听到坏消息。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金刻羽小姐悲观地预测：
我们面临的有可能是经济大萧条，而不是经济衰退，是1931年的情况，而不是2009年的情况。危机和萧条区别很大，一个是crisis，一个是depression。一个是丧失GDP的5%，一个是丧失GDP的50%。这次疫情所带来的萧条，其严重程度可能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10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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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美国大萧条时的情形

据航空咨询公司亚太航空中心（CAPA）称，如果不能有效遏制COVID-19疫情的传播，航空继续管制的话，全球全部航空公司将在今年5月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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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并非完全在国内，在国外也有着众多国人关切的直接利益。
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了1100亿美元。

中国在全世界建高铁、运河、港口。总长度超过巴拿马运河的尼加拉瓜大运河是中国公司在承建。
中国租下了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投资逾10亿美元开发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承建俄罗斯的莫斯科-喀山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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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疫情大爆发，上述超级工程也毫无疑问会受到直接影响。

中国有着全世界最多的海外留学生，他们在北美、欧洲、澳洲......在众多疫情爆发国家的中心，他们在海外的生存和安危也直接受到冲击。美国一些华人已经在购买枪支以防止意外......
中国还有众多公司不仅出口产品，而且还直接在海外经营业务。有市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活跃的身影。2018年，中国人进行了1.49亿次海外旅行。
中国早已融入了这个复杂的世界体系。中国人、中国公司、中国商品早已成为海外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和这个世界一荣皆荣，一损皆损。

06—
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作者提出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戴尔理论”，即当两个国家通过广泛的供应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两个国家就不会发生战争。

戴尔电脑生产的供应链横跨多个国家和地区——处理器来自英特尔在菲律宾、马来西亚或中国的工厂；内存来自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的车间；主板由中国台湾和韩国在中国大陆的工厂生产；电池来自日本设在墨西哥或马来西亚的工厂；电脑包则由东莞的某个工厂出品；而戴尔的客服团队有一部分在印度.......
今天，或许这个理论可以修改成“iPhone理论”，《一只iPhone的全球之旅》更加详细地描述了这台全世界最畅销的手机，是如何将多个国家的供应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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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理论”认为，处在供应链上的国家会在任何可能的战争潜在因素前，都会三思而行——而阿富汗、黎巴嫩、叙利亚、朝鲜……这些国家并不是全球任何供应链的一部分。

如果这个世界的供应链网络因此次疫情而遭到严重破坏，那么这个世界的危险程度，无疑会大大增加。

07—
中国过去40年的飞速发展，从国际上说，主要是因为柏林墙倒塌、911恐袭等等大事件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这个世界，进而带给了我们一个和平、稳定、温和的外部环境。

如今，这个外部环境在起变化。而这种微妙的变化并非自这次疫情爆发后才启动的，疫情爆发只是加剧了世界的割裂程度。
美国奉行“美国优先”政策，欧洲出现了英国脱欧的黑天鹅，甚至这次意大利疫情告急向欧盟求援27国竟不理会，德国扣押了瑞士的口罩，欧洲的团结变成一个童话。
如今，疫情的爆发让各国某些政治势力都在呼吁“供应链回流“，似乎决意要和整个世界脱钩。
著名智库Chatham House的首席执行官尼布利特忧心忡忡地说：
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在走向终结。世界变得越来越撕裂，没有一个国家能从一个撕裂的世界中受益。

08—
一名学生曾经问了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人类文明的最初标志？
很多学生的答案是：鱼钩、石器、火……

然而米德的回答却超乎了所有人的猜想。她说，人类文明最初的标志，是我们发现的“一块折断之后又愈合的肱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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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进一步解释道：

在动物界，大腿骨如果被折断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动物摔断大腿，其实意味着死亡，因为它无法逃避危险、不能去河边喝水或狩猎食物，它很快会被四处游荡的野兽吃掉。
而上面那个愈合的肱骨，则表明当时有人花了很长时间去照顾受伤的人——处理伤口、提供食物、保护他不受攻击。
米德最后意味深长地总结道：从困难中帮助别人，才是文明的起点。
面对国外疫情的各种惨烈，不要忘了人类文明是从互相帮助开始的。
结束本文前，让我们来重温一下那首著名的《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没有谁是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踞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如果有一块泥土被海水冲刷欧洲就会失去一角这如同一座山岬也如同一座庄园无论是你的还是你朋友的无论谁死了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本文由“闻道不分朝夕”整理精编自佚名网帖

来源：微信公众号 闻道不分朝夕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5kTBWctqzajoVItDSgQEcg

编辑：贾梦琪

刘海明

【案例】

编辑：贾梦琪

刘海明

【案例】

编辑：贾梦琪

刘海明

【案例】

舆论是怎样控制的

文/黄钟

“灌输纳粹党学说比生产重要”

纳粹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不高，一时间也没法让家家户户都很快拥有一台收音机。

于是当局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这样一来，即使没有收音机的人，不也就可以及时听到元首的最新指示，了解纳粹党和政府的最新方针政策了么?大伙在一起收听广播，谁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来。因此，国民们连耳根清静的自由都没了。

也亏纳粹当局想得出来。一般成年人总得养家活口，要养家活口就得上班工作，纳粹当局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把许多广播节目安排在上班时间播出，在播出的时候，人们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收听广播。这样一来，整个德国上班的人不就都能够收听到广播了么?

即使广播的时候你是在咖啡厅或者餐馆，那也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因为像餐厅、咖啡馆之类的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而对于行人来说，街头的扬声器，照样会把纳粹党的声音传送到你的耳朵里。

纳粹当局强行这么做，难免会损失大量的工作时间。这种广播往往不是一两分钟就能够完事，因为希特勒这些人的演说，动不动就长达两三个小时。如果把全国的人因此花费的时间累计起来，那会相当于浪费多少个工时！可是戈培尔并不因此改弦易辙，在他看来，“灌输纳粹党学说比工人们的生产更重要”。可是无线电波跟报刊不同。如果一份外国报纸或杂志禁止在德国发行，一般人是无法看到的，而电台就不一样了，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技术干扰，一家英国电台的广播，柏林人也可以收听得到。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戈培尔和他的宣传部的努力就可能事倍功半。

为此，第三帝国就把收听外国电台视为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美国著名记者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记里提到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军飞行员的母亲接到通知，说她的儿子已经失踪并被认定为死亡。可是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德国战俘名单里却有她的儿子。次日，有八个朋友和熟人来信告诉她这个信息。可是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这位母亲向警察告发这些人收听敌台，于是他们全都被捕了。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还有几个人敢轻易接受和传播戈培尔们不喜欢的信息?在恐惧中自我收敛，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生活常态。如此一来，戈培尔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随意操纵舆论了，而他的西洋镜永远不用担心被人公开戳破。

被希特勒轻蔑地称为“小蛆虫”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下台了。1940年5月10日，丘吉尔出任英国首相。戈培尔指使部属：“在口头上和图画中，应该把邱吉尔介绍成是英国人民的典型：一个品行不端、呲牙咧嘴的家伙，长着类人猿一样的前额，是制造谎言的嗜酒狂，总是与有钱人、犹太人、布尔什维克人为伍，将工人踩在脚下…”这样炮制和筛选出来的消息除了可以误导德国人之外，还有什么用呢?

而国外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人家是怎么看待希特勒德国的，这类的信息是否可以传播，以怎样的形式传播等等，都是纳粹当局说了算。

1940年11月11日，罗斯福的停战日演说在德国被严禁播放。夏伊勒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希特勒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会在全美国播放，但是罗斯福的讲话德国人却一个字也听不到。这是民主的一个弱点，我想；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正是民主力量之所在。”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可现在就第三帝国的新闻报道而言，只有纳粹党一家在王婆卖瓜了，她想怎么夸就怎么夸。英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安德森爵士曾这样评价过戈培尔：“对他来说，没有什么胆汁是太苦的，没有什么谎言是太过于明目张胆的。”这话不错。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是德国犹太人的噩梦，可是过后，戈培尔却信誓旦旦地声称：“关于所谓洗劫和捣毁犹太人财产的一切说法，都是令人厌恶的谎言，我们没有动过犹太人的一根汗毛。”也许有人会说，世上哪有诚实的政客?但第三帝国可能跟美国英国有所不同，罗斯福的一句话可能招来一万句的反驳，而戈培尔和纳粹党睁着眼睛说瞎话，没有哪家德国报纸电台可以唱反调戳破它。

即使是明知帝国已经日薄西山，戈培尔依旧把德国人民当猴耍。在1945年3月27日的日记里，戈培尔这样写道：“晚上放映每周新闻。电影里的西线情景真令人吃惊。我们根本不能让公众知道。”这自然是从大局出发一一纳粹统治不可动摇的大局。没过几天，明知许多人在准备将万字旗换成白旗，戈培尔又在1945年4月1日的日记里说自己“打算大大强化我们整个宣传通讯政策。在目前的战争阶段，调子最高的语言即是最好的语言”。

想必戈培尔部长心里也清楚，谎言重复一千遍，那也不会成为真理，但这位跋子还懂得，谎言如果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戳穿的话，许多人就会把它当成真理。因为谎言的陷阱到处都是，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就会掉进那个陷阱。不过，第三帝国宣传部炮制的那些政治谎言，到底真正征服了多少德国人的内心世界，只有天知道。因为在政府欺骗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会用欺骗政府来保全自己。

1943年2月8日，戈培尔在柏林体育馆的演讲，赢得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当戈培尔对听众们说：“你们愿意打一场总体战吗?如果有必要的话，你们愿意打一场比我们今天所能想象得到的更为全民化更为极端化的总体战吗?”听众报以狂热的回应：“愿意！”在这种场合，这自然是戈培尔愿意听到的标准答案。不想进集中营就不会说“不愿意”。可在离开讲台时，戈培尔却对心腹说这些听众真是一群白痴：“假如我对这帮家伙发问，是否愿意从哥伦布大厦的楼顶上往下跳的话，他们也同样会吼‘愿意’的。”

这可真是一语道破了第三帝国的天机。至于戈培尔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并不重要。那些掌声里有多少是逢场作戏，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必须欢呼雀跃，一副十足的脑残模样。戈培尔视他们为白痴，其实，对戈培尔那激情四溢的精彩演说，何尝就不可能也有听众会心里讥笑他：真是个白痴！我们一鼓掌他就以为我们真的支持他！

在极权政治的世界里，有时候你很难分清到底是谁在骗谁。为了更好地蒙人，纳粹德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比如，对于隐瞒和掩盖真相的一个理由就是，如果如实地公开披露，会损害国家的威望，为英法等西方国家提供了攻击德国的口实。哪家报纸公开披露第三帝国的阴暗面，那就是为反对德国的敌人提供宣传资料。

当然，人们接受这种论调的原因，恐怕也有希望什么都不知道的心理在作祟，因为这样就可以免去了良心上的不安，免去了真相所带来的心理压力。

家丑不准外扬的另一面，一定是家丑也不准内扬，通过实行严厉的新闻出版管制，尽可能把更多国民蒙在鼓里。要不然，《柏林日报》可以自由报道和评论的话，外国人不也照样可以获知，从而家丑不也就外扬了么?

同样地，面对境外的批评，纳粹的行话称之为“恶意宣传”。于是，第三帝国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那些并不是纳粹分子的德国人，却在起劲地捍卫纳粹的言行，反对别人的批评。他们认为，对纳粹的抨击就是对德国的抨击。作为一个德国人，他们“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和批评德国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伤害他们的“感情”。当时的德国人就像是着魔了一样。1935年，美国大学生克雷格在慕尼黑街头看到，商店门面高悬的横幅上写着：“谁在犹太人商店里买东西，谁就是人民的叛徒！”在饭店或者小酒馆里，克雷格偶尔跟人攀谈，那人可能会暗示他并不赞同反犹政策，可就是这样的人，也会辩白说，希特勒毕竟解决了失业问题，或者说希特勒的对外政策恢复了德国的自尊，或者说过火的反犹措施都是希特勒的下属所为，而希特勒并不知道，等等。

如果这位初来乍到的美国毛头小伙子要加以反驳的话，话题就很容易引导了美国也有私刑，或者大西洋彼岸也没有真正的文明等等上去。这个出过康德、黑格尔和歌德的地方，似乎一夜之间，整个民族都不会讲道理了。这样的国家，不疯，那才怪呢。

“宣传只有一个目标”

瘸子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一个生活在第三帝国的德国人，会被他“征服”成啥样呢?

在1940年的日记里，夏伊勒记下了一个生动的案例。1940年8月28日晚，英国轰炸机首次在柏林炸死了德国人。第二天，戈培尔命令报纸声讨英国飞机“攻击手无寸铁的柏林妇孺的‘野蛮暴行’”。他让报纸向德国人灌输，德国战机只攻击英国的军事目标，可是“英国海盗”却根据“丘吉尔本人的命令”，专挑德国的非军事性目标攻击。还别说，戈培尔的忽悠还有人真信。1940年8月31日，护士就问得了流感的夏伊勒：“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夏伊勒告诉她：“因为你们轰炸了伦敦。”可这位护士小姐却反驳说：“是的，但是我们攻击的是军事目标，而英国人却轰炸我们的房子。”

这位普通的柏林妇女，用夏伊勒的话来说，“简直就是戈培尔宣传有效性的活广告”。实际上，这位护士小姐之所以会这么看，并非只是戈培尔宣传的力量使然。这位妇女难以接触到纳粹当局反感的各种信息，就是因为有强权的存在。当年《纽约时报》驻柏林记者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如果希特勒完全受人欢迎，戈培尔就会失业；如果戈培尔完全成功，希姆莱就会失业。”

希姆莱是何许人?第三帝国的警察头子。宣传的成功有赖于暴力的配合。在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管用的时候，还有集中营、死刑和流放等发挥作用。对于德国人民，不仅文攻心，而且还武攻身。

谁敢公开不跟纳粹党一条心，就没有好果子吃。1936年12月，纳粹当局不仅没收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的财产，而且还剥夺了他的国籍，波恩大学甚至将他1919年获得的名誉博士头衔也取消了。纳粹对付异己分子有的是办法，可以监控，可以秘密抓捕，可以关押，可以驱逐，可以不让回国，可以判处死刑，可以劫持，可以谋杀………大名鼎鼎的卡尔·施密特教授振振有词地声称：“在判决政治犯罪时，规范和程序的运用只能意味着束缚元首的手脚，有利于反抗者。”

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人感受不到纳粹专政手段的直接伤害，但他们要在第三帝国活下去，就得心里清楚，马王爷几只眼。而在宣传征服群众之前，得先征服宣传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国文化协会，总部设在柏林，戈培尔任协会主席。该协会下设德国美术协会、德国音乐协会、德国戏剧协会、德国文学协会、德国新闻协会、德国广播协会、德国电影协会。凡是在相关领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须加入相关协会，并且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听话者不得食。对于“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协会可以拒绝接受他们为会员，已经取得会员资格的，可以开除他们。

这样一来，通过德国文化协会对整个文化活动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纯洁”出一支效命于纳粹政权的文化队伍。这支队伍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宣传的主力军，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有组织的忽悠事业的马前卒。

文化艺术成了权力的婢女。几千万德国人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美术作品，可以欣赏到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观赏到什么样的戏剧电影，能够收听到什么样的广播，看到什么样的新闻，等等这一切，都取决于纳粹党的好恶。马克·吐温可以在美国经济腾飞之际出版《镀金时代》，可托马斯·曼这些人在纳粹德国却没有容身之地。现实题材中，满是荆棘和陷阱。对于不少人来说，惹不起，那就想法子躲呗。不让写现实，我就写点历史；不让写真实生活，我就写田园牧歌……只要不肉麻给纳粹统治唱赞歌就行。第三帝国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历史题材的作品一枝独秀。俗话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题材的作品照样会触犯纳粹的禁区。

1933年柏林焚书，为什么要把艾米尔·路德维格和沃纳·黑格曼的作品付之一炬，堂而皇之假借的旗号就是：“反对伪造我们的历史，玷污历史伟人，捍卫我们往昔的尊严！”一旦文艺成为政权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不过，希特勒、戈培尔们并不是笨蛋，他们也不想德国的文化艺术“退化”得无人问津。相反，他们希望艺术性和纳粹化能完美结合，不仅德国人喜闻乐见，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勒亲自邀请德国著名女导演里芬施塔尔出马，就是例子。

1934年，纳粹在纽伦堡召开党代会，女导演里芬斯塔尔拍摄了《意志的胜利》，成功地将纳粹政治艺术化。该片在柏林乌发剧场首映时，戈培尔称赞它“成功地摆脱了陷入简单宣传的危险”，将伟大时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

“各家报纸都受到指示”

纳粹德国常常被人贬为极权国家。何谓极权?最通俗的诠释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换言之，权力无所不管，一切事务都要以权力意志为转移。

不过，就媒体而言，纳粹政权的无所不管，并不意味着第三帝国的文化事业都是国营或党有。恰恰相反，报刊电影等等，可以私人经营。私有不见得就等于自由。纳粹政权可以利用私人的钱为自己的事业服务。比如对于私营电影公司而言，一切投资都是民间的，可是影片是否可以公映，审查权却牢牢地攥在戈培尔的教化与宣传部手里。不是有钱而是有权才是大爷。这样一来，不仅国库的钱可供纳粹政权使用，就是民间资本，也间接地为纳粹当局所用。至于是否叫座，用不着纳粹党操什么心，因为它没有自个掏钱赔本赚吆喝的风险。

自然，因为这种管制，难免会有纳粹电影上映观众未必买账的情况发生，而戈培尔战前许可引进的好莱坞影片却门庭若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德国的电影业一片萧条。毕竟，投资者在商言商。为了利润，他们会竭力在纳粹当局容许的框框之内发挥自己的才干，尽可能地迎合观众的欣赏口味，换言之，会有管制之下的畸形繁荣，畸形创造。也会有票房业绩不俗，戈培尔和投资商都皆大欢喜的大片。

同样地，纳粹德国也不是像《民族观察家报》之类的纳粹党报党刊一统天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纳粹党或党内个人拥有或控制的报纸，只占全部报纸销量2500万份中的三分之二。控制报业，并不需要所有的报刊都是纳粹党办。即使是报刊为私人创办和所有，但是，通过购买、清洗、控制股份、审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达到操控的目的。

碑斯麦或威廉二世的第二帝国，相对于英美国家，德国人的政治自由只是个多少的问题。而到了第三帝国，连这一点，都俱往矣。《伏斯日报》是德国最主要的报纸，地位有如《泰晤士报》之于英国，《纽约时报》之于美国，它创刊于1704年，可是在1934年4月1日，这家发行了230年的自由主义报纸，被迫停刊。而另一份世界驰名的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虽然不像《伏斯日报》那样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板却在1933年春被迫出让自己在这家报纸的股份。《法兰克福日报》是德国第三大自由主义报纸，与前两家报纸的境遇有所不同，它在清除了犹太老板和编辑后继续出版。躯壳尚在，魂魄已殴。

那些在纳粹淫威中幸存下来的报纸，知道小命捏在纳粹当局手里，它们为纳粹党服务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纳粹党有的报纸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一来，纳粹党不用把所有的报刊都一手统到自己的名下，无须为所有的报纸的亏盈付费，就能够做到，所有的编辑记者都得先当纳粹党的文奴，所有的报刊都得跟纳粹党保持一致，否则编辑记者没法在新闻出版这个行当干下去，报刊就没法存活。

戈培尔对新闻的管制，细致人微。当过驻德记者的夏伊勒这样写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驻柏林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第三帝国的宣传部把每天规定的这也不能报道那也不能评论的指令，当成纳粹党国的秘密。按照纳粹德国刑法典的规定，“着手泄露国家机密者，处死刑”；“以泄露为目的，而着手取得国家机密者，处死刑或无期重惩役”。纳粹当局的这两项规定，可不是两个虚张声势的稻草人。1936年，夏伊勒在日记里就提到，因为偶尔把戈培尔每天向新闻界下达的一些密令副本给过外国记者，德国《波森日报》的一位先生被判处死刑，后来又被减为无期徒刑。其实，密令的内容无非是用谎言代替真相的指示罢了。

在这样严厉的新闻管制之下，一份份报纸势必在舆论一律中变得索然寡味。戈培尔跟他的教化和宣传部并不希望第三帝国的报刊被读者不喜闻，不乐见。1934年，戈培尔和德国新闻协会主席阿曼，曾要求步步紧跟的编辑们，不要把报纸编得那么单调划一。他们是希望看到德国奇迹：编辑记者们戴着缭铛也能够跳出世界上最美的舞蹈。阿曼对“目前报刊完全单调划一”的现象深表遗憾，可他说，这既不是政府的措施造成的，也不符合政府的意愿。那是谁之过呢?埃姆·韦尔克是《格鲁恩邮报》的编辑，他指责说，报刊之所以变得那么干巴巴，是因为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可是，大人物嘴里的那些漂亮话，不过就是说说而已，哄哄没有头脑的人，怎么能够当真呢?如果不要单调划一，还要宣传部干吗?媒体的存在，不就是为了让纳粹党满意么?哪能各唱各的调?韦尔克这下是摸了老虎屁股。这份周刊受到停刊三个月的处罚，而韦尔克自己不仅被戈培尔撤了职，还被送进了集中营。

不仅如此，新闻媒体还成为纳粹震慑德国人的杀人不见血的利器。即使是帝国的末日迫近，戈培尔还把新闻报道当成一种制造恐怖氛围的工具，一种对自己的人民进行心理战的手段。因为战火连年，德国人的生活难以为继。有一天，200人冲进两个面包铺，抢走了面包，戈培尔立即决定采取“严酷的措施”镇压。他要求临时法庭立即审讯“首恶分子”。当天下午，人民法院就从重从快地判处了一男两女死刑。因为戈培尔认为其中一个女的案情要轻一些，决定饶她不死。对于这事，戈培尔在1945年4月8日的日记里写道：“……关于审判和处决这两个首恶分子一事我打算张榜公布……我还打算用有线广播加上适当的评论，将这件事通报柏林居民。我相信这是一帖清醒剂。总而言之，我以为在近期内柏林不会再发生面包铺被抢的事件。”

换言之，戈培尔自信柏林的群众就会这么被他征服住。

来源：微信公众号 车轮旁的花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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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贾梦琪

刘海明

【案例】

编辑：贾梦琪

刘海明

【案例】

河南原阳事件，暴露当地政府舆情应对的三个大忌

最近三天，北京的风很大，市民顶风出行，气象台发布有七八级，不仅把美国、朝鲜及国内各种传闻消息都刮了过来，更是把600多公里外的河南原阳4名男童被埋事件也刮到了京城，尤其后者关乎儿童与记者被打，更是引发媒体同行热议，微信圈里群情激愤。看见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一番“神操作”，豆哥着实为之着急：舆情应对三大忌，偏偏你们“顶风”行。

我们先复盘河南原阳事情经过：

据原阳县人民政府网站县委宣传部通报消息，4月18日17点30分至22点40分，在原阳县盛和府小区堆放的土方中陆续发现4名5至11岁儿童尸体，均系与该小区相邻的原阳县原兴办事处温庄村人。经初步判断，可能因土方压埋窒息死亡，具体原因需要进一步调查。事发后，市县两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迅速组成联合调查组展开调查。目前，包括项目法人代表吴某在内的7名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接受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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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则消息也早在19日凌晨4点-7点间，较早被网易新闻、西部网、环球网、新京报、北青报等获知并率先报道（给他们加个鸡腿），可见当地政府反应也快，能第一时间以宣传部名义在官网上及时通报，第一步棋走得可谓担当、开明、得体、及时。

面对这一悲剧，公众原本静候当地联合调查组尽快调查出儿童死亡真相、施工单位是否违规、监管部门有无渎职，但面对消息大白于天下，尤其有重庆上游、新京报等几家媒体记者的实地跟进以后，当地有关部门却在舆情处理方面不会“下棋”、不会迈腿走路了，连出昏招，采取集体逃避、阻挠甚至驱打记者、装聋作哑的愚笨做法，激化矛盾，事态扩大，造成全国媒体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的关注，一时舆论哗然，令自己乃至上级市政府陷入被动。

负面舆情面前，尽管是一次意外事故导致，当地县政府有关部门却犯了三个致命大忌。

第一忌：集体逃避为哪般，推诿失踪反现眼。20日一早，新京报、红星、上游等几位记者到县城管办公楼采访受阻，有穿制服的城管局人士面对镜头表达却是“该事不归俺管，归谁管俺也不知道，请去问政府”；记者再赶赴有权颁发“施工许可证”的住建局（后据澎湃新闻报道恰恰施工单位尚未取得此证，也即无证施工）采访，结果还是进不了门，无人正面接待；记者又赶到涉事项目所在的原兴街道办，综合执法队大门紧锁，办公楼“人去楼空”。或许这三个单位的领导有些惶恐不知如何应对媒体，甚或“上面”有交代，担心万一说错了、走偏了，才不是设障上锁，就是“躲猫猫”。但身为相关涉事部门，迟早被媒体调查追溯到，怎能甩锅遁形？若是无责更无须逃避，你“和尚”跑的是快，但“空庙”却被拍摄并公布出来，最后不恰恰成了畏罪心虚、“不作为”的表现么？

【感谢洞庭秋思】

第二忌：阻挠甚至驱打记者正当采访，是滥权滋事的犯浑做法。早在1998年，中国记协就设立了新闻工作者维权委员会，之后多年，业内、各界都未停止过为记者正当维权的积极呼吁和大声倡议。但就在我国抗疫防控稳住局面的当口，全国各地基层干部、医护人员和媒体记者成为最令我们感动的靓丽风景，原阳却出现了9名当地工作人员如“九大金刚”，执勤拦路，阻挠征得死者家属同意去公墓采访的几名记者，要说是假记者敲诈或另当别论，但任你是三家主流媒体照拦。从现场照片与视频得见，记者被推搡、扣手臂、掐脖子，眼镜踩毁，衣包撕烂。在听到记者自报家门为《新京报》等媒体后，还居然说“不论什么媒体，都不许进”！“没有政府的允许，不能进去采访。你们为个采访，值得吗”？最令人咋舌的是，手机当场被抢，等送回来时已被删空刷机，这种暴力行径，不是在解决问题、接受公众监督、让全国人民放心，而反倒是激化矛盾、丑化自己、有做贼心虚之嫌，甚至打人者还要被追责。试问，谁给了这些人施暴、抢走个人物品并删手机信息的权力啊？！此等行径难道不是涉嫌寻衅滋事犯罪和滥用职权罪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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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忌：一问三不知，把装聋作哑当作蒙混过关的“解药”。巧合的是，去年相继有山东枣庄问题水泥联合调查组带队干部面对央视记者镜头“只张嘴不出声”，湖北黄冈疾控中心唐主任面对督查组“一问三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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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阳也出现了这一“戏精套路”：21日上游新闻记者给县委书记打电话从未打通过（猜测书记日理万机，肯定见陌生电话一律不接），受阻现场给县政府办赵主任电话，对方却反复说“我信号不好，我听不清”。而记者当日见到原阳县委宣传部卞副部长，询问被抢手机是谁送给他们的，他说“不认识”；再问殴打记者的人是谁，回答“不清楚”；为什么拦阻记者，把手机刷机，回答“不清楚”。这真正是急死个人儿啦，平原开阔地带手机信号畅通（若果真信号不好，三大运营商请出来“走两步”！：）），面对面交流时，是在记者被打引发各地媒体报道，当地感受到压力送来手机的时候，按理说理应坦诚相对了，为什么还这么闪烁其词、晦涩不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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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WH5HQlkECdZ1e95iq8TBUA

正如侠客岛发文《殴打记者，究竟是跟谁叫板？》中提到，“原阳事件反映出，某些地方再度出现畏媒体如虎、出事怕曝光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这是对法治、民意与舆论监督的三重叫板。”原阳县书记屡次不接记者电话、各局堵门遁形、县政府办主任手机信号不好、宣传部副部长“先说打人者是死者家属，后又不承认说过”及“诸事不清楚”、街道办阻拦且不屑于采访价值......这一波波，各路神仙粉墨登场，反映出县委县政府在舆论监督面前的“巨婴”、低能，骨子里还有但凡曝光就是“找茬”、能捂就捂不行就“堵”的陈旧观念，毫无意识媒体关注这一意外事故，并不是给政府抹黑，而是帮助当地查找漏洞、改进不足，也是给惋惜四个幼小生命消逝、关切此事的全国各地广大群众一个交代。

当前移动互联网发达，凡有负面舆情，当地拍摄爱好者、自媒体等率先会传播，势必很快引来主流媒体的关注和舆论监督。针对原阳舆情危机，县委县政府应该怎样做？豆哥在此提几句忠告和建议，也供其他地方政府借鉴。

1、快速引导，建立舆情应对机制。一旦形成网络舆情，尽快在事发一两小时内做出紧急危机处理，对舆情风向进行引导，尤其像这次4名男童不幸身亡，尽管是意外事故，但事关“下一代”，天下父母关切，加上“地产-土地-施工”天然触动百姓的内心敏感神经，原阳县理应由县委书记挂帅，迅速召集政法、公安、宣传、城管、住建、街道（村委）等相关部门，成立舆情工作组与事故调查组。在情况未明时，统一口径“正在积极调查”，各科局对外明确负责人，相互协同。

2、县委县政府两办、宣传部门做好迎接上面问责、媒体来访的准备工作，真诚面对，如实告知，不隐瞒，不谎报，不推诿；与来访媒体做好沟通，不能暴力阻挠，以不扩大事态、激化矛盾为原则，起到既接受监督、合理公开案情，又不妨碍司法，维护社会安定；动态监测互联网，提前研判，及时对公众发布通报，若有必要可择时召开新闻发布会，提前做好准备。

3、若出现个别部门及个人应对偏颇、违规，迅速处理并坚决问责，由指定合法代表出面澄清、告知，安抚民心，甚至县委书记亮相道歉。

4、自查自纠结果出来，依法依规处置，对遇难男童家属给予合理合法经济补偿及精神疏导；对内严格规定、完善机制、整顿监理，规范施工流程与环境，全县开展儿童安全防护宣传教育，引以为戒。

   

落笔前，豆哥欣闻新乡市委书记张国伟听闻高度重视，成立调查组督办，但又发现原阳县的两处“吊诡”之举，不仅哑然长叹。一个是原阳县内部出了个关于本次事故的情况说明文件，终于挤牙膏般对阻拦记者的那9人身份做了明确回应，系原兴办事处工作人员，如何处置有待公安进一步调查，最为画蛇添足的是他们9人“职责是帮助家属料理后事，并持续对三个家庭进行帮扶，事发当天，9名工作人员到陵园协助家属料理后事。”而上游新闻记者却说现场有20多名工作人员，这么大阵仗究竟是协助家属还是谨防记者闯关的“人肉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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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23日凌晨，豆哥登录原阳县人民政府的网站，发现一个惊人变化，本文开头截图的原19日宣传部第一时间所发事故《通报》，竟然悄悄被撤除了，只保留了三天后的21日《通报》，免职2人问责1人恐也算是一种自查自纠的姿态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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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哥不仅要问：9人阻挠推搡记者是实锤，他们去现场的目的何必如此着墨、反倒有功？19日的《通报》又为何撤掉啊，难道留着有什么问题么？妄自揣测，原阳的父母官，还是有些应对慌乱，网民朋友们帮判断一下，其自查的诚意和决心够不够彻底呢？

来源：微信公众号 豆哥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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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贾梦琪

刘海明

【案例】

《方方日记》问卷调查研究报告

作者

陈新宇，清华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卓增华，清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助教徐逸尘，清华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助教吴志航，清华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助教

目次一、调查的背景二、调查结果的基本情况三、不同群体对《方方日记》观点的差异四、对《方方日记》态度的变化

调查的背景

本学期开设《法律基础》课程，我希望能伴随知识传授，培养学生们形成一种法律上客观理性的态度。所谓客观理性，个人的浅见就是实事求是和就事论事。在特殊状态下采取网络授课的过程中，我结合防疫时期一些焦点事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聆听反馈，展开讨论。

光阴如梭，迄今已经授课八周，共有三次调查，分别是黄某英离汉入京事件、李文亮医生事件和本次关于舆论热点的《方方日记》。

相比于前两次，这次关于《方方日记》的调查在准备上更加充分，一是请学生们提前阅读材料（但调查结果显示，仍有部分学生没有阅读），二是在调查问卷上进行更加精心的设计，其过程是我和助教们先分别提出题目，然后进行整合归类，再请社会学的学者审阅提出意见建议，修订完善后形成最终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共25题，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个人情况、对日记的了解情况、对日记的态度和看法。

需要指出，本次组织问卷调查和对结果进行初步研究乃出于师生交流互动和课程小结的教学需要，希望达到“翻转课堂”的教学效果。问卷调查采取自愿原则，从2020年4月9日课后得到的结果显示：共有109位同学参与；从性别比例看，男生60人，占55.05%；女生49人，占44.95%。从专业背景上看，文科生28人，占25.69%；理科生21人，占19.27%；工科生60人，占55.05%。从学历构成上看，本科生91人，占83.49%；硕士生9人，占 8.26%；博士生9人，占8.26%。

调查结果的基本情况

（一）对《方方日记》的关注情况

根据问卷调查的反馈，绝大部分同学（87人，79.82%）对《方方日记》只是偶有关注，持续关注的仅有12人（12.84%），另有8人（7.34%）表示没有关注。除此之外，问卷还设计了“你觉得身边关注和讨论《方方日记》的人多吗？”这一问题，以此来了解同学们的社交圈中关注《方方日记》的情况。

结果显示，大部分同学都认为关注《方方日记》的人并不太多，44人（40.37%）选择“比较少”，59人选择“有一些”（54.13%），只有6人（5.5%）认为有非常多的人在关注。总体而言，同学们及其身边人对《方方日记》的关注度有限。

问卷以多选题形式对获知《方方日记》的渠道展开调查。结果显示，微信、微博是最主要的渠道来源（均超过50%）。这似乎反映出，现在大部分学生是通过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来获取信息。而且由于疫情影响，同学们相互之间很难在现实世界沟通交流，也加剧了对社交平台的依赖。此外，课堂也比较重要，43人（39.45%）表示课堂是其了解《方方日记》的渠道，这可能是因为问卷调查前我们已在网络学堂上发布阅读《方方日记》的公告。

在《方方日记》的阅读比例方面，大部分同学（74人，67.89%）都表示读过其中的一小部分。19位同学表示阅读了一半以上，其中4位同学表示全部读完。当然，达到这一比例并不完全是因为《方方日记》的影响力，也与本课程要求有关。不过，即使有课程要求，仍有16位同学（14.68%）表示完全没有读过。

对于方方其人，大部分学生都表示不甚了解。54位同学（49.54%）选择“不了解”，47位同学（43.12%）选择“听说过”，只有8位同学（7.34%）选择“比较了解”，无人选择“非常熟悉”。被调查学生中绝大部分是“九零后”，可见方方在这个年龄段的学生中影响力并不大，若无此次事件，可能很多人都未曾听说过她。

（二）对《方方日记》的态度

关于对《方方日记》的态度，38人（34.86%）表示一直反对，18人（16.51%）表示从支持变成反对，22人（20.18%）表示一直支持，2人（1.83%）表示从反对变成支持，另有29人（26.61%）表示无所谓。除此之外，针对问卷中“你觉得一般人对《方方日记》的态度是什么”这一问题，51人（46.79%）认为反对者更多，28人（25.69%）认为支持者更多。针对问卷中“你觉得主流媒体对《方方日记》的态度是什么”这一问题，66人（60.55%）认为主流媒体持反对态度，11人（10.09%）认为主流媒体持支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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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对《方方日记》持反对态度的同学更多，一直反对者和从支持变为反对者共有56人（约51%），一直支持者和从反对变为支持者仅24人（约22%）。

具体原因，从以下几个问题的回答中可窥知一二。

首先，较多同学认为，个人言论应该肩负某种义务。由于方方日记迅速在海外准备出版，并且海外的版本有很多不当的表述，很多人指责方方是在给海外敌对势力“递刀子”。因此就会产生一个争论，即在特殊时期写这种日记是否不合时宜？在问卷中，对于“在特殊时期（言论）要顾全大局”这一观点，65人（约60%）表示非常同意或比较同意，28人（约26%）表示完全不同意或不太同意，另有16人（14.68%）表示不知道。

其次，《方方日记》遭受质疑的是其批评的客观性。对于“方方缺乏现实经验或专业知识，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这一观点，67人（约61%）表示非常同意或比较同意，仅24人（约22%）表示完全不同意或不太同意，另有18人（16.51%）表示不知道。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反对《方方日记》的同学很多，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反对方方的言论自由。大多数同学依然赞同较大范围内的言论自由。对于“任何时候都有描述见闻和表达看法的自由”这一观点，86人（约79%）表示非常同意或比较同意，14人（12.84%）表示不太同意，仅4人（3.67%）表示完全不同意，另有5人（4.59%）表示不知道。对于“作者本身是享受特权的人，其写作属于‘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这一观点，63人（57.8%）表示不合理，32人（29.36%）表示合理，14人（12.84%）有其他看法。

另外，关于《方方日记》的一个重要争议在于内容是否真实。对于这一问题，54人（49.54%）认为日记的描述“有点片面夸张”，但是认为“总体比较客观”的也不在少数，有45人（41.28%）。此外，还有10人（9.17%）给出非常明确的判断，认为日记“是在造谣”，不过无人认为日记的描述“完全属于事实”。在对《方方日记》写作动机的揣测方面，也出现了两极分化。47人（约43%）相信方方是在提出善意的批评，43人（约40%）不相信方方是在提出善意的批评；33人（约30%）相信方方是在恶意抹黑、制造对立，47人（约43%）不相信方方是在恶意抹黑、制造对立。至于方方是否是为了赚取个人名声，47人（约43%）表示相信，32人（约29%）表示不相信。

不过，在一些问题上，同学们的共识较多。《方方日记》最值得肯定的地方，63人（57.8%）认为是“披露事实和舆论监督”，认为是“深刻反思深层的问题”的人数位列第二，却只有21人（19.27%）。《方方日记》最值得否定的地方，64人（58.72%）认为是“片面夸张”，认为是“用语过激”“不合时宜”的分别只有14人（12.84%），6人（5.5%）。

不同群体对《方方日记》观点的差异

（一）基于性别的差异

调查显示，男、女生对《方方日记》的关注度基本持平，偶有关注的占到绝大多数（80%，79.59%）。男、女生阅读《方方日记》（60篇）的比例在一半以下的均占多数且差别不大（70%，65.31%）。但是，相比而言，男生“完全没有读过”的比例较女生高出8个百分点，而女生“读过一半以上”的比例则较男生高出12个百分点。在针对《一位高中生致方方阿姨的信》的调查中，没读过这封信的比例，男生也比女生高出10个百分点（36.67%，26.53%）。在获取《方方日记》的渠道上，男女生从各个渠道（如微信、网站、电视、熟人、课堂等）获取信息的比例差不多，但有趣的是，女生通过微博关注《方方日记》的比例比男生高出了24个百分点。

在对《方方日记》的态度方面，一直持支持态度的女生较男生稍多（24.49%，16.67%），一直持反对态度的女生则远少于男生（20.41%，46.67%）。总体上，男生的态度并未随着局势变化有所改变，一直持反对态度的占多数，几乎是一直持支持态度的3倍（46.67%，16.67%）；相较之下，女生则是“善变的”，选择“从支持变为反对”的比例达到28.57%。在判断一般人对《方方日记》的态度方面，男女生分歧也较大。男生中选择“反对的更多”的占一半以上，比女生高出将近20个百分点（55%，36.73%）；相应地，女生中选择“支持的更多”的比例高于男生（34.69%，18.33%）。

关于作者的写作动机，男生同意 “恶意抹黑、制造对立”的比例较同意“善意批评”的比例稍高（38.34%，35%），女生中同意“善意批评”的比例则远高于同意“恶意抹黑、制造对立”的比例（53.06%，20.41%）。

总体而言，女生对《方方日记》的关注和阅读较之男生更高；女生对日记持支持态度的比例较男生更高，但随着局势的变化，约三成女生的态度由支持转为反对；女生认为身边人对日记持支持态度的比例也比男生高；女生更倾向于认为作者的写作动机是“善意批评”，而男生更倾向于认为是“恶意抹黑、制造对立”。

（二）基于学科背景的差异

文科生借助微信、微博去了解《方方日记》的比例均在75%以上，而理科生只有40%左右。工科生借助微信的比例较高，达到70%，借助微博的比例却不到50%。

工科生持续关注日记的比例较文科生和理科生高，三者依次为16.67%，10.71%，4.76%。

理科生无人对作者方方达到“比较了解”程度，也无人全部读完日记，文科生相应的数据是14.29%和7.14%，工科生则是6.67%和3.33%。理科生没读过《一位高中生致方方阿姨的信》的比例也超过文科生和工科生。

理工科生的社交圈比文科生的社交圈更少关注《方方日记》。10.71%的文科生认为身边的人较少关注该日记，而理工科生中认为身边关注和讨论该日记较少的人均达到50%。

工科生中认为日记内容“总体比较客观”的人只有30%，更多人认为日记内容“有点片面夸张”。相比之下，一半以上的文科生和理科生认为日记内容“总体比较客观”（57.14%，52.38%）。与此对应，当前有一半以上的工科生（56.66%）对日记持反对态度，且48.33%的态度是一直反对，比例超过文科生和理科生。

更多的文科生相信方方写作日记的主要动机是“善意批评”（67.86%），只有17.85%相信是“恶意抹黑、制造对立”；相比之下，38.34%的工科生相信其动机是“恶意抹黑、制造对立”，比例是文科生的两倍。理科生的态度则介于二者之间。

理工科学生认为《方方日记》“片面夸张”的比例约为文科生的2倍；相应地，理工科学生认为方方属于“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的比例也约为文科生的2倍。

文科生与工科生中均有七成以上的人认为“任何时候都有描述见闻和表达看法的自由”，均有六成以上的人认为“在特殊时期要顾全大局”。这两个数据在理科生中有所不同，九成理科生同意“任何时候都有描述见闻和表达看法的自由”，但仅有三成理科生认为“在特殊时期要顾全大局”。

总体而言，文科生和工科生较理科生对日记的关注和阅读更多，文科生身边的人对日记的关注远高于理工科生身边的人；工科生更倾向于认为日记的内容较为片面夸张，也更倾向于对日记持反对态度；文科生更倾向于认为作者的写作动机是善意批评，而工科生则倾向于认为作者有恶意抹黑、制造对立的嫌疑，理科生的态度介乎二者之间。

（三）六份湖北答卷概述

在本次接受调查的全部109名同学中，共有9名同学籍贯在湖北，疫情中有6名同学身处湖北（其中有4人身处武汉）。虽然来自湖北的答卷只有六份，很难用以推衍湖北同学的普遍看法，但这六份答卷至少可以反映这六位同学的看法，这些来自疫情“震中”的观点，即使是“沧海一粟”也有着“一粟”的观察角度和启示意义。通过分析这六份问卷，我们发现：

一方面，身处湖北的同学对《方方日记》的关注度确实更高，6名同学对日记均有所关注，身处武汉的4名同学均认为身边关注和讨论日记的人“有一些”甚至“非常多”。

另一方面，虽然湖北同学的关注度相对较高，但是这种关注度就个体而言并非绝对。例如，虽然湖北同学对日记均有所了解，但“持续关注”的只有1人。身处武汉的4名同学对日记都有所阅读，但无人全部读完，阅读一半以下的有3人。湖北其他城市的2名同学，虽然对日记有所了解，但其中有1人完全未读过任何一篇的日记的内容。由此可见，那种认为湖北地区同学必然对日记有所关注和阅读的想法也是一厢情愿的。

身处湖北的同学对日记态度出现变化的较多，6名同学中有2名同学的态度从支持变为反对。对于身边人对日记的态度观察，3名湖北同学认为一般人持“无所谓”态度的更多。武汉的4名同学认为支持日记的人数要比反对日记的更多，湖北其他城市的2名同学均认为“无所谓的更多”。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受调查的同学中，即使同在湖北，身处武汉市的同学与在湖北其他城市的同学的看法也存在差异。这一点在对日记内容是否准确的判断上也得到了体现，身处武汉的同学，有3人认为总体比较客观，而湖北其他城市的同学均认为内容有点片面夸张。

在对作者写作动机的判断上，湖北同学与其他省份同学差异不大。更多的人倾向于认为作者的写作动机是“善意批评”而非“恶意抹黑、制造对立”（但二者相差并不大）。

总体而言，身处湖北的6名同学对日记的关注度较高，但个体差异性较大，关注度并不等于熟悉度和认识深度；湖北同学对日记态度从支持到反对的变化比率较高；在写作动机的判断上，湖北同学和其他省份差异不大。

对《方方日记》态度的变化

对于《方方日记》，部分读者的态度从支持变成反对是一种非常明显的趋向。问卷中，表示态度发生变化的同学（总共20人，从支持变成反对 18人，从反对变成支持的2人），皆被要求提供理由，从中可以归纳出《方方日记》渐渐遭受质疑的主要原因。

第一，《方方日记》未能及时反映时局的变化。一些同学承认，早期的《方方日记》在告知真实情况、反映群众呼声方面做得不错，《方方日记》契合当时的恐慌情绪，借助《方方日记》可以发泄对政府的不满。但是，后来中国的抗疫取得成效而国外疫情爆发，《方方日记》却未能及时反映这种时局的变化，因此丧失了部分支持者。比如有同学批评说“武汉变好了也要渲染悲惨气氛”、“光讲伤痛没有写众人的努力”、“不能一味批判政府”。

第二，《方方日记》的内容及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动机、立场渐渐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一些同学反感其内容，认为内容夸张或真实性可疑，表达的情绪偏向负面；一些同学不满其“博取眼球”“舆论造势”“带节奏”的动机；一些同学不满其“为黑而黑”“言必称追责”的立场，认为《方方日记》给了外国媒体抹黑中国的工具。

第三，方方本人对批评的回应也激起了一些人的愤怒，从而影响到他们对于《方方日记》的态度。两位同学明确表示不满意作者对质疑和批评的态度，一位同学认为方方“将异见者全部打成极左人士的行为令人匪夷所思”。

但是，同学们反对《方方日记》并不意味着他们支持网络上流传甚广的《一位高中生写给方方阿姨的信》。一直反对《方方日记》的38人中，有25人读过那封信，12人对该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对《方方日记》从支持到反对的18人中，15人读过那封信，8人对该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从收到的20份评价来看，多数人对那封信表达了批评。具体原因如下：（1）最重要的原因是大家厌恶这种冒名写作的现象，批评的用词包括“群众对这种炮制已经看透了”“自知丢脸、不敢署名”“矫揉造作”“阴阳怪气”“油腻”“炒作”等；（2）认为信的水平太差，比如“急于定性”“言语过激”等。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这份教师和助教们共同完成的“《方方日记》问卷调查研究报告”只是一个初步性的成果，敬请方家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来源：微信公众号 中国法律评论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jdF-3og5wi2nTovbGZ3v_w

编辑：贾梦琪

刘海明

【案例】

武汉疫情的七个舆情思考

新冠肺炎，全球瞩目。

武汉在舆情方面到底有哪些失误和值得思考的，今天就简单啰嗦一下。

一是命名权。

舆情爆发之后，站在舆论的角度，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掌握名字的主动权，否则就会被别人定义。

新冠肺炎爆发后，至少一个月才把名字确定——COVID-19。这是大忌。

刚开始时，当地网友把新冠当成SARS传播；接着，国外网友把它命名为“武汉病毒”；最后，我们才把名字确定为新冠肺炎。

这对武汉的城市形象打击很大。

“西班牙流感”命名事件就是惨痛教训，导致很长一段时间提到西班牙脑海就浮现出病毒，国家形象影响很大。其实，西班牙流感来源压根就不在本土，它的名字完全背黑锅。

也正因此，近些年世卫组织在传染病方面杜绝使用地名。

特朗普此次将新冠肺炎命名为中国病毒，其实就是他们的一个舆情策略，想借此污名化中国。因此，我们也务必全力制止，并把命名权通过世卫组织向全球传播，将命名带来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二是王书记的“感恩事件”。

总书记一再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学网、懂网、用网。言外之意，就是要干部懂宣传、懂舆情。

新上任的武汉书记恰恰就缺少这个意识，在教育湖北人民感恩的舆论漩涡中不可自拔。

舆情世界一直有个规律，即现实中的强者地位，在舆情事件中恰恰处于弱者位置。

也就是说，武汉书记在舆情事件中，必须与弱势群体站在一起，为弱势群体说话，才能在舆情角度上树立更好的形象。

毕竟，舆情是向弱者倾斜的。

谁忽略了这个规律，谁最终就会遭到舆论谴责。

尤其是在危难面前，所有人的不安全感都是被放大的，极容易被情绪点燃。

三是周市长给自己打分事件。

同样的道理，舆情是向弱者倾斜的，强者没有给自己打分的权利。

武汉市长就是犯了这么一个最基本的错误。

打分只会出现以下几种结果：

一是打高分，说明对自己工作满意。舆情事件通常是负面的，如果做得好还会有出现问题？所以，给自己打高分只会让舆情再次发酵。

二是打及格，理由同上。

三是打不及格，那就说明自己工作没做好，不如直接道歉，完全没有必要打分。

如果实在要打分，周市长可以给自己的城市和人民打分，给他们最高的分，才能让分数得人心。

说到这里，武汉市长还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也就是当武汉舆情发酵后，他就应该随时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包括他接受央视采访，从进入央视到离开全过程都要注意，千万不要以为只有采访时才注意，采访间隙的闲聊也很可能成为舆情新话题。

四是李文亮去世事件。

坦诚，是应对舆情的最好办法。

李文亮去世事件出现后，官方需要在事件发酵时第一时间回应，回应的方法就是坦诚与真实。

回应，一定要一锤定音。千万不要遮遮掩掩。

首先要承认错误，承认错误的层级越高越有诚意；

其次是做好相关人员处罚；

再次是感谢社会监督；

最后表态，杜绝这类事情再次发生。

处理重大舆情事件，千万不能存在侥幸心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在舆情发酵前把细节和处理办法提前想好，并向社会及时公布。

这，才是上上策。

五是艾芬医生删帖事件。

当一个事情成为公共事件的时候，删帖是最愚蠢的处理办法。

坦诚与真实是最好的处理方法，如果做不到，还有一种处理方式就是让情绪自然平息。

也就是说，沉默就是最好的回应，时间是最好的降解药。

通过这件事，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舆论的力量归根结底是认同的多寡，而不是靠删帖解决问题。舆情公关的目的不是压制对方，而是争取认可度。

如果你是错的，那么就要学会低头认错。

承认自己的问题，天塌不下来。

六是疫情期间的抢米事件。

击破谣言的最好办法就是第一时间公布真相。

面对小面紧缺、大米紧缺等谣言，公布真相就是最好的处理办法。万不可大意，认为这类谣言问题不大，恰恰这种谣言，处理不及时最容易变成真相。

七是疫情中出现的地方政府的朝令夕改事件。

疫情防控方面，个人认为处理可以用力过猛，但绝不能掉以轻心。

朝令夕改，并不是多大的错误，及时纠正即可。面对朝令夕改的舆情事件，核心就是要及时做好解释工作。如果不及时，相当于把解释权交给了其他人。

这个时候，新闻发言人很重要，一是帮着当局挡风险，二是要有很强的临时应变能力。新闻发言人或者当局一旦错过最佳回应时间，就会成为新的舆情事件。

最后，做一个提醒：

作为一个父母官，当你真正把市民的事当成自己事时，你根本无需担心因为失误耽搁前程。你要相信一个城市的市民宽容和包容度。

来源：微信公众号 一页重庆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wNp6XpCdBuUR_lUOkCQZ0Q

编辑：贾梦琪

刘海明

【案例】
李文亮被抓时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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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董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