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史料集锦

刘海明

【案例】

张闻天的“文革”十年

▲张闻天（1900—1976）
张闻天的最后十年

作者｜程中原

选自｜《大往事》（叶匡政 编）

出版｜中国文史出版社

版次｜2006年3月版

图源｜网络

编辑｜策山

（本文约1.1万字）

张闻天生于1900年，江苏南汇（今上海浦东新区）人，原名应皋，字闻天，化名洛甫。张闻天系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1959年被错定为反党集团成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尽迫害，于1976年7月1日含冤病逝。

风暴袭来

从1965年11月批判《海瑞罢官》到1966年5月挞伐“三家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紧锣密鼓地发动起来。自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用张闻天自己的话来说，他“过的是脱离群众、脱离党的直接领导并听候党的长期考察的孤独生活”。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从未罢免过，但是，他看不到中央的文件，无从知道围绕着对《海瑞罢官》的评论有怎样复杂的斗争；更不用说，对于从《二月提纲》到《五一六通知》党中央高层领导的尖锐分歧，他也是一无所知。但是，借评海瑞的“退田”“平冤狱”来批判“单干风”“翻案风”的文字，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张闻天感受到政治气压越来越低，一场政治风暴将要来临。

在生活待遇上，张闻天也渐渐等同于一个一般干部了。1965年11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调出北京。不久，张闻天被吊销了“供应卡”，接着就撤掉了“红机子”，后来又搬走了一日三餐不可缺少的煤气罐，这一切预示着什么呢？

1966年6月1日晚8时，按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一下子就点燃起来了。张闻天竭力使自己的思想跟上“革命”的形势。6月11日，他给毛泽东并党中央写了一封短信，表示自己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继续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使自己进一步革命化。8月初，他开始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问题》的总题目下面写“学习笔记”，力求从哲学高度来理解发动这场“大革命”的目的、任务和必要性。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会是一场给党和人民、给共和国带来巨大灾难的内乱。他这时也完全没有想到，厄运临头竟会这么快。他不知道，他已经被放到“横扫”之列。1966年7月12日，审查他的专案委员会已经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撤销张闻天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开除党籍，在报刊上公开点名。

8月9日，张闻天按通知到三里河国家经委礼堂开会。踏进会场一看，方才知道是所谓“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大会”。原来在前一天（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经济研究所的造反派跟得很紧，在公布“十六条”的这一天，就召开这个“斗垮”走资派、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大会。

早在1964年秋，康生等人就诬指庐山会议“罢官”后到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的张闻天，同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结成“反党联盟”。所以，这天的大会开始不久，张闻天就被揪上台，挂上一块大牌子，戴上一顶高帽子，站在孙冶方的旁边。

随后，又有不少人被揪上台来，时值盛夏，挤在一起，酷热难当。挤轧之下，张闻天的高帽子扣到了额下，更加闷热。张闻天血压高，又有心脏病，他竭力支撑着，弯腰低头站了一个多小时，终至昏厥，一头栽倒了。他被拖到后台，造反派中一个女的，还恶声恶气骂他：你别装死，你死不了！张闻天慢慢苏醒过来以后，造反派又不让他休息，仍旧拖到台上，罚站挨斗。这次斗争会持续五个小时，他回到家里向夫人刘英叙述经过，感伤地说：今天差点儿回不来了。

当张闻天从第一次冲击中缓过气来的时候，他想到应该给毛泽东写信。8月22日，他写信给毛主席并中央，报告8月9日被斗情况，说明“自己觉得我还是一个要革命到底的共产党员，我还是想改正错误，改造自己，并继续为党做点工作的人”，并表示“我对革命前途永远是乐观的，我没有任何悲观失望的理由”。9月5日又写一信，都毫无结果。

9月8日，中央办公厅将张闻天的工资关系转出，放到了经济研究所。这样一来，经济研究所的“革命造反派”就更加放手大胆地对他进行批判斗争了。

12月7日，经济所的几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了批判斗争张闻天大会，“勒令”他会后写出“检讨书”。接着，经济所的造反派头头又闯进景山后街甲1号，抄了张闻天的家。他们逼着张闻天打开保险柜，将他1960年底到经济所后写的文稿合订本和十几本“读书笔记”一齐抄走。1967年1月25日，张闻天又被经济所造反派揪去，戴帽、挂牌、游斗。

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无休无止地持续着。张闻天已经年近七十，高度近视加白内障，血压高达200/120，心绞痛不时发作。但是，他不能休息，也得不到治疗。无论风沙扑面还是烈日当头，他都得怀揣月票，手提书包，在如潮的人海中，倒换两次公共汽车，赶到经济所去接受审问、批斗。

▲张闻天使用的公交月票

批判、斗争在1967年夏季“中央文革”发动包围中南海揪斗刘少奇的日子里达到了高潮。

1967年7月26日，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联合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彭德怀、张闻天等人。会前，周恩来派人向红卫兵头头传达几条规定：不许坐喷气式，不许搞逼供信，不许游街，不要武斗。红卫兵头头根本不听。他们是受林彪、江青操纵的，是听命于“中央文革”的。他们传达和执行“中央文革”的指示：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在大会上搞了喷气式，狠狠斗了一场不算，还在会场出口处组织一批打手，对面而立，形成甬道，每人向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猛击一下。张闻天被打得满头满脸青包紫块，当场昏厥。幸亏两个解放军战士眼疾手快，把他拽上了卡车。卡车开动，风吹起来，张闻天才苏醒过来。

还有一次是突然袭击。这是配合着8月16日《人民日报》公布1959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而进行的。8月21日半夜，忽有一批人逾墙进宅，直闯张闻天、刘英卧室，把他们揪走。直到在一个房间坐定，才知道到了外交部大院。

天亮后造反派带张、刘二人到食堂吃早饭。刘英对着稀粥一动不动，张闻天悄悄地说：“快喝点，不然顶不住。”喝过稀粥，造反派就押着张、刘二人在外交部大院内游斗，他们被揪扯着，跑步上下楼，把外交部大小办公室、宿舍楼几乎游斗遍了。下午再开大会斗争，张闻天受尽摧残。刘英陪斗，同时受罪。大会开到下午五点结束，又将张闻天等人押在一间房里。造反派提审，硬逼张承认陈毅是他庐山发言的后台。张闻天坚决否认，说他的发言完全是自己的思想，与别人无关。

搞到天傍黑，张闻天和刘英才回到家里。张闻天抚摸着刘英的手，关切地问她：“顶得住吗？”刘英宽慰张闻天说：“你看，这不是顶住了吗？”张闻天端详了一会儿，看刘英神色确还可以，就说：“你顶住了，太好啦。批斗的时候我老是想着你，又不能看你，真怕你身体吃不消啊。”刘英听他这么说，不由得眼圈都红了。这一对在长征的艰苦岁月中相爱的老革命家，想不到竟被造反派当成了侮辱和体罚的对象。此时此刻，他们真如涸辙之鲋，只能相濡以沫了。

▲张闻天和刘英

在那失落了人性的所谓“革命大批判”浪潮中，张闻天的人身安全毫无保障。他成了造反派随意摆弄、争相显示“革命”的工具。当时“造反”已经同“夺权”联系在一起，有野心的造反派头头和幕后人物，要捞取政治资本，制造权势，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狠狠斗争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毛泽东这时虽再三呼吁“联合”，要求制止“武斗”，一时也难以控制局面。在这样的形势下，张闻天之受尽折磨，真可以说是在劫难逃。

这时的张闻天，老而病，侮辱加上拳脚，其痛楚非常人所能忍受。然而他默默地忍受着，坚强地挺住，没有流露出一点消极悲观情绪。他不厌其烦地写那些所谓“交代”“检讨”。一方面，他不能不按当时的流行文体给自己上纲上线，扣上一顶又一顶帽子；另一方面，又写明事实真相，说明原委，对一些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决不轻易放弃自己的独立见解。如果抛开那些空洞的“帽子”、夸张的言辞，那么，这些“交代”“检讨”涉及的史实和思想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例如，在1967年8月28日交出的一份所谓“认罪书”中，张闻天概括庐山会议前后自己的基本思想是：“认为我国农业、手工业合作化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因而以后的任务，就不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只是社会主义建设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与需要的矛盾。因此，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解决这个矛盾，即发展生产，满足需要。”他分析自己在这种基本思想的指导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有以下六条主张：

1.强调发展生产力，即把“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把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这是把经济放在第一位。

2.强调改善人民生活福利，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生活水平上，进行“和平竞赛”。

3.强调利用物质刺激，即利用工资等级、奖金制等，来刺激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生产积极性。

4.强调价值规律及其他经济规律的作用，强调一切生产计划都应服从于经济规律，而不是使经济规律服从于生产计划；强调用经济方法去领导经济；以及强调经济核算、利润指标等等。

5.在生产管理上，强调厂长、工程师、专家等的集中管理，反对在生产中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不断破坏“旧制度、旧规章”；从此也强调了要向资产阶级管理生产的经验学习，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

6.主张“平衡论”“按比例论”“生产渐进论”，反对“冒进”，反对“大跃进”。

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文化大革命”中，张闻天这些探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本规律的思想、观点，被说成是同党的总路线针锋相对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其目的是要反对和修改总路线，把高速度、“大跃进”的总路线引导到稳步渐进的路线上去，结果是不要群众运动，取消“大跃进”云云。

219起“接待”

张闻天在被反复进行大会批斗的同时，还几乎天天接受中央机关和全国各地许多单位造反派的提审、质问、调查。据张闻天1967年11月27日递交的一份“接待总结”统计，自1967年1月24日至11月17日不到10个月时间里，他接受审讯、回答问题，或写出材料，或在记录上修改、签字，累计为219起。

调查材料大致是以下七个方面：个别干部的历史情况，留学莫斯科期间的情况，刘少奇与白区工作，东北情况，庐山会议情况，外交战线及国内政策。不论造反派怎样辱骂、恫吓，不论怎样诱、套、哄、逼，他总是认真回忆，据实回答。涉及党内历史情况，干部的是非功过，他不管外界的舆论和压力，也不论这个干部同自己的亲疏远近，总是负责地说明情况，谈自己的看法，决不乱说，从不诿过于人。

有时还同调查、审讯者争论起来。常常有造反派对他的交代不满而厉声呵斥，张闻天总是不紧不慢地说：“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你们要我说的那些情况，我不知道。”即使因此而遭到拽扯、推搡以致殴打，他也毫不动摇。材料都用复写，一份交出，一份自存。保存下来的这些材料，显示了张闻天坚定、正直的人格。这里顺着时间次序摘录几条：

3月13日，中央财经学院“批判陈云联络站”向张闻天调查陈云的历史情况。3月20日他把写的《对陈云的看法和回忆》交出。材料中说：“我觉得陈云工作比较踏实，有办法；作风谨慎稳当，比较能团结和使用干部”，“对陈云的印象是好的”。他同陈云的经济思想，“在其基本点上，是相同的”，主要是：为了满足群众的物质要求，就必须发展经济，增加生产，要重视物质刺激的作用，强调对生产的自上而下的集中管理，注重技术措施，强调平衡，坚持稳步前进。

陆定一在“文革”前就被打击，“文革”开始中宣部被诬蔑为“阎王殿”，部长陆定一被说成“大阎王”，还怀疑他的党籍。张闻天于6月13日向中央办公厅来人交了答复陆定一党籍问题的材料。他毫不含糊地证明，20世纪30年代初陆定一被开除党籍是一桩冤案，当时就已纠正。材料中谈到：1932年团中央被破坏事曾怀疑同陆定一有关，因此陆曾受开除党籍处分；后经审查，证明此事与陆无关，是一错案，即撤销了处分，恢复了党籍。负责审查的是当时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

6月20日，张闻天把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要他写的关于陈毅的材料交出。他明确地写道：“我知道陈毅对毛主席关于外交政策的指示是执行了的。他对毛主席是表示尊重的。”“我觉得陈毅对总理是尊重的，同总理的工作关系，也是很密切的。”

▲1955年，张闻天与毛泽东、宋庆龄、周恩来、陈毅（左起）

江青、康生等妄图利用1932年2月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反周恩来。辽宁大学的造反派就此于11月20日质问张闻天。张闻天斩钉截铁地回答，“所谓伍豪（周恩来）在1932年发表反共启事一事，纯系捏造。我同康生、陈云等看到后，一笑置之，因为一则伍已去江西；二，伍绝不会做这样的事。”

张闻天写的材料还涉及杨尚昆、彭真、李先念、李维汉、王稼祥、彭德怀、乌兰夫、宋任穷、李立三、伍修权、吴亮平、孔原、王鹤寿、徐冰、宋一平、曾涌泉、姚依林、程子华、吕正操、刘澜波、王观澜、孙冶方、姬鹏飞、张琴秋、李伯钊、李培芝等许多同志。张闻天在自己不断挨斗蒙受不白之冤的时候，以确凿的事实，证明许多同志的清白，是令人敬仰的。

“六十一人案”

在张闻天1967年“接待”的200多起调查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棘手的问题，要数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了。

2月16日，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抓叛徒”战斗队来经济研究所，当面勒令张闻天交代1936年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草岚子监狱）61人“假自首”出狱的始末。1967年初，江青、康生一伙正有组织、有计划地将“文化大革命”的火力再一次集中指向刘少奇。在这时提出这个问题，用意很明显，是要诬指刘少奇当年擅自决定一批干部履行手续出狱，组织所谓“叛徒集团”，为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罗织一条重要的罪名。

三十年前，张闻天是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对于这件往事，虽然具体时间和若干细节印象已经模糊，但总的经过，他是记得清楚的。这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的紧急措施，并非刘少奇擅自决定，而是请示中央，经研究批准的。2月16日当天，张闻天写了一份材料，说明此事经过。1936年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去北方局主持工作，“当时他初去白区工作，干部非常缺乏”，而北平监狱中有一些干部，自1931年8月底判刑入狱后，坚持斗争，不屈不挠，表现好，经过内部线索说，只要履行普通手续，即可出狱。“所以他想以中央名义同意他们履行那样的手续”。

张闻天明确承担责任，说这事是得到他同意的：“我当时认为，既然工作有此需要，既然履行的又是一般手续，而且只是作为一个临时措施，同时他又是中央代表，所以我当时也表示了同意。”张闻天说明，此事党中央领导集体是了解的：“我的印象是，中央内部关于此事的处理，是知道的，也没有听到过有不同意见”；在“七大”前代表资格的审查中和中央整风审干运动中，“对此事的处理也没有听到过不同意见”。

鉴于在“文革”当时重提此事关系重大，刘少奇的名节和61位出狱同志的政治生命系于此事，还涉及党中央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同志，且年代久远，记忆难免有不清、不确之处。为慎重起见，张闻天立即将写的材料送交当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要康生查档核实，并就内容是否妥当请示中央。

张闻天知道康生是此事的知情人。在1937年12月会议上，刘少奇于12月14日报告华北工作时曾专门谈及此事是“得中央允许的”。康生参加了12月会议，讨论时还就此事发了言，说“经中央允许的某些人，是特别的，不是原则”。康生并被张闻天指定起草有关文件。而且康生长期管内部保卫工作，对干部情况一清二楚。康生是一个奸诈小人，这一点，张闻天心里明白。可是他料不到康生会阴险到歪曲事实、构陷人罪的地步。

张闻天不知道，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不久，康生就在“六十一人案”问题上做文章了。9月16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诬指这些经中央批准出狱的人“并不是例行出狱手续，而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11月，61人中的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赵林（时任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就被揪斗，以后很快又以出狱问题将薄一波、安子文等揪了出来。虽然周恩来一再申明“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但“中央文革小组”仍然揪住不放。

为了配合夺权斗争，1967年1、2月间，他们不断在公开场合，滥扣“叛徒”帽子，挑动红卫兵任意追查，在全国刮起“抓叛徒”的恶风。与此同时，所谓61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已经准备印发，借评电影《清宫秘史》批刘少奇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正在炮制。就是这篇文章，提出“八个‘为什么’”，定了刘少奇八大罪状，其中“指使别人自首变节”就是一条。

这时，康生希望从张闻天那里得到的是咬定刘少奇“擅自决定”“指使别人”的材料，而张闻天写出的这个材料恰恰相反，可以将他们罗织的刘少奇的这条罪名从根本上予以否定。康生怎么会去查档核实呢？

康生不给张闻天回复，南开大学的红卫兵2月18日又来批判。他们还提供了若干线索，纠正张闻天关于具体时间和细节回忆的出入，要他立即写一份交代材料。在这样的情况下，张闻天乃重写一份材料交出，肯定61人出狱事是得到他同意的，独自承担了责任。

这份材料写道：“刘少奇初去北方局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信的全部内容，我现在记不清楚了。约略记得的是，北方白区工作干部极缺，抗日形势迅速开展，急需解决干部问题。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久，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他信中提议即办此事。他信中特别表示急迫，因为他说如不早办此事，日本占领平津后，就不能办了。他要我赶快答复并要交通员等着把复信带回去。此外，他还附带寄来了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觉得不要什么代价一下就可以解决当时确实缺乏的干部问题，岂不很好，所以我就复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至于监狱中的干部到底是谁，有多少人，表现到底如何，‘简单手续’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一直是不知道的。”

为避免涉及党中央，张闻天将2月16日所写材料中关于中央知道此事的情节略去，说：“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以后中央什么会议上或同中央谈过什么没有，现在也记不起来了。”将责任全部放在自己一个人身上。

从此，张闻天头上又多了一顶“大叛徒”的帽子，不知多吃了多少苦头。然而嗣后凡涉及此案，他从不改口推诿。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如此！

张闻天始终肯定61人出狱事是经他同意的。康生对此恼怒至极。1967年4月28日，张闻天又就3月6日、4月26日两起涉及1936年出狱案的调查致函康生，告知自己回忆所及，要他帮助回忆核实。康生竟在来信上批曰：“张闻天又要玩弄骗人的把戏”，“这个人继续玩弄手段应予以坚决回击”。

6月27日，康生派“中办”专案组六人来到经济所审讯张闻天。有两个穿军服的干部打着康生派来的牌子，对张闻天说：“1936年薄一波等履行手续出狱的案件被你在当中把水搅浑了。”并说：“这个案件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要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你如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替你的子孙后代留条后路！”他们向张提出两点要求：一、由张本人澄清事实真相，给他们写交代材料；二、以后不准再对外发表关于这方面的其他材料，造成新的混乱。明目张胆地对张闻天威胁利诱，要他“翻供”并作“伪证”。

张闻天当即表示：“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当天回到家里，张闻天即向刘英谈了审讯经过，并估计自己可能会被捕。

张闻天明知前途凶险，但是没有屈服于压力。他于7月3日致函康生，回答6月27日“中办”专案组的两点要求，表示他已经提供的材料是“我今天仍然认为我所能提供的唯一材料”，“我还没有别的材料证明我的交代是完全不可靠的，从而根本否定我自己交代的材料”，“我现在不知道我对此事还能澄清什么”。

“时穷节乃见”，张闻天的回答，表现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至大至刚的一身浩然正气！

专案组的负责人读到此信，暴跳如雷，在信上写下长篇批语，说“张闻天说谎成性，使人气愤”，“对于这样的人没有别的，方针只有一条，那就是斗争！”七八九三个月，批斗张闻天的大会开了十六七场，但结果终是枉然。“逼供信”这一套，在张闻天这里是没有用处的。

523天“监护”

汉语以词汇的纷繁著称于世。汉语构词的灵活性，使得新词语层出不穷，尤其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简直天天都有同前所未见的事相应的前所未有的词出现，这“监护”就是其中的一个。说是“监禁”吧，并不进监狱，说是“保护”吧，又完全没有自由。

1968年5月17日下午，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派了一个班武装，进驻景山后街甲1号张闻天寓所，宣布对张闻天、刘英实行“监护”，用“监护”是按上面的批示执行的，批示为：“请即告卫戍区司令部，按照主席指示，在张闻天夫妇住处派兵监护，不许自由出入，也不许外人随便调访。”具体的办法，内部有五项规定：1．万人以上的斗争大会不开。2．不搞喷气式，不打，不挂牌子，不游斗，不抓走，不跑掉。3．可以看病、理发、洗澡。4．每天可以放20到30分钟风。5．哨兵放在门外。实际执行严厉得多。

宣布“监护”之后，当即将张闻天和刘英隔离开来，分别关在北面两间小屋子里。窗户用旧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透不进一丝阳光。室内亮着日光灯，24小时不灭。门上开一个小方孔，站在房门口的士兵日夜窥探监视。屋里只有一张板床，一张长凳。不许听广播，不许看报，不许同任何人来往。原来的书房变成审讯室，墙上贴满对敌斗争的“最高指示”。专案人员对张、刘轮流审讯，反复追逼交代。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无休无止。

唯一可以接触一点新鲜空气的是每天20分钟的放风。看门的士兵打开紧闭的门，领着张闻天通过走道，到屋子西头廊下站住。这时，张闻天才可以吹到风，见到天空，晒到太阳。他可以朝南走，左边贴墙是低矮的女贞树的绿篱，右边是一个煤堆。他可以脚踏在地上，一步，两步……走十一步，抬头，迎面是一个持枪的哨兵。他只能折回头，用十一步来回丈量这条黑色与绿色之间的小路。张闻天牙齿不好，有一次乘放风机会捡了两根可以用来剔牙的细枝子，小心地夹在书里。第二天早晨起来读书时，发现细枝子已经被没收了。监视之细致，叫人只能苦笑。

刘英后来忆述了他俩被隔离拘禁的那一段可诅咒的单人囚室生活。她写道：

“我和闻天住的房子只隔一堵壁，但咫尺天涯。每天只放风一次，时间错开，不让我们碰面。但盥洗室还是合用一个，我们仅能利用这里通一点信息。那时每天早晨天还不亮，我们就要被吆喝起来，拖地擦桌子。大拖把浸了水，拿起来很重，我个子小拿不动，常常不在水里洗干净就拖，因而挨骂。大约是闻天从骂声中听出了原因，以后待我去拿拖把时，发现总是洗净后晾在那里，半干不干，不太重又好拖。闻天泡在盆里的衣服，我也总是悄悄给放上洗衣粉（肥皂限制不够用），抽空子给他搓一下。我们就是这样人不见面心相见！”

“最难熬的是夜深人静时，我只能从他的咳嗽声判断他的存在，从审讯人的吆喝得知他的坚定。安静下来，不闻声息，我就感到惶惶不安。有一次，几天没有动静了，我上卫生间时细细察看，发现有一痰盂血，已经上了冻了。后来才听闻天告诉我，他那次是折磨得受不了，心脏病发，鼻子淌血不止，监管的人不得不将他送医院抢救治疗。一个多月出院后，闻天怕再出事时救不过来，提出同我见一面的要求，而那班监管人员却不同意，说‘时候没有到，不行’。真是毫无人性。”

“我们被这样分隔拘禁，长达523天，阴谋家终于没有从闻天嘴里挖出他需要的那句话来。”

是的，监禁摧残了张闻天的健康，可是无法消磨他的意志。关于“六十一人案”，他始终独自承担，毫不推诿。对于党的事业和个人前途，始终满怀信心。

1969年4月，张闻天重病初愈，专案组“审问”他时，他表示：最近我在和疾病作斗争，还想出去做些工作。谈到自己问题的性质，张闻天说：我总觉得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是认识问题，是“延安”不是“西安”。5月又一次“审问”，要他谈学习“九大”文件后的认识，张闻天希望继续为党工作，想到群众斗争中去接受教育，他说，学习党的历史，一个人关在房子里是学不好的。在6月底交出的一份《我的思想检讨》中，他又表示：自己虽已年届七十，老而病，但要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不断革命化。

然而在当时，正频频“审讯”，暂停批斗已属宽大，更遑论工作？要不是党中央、毛泽东认为当时国际形势有可能发生突发事件，作出实行战备疏散的决策，对张闻天的“监护”真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呢！

理论丰碑

1969年10月20日，在被隔离拘禁523天以后，张闻天和刘英被分别领出北屋小房间。中办的一个副主任向他们宣布：经批准解除监护，当前战备紧张，需紧急疏散，“遣送”广东中小城市，限三天内动身。

就这样，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在10月底被监送到了离广州一百多公里的肇庆，安置在军分区宿舍大院半山坡上的一座平房里。

张闻天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不要说没有研究资料，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他的名字也改成“张普”，人们叫他老张头。但最可宝贵的是，他始终没有丢失“自己的脑袋”。这时他已经七十初度了，校正后的视力只有0.2，手也已微微颤抖。但是，他的心没有衰老。他依然不停地阅读、思考。没有卡片，他把旧台历反过来使，把小学生的练习本裁开来用。思想的波涛在他脑海里奔腾，可是他无法握笔成文，只能作一点观点和材料的摘录。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折戟沉沙。张闻天以政治家特有的敏锐，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宣告失败。从10月起，他决心继续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进行系统研究，把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形诸笔墨。他要探究：在社会主义的机体上怎么会长出林彪这样的毒瘤？个人崇拜怎么得以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重演？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怎样进行？

从1971年10月12日起，张闻天以衰病之躯，在受到监管的条件下，不顾个人安危，潜心著述，写下了近十万字论述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文稿。在被后人称为“肇庆文稿”的这些篇章中，张闻天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深刻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二十年历史曲折的经验教训，较为系统地批驳了“左”倾错误，着重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党和国家的关系、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关系、公和私的关系，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阶段、任务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张闻天手稿

“肇庆文稿”具有尖锐的批判锋芒。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突出政治”，张闻天斥责“那除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越来越多的灾难之外，还能带来什么呢？”指出：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正确的程度如何，最后都要由经济建设的成就和成就的大小来衡量。针对对所谓“物质刺激”的批判，张闻天指出：争取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荒唐到把为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而斗争的原则，也当作修正主义来咒骂，那是不可容许的糊涂或欺骗！针对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张闻天重申：社会主义的一切工作，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肇庆文稿”是张闻天身处逆境、不倦追求真理的记录，是用革命勇气和科学精神构筑起来的一座理论丰碑。它不单是张闻天个人忠贞和才智的体现，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结晶。在当时，张闻天写下这些文稿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在地方军区的监管下，他只能偷偷写出，秘密藏好。但他一点也不怀疑自己掌握着真理。他要从上海来看他的外甥帮他把文稿抄写一式三份，收藏起来。他满怀信心地说：“也许有一天我能在会上谈谈，不然，就让它们‘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吧。”

1976年7月，张闻天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逝去，他没有亲眼看到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但是，他的文稿，终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出版，成为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简介】

程中原（1938—2022），江苏无锡人。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生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中共党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主持编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胡乔木传》等国家重大课题。主要著作包括《张闻天传》《张闻天论》《历史转折论——从遵义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等。

来源：燕梳春秋（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VAZopLObYbCa8mUXOElbmQ

编辑：张席睿

刘海明

【案例】

你是新华社的？你们的《新华字典》编得太好了！

某晚参加饭局，听说我是新华社的，一位老兄热情握手，然后有了如下对话：

他：新华社太牛了，你们的《新华字典》编得太好了！

我：抱歉，《新华字典》不是我们编的……

他：哦，新华门是你们那儿的吧？

我：也不是，那是中南海的大门。

他：那新华书店是你们开的吧？

我：不好意思，不是我们的。

他：新华日报、新华保险、新华电脑学院总该是你们办的吧？

我：都不是……

他：这么多“新华”都不是你们的，你们得告他们侵权！

我：嗯，谢谢关心。

他：那你们新华社是干什么的？

我：我们新华社有四项主要职能——

他：回头再说，喝酒喝酒！

我：……

饭局结束回来，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新华社都成立90年了，居然还这么不被人了解。

今天（为什么是今天？见文章结尾），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新华社！

新华社是怎么来的？

1931年11月7日，新华社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在江西瑞金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最早的新闻机构。

1934年10月，红中社随中央红军长征。

1937年1月，为适应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根据中央的决定，红中社在延安更名为新华通讯社。

1940年12月30日，新华社创办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

1944年9月1日，新华社开办了对国外英语广播。

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新华社在华北、晋绥、晋察冀、山东、华中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相继成立分社。当时，由于敌人的分割封锁，新华社成为抗日民主根据地对外发布新闻的唯一渠道。

1945年至1950年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事业迅速发展。1946年5月，新华社总社改组机构，同时向各主要战场派出随军记者或记者团。之后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部队陆续建立前线分社和野战军总分社，在各兵团和军建立分社和支社。

1947年3月，党中央机关撤离延安，新华社留下小部分人员组成工作队，跟随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转战陕北；大部分人员转移到河北省涉县坚持工作。此时《解放日报》停刊，新华社担负着中共中央机关报、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的任务，成为党中央指导全国革命斗争的重要舆论工具。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华社逐步统一和调整了全国各地的机构，成为集中统一的国家通讯社。

新华社是干什么的？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新华社”只是出现在其他媒体的电头中：新华社电，新华社消息，新华社报道……

其实，新华社全称是新华通讯社，是一个国家通讯社，网友称之“国社”。

新华社主要有四项职能：一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是引导中国舆论、影响世界舆论的重要的力量；二是国家通讯社，在各省市自治区设立了31个分社；三是“消息总汇”，掌握着最丰富的新闻信息资源；四是世界性通讯社，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分社、总分社。

履行上述四项职能主要通过三种形式：一是传统形式的报道，主要是公开报道（包括通稿、专线稿、专稿）和参考报道；二是新形式的报道，主要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兴起的网络、信息和音频、视频、手机短信等报道；三是社办报刊。这三种形式的报道互为补充，形成合力，在正确引导国内舆论、积极影响国际舆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社到底有多牛？这么说吧，毛主席曾经明确要求：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后面还有一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你看到的几乎所有中央、国家重大新闻、重要文件的正式发布，都是新华社受权完成的。比如新一届中央领导名单，比如十九大报告全文。

新华社内参是新华社主办的内部刊物，是向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提供内部情况的重要渠道。以便决策者及时了解真实的民情动态和社会走向，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从而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推进社会发展。其中有些重要的当前国内动态会通过内部渠道，专门提供给中央领导或者相关人员参阅。

当然，新华社更多的进行日常新闻报道，就是大家熟悉的新华社通稿。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重要新闻，全国媒体都可以直接放心采用。为什么，权威啊！

如今，公众已经养成了习惯，重大事件看新华社通稿，重要消息等新华社通稿。甚至网民们遇到拿不准的消息往往戏称：以新华社通稿为准！

新华社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忠实履行“喉舌”“耳目”职能，充分发挥“消息总汇”作用，努力建设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领域均占主导地位的国际一流的世界性通讯社，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

新华社全面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国际报道和对外报道水平，积极抢占海外新媒体和主要社交媒体平台，打造“网上通讯社”，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特色，充分发挥对外宣传主力军和主阵地作用，维护国家利益，服务外交大局。

新华社报道过什么？

新华社担负着党中央“喉舌”“耳目”的神圣职责，发挥着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的重要作用。

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新华社记者出现在战场前沿、建设工地、边陲哨卡、山乡僻壤，冲锋在国内救灾抢险的第一线、国际重大事件的最前方，以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扎实的工作业绩，赢得国内外同行的尊重，受到人民群众赞誉。

回顾90年历程，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每一个历史时期和关键节点，新华社的新闻报道都是奋进的旗帜、冲锋的号角，鼓舞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为共同的理想目标而奋斗。
革命战争时期，新华社记者随部队官兵南征北战，亲眼见证了深受苦难的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烈期盼和爱戴，《沸腾了的北平城》《西瓜兄弟》等优秀作品生动展现了党和人民的鱼水情深。

火热的建设时期，新华社深入报道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和先进事迹，《大庆精神大庆人》《“一厘钱”精神》等激励亿万人民同心同德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

改革开放新时期，无论是真理标准大讨论、从安徽小岗村开始的农村改革，还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华社记者都紧跟时代步伐，热情报道人民群众的新实践新创造，《农民都夸三中全会政策好》《夜宿车马店》《实践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沂蒙山书简》等优秀作品来自人民、讴歌人民，深受人民喜爱。

“人民记者”穆青，把“勿忘人民”作为一生的座右铭，六访兰考、八下扶沟、四赴宁陵、八进辉县、两上红旗渠，与同事共同采写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等新闻名篇。

新华社还向全国宣传推出了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孔繁森、王顺友、杨善洲、郭明义等一大批先进典型，成为各行各业学习的榜样。

回顾90年历程，新华社记者把宣传党的主张同反映人民心声结合起来，与党中央同一样心思，与人民群众同一个脉搏，做到了“上接天气，下接地气”。新华社的新闻报道，成为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奋斗的真实写照。

新华社有哪些产品？

经过90年的发展，新华社现拥有国内外200多个分支机构，以15个语种为全球8000家用户提供新闻信息，覆盖世界一半以上人口。新华社现拥有1万多名员工、32个国内分社和180个驻外分社，每天24小时用中、英、法、俄、西、阿、葡、日等8种语言，向世界各地用户提供文字、图片图表、音视频等全媒体新闻信息产品，还办有总发行量600多万份的报刊集群、总粉丝量近4亿的新媒体集群，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世界性通讯社和拥有强大竞争力的全媒体机构。

新华社编辑出版并公开发行20多种报刊，包括《新华每日电讯》《参考消息》《经济参考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现代金报》和《瞭望》《瞭望东方周刊》《环球》《半月谈》《中国记者》《摄影世界》《收藏投资导刊》《金融世界》《世界军事》《品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中、英文版）等。

新华社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新华网成为国内最知名的综合性新闻信息服务平台之一，“新华社”客户端及其分客户端成为国内移动互联网领域最大的党政企客户端集群，培育“新华视点”“新华国际”等一批网上信息品牌，初步建成适应新媒体市场的新闻信息产品体系。新华社还拥有中国媒体行业规模最大的多文种多媒体新闻信息数据库。

还记得吗？火遍朋友圈的“刚刚体”就是新华社公号发明的！当时，新华社公号发布了一篇文章《刚刚，沙特王储被废了》，网友留言吐槽“就这九个字还用了三个编辑”。很快，新华社公号编辑回复：“王朝负责刚刚，关开亮负责被废，陈子夏负责沙特王储。有意见??”

这条回复立刻引发网友热评，并很快引爆朋友圈，更多的网友留言称赞新华社公号编辑活泼、有趣，说“今天的评论比新闻好看”。这篇文章的点击量十分钟内达到10万+，点赞量也迅速达到10万+，创造了新华社公号文章的新高。当然，新华社公号粉丝数当时也迅速突破1000万。

习近平如何寄语新华社？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信祝贺新华社建社90周年，代表党中央向新华社全体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并在第二十二个中国记者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新闻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90年来，新华社坚定不移跟党走，宣传党的主张，反映人民心声，记录时代精神，传播中国声音，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新华社要在党的领导下，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坚定理想信念，坚守人民情怀，赓续红色血脉，坚持守正创新，加快融合发展，加强对外传播，努力建成国际一流新型全媒体机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对了，我还没告诉你，我为什么选择今天给大家介绍新华社。

因为，今天，2021年11月7日，是新华社90岁生日！

11月6日上午，庆祝新华社建社90周年大会在京举行，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大会并讲话。他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政治家办社原则，传承红色基因，坚守初心本色，心怀“国之大者”，全面深入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广泛传播党的主张，积极反映人民心声，用心描绘时代画卷，用力奏响时代强音，更好履行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90年发展历程中，一代代新华人前仆后继，形成了独有的精神气质和品格作风，既与党的优良传统一脉相承，又具有鲜明的新华印记，集中表现为“对党忠诚、勿忘人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新华精神。

“对党忠诚”是建社之基，“勿忘人民”是立社之本，“实事求是”是强社之魂，“开拓创新”是兴社之要。这16个字已经渗透到新华人的血脉基因，成为代代相传的宝贵精神财富。

“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毁誉忠奸，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人命关天”。新华社编辑记者始终牢记肩负的重任，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奋发有为、甘于奉献，用智慧、汗水乃至生命谱写了党的新闻事业的壮丽篇章。

虽然已走过90年，新华社依然年轻。新时代，新征程，希望新华社像其办公楼那样，如同一支高大的铅笔，继续在美丽的神州大地上，忠实记录波澜壮阔的大历史，生动书写绚丽多彩的新篇章！

来源：金屏媒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b_ujt5MUf3fVkE2k6OVwWw

编辑：杨泓艳

刘海明

【案例】

张维功：1980年代，和《新闻法》擦肩而过

张维功，祖籍山东宁津，1949年生于天津，天津九十中学“老三届”的老高一。北大荒兵团知青生活九年，黑龙江大学中文系77级，1982年毕业，天津《今晚报》高级记者，2009年退休。本文转载自《新三届》。

和《新闻法》擦肩而过

张维功｜文

1988年初冬，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王强华专程来天津，主持召开一个座谈会，专题讨论准备出台的《新闻法》草案，邀请天津新闻界部分人士参会，会期两天，在天津华城宾馆。《今晚报》总编辑李夫受邀到会，并指派我随行参会。我从《今晚报》创刊做了几年副刊编辑，刚被李夫老总调去做记者，除了在《天津日报》发过几篇报告文学，新闻实践才刚刚起步，讨论《新闻法》？着实的有些懵懂。王强华何许人，10年前轰动全国的雄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他参与编辑修改的贡献，思想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听了他半天的《新闻法》报告，不觉脑洞大开。
一同参会的新闻界同仁，熟悉的有《天津日报》政教部主任侯军，少年老成才华横溢，记得他发言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做报纸的经常打交道的是一些机关单位的所谓通讯员，他们很像是自己单位的“公关先生”，对于新闻的客观公正有很大影响。
另一位是《天津青年报》副总编于恪钦，是北大荒的荒友也是午休时打桥牌的桥友，他的发言比较直率，新闻框框太多，自由度太低。
李夫老总转天才来，发言慢慢悠悠，句句实在，是我耳熟能详的李夫设计《今晚报》的那些理念：“它不正襟危坐，作夸夸其谈之说教，而愿与知已推心置腹，促膝谈；它不捕风捉影，说假话，唱高调，而求切实论说，言之凿凿，不尚空谈。做宣传于谈天论地之际，寓教育于潜移默化之中，是其途。”我的理解，出版署王强华看重天津开座谈会，首先是上世纪80年代，从胡启立到李瑞环主政天津时期，对新闻改革与管理一直持比较宽松开放的态度。……此外天津是民国时期报业发轫的摇篮重地之一，《大公报》《益世报》的新闻传承，对改开时代的新闻立法可资借鉴。
李瑞环在天津，不论当市长或市委书记，所有的天津新闻媒体，尽在掌控并管理游刃有余，成为他施政理念传播落实的得力抓手，经常身体力行，甚至直接在媒体现身，贴近民众动员民众，颇得民意民心。今晚报创刊初期，特别安排李夫总编辑旁听市委会议，对今晚报广受读者欢迎的批评类新闻，有过比较宽松的批示19。90年代李瑞环进京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直接分管中宣部，应该与他在津的新闻工作成就有关。李瑞环对政治体制改革，也是敢为人先的。1988年秋的天津两会，差额选举副市长，原则举措还是真实严谨的。作为采访记者，我在现场，候选人逐一上台向大会发布竞选演讲，随即大会代表投票，当场宣布选举结果。结果，瑞环同志属意欣赏的两位候选人落选，钱其璈（前外长钱其琛的胞弟）当选。出结果的那一刻，全场的目光投向后台的计票处，我看见《人民日报》驻津首席记者、我尊敬的年届花甲的肖荻老前辈一溜小跑去抢新闻。据传，事后瑞环同志与身边人笑谈，老钱昨晚上做了个好梦，今天就当市长了。遗憾，和《新闻法》擦肩而过；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好时光，和《新闻法》擦肩而过。

记于2024年10月26日

外一篇

新闻立法遗憾

《财经》记者：谭翊飞；实习生：龚惠兰子

在北京南二环附近，王强华老人家的书房狭窄而拥挤，他写好了一篇关于新闻法的文章，很想发出来，却又犹豫再三。

这篇文章涉及上世纪80年代许多人和事。当时政治气氛时左时右，很难捉摸得透风将吹向哪里。新闻立法同样受此影响，左右摇摆、颠簸流离，最后还是夭折了。在“文革”中吃过苦头的一代人誓言要建立一套法律制度，让“文革”不再发生，保障公民的新闻、出版自由是改革方向之一，但到底放开到什么程度，多数人心中没有底。中宣部新闻局原局长钟沛璋对记者回忆，1985年，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各省市总编辑座谈会上，中宣部一位时任副部长发表讲话称，报纸登什么不登什么应由总编辑负责。这个消息播发以后，一些省市宣传部门提出反对意见：“总编辑自己负责，还要我们党委宣传部干什么呢？”20多年过去了，那些当年在不同职位为新闻立法而努力的人渐渐老去，争论声却犹在。记录了当时纷争的稿纸，早已泛黄，未达成共识即中止的新闻立法，终成为一代人的心头隐痛与遗憾。
新闻法律人相遇20多年未见王强华的高锴，如今已步履蹒跚，他犹记得王强华当时对他说：“我是学法律的，却搞了新闻；你是学新闻的，却搞了法律。”1987年，王强华出任恢复设立的第一届新闻出版署（2001年更名为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随后负责新闻法起草工作。他邀请时任全国人大法工委研究室主任高锴担任起草小组的顾问。王强华曾就读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后在光明日报社工作了34年。1978年，他参与编辑、修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思想界引起轰动。担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时，王强华放行了许多报刊，后来有人指责他“放得太开”，他解释这是在中宣部领导下所为。参与新闻法起草，对他来说是巧合。1986年新闻出版署筹建时，已确定担任署长的杜导正从光明日报社等单位调人。他找王强华谈了两次，王强华因为“不想当官”不愿意去。有一天，光明日报社领导叫他开会，上车后他并不知道要去哪里，车子直接开到了中南海，胡启立、胡乔木等人在座，当场宣布了他的调令。与之相比，高锴进入立法工作则是自己的选择。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高锴只做了四个月记者。时值大鸣大放，他报道了章乃器的言论，章乃器被打成右派，他也受到牵连，在煤矿里度过漫长的20年。回京后，高锴认为“法律对中国太重要了”，因此选择去了全国人大法工委。由于王强华是学法律出身，杜导正让他负责新闻法的起草。但新闻法起草早在1984年就已经开始，并形成了第一部新闻法草案。“文革”之后，民间对于新闻立法呼声强烈。1983年，中央书记处要求中宣部召开会议研究新闻立法工作，后确定由胡绩伟牵头负责。胡绩伟曾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等职，当时调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由胡牵头的决定得到了当时主管宣传的胡乔木等中央领导的同意，新闻立法工作随即展开。当时，懂新闻法的人才奇缺，时任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孙旭培因在研究生时期专门研究相关问题，胡绩伟两次派人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到人大法工委工作。但孙旭培与王强华一样，也是一个不想当官的人。于是，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与社科院新闻所一起成立了一个新闻法研究室，孙旭培仍留在社科院，但工作重心转到研究起草新闻法。新闻法研究室作为一个非官方的学术机构，给了新闻法最初的起草工作较大的空间，也为后来的立法波折埋下了伏笔。据孙旭培回忆，第一年，研究室以胡绩伟的名义招收了两个研究生廖晓英和朱晓明，并从全国人大拨来2万多元经费，创办内部刊物《新闻法通讯》。这个刊物前后共出了20多期，杂志还专门开设了“新闻法知识讲座”专栏。此外，新闻法研究室赶赴上海、广州、成都、重庆等地，邀请了100多位新闻界老报人和新闻工作者召开座谈会，听取大家意见。1985年初，新闻法研究室在深圳邀请了香港新闻界工作者召开座谈会，就新闻法立法征求香港新闻界意见。返回北京后，孙旭培和两个研究生动手起草新闻法草案。三个月后，即1985年夏天，新闻法草案第一稿完成。在这一稿中，第一条写入了新闻自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和其他有关条款，为保障新闻自由，为发展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制定本法。”草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条文是：“报纸、期刊的创办也可由自然人进行。”孙旭培回忆，胡绩伟看了第一稿后说，“这条恐怕提不出去。”他回答：“取法乎上得其中，提了再说。”这样，胡绩伟没有要求把这一条删除。
新闻、出版立法分合此前，中宣部出版局组建了一个出版法的起草班子。孙旭培回忆，新闻法第一稿完成后，新闻法研究室接到电话指示：“关于出版报刊、杂志、批准登记、内容审查、必要时吊销证件，新闻法不要规定，由出版法规定。”据孙旭培称，1986年初，胡乔木提出，社科院不用搞新闻法研究室了。不过，时任中宣部部长朱厚泽的意见有所不同，新闻法研究室和新闻理论研究室后来合并为新闻理论研究室。合并后没有经费、也没有新的项目，新闻法研究室“名不存实也不存了”。此番变动后，虽然新闻法草案仍由胡绩伟带头继续进行修改。不过，胡绩伟关于新闻立法的回忆文章称，随着1987年初新闻出版署成立，胡乔木试图把新闻法的起草权转移到新闻出版署。新闻出版署首任署长杜导正对记者称，新闻出版署成立主要是为了加强统一管理，最初并没有承担法律起草的任务。在出版法起草方面，胡乔木建议，在原草案中增加一些内容后改名为新闻出版法。出版法第四稿中根据胡乔木的提议，把报纸列入出版物，增加“报纸刊登新闻时事，造成情节后果的纠正办法”，并适时改名为新闻出版法。1987年，胡乔木曾表示，“出版法仍以称新闻出版法为好。” 新闻法起草暂时搁浅。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召开，政治风向又发生变化。十三大报告提及，“必须抓紧制定新闻出版等法律，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此时胡乔木调任中顾委委员，胡启立开始主管新闻宣传工作。胡启立在十二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三大后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强华称，“考虑到新闻工作的大部分内容不可能概括进新闻出版法草案”，十三大前夕，新闻出版署在报告中对新闻、出版合并立法的做法“建议国务院再酌”。胡启立发现这一问题后，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国务院法制局将新闻出版署的新闻出版法送审稿交由国务院50多个部门广泛征求意见后，决定分别制定新闻法、出版法。1988年初，一度中断的新闻立法重新续接，进入新闻和出版明确分立时代。新闻出版署的新闻法起草小组也在此时正式成立。
争议办报主体上世纪80年代，新闻立法一度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新闻立法、保障言论自由被认为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在新闻出版署的新闻法起草小组成立后，王强华作为新闻法起草小组组长，邀请孙旭培参加会议。孙旭培在会上讲了一个多小时，介绍了新闻法研究室起草的新闻法“分哪几章、有哪些特点”，等等。当时，王强华让孙旭培提供草案，孙旭培以“草案还不完善”为由未提供。在1988年4月的《新闻法通讯》刊登公开草案第三稿前，孙旭培还是把草案提供给了新闻出版署。上世纪80年代，新闻出版署起草小组与社科院新闻法研究室两个机构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立法倾向。除社科院和新闻出版署两家机构外，1986年，在胡启立的建议下，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还起草了一个地方性的新闻法规，提交上海的相关立法部门后，对方答复配套法规还不健全，未能出台。1987年，王强华到上海调研，建议在上海也起草一个新闻法草稿，提交北京参考。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魏永征当时是上海新闻法起草小组的核心成员，据其介绍，在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起草了地方性的新闻法规之后，上海还成立了一个由市委宣传部领衔的起草小组。1988年下半年，新闻法同时存在三个版本的草案：分别来自新闻法起草小组、上海小组以及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这三稿都肯定了新闻自由和新闻独立，但在“办报主体”问题上存在分歧：胡绩伟小组的草案提到“报纸、期刊的创办也可由自然人进行”。另两个草案没有触及这一论点。整体上，前两稿基本相似。王强华当时的观点是：“我建议既不要写禁止，也不要写不禁止，在具体执行时可以掌控。”他认为在新闻法的草案中有“社长（总编辑、主编、台长）有权决定新闻的发表与不发表”的规定就够了。

这些争议后来转到了出版法的讨论中。

王强华回忆，1988年底到1989年初，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召集了五六次会议，专门讨论新闻法和出版法。最后一次会议时，胡启立表示，新闻法草案以后不用政治局常委再讨论，可以让国务院法制局提交给全国人大。言下之意，高层已经对新闻法草案基本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出版法草案讨论并没有通过。据高锴回忆，讨论会的焦点仍是涉及“办报主体”条款。当时，出版法草案第十条的内容是：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国营企业事业组织可以申请创办出版单位。在一次讨论会上，有人提出社会团体也是由公民创办，如果允许社会团体办报，是否等同于“反右运动”中批判的“同仁办报”？争议双方各不相让，最后没有结论。事至如今，这些老人对此仍持不同观点。王强华坚持：“新闻和出版分开立法我赞成，但私人办报我反对。”钟沛璋则认为：“世界各国，报纸多是民间办，包括政党报，民间应该有办报的权利。”历史并没有留给这场争论更多的时间，在各方达成共识之前，随着1989年到来，新闻立法终成遗憾。
新闻立法中止1989年之后，随着胡启立和胡绩伟职务变动，新闻立法出现转折。据这些老人回忆，1989年6月之后新闻立法工作并没有立即停止，但新闻法起草小组的人员出现了变化，新增了一些人，“孙旭培已经不参加”。立法思想也立足于新闻管理。王强华回忆，当时有人提出应在草案中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闻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后来全国人大法工委经上报指示后，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不过，这次立法尝试最后也不了了之。此后20年，新闻和出版立法虽泛起过几阵涟漪，但屡归平静。1994年，新闻出版署起草的出版法草案曾送到国务院，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中央政治局讨论后，法律框架基本确定。当年10月提交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讨论时又发生分歧，一些法学家认为，应明确这部法律是保护出版自由还是监管出版。此后，国务院根据立法权限制定了《出版管理条例》。1999年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闭幕后举办了第七次法制讲座。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称，要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其中有一些重要的法律，新闻法、出版法等不可缺少。十多年后，2011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同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其中并未提及新闻法。回首往事，在当时的氛围下，新闻法和出版法的出台曾经近在咫尺，老人们如今心有自责：“如果当初不是那么求全责备，抓紧时间，也许这个法律就出来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一直在试图推动新闻立法。他对《财经》记者说，希望新闻法明年列入立法规划。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法学家江平也认为，本着依法治国的精神，“新闻法还是不立不行”。原载《财经》杂志

来源：猫头鹰的新次元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iApxxrqlVcJs7CKZu88fcQ

编辑：杨泓艳

刘海明

【案例】

记者：一种罗曼蒂克消亡史

166年前，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在其《双城记》的开篇第一段就这样描述：

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这是最智慧的年代，这是最愚昧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代，这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时代，这是黑暗的时代；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简而言之，我们这个时代跟狄更斯小说中的那个时代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在这个时代，对于记者和媒体人老说，用一个最高级的形容词来形容就是：广阔天地，难有作为，这是一个让人唏嘘的时代！谨以此文献给那些在这个行业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记者和媒体人！他们身上有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责任感，那是把纸墨知识自我消化后流淌在血液里的责任感。他们是悲情的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取了火种，自己或许却将沦落黑暗。

他们为这个社会做了太多，但这个社会却很少回报，我们对这些记者和媒体人做的最普通的一件事可能是：不要忘记。

点击链接观看视频：https://mp.weixin.qq.com/s/scTHXOB5v7V3TLIHgEn56w

兽爷 历史会暂时迷失方向，但是，人类历史的车轮却滚滚向前。 谁会想到，一篇自媒体的文章会在2018年7月改变了中国。《兽爷｜疫苗之王》突破百万阅读量，虽然文章第一时间还是被涉嫌违法违规被删除处理，但是，在依然炎热的夏季，成功地让整个舆论哗然，最高层深夜批示，在海外的领袖，也是出面发声。随着最高层指示，公检法迅速出动，各个单位争先恐后处理，涉嫌疫苗造假的长生生物，产品被停产，管理层包括董事长涉嫌刑事犯罪被逮捕，证监会出具上市公司处理方案……当舆论稍微平息之后，人们疑惑，兽爷是谁？这位一己之力震撼整个国家的自媒体兽爷，正是前南周记者：张育群。因为多年的行业记者生涯，兽爷对资料的挖掘和串联功力高人一等。透过零散的信息，基本窥探到了中国所有的政商关系逻辑。这次事件同时带火的还有两位曾经的媒体人：著名记者王克勤，以及他在《中国经济时报》的顶头上司包月阳。王克勤先后推出震惊海内外的《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甘肃回收市场黑幕》、《山西疫苗乱象调查》。

2010年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对山西疫苗乱象进行调查，出稿《山西疫苗乱象调查》。

签发王克勤这篇稿子时，总编包月阳预见了可能的结果。但包月阳认为：不签，对不起孩子。2010年在稿子见报后，王克勤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山西疫苗案不了了之，山东及全国必出问题！”八年后一语成谶，令人唏嘘。现在王克勤在为尘肺病人奔走、从事公益事业。包月阳1963年生人，198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分到新华社，由于工作出色，曾获新华社首届十佳记者称号。1994年，刚三十出头的包月阳，参与创办中国经济时报，报纸办得红红火火，颇有锐气，最著名的是刊发《“山西疫苗乱象调查”》、《北京出租车黑幕》、《兰州证券黑幕》、邢台艾滋病真相的调查等轰动国内外的调查报道。在王克勤写的回忆文章里，王克勤因为采写那篇山西疫苗报道而被除名，作为签发此报道的总编辑包月阳，连带吃了瓜落，免职调离经济时报。

王克勤曾有专门写包月阳的文章，标题就叫做《一年为我哭过两场的总编辑》：我与老包的相识，缘于我早期的一篇揭露兰州证券黑市案的报道。2000 年底，作为甘肃经济日报记者的我，历时三月调查兰州证券黑市案。鉴于地方媒体发表的可能性十分渺茫，又基于调查的艰难危险，我邀请时任中国经济时报甘肃站记者王宏（即现任搜狐网副总编辑王子恢）加盟一起完成了《兰州证券黑市狂洗 " 股民 "》。2001年春节前稿件便由子恢交与老包，老包答应春节后即刊此稿。2 月3 日，中国经济时报整整两个版刊登此文，此案即成 2001 年全国市场经济秩序整顿第一案。也是这一年的 10 月 17 日，作为甘肃《西部商报》记者的我，在该报发表了调查性报道《公选 " 劣迹人 " 引曝黑幕》。温家宝当即做出批示，在甘肃引发党风整肃风暴。同时，因一系列揭黑报道亦招致我被开除公职。几个月后，经上访申诉得以复职的我被中国经济时报接纳。

调入时报后，我被安排专事调查性报道。2002 年我历时半年调查完成《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2003 年报社让我出任首席记者，自此，我开始更加专业的进行调查性报道。几年来，我以为自己做过的有影响力的调查，还有《河北 " 定州村民被袭事件 " 调查》、《河北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山西黑煤矿矿主打死 " 记者 " 的背后》、《绵竹中行大楼 "512" 垮塌真相调查》等等。每篇调查报道的问世，都离不开老包的支持。

谈到老包的理想主义情怀，2005年老包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

这一年，老包为了真正的报道，为了我所做的调查，哭了两场。

总编辑第一哭。当年 6月 20 日我与同事乔国栋完成了《河北 " 定州村民被袭事件 " 调查》，知道此次调查十分艰难，稿件发表后，包总提出要为我们接风洗尘。于是在四川老友他约了报社许多同仁一起吃饭。席间，当听完我从定州市绳油村装扮成农民逃跑出来的陈述后，包总感慨的说：" 兄弟们，你们知道吗，克勤前几个月在南京调查拆迁时，被 40 多个警察围困在一栋拆迁楼里整整 5 个小时，他们还准备了手铐与辣椒水。" 说到这里，包总便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哭了起来。

总编辑第二哭。当年 11月 30 日我完成了《河北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稿件发表的当天，包总在博客中写下了如下文字：

昨夜，我含泪签发《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这篇四万多字的泣血之作，是《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王克勤所写，为此他历时数月、三赴河北邢台下辖的八县二区一市及邯郸下辖的武安市，采访了 34 位艾滋病患者及感染者、众多艾滋病家庭，亲眼见到了 8 名艾滋病儿童，搜集了大量一手资料。

昨晚在食堂吃晚饭时，负责编辑此稿的我的同事、周刊要闻部主任陈宏伟对我说，好几次我都编不下去了，太难受。夜里我签发这组稿子，几次因为流泪不得不停下，连电话也不能接。现在我写这几个字，还控制不住要流泪。

" 为真正的调查性报道，冒点风险值！" 这是包总向我讲过的一句话！

此次山西疫苗事件报道中，老包依然秉持这样的报人风骨。发表稿件前，他总是慎之又慎地细细把关，认真修改。他常常说：" 不是我害怕，我们做调查、做新闻一定要扎实严谨，做到滴水不漏才是。"

3 月 17 日，疫苗报道见报后，面对各方压力，他毫不惧怕，而是不断给我和车海刚副总编辑鼓劲打气，" 你们别害怕，有我！"。

3 月 18 日，面对山西方面凶猛的反扑，他毫不犹豫的提出：" 我们要有坚定的立场与鲜明的态度！" 随即，当晚经过他修订的《中国经济时报关于 " 山西疫苗乱象调查 " 报道的声明》在本报网站上推出。

正是这份掷地有声的《声明》为整个中国新闻人赢得了光荣。

此后，面对更大的压力时，有一天，老包对我和海刚讲："为了更多中国孩子的生命安全，我们战斗到底！"" 为此，我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

老包是一个富有爱心的人。且不说过去他做过多少这样的事情，单就这次疫苗事件，他被免职后告诉我：" 如果我不签发这样的报道，我一辈子不得安宁。即便为此付出成本，也是值得的。"

疫苗报道签发不到两个月，老包被免职了。

在得悉自己免职的消息后，今天凌晨老包在自己微博写了这样一段话。" 生活里的忧愁来源于我们的得与失，患得患失。也来源于我们对自己未来命运感觉到不可把握，难以预料。所以，算命术长盛不衰。而一颗禅心是彻底放下了忧愁的。"

如今，包月阳已经皈依佛门、一心向佛！

“那些辛苦挖掘真相的人，被甩在信息流边缘，他们沉默工作，或者黯然离去。”

前南方周末高级记者，中国最好的特稿写作者李海鹏认为：

看到说调查记者只剩下130人，提供数据的是很专业的业内人，不过我猜没剩这么多，剩下的大概也想转行。支持一个人去做调查记者的，不是钱，是被尊重感、荣誉感，是真相至上的信念！

一个调查记者，前往贫瘠苦难之地，做困难的工作，他是新闻业这座灯塔上的一束微光，同时他也是一个探险者，一个有魅力的人，正是这种自我幻想，以及了虽然不多但总算还有的来自陌生人甚至异性的同样的幻想，支撑了全球的调查记者们。

在当年，“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头”是酷的，“国脉民瘼，江湖庙堂”是酷的，所以这一类好的媒体才可以在最好的学校吸纳最好的人才，做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报道。

记者、媒体人20年消亡史：

1989年，《郑州晚报》记者殷新生，因揭披郑州市检察院越权事件，被诬陷入狱。  

1998年，《山西青年报》记者高勤荣，因揭露山西运城渗灌工程造假，被判刑12年。

2002年，《京华时报》记者杨威，因采访物业纠纷问题而遭遇殴打，导致耳鼓膜穿孔。

2003年，《南方都市报》因报道孙志刚案与非典事件，影响高层仕途，主编程益中被捕。

2005年，《河南商报》记者范友峰，因调查报道聂树斌案，被迫辞职，淡出新闻界。

2006年，冰点周刊因刊登《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被停刊整顿，主编副主编均被免职。

2008年，《法制日报》记者朱文娜，因采写辽宁西丰拆迁案，被警方拘传。

2008年，《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景剑锋，因报道山西公安包庇黑恶势力，被判刑1年。

2009年，《河北青年报》副总编辑乐倩，遭遇歹徒报复行凶，歹徒边打边喊“叫你报！”

2012年，《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第一位在报道中点名“三鹿”的记者。发表了《是非杨永信：从“杨叔”到“羊叫兽”》《甘肃十四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一身正义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挽救了无数婴儿的生命。

今天，杨永信的网瘾治疗中心依旧蓬勃繁荣，简光洲却早已离开了记者这个职业！

简光洲离职日期为2012年8月30日。当时他发微博表示：“东早10年，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所有的悲欢，所有的梦想，所有的忍受都是因为那份纯真的理想。好吧，理想已死，我先撤了，兄弟们珍重！”

2013年，《新快报》记者刘虎，因实名举报工商总局副局长，被关押346天。

2013年，《南岛晚报》记者杨琼文，因曝光海南万宁校长开房案，被迫离职。

2013年，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王克勤，因《北京暴雨失踪者》一文，《经济观察报》调查部被解散，王克勤本人被迫离职。

2013年9月25日，曾刊发"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总有一种力量让你泪流满面"的《南方周末》江艺平提前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的任上退休。一个细节是：无论接待的是谁，作为总编的江艺平从不隔着障碍物（例如办公桌）同人说话，她总是与对方并排而坐，平等交谈。

2014年,柴静从央视离职，虽然在2015年初柴静推出了空气污染深度调查《穹顶之下》，柴静依然是个自由职业者。

2015年，在2013年底以涉嫌诽谤罪被拘捕的广州《新快报》调查记者刘虎从北京东城区检察院领取了“不起诉决定书”，刘虎以自己的清白职业操守终于脱离了险境。

2016年，《兰州晨报》《兰州晚报》《西部商报》三名驻武威记者，因被当地部门视为发布“负面报道”而遭遇逮捕。

2017年1月，资深媒体人，曾任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后加盟搜狐担任总编辑的陈朝华出任360公司副总裁。

2017年7月，自称“落伍者”的浙江大学国际文化传播学院院长吴飞卸任院长职务，“从此后，捉蚁种花，做一个好的教书匠。”

2017年8月，资深媒体人，历任《信息早报》副总编辑、《传媒》杂志常务副总编辑兼常务副社长、《南风窗》总编辑、《中国周刊》总编辑朱学东离职新京报。

2018年1月，65岁的财经杂志《财新周刊》创始人胡舒立因为年龄原因卸任总编辑一职。

同样在2018年，曾连续多年举办“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展江教授退休。

2019年2月，曾写过《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公安局政委女儿冒名顶替上大学》，《一青年举报同学公务员考试作弊遭跨省抓捕》，《公安部处长洗冤录》等文章的中国青年报深度报道部主任刘万永辞职《中国青年报》。

值得一提的是，离开媒体多年的祝华新和马少华仍在兢兢业业挖掘旧闻、不时发表评论！

这个世界，有黑暗就有光明，有冷酷就有温暖！

以记者和媒体人的22年消亡史纪念第22个记者节！

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执着地热爱它。”  

虽然失去了新闻业与调查记者们，虽然失去了部分真相，虽然失去了部分真实的世界，但这个社会仍然需要真正的记者、真正的新闻、真正的媒体人！

记者节，再次向这些记者、媒体人以及媒体人的庇护者致敬！

来源：必记本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cTHXOB5v7V3TLIHgEn56w

编辑：杨泓艳

刘海明

【案例】

中消报原社长李学寅：报社无钱买纸印报，员工每人自愿拿出1万元

11月3日，《中国消费者报》在北京国谊宾馆举行创刊40周年座谈会。

会上，中国消费者报社原社长、总编辑李学寅作为老领导代表，回顾了报社艰苦创业的岁月。他透露，“1995年，当新闻纸大幅涨价，报社无钱买纸印报、无钱发工资时，经过动员，员工每人自愿从自己家里拿出1万元借给报社共渡难关。”

李学寅还回忆了报社多次“第一枪”式的监督报道，创刊不久就大胆在报纸上揭露冒牌自行车和“特效生发灵”虚假广告，打响新闻媒体公开向假货、假广告宣战的第一枪；在刊发揭露人体增高器骗局的连续报道的同时，主动以消费者代表名义递交相关报告，提请国家专利局公开撤销该产品的虚假发明专利；以《生命在呼唤——来自使用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致死事故的报告》为题、聚焦燃气热水器安全问题采写的长篇调查报告，经新华社和“中国质量万里行”组委会向全国刊发通稿，引发了全行业整改；率先发现并报道“王海现象”促进《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大普及等一系列重头报道、连续报道，奠定了《中国消费者报》在行业和社会的独特重要地位。

资料显示，《中国消费者报》简称“中消报”，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主管、中国消费者协会主办的一张消费维权领域专业报纸。1985年10月7日正式创刊。

2024年12月，在市场监管总局党组的坚强领导下，报社高效完成转企改制，并于2025年上半年彻底解决了133名正式员工的社保问题，卸下了最沉重的历史包袱。

从1988年年初开始，李学寅在中国消费者报社工作了19年，其中担任副社长副总编4年，全面主持报社工作12年。

来源:传媒见闻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yu6Um4s4KLM-f5P2R57_Cw

编辑：何璇祺

刘海明

【案例】

探访：法晚、京华、信报、晨报、竞报以及新京报，旧址现在啥样

前段时间，新京报迁址，朋友圈引发不少媒体人发表感慨，追忆当年热热闹闹的京城媒体圈。

之前已经停刊的法制晚报、京华时报、北京晨报、北京娱乐信报、竞报的旧址，以及新京报幸福大街的旧址，现在啥样了？日前，“转型Media人”团队成员分头到上述六个地址实地探访。

1、法制晚报

地址：朝阳区高碑店乡龙源文化创意大厦

创刊时间：2004年5月18日

停刊时间：2019年1月1日

法晚最具代表性的，是报社一进门处，有一个白底蓝花的大碗。穿过前厅，是开放式的采编大平层，总面积约6000平米，所有人都在大平层上办公，左右手各有一条过道。

如今，一进门的大碗已经不知所踪，取而代之的一个喷泉式装饰物。

采编大厅中间位置的大部分面积，都被木板围住了，仅左右两边各留出一条宽约两米的通道。很多老法晚人应该还记得，采编大厅右手边的过道，靠墙位置有一排隔出来的办公室，归由经营部门的负责人使用。如今，这排隔出来的办公室虽经过装修调整，还能依稀看出来，但只有一进门开始数的第三间办公室被物业成功租了出去，成为一间面积约10平米的婚纱店。其他靠墙的这排办公室，都是铁门紧闭。

婚纱店内，只有一名店员在面无表情地刷着手机，店内没有客人。

采编大厅走到头，以前是社长总编辑和副总们的办公室。如今，这些区域全部封闭。

从右边通道进入，走到头，绕行至左侧通道，左侧灯光全无。

此次实地探访，在椅子上显得百无聊赖的保安没拦着。“租店面的话，可以联系招商部。”他说。

之后，“转型Media人”团队成员联系物业部门招商人员，对方表示，中间围挡区域目前正在装修，要拆分成格子间对外出租，至于何时装修完，不清楚。“现在停工了。你记个电话，以后还想租，再问问。”

点击链接查看原视频：https://mp.weixin.qq.com/s/teyMrmOqAZwuEYvMMeUh-w

2、京华时报

地址：朝阳区左家庄百灵大厦3至5层

创刊时间：2001年5月28日

停刊时间：2017年1月1日

3、北京晨报

地址：朝阳区左家庄百灵大厦5层

创刊时间：1998年7月20日

停刊时间：2019年1月1日

百灵大厦，以前是一栋六层的红砖楼。“转型Media人”团队成员此次探访发现，这栋红色砖楼已经被重新粉刷，变成了灰白色，颇有一些现代味道。

据附近居民楼的居民讲，京华时报停刊后，百灵大厦多年都没变化，甚至“京华时报”的大牌子还一直在楼顶悬挂，大约两年前才进行外立面改造。

改造后的百灵大厦，一层被如家、喆啡两家酒店分别作为前台，如家的客房位于三四两层，喆啡酒店的客房位于五层。客房区域，须持卡刷电梯才能进入。

“二层还有一些房间可以出租。六层已经租出去了。”百灵大厦的一位物业招商人员说。

北京晨报的最后一站，也在百灵大厦。在原京华时报的五层。北京晨报搬到这里的时候，京华时报已经停刊。

北京娱乐信报

地址：丰台区菜户营鹏润家园豪苑B座12至15层

创刊时间：2000年10月9日

停刊时间：2018年1月1日

“转型Media人”团队成员到鹏润家园豪苑探访发现，信报曾经宽阔明亮的采编大厅，已经被隔成了一间间房屋，或成为私人住宅，或成为一家家公司的办公场所。

楼下的保安表示，信报在这里办公的时候，他就在这里当保安了。他说，信报的采编大厅几年前被重新改造，房型从一居室到四居室大小不一，现在已经全部售出，其中顶层一部分作为商用，有几家公司租为办公地。

“转型Media人”团队成员来到原北京娱乐信报办公的楼层探访。13层到15层，有的房间门外放着快递包裹，有的房间门上贴着对联，充满了生活气息。

住在这里的人，对“北京娱乐信报”丝毫不知。“什么报？这哪有报社？现在谁还看报纸啊！”其中一名住户说。

竞报

地址：朝阳区建国路71号惠通时代广场

创刊时间：2004年12月28日

停刊时间：2014年4月25日

竞报，是京城都市报当中最早停刊的一家，也可谓高开低走，命运多舛。

竞报最早在位于朝阳区建国路71号的惠通时代广场办公。原址已经拆迁多年，如今搜索“建国路71号”，出现的是“智能电网科技研发交流中心项目办公楼”。该中心外人无法进入，也无法了解到里面的情况。有人表示，竞报原位置的楼房早已拆除，现在未进行建设。而竞报在广渠路“竞园”的办公地点，时过多年，早已归其他单位使用。

---------------------------------

以上，都是北京都市报中已经停刊媒体的旧址。之后，“转型Media人”团队成员又来到东城区幸福大街37号新京报旧址探访。

新京报原办公地，共五层。大楼一层已经搬空，只留下墙上“新京报社”四个红色大字。

以前，通向电梯的闸机口需要刷卡才能进入。现在，闸机口已经打开，但“转型Media人”团队成员刚走入，就被物业人员过来拦住。

“楼里什么都没有了，都空了，搬走了。”该人同时表示，这栋楼会对外出租，但何时招租还不清楚。

如今的北京街头，已经没有手里拿报纸的人了。个别还在的报刊亭，主营业务也逐渐变成了“卖水”。取而代之的是一部部手机，屏幕上滚动着海量的信息。

那个记者为一篇篇稿子奔走、编辑为一块块版面忙碌的时代，已经远去。

来源：转型Media人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teyMrmOqAZwuEYvMMeUh-w

编辑：何璇祺

刘海明

【案例】

范敬宜与《大公报》‖因为刘克林，想去当魏巍，由此踏上新闻路

转发按：从流量量看，大家对范先生还是很感兴趣，甚至不少师友同学建议可以出套画传之类的小册子（good idea，谋划中）。正好下周要给某处讲一个有关现代中国新闻传统的话题，也涉及大公报，于是想起这篇，索性一并转发如后。此篇刊于《新闻与写作》2012年第10期（原文排版很好看），时已从清华博后出站了。

范敬宜与《大公报》

刘宪阁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史”阶段成果之一,批准号09AXW001

范敬宜先生病逝后, 笔者曾作小文《难忘的一面之缘》以略寄哀思。其中提及2010年春天见面时, 范老对《大公报》和张季鸾的几点印象。当时并未特别在意。最近又陆续接触了一些有关范老特别是其早期经历的资料, 才发现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和评价, 其实也并非偶然。因为他和《大公报》之间, 原来还有些颇为有趣的故事与渊源。

进入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不久, 笔者有幸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近距离接触范敬宜先生。当时范院长问起, 最近在做哪方面的研究。笔者告诉他, 除了正在承担的当代中国新闻史课题外, 自己原来的博士论文是有关张季鸾、《大公报》和抗战前后中日关系的, 目前也一直在关注这方面的进展。对此, 范院长很感兴趣。他说, 张季鸾是名报人, 《大公报》也是比较重要的老报纸, 现代中国的这段新闻史及其背后的一些优良传统, 到今天还是值得认真研究的。他鼓励笔者, 要努力做好这方面的研究, 以便更好地为推进当代中国新闻的健康发展服务。

随着对范老相关经历, 特别是其早期经历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 范老的这些话, 说得很真诚。因为他很早就开始熟悉这份老报纸, 以及服务于该报的不少新闻人了。甚至他之决定投身新闻界, 也和老大公报人刘克林等之激励与感染分不开。

范敬宜早年就读于无锡国专上海分校, 毕业后又求学于圣约翰大学中文系, 与他后来所从事的新闻工作好像没什么关系。不过仔细翻阅他写作的文章、发表的演讲和接受的访谈, 就会发现, 范老多次在不同场合明确表示:自己对新闻工作“有一种天生的情结”。(1)

范敬宜1931年出生于江苏苏州, 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后, 一直生活在这里。苏州沦陷后。其父忧愤交加, 吐血而亡。1938年, 范家迁往上海。此后, 他又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而上海是当时全国报业最发达的城市, 报纸很多。其周边地区如无锡、苏州等报纸销路也不错。他记得, 小时候家里除了订有《申报》、《大公报》、《文汇报》等之外, 还有各种小报。(2)

抗战前上海报业发达, 1937年底上海沦陷后, 还是有些报纸坚持继续出版, 而且还颇不乏一些复刊或新创刊者。如老牌的《申报》为抗拒日方新闻检查, 先是与《大公报》等一起自动停刊;后又转移到汉口、香港出报, 终因困难重重, 1938年10月又迁回上海继续出版。而1936年4月1刊行上海版的《大公报》, 则于1937年12月14日停刊;此前于9月18日由张季鸾等在武汉创办汉口版;其后随着抗战形势的播迁, 陆续又有重庆版、香港版、桂林版等之创设。《文汇报》则创刊于1938年初, 在上海一直刊行到1939年5月底。

据此可知, 范老关于他小时候读报纸的回忆, 大体是可信的。(3)那几年, 只要是家里订阅的报纸, 他就什么都看, 慢慢地也就“对办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回忆, 十来岁时 (按1941年左右) , 他就开始自写自编, 办了一份手抄复写的《静园新闻》, 报道左邻右舍的事情。而其版式, 则“模仿《申报》和《大公报》”。(4)足见范老很早就熟悉《大公报》, 并因此喜欢上了办报纸。

后来在上海圣约翰大学, 范老读的本来是中文系, 但“对新闻系的课更感兴趣”。据回忆, 他当时选修或旁听过黄嘉德的《新闻学概论》、梁士纯的《宣传与公众舆论》、刘克林的《新闻写作》以及方汉奇的《中国新闻史》等课程, 这些对他都“影响很深”。(5)

按黄嘉德193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 后任圣约翰大学教授、文理学院副院长等职。1949年上海解放后, 原新闻系主任武道 (M.E.Votau) 返回美国, 黄氏乃以文学院院长兼新闻系主任。期间先后开设新闻学概论、报业史、新闻采访与通讯、新闻写作、编辑与评论等课程。他通常采用英语原版新闻学论著作教材, 用英语上课;同时也指定一些中文的新闻著作、范文、中文报刊上的有关报道供学生参考。

梁士纯做过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 曾邀请毕业于密苏里新闻学院、当时还不太出名的埃德加·斯诺到燕京任教。著有《实用宣传学》、《战时的舆论及其统制》等。1937年5月, 他在天津《大公报》“新闻教育特刊”发表《今日中国报界的使命》一文。该文开宗明义地引用了李普曼的《公众舆论》一书, 强调“正确的消息”对“公正的舆论”之重要。梁并指出, 无论何时, “报界的使命不外乎:第一, 传达正确消息, 第二, 建立公正舆论”;而要实现这二者, 委实不易。(6)

方汉奇1950年毕业于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1951年, 由于圣约翰大学新闻系亟须补充新闻史师资, 以及马荫良先生的推荐, 再加上当时研究新闻史的人较少, 黄嘉德找到这个从未上过讲台的年轻人前来兼课。当时方汉奇每周去圣约翰大学讲一次课, 每次大约两个小时。主要讲一些新闻史专题, 比如《申报》专题。从古到今进行系列的讲授。但“不含党报史, 不涉及时政”。(7)

如果说这几个人和《大公报》没什么太深的关系, 那么刘克林则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大公报人。1946年在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 他先是服务于重庆《大公报》, 后调香港《大公报》工作。1949年后, 历任上海、北京《大公报》总编室、评论部、国际部等采编部门的主任。抗美援朝期间, 在朝鲜战场上采写了大量战地通讯。

据与刘克林共事多年的唐振常回忆, 1952年院系调整以前, 上海《大公报》有四人应聘在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兼课, 即刘克林、孔昭恺、潘际坰和唐自己。(8)另据当时在圣约翰新闻系读书的徐家柱回忆, 《大公报》的戴文葆也去上过课。他说从1950年开始, 为了让学生“不脱离新闻界的实际情况和从业人士的真实感知”, 新闻系较多地聘请《大公报》的专家前来授课。其中, “孔昭恺编稿时的深邃思考, 刘克林的精辟论述和充沛热情, 唐振常和潘季炯的活跃思维, 以及戴文葆积累的丰富国际资料”, 都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9)

只是与范老的回忆稍有不同, 唐振常记得, 刘克林教的课程应该叫《社论写作》, 而不是《新闻写作》, 且“最受学生欢迎”。在唐的印象中, 上海这段时期, 刘在编辑工作上“发挥得最见成绩, 最有创造性”:

他才思敏捷, 点阅稿件一过, 即得要领, 画龙点睛之题立现纸上, 很少有捻须苦思之时。且时得佳句, 掷地有声。尤其对于宣传鼓动性的题目, 最为擅长。在这类题目下加一斜行的惊叹号 (!) 为克林之创举, 他称之为“棒槌”。一个题目写就, 往往斜划一惊叹号, 不无自得地说道:“加个‘棒槌’吧。”此风一开, 各报继之而效者多有。

此外, 刘又以演讲才能著称。正是这样一位善于演讲, 会写评论, 论述精辟而又热情充沛, 被称为“大公报四大才子”之一的刘克林, 给范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下面这件事:

(1951年4月11日) 下午, 我在圣约翰大学新闻系旁听新闻写作课。讲课的教授是被称为《大公报》“四大才子”之一的刘克林先生。那年他才28岁, 已担任《大公报》的国际部主任。他头脑敏锐, 才气过人, 经常为上海的大学生作关于朝鲜战场形势报告。他鞭辟入里的分析能力和卓越的口才, 一时不知倾倒了多少青年学子。那天, 他走进课堂, 就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人民日报》, 严肃地对同学们说:“今天, 我要先给你们读一篇激动人心的好文章——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

本来就热情似火的刘克林先生, 朗读这篇文章时更是慷慨激昂, 声泪俱下, 特别是读到最精彩的结尾时, 全体同学都为之肃然动容。这是我永远难忘的一课。

也是从这一天起, 我就萌生了“当魏巍”的念头。(10)

范老后来多次在不同场合谈到这次课程, 并谓刘当时“讲得所有的同学少年个个热血沸腾”。

也是在圣约翰大学新闻系, 范老还听过另一场令他难忘的新闻讲座。这也是一个老大公报人做的, 即后来转入《文汇报》的鼎鼎大名的徐铸成, 讲新闻工作者如何积累知识、积累资料。范老后来回忆说:如果说徐铸成教给我的是新闻记者的某种基本功, 那么刘克林给予我的是新闻记者的革命品格, 从而鼓舞我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走上了新闻工作的道路。(11)

正因为有了幼时阅读《大公报》以及模仿其版式办报的体验, 再加上后来又受到刘克林、徐铸成等老大公报人的教诲、激励与熏染, 1951年大学毕业时, 范老“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就放弃了留在上海当助教的机会, 作出了到“白山黑水去当魏巍”的决定, 从此走上了新闻工作的“不归之路”。(12)

在后来的新闻道路上, 范老也一再和《大公报》以及大公报人相逢与结缘。比如他曾任总编辑的《经济日报》, 其前身就是北京《大公报》, 并在此基础上由《财贸战线》、《中国财贸报》演进而来。从办报的具体手法、人事的调整配置 (其典型者如范长江、高集等) 到负责任、贵真实的新闻精神等, 莫不如此;甚至可以说都有所承袭、创新和发展。(13)

此外, 范老一直强调的新闻人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善于在八仙桌下打拳之本领等新闻理念, 也和曾任《大公报》总编辑的张季鸾先生当年之设想颇多暗合。于此, 亦足见在探索中国自身新闻规律、熔铸中国本土新闻传统的伟大链条上, 范敬宜和张季鸾这两代报人之连贯与一致。(14)

实在没想到, 范老和《大公报》竟然这么有缘;因此也难怪他有那样的评价和认识。本来还打算等将来关于张季鸾、《大公报》之博士论文有机会修订出版时, 能请范老也为拙作惠赐一序。现在已是人天永隔, 很难实现了。但他留下的对张季鸾、《大公报》乃至当代中国新闻传统的认识和评价, 却足以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

注释

①王永亮等编:《传媒思想:高层权威解读传媒 (第2版) ,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261页。

②④⑤范敬宜:《心怀全局笔写苍生》, 第261页。③惟关于阅读《大公报》的具体情况仍待细考。

梁士纯:《今日中国报界的使命》, 天津《大公报》1937年5月6日, 第12版。

⑦刘泱育:《方汉奇与圣约翰大学新闻系》, 《新闻与写作》2009第8期。

⑧唐振常:《一代报才刘克林》, 收在《俗轻集》,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8年, 第200页。⑨徐家柱:《新闻系的最后五年》, 收在徐以骅主编《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 第312页。

⑩12敬宜:《五十年后才相会》, 新民晚报2003年10月2日。

11范敬宜:《序言》, 收在李彬主编《新闻人生:名记者清华演讲选》,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第2页。

13刘宪阁:《当代中国新闻实践中的〈大公报〉传统》, 《青年记者》2012年第7期。

14刘宪阁:《两代报人, 一样精神:范敬宜与张季鸾》, 《青年记者》2011年第1期。

来源：楼阁边缘语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iqXc6GiaXH-PhfVhYUlNLw

编辑：何璇祺

刘海明

【案例】

《大西洋月刊》丨特朗普为何总能逍遥法外

Why Trump Gets Away With It

当年帮助美国度过水门事件的制度制衡如今已薄弱得多。

作者：克拉克·霍伊特

一张黑白照片：白宫门外，两人正在阅读标题为《尼克松辞职》的报纸

贝特曼/盖蒂图片社

2025年11月15日 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

51多年前8月一个闷热多雨的周五，我和其他记者一起站在白宫东翼外的临时看台上。在那里，我们目睹声名狼藉的理查德·尼克松走上总统直升机的舷梯，在舱门口转身，以一个怪异的胜利姿态伸出双臂，随后飞入历史。

不久后，我们被领进东厅——尼克松此前在这里向工作人员发表了情绪激动的告别演说。此刻，我们见证了杰拉尔德·福特宣誓就任美国第38任总统。在向300多名挤满房间的听众发表的简短而有力的讲话中，福特呼吁愈合与和解。“愿兄弟之爱清除我们心中的猜忌与仇恨，”他恳请道。

仪式结束时，为福特主持就职宣誓的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把手放在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籍参议院少数党领袖休·斯科特的肩上，热泪盈眶地说：“感谢上帝，它奏效了。”伯格显然指的是宪法、法治、制衡制度，以及在水门事件这一前所未有的情况下实现的和平权力交接。

但如今，这套制度已经失灵。

不久前，我带我姐夫去华盛顿观光，路过白宫时，看到一台起重机正在拆除东翼的最后一部分，为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宏伟的镀金宴会厅腾出空间。一名身着防弹衣、胸前枪套里插着手枪的特勤局制服特工，守在一扇紧闭的大门旁——这座“人民之家”曾每年接待数千名访客。我不禁想到，就像东翼的历史建筑已不复存在一样，半个世纪前帮助美国度过危机的那些规范与约束也已消失殆尽。

回想水门事件的始末：尼克松连任竞选团队资助的窃贼，在华盛顿水门综合大楼内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安装窃听设备。一名夜班警卫发现门闩上贴着胶带并报警，窃贼当场被捕。随着真相一次次曝光，丑闻不断扩大升级——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的报道。一个两党联立的参议院水门事件委员会成立并举行听证会，试图查明真相。正是田纳西州共和党参议员霍华德·贝克不断追问两个关键问题：“总统知道什么？他什么时候知道的？”一名证人透露，椭圆形办公室内有一套录音系统记录了那里的谈话。最高法院一致裁定，尼克松必须向其司法部任命的特别检察官交出录音带。此前一直拒绝配合的尼克松最终服从了命令。一盘“确凿证据”录音带显示，尼克松在竞选连任期间曾策划阻挠调查。国会中他所在政党的领导人前往白宫，告知他几乎肯定会被弹劾并定罪。不久后，尼克松就登上了那架直升机，黯然离任。

如今，这样的事情已难以想象。对总统权力的所有制衡都变得更加薄弱。

宪法？尽管出生地公民权在宪法中有明确规定，但现任美国总统仍发布行政命令终止了这一权利。他还玩味着竞选第三任期的想法，即便宪法禁止此举。今年早些时候，一名记者在“空军一号”上问特朗普是否会在2029年1月离任，他回应道：“下一个问题。”最近，特朗普承认，尽管他很想，但不能再参选了。但我们能相信这是他的最终决定吗——就像他在拆迁队动工前承诺的那样，他的新白宫宴会厅不会“影响现有建筑”？

法治？据《纽约时报》的追踪数据显示，特朗普本届政府在执政的前10个月里，已因移民政策、联邦资金削减、关税、解雇联邦工作人员、气候与环境政策以及跨性别权利等问题，遭到数百起诉讼。不止一位联邦法官表示，该政府违反了法院命令。《华盛顿邮报》7月的一项分析发现，在截至当时对该政府提起的诉讼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案件指控特朗普政府违抗或规避此类命令。迄今为止，尚无法官启动藐视法庭诉讼程序，部分原因或许是担心受政府控制的美国法警局会拒绝送达传票，或拒绝拘留被控违抗命令的官员。最近，在政府停摆期间，白宫几乎公开违抗了要求继续为低收入美国人提供食品券的法院命令。罗纳德·里根总统任命的联邦法官马克·沃尔夫，对“白宫对法治的攻击”深感不安，以至于选择辞职以公开发声。

无论公平与否，如今的最高法院被认为比伯格领导的那届党派色彩浓厚得多——而伯格实际上是尼克松任命的四位大法官之一。如今的最高法院有三位特朗普任命的大法官，对总统几乎没有任何抵制。在2024年的“特朗普诉美国案”中，大法官们裁定，总统对其公务行为享有广泛的刑事起诉豁免权。上周，在一桩关于特朗普关税合法性的案件口头辩论中，最高法院的多数法官似乎终于愿意站出来对抗总统。我们拭目以待。

国会对总统权力的制衡？在共和党控制下的参议院和众议院，当特朗普白宫拒绝动用国会拨款、试图削弱国会设立的联邦机构、未经国会授权在海外采取军事行动时，基本上都采取了顺从态度。共和党国会领导人听从总统的暗示——总统威胁要反对不服从其要求的议员连任——因此在数周内公开拒绝与民主党同僚谈判以结束政府停摆，直到参议院民主党人最终妥协。众议院议长推迟了一名新民主党议员的宣誓就职，而该议员的签名是启动一项“释放请愿书”所需的最后一个签名，该请愿书将迫使众议院就是否强制特朗普政府公布与已定罪的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相关的文件进行投票。爱泼斯坦曾是特朗普的朋友，其名字出现在这些文件中。

新闻媒体？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时，一项民调显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的电视新闻主播沃尔特·克朗凯特，比任何主要公职候选人都更受信任。水门事件结束时，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已成了名人，罗伯特·雷德福和达斯汀·霍夫曼在《总统班底》一片中饰演了他们。1976年，盖洛普民调显示，超过70%的美国人对大众媒体（报纸、电视和广播）抱有“极大”或“相当程度”的信任。上个月，这一数字已骤降至28%。在此期间，新闻业遭受了多次打击，包括传统报业的经济崩溃、充斥着虚假信息和故意误导性信息的社交媒体的兴起，以及一位宣称记者是“人民公敌”的总统。

作为一名记者，我曾坐在约翰·西里卡法官的法庭上，聆听水门事件录音带的首次公开播放。录音中，愤怒且满口脏话的尼克松对其高级助手说：“好吧，这场游戏必须玩得非常强硬。”我从未忘记那个时代诞生的一句谚语：“问题不在于罪行本身，而在于掩盖罪行。”但如今已不存在掩盖。曾经会引发国会调查、甚至可能导致刑事诉讼的腐败行为，如今却公开暴露在所有人面前。总统命令其司法部起诉那些他认定为敌人的人，无论证据多么薄弱；而当职业检察官拒绝执行时，他们就会被解雇，并被经验不足的忠诚者取代。特朗普要求司法部向他支付2.3亿美元，作为对其过去行为所受调查的赔偿；而他的前辩护律师现在正是决定是否遵从这一要求的官员之一。总统赦免了一名承认洗钱罪的加密货币亿万富翁；而在此之前，该男子的公司促成了一项价值20亿美元的投资交易，涉及特朗普家族的加密货币公司。

关于我们为何会走到这一步，人们给出了许多解释，其中包括中产阶级的空心化——这让数百万美国人感到愤怒和幻灭，对政治体系失去信心，并准备好让特朗普来摧毁它；对几乎所有机构（包括新闻媒体）的信任普遍崩溃；以及一位在日益两极分化的社会中煽动文化战争、同时转移人们对其民主威胁注意力的总统。对特朗普而言，政治与原则或严肃的公共政策无关。这只是一场娱乐——通过任何可能的手段获取并保持关注。

我没有足够的先见之明，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回归一个更健康、联邦政府运转正常的社会。最近的选举结果显示，选民投票率很高，民主党人在弗吉尼亚州、新泽西州，甚至密西西比州和佐治亚州的州级选举中横扫获胜，这表明反对特朗普主义的反弹正在发生。但我漫长的记者生涯告诉我，要恢复文明与共同体意识，就需要重建一个值得信赖的新闻体系。

地方媒体应成为特别关注的焦点。全国性媒体可能存在信任问题，但作为社区与更广阔世界互动起点的地方新闻，却正在彻底消失。根据西北大学梅迪尔新闻学院的地方新闻状况项目数据，在过去20年里，近40%的地方报纸已经停刊，导致5000万美国人几乎无法获得关于其社区的可靠新闻。这包括周五晚上高中橄榄球比赛的比分、市议会会议上的官方决定，以及当地犯罪数据。其结果是人们脱离了自己的社区。政治变得更加两极分化，地方选举的投票率更低，更少的公职人员被追究责任。一些举措正试图填补这一空白。例如，美国新闻项目向地方非营利新闻机构提供资助，帮助社区创办新的媒体机构，并为新闻编辑部负责人提供指导。

只有当我们拥有共同的事实基础时，我们才能开始就这些事实的意义以及应采取的行动展开健康的辩论。然后，希望我们能开始重建其他那些支撑了我们近两个半世纪民主、并帮助我们度过水门事件时期的机构。或许这样，我们才能摆脱这样一位总统——他发布了一段人工智能视频，视频中自己戴着皇冠，驾驶飞机向数百万同胞倾倒粪便。

杰拉尔德·福特在宣誓就职那天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伟大的共和国是一个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他说，“在这里，人民当家作主。”

关于作者：克拉克·霍伊特是普利策奖获奖记者，曾在奈特·里德报业集团工作38年，担任过华盛顿分社社长和新闻副总裁等职。随后，他担任《纽约时报》的公共编辑（即监察专员）。

说明：本号刊发来自各方的文章，是为了获得更全面的信息，不代表本号支持文章中的观点。由于微信公众号每天只能推送一次，无法即时更新，本站目前在腾讯新闻发布最新的文章，每天24小时不间断更新，请收藏以下地址（请完整复制），随时刷新：https://news.qq.com/omn/author/8QIf3nxc64AYuDfe4wc%3D

来源：邸报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iSfRdw-WgyfTZ6rzwpyKKA?scene=1&click_id=1

编辑：何璇祺

刘海明

【案例】

钱江：人民日报首次检阅红卫兵报道发布的信号——文革初人民日报记事

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发表了，驻人民日报社记者团撤走了。随即开展的是“领袖检阅红卫兵”报道，从1966年8月延续到11月，前后4个月之久，调动报社编辑记者资源之多是空前的。

发布“十六条”和检阅红卫兵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它的逻辑是，开展这场“大革命”的方法和步骤已经公布，接下来就要全面吸引和鼓动这场“大革命”的先锋——学生青年们投入进去。

毛泽东检阅红卫兵是持续4个月之久的全国大动员。

1.从接见外地师生代表演化出“百万人大会”

8月10日以后，几十万首都民众到中南海西门等处“报喜”，表明支持“十六条”的态度，其中包括来自首都以外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中央领导人决定接见他们。

8月16日上午（一说是晚上），北京和外地学生代表被召集到工人体育场，总共有多少外地“师生代表”？是哪些人？他们怎么到北京来的？到目前为止极少见到记载。

记载清楚的是，这次集会称作“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不称“大会”，可见人数不会特别多，但是也少不了，否则不会动用工人体育场这样的大地方。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陈伯达和刘少奇等人出席了，说明这个会有分量。

陈伯达发表讲话，欢迎师生们来到北京，他说：“你们还要经过千百万次的考验，还要经过长期的考验，要在群众的泥巴里滚过千百万次，把自己变成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的革命者。”

这番讲话，以《在大风大浪里成长》为题，发表在1966年8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

《人民日报》1966年8月22日1版刊登陈伯达在8月16日会见北京和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也刊登在《红旗》杂志第11期上。

8月16日晚，根据这个“群众会”表现出来的热情，中央领导人当晚决定。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规模的大会，正式名称是“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表示要参加。

2.对首次检阅红卫兵的准备

临事动议，在两三天内组织百万人规模大会非同小可。所幸有每年组织国庆节游行的经验，也有刚刚成立起来的“首都组”，负责调动部队保证秩序和安全。

人民日报的相应任务，首先是代总编辑唐平铸，他要在一天之内，起草林彪在这次大会上发表的讲话。这是林彪成为中央唯一副主席之后十余天，首次在百万人规模的大会上讲话。非但如此，林彪在8月31日、9月15日的第二、第三次检阅红卫兵时的讲话，也由唐平铸起草，或是参与起草。

唐平铸按时完成林彪的千字讲话稿，并且获得批准，讲话发表在8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

这时，驻人民日报“记者团”已经撤走，早先“中央工作组”的名称也不那么响亮硬气了，但大局面还是要支撑的。这次报道，由上海调来北京参加“中央工作组”、原先不显山露水的鲁瑛负责指挥协调，事先安排文字和摄影记者在各个点到位，事后分段写出文字，最后统编成文，配照片发表。

这天安排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人民日报摄影记者是吕相友，在天安门广场的摄影记者是王景仁。他们都拍下了值得研究的历史场面，其中8月19日《人民日报》1版上方两张大照片，都是吕相友拍摄的。毛泽东身着军服招手的单人照片广泛流传。

对“首次检阅红卫兵”，鲁瑛对本文作者叙述说，1966年6月初从上海调到北京以后，他住在人民日报招待所，在中央工作组和报社“文革小组”的会议上，他兼任秘书，开会记录，整理会议纪要。他分工管记者部。他说：“这个分管主要是通过当时的记者部主任李千峰来落实。李千峰是蒙阴人，我们都是山东人，比较容易熟悉一些，以前我不认识他。”

鲁瑛回忆说：

要检阅红卫兵了，所有的现场记者都归我调动。我也穿上了从部队借来的军装，上了天安门。

我记不清的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检阅，主席接见完了，从东边过来，西边下去，下天安门没有乘电梯，他是走下来的，一边走，看到他不认识或认不准的部队首长，他会问一声：“你叫什么名字？”

来到我面前，主席也问了：“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叫鲁瑛。

主席说：“不认得。”

我说：我是从上海刚来的。

他“哦”了一声。

我记得很清楚的是，这是我第一次和毛主席离得这样近，还说上了话。这样的机会，以后再也没有过。(引自2007年8月笔者对鲁瑛的访问记录)

鲁瑛的回忆倒是说明，在和毛泽东的关系上，他和前任吴冷西似有天壤之别。

1966年8月19日的《人民日报》1版版面，上方的两幅照片，均出自人民日报摄影记者吕相友之手。

3.人民日报1版头条新闻透露出什么

8月18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大会和游行。但次日（8月19日）《人民日报》1版的报道标题上，并没有“大会”字样。这天报道的标题分5行，第二行是主标题：“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

共庆什么呢？导语没有说明白。读内文可知大会和游行主旨是“庆祝‘文革’开始”。刊登林彪和周恩来讲话的版面上，都在“大会”之前加上了“群众”2字，可见这个场面也称“群众大会”。如此看来，1版主标题有文不达意之嫌，存在缺陷。后来，对这天的广场集会和游行，通常换称“第一次检阅红卫兵”。

《人民日报》刊登的“8.18检阅”头条新闻突出显示了中央领导人的重新组合——姓名顺序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结果排列，实际上公布了全会对中央政治局常委改选的结果。副总理林彪的名字排列在总理周恩来之前，表明林彪成为毛泽东之后的第二号领导人，但在这天的报道中还看不出他已是中央唯一的副主席。

1966年8月18日首次检阅红卫兵的场面  人民日报摄影记者王景仁 摄。

头版头条新华社稿提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的活动，其他政治局常委、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只出现在名单中，排列依次为陶铸、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等，虽然没有标明此时他们的具体职务，但对于多年来熟悉排名顺序的人们来说，这个排名与前不同，凸显了林彪，显示中央最高层有了极重要的变动。刘少奇的位置大大后移了。

4.引用毛泽东的话支持“红卫兵”，林彪讲话包含“三个要打倒”和“破四旧”，周恩来表示将有“大串联”

《人民日报》8月19日第3版通讯《毛主席同红卫兵在天安门上》，直接写出他对“红卫兵”讲的话——毛主席高兴地说：“我坚决支持你们！”

通讯记述了在天安门城楼上，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生周春晓的表现——他跳起来说：“毛主席是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通讯署名人民日报“本报记者”。不知道具体执笔或统稿者是谁。

通过副统帅林彪之口，讲出了“三个要打倒”和“破四旧”——“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还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即“破四旧”)。

林彪讲话确定了文革的打击对象和方向。该讲话在报纸上刊登出来的次日（8月20日）），北京爆发大规模“红卫兵破四旧”行动，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动荡和文化破坏。

周恩来讲话预告了将在全国开展的“红卫兵大串联”。他说：“我们希望北京市的革命同学和各地来的革命同学，要相互学习，相互支援，交流革命的经验，加强革命的团结。首都的同学，你们是主人，你们要好好接待客人。”

首次检阅红卫兵的报道，极大地推动了青年学生们的狂热造反激情，使局势朝着天下大乱的方向迈开了大步，红卫兵运动从此推向全国。这次百万人大会和对“红卫兵”的支持，也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神话进一步推向极端。

对此的历史评价只能是负面的。

（2025年11月29日）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公众号）

原网址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h07NwDd3YTrX_YkxKYugqg

编辑：张家乐

刘海明

【案例】

记者为何敢跟人民日报老总吵架？

我最近翻看《记忆中国——新闻串起的历史》一书，有些感慨。比如，记者敢跟人民日报社老总吵架，这背后是一种民主、开明的风气。

这本书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作者是时任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副社长、高级记者李泓冰。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这本书出版的缘由。

李泓冰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资料图）

李泓冰是1988年进入人民日报社做记者的；2018年4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专门为她从业30周年举办了一次作品研讨会。

《记忆中国》实际上是李泓冰的一本新闻作品选，书中不仅收录了她1988年至2019年每年的一些代表作，附录部分还收录了这次研讨会的实录。

新闻作品很多时候都是易碎品，多年之后能被人记得、再拿出来说的，寥寥无几，除非能成为新闻史上的经典名篇，或记录，或影响了时代进程，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也正是如此，文章大家梁衡认为，记者在从业多年之后，把自己多年之前的报道结集成书出版，没多大意义。

但看了李泓冰的《记忆中国》，似乎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

一方面，这是一个记者从业历程的记录，从业30年，每年选出几篇今天仍值得说道的稿件，本身就是不容易的。

另一方面，这些稿件有的因为记录或影响了时代进程，本身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作者在部分稿件开头加的注释说明，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这篇稿件的价值。

看这本书我有三个鲜明感受。

一是作为记者的李泓冰，很好地履行了记者的职责与使命，写了不少拿的出手的稿件，而且体裁多样，文笔老道，或轻松，或深刻，或犀利，或厚重。她不只会写官样文章，也写了不少为群众利益鼓与呼的文章。每逢遇到大事，领导会说，“先把泓冰叫来吧，她能扛大事”。

二是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曾经的人民日报在办报实践上不断改革，勇于探索，有些稿件即便放到今天来看，仍显得“大胆”，因为直面了热点，说出了人民的心声。比如，李泓冰在《领导干部为什么要讲真话》的“人民时评”中写道：“在网络时代，事实上已经丧失了凭借权力捂住真相的可能。”

三是李泓冰是比较早地使用互联网进行传播的记者，书中收录的稿件多数发表在《人民日报》（含华东版），但也不乏发表在人民网、人民日报评论公众号上的。李泓冰后来能站在媒体融合的前线，带领一众年轻人唱响“大江东”（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工作室之一），是不是也与此经历有关？

这本书最后所附的《以新闻推动社会进步》研讨实录，有趣又有料。

李泓冰刚到人民日报社当记者，第一篇稿件就被部门主任批评太“新华体”，她从此悟到，人民日报的报道不是必须端着，而是在恒定的价值观基础上，可以有个性化表达。

看她的这本作品选，很多稿件写作上确实很个性。部门原主任不要用“新华体”的话，李泓冰记了一辈子。如今，她感慨：记者面临的挑战是，同样的题材你能不能写得与别人不一样？

关于李泓冰，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米博华有一段话，在表扬李泓冰的同时，似乎也道出了媒体一些令人扎心的现状：

“最让我感动的是，30年来都能看到她的成长和进步。这不是一个能随便说的词，许多人年纪很大了但没有进步，许多七八十岁的还活在上世纪80年代，许多人写了一辈子稿子仍在原地打转，难得的是，泓冰每隔五年十年，都会有巨大的进步。”

这本书的附录部分还有一个故事，有必要分享出来，即李泓冰和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保育钧吵架的故事。

李泓冰早年做过一段时间的文物条线记者，写过一系列关于文物保护的报道，有的非常尖锐。

福州的三坊七巷，历史悠久，有很多名人故居，冰心也住过那里。当时，福州要造百货大楼，侵占到三坊七巷的保护区范围。李泓冰的报道提及这个工程，认为违反了文物保护法。

稿件刊发后，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保育钧叫她去夜班，说：“你这报道惹大事了，百货大楼被迫停工，你要知道，福州的老百姓多少年就盼着这个大楼了，停工损失不得了啊！”

那时，李泓冰抗辩说，咱不是依法治国嘛，文物法能是摆设？怎么能纵容这种违法行为呢？

保育钧被李泓冰气乐了，说你和人家直接说。他把当地承接工程的负责人打来的诉苦电话塞给李泓冰，李泓冰没好气地冲着电话说，其他事好商量，违法的事咱不能做吧！

放下电话，李泓冰跟保育钧继续“吵架”。他说，经济建设怎么可能不打碎些坛坛罐罐，李泓冰却固执已见。

李泓冰认为，年轻记者能和报社领导这么当面争执，不是说她有多厉害，而是人民日报就是拥有这样一种民主、开明的风气。

保育钧从此记住了李泓冰，他兼任人民日报华东分社首任社长，组队的时候，就把李泓冰放在名单上，李泓冰的人生轨迹从此被改变。

提到保育钧，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说。1984年国庆，“小平，您好！”的照片就是他拍板刊发的。当时，时任人民日报社编委的保育钧值夜班，负责主编二版。

相关阅读：《小平您好》获特等奖，记者是如何拍到的？人民日报又是如何编发的？

把媒体办好，需要从记者到老总一起努力想办法，而良好的氛围无疑也是必要因素。

年轻记者和老总吵架，属年轻无畏，老总不放在心上，是格局和胸怀。

保育钧1996年调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1998年起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2016年5月31日，保育钧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4岁。

来源：长江朱建华（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R8HYwexvyPa22ZnH_uwRBg

编辑：张席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