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史料集锦

刘海明

【案例】

别传了，这张《大公报》号外是假的

前几天社交媒体流传据称1945年《大公报》报道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号外”，标题是《哈哈哈，日本人吃原子弹啦 广岛被炸后几乎全部夷为平地》。根据我浏览旧中国报刊的经验，觉得这属于“一眼假”的货色。

对《大公报》深有研究的郑州大学刘宪阁教授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写了微信文章辩伪。除了指出其字型不对，还发现2011年网上就流传这份号外，但是发图的网友解释说是自己PS的。

但另有同行告诉我，的确有这么一份号外。早在2008年，香港《大公报》就发表了王鹏写的《〈大公报〉历史上的“号外报”》，公布了这张号外的图片（后文简称“哈版”），而且作者称是在北京国家图书馆翻阅《大公报》时发现的。香港《大公报》并已将其载入报史。

如果是这样的话，倒真是新闻史上一个有价值的事情。但几种研究《大公报》的重要著作，如吴廷俊著《新记大公报史稿》、方汉奇主编《大公报百年史》，以及老报人孔昭恺回忆录《旧大公报坐科记》、周雨编《回忆大公报》等都没有提到这事，仍不免让人有疑惑。

刘宪阁教授很认真，请了朋友去查国图《大公报》，但是没有找到这张号外。当然，这仍然不能说明什么。同时，他告诉我在网上发现另一张“号外”图像，与王鹏文章公布的有所差别。最显著的，就是标题中不见了“哈哈哈，日本人吃原子弹啦”这句话（简称“无哈版”）。再细致比对的话，报头下面的出版时间写的是“中华民国卅四年八月十一日下午四时”，而“哈”版的出版时间在“八月十”后出现了一个字的空白，就成了1945年8月10日出版的了。

为了辨明真伪，笔者查阅了这段时间《大公报》正刊。抗战爆发后，《大公报》转折多方，出版了桂林、武汉、香港等多种地方版，但到1945年，仍然正常出版的只有“重庆版”。根据《大公报》正刊，梳理出以下时间线：

● 8月6日，美国原子弹轰炸广岛

● 8月7日，《大公报》头版头条报道：“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 将以新炸弹夷平日本 利用原子力量爆炸极烈”。内文中提到了广岛被炸的消息。

● 8月8日，《大公报》在头版头条报道：“原子炸弹初显威力 广岛一炸日寇震惊 美将用以全面攻日本 美机侦查广岛候摄炸后情形”。首次公开详细报道了第一颗原子弹轰炸的新闻。

● 8月9日，《大公报》再次详细报道了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后果：“原子炸弹一枚 广岛大部炸毁 摄影所示全城烟灭 敌称户外者烧死户内闷死 死伤数难查明已不及医救”。不过，这时候原子弹爆炸威力已经不是最重要的新闻了，当天头版头条位置报道的是“苏联对日本宣战”的消息。

● 8月10日，《大公报》报道了轰炸长崎的消息：“原子弹昨投在长崎 初步报告全城殆毁灭 ”。虽然这次原子弹当量更大，但消息只能放到第4栏的底部位置，当天头版头条报道的是“苏日大战展开 苏军公报攻入伪满 占领满洲里呼伦两城 苏机炸长春罗津等地”。

● 8月11日，《大公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日本要求投降的消息，标题是“东京情形混乱 敌照会四强要求投降 附带条件保留其天皇 敌陆相竟令陆军续战 美英与中苏进行商洽”。在这一天第二版，还报道了“日本投降消息传来 重庆市民昨晚狂欢”的消息。

● 8月12日，《大公报》在头条位置报道了“四国接受日本投降”的消息。

通过上述时间线的梳理，再看所谓《大公报》号外，无论10日还是11日，都没有理由将一则本报已经突出报道过的旧闻再以号外形式刊发。

其实，旧报纸特别是有纪念意义的“号外”，也像文物一样，有很多假货，用来蒙骗那些不辨真伪的收藏者。有些属于原报伪造，有些是臆造品。这份所谓的《大公报》号外，应该就是这种臆造的报纸，骗过了不少人。其实，这份假号外的内容，是根据刊登在《大公报》8月12日的一条只有半栏的小文章改编的。

如果这份假号外只是网友流传，影响还不大，但是被香港《大公报》官方当作报史记载就大不相同了。所以匆匆写此小文，避免这段“被发明的历史”继续误传。如果本文有判断失当的地方，也希望方家指正。

来源：新闻记者（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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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席睿

刘海明

【案例】

八十年前，日本投降消息从重庆传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新华日报》号外。（资料图片）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重大新闻……日本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10日，设在重庆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突然响起，播音员潘永元、靳迈一边抹去难以抑制的泪水，一边语气沉稳地传递出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日本无条件投降不是在1945年8月15日吗？为何提前5天，重庆就知道了这一消息？

8月10日，重庆市档案学会理事长唐润明接受记者专访时，揭开了谜底——

1945年8月10日

日本投降消息从东京直达重庆

顺着小路走进沙坪坝区下土湾6号，一栋青砖灰瓦平房映入眼帘。鲜有人知的是，抗战时期，这里曾是让日本侵略者恨之入骨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所在地，更不为人知的是，80年前的8月10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就是从这里传向全世界。

时间回到80年前的8月10日，地点：重庆。

夜晚的重庆城里夜市哄闹，人流熙攘，求精中学美军总部里，美国魏德迈将军正在宴请美国大使，林园官邸正在欢迎新到任的墨西哥驻华大使……此时，在美军总部里的士兵们突然传出欢呼声——日本投降的消息遥遥传来，首先抵达了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重庆。

为何提前5天重庆就收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唐润明说，1945年8月10日，日本正式向中、美、英、苏四国转达无条件投降的请求。

当天傍晚，设在重庆的盟军总部收听到东京发出的英语国际广播，称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愿意无条件投降。晚上7点左右，这一消息被设在重庆渝中区两路口的美国新闻处证实，美国新闻处立刻向中国方面通报了这一消息。

当晚，日本愿意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就从重庆通过无线电波传向了全国、传向了世界。

南京的汪伪电台技术部值班技术员谭保林，听到重庆的这一消息后，趁机房没有日本人，卡断“大东亚联播”，改播重庆电台新闻。播出后，南京沦陷区的人们燃放鞭炮庆祝，让日军乱作一团。

而此时的重庆城，也早已成为狂欢的海洋。

整个山城因为这条消息而沸腾，成千上万的市民如潮水般涌向街头、广场，欢呼声、狂吼声、歌唱声响成一片，不管互相认不认识，大家都在握手、拥抱。

而这，只是重庆城欢庆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胜利的开端。

1945年8月15日

重庆“成了一个欢声的大海！”

1945年8月15日，随着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一百多年来屡遭列强蹂躏的民族第一次取得了反抗外来入侵的完全胜利。

而在同一时间的重庆，记者们奔走在欢庆胜利的街头，用他们的笔真实地记录下重庆人民迎接抗战胜利的狂欢。

翻开一份份老报纸，让我们从80年前的墨字中，再次感受当时沸腾的重庆城：

《大公报》的记者在《胜利的消息传遍了全城》一文中，生动描绘了人们的心情：“过年没有这么欢喜，中了头彩没有这么多人同声叫好。人们还惦记什么呢？物价吗？去他的！秋老虎么？稀什么奇！黄金抽四成么？全都奉献也算不了什么，只要留下盘缠钱回家！”

另一位《大公报》的记者陈凡，则用更加直接的言语描述了当晚的情形：“昨天晚上的重庆，成了一个欢声的大海！一个精神的原子弹落到重庆来了——日本宣布投降！”

另有媒体报道：“糖果店的食品供不应求，忙坏了伙计，笑坏了老板。凡是曾贩卖过鞭炮的店子，都因为炮竹售完，深恐无货供应肇祸，纷纷闭门大吉。结果，还是有几家专卖鞭炮的店号大门，被狂欢的人打得粉碎，老板认为是喜气盈门，宪警则在旁鼓掌狂笑。这份对胜利的渴望和热情，让一切规则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新蜀报》的记者任浪萍则这样写道：“磁器口一露宿的瞎眼叫花，闻得鞭炮声，忙问啥事，知是日本投降的消息后，他便抛去破碗、竹杖，作疯狂地吼叫。乱吼乱跳一阵，附近水果摊被他踩翻好几处。要是在平时，叫花真是凶多吉少。但是摊贩不仅不发怒，反去抱着叫花，喊：安逸！”

唐润明说，这些文字里记录下的一个个细节，全部来自重庆的街头巷尾，白描式的一字一句，将人们狂喜的内心展现得淋漓尽致。

1945年9月3日

飞机空中投下照明弹庆祝胜利

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仪式，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隆重举行。唐润明说，这一中国人民渴望已久的消息传到重庆之后，大街小巷的各商店门口，都贴出了大小一致的V字形红纸标语，商人们大肆采购鞭炮、柏枝等抢手货物。因为第二天，抗战胜利的庆祝活动，就要在这座英雄之城里举行。

1945年9月3日上午，空前规模的庆祝大会在较场口正式启幕。

上午9时整，重庆市电力公司拉响了解除警报的长音，各工厂、轮船也同时鸣放汽笛，尖锐的汽笛声在重庆城上空持续了十分钟，象征着14年抗战结束、和平安宁到来。

随即，嘉陵江上的中国军舰鸣礼炮101响，传遍山城。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的14年，多少痛苦、屈辱、恐惧、仇恨、愤怒、盼望和凛然无畏，随着礼炮的一声声炸响，从所有人的心中变成往事。

《新华日报》的记者写道：“会场上空系有一活动地球，上书‘世界和平’等字样，市民都仰首翘望。”“大会开幕时，天空中，有一架飞机在散发传单。不久，又有七架一队空军飞成‘V’字形凌空而过。”

唐润明说，庆祝大会结束后，各界大游行随即开始，约有10万人参加。游行队伍由在渝美军驾吉普车和摩托车担任前导，浩浩荡荡地穿过重庆的主要街道。

整个上午，重庆街头巷尾人潮拥挤，交通为之断绝6个小时。市民们舞龙舞狮，燃放鞭炮，庆祝活动持续了一整天。

白天的狂欢游行并不能完全表达人们对胜利的喜悦之情。3日晚上，飞机开始从空中投下一颗颗照明弹，各防空照测队一起放射探照灯，各公司、银行、商号的彩灯五彩缤纷，使山城的夜空如同白昼。

较场口在演出露天川剧、中央公园在放映露天电影、山城的大街小巷流星飞舞、火光四溅、人声此起彼伏，势若山崩。

80年光阴流转，重庆城率先获知并发出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的壮阔画卷，依旧激荡人心。从1945年8月10日无线电波刺破长夜点燃山城，到8月15日全城化作欢声大海，再到9月3日照明弹辉映和平的夜空——这座英雄之城，既是胜利消息的首发站，更是民族情感奔涌的闸口。

那些街头巷尾的狂喜、商贩乞丐的忘情、探照灯下的璀璨，无不铭刻着血泪浇灌后的喜悦与尊严。重庆，见证了中华民族洗刷百年屈辱的荣光时刻，那照亮山城的胜利之光，永恒昭示着和平的珍贵与不朽。

来源：重庆记协（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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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席睿

刘海明

【案例】

广岛核爆新闻是怎样传遍世界的

1945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成为推动日本投降的关键事件。这一消息是如何在世界媒体上传播的？网络上有很多不准确，甚至恶搞的说法。凑巧最近翻阅了一些老报纸，也有师友提供了一些史料，本文简单做个介绍，既希望澄清事实，也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纪念。

自1944年盟军对日本本土展开轰炸，特别是3月9日东京大轰炸之后，中国报纸就不断发表美国“巨机”轰炸日本某地的消息，几乎没有人怀疑二战已经接近尾声。但是，广岛，这个日本第七大城市，同时也是重要的军事中心，却平静异常，甚至因此生出谣言说，因为杜鲁门的母亲被囚禁在广岛，所以总统亲自下令不得轰炸这里。

谣言终归不能成真，原子弹试爆及轰炸准备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这一切始终处于绝对保密状态，除了唯一被军方获准介入报道的纽约时报记者“原子比尔”——比尔·劳伦斯，他已经写好了初稿，只空着受袭城市的名字，等待最后的决定。杜鲁门身边的记者组则在轰炸的前两天，在被要求严格保密的条件下，从总统口中得知了这个消息。在场的合众社记者梅里曼·史密斯感觉，这可能是自火药发明以来最大的新闻了。

8月6日日本时间8:15，“小男孩”在广岛上空爆炸。随后，任务组发回简短的轰炸报告：结果明确，全面成功。可见效果大于“三位一体”测试。目标广岛，投弹后飞机情况正常，飞往基地。这个绝密消息就此解除，新闻发布程序随之启动。

最早报道这一消息的当属“同盟通信社”驻广岛记者中村哲（Satoshi Nakamura，也被译为敏中村），他当天住在郊外，看到爆炸后就往市区赶，但是分社已成废墟。中村哲还是尽量搜集信息，并在中午时分找到一条能用的电话线，他打给了最近的同盟社冈山分社，先口述了以下新闻：“大约上午8:16，一架或两架敌机飞越广岛，投下一颗特别炸弹。广岛完全被摧毁。伤亡人数估计为17万。”但是收到消息的冈山分社总编辑觉得难以置信：广岛被一颗炸弹摧毁是不可能的。他指示中村哲修改他的报道。

由于电报发送的迟误，华盛顿在大约4个小时之后才收到消息。第二天美国时间上午10:50，白宫新闻室召开发布会，“16小时前，一架美国飞机对日本一座重要陆军基地广岛投下一颗炸弹。这颗炸弹的威力超过了2万吨TNT炸药。”听到这里，记者们赶紧去找电话发稿。几分钟后，杜鲁门的声明就在广播中传开了。

虽然与广岛的通讯联系已经中断，但日本军方当天还是知道了广岛遭到轰炸的消息，并要求媒体对此淡化报道，因此，6日晚间的新闻中，只提及广岛遭受袭击，损失正在调查中。但6日晚间，杜鲁门总统声明已经传开，8月7日日本媒体在报道中承认：“广岛受到几架B-29轰炸机的袭击，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日本当局相信美国使用了新型炸弹，具体的细节正在进行调查。”

抗战期间，中国的信息中心在陪都重庆，国际新闻主要靠中央社订的英美主要通讯社的电报，但是由于传输、翻译速度较慢，得到消息也晚。7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是从英国广播中听到的消息，虽然在头版中部显著位置报道了《新发明原子炸弹 袭倭时首次应用》，但语焉不详，究竟炸没炸、炸了哪里、什么时候炸的，都无交代。

重庆《国民公报》也在7日报道了这条新闻，是陈封雄从BBC广播中听到的。他回忆说，当时听到美国对日本“希罗希玛”投下原子炸弹，但是不知道“希罗希玛”是什么地方，也不懂为什么原子炸弹有那么大爆炸力，只能含混写了条“美国当日对日本某地投下一颗原子炸弹”的消息，也未敢突出处理，塞到了太平洋战场轰炸新闻中间。

直到8日，我国报纸才浓墨重彩报道广岛轰炸，其中尤以《中央日报》最为突出。该报用了几乎整个头版来报道此事，薛心镕回忆，《中央日报》最觉得意的是，绝大多数人还搞不清原子弹是什么的时候，该报配发了一篇很显专业水平的社论《科学与军事的大进步》，文中预言：正如坦克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原子与铀的使用，将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天《中央日报》头条标题《原子炸弹威力空前 灭亡大雨将降倭土》分别用了4行字、5行字（指以新五号字为基准所占宽度，相当于50级、62级大小），尚未使用当时最大的90级字号，显示了中国传统报纸内敛、不以耸人听闻争胜的编辑特点。

根据地的党报得到消息更迟一些，直到8月9日，《解放日报》才在报道“苏联对日宣战”的同时，发布了“战争技术上的革命 原子炸弹首袭敌国广岛”的消息。不过，毛泽东对党报宣传原子弹威力不以为然，他找胡乔木等人谈话，指出不应该夸大原子弹的作用。8月13日，《解放日报》在第4版以读者问答的形式指出，原子弹绝不是万能的武器，不应过度夸大原子弹的作用。

最后还要提一句，虽然“原子比尔”早就写好预发稿，但他并没有成为报道原子弹袭击广岛的第一人。不过，他亲身见证了“三位一体”试爆以及轰炸长崎的全过程，虽然为此写的特稿在9月份才获准发表，但他凭此报道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并成为美国新闻界的英雄。

本文参考了史蒂芬·沃克《核爆冲击波》、约翰·赫西《广岛》、薛心镕《编辑台上：三十年以来新闻工作剪影》、陈封雄《国民公报首先刊载原子弹轰炸日本广岛新闻》、黎信《“原子比尔” 和他的原子报道》等资料。

来源：新闻记者（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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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席睿

刘海明

【案例】

钱江： 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当天，陈伯达交代何燕凌去北大调研——1966年“文革”初期人民日报记事

1.7月下旬8月初，陈伯达与江青最默契的那些天

7月下旬10天里，62岁的陈伯达会同江青四到北京大学，或看大字报，或“调研”，或参加万人大辩论会。还去了别的几个大学，这个密度颇有些惊人。他在群众场合多次讲话。进入1966年7月，延至这年8月底，他和江青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段。此后就不行了。

    1966年7月29日《人民日报》1版，这篇社论是陈伯达听到毛泽东的一句指示而组织撰写的。   

具体说来，在北大之外，陈伯达还去了北京广播学院（7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7月27日晚）、北京轻工业学院（7月29日），7月30日与江青出席在人大会堂举行的中国科学院万人大会。

与此同时，陈伯达还在主持起草8届11中全会公报，几次修改。他判断，在即将举行的全会上，“二线”“一线”将迎面相撞，不可避免。

前几天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成员谈话中说了一句：“可以搞点儿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

陈伯达心有所感，判断全会召开当日在北京大学必有反应，必有文章可做。为此指示人民日报派出精干编辑记者在8月1日当天前去北大“调查研究”。

何燕凌（1922-2022）摄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

2. 到北大调研任务交给了何燕凌等九人

这个任务，落在了当时报社委任与陈伯达联系的评论组组长何燕凌（当时还是人民日报编委）身上，奉命带领8人前往北大调研。半个世纪过去，他还保存着当年去北京大学时报社为他开出的介绍信，上面盖章并写道：“北京大学：兹介绍本社何燕凌等九同志（党员）前往你处”，后面的字手写：“了解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

何燕凌保存的1966年8月1日去北京大学“调研”的人民日报编辑部介绍信，笔者判断，介绍信上的笔迹是何燕凌的。

然而，时光磨损了人的记忆，本文作者得到这份介绍信时，何燕凌前辈对那天和哪些同事同行？在北大找了什么人？有什么调查结果？等等，全然记不起来了。

这倒也印证了历史文献的价值，何燕凌虽然记不起8月1日那天在北京大学寻访到了什么，但是他保存了几天后8月4日的一纸《总编室通知》，说明当时陈伯达重视人民日报事务，既抓要领，有时也会管到具体的编辑事务。陈伯达下了指示，报社是要落实的。

3.  “总编室通知”保存下来了

这纸《总编室通知》文字不长，照录如下：

   

1966年8月4日

总编辑室通知

七月十六日，陈伯达同志看了人民日报的版面和一些大标题以后作了重要指示，其中指出，报社同志要学习群众的語言。伯达同志說：“工农兵群众在批判资产阶級、批判黑綫人物中，有很多深刻的思想和生动的語言。如在批判‘清官’时說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銀',就是对‘清官'的最生动最概括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結論，是劳动人民一代又一代从被剝削、被压迫的生活实踐中得出的結論。引用群众的語言，往往比引經据典还要中肯。要吸收群众的知识、群众的經驗、群众的語言和他們对历史所作的結論，来丰富我們的历史唯物論。”

为了貫彻执行伯达同志的指示，唐平铸同志要求报社同志：随时留心收集群众的語言，发現了就記在卡片上，汇集到一个地方，加以精选，編印出来，变成大家共同的精神財富。有些不一定能直接引用，但是可以启发人們的联想。日积月累，生动的思想和語言多了，文章就可以写得生动了。

为此，希望全报社各部門的同志，特別是编辑部各部門的同志，立即行动起来，每天在阅读群众来信、来稿，阅读文件和各地报紙时，把新鮮、生动的群众語言分別摘录在卡片上，由各部門指定专人汇总。交总编辑室办公室統一整理，編印后发給大家。这是有关办好报紙的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希望全体同志经常地认真地做起来。

对上面这段通知可以作点补充：上述陈伯达对编辑事务的一番话，是7月16日夜半时说的，讲完之后他该下班了，临时又说了四个字：“天天向上。”

这句话被记录下来了。

   20世纪60年代初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陈浚

4. 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批斗副总编辑陈浚

陈伯达、唐平铸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去了，在他们身后，8月的人民日报办公大院动荡不宁，从8月2日至8月4日，连续3天召开大会，批斗副总编辑陈浚。

这是斗争“四大家族”的统一部署，按照吴冷西、胡绩伟、陈俊、王泽明的顺序依次开展批斗。6月里批斗重点是吴冷西，7月出了“黑画事件”，批斗胡绩伟就成了主调，进入8月就挨着陈俊了。

陈浚（1917-2013），浙江杭州人，和人民日报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他在1937年12月离开短暂就读的“长沙临时大学”（因抗战南迁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的联合大学，是日后西南联大的前身)，投笔从戎，向北奔赴抗战前线。1938年3月参加八路军，当年10月入党，参加《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创办，先后任编辑、编委。他的同事中有许多人后来参加了《人民日报》的创办。

抗战胜利后，他进入东北，任牡丹江日报社长兼总编辑。解放后任东北《劳动日报》社长兼总编辑。195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先后兼任总编室、记者部、国际部、理论部主任。

在高潮中持续批斗“四大家族”，是7月23日报社文革小组布置的。批判吴冷西一个月有余，渐渐没有新材料了，于是要求整理胡绩伟、陈浚副总编辑和党委书记王泽民的材料。随后，批判对象将向副总编辑王揖、安岗、李庄扩展。

对陈浚的批斗是折磨人的，第一天的批斗会整整持续4小时，从“海瑞罢官”到“二月提纲”，再到删改军报社论，此中事态翻复，动辄得咎，批判者将陈浚视为彭真、吴冷西的“得力干将”，归入“反党”黑帮。此时的陈浚必然是百口难辩。批斗者不断上纲上线，批他“投靠苏修、与赫鲁晓夫干杯，反党卖国”云云，又使他不能不辩。

3天下来，时年还不满50岁的陈浚精疲力竭，却看到自己的罪名越来越重，为投身革命以来从未领教。第三场批斗大会后，陈浚“觉得脑子空了”，难以控制自己，不禁心绪难平，趴在桌子上大哭一场。

（未完待续）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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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席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