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史料集锦

刘海明

【案例】

历史上的舆论监督，和《京报》创办者邵飘萍烈士

1

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报纸，也没有记者这个行业，但是政府有舆论监督岗位。

皇帝权力很大，皇帝知道自己权力很大，于是就设了一些统称为“言官”或“谏官”的职位，他们的工作就是说话，专门提意见甚至唱反调。

注意，这个唱反调是皇帝赋予的职责，不唱反调反倒是失职，是尸位素餐。唐玄宗年轻的时候，还没有昏聩的时候，大骂身边的言官：我把你们摆在身边，你们一条意见不提，我要你们干啥？

这就形成了职业风险，在皇帝身边专门捋虎须，逆龙鳞，你说多危险！

这些官有的叫“拾遗”，东西掉了，给捡起来，比如杜甫，就当过左拾遗，他正是因为跟皇帝唱反调丢了官；有的叫“补阙”，有过失，得帮我弥补；有的叫“正言”，说真话说老实话说心里话，驳斥那些混蛋逻辑；还有的叫“司谏”，就是负责讽喻规谏。总之都是说话。

这个危险的岗位上死过很多人，比如商纣王的比干，有了他的死，比干就是千古楷模，纣王就是千古混蛋。皇帝，都怕成为纣王；言官呢，都以成为比干为荣。

古代什么天人感应等等胡说八道的事很多，但是由谏诤而产生的敬畏之心，竟然对权力有所制衡，真是一个奇迹。

皇帝最怕的就是谏官以及动辄谏诤的大臣，因为这些人不怕死。光武帝刘秀，这可是明君，有一次要出去玩，大臣申屠刚劝他不要去，天下还没有平定，你出去玩乐，合适吗？刘秀不听，命令开车。申屠刚把脑袋伸进车轮子中间：好，你开车，你轧死我算了，开车呀你！刘秀没辙，算了，旅游取消了。

唐太宗李世民最怕魏征，这个就不必细说了。魏征死了，李世民说，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宋徽宗治国不行，文艺方面是一流高手。一个叫陈禾的大臣来汇报，宋徽宗听烦了，站起来就走。陈禾跑过去拉住皇帝的袖子，不行，你得听我讲完。宋徽宗不听，甩袖子非要走，陈禾不撒手，结果哧啦一声，皇帝的龙袍被撕破了。宋徽宗大骂，你把我衣服都给撕破了！陈禾说，你不听我说话，不在乎自己的衣服，那我也不在乎自己的脑袋！

宋徽宗听了很感动，告诉太监宫女，这件衣服原样保存起来，作为提醒自己的纪念物。

元朝英宗问大臣：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像魏征那样敢说话的人吗？大臣回答说：有什么样的皇帝，才有什么样的大臣。唐太宗有纳谏的度量，所以魏征才敢说真话！

2

言官除了劝谏皇帝，还有一个职能，就是掌控舆论，监督百官，实际上是作为皇帝的耳目，监督宰相的行政系统。

到宋代，言官和御史监察系统逐渐合二为一，统称“台谏官”。这个权力很大，因为他们独立于宰相权力之外，又都不怕死，所以苏轼说，“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

但是这个权力越到后来越扭曲，独立性越差。

比如王安石变法，台谏官没人同意，全都反对。宋神宗不听，最后15个台谏官或辞职或外任。

然后宋神宗任用的都是听话的，不唱反调的。苏轼在民间叽叽歪歪写诗，结果被台谏官抓紧监狱130天。至此台谏官已经不是在规劝皇帝、监督行政，而是成了权力的帮凶，。

明朝的文官制度是世界一流的，但是皇权不受任何制约，言论完全被压制，所以一流的行政制度也无法阻止中国陷入文化酱缸。万历三十年，皇帝病重，以为自己要死了，忽然良心发现，下令把自己发明的苛捐杂税全都取消，结果下旨第二天，病好了，他又后悔了，要求到内阁追回圣旨。身边的大太监拼命磕头：“皇上开恩，那些钱还是留给小老百姓吧！”万历大怒，抓起刀子就捅。最后二十多个太监到了内阁追回圣旨，首辅大臣不给，这些太监就下跪磕头，磕得血流满面，当然了，最后以首辅的屈服结束。

可见谏诤不止局限于言官，一点意见都不敢表达的，其人格，其胆色，还不如个太监。身体的残缺还不可怕，可怕的精神的阉割。

3

中国古代有“报”，叫“邸报”，唐代就有了，那是政府内部的情况通报，不是现代意义的报纸。邸报的内容老百姓一概不知道，正因为啥都不知道，小道消息才满天飞。

1895年甲午战争后，中国有识之士发现，要想强国，必须开启民智，世界潮流是公开发行报纸，让老百姓都能知道全世界的事。于是维新派就办了一种报纸，叫《中外纪闻》，主办人叫梁启超。这是中国第一份现代意义上的报纸。

赞助这份民间报纸的人，叫袁世凯。

官方仍然是那种邸报形式，他们一看，民间竟然这样搞，这还了得。一个御史大人说它“诽谤朝政”，于是西太后下令，封。

直到1906年，八国联军进北京，这是又挨了一次揍，清政府这回下令，民间可以办报，只要不是精神病、没有犯过罪的成年人，都可以办！

4

近代最著名的报刊是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他的《新民说》是一代中国人的启蒙，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甚至更重要的人物，都受过它的滋养。

待陈独秀、胡适走上历史舞台，中国民间出现了400多种报刊。《湘江评论》被胡适称为“好兄弟”，称赞连载三期的《民众的大联合》是“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很痛快”。文章的作者是毛泽东。

这时期有一份著名报纸，是邵飘萍创办于1918年10月的《京报》。创办不到一年，就因屡屡揭露政府腐败，被北洋政府查封，邵飘萍逃亡日本。

《京报》于1920年9月复刊，支持中苏建交，支持孙中山，支持国共合作，还出版过马克思纪念专刊。它的副刊也相当厉害，孙伏园主办的《京报副刊》、鲁迅主办的《莽原》，影响全国。

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被张作霖杀害。张作霖曾经给他30万元封口费，被他退了回去。

邵飘萍于1925年经李大钊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古代杀害诤臣的，都是昏君暴君；到了民国时期，尤其是国民党训政，报刊被查封屡见不鲜，但是杀害记者这种事，杀害大学教授的事，也只有张作霖干得出来。

你说他不是土匪是个啥玩意？

人们都记住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他还有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我以为后面八个字是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心忧天下又何从体现？岂不是一句空话？！

什么是优秀传统文化，不平则鸣就是；什么是民族魂魄，不默而生就是，所以鲁迅才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为民请命的人，这是中国的脊梁。

来源：书写者（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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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梦瑶

刘海明

【案例】

钱江：“6·11黑画事件”——文革初打散人民日报编委会（1）

     1966年6月9日至12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康生等前往杭州，向住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文革”情况，并在领袖主持下讨论如何进行“文革”？

刘少奇汇报说，向人民日报派出工作组后，又向北京各大学和中学派出了工作组。

1.“工作组”凌驾编委会是“黑画事件”前奏

这些工作组的派出层面不同，陈伯达率领进驻人民日报工作组是中央派出的，刘少奇、周恩来曾提出请示，毛泽东亲自批准“同意这样做”的。

随后由张承先担任组长进驻北京大学的工作组，以华北局名义派出。6月1日，新任华北局第二书记吴德向张承先宣布进驻北大的任命。这时，张承先正要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调任高教部副部长。

吴德告诉张承先，代行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立即出发，赶在当晚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送聂元梓等7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前，工作组必须进入北大。

周恩来负责起草了工作组（没有“中央”前置词——本文作者注）进入北大的新华社电讯稿，却不提“华北局”，而是写成“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这条电讯稿（6月4日刊出）经毛泽东看过，表示同意。  

   1966年6月4日《人民日报》1版（局部），宣布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

没有想到，在杭州的毛泽东听取刘少奇、周恩来汇报时，对派出大批工作组的做法不以为然，表示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不如让它乱一下，乱一下再一分为二。

但是，他对陈伯达带领中央工作组到人民日报夺权显然是首肯的，此前就有表态，听取刘少奇汇报时也没有说不对。

自陈伯达进入人民日报夺权，他麾下的中央工作组凌驾于报社编委会之上，他是要“换人”的。

2. 报社编辑部重起锣鼓另开张紧急约稿

陈伯达赴杭州汇报之时，排除吴冷西在人民日报的主要助手胡绩伟的机会出现了，而且以“黑色幽默”方式出现。

5月下旬，由于不断受到批评，人民日报各个编辑部门的工作秩序乱了章法。形势变化了，“五一六通知”是开展“文革”的动员令，各部门原有存稿中有许多就不能刊用了。进入6月，陈伯达执掌报社，"弃旧”的做法炽盛一时，对文艺部编辑来说尤其是这样。

要赶紧推上版面的新稿件从哪里来？找谁写？老作家、老作者们一时摸不着头脑，不敢贸然投稿了。甚至本报和新华社记者也变得格外谨慎，不敢写稿了。稿源顿时大成问题。

编辑们一要稿件组版，二来要积极投身“文革”，于是纷纷走出大门，到部队、工厂、农村约稿，若有“工农兵”自动投稿，在优先刊用之列。

文艺部美术编辑、著名漫画家方成，5月下旬向他初识的一位工人业余作者李锦德发出约稿信，请他即向人民日报投稿。

时年26岁的李锦德是北京永定机械厂的青年工人，自幼酷爱美术，于1959年进厂当工人，次年受推荐进入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职工美术进修班学习美术，五、六年下来很有创作潜力，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多篇美术作品。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作品，足以使业余作者们感到激动，求之不得。

接到了方成的约稿信，李锦德当即挥笔，一口气画了4幅速写画，在画上写明成画日期——5月27日，马上寄给方成。

陈伯达到人民日报夺权之日，这几幅约稿画也寄到了方成的手里。李锦德根本没有想到，一场灭顶之灾会紧跟着降临到自己头上。   

《人民日报》社论的影响很大。1966年6月1日刊登出陈伯达定稿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北京随即出现“破四旧”“烧毒草”的场面。这是6月初的夜晚，在北京东单广场（现在的篮球场）焚烧“毒草”《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书籍的场面。

3.李锦德插图怎样上了版面

6月10日，文艺部编辑为次日见报的副刊（第6版）排版。组版编辑是1965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来到报社的年轻女编辑解波。这些天，她的工作相当紧张，绷得很紧，生怕出现什么差错。   

谁知道，越担心什么，越是出现什么。画版时，有一块空白不容易安排妥贴，她就向比自己年长的女编辑朱宝蓁（zhen 音“珍”）请教。

         时年41岁的朱宝蓁经历丰富，果然有经验。

她是杭州人，出生在一个比较宽裕的家庭，即便如此，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几度失学，又几度复学。失学的日子里，她坚持自学，最终完成中学学业，抗战胜利后考入南京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读书。

在南京求学期间，朱宝蓁追求进步，于1949年南京解放不久即来到无锡，进入新建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1950年6月学习结束后到北京，进入国家新闻总署研究室工作。

她爱好文学，1950年9月转入负有盛名的《新观察》杂志，工作了10年，1960年调入人民日报文艺部任编辑、作品组副组长，行政级别17级。

朱宝蓁看了版面出主意说，这块空白可以用来刊登一幅画，版面就比较丰富了。一边说着，她到放着“部主任审稿通过”稿样的卷宗里翻了一下，挑出一组速写画，一共4张，作者正是李锦德。

按照编辑流程，这些画已由文艺部副主任傅真审稿通过，可以选为上版刊用稿。   

1966年6月11日《人民日报》6版刊登的李锦德绘制的宣传画，是最初的发行样。这个版面剪样是作者李锦德本人保存下来的。发行后若干小时，这个画面有改动，删去两行竖题再次印刷发行。不管怎样，今天的人们是怎么也看不出这是一幅“黑画”的。

根据版面空白大小，朱宝蓁和解波采用了4幅画中的2幅。

       画作已由作者拟了题目。一幅的题目是“义愤填膺看‘黑话’，满腔仇恨化力量”。画面为是一群工人围坐，中间放着一块写有“毛主席语录”字样的黑板，其中有一人在读报，表现宣传时事方面的内容。

另一幅叫做 “黑帮分子想翻天，我们坚决不答应”。内容与当时正在展开批判的“三家村黑话”有关。

将两幅画放入版面，大小合适。组版编辑画出版样，把两幅画横向排在一起，还作了一个共同的大标题“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画出版样送交值班副主任傅真看过无误，下午交车间排版。

       当晚，还是解波当班“跑拼版”。这天晚上排版时间拖得很长，直到11日凌晨3时左右才下班。一切还算正常，解波回宿舍休息，一觉睡去。

4.“黑画事件”以黑色幽默方式发生了

11日午饭后，为准备上夜班，解波在宿舍里又睡了一会儿。下午大约2时过后，突然有人大声拍打她的房门，大声叫道：不好了，今天的报纸出大错了，发生“反革命事件”了！你怎么还在屋里睡觉？

解波惊醒了，赶紧起来开门，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未完待续）

钱江：“6·11”插图“黑”在哪里——文革初打散人民日报编委会的切入口（之二）

   1966年6月11日的《人民日报》版面真的“出事”了，而且就是年轻编辑解波负责拼版的第6版出了事。门外的人一边敲门一边说，好多读者“揭发”，版面上的两幅画是“反动黑画”！

1.“6·11”插图“黑”在哪里

6月11日这天的《人民日报》一早在北京地区发行，一到读者手里，马上发现了“问题”。

文革劫难爆发，孕育出一大群绷紧“阶级斗争”之弦、思维定向极端狂热的人，数量堪称庞大，非百千万之数不能喻之。他们头脑中充满了批判、厮杀，然后“打倒”的概念，看到任何事物，习惯性地先在“阶斗”萝筛里筛洗一番，上升到“纲”。

6月1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1版头条文章是《红旗》杂志1966年第8期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不点名地批判了彭真和吴冷西，点名批判了“三家村黑话”。   

1966年6月11日《人民日报》1版（局部）

从第1版看到末版第6版，本着“阶斗”的极端敏感，有人一眼认定，副刊上李锦德的速写画是“反革命黑画”。很快，人民日报编辑部各办公室的电话铃声不断，一片质疑讨伐之声。

这些“揭发”来电纷纷指出，李锦德的画大有文章。

请看：“义愤填膺看‘黑画’”的画面，一个工人展读《人民日报》，但是画面上写清楚的只有“人民日报”4字，文章内容用一排排虚点来表示，所谓“黑帮分子”的话并没有在画面中那张《人民日报》上清晰显示（要登出清晰文字其实是不可能的——本文作者注）。在人群中间的黑板上，只写了“毛主席语录”字样，要看语录内文，只有一行行小黑点——“可以用小黑点”可以代表领袖语录吗？   

       以揭发者的“火眼金睛”看来，读者在画面上只会看到标题“义愤填膺看黑话”字样，细看却找不到“黑话”在哪里？因此会“联想”到“黑话”就是放在画面“毛泽东语录”字样下面的“黑点点”，由此可以推论这段“语录”就是“黑话”。这不是批领袖了吗？还当了得，罪该万死！

按照“揭发者”的逻辑，画面上原有的两个竖标题从右边向左读来有大问题：“黑帮分子想变天，我们坚决不答应”，“义愤填膺看‘黑话’，满腔仇恨化力量”，那也是影射！

1966年6月11日《人民日报》6版刊登了李锦德的速写画，

    这个报纸剪样是作者李锦德本人保存下来的。两竖行用红笔圈出的文字被认为是“黑话”。

问题还不能到此为止，批判还要深入：

右侧画面上，完整的标题分成两截书写。揭发者说，这明摆着要“腰斩文化大革命”！

光天化日之下，《人民日报》登载“黑画”影射领袖语录，“腰斩”“文革”，岂非冒天下之大不韪？

蓄积已久、狂风乍起的“运动”搅昏了神经过敏的读者，他们头脑中“阶斗”之弦绷得太紧太紧，一触即发。发现“问题”的亢奋者指责甚至谩骂刊登“黑画”，“罪该万死”。这时候，报纸已经由邮局发行，覆水难收。

6月11日早上8时过后，有年轻工人和学生读者陆续来到王府井人民日报社大门口，声讨“黑画”。后来，人群中干脆打出了大标语：“强烈控诉人民日报黑帮反毛主席的滔天罪行”、“把人民日报文艺部的黑手揪出来”。到午后，人民日报社门外渐成声势，躁动的读者将报社大门挤得满满当当。

     当天采取了“补救措施”后重新上版印刷的1966年6月11日《人民日报》第6版。与此前有所不同的是，画面上两行竖排字样去掉了。据认为，这样一改动就没有问题了。   

2.革命几十年，老革命成了“反革命”

听说版面“出事”，又听说大门口挤满了前来“大批判”的人群，解波赶紧跑上办公大楼四层文艺部编辑部去找傅真。

文艺部副主任傅真神情沮丧地半坐半躺在自己办公室的长沙发上，看到解波进来，慨然长叹一声说：“没有想到，革命革了几十年，老革命成了反革命。”

     人民日报资深编辑傅真（1917—2006）

傅真是一位“三八式”“老革命”，行政级别11级。

傅真（1917—2006），原名傅翤真，山西太原人，地主家庭出身。上中学期间追求进步，因侵华日军屡犯华北，他在中学毕业后即投身阎锡山的晋绥军。抗战全面爆发后，他所在部队成为薄一波率领的中共武装“山西新军决死队”的一部分。

1941年，傅真进入挺进敌后的“抗大”学习，结业后担任八路军的连指导员、团宣传干事，1942年12月入党。不久到《抗战日报》新闻训练班学习，随后进入该报当记者，1948年转入《晋南日报》当编辑。1949年随军南下，到重庆《新华日报》当编辑。1952年调入人民日报任记者、编辑组长、文艺部副主任。   

对于陈伯达来人民日报“夺权”，傅真是不理解的，而且觉得危险在向自己靠近，但是没有想到这把火不几天功夫就烧到自己了。

傅真说自己“老革命变成了反革命”这句话说得很低沉，把解波吓了一跳，掉头去找文艺部主任张潮。

3.记者团成员说：事情发生在文艺部，根子在吴冷西这条线

得知报纸“出事”，踩着陈伯达脚后跟进入人民日报的“记者团”成员胡良民来到分管的文艺部办公室，来看看文艺部主任张潮在做什么？

张潮（1916-1988）也是一位老革命，浙江宁波人，1938年赴延安抗大学习，同年入党。后在鲁艺学习，1944年从事新闻工作，先后在延安《解放日报》等工作，1950-1952年任《陕西日报》总编辑，1953年调入人民日报，担任总编室副主任、文艺部主任、编委。

这样一位久经历练的资深新闻干部，此时也是惊弓之鸟。他用毛笔写了“多想”两个字，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以时时警示。看到胡良民进屋，张潮马上站起来，表示为今天的事情深感不安。

胡良民对张潮说，今天这件事情，表面上看来发生在你们文艺部，但根子是在“上面”。接着，他把“深层次”要害点了出来：“根子在吴冷西这条黑线，你看呢？”

这时，解波已先一步来到张潮的办公室，正向部主任仔细叙述昨夜拼版的前前后后。听胡良民走进来这么一说，愤愤不平，心直口快地说：“我来报社不到一年，吴冷西我认都不认识，我的错误和他有什么关系？”   

确实，此时的解波还没有见过吴冷西。

事态的发展容不得张潮、傅真多想，中央工作组已经通知下来，下午5时召开全社员工大会，责令签字付印的值班副总编辑胡绩伟当众检查。

胡绩伟会检查些什么呢？

（未完待续）

       （解波大姐多年前接受访问，记述当年经历，在此深深感谢！

          李锦德先生提供了他当年的绘画付印版，一并感谢！）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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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诗扬

刘海明

【案例】

编辑：程正元

刘海明

【案例】

编辑：王晨雅

刘海明

【案例】

记者，徐志摩被人忽视的另一身份

浪迹天涯，到过了那么多的人物专题纪念馆，记忆大多湮灭在千馆一脸的重复复重复中。海宁，世称潮乡，也因出了风气弄潮儿徐志摩，声名迭加，风气所致，连县城硖石那座徐志摩故居的那篇前言，也写得颇有潮劲：

——有人说他是“东方诗哲”，有人说他是“中国的拜伦”，有人说他是“新月下的夜莺”；而他自己说“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云，翩翩的在空际游，愉快于无拦阻的逍遥；但有时也会“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徐志摩以多才多情多爱，名扬身后的世界。他浪漫不羁，却又嫉恶如仇。前言中的另一段文字指向了他另一身份的特征，虽然模糊：

——他又说自己是天生歌唱的一只痴鸟，把他柔软的心窝紧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的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

一只这样在刺丛中唱歌的荆棘鸟，所唱的不是谀词，也不是颂歌，而是为人类社会的希望与正义鼓与呼，这不是时代赋予记者的使命吗？

在长达百年的历史中，徐志摩公认的身份是中国现代诗人、作家、散文家、新月派诗人、新月诗社成员。

然而，我还是在徐志摩的故居惊喜地发现了诗人与作家之外的另一身份：记者！

并且，这由徐志摩在那篇《我为什么来又将有何作为》文章中，作了职志的清晰阐述——

“……但我自问，我决不是一个会投机的主笔，迎合群众心理，我是不来的；迎合言论界的权威者，我是不来的；取媚社会的愚暗与褊浅，我是不来的；我来为了我自己，只知对我自己负责任，我不愿意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说的；要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能不说的。我来就是个全权的记者。”

“四不四为”，是徐志摩入职新闻的庄重承诺和誓言，时在1925年。这时，名满京城的年轻徐志摩在北大任教之余，又被聘为《晨报副刊》主编。

《晨报》创办于1916年，原名《晨钟报》，创办人为汤化龙、梁启超。1918年起用《晨报》为名。当时的《晨报》以时事评论为主，倡导言论自由，副刊所占比重很小，以刊发小说为主。

然而，得“五四”新文化运动之赐，《晨报副刊》迅速崛起，很快成为20世纪20年代“四大副刊”之一，其他三大分别为《京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一个副刊的脱颖而出，《晨报》其中经历了三任主编筚路蓝缕的打拼。他们以个人的学养与价值取向，表现出了办刊的鲜明特色。李大钊时期以启蒙为主旨，偏思想性；孙伏园时期到达顶峰，以趣味性主打；徐志摩时期个性突出，倡导自由。

需要插叙的背景是，徐志摩留学归国，在新文艺阵营中表现出超强的能力和独特的气质，1925年11月，《晨报》负责人力邀徐主掌副刊。

徐志摩受英国自由主义影响颇深，他上任伊始，就旗帜鲜明地说：“我为什么办报，无论是副刊或是什么，要保持的第一是思想的尊严和它的独立性，这是不能让步的”。

如果了解那个时代，就会发现副刊其实就是正刊新闻版的延伸，许多主编主笔如邵飘萍等人，其实就是集采编于一身的新闻记者。加入《晨报》，徐志摩以此贯彻他的独立风格的，而且，将这一办报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

很快，这位文化界的通人，具有极佳的人缘，他的独立精神也得到很多同人的认可，于是乎，一出由徐志摩主导的“独立副刊”让文化界为之兴奋。和多数甘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不同，徐志摩往往直接跳到前台，与各种思想进行正面的交锋，从不掩饰自己的个人色彩，声明要把副刊作为自己的“喇叭”，这样一位独行侠式的主，显然会给原来应该平静、温和的副刊带来麻烦和喧嚣。

热血青年徐志摩自然知道，但依然坚持自己的自由主义办报风格。在那场著名的“女师大”风波中，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方和以陈西滢为代表的另一方展开了剧烈的论争，而阵地就是徐志摩主政的《晨报副刊》。在这样的情形下，徐志摩不但不平息战火，反而加入了论争，无异于火上浇油。这就引起了鲁迅的极大不满。于是，论争进一步升级，直到无法收拾。最终胡适苦口婆心的出来劝架，才算完结。

也许锋芒太盛，徐志摩的独断专行虽然让《晨报副刊》在言论阵地上大出风头，但也给自己惹来不少麻烦。一年后，他终于离开了主编的职务。然而，作为诗人，他因有这一段短暂的记者生涯，日后的诗中自然多出了社会的况味，裨益不可谓不大。

余音绕梁，又岂止三日。作为记者和主编的徐志摩，成功地推动过一场发生在《晨报副刊》的知识分子转型自然形成，每个阶段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也代表了当时思想界的多股潮流。从传统到现代，从思想、趣味到自由，知识分子都扮演着先锋的角色。

我也以记者的身份，参与并主持过报刊的副刊编务，一直引以为傲。当这个初夏的长假来到前辈的面前时，自觉羞愧而目光不敢对视先生。

因为，到了我们这一代，副刊办刊人所必持的特立独行、铮铮铁骨、有趣生动的品质，我们几乎丢弃殆尽。身份一旦丢失，我们又怎么可能在芸芸众生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站到责任的高地，摇旗呐喊？

徐志摩触动着我思考记者的身份，我却并没有替自己寻到答案。

来源：南门立墨（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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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晨雅

刘海明

【案例】

钱江：“黑画事件”与唐平铸结局之外——文革初打散人民日报编委外一篇

如果依照时间顺序，这篇文稿要迟至很久以后才和读者见面，有些读者会感到等不及了，而且会将前后的生活轨迹隔断。好在叙述至此，这位画家的生活河流已经淌过许多曲折，慢慢宽阔平缓起来。那就一口气写出来吧。

“黑画事件”发生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情节曾有反复，荒唐一再出现。就连与此事件毫无关联的吴冷西也在1966年6月16日的全社大会检讨中，也写到他对“黑画”的态度，令人啼笑皆非：

6月11日报纸出现了反革命的画，工作组和同志们以及许多读者的严厉批评，对我的委屈、埋怨情绪是沉重的一击，使我惊醒过来，沉痛地感到我长期的错误对报纸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罪恶深重。

         （引自1966年6月16日吴冷西检查书）

与吴冷西检查形成对照的，倒是被短暂打倒两个月又在1967年2月底复出的唐平铸。被无端折磨一段时间之后，极可能对“黑画事件”有了新的认识。他重返报社领导岗位，为李锦德“平反”的事情非但没有停下来，反而出人意料地有了“阶段性成果”。

   1.人民日报“临工委”一纸公函认错   

1967年8月底，“人民日报社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工委”）出具一纸公函：

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一八厂军事管制委员会：

六一八厂无产阶级革命派三红造反总部：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报社根据当时部分读者的反映，把发表在本报6月11日六版上的速写画（题《坚决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作者李锦德）的问题说成是“611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为澄清事实，我们提出如下三点看法：

一，这组画，作者原画为四幅，它表达了广大革命职工愤怒声讨邓拓黑帮这一主题。

二，发表时，因版面所限，删改为两幅，并将其中一幅小标题有所改动，所以在一些读者中产生了种种意见和误解。这一事件应由本报编辑部承担全部责任，而不在作者。

三，作者李锦德同志因此遭到政治迫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致，应该平反。报社谨向李锦德同志致以慰问。

人民日报社临时工作委员会

      1967年9月16日（章）

根据这函公文，“黑画”闹出笑话，突破了人的正常思维，李锦德应该“翻身”了。驻厂工作队顺水推舟，承认对李锦德批斗、关押（四同），戴反革命帽子是错误的，赔礼道歉，解除监督，恢复原来的工作。但最后结论还要待上级单位决定后才能定案。   

李锦德的境地确实改善了，他恢复自由，眼看就要解脱了。

2“抓五一六”大潮突起，“平反”付之东流         

哪里晓得就在这时，批判“二月逆流”的大潮翻卷起来，各级“工作组”被纷纷指责为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先是从各个学校，接着从所有派驻的地方一个个撤销离去。永定机械厂工作队也在其中，他们即将离开时做出的决定都不算数了。

形势翻覆，1967年9月8日，姚文元在《人民日报》上用3个整版篇幅发表了《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第一次公开提出，要批判反革命组织“五一六”。由此全国开展了大张旗鼓的“清查五一六运动”，这是又一大案，牵连甚广，冤狱丛生。

   

   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上姚文元的文章，第一次提出“清查五一六”

在“清查五一六”中，永定机械厂为“黑画事件”平反而努力的郜韵徵（还有其他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这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除此之外她的罪名还有一项，就是“为反革命分子李锦德翻案”。郜韵徵被关押半年之久，此后调离工厂没有了音讯（要到文革后才知道去向）。

再过了些日子，人民日报这边又是一场风云突变，1968年9月17日，唐平铸再次被打倒了，而且由“第二办公室”专案。这回的事态严重得多，使他身陷囹圄。在他主持下完成的人民日报“临工委”文件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效力。唐平铸要到“文革”之后才获得平反，健康受到很大损害。

随着一个反复又一个反复，将李锦德的“平反”付诸东流。1967年秋后，他又被“专政”起来，原有罪名重新加在他头上，继续接受“群众监督劳动”，继续干清扫、搬运的重体力劳动，继续接受批判。

结果，1970年庐山会议一开，陈伯达倒台了，但是李锦德的无稽之案还是没有翻过来。这里的逻辑只能是，只要文革没有结束，李锦德要想“平反”就只能是一个人的奢望。他要在漫长的“十年浩劫”中苦苦煎熬，要到“十年期满”。细述这个过程是痛苦的。   

       鲁迅（油画）  李锦德  绘

李锦德油画《绿水悠悠故乡情》，为鲁迅笔下的“鲁镇”所绘

  3. 阴霾过去以后的日子

好在李锦德还年轻，在艰难的日子里依然坚持对美术的热爱。

时光终于来到1976年10月，毛泽东去世不到一个月，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倒台，他们进了监狱。不久李锦德获得平反，恢复自由。1978年，他的母亲也获得平反回到北京，结束了历经12年的磨难。

他将与“黑画”事件有关的文献收捡起来，放到一起，不想再度看到。一个时代过去了。

  

李金德保存的人民日报《稿件采用通知》，说明了他与人民日报一段历史的开端。那个时候，是以一本《毛泽东著作选读》作为鼓励，类似稿酬的。   

李锦德重拾画笔。

1979年，李锦德调入《兵器知识》杂志社任美术编辑，后任副主编。在此后的岁月里，他始终是一位职业美术工作者。

他的素描《公车上书》，被大型历史文献影片《辛亥风云》和大型影片《世纪行》选用。年画《周总理和人民在一起》参加了北京市美展。科普宣传画《巡航导弹》，参加了首届全国科普美展。他还获得了第四届全国优秀连环画三等奖。

他先后出版和发表连环画10余套册，报刊书籍插图千余件。

笔者在撰写人民日报的历史文稿过程中和李锦德先生取得了联系，今年再度联系，以求对所谓“黑画事件”有更全面的了解。

“黑画事件”是文革中一段给众多人带来痛苦的“黑色幽默”，在那个荒唐岁月，如此极端思维和“子虚乌有”的事情并非只此一例。

2024年，84岁的李锦德先生

李锦德向本文作者说起，回顾往事，经历了人生的艰难之后，再看那一幕荒唐闹剧，以一个平凡小人物之身，竟然在那段历史大舞台上有这样的传奇遭遇，成为骇人听闻的大事件中一个不大不小的角色，真是一场历史的误会，也是一段悲喜剧。但愿这样历史的悲喜不要再重演了！

但是，像文革那样惨痛的教训，真的被今天的人们记住了吗？

（完）

  2024年8月20日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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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徐思凡

刘海明

【案例】钱江：吴冷西6·16检查给自己扣哪些帽子——文革初打散人民日报编委会

   

   1966年“6·11黑画事件”发生，人民日报社内的情绪非常亢奋，个人崇拜炽盛。6月11日傍晚开大会胡绩伟上台检查的时候，现场逐渐混乱，气氛紧张。   

   

1.众多人等对胡绩伟检查不满，认为避重就轻

         

给“黑画”扣上的罪名是影射领袖。实属滔天罪名。

当时在场的文艺部编辑袁茂余向本文作者回忆说，胡绩伟为这个事件检查的时候，经常被主席台前的插话和会场口号打断，这些插话和口号极具煽动性。几天前的6月7日，报社布置全社职工学习当日人民日报转载的军报社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中有这样的表述：“阶级敌人是不打不倒的。被打倒了，它还想爬起来。搞掉了一条黑线，还会有新的黑线。打倒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会有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登台表演。”

这就是说，阶级敌人层出不穷，阶级斗争永远延续，永远鲜血淋淋。

社论结尾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不论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样的‘权威’，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都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联系到“黑画”影射，袁茂余说，那就是不仅要“讨”，而且要“殊”了。“当时一些人个人崇拜崇拜到了极端迷信的程度。会场上的不少人，一听有人用“黑画”指责毛泽东，在心理上和感情上都无法接受。”（袁茂余对本文作者的回忆，参见他撰写的回忆文章《6·11反革命事件引发的风波——报社文革回忆之二》，见《人民日报报史资料选编》第26期，人民日报报事资料征集办公室编辑，2008年1月18日印刷》）   

         

当天会场中的人们为情绪左右起伏，许多人对胡绩伟的检讨不满意，因为“中央工作组”夺权后的一周内，胡绩伟还在不同的会议场合说“要帮助吴冷西”“要保吴冷西”。这不仅使他本人被划入了吴冷西挂帅的“四大家族”之列，而且排在“第二”（6月1日前，大字报说有“吴（冷西）、陈（浚）、王（泽民）三大家族”），还使得吴冷西看起来似有更多的反对领袖言行。

那天的检查中，胡绩伟往自己头上扣的“帽子”够多够重的了，狂热者犹嫌不足。   

         

2.吴冷西大会检查前先到国际部资料组报到

         

胡绩伟写书面检查的同时，吴冷西也受责令写检查，而且和胡绩伟一样，在全社大会上当众宣读。

吴冷西的长篇检查先于胡绩伟写出来的，写得更长，计15000余字。

听取吴冷西检查的全社大会在1966年6月16日下午举行。

这天上午，吴冷西离开自己的办公室，到国际部资料组做剪报整理和室内清扫，这大概是“一边工作一边检查”的意思，将他置身于“革命群众的监督”之中。当时国际部资料组有20多名成员。

上班开始工作之前，资料组长向吴冷西宣布三条纪律，一、老老实实交代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二、好好工作，有事离开办公室要请假。三、每天上班前打扫卫生。

过后该部门反映，来到资料组工作的吴冷西“贴报笨手笨脚，动作很慢，质量也不高”，“由于他报社来得少，连食堂在哪里也不知道”，“他打扫卫生时出了不少洋相”等等。（人民日报文化革命动态第10期，1966年6月22日编印）   

参加革命以来，吴冷西头一次置身于如此冰冷的人际关系中，踏入人生低谷。

         

3.吴冷西检查时语气平稳，十分沉着

         

下午，吴冷西来到会场中央主席台正中就座开始检查，以这样一段话开场：

在过去两个多月中，我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的过程。主要是没有以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而是个人患得患失，生怕把自己的错误说得过于严重，生怕搞得同彭真一样。

         

在场者回忆，吴冷西的语调依然平静，话说得很清楚。

吴冷西检查分四个部分，（一）对错误的认识过程，（二）错误的性质，（三）错误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这是主要部分，5500字）(四) 思想作风的检查。

检查书开始部分，检讨人表示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是：

（今年）4月中旬到月底，在编写（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和整理材料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自己实际上帮助了彭真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但是，我仍然以折中主义而原谅自己。江青同志在谈话中严厉批评了我，要我革命，不要辜负主席的期望。在这种情况下，我给主席写了一个初步检查。在这个检查中，我主要说了，我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采取了折中主义的态度，对彭真的反党、反主席阴谋缺乏应有的警惕。这是4月25日的事情。   

  

  检查说明，1966年春天，领袖夫人江青出场与吴冷西有过谈话，而且“严厉批评”了吴冷西。江青以什么身份批评吴冷西？从职务级别来说，她和吴冷西有几个级差。她与吴冷西谈话，可能与毛泽东的态度有关，直接导致吴冷西向毛泽东递交了一份“初步检查”。

吴冷西在检查中梳理对“错误”的认识过程说：“开始，我对同志们在会议上和大字报中提出的批评和质疑，还是比较冷静考虑的，也愿意进一步检查，并且相信许多问题会得到澄清。

我对中央决定派工作组到人民日报，也是衷心欢迎的。因为在五月下旬，我已深深感到我是已不能领导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工作，拖延下去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曾几次向伯达同志和康生同志提出，要求文化革命小组直接把人民日报抓起来。所以我认为中央的决定是很英明的。

后来，我自己认为大字报过于尖锐，产生了委屈的情绪。这是由于自己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的思想作怪。”

              

吴冷西谈到了“黑画事件”，其实此事与他毫无关联，他还是说：

6月11日报纸出现了反革命的画，工作组和同志们以及许多读者的严厉批评，对我的委屈、埋怨情绪是沉重的一击，使我惊醒过来，沉痛地感到我长期的错误对报纸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罪恶深重。

吴冷西在检查中叙述了和彭真之间的关系，主要是：1965年12月底以前完全接受彭真的指导思想，认为批判《海瑞罢官》是学术讨论，而不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将此批判看作是造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不是“兴无灭资”的革命。因此没有积极组织批判，在1966年1月至3月里执行了包庇吴晗的方针，使自己“跌到了彭真黑帮的边缘”。

         

3.吴冷西谈革命生涯中的主要错误

         

吴冷西以很长篇幅回顾自己犯错误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认为自己革命生涯中犯的主要错误是：

1945年，宣扬了原子弹对日本投降的决定性影响，当时即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

1947年，错误宣传了土改中的“左”的做法。

建国之初,曾无条件照搬塔斯社的做法。   

1958年“大跃进”中，有鼓吹瞎指挥和浮夸风的错误。

1959年庐山会议上，曾同意彭德怀上书反浮夸风的一些观点。

1962年对“包产到户”感兴趣，对恢复经济缺乏信心，此后在《人民日报》上开辟“长短录”专栏，成了邓拓等“三家村“的“分店”。

吴冷西说，以上这些都是右倾错误。其实这一条中有错，他说到的“土改”错误属于“左倾”。

挖思想根源，吴冷西认为自己出身富裕家庭，后来在延安抗大入党，是“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真正入党”。

吴冷西的检查说一半即被打断。

    （未完待续）   

1966年6月16日下午，吴冷西检查时大会现场越来越亢奋，他平稳的声音不时被责问声、有时是口号打断。但是吴冷西的情绪始终稳定，说话语调稳定。   

吴冷西回顾自己在1962年思想倾向说：

1962年春夏，我对当时的经济困难估计得过于严重，忧心忡忡。我当时接受了这样的错误的看法：农业五年恢复不了，工业在农业恢复后才能发展，财政赤字空前严重。当时一些地方刮"包产到户"、"单干风"，我认为恢复农业是当务之急，单干固然不好，但对集体所有制能保持多少有些悲观，因此对传说中"包产到户"能增产感到兴趣，认为这种经营管理办法既不是单干（当时不了解这实际上是变相的单干），又能刺激农民积极性，容易使农业恢复。所以就派记者去各地调查，想了解"包产到户"的利弊。但当时主观上认为利多弊少，故对安徽公社的调查不满。平头岗的调查，开始出了十几个题目，想弄清楚有什么人赞成"包产到户","包产到户"能否保持集体经济，不实行"包产到户"能否赶快恢复农业生产等等。这说明我在困难面前发生政治动摇，对集体经济信心不足。        

从吴冷西的这个表述看，1962年，他对中国农村各地普遍发出的“包产到户”的呼声，是倾向于支持的，至少是同情的，认为“利多弊少”。就这个认识来说，比1978年底安徽小岗村农民“按红手印”秘密实行“包产到户”早出了16年。可是在“文革”掀起之时，有这样的想法，是被批判为“罪孽”的，认为是发生了“政治动摇”。   

检查中，吴冷西着重谈自己与彭真的关系和认识，他说：

过去我对彭真有好印象，觉得他平易近人，能听取下面同志的意见。现在看来这是假象，其实是他肚子里没有东西，不能吸收别人的意见。

过去我感到彭真器重我，自己也感到沾沾自喜。现在看来，这是想拉拢我，要我为他效劳。1961年他要我跟他一起去东北，到处介绍我是"秀才"。1962年到1963年接触较少。1964年到1965年，他经常找我和钓鱼台的同志一道去帮他修改给中央起草的文件和讲话（如欢迎外宾的群众大会讲话、"十一"讲话），有时也讨论讲话提纲（如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我参加四清期间，他主持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四清问题，有两次找我参加。1965年，他答应把红霞公寓的一部分给人民日报。

…………

我这次犯错误，主要是我在思想上同他有许多共同点，既不是怕他罢官，也没有想过靠他升官。我这个人很高傲自大，我认为彭真罢不了我的官，我的工作是主席和常委决定的，不用说罢我的官办不到，就是平时他要分配我做一些稍为需要一定时间的工作也很困难，事实也是这样。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这次犯了错误，由于对彭真的反党、反中央、反主席的错误缺乏应有的警惕，我跌到了彭真黑帮的边沿。如果不是中央及时地揭发了彭真的错误，我可能完全陷进去，犯更大的错误。”

吴冷西在检查中确实着重谈“思想认识”问题，包括对历史问题的回顾。

但是现场听众和主持者不答应。

主持人唐平铸打断吴冷西的话，要求他“谈实质问题，交代如何同反党阴谋家一起篡党篡军活动”。

吴冷西当场否认，离开讲稿说：“我没有参加篡党篡军活动。”他甚至进一步说：“你们这样提问题我就没法回答了。”

会场上出现了“面对面的斗争”。“革命群众”站出来责令吴冷西交代怎样与彭真“勾结”。有人责问，既然对彭真有“察觉”，为什么不向主席和中央汇报？

吴冷西回答：“当时只认为这只是彭真的思想作风问题。”

他拒绝承认与彭真的交往有个人目的，说：“我虽然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但还不至于那样卑鄙，那样没有骨头，打算靠彭真升官。”   

有人指责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吴冷西更不承认，坚持认为自己“不是反毛主席”。

对于夺权而来的“中央工作组”，吴冷西肯定地说：“我的确欢迎工作组来。”（见1966年6月17日人民日报文化革命小组编辑《大字报选第22》）

场下听众不断有人喊口号打断吴冷西。吴冷西表现冷静，会场反倒似有失控苗头。主持人唐平铸见状宣布：吴冷西“态度不好”，中断他的会场检讨，当场宣布说：“将全文印刷，供大家研究批判。”

他随即宣布了一项最重要大事，毛主席和党中央批示：“可以让吴冷西停职反省，第二步再作撤职和安排其他工作的处理。”

此言一出，全场口号、掌声雷动。

当时在场的一位年轻编辑叫许林，从学校毕业不久到人民日报工作，也是会场口号的呼喊者，一心想扫除吴冷西这个不尊重领袖的“大人物”。2007年，他在自己的博客里写下这样一段话：

（陈伯达）曾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许多重要文件参加过起草。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第一篇媒体社论——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主要是他起草的。他助纣（指“文化革命”）为虐，不但给全国制造了混乱，而且给人民日报社制造了混乱——他是1966年5月31日带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夺了时任总编辑的吴冷西的权。         

那时，我们的思想太单纯了，从来没有想过“毛主席亲自发动并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从来没有怀疑过陈伯达带领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是错误的。反而认定陈伯达是“代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跟着陈伯达就是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捍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

陈伯达说吴冷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那还了得——“谁反党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当时，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群愚民——贴吴冷西的大字报，参加对吴冷西的批斗，喊出“打倒吴冷西”的口号，是顺理（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之理）成章（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章）的事——年轻的我们被人当枪使了！         
    “文化革命”的历史教训，我将记一辈子。

    吴冷西作检查的大会结束当晚，即有“革命群众”贴出200多张大字报，对吴冷西的检查严加批判，大字报主题多为“坚决彻底打垮吴冷西的疯狂反扑”云云。   

吴冷西面对的大批判大批斗就此开始了。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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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程正元

刘海明

【案例】

四则历史报刊中提到的新闻宣传原则

编辑：徐思凡

刘海明

【案例】新华社记者用生命写成关于深圳大逃亡的四份内参
广东省公安厅向《人民日报》社求援一条深圳河，把一个完整的宝安县切成了两半。
当年英国强占香港时，说实话，深圳河两岸几乎一模一样地穷，像同胞的两兄弟，谁也不比谁的兜里多一分钱。
岁月匆匆，对面的香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成了几百万人的世界级的大都市，而深圳河北边却风光依旧。
如今轰轰烈烈的深圳特区早已成为90年代中国改革的样板，而30年前的深圳是一种什么样子，恐怕99%的深圳人都说不出所以然吧。
作为宝安县城的深圳，坐落在梧桐山和羊台山边，全县的家当只有20多家生产小农具、小五金和加工农副产品的小工厂。深圳仅有4条宽不足10米、长仅0.5公里的道路，破房烂屋建筑面积109万平方米。
一般的年景也就罢了，深圳的老百姓和中国所有的老百姓一样有着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承受力，就那样有一口没一口地过吧，只要还饿不死就行。偏偏赶上那可怕的三年自然灾害，深圳人望着对面灯红酒绿的香港，终于心动了。
再守着家乡非饿死不可。
有个罗芳村，距离深圳只有10分钟的路程，与香港新界隔一条几米宽的深圳河。河也太不像河了，又浅又窄。
不要说三级跳运动员，有的地方就是一般老百姓，一步也可以跃过，这里是当年逃香港最佳的地段。
至于罗芳村的人就更容易了，不用爬铁丝网，也不必游水、他们的飞地在香港那边，有耕作证，大大方方从小桥上过去就行了。那时以粮为纲，什么副业都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坚决割掉。
飞地上好好的菜拔了，要种水稻。种水稻也成，没水，从深圳这边抽水过去种。香港的菜农直骂，真没一点经济脑瓜，香港菜价翻着跟斗往上涨，而你们种米干什么?
没办法，计划呀！
无奈经济水平相差太大，深圳河畔的这个罗芳村，人均年收入213元。而对面几百米远香港的较寮村，人均收入7.8万港元。

罗芳村的农民有罗芳村农民的办法，跑过去540个青壮年，比余下的多一倍，在香港边境对着深圳罗芳村的地段盖了屋，也建了个村，还叫罗芳村。
以后特区成立后，深圳罗湖区的党委书记汤锦森带工作组来到了这里，鼓励农民种菜，开展边境小额贸易，1989年罗芳村人均收人8096元，是深圳成为特区前最高一年的57倍。
罗芳村人说，现在让我去美国我也不去了。不少当年逃过去的罗芳村人又申请回来，经审查也确实回来了一批。
那些发生在60年代初期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就是当时穷困不已的深圳人也不一定说得清楚。
现在年长的人，也仅仅记得60年代初期，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造成的那些可怕的饥饿，和由于饥饿引起的拼命逃亡。
那时，深圳是宝安县边境一带。一点不夸张地说，宝安县的10户人家中起码9户半逃进香港一带，有些村的男劳力全逃光了，一个不剩，只留下个把妇女和老幼。往日勃勃生机的村庄似乎一下子消失了温暖的炊烟。
据统计，1962年，宝安县跑出去12144人。就是到了1978年，还跑出17456人。那时有个统计，14000名团员锐减到3000名。
光在那里闭着眼睛说社会主义好有什么用?
那时县委的最大任务就是组织机关干部和国家企业职工，包括饮食店的妇女，再加上训练有素的警犬去堵截偷渡者。
民兵警戒，警犬狂咬，跑急了还鸣枪，甚至把被鳖鱼咬断腿的泅海者尸体展览在沙滩上。
这一切都吓不住偷渡者，照跑不误。
就在这种万户萧疏的时候，无奈的广东省公安厅向《人民日报》求援了，他们想请一位《人民日报》的记者前去参观采访。
当时，任《人民日报》社军事记者的连云山同时兼任着公安部的采访任务，于是去广州调查的事就理所当然地落到了他的身上。
这位年轻记者经过一段化装考察;广泛听取了当地干部的意见，写出了一份特别详细的内参——关于深圳大逃亡。
他大胆提出应该在沙头角到蛇口一带，包括深圳搞一个免除一切赋税、不搞统购统销、不使用票证等，同内地完全不同的特殊政策的地区。这个地区纵深100华里的地带，也可以叫做边境特区，以从根本上解决再次发生边境大逃亡的问题。


在现在看来，这么一份材料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很平常啊，我们现在不就是这样干的嘛。可是，在那个如火如茶的阶级斗争年代，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连云山冒着被扣上鼓吹资本主义的危险，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几经周折，送了出去。
这份带着极新鲜观点的内参，送到每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办公桌上。可以想见，每一位委员都认真读了，其中读得最认真的是邓小平。距60年代初那场深圳大逃亡将近20年后，邓小平终于在他三起三落之后，把新中国第一张经济特区的蓝图铺展到弹丸之地的深圳土地上。而后，经济特区如雨后春笋般地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争先恐后生长起来，成为中国改革大潮中的独特景观。
回想那鲜为人知的一幕，是多么艰难又是多么战战兢兢啊。化装去香港在事情过去了30多年后，连云山回忆了那永远忘不掉的一幕。
那是1961年的秋冬之间，广东省公安厅的两位处长邀请连云山去广东采访。采访什么他们没有说，也许是故意不说吧。连云山经常去公安系统采访，所以彼此是很熟很熟的。
30年后连云山回忆说，当时曾经在公安部看过关于深圳大逃亡的文件，但他当时并没有往一起联想，只是考虑自己已经跑了好多地方，却没有去过广东沿海。于是，跟报社一说，当即成行。到了广州后，广东省公安厅给他办好了边防证，又去宝安办理了耕作证。
当时，蛇口、深圳、沙头角一带的边境农村都有数量不等的农田在境外，俗称飞地。农民去飞地劳动凭耕作证出人。所以，边境农民是大摇大摆地出人香港的，根本用不着什么逃亡。广州方面请连云山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叫他向中央反映，深圳大逃亡还有别的原因。但连云山完全蒙在鼓里，以为就是轻松地看一看。
好，这一看就是一个多月，他被大大地吓了一跳。
当时的深圳就是宝安县城，只是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镇，全是低矮的破烂房子，找遍整个县城，仅有一座两层小楼。连云山沿着大鹏湾、深圳到蛇口一线的边境，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走访，由两位换上便衣的公安处长陪着，把那一线的100多个村子全都走了个遍。
真是惨啊!，沿着九龙和大陆边界的一二百里的土地上，像经历过一场战争炮火一样，非常荒凉。村村人迹罕见，几乎是整村整村跑光了，携家带口去了香港、九龙、新界那边了。有的村剩十来家，也大多是走不动的老人。
从沙头角到大鹏湾，基本上没了人烟，门窗都是怕人的黑洞，一派死气沉沉。一般不走的中老年是村干部。一问，村干部就哭，说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不管，是管不了。活活饿死呀!现在没有经过极度饥饿的年轻人，恐怕不能理解60年代那三年自然灾害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饥饿印象是多么刻骨铭心，死了多少人啊!
关于这些触目惊心的情况。连云山在广州时已看过材料。

但是他没有想到深圳大逃亡比材料上更严重，也没想到文件上关于阶级斗争的结论。
他觉得这和阶级斗争没有更必然的联系，这中间的事情恐怕并不那么简单。如果说是地富反坏右以及美蒋特务搞阶级斗争，给煽动出去了的话，那也不能说整村整村的都是地富反坏右呀。
在回北京之前，宝安县委在小食堂请他吃饭，摆了两桌，深圳等地区公社的一把手也全来了。
县里一再征求意见。连云山说什么呢?他觉得实在没法说。他觉得不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是他不敢说不是。
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在当时强调得那么厉害，你怎么敢唱反调?当地政府官员觉得在自己的辖地发生了如此大的逃亡，乌纱帽很难再保住。
他们清楚这并不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事，但一切责任又都要揽在自己身上，所以就不停地检讨自己，责备自己。这回记者挨村看完了，该回去了，跟中央怎么说，他们要讨个底呀。
但是他们又不好逼问，只好车轮辘话转着解释他们工作做得很不够，阶级斗争意识多么不强，对美蒋特务和地富反坏右警惕性多么不够，如此才造成大逃亡。
他们一再说明自己哪些地方认识不够清楚的，最后请老连同志说说吧。
连云山还是什么也没有说。他没法说，他实在没办法说。当然他在考虑。
连云山明白这个责任决不在宝安县委，宝安县委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广东省公安厅的两位处长也流露出这个意思。
这根本不是堵的事情，手把手放哨站上几万人也不行，那么多耕作口，一个口子把上一个连也不可能堵住。就是这两位处长，陪着连云山一个村一个村跑的，足足跑了一个多月。
3个人都化装成农民，光着脚板，拿着耕作证，白天过去，晚上回来。像这种持有耕作证的农民几乎每个村子都有，扛着锄头走过在边境铁丝网上开的一个仅能容一个人通过的耕作口，就大摇大摆地过了边境，根本用不着提心掉胆地偷渡。
当地在九龙半岛和新界土地属香港范围，但有很多的土地是深圳一带的农民耕种的，这是历史形成的。边界的铁丝网每隔一段就割开一个口子，农民推着自行车，挑着大粪凭耕作证自由出入。
对于这种情况，广东省公安厅和宝安县委当然很清楚，平时不能堵，要让农民去种地。在大逃亡期间，就是出动全部警力关押几百几千，一放出来，人家又会重新跑过去。香港方面对持耕作证的农民过境是不管不问，因为基本上都认识。
就是不认识，只要有耕作证，他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基本不问。因为这些人没有到破坏治安的份上，谈不上抓。而我们这边，生活困难，强迫人家回来饿死一大片吗?
连云山在这一个多月的早出晚归中，对香港也进行了考察。
香港是世界上第一大免税港，少数商品征税，税率也很低。最高的税率不到12%，大部分商品还没有税。
日本、英国等国最先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在本国销售，而是拿到香港先卖，赚足一笔自由外汇再在本国上市。香港是自由兑换区，可以购买黄金以及世界各国的货币，不受限制。比如日本人申请黄金还得等批，他们把制造出来的新产品先拿到香港，港元换美元随便。
所以有些外国商品运到香港出售，价钱反而比原产国还低。
像英国的三五烟和炮台烟，比在英国还便宜一半。有些海员在香港买上，再回英国卖还能赚上一点钱。这里，台湾地区、泰国等地的新鲜蔬菜，美国用飞机运来的各种水果，以及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应有尽有，有钱买就是了。所有的商品都便宜得不能想象。连云山身为中国第一大报的记者，也大觉奇怪。
60年代正是香港经济蓬勃发展的腾飞时期，香港的电子手表、打火机和半导体收音机，非常便宜。当时北京还没有的半导体收音机，在九龙和新界才区区二三十元。可以说见多识广的连云山，有一次在北京华侨信托商店的旧货架上才初次见过，一个旧半导体收音机卖价6000元人民币。
以前光宣传资本主义如何水深火热，如何是地狱，没想到这只讲了一部分情况，还有许多情况全不是那么回事。真是非常大的反差。深圳的边民们生活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他们自然想到了香港。过去上飞地里干活，稻米挑回来自己吃，稻草就地卖给香港老板。稻草的价钱比稻米还高出好多倍，一公斤稻草上百港元，一亩地上的稻草可以卖上三四千人民币，而且头一年就先预定下来，先支付一半订金。
这并不是耸人听闻。
责任不能由宝安县委承担
在深圳边境采访的过程中，连云山陷人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大逃亡的发生，既然不能完全用美蒋特务捣乱和地富反坏右破坏，以及成千上万人集体叛变祖国来解释，那是什么呢?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情况呢?
表面上看是自然灾害，是集体吃食堂等等，实际上这是一个政策间题，只有从我们在宏观政策的严重失误上才能得到解释。
三年自然灾害和大锅饭造成了深圳一带的边民大逃亡，应当引起的思考是深刻的。
如何防止今后的大逃亡呢?
如果我们继续如此政策的话。从根本上断绝是不可能的。
连云山认为必须在边境一带取消统购统销，取消公社制度这种大锅饭，取消布票、油票等等，恢复到初级社或少数高级社的水平。他提出在大鹏湾到蛇口一线设立特别政策优惠区，在深圳这一带，像香港一样免除任何赋税，争取这个优惠区与香港的货物等价。就是不等价，也别相差太多，更别一辆国产自行车在大陆卖100多元人民币，而到香港才卖28元人民币，否则就说不过去了。
另外，要允许自由贸易，不要一过去就是叛国，更不要从香港带一桶食用花生油都要没收，带一袋泰国大米也要没收。如果不采取这种办法，宝安县再次发生大逃亡就不可能得到扼制和从根本上解决。
这种观点在现在恐怕是老生常谈了，但在当时，这确实是石破天惊的大胆设想。连云山想到这儿，还没敢说出口，自己先吓得心砰砰乱跳。这，这不是歌颂香港的资本主义了么?崇洋媚外，诬蔑社会主义等等等等，任何一顶帽子都可以很合适地扣在脑袋上。
在连云山离开深圳之前，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把在家的几位常委找到一块，又征求连云山的意见。这一个多月，连云山跟农民一般，早出晚归，香港、深圳两边跑，两边的天壤之别全被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他是《人民日报》的记者，能通天啊，他是会向中央反映的。宝安县这几位左右为难的领导，害怕连云山向中央告他们的状，就没完没了地检查，对不起祖国说对不起人民，开口闭口失职。
连云山接触到的宝安县和一些公社的干部，全都愁眉不展。连云山的思考并没有成熟，本来他是不想说的，但他最后还是给了当地官员一个底，一个结结实实的底。
连云山说，我千言万语归结一句话，请你们放心，我回到北京后，只有两个可能，要么我什么都不说。要说的话，我只能说，宝安县大逃亡的责任不能由你们县委承担。你们县里也承担不了，这是政策问题。
连云山这话一出口，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立即流下了眼泪。广东省公安厅的边防处长也哭了，在场的人全都热泪盈眶。
1986年深圳特区蓬蓬勃勃发展的时候，连云山第二次去了深圳。这时，当年的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已经担任了广东省乡镇企业局长，连云山没碰见他。
但碰见了当时的一位县委工作队长，名叫杨克，他担任过深圳市的副市长，已经退休。
他是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一下子认出了连云山，马上去和他握手，说我认得你，几十年前就认得你，你在深圳住了一个多月，好多次去九龙都是我安排的。
杨克说，当时李书记和我们基层干部成天提心吊胆，不知道上面会怎么整我们，而那位能通天的记者也不知会怎么告他们。等待结局的时间实在漫长。终于有一天李书记从省委开会回来传达说，你们放心好了，《人民日报》的那位老连记者向中央写了情况反映。
省委领导讲了大意，说老连给我们说了公道话。老连说根本原因在边境政策应当改变。所以根本原因不在于我们省里、县里阶级斗争观念不强。省委、县委都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勤恳工作的。老连向中央反映说，关键在于应当有一个不同于内地的边境政策。我们是扛不住的，广东省也扛不住，老连给中央的这个反映，给我们扛了一肩膀。
他用生命写出4份内参其实，那时候的连云山也相当矛盾，看到的一切要不要如实地向中央反映?他苦思了很久才下定了决心。
因为如实反映情况风险太大太大。
但是，凭一位记者的良心，他又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写成内参呢?当时新华社内参有好几个层次，有给县团一级的，有给部长、省委一级的，有给中央政治局的。连云山跟《人民日报》领导胡绩伟谈过。
胡绩伟说，你这个情况恐怕是只能给最高层的领导反映，面不能大。
连云山去找了当时新华社的内参组组长夏公然。
《人民日报》的内参系统创办于1953年5月，是中央掌握社会情况的重要渠道。毛泽东曾强调记者写的内参不用送审，不管地方官员是否喜欢，都要如实反映，中央怎样判断，是中央的事。虽然有最高指示，但经过1957年反右运动后，老记们的胆子小多了。连云山是从朝鲜战场上直接调到《人民日报》社的军事记者，一上任就挑起了大梁，担任《人民日报》国际评论员，主要写政治、军事评论，他胆子大一点儿。
夏公然也是参加革命很早的老干部，离休前他是新华社驻浙江分社的社长。因为他在去内参组之前在军事组，和连云山同事，又一起在小汤山治疗胃溃疡。两人年龄差不多，又都有战争经历，同在一间病房里住了3个月，自然熟上加熟。但是因为谈话内容过于重大，不敢在屋里，怕隔墙有耳。连云山约夏公然去了爆肉馆吃爆肉。在那种阶级斗争十分敏感的情况下，再好的朋友也不敢直通通地说，连云山先拿话慢慢试探他，然后才一步一步地交了底。
夏公然说，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第一次听说，由《人民日报》反映不太好。
连云山说，你说可以反映就反映，不行就当我没说，你也没有听见。
夏公然说，这事不那么简单，风险很大。任何一个领导都可以说你是站在阶级敌人的立场上说话，是为美蒋特务和地富反坏右辩护。这样吧，让我考虑两天。
两天之后，夏公然对连云山说，我考虑好了，可以反映。你写好内参，我送中央政治局，注意棱角不要太厉害。
90年代，已经在杭州离休的夏公然还记得这回事。
连云山连夜写了4篇宝安县大逃亡的见闻，并且详细介绍了香港是世界第一自由贸易区的特点和其免税政策等等，同时，写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写完，连云山又反反复复地思考送不送。他先悄悄地拿给胡绩伟看。
胡绩伟严肃地思考了良久后说，你自己看着办吧。
连云山知道，胡绩伟当然不能公开表示支持和同意，不反对就很不简单了。
他想，即使豁出性命送，也要争取把风险减到最小。他拿着这4篇沉重的稿子去找夏公然。无论如何，老朋友总不能拿大帽子扣我吧。
夏公然一看，很感动，说中央肯定不完全知道。这事万万不能声张，人多嘴杂，一传就要坏，就送中央政治局的10名正式委员，其余一概不送。
夏公然很快编出清样，让连云山过目。
4篇内参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一、香港的富裕情况。
二、大逃亡的深层原因是多方面的。香港的经济吸引力以及人民的高工资的富裕和物价便宜等等，同我们这边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还有大锅饭等等形成鲜明对比。连云山亲眼目睹的边境人民的苦难和贫穷，跟内地一样几年没吃没喝，家无余钱，无余粮，白薯条子什么的都是吃食。他看到留下的都是走不动的老人，谷仓早已见底，锅里的食物是那边黑夜偷偷送来的。
三、连云山建议划一个地带，大致是沙头角、大鹏湾、蛇口、深圳一线，沿香港九龙纵深的100华里，列为特殊区域，给予各种优惠，争取物价与香港大致相等，取消一切购物券，自由买卖。这样可以收回一批人来。
四、如果不这样，会有如何的趋势，理由以及根据。
这4篇内参送上去了。
接下来连云山开始等待倒霉。
连云山对夏公然说，一有风吹草动马上通知他。他对家属说，我要是身遭不测，你要把孩子带好。但是什么人也没说，也没有批示，也没有批判，也没有戴帽子。是凶是吉呢?不挨整恐怕就是吉了。
一直是沉默，没有人对深圳大逃亡说一句话。
直到半年以后，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省委召开的一次县委书记会议上，提到《人民日报》有个记者反映的情况是符合实际的，但建议是极其荒谬的。全党要服从中央，你们大家要提高警惕。
连云山往上送内参时就下了决心。他知道他这一生经历了太多的风险，战争幸存者嘛!至今，他的身上还有好几块弹片呢。不知道死过多少回了，不怕这个，再风险也就那么回事了。
改革开放以后，连云山任中国国际跨国公司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来源：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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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程正元

刘海明

【案例】吴敏：我和《人民日报》理论部的一段交往

我是1966年的老高三，文革让我失去了高考机会。70年代，我在山西阳城县委宣传部担任普通干部。经过真理标准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春潮。我受到洗礼，走出了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迷信，不再唯书唯上，开始独立思考，萌生出一些新的体悟，情不自禁地写成文章，大胆向《人民日报》投稿，竟然都得到了回音，有几篇还公开发表了。  

1981年7月1日，胡耀邦在庆祝建党60周年大会上说：“我们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是人民自己的事业。”“在革命胜利以后，人民就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  

胡耀邦这段论述，使我想到邓小平1956年在八大修改党章报告中指出：“归根结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又严厉批评了“权力过分集中”现象，认为这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必须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  基于这些理解和认识，我写了一篇《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阐述党的领导服务于人民民主的本质内涵，剖析了党内外危害这种内涵的各种错误倾向。文章寄给《人民日报》，很快就在1981年9月21日的理论版发表了。  

1982年，全国开展“五讲四美”和“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强调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把“青年服务队”、“学雷锋小组”、“红领巾卫生街”等形式，作为“学习共产主义”的“有效方法”。我写了一篇《共产主义信念与理论修养》，认为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须以共产主义信念作为根基和支撑，仅靠个人狭隘的实际经验，仅靠一般性的号召和先进人物的感化作用，共产主义信念是不可能确立起来的，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也难以落到实处，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文章寄给《人民日报》十几天，就在1982年9月3日理论版头条位置发表了。同时，我还收到理论部主任何匡的来信。他在信中说：“你的关于共产主义信念和理论修养的文章已经收到，决定于九月上旬刊用。由于往返费时，清样就不寄给你了。请谅。”  

1984年初，我写了一篇《从制度上保障干部同群众的密切联系》。文中说，革命战争年代，“在反动统治的屠刀之下，一出现干部脱离群众的迹象，很快就会被血的教训所纠正”。“党执政以后，客观环境对干部进行考验和筛选的作用不存在了，干部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较之战争年代显著增加了”。要防范和消减这种危险性，必须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这篇文章寄给《人民日报》，也于2月27日在理论版刊发表了。

我投稿不止这三篇。有些文章发表不了，何匡主任和相关编辑也及时写信给我说明情况。  

在不少地方，书记往往被俗称为党委和地方的“第一把手”，政府行政首长是本地的“第二把手”。这种俗称与准则和宪法的规定不相符合。1981年初，我写了一篇《不宜称党委书记为“第一把手”》寄给《人民日报》。何匡主任看后于3月16日给我回信说：“对于‘第一把手’的说法，我以为，可以研究，可以建议不用，但也不必写文章去评论。理由有三：一、这是口头上的习惯说法，一般不在正式文件上称书记为‘第一把手’；二、文章所指出的‘一言堂’、‘家长制’等现象，并非来自‘第一把手’的说法；三、相当时期以来，在口头上也不这样去称呼了。鉴于以上理由，你的文章我们就不计划采用了。”

何匡

同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日，我写了一篇《孙中山敬重马克思主义》，何匡把稿子转胡鑑美处理。胡编辑11月6日写信给我：“您十月十五日致何匡同志的信及《孙中山敬重马克思主义》一稿，收到多日了，迟复为歉。由于纪念辛亥革命的时间性已过，而且孙中山与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所以经过研究，我们不准备编用尊稿了。特此奉还，请您收存。我们目前需要一些学习《决议》的体会文章和思想评论，您如果愿意就这两方面写些稿件，我们是很欢迎的。学习《决议》的体会文章，可就一个问题或一个观点，联系当前实际问题和现实情况，谈些体会。思想评论除您体会较深的问题撰写外，也可据最近发表的邓小平谈党风一文中所列的某些观点论述。文章都请力求精炼，思想评论尤其希望短小精炼，现在我们发表的思想评论一般往往在1500字左右，当然您初稿稍多一些无妨。”  

同年末，胡鑑美就我寄去的两篇稿子复信说：“尊稿《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制止党政领导干部职业化的倾向》都收到了。前一篇稿件，由于种种原因，报纸上不宜谈论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不拟刊用。后一篇稿件，您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但目前在报纸上也不能公开探讨。这篇稿件如果在内部刊物上能发表，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可惜本报无此类内部理论刊物。上海文汇报有这样的一个内部刊物，刊名叫《理论探讨》，您是否愿意投寄该刊一试？这个建议，供您参考。”  

四十年前自己写的这些文章，不论发表或没有发表，认知的幼稚、欠缺和局限性显而易见，当年大环境的春风拂煦里也潜含着隐隐的料峭寒意。不过现在偶尔翻阅，觉得写作时的那种氛围以及文中的观点和祈愿，已经是那么遥远了。

八十年代初与《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几年交往，给我留下的记忆很温馨，很亲切。《人民日报》当时是中央第一大报。我只是一个在外省山区基层工作的年轻人，和报社任何人没有私交，他们先后发表我三篇文章，有的还安排在理论版头条位置。不能刊用的稿件，何主任和胡编辑也写信说明相关情况。他们这种诚挚态度和敬业精神，让我感动一生，没齿不忘。何匡主任是从延安走来的老革命，曾在八路军总部工作，在山东大学担任过领导职务，文革前就是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在真理标准讨论中作出过重要贡献。1983年春天，我到北京出差时，曾拜望何老，他在百忙中亲切接待了我，给我以热情鼓励。

如今，我已经77岁。这段经历，无疑是我人生中最值得铭记和珍惜的回忆。

来源：丁东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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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程正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