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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史料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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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发表于 2024-4-2 20:53:47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编辑:李梦瑶



282#
发表于 2024-5-14 12:26:01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编辑:王晨雅

283#
发表于 2024-5-17 22:45:28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这不是最后的斗争:一个中国调查记者的河南往事(续)
上期回顾:

*@一个当代的媒体人,如果没有到过河南,那他一定不是深度调查记者。

*@“好的环境”,是那一代新闻人共同不懈努力和追求“创造”出来的局面。

上期《欧亚忏悔录②:一个中国调查记者的河南往事》说到,我们2001年5月底来到洛阳,结果并未开庭。

开庭是两个多月以后。

2001年8月,我们再次来到洛阳,住在九州宾馆。洛阳市委宣传部在一楼109专门开了个房间,负责为各地登记、接洽、提供相关对口服务。

洛阳首先给全国记者安排了一场活动,大意是:考察(东都商厦大火)灾后洛阳各项建设发展情况。其中包括参观洛阳龙门石窟。

我们感受到了洛阳市对东都大火案审判的重视程度,并提到了“灾后建设”的高度。

毕竟,“洛阳大火案,今日没开庭:市长率团出访俄罗斯奥地利”的报道,还是有些余波。

这次到洛阳的至少有一百多家新闻单位,二百多名记者——也许还不止。

而对各家媒体最大的考验,是能不能得到一张旁听证,进入法庭。

不能参加旁听,等于没来洛阳。

大家都在九州宾馆焦急地等待着旁听证分发的消息。

这时我和南方周末的李玉霄得到情报说,甚至已有媒体记者作了最坏打算:

在实在得不到发放的旁听证时,就准备私下交易买旁听证——

为了采访,买旁听证是有前例的——当年的春天,也就是2001年4月,重庆和常德两地同时分别开庭,审判张君团伙特大运纱车抢劫杀人案。

在持续多日的连续庭审中,出现了个别人员卖旁听证的丑闻。

有媒体拟在洛阳如法炮制,实在不行就花钱变相购买旁听证。

大约晚上八九点钟,洛阳市方面传出消息说:大约只有20个旁听证供全国各地记者。

相关方面非常理解各家媒体,诚恳向记者们征求意见说:人多票少,这20个旁听票看是按签到的先来后到的顺序,还是抓阄?

但不论怎样,最重要的可能是大部分新闻单位不能进入庭审现场。

而相关部门也把球踢给了记者们:我们提供了旁听证,不是我们不支持,是你们来的人太多。

大家莫衷一是。

我和李玉霄商量,俩人决定一唱一和,把踢给记者的球,再给踢回去。

我们找到住九州饭店的洛阳市委宣传部一负责人说,有个重大情况必须及时向洛阳领导报告反映:

由于旁听证数量太少,有记者已经在计划花钱从家属手中购买旁听证。这消息一旦传出去,必将令洛阳市的形象受损,无异于雪上加霜。

我和李玉霄帮他们分析说:

重庆常德审判张君案,就曾爆出私下购买旁听证的丑闻。

但重庆与洛阳严重不同!

张君是流窜湖北湖南和重庆杀人抢劫,那是重大刑事案,被称为“新中国第一大刑案”。

重庆警方抓获首犯张君,那是有功的,即便私下有个别人买旁听证,绝不影响政府并司法形象。

这种私下买卖旁听证,只是个人的行为,与相关部门无关。



但洛阳大火案的审判情形则不同。

人员伤亡巨大,又属重大责任事故,那么这样一起全国人民关注的事件,记者采访还要买旁听证,如果任其发生并传向社会,洛阳百姓怎么看,社会又怎么看?

这是洛阳市政府不可承受之重!

应该说,洛阳市很欣慰——在我和李玉霄反复说明利害过程中,那位面对我们的洛阳市委宣传部的同志,神情严竣,非常认真地听着。

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清醒的市委宣传部的负责人。
我们相信他已经意识到这个事件的严重性。
我们相信在我和李玉霄离开后,他当即向更高一层级领导做了汇报。

事实的发展情况是,当夜十二点前后,洛阳市组织了大约一百五十张洛阳中院和涧西区法院的旁听证,这基本满足保证了赴洛阳新闻媒体每家有一张旁听证的需求。

以下,2001年4月,张君审判案的庭审中有关旁听证的情况。

欧亚兄怎么“被冒充”了一回广州羊城晚报主办的新快报的“特派记者”?!

有诗为证:↓↓↓



文:张欧亚

编辑:胡文江

来源:欧亚地理札志(公众号)
编辑:王晨雅

284#
发表于 2024-5-18 11:19:54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法制晚报20周年纪念视频:那些年,这些人,你还记得他吗?
今天518,是法制晚报诞生20周年的日子。
时间很快,留给法晚人的美好记忆也很多。每位法晚人身上,都有它的烙印。
根据“法晚缘-纸散人聚”微信群里大家提供的图片等素材,“转型Media人”制作了法制晚报20周年纪念视频。祝每一位法晚人,每一位老同事,都越来越好!
法晚虽然告一段落,但法晚人还在。纸散人聚,也值得常聚。

来源:转型Media人(公众号)
编辑:王晨雅

285#
发表于 2024-6-9 18:39:44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秋乡//三十年前“6.6空难”新闻背后的挣扎与努力



30年前。1994年6月6日上午。
西北航空一架苏制图-154M型飞机从西安机场呼啸而起,飞往广州白云山机场。9分钟后,飞机在长安县鸣犊镇上空解体坠毁,机上搭载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共160人无一生还。
这是中国航空史上最惨烈的空难之一。

空难发生的当天,我值早班。那时的晚报都是当天中午1~2点上市。所以各家报纸比拼的都是当地上午12点以前的重大新闻。
大约是9点半左右,新闻部主任刘东明跑步进了编辑部,手里挥着一篇稿件大喊:“重大新闻、重大新闻,一架名航客机在长安县鸣犊镇上空坠毁。”
天哪,飞机坠毁、空难,这些传说中的大事件在我们身边发生了。那是怎样的悲伤惨烈、又是怎样的恐怖惊悚?

我问消息的来源,东明说是市公安局和民航的通讯员分头打电话告知的。
消息总共也就三四百字,发出来也就是常说的一块“豆腐干。”但新闻就是这样,字越少,信息量越大。
东明已经安排了文字记者陈伟、胡波和摄影记者赵康赶往现场。我赶紧安排在一版撤换稿件。
东明说:“《西安晚报》大概率还不知道这个消息。我们可能是独家。”
我说:“这种事情,独家不见得就好,没有底气,没有策应,出了事情独自承担。”
东明说:“你现在简直就是一只惊弓之鸟。这种事情人有办法吗?这也是百年难遇的~呸呸呸~的重大新闻。”
是呀,谁会盼望飞机失事呢?但是它千真万确的就是发生了。

时间一点一点走过去,10点,平安划过;11点,平安划过。快到12点了,我在最后的样子上签下了“付印”两个字,长长吐出一口气:“OK。一切顺利。”
看来这个重大的、独家的新闻发定了。
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声猛然想起来,那么刺耳,那么响亮。
我大脑”嗡~”的一声。意外一点都不意外地来了,响亮地、不留情面地、恰到好处地来了。
大家都看着电话,没有人去接。就像面对一个烦人的孩子,让它叫去吧。电话终于停下来,大家长出一口气,但是立刻又一次、再一次响起来,不屈不挠。
值班主任蔡百鸣最终还是拿起了电话。他喂了两声,把电话递给我。话筒里是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有关空难的消息,一律不许发”。
“那什么时候可以发?”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那边已经挂机。

整个办公室都安静下来。东明一把把稿子摔在桌子上:“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我看了他一眼说:“可能就是为了让我们好好活着。”
东明又一拍桌子:“没有舆论监督谁,没有娱乐八卦谁,就是一场灾难,怎么了、怎么了?不发稿它就没有发生吗?”
谁也不知道怎么了?现实环境就是这样的。发什么或许需要原因,不发什么却不需要任何原因。
所有的编辑记者们大眼瞪小眼,一副不甘心的模样。七嘴八舌地喊着:“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
“怎么坚持?”我问了一声。
大家也都明白,一旦出问题,担责的就是我。
有人说:“就说报纸付印了,来不及撤稿”;有人说:“就说你突然晕倒了,送医院去了,不知道此事”。
东明说:“为了新闻,要有一点牺牲精神!”
我一下就有点炸毛:“把我牺牲了就像放个屁。报纸呢?报纸被牺牲了谁来承担责任?”
大家不吭声了。但是没有人离开办公室,都憋着一股气等待最后的结果。

我也不想放弃,再垂死挣扎一下总比直接死了好点。就将电话打过去,小心翼翼地说:“报纸已经付印了,稿子来不及撤了”。
电话那头只说了四个字:“停机。撤稿。”就像扔过来四块砖头。
放下电话,我无奈地摊摊手告诉蔡百鸣:“撤稿”。
东明气得抓起稿子夹进自己的公文包,连吼带叫:“发吧发吧,发你的形势喜人、效益大增、全面增长吧,简直没救了。”

《三秦都市报》关于6.6空难的消息就这样撤稿了。

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和海内外媒体,铺天盖地发了“空难”的消息。

我还是不甘心,想着怎样挣扎和周旋,才能让读者得到一些更多的来自现场的真相和报道。要知道,我们的记者可是全国第一家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媒体记者。他们手里有大量的现场采访和照片。这是新闻最珍贵的东西,全国独一无二。
首发完美错过,那么在后续报道上可不可以做点文章?比如,文字用新华社的通稿没有商量的余地,但是,可不可以配发我们的照片?

摄影记者赵康拿着自己在现场拍的照片前后跟着我叨叨:“你知道现场有多惨烈吗?你知道那些消防官兵和武警当时是怎么搜寻遇难者尸体的吗?你知道有人被吓晕过去了吗?”
我说:“我不知道,通通不知道。我只知道:不能发稿。”
赵康还是跟着我,不依不饶:“这么真实的现场照片不发,对不起读者”。
是啊,大灾难面前,给读者一个真相、给遇难者一种悲怀、给历史一种记录是新闻人的职责所在啊。

我终于坐不住了,一咬牙一跺脚:“发。豁出去了。中央电视台都发新闻了,还有那么长的现场画面,发几张照片,能把我咋了?”

刚把照片挑选好,一把手宋桂嘉走进来了。他有金刚菩萨一样的相貌,威严中透着慈祥。我把自己挑选出来的照片递过去,小声问道:“发还是不发?”

宋总背着手在办公室走来走去。每一个领导在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都会这样走来走去,好像自己的脚就是历史的笔尖,正在地上写着什么。或者自己的脚步就是一粒粒种子,能扎进脚下的土地,长出什么。
大家一言不发,万分紧张的盯着宋总。良久,宋总猛然停下步子转过身说:“发!但一要保证画面在央视上出现过,二要保证画面上绝对没有尸体”。

我浑身一轻,好像卸下了什么东西。它们还存在着,只是转移到了宋总的身上。这需要一种胸怀和品质。
当时我们是动了心思的。上边对文字做了各种规定和要求,却遗漏了照片。这是我们唯一可以钻的空子。所以,我和值班主任们一起选了四张照片,尺寸很大。几乎占去三分之二个版。
最后样子出来后,宋总又来了。指着一张照片上模糊的背景说:“有尸体,立刻换掉。”
我装模做样的看看:“有吗?看不清楚。再说,时间恐怕来不及。”
宋总说:“让你换你就换。”
我不再多说一句话,跑步下去换了照片。

时间来到6月10日,距离空难发生已经4天。外报消息、通讯、照片等已经发的满天飞,而空难源地陕西的媒体除《三秦都市报》发了一组照片外,再没有任何关于空难的报道。

那几天的日子真是难熬啊。社会上谣言满天飞,市民能把热线电话打爆,询问空难具体情况,大骂“记者都是白吃饭的”。
新闻的沉默让读者费解,也让记者们牢骚满腹、怨气冲天。因为空难现场,几个记者在细雨烂泥和呛人的血腥中整整工作一天,掌握着大量、全面的情况,可是,什么都不能写。
我苦口婆心地劝解大家,但如骨哽喉的感觉让人绝望而痛彻心扉。

最终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跑到宋总办公室说:“我想给刘部长打电话,陈述记者的职责和看法”。
任何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总是顾虑前边有重重险阻,可能啥也做不成,想到了困难还是不放弃,努力再去争取一下,说不定就会柳暗花明。
宋总可能也是这样想的。他很郑重想了想,将自己的大脑袋点了点,嘱咐我说:“说话要有分寸,不要适得其反”。

回到办公室,我有一次用豁出去的姿态拨通了刘文义副部长的电话,刚说出自己的名字,刘部长劈头盖脸就斥责:“谁让你们发照片了?不出问题则罢,出了问题咱再说”。

再说的事情就等着再说吧。此刻的事情却是非说不可。我又喊了一声刘部长。部长问我:“有什么事?”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平息自己狂跳的心,因为这毕竟是直接的、赤裸裸的在“犯上作乱”了。
我恳切的说:“刘部长,我想跟您说一点关于空难报道的想法,不代表三秦,仅代表我个人”。
刘部长也平静下来说:“你讲吧”。

我又做了一次深呼吸,然后一口气说下去:“刘部长,陕西是空难的发生地,理应准确及时的将消息发往全国各地,以正视听。但是现在,全国各地发了各种各样的报道,陕西一直在沉默,成了一个新闻盲点和空白,陕西人民会问:陕西的记者和新闻官员干什么去了?面对这么大的人命关天的新闻事件无动于衷,是不是一种失职?此其一。”
刘部长在电话那边“嗯?”了一声,想插话,我赶紧抢在他前边说:“第二、第二,我们理解不让发稿是考虑事关重大,害怕影响社会稳定,但是现在谣言满天飞,说可能有炸弹、说失事地的农民捡钱。如果放任这些谣言蔓延发展,真的就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现在的选择应该是尽快加大报道力度,让新闻、让事实、让真相站出来说话,谣言不攻自破,民心安稳,社会才稳定”。

我一口气说完心中压抑了许久的话,就象火山喷完了炙热的岩浆,呼呼喘着粗气,等着刘部长骂我或者批评我。
但是,刘部长沉吟了一会说:“情况我们也知道,你说的也不无道理,我又没说连正面报道也不许发。”
我连忙说:“谢谢部长、谢谢部长,我明白了”。几乎是下意识地反应,我“啪”地果断挂机,将刘部长的“但是”两个字挂断在电流那边。
因为我不能让他说下去。他说了一句,就有可能说两句三句四五句,说着说着就有了责任和压力。而且他说出的是“但是”,这个词在汉语里有扭转乾坤的力量。任何好事情,只要但是一下,就有可能突然转身往相反的方向走去。

就让这次通话停止在这里,是最完美的。

但我还是电话机前静默地等了一会。如果刘部长觉得我做的不妥当,他一定会再打过来。谢天谢地,他没有打过来。
我知道,挂机挂对了,给自己和领导都留下了周旋的余地。

叫来东明、陈伟和胡波,我们一起讨论了稿子怎么写,写多长。坐在办公室等待,心里说不清楚是兴奋还是担忧,反正就是五味杂陈。新闻真不是人干的活。

年轻的记者陈伟和胡波都是我们报社的才子,两人分工合作,一夜未眠,洋洋洒洒出手一篇五千多字的长篇通讯。第二天,我们在倒头条位置刊发了全文:《一场特殊的战斗》。
报纸上市后,零售空前好,各报刊厅都打电话要求增加份数。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大家心里得到一点慰藉。
我却想去当面给刘部长鞠一躬。
这场新闻战役,我们输给了全国,却赢在了陕西。如果没有刘部长的包容和大度,我们也只能在读者的骂声中厄腕叹息。

空难的直接原因是维修人员插错了两个插口。

我们报社的最终结果,是我用长长的一篇检讨,对这件事情画了一个句号。因为据说同城的兄弟媒体都在告状:一样的媒体为什么不能同样的对待?凭什么对三秦网开一面,新闻面前不平等。
刘部长总是息事宁人地告诉他们说:“三秦的检讨都送上来了,你们还说什么?你们也想写检讨吗?”
想发新闻的很多,但是,愿意写检讨而且总是在写检讨的人,还有谁呢?
有时候自己也常常想,何必呢,一次次都这样?
但是不这样,对得起新闻和新闻人这个职业吗?




来源:秋之乡思(公众号)


编辑:刘诗扬



286#
发表于 2024-6-18 21:31:55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纪念王中教授诞辰110周年|追忆我的导师王中:窥龙看蟹破玄机

王中,原名单勣,笔名张德功,山东高密人,曾在国立山东大学外文系读书,抗战爆发后加入中共东北军工委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新闻学院教务长、复旦大学新闻系系主任和复旦大学分校(现上海大学文学院)校长等职。


今年是著名新闻学家和新闻教育家、民盟市委原副主委、复旦大学新闻系原系主任王中诞辰110周年。王中教授曾于19523月至19579月、19795月至19835月担任复旦大学新闻系系主任。李良荣教授曾师从王中教授,切问新闻之


以下是来自李良荣老师的回忆文章。



窥龙看蟹破玄机——追忆我的导师王中

| 李良荣


2023121日,李泓冰通过微信,发来王中老师的一首诗:

革海浮沉半世纪,窥龙看蟹破玄机。
荣辱毁誉由人道,悉心且看这局棋。


她问:请教王中老师这首诗,是何时所写?


这让我的思绪一下子重回四十五年前,当年的场景一幕幕重现眼前——隆冬的深夜,我们师徒俩围着火炉,抽烟喝茶,在烟雾中纵论古今,畅谈世事,时而激愤,时而叹息,还时不时放声大笑。王中老师的睿智、深邃、幽默,就像一股清泉,源源涌出,在很多方面给我一种颠覆式的认知,给我无穷启迪。夏日,师徒俩则穿着短裤,赤膊上阵,整理文稿,反复推敲,常常为一两个提法而煞费苦心。

王中老师在上课中


我一本初衷,完成五四未竟事业

我最初看到这首诗,是在1980年初,他抄录在一本笔记本上给我看。我联想到鲁迅的诗,就半开玩笑地说,王老师,你这是自题小像。


就算是吧。王中老师笑眯眯地回答我。


我拿起他的笔记本,前后翻翻,因为没有日期,就问:什么时候写的啊?


几年前了。他含糊回答。


直到200412月,《王中文集》正式出版,我才找到确切时间。王中在1984518日《致大众日报华新同学的信》中说明:“1975年,我在东北军的老战友的女儿给我一首诗,为我的际遇鸣不平。我回她一首。


人们常说,诗言志。诗面上写什么,大家解释大同小异,但诗中隐含了什么,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各个时期有各个解读。王中的人生是通透的,他诗里的不必猜,在信中,他坦陈他的志向和追求:我一生无志做官,然而革海的风浪远比宦海凶险。每次运动要运动出多少尸体。但是,我像海洋生物学家那样,浮上来看浅滩螃蚧(蟹),沉下去看海洋的蛟龙,这样才能把人们的奥秘看破。至于别人怎么说我,就随它去吧!我还是一本初衷,完成五四运动未尽的事业,在此后的10年,更清楚地感觉到,中国是如何地需要科学和民主。近几年来,如果说我做了什么,只有这么一点可以告慰同学的。


王中老师在上课中


我一生无志做官,这似乎是官场流行的套话,听听,一笑置之。但王中说的是真话。他1956年接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但只是兼任,当时还担任复旦大学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教务长、政治理论教学委员会主任。这样一位年轻的老革命,又拥有大学学历,一路做官上去,仕途该是一片光明。但他一到新闻系,就把兼任当主业,全身心投入,放弃其他工作。按现在编制,他从副局级自降到正处级。


我一本初衷,这个初衷,就是把新闻学这门学科变成一门科学,进而影响中国新闻事业,影响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从1956年进入新闻系直到1994年过世,38年间,无论是精力旺盛的中青年还是躺在病床上的垂暮之身,无论是他意气风发的高光时刻,还是身陷囹圄、面临死亡的至暗时刻,他都矢志不渝。纵使数次被打翻在地,也没有打断他的研究、他的追求,始终不低头、不检查。如果王中心目中有什么偶像,那就是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为坚持真理而不怕死的英雄。


要卧薪尝胆,奠定了新闻学复旦学派的底色

王中老师在新闻学学科体系中所做的贡献,已有许多文章阐述过。在19577月一次批斗王中右派言论时,王中老实交代过他的目标:要卧薪尝胆10年,搞出一个道理来。在自己领导下搞成一个学派


王中所说的搞出一个道理,就是构建中国自主的新闻学专业话语体系。结果,王中卧薪尝胆不止10年,而是整整38年,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王中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第一,奠定了新闻学专业话语体系中基本概论和基本观点。


1956年,王中老师草拟了《新闻学原理》大纲,共18章,仅一千余字,却涵盖了新闻学学术话语的各个方面,勾勒出新闻学理论研究的全景图。在大纲中提出的报纸两重性”“社会需要论、读者需要论,是当时新闻学重大理论突破,在学界、业界产生振聋发聩的启迪及影响。在被打成右派时期,王中对竖三民的研究,开创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全新视角。在平反复出以后,接连写出的《论新闻》《论传播工具》《论新闻事业阶级性》《新闻学的第二课题》,阐述并奠定了新闻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观点,例如新闻定义、新闻价值、宣传定义、传播意义、新闻与宣传关系、媒体与受众(读者)关系、新闻活动与社会生活关系,等等。在王中老师直接指导下,我在1985年编著出版国内第一本《新闻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6月),以后陆续出版了3个版本的《新闻学概论》,到2023年出第八版,发行量达到百万余册,覆盖全国80%左右的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虽然该书追随新闻实践和理论研究的进展,不断修订,不断更新,但该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观点依旧是王中老师奠定的。


第二,奠定了新闻学复旦学派的底色。


建立新闻学的复旦学派,是王中老师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经过近70年的努力,学界认可新闻学复旦学派已成共识。

新闻学复旦学派的形成,当然不仅是王中一己之力,而是以王中为代表的一个团队;也不是王中这一代人,而是以王中为起始的一代一代复旦新闻人的传承,志趣相投,学脉相连,道统不绝。王中的独特贡献,在于奠定了复旦学派的底色。


新闻学复旦学派的底色就是:开放包容,求新求变。


开放包容的内涵,具体体现在王中创办《新闻大学》期刊的追求上。1979年王中老师重任新闻系主任,就着手筹划一本公开发行的新闻学期刊。此前,新闻系出了一本内部的油印刊物《新闻学研究》,交流到各大学和各媒体,已具一定影响力。在新闻系内部讨论正式出版期刊的刊名时,不少老师建议就沿用《新闻学研究》,王中却一锤定音:用《新闻大学》作刊名。当时,王中老师让我在讨论会上做记录,我没敢发言,却很疑惑,觉得《新闻大学》不像是学术期刊的名称。会后,陪王中老师回家。走到校门口,实在憋不住,问他为什么要用《新闻大学》?王中老师停下脚步,用手中拐杖指着复旦大学校牌回答我:大学就是各门学科知识的汇集之地。新闻大学,就是把各学科的知识汇总起来开展新闻学研究,把中外新闻学理论、观点都展示出来,把各种不同观点都表达出来。围在一个小圈圈里搞新闻学研究,那一定搞不出什么来。


这是王中对《新闻大学》办刊定的基调,也是对复旦学派定的一个底色。


站在学术研究、实践探索最前沿,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不断提出新观点、新方法,敢为天下先,复旦学派求新求变,是由王中老师率先垂范的。这一点,已有许多文章提及,本文不再赘述。


光风霁月,荣辱毁誉由人道

我师从王中老师3年(19799-19827月),每星期总有一两次在他房间里长谈。毕业后留校,保持一星期去一次,师徒俩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但有两个话题,王中闭口不谈。


王中老师与77级学生在交谈


一不谈他的革命史。革海浮沉半世纪,这半世纪的经历,王中基本不谈,更不谈他的老领导、老战友。记得1980年初,我去王中老师家,看到一位与王中年龄相仿的人正和他谈笑风生。王中老师见我进来,就介绍:这是陈其五同志。噢,我知道,陈其五前天才正式任命为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正在喝酒,一瓶洋河大曲,一只小酒杯,但桌上什么菜也没有,只有一只皮蛋。陈其五右手一口酒,左手啃一口皮蛋,连双筷子也不用。我一看,也太寒酸了,立马说:我去买点熟菜来。陈其五却一把拉住我:小伙子,山东人规矩,菜价不能超过酒价,你不能坏了规矩。有此一说,我只好作罢。事后问王中,他只有一句话:老同事。


另一次是1980年秋,王中老师去兰州参加新闻工作座谈会。时任兰州军区第一政委的肖华特地来看王中。肖华开玩笑:王中同志,好久不见。然后敲敲自己脑袋说:我该叫你王中教授。王中老师见到肖华,立马迈上去,双腿一并说:首长有什么指示?两人哈哈大笑。看上去极其熟稔。事后问王中,王中老师还是淡淡一句:老领导。


革海浮沉半世纪,王中老师到底有过多少老领导、老战友、老同事,我确实知之很少。后来查资料,才知道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谷牧都曾是王中的直接领导,但王中老师生前从未提及。


二不谈个人恩怨。自从王中老师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整整20年,不知挨过多少次批斗甚至挨打,参加对他口诛笔伐的不知多少人。如此屈辱,对每个人都是刻骨铭心的。但在我面前,王中老师从不谈及这些人这些事。李龙牧老师当年曾在报纸上发文批判过王中,王中被撤职,李老师接替王中长期主持新闻系工作,主持过多次批判会。王中复出,李龙牧老师照样在新闻系当老师,教授中国新闻史。李龙牧的儿子李新是新闻系77届本科生,常去王中老师家,后来和王中老师女儿王进军谈恋爱,毕业后不久就结了婚。冤家成亲家,王中老师坦然认下这门亲。


近来,有几篇论文谈及当年的一段纠葛,涉及到王中老师以及我很尊敬的甘惜分老师,我且说上几句我了解的事实,可以看出王中老师的光风霁月。



刘鹏先生在《为何是王甘——王中、甘惜分新闻思想及甘王之争的产生原因及时代背景》一文中陈述:1980年在兰州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甘惜分 见到王中,诚恳地说,我们之间的新闻观点,是可以争论一辈子的,但是1957年我对你无限上纲,现在向你当面道歉。也有回忆称,甘惜分是亲自到王中的房间诚恳道歉,但王中始终不做声。


文中也有回忆称,这里也有就是我。刘鹏先生在电话里向我了解当年场景,我如实告知,因为我在现场。


复旦大学新闻系一九八二届毕业合影留念


甘惜分已仙逝多年,如果在天有灵,我想真诚地告慰:王中老师尽管在甘惜分老师向他道歉时没有明确表达,但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对甘惜分老师发过怨言,从来没有把甘惜分老师当对手,更不会是敌手。


说到学术上分歧, 有人认为,王中竭力想使新闻与政治分离,更有人嘲笑,王中在学术群体中显出一种政治无知者的天真。我衷心希望,那些政治有知者们读读王中老师的《论新闻事业阶级性》(1982年)、《谈谈新闻学的科学研究》(1980年)、《新闻学研究的三个问题》(1985年),他是如此清晰地论述了科学和政治关系,并把这些问题归为科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常识。


其实,我倒是希望,中国有一批批年轻学者像王中那样,在科学道路上,不计个人得失,不畏艰难,勇于攀登科学高峰。



后记

王中老师生于1914年,1994年谢世。2004年,为纪念王中老师冥诞90周年和仙逝10周年,出版了《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2月),我应约写了一文《我的学术领路人——长忆我的恩师王中》。

20年匆匆而过,2024年是王中老师冥诞110周年、仙逝30周年,我极其怀念和王中老师相处的日子。王中老师是我学术领路人,更是我的人生导师,他的一本初衷,对既定目标矢志不渝的坚持、追求,永远在激励着我。


难忘师恩,难忘教诲。谨以此文纪念敬爱的王中老师。


资料来源:
[1] 赵凯主编《王中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2月,第353-354页。
[2]《解放日报》1957729日:上海新闻界再次揭发右派理论家。
[3]《国际新闻界》,2019.04
[4] 甘惜分,《满怀凄恻祭王中》,《新闻记者》,1995.02
[5] 向芬:《新闻学研究的政治主场、退隐与回归》,《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NO.1



来源: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Q-EyUx12tuzPOI1mfbWtAg

编辑:徐思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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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7 天前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延安文萃》

编辑:徐思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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