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教育案例集锦

刘海明

【案例】

《新闻通讯社》（河北大学）

《新传印象》（南京师范大学）

《每日川外》（四川外国语大学）

《新传通讯社》（河南师范大学）

《师盛校园助手》（内蒙古师范大学）

《新潮》（南京大学）

《新记者》（南京大学）

《新传播传播OUC》（中国海洋大学）

龙新通讯社（西南科技大学）

《十传媒》（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排名不分先后

编辑：贾梦琪

刘海明

【案例】

关于清新改革的一点思考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此次改革的重点有二：一是扩招研究生，二是取消本科招生。这次改革“一石激起千层浪”，已引起各方热议，本人在此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仅供参考，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改革之解读

  此次改革表明了清华新闻传播教育追求的目标：一是高，以研究生教育为起点，培养高层次的新闻人才，追求的是高起点、高层次、高水平。二是宽，未来新闻传播专业的研究生，不一定来自新闻专业，有可能是其它专业的本科生，强调的是宽口径。三是厚，自梅贻琦校长开始，清华一直重视通识教育、博雅教育、人文教育，今天清华的“强基”计划，强调新型书院教育，重视夯实文史哲基础学科，在厚基础上发展自己的专业教育。通专并举、学科交叉，为的是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通识教育作为一种关于价值观、方法论和知识结构的教育，与清华大学所倡导的“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教育可谓高度契合。四是融，继承上个世纪“清华国学院”的办学传统，坚持“中西会通”、“古今会通”、“文理会通”，把传统书院教育与现代大学教育相融合，将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五是特，秉承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特的办学理念，不随大流，不求面面俱到，而追求高、精、尖。总体而言，清新改革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趋势相适应，与当前高等教育改革趋势相一致。

  二、改革之缘由

  有人说，清新的改革是逼出来的，我认为，此话有一定的道理。清新改革是在新形势下新闻传播教育的一次大胆探索，动作力度很大，超乎人们想象。原因是，我们当前的新闻传播教育出现了不少问题。一是低，许多新闻传播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不高，与技校差不多。只有术，没有道，违背了现代大学理念。1918年9月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说：“大学为纯粹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如今一些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确实办成了“职业训练所”“职业培训学校”。二是窄，学生从本科开始接触到的只是新闻传播专业的知识，很少学习其他专业的知识，比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新闻传播专业成了“无专业的专业”，无法适应当今“专业化分工”的社会。三是薄，许多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对文、史、哲所知甚少，缺乏基本的人文知识和人文素养，缺少基本的价值理念和独特的思维方式。走入社会后，虽然上手很快，但无后劲，无潜力，无法和其他专业的人才相抗衡。四是分，专业过分细化，无法相融。目前的专业分类实际上是按媒体分类或载体分类（报纸、广播、电视、广告、编辑出版、网络新媒体等），无法适应当今社会大传播的趋势，无法适应融媒体发展的需要，无法适应社会对于人才能力综合化的需要。五是同，全国新闻传播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结构模式、层次模式、课程模式面临高度的同质化，尽管各个学校也在努力体现自己的办学特色，但整体而言缺少大的突破，缺少个性和特色。

  三、新闻传播教育的“主体性缺失”

  除此之外，新闻传播教育还面临“主体性缺失”问题，也就是学科与专业的“自性”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是新闻学不是以记者和作品为中心，而是以媒体传播和新闻现象为中心。新闻学变成新闻传播学，我们的新闻教学活动不是以研读著名记者的经典新闻作品为中心，而是喜欢泛泛的介绍和分析一些新闻现象。

  二是传播学不是以中国传播思想为主体，而是以西方传播思想为主体，传播学讲的基本内容都是西方的，而且是经验学派的，几乎没有中国的内容。我们缺少对于中国传播思想、传播体系、传播架构的挖掘和整理，而是“言必称希腊”，不如此，好像不时尚。

  三是新闻史不以记者、作品、新闻思想为主线，而是以新闻事业和新闻媒体为主线。新闻史的叙述存在“见物不见人”的现象。在新闻史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一个的媒体概况，而看不到中外新闻事业的内部变化和思想变革，看不到新闻事业与社会变化的内在联系。

  四是整个学科专业跟风现象严重，缺少恒定的学术体系、价值体系、专业体系。新闻传播学成了新闻形势学、新闻解释学，要么是对政治、领导人讲话和政策的图解，要么是对媒体热点和学术热点的追逐。新闻传播学固然与政治、媒体及社会有密切关系，关注、研究、阐释也是正常现象，问题是作为大学教育、专业教育、素质教育应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定位，相对独立的分工，相对独立的使命。如果一味地跟风，跟着形势跑，缺少相对的独立性、稳定性、持续性，跑得太快、跟得太紧，就有些像“墙头草”，丧失了自我。就没有了大学的尊严、学术的尊严、学者的尊严、教育的尊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长远的事业，是培养人才的事业，应该有长远的考虑和计划。现在是什么专业热，我就上什么专业；什么方法新，我就用什么方法。不是说这些专业不可以上，这些方法不可以用，而是说存在一窝蜂的现象。一说量化、数据，现在的论文都是表格，数据，至于能不能说明问题，有没有新鲜的见解，没有多少人关心。说到底，我们在学术理想、学术信念、学术立场、价值观、方法论方面缺少坚守。

  总之，与传统的文、史、哲学科相比，新闻传播教学研究偏离了本体与主体，人们可能只记住了一些概念、名词，学会了一些专业知识和技能，而恰恰缺少对于新闻传播专业“道统”、“学统”、“文统”的认识，对于新闻传播专业“自性”和“主体性”的认识，对于新闻传播专业精神和专业理想的认识。

  四、需要廓清几种认识

  一是新闻传播是实践之学。经常听到一些人说，我们新闻传播学专业是以实践为主的，只要让学生掌握基本的技能就行了，言外之意，新闻传播学不需要追求什么学理，不需要讲什么道理，会动手干就行。如果说新闻传播学侧重于实践的话，那么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更是如此，但从来没有听他们说过，不需要理论，不重视理论。事实上，学为术之理，术为学之用，任何一个学科和专业，学与术都是分不开的。“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道在器中，器为道用。清华国学院导师梁启超在《学与术》一文中指出：“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二者如辅车相依而不可离。学而不足以应用于术者，无益之学也；术而不以科学之真理为基础者，欺世误人之术也。”新闻传播学也是如此，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凡事皆有术而后有学，外国之新闻学，起于新闻发展之后。”“苟不济之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此吾人取以提出新闻学之意也”。由此可以看到蔡先生对于新闻学的“学理”是非常重视的。如果今天人为地割裂两者之关系，只重实践，不重理论，只关注怎么做，不知道为什么做，如此下去，“新闻无学论”的帽子难以扔掉，说得严重点，新闻传播学极有可能成为梁启超所说的“无益之学”和“误人之术”。

  二是新闻传播是信息之学。近二十年来，随着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进入新闻传播学，新闻是一种信息的观点颇为流行，特别是传播学被介绍到中国之后，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观点更是大有市场，《理解媒介》一书被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奉为经典。而西方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早就在上个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就对此作了猛烈的批评：“享乐主义时代还有着它胜任的预言家——马歇尔·麦克卢汉。麦克卢汉这位作家不仅能利用编码方法为享乐主义时代下定义，而且在自己的文体中试用一套入时的公式，把这一时代的思想用号码法表示出来——真是精于此道，无与伦比！他的作法是把媒介看成是信息，因此思想仅占第二位，或不算数。” 在我看来，麦克卢汉的理论之所以只谈信息，不谈思想，是因为人们有了思想就会思考，就会有一种独立意识、反抗意识和批判意识，这是统治阶级所不愿看到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信息”这一科学术语进入传播学，不是揭示了传播的本质，而是掩盖了传播的本质。信息好像是客观的，中性的，但传递多少信息，多大程度上传递信息，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则是由人掌握的，人是信息的传递者和掌控者。因此，贝尔认为，麦克卢汉的理论是“缓解人们焦虑的祷文”，是“心灵的蒸汽浴”，是在“为人类的梦想作广告”。

  三是新闻传播是技术之学。近些年来，随着网络与新媒体的发展，新闻传播形势变化日新月异，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技术对于传媒格局的改变，对于社会的重构，对于人的影响。但同时，人们似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对技术的过度崇拜，技术成了无所不能的神话，人臣服于技术的权威之下。对此，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指出：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不再是中性的，它在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变成了一种操纵与统治的力量。技术统治的形式不是强权与暴力，而是财富与消遣。因此，它以合理的方式渗透于社会之中，让人们沉迷于技术营造的舒适氛围，从而失去思想和批判能力，成为只有技术而没有思想，只有顺从而没有反抗的“单面人”。目前，各个学校最热的专业就是网络新媒体专业，人们谈论的话题与研究的问题也是网络新媒体，但是人们忘了一个问题，无论技术多么发达，人应该是技术的主人，而不是技术的仆人，是人在支配技术，而不是技术支配人。特别是在信息海量让人应接不暇的情况下，人对信息的选择、甄别、处理、加工、重构、传播成为新闻传播的主要任务。在技术发达的今天，不是人的作用不重要了，而是更重要了。媒体的竞争、传播的竞争与其说是技术的竞争，毋宁说是人的竞争，思想的竞争，创意的竞争。新闻传播教育的任务不但要培养能够使用传播技术的人，更要培养具有思想创见和精神独立的人。在技术的大潮中，人永远应该是技术的引领者，主导者，而不是奴仆，奴隶。因此，技术越是发达，高校的人文教育越有必要，越是重要。

  四是文史哲是无用之学。据我所知，今天有不少新闻传播专业的学校很少开设文史哲方面的基础课，新闻传播专业的老师和学生也只读本专业的书，只关心本专业的事，而对文史哲不感兴趣，认为那是无用之学。我连续十几年给研究生上《传播批判学派研究》的课，列过一个50本书的书单，让学生读并写读书笔记，但真正能读完的学生并不多，由此可见学生对读文史哲经典兴趣不大。不是说这些书不重要，而是说很少有人能坚持下去。由于这些书大多不属于考试范围，阅读的人自然就不是很多。的确，相对于应试、谋职、赚钱而言，文史哲这些学问都好像是无用的，它不能立刻帮人们找到好的工作，赚很多的钱，但是从长远来看，它又是有用之学，而且是大用之学。《庄子·人间世篇》说：“人皆知有用之用，却不知无用之用也。”从辩证的角度看，有用与无用是相对的，眼下看有用的东西，长远看未必是有用的东西；眼下看无用的东西，长远看可能是有用的东西。从一定意义上说，无用之用，乃是大用。一个人要想成为优秀的人，卓越的人，成就大事业的人，就必须舍弃急功近利心态，少读一些“有用”之书，多读一些“无用”（文史哲）之书，因为“无用”之学确实能够提升人的思想境界和增强人的整体能力，而这些恰恰是“有用”之学所没有的。我曾给学生写过这样一段话：“读文学的书，让你体会细节的力量，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读历史的书，让你知道真实的力量，使你的思想有一种纵深感，鉴往知来；读哲学的书，让你体会超越的力量，既宏阔又辩证，有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文学使人细腻，历史使人深刻，哲学使人高远。”从新闻传播专业来说，如果不读洛克、卢梭、孟德斯鸠、弥尔顿、密尔、马克思的书，就很难深入和透彻理解新闻传播的本质和基础，学问之道需要从根本着手，不可拘泥于“饾饤之学”。因此，摆正新闻传播与文史哲的关系，是新闻传播专业老师和学生必须面对的问题。

  五、改革需要树立新的理念

  平心而论，不是社会适应媒体，而是媒体适应社会。新闻传播专业面临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个专业的人面临的困境。如何破解问题，走出困难，还需要整个学界解放思想，达成共识。

  一是树立分层办学的理念。分层实际就是分类，新闻传播教育不能一刀切。目前中国大学有一本、二本、三本，有教学型、教学研究型、研究型大学，全国开办新闻传播专业的学校有1000多所，平均每个省市就有30多所，情况不一，因此，在办学方针和人才培养模式方面不必强求一律，不一定都去追求本、硕、博一体化的大而全或高大上，而应该允许各个学校根据自己情况做出自主选择。

  二是树立融合办学的理念。人文教育和专业教育密不可分，两者不可偏废。没有扎实的人文基础，新闻专业教育难有大的发展。当前新闻传播教育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强调了专业教育而淡化了人文教育，专业是体，人文是魂，不能有体无魂。

  三是树立价值引领的理念。目前新闻传播教育存在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冲突，过分强调工具性，使得学科与专业只强调实用技术，而缺少价值理性。切记，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新闻传播教育应该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应该体现社会关怀与社会责任。

  四是树立内涵建设的理念。新闻传播教育普遍存在形式化的倾向，对于专业和学科评估，主要还是强调各种指标的数字化，而缺少对专业内涵的考查与体认。比如师资学历、海外背景、专业背景、项目级别、文章级别、获奖级别、招生规模等，数字化管理表面上“看起来很美”，但却很难触及到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内在本质，这种评价导向和风向不改变，这种精神生态与文化生态不改变，所有的改革都很难奏效。

  六、对清新改革的几点提醒

  对清华新闻教育改革做几点提醒：

  一是研究生扩招，谨防研究生教育的“本科化”，“批量化”，谨防从“少而精”到“多而滥”。

  二是研究生来源，谨防本校化、推免化，而应敞开大门，广开进路，招揽天下英才，面向全国招生，不拘一格招人才。

  三是与各种各样的人才选拔方式相比，考试仍然是最公平的方式，所有的研究生都应该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拿真本事比拼。

  四是突破现在“学术型”与“专业型”研究生的僵硬划分，回归研究生教育的“研究”本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综合型人才。

  七、期望：培养有思想的新闻专业人才

  关于清华，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在1931年的就职演讲中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所以，衡量一所大学是否是一流大学，主要标准就是看其是否有自己的学术传统、学术氛围和学术大师。现在一些大学非常重视基础设施投入，而对“软件”投入远远不够，特别是对学术传统和学术氛围重视不够。清华大学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形成了久远而深厚的人文传统，曾经长期在清华任教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认为：“清华由游美学务处发展到现在，其发展过程反映了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过程，是中国近代学术独立的过程。清华校史不仅有一校的意义，而且反映中国近代学术逐渐走向独立的历史”（1987年）。清华大学由庚子赔款的留美预备学校发展成为中国最好的大学，引以骄傲的地方就在于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和学术氛围。

  100年来，清华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涌现出一大批影响中国的学术大师与学术名家，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胡适、冯友兰、吴宓、金岳霖、贺麟、汤用彤、陈岱孙、朱自清、闻一多、梁实秋、钱钟书、季羡林、费孝通、吴晗以及曹禺、王佐良、李赋宁、许渊冲、何兆武、资中筠等。水木清华，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各竞风流，他们好像从来没有形成通常意义的所谓学派，但从广义上说，他们好像又有一种共同的情趣与风貌，从而人们又将他们称为“清华学派”。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只有在清华园的熏陶下，才形成了独特的清华学派和清华气质，这是薪火相传的结果，这是口传心授的结果，这是耳濡目染的结果，这是“人文化成”的结果。1914年，梁启超先生到清华以《君子》为题做演讲，以《周易》“乾”、“坤”二卦的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激励清华学子发奋图强。此后，学校即以此八字尊为校训。1920年，清华毕业生献给母校一个礼物——日晷，现位于清华大学礼堂前大草坪南端，日晷是中国古代的计时器，它的含义是提醒人们 “惜时”，不负韶华，一寸光阴一寸金。日晷下部底座镌刻着“行胜于言”的中文及其拉丁文译文，“行胜于言”，提醒人们少说多做，脚踏实地。1929年，清华国学院导师陈寅恪先生在他所作的王国维先生纪念碑铭中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一直成为激励后代知识分子前进的力量。正是这种精神的“传”与“承”才构成了清华精神，清华传统，清华气象。

  有人说，大学有两种功能，一是培养有独立精神的思想者，一是培养各行各业的专门家，后者一般的大学都可做到，而前者只有很少的大学才能做到，但清华两者都做到了。今天的清华，在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的大背景下，一定会发扬优良传统，不负众望，在新闻传播教育改革方面走在时代的前列，当好排头兵，为社会培养出一流的有思想、有责任、有担当、有情怀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

来源：郑大文化产业中心

作者：汪振军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52junPyek4Amiu05X3s7Jg

刘海明

【案例】

青记独家丨全球疫情危局下的新闻实践与新闻学教育

导 读

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传播业态的影响十分深刻。作为学院教育的提供者，新闻科系的培养除了实现技术类技巧类课程的强化，更应推动更深层次的新闻教育变革，翻开新闻教育“全新一页”。

从事新闻教育近20年，从未像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这样挂念在抗疫一线做采访报道的曾经教过的毕业生们。回想起来，在以往的新闻课堂上，很少教授自己的学生如何在战争、瘟疫、冲突中保护好自己的实用技巧。嘱咐毕业生的那句“什么新闻都不值得付出生命换取，保护好自己是第一要务”，现在听起来显得既肤浅又不得要领，还不如教他们怎样穿好防护服，以及做好哪些准备再进入疫情现场。

自然，没有人可以预见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暴发，如何进入疫情现场的实用知识也几乎没办法短期内进入我们的新闻学培养方案之中。因此，对学生的担心也顺理成章地延展成这样的思考：一个新科入职的记者，到底应该在哪里学习进入新闻现场必要的自我保护知识？如何在特殊的情境下保障安全，继而保证质量地完成新闻报道任务？

当然，对自己的学生的关心，不止于健康与安全。如果行动受限，只能线上工作，记者们能够充分核实信息吗？远程采访，仅依靠采访对象的口述，而缺少了记者的“田野调查”，报道还能够生动详尽吗？在种种网络平台上流转的消息、流言、未经核实的数据、有意无意的歪曲事实之中查找资讯、做采访准备的记者们，又该如何分辨真伪、提出有意义的问题？我们的记者们面对受到疫情冲击的采访对象并对他们的人生悲剧做报道时，能够坚守新闻伦理的底线吗？

实际上，这场疫情对整个新闻行业的影响超乎想象。直到目前，我们仍不能完全评估它到底将如何深刻地改变新闻传播行业的整体生态，这种影响又会如何反作用于我们的大学新闻专业教育。新闻行业变革的风潮已经开始，却不知落脚何处，此刻予以反思，正当其时。

疫情之下，

新闻报道坠入复杂窘境

报道新冠疫情的新闻记者，尤其是身处疫区的记者们，面临巨大的人身安全风险。法新社的全球新闻主编Phil Chetwynd就在今年4月报告，法新社全球200家分社的1700多名员工中，有超过80名疑似感染了新冠肺炎。虽然其他新闻机构很少公布记者感染新冠肺炎的情况，但至少法新社的数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除了向必须深入一线采访的记者们提供专门的安全事项培训，大部分新闻机构发布了疫情期间的工作指令，鼓励记者们居家在线工作。部分电视机构甚至取消了演播室内的录制。主持人被要求在公园、广场等空旷的地点录制串词。

现在新闻记者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在疫情流行的特殊情境下开展工作，然而因种种原因不能进入新闻现场带来的不便，正在侵蚀新闻行业必须坚守的尊重事实、客观报道、平衡观点的基本价值与伦理原则。

传统媒体针对新冠疫情的报道，受到疫情本身的冲击最大。除央媒等主流媒体外，地方与社区媒体几乎无法进入疫情现场，对当地疫情状况的报道也高度依赖地方卫生部门的信息发布。新闻媒体本应起到的独立调查、解释信息、分析问题、提供应对策略、服务本地受众的职责面临落空的情况。疫情期间，媒体提供的资讯同质单一，出现了资讯匮乏的窘况，不能充分发挥传播的主导权。

而新媒体的信息提供者，尤其是商业资讯媒体，片面追求点击率与传播热度，不仅把诸如“隔离三个月，车窗上长出植物”“离家两个月，进屋一看傻眼了”之类的娱乐新闻推上头条，也常常忽视信息的核实工作，让不准确信息快速传播，混淆视听，也对整个媒体行业带来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以社交网络为载体，个人用户则毫不抑制表达的冲动，常常分不清事实与观点，罔顾科学界清晰的研究结论，以讹传讹，释放情绪，朋友圈与微博账号中充斥着低质、混乱、言之凿凿却毫无理据的信息。

作为新闻传播行业最终服务对象的受众，则必须忍受低质量的新闻信息服务，对从大众传播媒介中掌握事实，并据此制定个人生活策略的期待只能落空。

疫情报道也使得新闻伦理问题凸显出来。如何核实信息，避免谣言的产生；如何报道疫情的感染者、因感染去世的人及其家人，避免二次伤害；如何平衡报道疫区新闻，避免标签化和污名化，都是摆在记者面前的现实问题。在疫情期间，新闻报道中出现的伦理问题值得关注与反思，我们的新闻人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以上还不是全部的坏消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流行将中国置于国际政治与国际媒体的聚光灯下。中国记者面临的所有问题，都出现在国际新闻界的地平线上，唯一的不同是，在全球新闻传播领域中，各种问题更加严重。

“国际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议题虽然几乎成为老生常谈，却在这次疫情传播过程中显得尤为突出。以英语为传播语言的发达国家的全球媒体占尽优势，成为国际新闻传播舆论的议程设置者。而处于弱势国家的新闻传播（包括中国新闻界在内），则似乎不得不自证清白，甚或悄无声息。美国的疫情是国际新闻报道的热点，而问题更严重的非洲地区的信息，几乎无法进入全球传播的信息版图。

与此同时，美国政客的冷战思维正在破坏全球合作抗疫的格局。美国总统更是不顾国际科学界的研究成果，坚称病毒起源于中国，并且直呼其为“中国病毒”。追责谬论更是沉渣泛起，不仅破坏全球团结，更伤害了本身作为受害者的许多中国人的感情。

这就是全球疫情之中的传播现实。新闻人受制于全球传播的恶劣局面，受限于采编行动的时空隔离，更受到低质量信息的不断袭扰，称之为新闻传播的“全球疫情危局”，实不为过。

反思危局，

新闻教育翻开全新一页

新闻学教育从来都有不可否认的实务导向。新闻教育常常以传播业态的现实发展为前提，提供应对式、前瞻式的“教学配方”。例如，从报道技术上，新闻教育常常紧跟传播技术的发展，提供诸如“数据新闻报道”“融合媒体报道技术”等课程；从采编技能上，新闻院校也紧跟前沿，提供“新媒体采编制作”“在线调查”“新媒体写作与编辑”等培训。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传播业态的影响，则更加深刻。作为学院教育提供者，新闻科系的培养计划，不仅应该增加更多的“线上新闻采编”等技术类课程，也应该更新以往的“新闻伦理与法规”等传统课程，以观照诸如全球疫情中的新闻伦理问题。

上述的技术技巧类改变实行容易，但未来的新闻学教育不能停留在这个层面，而必须从此次疫情的传播中吸取经验教训，推动更深层次的新闻教育变革。称之为新闻教育“全新一页”，亦不为过。

第一，新闻教育中应该增加科学素养教育。传统新闻教育中设有“媒介素养”类的课程，而此次新冠疫情的传播中凸显出了整个新闻界科学素养低下，进而也降低了公众的科学素养，使得全球科学界的研究成果无法应用到全球抗疫的共同行动中来，形成巨大浪费。

对于病毒的传播途径，医学界早有定论：保持社交距离、封闭管理、限制公众出行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案。然而就连这些基本常识的传播都是阻力重重，许多国家的政客甚至无法认识到戴口罩、勤洗手的重要性，在对公众发言中语焉不详、漏洞百出。新闻界也没能坚守底线、“大声疾呼”，而是任由政客左右民意。公允地说，目前美国成为全球疫情传播的重灾区，与特朗普总统的科学素养低下、误导公众有直接的关联；也与美国新闻界未能准确、客观地传达科学界的确凿定论不无关系。

这提醒我们，未来全球化的进程会更加深入，全球性的风险亦不断攀升，我们培养的未来新闻人只有具备高度的科学素养，才能在推动全球舆论向着科学、理性、现代的方向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

第二，新闻教育也应呼吁公共政策的积极参与。这是此次疫情报道中暴露出来的伦理问题带给我们的启示。准确、客观、平衡、负责以及人道的报道准则是媒介伦理的核心诉求。传统的新闻教育也十分重视培养学生坚守核实信息、尊重事实、平衡观点的基本原则。并且公允而论，传统媒体在秉持新闻伦理方面做得更好。

无奈的是，社交媒体入侵新闻传播的工作场域，浑水摸鱼，干扰了传统媒体的报道情境，甚至有抢夺新闻热点、片面追求点击率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恶劣影响。在传统媒体、新媒体机构、个人用户“三分新闻传播天下”的局面里，专业、理性、坚守伦理的传统媒体记者的话语权被削弱。

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传统新闻报道中的伦理诉求，并不完全适用于个人用户。单以“客观”原则为例，我们如何要求一个“仅代表我个人”的社交网络用户“客观”地报道“他的新闻”呢？

既然不能将专业媒体的媒介伦理原则推及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发布者（个人用户），我们只能诉诸公共政策的介入。借此，将专业的新闻传播工作交还到经过专业新闻学训练的专业记者手中，并限制个人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新闻报道”。

然而，这个“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的工作，单由新闻界和记者团体的努力是无法完成的，毕竟从事专业新闻传播工作的记者们，无权干涉任何公民的网络发言行为。治理网络空间，甚至重新进行传播工作的合理合法的版图规划，只能诉诸公共政策的支持与纠偏，让新闻传播在整个传播格局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让受众在有需要之时，可以转向专业媒体，得到高质量、可靠的新闻信息服务。

公共政策的参与形式并不复杂，眼前的工作很可能“简单”到提高专业记者的工作待遇，让受过良好的新闻教育的新科记者们更乐意进入专业媒体，让他们的新闻坚守有真正的用武之地，而不必屈从于大公司的高薪诱惑，转身变为服务于公司利益的公关人员。

如果有公共政策的积极参与，我们可以预期的是，专业新闻工作者承担主要的新闻信息传播工作，而个人用户、社交网络并非被挤压到无所作为，他们完全可以在娱乐、服务信息等领域发挥特长。

有评论者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是自二战以来全人类面对的最严峻的考验。在此全球疫情危局之下，反思我们的新闻传播实践，进而反思我们的新闻教育，本就是我国以求实为本的百年新闻教育脉络中的应有之义。期待此次的反思与转变不只是一次应时之变，而是未来新闻教育崭新局面的开端。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摘自《青年记者》2020年6月上】

作者：曹培鑫  

来源：微信公众号—青年记者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mk884WEbT28HuA_ady54Sg

编辑：宋婷

刘海明

【案例】

新闻传播学者杜骏飞已全职加盟浙江大学

澎湃新闻记者7月14日上午从浙江大学研究生院等方面获悉，新闻传播学者杜骏飞已全职加盟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新媒体传播。目前，杜骏飞教授本人对此事尚无回应。

公开资料显示，杜骏飞出生于1965年，主要研究领域：互联网传播，新闻理论，传播与中国问题。杜骏飞此前为南京大学二级教授、南京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去年4月卸任。

杜骏飞出版著作包括《弥漫的传播》《网络新闻学》《深度报道原理》等。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大学人才办网站今年1月发布的《浙江大学2019年第二批求是特聘学者（含文科领军人才） 入选名单公示》显示，杜骏飞已入选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推荐单位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近期浙江大学文科接连引入重磅强援。澎湃新闻记者7月8日从浙江大学人才工作办公室等方面获悉，新闻传播学者黄旦已确定入职浙江大学，出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来源：澎湃新闻

原文链接：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261291?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编辑：刘佳莹

刘海明

【案例】

“新文科背景下的新闻与传播教育”高端论坛成功举办

新时代呼唤教育新方针，新形势改变学科新定位。7月25日，由河南大学主办，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与传播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共同承办的“新文科背景下的新闻与传播教育”高端论坛顺利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重庆大学、深圳大学等全国二十余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就“新文科”背景下的新闻与传播教育的建设发展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该论坛也是我院2020年暑期深研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会议伊始，河南大学副校长阚云超致开幕词，欢迎各位专家学者莅临本次论坛，并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感谢大家关注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科建设。”他说，“本次论坛旨在搭建科研交流平台，吸引业界学界专业人士交流互动，打破学术壁垒，找准学科建设方向。”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米博华提出，新闻与传播专业在未来将成为最具潜力和活力的学科之一。米博华以疫情实况为例，说明媒体权威发布、大数据分析对于社会和民众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凝聚社会公众最有力的号角。米博华认为，作为新闻传播学的新文科的“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单纯的新闻报道上升到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从单一媒体到全媒体融合；从虚拟时代逐渐过渡到数字时代，新闻与传播学科与工科、理科之间的交叉联动，将成为新文科建设的重要动力。最后米博华总结道，新文科建设面临多而杂、乱而活、新而奇的局面，“机遇前所未有，而又挑战重重。”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陈昌凤教授主要从“人文价值观”“综合素养思维能力”“专业能力”三个方面阐述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与传播人才培养的要求。她指出，新闻传播学科不能忽略人文价值观培养，同时要注重学生的逻辑思维训练，加强前瞻性专业能力建设。同时，陈昌凤指出，“技术作为工具能够带来更深刻的洞察力”，并从美国疫情情况与政党联系的数据新闻报道为例，强调科技素养和技能在人才培养中的基础性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喻国明提出，影响中国传媒发展的三大基本制度分别是政府规制、市场产业以及科技革命。其中，科技革命在新时代背景下已发展成为主要影响因素。他表示，5G时代传播要素将发生全面变革，分为传播者、内容、媒介、受众用户等四个维度。接着，他阐述了“数据霸权”“关系赋权”“算法即媒介”“以人为本”这四大未来传播的关键词，并给出传播创新的三个价值尺度。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李本乾教授以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的教学改革思路和人才培养理念出发，从知识体系融合、业务流程、目标体系融合三个维度开展深入分析。李本乾提出，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与传播学科建设需贯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条红线，通过建设STEAM模式的新文科课程，探索从问题到实践的能力提升的路径，能培养一批复合型、高素质、符合时代与社会需求的新闻传播人才。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韩立新教授的报告主题是《红色智者：史学研究范式及知识体系重构》。他以一张漫画图为引，强调新闻传播研究需要注重逻辑起点。韩立新提出，传播是动态的社会意识，发生在主体作用于对象的过程中，并开创性地提出了“新闻史是‘智者史’”这一观点，即行动主体运用新闻传播方式解决实际问题的历史。他建议用史论融合的方式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并介绍了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具体实践，阐释了红色资源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时代意义。

　　武汉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吴平教授强调，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尤其是编辑出版专业建设，需要保持教育的定力来培养专业人才，不能以市场就业做教育的唯一导向。在人才培养方面要坚持定力，充分尊重规律。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助理雷启立教授认为，新文科背景下新闻学科建设需要关注三个关于人才培养的问题，即：为谁培养人才，怎么培养人才，以及培养怎样的人才。他指出新闻与传播学科已经在新文科背景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媒体发展已经重新定义了知识的概念。“我们需要找准逻辑，革故鼎新。”雷启立表示，“同时要做到‘坐而论，起而行’，落实各项想法。”最后他提出，学科需要尝试构建新的知识体系，培养新闻与传播人才。

　　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强月新教授指出，全媒体人才培养是新文科背景下重要环节，它既是国家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要顺应趋势，就要做到以技能训练为重点，以知识融合为依托，以家国情怀为导向，以国际视野为追求。”在学科未来探索方面，强月新指出要建设立体技能训练体系，同时也要从教材和师资队伍方面均衡发力。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教授从平台社会的社会语境深入分析信息社会的变化以及其演化规律。他从平台经济的结构性影响等维度，结合阿里、腾讯、字节跳动等平台进行观点阐述。张志安指出，平台社会的公共教育需要打开视角，注重传媒的公共性，其最核心的目标是培养传媒人对公共理性的追求，其最核心的能力是融合生产、公共连接和专业精神。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明新教授以“新时代依托部校共建开展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改革的思考与举措”为主题，分享了该校新闻学院部校共建的思路与做法。他表示，近20年来，部校共建作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取得了许多成就，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他认为，新闻学院部校共建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统领，因地制宜加强人才队伍与育人体系建设，培养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的优秀人才。他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为例，从建设宗旨、建设主体、建设举措和项目框架四个方面，阐述了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任务导向为主、自由探索为辅的项目制为依托，全体动员、共同参与、强化引导、注重实效的新闻学院部校共建发展模式。最后，张明新介绍了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部校共建的主要举措和项目框架，包括由6种大类、近20种小类，共计60余个项目构成的部校共建项目体系规划与管理设计。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胡百精教授指出，新背景下教育工作者作为知识供给侧需要反身回视，把学问和修养统一，再造知识体系。胡百精强调新闻传播学科的新发展要以知识为逻辑起点，不断构建和完善符合时代发展的知识地图和知识体系，并以西红柿和炒鸡蛋为喻，说明不同学科之间需要有机融合而不是随性增添。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董天策教授从专业建设、教育改革、学科建设三个方面讨论新文科建设的具体操作内涵。通过比较新闻传播人才的不同标准，董天策指出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着力点和实施路径有两条，一是在新文科建设中推进学科建设，二是新文科建设中推进专业建设。不断促进培养模式创新，加快课程体系重构。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隋岩教授首先表达了对兄弟院校积极应对学科建设挑战的敬佩和赞扬。他以马克思名言“以时间消灭空间”为引，阐述说明学者可以借助马克思主义观解决新闻传播传学科建设遇到的问题。隋岩指出，在人人参与传播的时代，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观，经济学、管理学等知识单元也可以为我们所用。在从自己的学科“走出去”打开视野的同时，要注意边界问题，不要忘记初心。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严三九教授从“为何构建新的教学体系”和“如何建设新的教学体系”两个维度出发。他指出，新媒体引领作用在新时代已经增强，新媒体产业发展空间也充满想象。在谈及如何构建时，严三九表示需要构建新媒体人才教学体系，坚持以互联网思维为核心。同时价值引领塑造，强化思想基础，整体提升学生整体实力水平。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吕新雨教授强调在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新闻传播人才实践教学培养体系中要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吕新雨通过分享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如何将学科建设与扶贫事业或乡村文化发展结合的具体实践。对此她表示，“这一举措既突出了乡村发展主体性，又将具体教学与扶贫事业相结合。”

　　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院长李明德教授从“差异化人才培养”“学科交叉”“守正创新”“学科价值”四个角度出发，通过结合西安交通大学文工交叉的专业优势，提出在“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人才应当具备社会媒体价值判断、智能媒体等专业核心业务能力的培养。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务处处长姜智彬教授聚焦于“新文科”背景下中国广告专业人才培养的战略创新。姜智彬指出广告专业由于“新文科”理念的提出、计算社会学的转型等因素而面临一些挑战，广告学研究主体的战略创新需要从“主体创新”“方法创新”“对象创新”三个维度着力。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巢乃鹏教授以深圳大学传播学院人才培养模式为例，深入解读了“面向新时代的传媒教育”这一论题。他表示，新闻传播教育需要回应国家的需求，而深圳大学的传播学院也需要回应深圳发展的需要。巢乃鹏指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利用得天独厚的地域业界资源发展学科建设，传播教育也从应用型向全媒体复合型专家型逐渐转变。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石磊教授指出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立德树人，需要回归教育的本质，不断加强政治教育。石磊认为，新闻观是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新闻学科建设的导向标。在谈及媒体融合是，他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对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强调推动媒体融合纵深发展的重要性，并举例说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带来的成果。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陈素白教授首先分析了新文科背景下的广告教育发展面对哪些新要求，其次针对广告学教育现状及五个问题短板进行了阐述。接下来陈素着重讲解了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探索出的“四轮驱动”模式，即思政树人，教学育人，竞赛强人，实践炼人。陈素白表示，在新文科背景下，广告学亟需与时俱进的教育理念以及培养方式，深化改革，不断提高办学育人水平，努力开创广告学科发展新局面。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陈琦教授从微观领域入手，从“传媒生态变化”“从业人员角色转变”“传媒教育新趋向”几个维度探讨了智媒时代下新闻与传播硕士培养面临的新挑战。对此，陈琦提出传媒MJC教育实践的“西法大模式”，强调要针对问题进行培养体系重新定位和构建，不断提升自我视野。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杨萌芽结合新文科建设强调了协同育人的重要性，提出学院在人才培养建设中探索出的“政产学研创”五位一体模式。杨萌芽通过介绍教学平台建设、业界导师队伍建设、实习实践基地和发展座谈会等学院建设特色项目或活动，强调了“在场”教育的重要性。他表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历经多年已摸索出“乡村传播”“黄河文化数字传播”“健康传播”等特色发展方向，不断完善“实践、开放、创新”的培养模式，大力建设面向智媒时代、前瞻开放、具有中原特色的一流新闻传播学院。

　　在闭幕式上，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王文科首先向各位参会嘉宾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向会议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接着他说道，随着媒介技术的迭代与变革，新闻传播的外部日新月异，我国新闻传播行业正面临着重大转型问题。今天来自全国20多所的兄弟院校专家学者，围绕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主题，结合各自学校发展的成功经验，给大家带来了精彩的学术分享。这是一场关于当下新闻传播教育的华山论剑，也期待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与大家再次约见，谈学论道。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在工业智能化的时代里，传统的人文社科研究也需要回应的问题。“新文科”建设的提出，即是适时应变之举，也是势在必行之策。“新文科”的建设，是新时代教育的重大部署，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强大引擎。本次论坛集中相关领域权威专家的集体智慧，为我院学科建设和教学育人方面给予了重要指导，也为我院培养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讯员 陈文泰 王超）

来源：河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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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宋婷

刘海明

【案例】

人大新闻学院原副院长彭兰回归人大，曾于2015年调任清华

2015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调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彭兰，目前已回到人大新闻学院。彭兰现任职务为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新媒体传播。8月26日，澎湃新闻注意到，人大新闻学院官网“教师”一栏中出现了彭兰的名字及其简介，而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有关师资的介绍中已无彭兰。

根据人大新闻学院官网介绍，彭兰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毕业、博士学位，任教课程包括《新媒体研究》《新媒体新闻实务》《数字传播技术应用》等。

2015年，澎湃新闻曾报道，时任人大新闻学院原副院长彭兰调任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彭兰1966年出生，湖南长沙人。调任清华前，彭兰是人大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人大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媒体研究所所长。彭兰还曾担任过人大新闻学院副院长一职，入选过教育部2006年“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等。

从人大新闻学院官网有关彭兰的介绍来看，在调任清华的几年间，彭兰出版了多部著作。其中，《新媒体用户研究》 于2020年通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社会化媒体理论与实践解析》于2016年通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新媒体导论》于2016年通过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网络传播概论》第四版于2017年通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彭兰是这些著作的惟一作者。

彭兰并非首位离开人大后又回归人大的教授。此前，曾有多名人大新闻学院知名教授转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其中，曾担任人大新闻学院院长的郭庆光曾于2009年调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工作，后又重返人大新闻学院，并曾出任执行院长。

来源：澎湃新闻官方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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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邱亚婷

刘海明

【案例】

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新闻学界泰斗赵玉明逝世

澎湃新闻记者从赵玉明教授多名亲友处获悉，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赵玉明8月30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据新闻业界期刊《新闻爱好者》2013年第10期刊文《教师是我一辈子的身份——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赵玉明》介绍：1936年，赵玉明生于山西汾阳的一个农村，父亲早年在天津经商，40年代初，全家人迁往了天津。时至今日，赵玉明对天津的许多地界都记忆犹新、如数家珍，“我的中小学都在那儿念的，我可以算半个天津人了。”

因为父亲生病的缘故，没过几年，家人又从天津搬回了老家，只留下赵玉明一人在天津上学，直至1955年高中毕业。“高中毕业的时候准备报考大学，我当时学习还可以，文科理科都凑合，我们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希望大家学文科，所以我就报了中文系。”因为老师的影响，赵玉明一口气填报了北大中文系、南开中文系和北师大中文系三个志愿，并最终被北大中文系顺利录取，成了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55级2班的学生。

赵玉明对在北大求学的那段经历记忆犹新，“当年北大中文系大概招了200多人，新闻专业一共3个班，一个班30多人，占了将近一半。那时候我们的老师有甘惜分、方汉奇、张隆栋、郑兴东、何梓华，还有去年去世的罗列。1958年6月，北大新闻专业和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罗列老师带着我们全体师生从北大燕园搬到了铁狮子胡同1号，也就是早先人大在城内的校址，现在叫张自忠路。”赵玉明说，“因为人大新闻系1955年招收了第一届学生，我们在北大也是1955年入学，所以1959年，我们又成为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第一届毕业生。”特殊的年代造就特殊的轨迹，从55级的北大新生到59届的人大校友，赵玉明的新闻求学之路折射的是新中国新闻学学科建设的坎坷缩影。

1959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以1954年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广播技术人员训练班为基础开办的北京广播专科学校正式升格为北京广播学院，开了本科办学层次的先河。刚刚大学毕业的赵玉明成为这个新兴院校正在组建当中的师资队伍里的一员。

在其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伴随着中国广播电视学科和广播电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壮大，赵玉明也逐渐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成长为广播电视学的教授，慢慢从一个蹒跚学步的青涩教师走上了本系以及学校广电教学科研的领航之路。

上世纪6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风暴中的北京广播学院被“四人帮”一伙污蔑为“黑基地”，全校师生被迫迁往河北保定的望都县农村进行“斗、批、改”，赵玉明也在这段时期跟随着大家一边拿镰刀，一边喊语录。

回忆起那段经历，赵玉明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1970年11月初，中央广播局因为要筹备延安广播历史展览，紧急把我从五七干校调回北京。一年以后，展览告一段落，我打点行李准备返回干校，但没想到组织又分配我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上班，我参与了报摘、联播节目的编辑工作，干了将近一年半。”

1973年春，历尽低谷的广播学院恢复招生，赵玉明从中央台又回到了当时满目疮痍、破败不堪的广院，一边修整校园，一边迎新备课。打倒“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校工作逐步走上正轨，赵玉明也渐渐迎来了他事业的发展：1979年，他成为广播学院第一批硕士生导师；1983年晋升为副教授；1984年调升为新闻系副主任，后历任代主任、系主任；1988年晋升为教授；1989年3月，经民主评议，出任广播学院副院长，至1998年2月离职；1999年，赵玉明成为广播学院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招收新闻学专业中国广播电视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生；2004年，他又随着学校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建立担任了流动站的合作导师（编者注：北京广播学院于2004年8月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

“1988年我晋升为教授时已经52岁了，这在当时还算比较年轻的，和现在30多岁的优秀青年教师即可晋升教授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赵玉明事业推进的每一个足迹，几乎都折射了北京广播学院事业发展的步履从容以及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个体与环境的特殊。

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赵玉明参与了中国广播史上的一项重要考察——对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创建史和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纪念日进行了重新考证。“为了实地考察延安台的早期旧址，广播学院组织了以齐越教授为首的调查组，我是成员之一。在温济泽、杨兆麟等几位‘老广播’的指导、帮助下，我们历时20多天，对延安（陕北）台的编辑室、播音室和发射台等14处旧址分别做了实地考察并撰写了调查报告。”

1980年底，中央广播局听取讨论了“老广播”的建议并报中宣部批准后，发出了关于更改人民广播创建纪念日的《通知》，将人民广播事业的创建日从1945年9月5日追溯到1940年12月30日，这个更改可谓意义重大。

上述《新闻爱好者》2013年第10期文章还介绍：在赵玉明几十年耕耘的学术沃土中，有一个话题很少有人问及，而眼前的这位老先生却举重若轻，并不避讳，那就是关于学术争鸣的问题。

赵玉明说：“中国广播电视史是一门新兴学科，特别是对中国早期的广播史，有不同的见解和观点是正常现象。就有关问题展开讨论、争鸣也是必要的，没有学术的争鸣和讨论，学术研究也不能发展，但是我们今天对学术讨论一定要吸取过去的教训。”

正是怀着对中国广播电视史学研究的一片赤诚，从教从研半个多世纪的赵玉明为中国广播电视学留下了一笔笔财富。1987年，他撰写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出版，被著名新闻史学家方汉奇教授评价为“填补了中国广播史研究的空白”。1989年，他主持编纂的我国第一部广播电视专业辞典《广播电视简明辞典》问世，并于1999年由他主持增订后更名为《广播电视辞典》再次问世。

1994年，赵玉明又主持编纂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广电专业百科全书——《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2004年，由赵玉明担任主编及主要撰稿人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正式出版。2012年，他主持完成了本校广播电视研究中心立项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对广播电视学的学科地位和架构等提出了比较系统、完整的见解。

据《人民日报》2004年5月消息，中国新闻史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日前在河南省开封市河南大学举行。会议组建了第三届常务理事会。新一届常务理事会经协商推举中国人民大学方汉奇教授任名誉会长，北京广播学院赵玉明教授任会长。学会新聘新闻史方面专家宁树藩、丁淦林和陈业劭教授为顾问。

卸任会长职务后，赵玉明教授继续担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新闻史学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新闻传播学方向唯一的一家以研究中外新闻传播历史与现状、促进新闻传播学发展为宗旨的全国一级学术团体。学会是在我国著名新闻传播史学者方汉奇、宁树藩等教授的倡导下，于1989年4月经民政部正式批准在北京成立，业务主管单位为教育部。

作者：澎湃新闻首席记者 岳怀让

来源：澎湃新闻

链接：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953963?from=groupmessage

编辑：邱亚婷

刘海明

【案例】

第八届范敬宜新闻教育奖评奖公告（2020年）

  今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冲击着各行各业的原本状态。聚焦到新闻传播领域，受众的视听习惯、用户的使用场景、信息的传播渠道都发生了改变，而不变的是新闻人的初心与担当。

  范敬宜先生是我国声誉卓著的新闻工作者和卓有建树的新闻教育家。为继承和发扬范敬宜先生的新闻教育思想，激励新闻人以范敬宜为楷模，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贡献力量，由人民日报社、经济日报社、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辽宁日报传媒集团、大众报业集团、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同发起倡议设立“范敬宜新闻教育基金”。基金设立还得到了范敬宜亲属、清华校友赵伟国先生及加多宝集团的大力支持。

  “范敬宜新闻教育基金”面向全国设立“范敬宜新闻教育奖”，从2013年开始评奖，每年一次。

  范敬宜新闻教育奖包括三个奖项：

  新闻学子奖：奖励有志于从事新闻传播事业的成绩突出的学生；

  新闻教育良师奖：奖励在培育新闻传播人才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教师；

  新闻教育良友奖：奖励热心新闻传播教育的新闻业界人士。

  第八届范敬宜新闻教育奖的评选，采用单位推荐与个人申请相结合的方式产生候选人，邀请各传媒单位、新闻院校的资深专家及学者组成评选委员会进行评选工作，由基金理事会确定最终表彰名单，举行表彰活动并对获奖者进行奖励。

  希望通过范敬宜新闻教育奖的评选，激励更多青年学生热爱新闻工作，投身新闻事业；鼓励更多教师在新闻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培育人才；推动更多的新闻业界人士关心新闻教育，指导新闻学子成长。

  第八届范敬宜新闻教育奖评选细则

一、评奖时间

  2020年9月1日开始启动和受理申报，并通过各种媒体形式在学界和业界广泛传播。9月30日为单位推荐和个人申报截止日，10月进行专家评审和基金理事会审阅，11月举行颁奖典礼。

  二、奖项设置

  新闻学子奖 10名（6000元/人）

  含特等奖 1名（10000元）

  新闻教育良师奖2名（10000元/人）

  新闻教育良友奖 1名（10000元）

三、申报对象及申请范围

  新闻学子奖：中国内地各高校在读或毕业一年以内的本科生、研究生

  新闻教育良师奖：中国内地各高等院校在职教师

  新闻教育良友奖：参与高校新闻教学和人才培养工作的新闻机构工作者

  四、申请条件

  新闻学子奖：

  1．学习努力，品学兼优；

  2．热爱新闻事业，毕业后有志从事新闻工作者优先；

  3．有突出的、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新闻作品发表（鼓励抗“疫”报道、媒介融合及国际新闻传播的作品）。已经毕业的学生，其申报的作品必须是在校期间完成的。

  新闻教育良师奖：

  1．热爱新闻教育事业，辛勤耕耘，默默奉献，德艺双馨；

  2．在新闻人才培养上投入足够精力，是学生的良师益友；

  3．已经培养出一定数量的优秀新闻工作者，成果显著。

  新闻教育良友奖：

  1．重视新闻人才的培养，长期支持新闻教育；

  2．长期在新闻院校兼课、讲座及共同培养学生；

  3．为新闻院校发展提供各种社会资源和其它形式的帮助。

  五、申请方式

  1．单位推荐及个人申请相结合（被单位推荐者不再填写个人申请表格）。

  2．推荐单位和申请人可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官网（www.tsjc.tsinghua.edu.cn，点击“阅读原文”即可跳转）“学院动态-学院公告”栏目查阅评奖公告并下载相关表格，或前往百度云盘进行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r2jw6XootqhxmRzCexgHw，提取码: 4g1b）。

  申报材料（包括申请表及代表作品扫描件）请用电子邮件方式传至fjyprize@tsinghua.edu.cn邮箱，同时邮寄至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范敬宜新闻教育奖评选组委会办公室”。

  3．往届曾申请过本奖项“良师奖”和“良友奖”的申请者，需重新填写申请表。具体材料如与以前相同，可不再报送；如有补充，仅提交补充部分。

  六、评选办法

  1．聘请学界和业界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评审委员会由7-9名专家组成，主任由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柳斌杰担任。

  2. 由基金理事会最终确定奖励名单及奖励金额。

  3. 获奖名单将通过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官网及其他知名网站公示一周，听取各方反馈意见。

  七、颁奖时间

  颁奖典礼定于今年11月在北京举行。

  八、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10-62781145    13501275543

  地    址：北京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范敬宜新闻教育奖评选组委会办公室”

  邮    编：100084

  网    址：www.tsjc.tsinghua.edu.cn（“学院动态-学院公告”栏目）

  电子邮箱：fjyprize@tsinghua.edu.cn

  范敬宜新闻教育奖评选组委会

  2020年9月1日

来源：清华传媒评论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eZ7BxPZH550FlrHlaClvGA

编辑：王雅欣

刘海明

【案例】

从一本书说起，听他细述胡乔木与人民日报的一段渊源，以及他对中国新闻事业所作的贡献！

编者按：

他是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国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曾长期担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享有“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的美誉。他一生博学慎思、勤奋笔耕，一生用笔杆子为人民服务。他就是胡乔木。今天“金台唱晚”微信公众号推送人民日报原记者部高级记者赵兴林《从<胡乔木颐园话新闻>说开去》，讲述胡乔木同志与人民日报的故事。

今年是人民日报创刊70周年，我再次细读商恺同志所著《胡乔木颐园话新闻》，书中用“所见、所闻、所想”记录整理成文的史料，不仅记录了胡乔木同志与人民日报的渊源，更见证了乔木同志对我国新闻事业发展所作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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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与人民日报的渊源

商恺“话新闻”首先从胡乔木重视收集新闻工作资料开始。1958年，在乔木同志的提议下，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国记协共同创办了一本内部刊物——《新闻工作动向》（简称《动向》），覆盖全国各地的新闻单位。办公地设在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资深记者萧航任主编。商恺经常往返于乔木同志在中南海办公地“颐园”和《动向》编辑部之间，随时转达乔木同志对《动向》的意见，其中有些重要文稿需要送乔木同志定夺和修改。

胡乔木同志交给《动向》的任务是：搜集新闻工作的资料、探讨新闻工作的理论、指导新闻工作的实践，进而把新闻学研究工作推向新高度，最后组织撰写出一部中国自己的新闻学专著。《动向》编辑部在乔木同志的指导下，共出版了167期，质量一年比一年高，影响一年比一年扩大，对带动和促进全国各地新闻理论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1978年，胡乔木同志被任命为中国社科院院长，在他的倡导下，正式建立了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巧合的是，在胡乔木身边工作多年的商恺同志，于1984年继任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肩负培养新闻事业接班人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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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

商恺同志系“三八”式老革命，1948年任人民日报记者，1977年重返人民日报任记者部副主任。他不仅是我敬重的一位领导，而且是我同住一栋楼的邻居。商恺同志曾将自己所著的《胡乔木颐园话新闻》《大地笔踪》送给我，这两本书成为我学做记者的教科书。由于我与同住北区的鲁南同志同为部队转业进报社的，又都是商恺的部下，我们二人经常相约到商恺家就“话新闻”有关章节求教。商恺平易近人，总是耐心解答、有求必应。

商恺是人民日报记者，后来成为胡乔木秘书且一干就是10年。胡乔木同志多年任毛主席秘书，1949年8月—1949年12月任人民日报社社长。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乔木同志先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一直分管人民日报工作。其间，他为研究和改进人民日报，要求报社编辑部每天派两名编辑记者（商恺为其中之一），带上当天的人民日报于上午9时前赶到中南海的“颐园”，对每一版的新闻通讯和评论等，逐字逐句，边读边议；对好文章、好版面予以肯定，更主要的是挑毛病、找差错。他要求每天参与评议的编辑记者，回到报社后都要向编委会汇报，研究改进措施。

商恺

1958年夏，商恺正式被调到胡乔木办公室当秘书，一干就是10年。这10年商恺主要任务是联络人民日报、新华社及首都有关新闻单位。《胡乔木颐园话新闻》用商恺的话说，是记述胡乔木关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方面的谈话，内容广泛，有长有短，有详有略。从办报方针路线到报纸版面内容，从新闻采访到新闻写作，从文章的遣词造句到标点符号的使用，无所不包。《胡乔木颐园话新闻》既有抽象的论述，又有对新闻实践的具体意见。这些谈话对当时的一些新闻工作者，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对后来新闻史的研究者来说，是研究胡乔木新闻思想的珍贵资料。

值得一书的是，1978年胡乔木被任命为中国社科院院长，在他的倡议下，正式建立了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所的成立不仅对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业务等方面的研究与发展有所助力，而且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新闻人才——由于新闻研究所下属新闻系设在人民日报社，报社一批资深记者、编辑担当研究生导师，将自己积累多年的新闻采访与编排版面经验传承给新一代。有资料显示，1978年新闻研究所创办第一年，就为人民日报定向培养40名新闻硕士研究生；第二年培养17名，此后一直延续到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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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1983级新闻业务专业学员集体合影。（施明慎 提供）

那些年，这批青年才俊孜孜不倦研究新形势下的新闻规律、探索新闻改革途径、促进新闻学术活动的举办，为我国新闻事业的蓬勃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不仅让新一代新闻人崭露头角，更让新闻界迎来一个硕果累累的丰收局面。那些年，新闻研究所共出版了300余部新闻学论著、编著、译著以及论文集和新闻业务方面的书籍，如王晨《新闻写作漫谈》、艾丰《新闻采访方法论》、王武录《人物通讯写作谈》等都是其中的精品。

《新闻写作漫谈》

《新闻采访方法论》

《人物通讯写作谈》

2

学习和研究胡乔木新闻理论

商恺所著《胡乔木颐园话新闻》中这样记述：20世纪50年代，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分管人民日报，无论在人民日报编委会上，还是同新闻界人士的谈话中，他反复强调“报纸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报纸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的重要阵地”“报纸是办给群众看的，尽量满足群众多方面的要求”等。对于怎样办好报纸，胡乔木向人民日报提出：

依靠群众办报。20世纪60年代初，胡乔木就鲜明指出：“党中央机关报的名字叫人民日报，她就是人民群众的武器，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才能把报纸办好。”他要求编辑部安排版面要突出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问题，调动群众积极性参与性；发展通讯员队伍，把群众关心的问题反映在报纸版面；多登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新形势及取得的新成就等。乔木同志还建议“提高读者来信的地位”，建议在报纸版面上开辟《青年信箱》《工人信箱》《农民信箱》《文艺信箱》等栏目，答复各方面读者所关心的问题。

胡乔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评论文章

以经济报道为中心。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工作重点逐步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在报社编辑部大会上传达乔木同志就有关“经济建设是目前全国的工作中心，我们的新闻报道也应该以经济报道为中心”的指示。乔木同志同时表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报道的内容可涉及中国纺织工业的历史，石油、冶金工业在中国的历史地位等。乔木同志多次在报纸评读会上指出：“人民日报的经济报道应在写作上注意运用多种表现手法，比如对从事经济建设人物专访、对某个建设工地的描写、对当前经济生活中重要问题的解释，以及经济建设中的各种新知识、新情况、新问题。”只要主题选得好、文字新鲜生动，就会吸引广大读者。

新闻是时代的艺术。自从在“颐园”开始评读报纸，乔木同志就提出：“新闻是一种时代的科学、时代的艺术，它的发展前途辽阔无限。”乔木同志就此问题问邓拓，人民日报有那么多记者，为什么写的新闻那么少？在另一次评读会上就“怎样才能写出好新闻”，乔木同志回答：“群众是新闻的接受者，群众更是新闻的创造者。记者要采写出群众最关心的新闻，就要深入到群众中去，要善于接触群众中的各类人物，捕捉各中新鲜事物。”乔木同志告诫记者采写新闻关键要“新”，事实准确，文字简练，主题鲜明，这是门综合艺术，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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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2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第二届中国新闻奖”“首届范长江新闻奖”颁奖大会。图为李瑞环和宋任穷、胡乔木、雷洁琼等领导同志在颁奖大会上。

记者是重要的社会力量。乔木同志对记者工作很有兴趣。他曾说过：“我这辈子没当过记者，可以说是一件憾事。”正因为如此，他很喜欢和记者接近、同记者交谈，关心记者的工作与成长，希望新闻界多出名记者。在乔木身边工作多年的商恺，多次向乔木反映记者诉求，诸如：怎样写出可读性的文章？怎样提高记者的业务水平？乔木同志形象地“把群众生活比作广阔的海洋，关键是记者去‘海洋’里能捞取些什么”。他还说：“要熟悉群众生活和群众所想，才有指望产生合乎人民需要的一流记者。”如何提高记者的业务水平？乔木同志认为，主要靠记者自己努力学习和到实践中锻炼。要求报社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记者视野。记者知识丰富、思想活跃，文章报道有人物、有场景，夹叙夹议，生动活泼，这样才能写出好新闻。

学习和研究新闻理论。胡乔木认为，外国新闻学的历史比我们早一些，也编辑出版了一些教材，为我们提供了借鉴。新中国成立以来，除学校因教学需要，做了些研究外，系统的新闻学专著得靠我们这代人解决。他特别指出，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党校应该成立新闻研究机构，不仅要搜集整理经典作家有关新闻工作的文献资料，还要搜集有关新闻的史料；不光中国的，而且包括世界的。在乔木同志的建议下，人民日报成立了“报纸研究组”。1978年，胡乔木被任命为中国社科院院长。在他的倡议下，正式建立了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为新闻学研究打开了大门，新闻理论硕果累累。

1982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招待出席第15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的代表。胡乔木（中）、吕叔湘（左）出席招待会。

来源：微信公众号 金台唱晚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MYWXYaxMmUTZ-8tapO74dg

编辑：贾梦琪

刘海明

【案例】

新闻传播学院乘科教融合东风再出发

9月29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020年开学典礼暨科教融合学院成立大会在良乡校区隆重举行。

大会宣布新闻传播学院等12个本硕博一体化的科教融合学院正式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科院大学党委书记王京清，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培勇等领导莅临大会并作重要讲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

中国社科院大学党委书记王京清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培勇

大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张政文教授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张政文

高培勇副院长宣读了12个科教融合学院院长聘任名单，王京清书记向新聘任的院长们颁发聘书、谢伏瞻院长为学院院长和书记们授予院旗。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唐绪军研究员受聘担任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数字媒体研究室主任黄楚新研究员、应用新闻学研究室主任殷乐研究员受聘担任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卜卫、时统宇研究员受聘为学院特聘教授，系秘书王颖受聘为学院助理。学校还从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以及相关部门的主要骨干研究人员中聘任了30位岗位教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所长唐绪军研究员

受聘担任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应用新闻学研究室主任

殷乐研究员

受聘担任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

卜卫研究员

受聘为学院特聘教授

唐绪军代表新任学院院长和岗位教师在大会上发言。他希望学生们既要有理想，又要脚踏实地；立志成才，但不要怕吃苦；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要多泡图书馆，多读纸质书。肩负起历史使命。在时代的大潮中做一颗清澈的水滴。

大会结束后，新闻传播学院领导班子举行了首次例会，讨论了相关工作计划。大家一致认为，本次科教融合在社科大建设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也必将是新闻传播学院发展的新契机。

来源：微信公众号：新闻与传播学术前沿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hUrBSfzVkfszzo_4aDmB0A

编辑：冯梦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