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焦点访谈》栏目策划人余仁山：让一切努力皆被看见 让一切美好皆被分享|2024记者看法院
开栏词
他们，可能是一年来最忙的人，扑下身子、沉下心去，深入审判执行第一线，抓取鲜活素材，以独特的视角、生动的语言，忠实记录人民法院工作中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他们，肩扛“长枪短炮”，指尖“笔走风云”，生动书写人民法院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扎实推进审判工作现代化的不懈实践，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们，就是日常采访最高人民法院的“跑口记者”。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联合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近期陆续邀请“跑口记者”讲述2024年采访报道人民法院工作的体会和感受，与读者一起重温他们在这一年的代表作品。
想看到这些“跑口记者”的庐山真面目吗？ 想知道他们关注人民法院的哪些工作、案件和故事吗？ 一起来“围观”吧！
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24956/wps6.png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焦点访谈》栏目策划人 余仁山
让一切努力皆被看见 让一切美好皆被分享
2024年，是全国法院“行政审判质效提升年”、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成立10周年、全国首批知识产权法院设立10周年、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成立40周年、全国首批海事法院设立40周年、国家赔偿法颁布30周年；这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全面推进“交叉执行”化解执行积案难案……
一年来，人民法院依法履职，不断提升审判质效和司法公信力，积极回应社会关切，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为以审判工作现代化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作为新闻人，最关注的莫过于最高人民法院的新闻宣传工作了。多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和中央新闻媒体密切联系，深度对接，合作推出了一系列精品力作。而令我最为难忘的，则是最高人民法院亮点纷呈、“破圈”“圈粉”的两会宣传报道。
每年两会，都是最高人民法院总结汇报工作的契机。为了让人民群众看得见、听得懂，2024年的两会，最高人民法院提前精心策划，主动设置议题，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矩阵式发声，解读热点、回应关切，体现出最高人民法院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将以人民为中心落实落细的鲜明导向，获得全网正向热烈的反响。
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率先垂范，主动接受新华社和《中国日报》专访，权威发声，释放强烈信号；9位副院长共接受《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人民网等媒体专访十几余次，引发广泛关注；上海、江苏、湖南、贵州等四省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接受最高人民法院网、中国法院网和天平阳光APP联合推出的《大法官访谈》节目专访，有力展示了地方法院的风采；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民一庭、民二庭、行政庭、研究室、审管办等相关庭室负责人分别接受《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解读系列全媒体直播访谈，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亮点，介绍人民法院工作新理念新举措,邀请150家媒体参与，形成全方位、高热度、持续性的正面舆论声势，总观看量近2亿。
一是内容丰富多彩，重点话题突出。
从内容上看，最高人民法院两会报道紧紧围绕《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展开，内容涉及公正与效率、如我在诉、正当防卫、宽严相济、司法改革、知识产权审判、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护等多项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话题，丰富多彩，覆盖全面。在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时，通过活泼多样的全媒体形式交替推出，动中肯綮，要言不烦。
二是产品形式多样, 媒体融合传播。
从形式上看, 最高人民法院推出文字、音频、图片、视频等多种形态的融媒产品，体现其高度的媒体融合意识和深度的媒体融合能力。
切条短视频《公正与效率》《如我在诉》《正当防卫》等在新华社、半月谈微博、B站等平台发布；张军院长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时的原声画面剪辑成短视频，第一时间在最高人民法院官微、抖音、快手等平台发布；报告极简版、简版、案说报告、数说报告、报告中的新“法谚”等融媒体产品，更是让人耳目一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综合运用短视频、桌面电影、漫画、SVG互动图、AI、H5等多种形式进行融媒体产品设计，推出桌面电影融媒体产品《记者观察丨最高法工作报告》、互动融媒体产品《人民法院邀你“解结”！感兴趣吗？》、纸壳动漫融媒体产品《司法新答卷》、答卷式融媒体产品《这些案件被最高法工作报告“点名”“民生”试卷现在开考！》，首次使用最新的文生视频技术解读报告《Al视角最高法工作报告中的案例》等，更是给受众提供了沉浸交互式的视听体验，有效地吸引了公众注意力。
从体裁上看,人物专访、深度报道、关键词透视、数字解读、案例解析等多种文体各展其长，立体交叉，全面展示了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成就。《从“宽与严”感知最高法工作报告的力度和温度》权威阐述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动实践；《加力 再出发——最高法深化改革进行时》《“一条主线、三个体现”，有何新意和深意？》全面呈现人民法院各项工作背后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逻辑和参与社会治理的大局考量。
三是语言通俗易懂，表达朗朗上口。
法律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温暖的守护；“法言法语”不能艰涩难懂，远离群众，而应通俗易懂，走进人心。正如张军院长所说，做好司法宣传工作，要注重“深”“活”兼具，善于用“有意思”的语言讲好“有意义”的道理，用“听得懂”的案例阐释“听得进”的法理。
因此，最高人民法院一改过去严肃、专业的表达形态和话语方式，从工作报告中提炼了20个既有高度又有温度、既有深度又有热度的法谚，扩大了情绪传播的效度，直指法律适用的难点，回应老百姓关注的热点，阐释以司法审判促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观点，彰显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理念和担当。
20条“法谚”，语言简单明了，表达朗朗上口，易于口口相传，成为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名言金句，拉近了司法和人民群众的距离，增强了两会宣传效果。
比如：让符合规范的诊疗活动有保障，全力救治患者的医生受保护；用心办好百姓身边案，用情断好百姓家务事；依法遏制高额彩礼，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让在线劳动有收益，离线休息有保障；是罪恶犯罪，一个不放过；不是罪恶犯罪，一个不凑数；以“就是头拱地也要把人民的事办好”的决心推进“有信必复”，等等。从效果上看，最高人民法院两会报道破圈出彩，可圈可点，形成现象级传播。张军专访等系列报道获得100余家媒体采用；6个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话题登上新浪微博热搜榜，阅读量逾10亿；《加力 再出发——最高法深化改革进行时》在最高人民法院、法治日报、长安剑等3个微信公众号平台阅读量均达10万+；融媒体报道产品斩获23个10万+；全媒体直播访谈总观看量超1.9亿。
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会宣传报道，纵览全局、视角全面，打造了全方位内容矩阵；融合发展、跨屏联动，构建了全覆盖传播矩阵；语态平等、情感共振，形成了全圈层影响矩阵。
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会宣传报道，弘扬了主旋律，凝聚了精气神，传播了正能量，增强了司法机关公信力，拉近了司法机关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彰显了法律的温暖和力量。
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会宣传报道，是政法机关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具体体现，是主动拥抱全媒体时代、打造媒体深度融合新样本的典型案例，是坚持人民立场、践行司法为民理念的真实写照。
作为传播对象，我爱看这样的两会报道；作为媒体记者，我喜欢这样的宣传同行；作为普通群众，我喜爱这样的最高人民法院！
【代表作品】
“救命钱”岂能成“唐僧肉”！起底医保骗保黑色产业链
国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属于专款专用的专项资金。可总有不法分子把它当成了所谓的“唐僧肉”，大肆敛财、变相牟利。
记者调查发现，医保骗保花样翻新，各类欺诈骗保行为呈现出“利益主体多、涉及范围广、骗保手段隐秘、组织化特征明显”等特点，医保基金监管仍然存在发现难、认定难等问题，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硕鼠”结队，“粮仓”遭殃。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医保骗保呈现出新特点。一条由“职业开药人”、药贩子、药店、诊所勾连起来的“回流药”黑色产业链正侵蚀着国家医保基金。
犯罪主体多元化：参保人员占比超五成
3个月购买了15年的用药量？陕西榆林的常某患有慢性疾病，需常年用药治疗。但是，医保部门工作人员在数据分析比对中发现，常某购药频次之高、数量之大与常规不符。
原来，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等疾病的常某，按照慢性病医保报销政策，用药费用可报销85%。这让常某看到了可乘之机，他便多开部分低价药转卖给药贩子，药贩子再将药品倒卖、流向市场。记者了解到，像这样的案件并非个例。
陕西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刑警四中队中队长 郝星乐：“有人通过超量配药、重复配药获取药品后转卖给药贩子，直接销售、间接辅助销售‘回流药’，导致人民群众本该救命用的医保基金被不法分子侵蚀。”
记者了解到，低买高卖是“回流药”倒卖的主要模式。比如，市面上100元的药品经过医保报销后，参保人员只需自费20元，药贩子以30元的价格收入，再以60元的价格卖出，这就产生了利润空间。
调查中记者发现，肿瘤靶向药、慢性病处方药是药贩子重点收购的种类。不法人员通过过量配药、短时多次配药等方式赚取差价，非法牟利。
比如，以王某为首的诈骗团伙，利用他人医保卡分批次、分剂量在不同社区卫生中心配取药品，截至案发，被查处的药品近30吨。而在另一起医保诈骗案中，药贩子有偿借用医保卡或直接诱导参保人用医保卡多次到医院配取药品。最终，查处的医保卡多达105张，各类药品1万余盒。
记者梳理了近期“两高”发布的医保骗保犯罪典型案例，“回流药”骗保犯罪呈现职业化倾向：形成“收卡—医保开药—收药—销售给医药机构—购药患者”的闭环。而各环节涉及的行为人、参保人、收药人、医药机构均属于共益者，共同致使医保基金遭受损失，损害全体参保人的利益，且药品质量难以保证。
调查中记者注意到，一些“回流药”直接存放在阴暗潮湿、墙壁发霉的地下室；有些则无视药品存储避光、冷藏等要求，随意堆放；有些药品临近保质期，但依然被倒卖给了非法药商、不法药店，重新流入市场。这些脱离了正规流通环节和监管环节的药品，隐患重重、风险巨大，甚至成了“夺命药”。
国家医疗保障局基金监管司监管二处处长 杨玲：“有的药贩子把真药卖给零散用药的小诊所，然后再把真药盒里装上假药卖给药店，以此来以假乱真；第二是很多药贩子把临近的或者已过期的药品从原包装中拆出来，再装入新的药盒当中，患者看到的只是药盒上新的日期，并不知道自己吃的是过期药；有的药贩子在拆解重组‘回流药’的过程当中，剂量、规格、药品种类往往容易产生混淆，比方说小孩吃了成人的剂量等，不仅影响疗效，有的可能危害健康和生命。”
记者查阅了2021年—2023年的最新数据：医保骗保呈现出犯罪主体多元化的特点。犯罪主体包括参保人员及其近亲属；职业骗保团伙以及其他人员；定点医疗机构及其人员；定点零售药店及其人员；部分案件还涉及药品生产企业。其中，参保人员涉案占比高达54.08%，占比超过五成。
除了医保用药欺诈骗保，记者调查发现，还有部分定点医疗机构通过挂床住院、过度诊疗、开具虚假检查报告等形式，套取国家医保基金，成为严重侵害广大参保人员切身利益的“毒瘤”。
骗保手段隐秘化：“头疼医脚”“小病大治”
位于山西大同的大同魏都医院是一家民营综合医院，近年来，大同浑源县某村的50多位村民频繁在这家医院集中住院治疗，且医保报销存在异常。
山西大同市公安局平城分局刑侦大队民警 李宣民：“多为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住院时只需交一部分押金，出院时会把这部分押金全部返还，让村民免费看病，甚至得到补偿。”
原来，这家医院以“看病不花钱、吃住不掏钱”为诱饵，引诱老年人和建档立卡贫困户住院，而住院者多为不符合住院指征的参保群众。
调查中记者了解到，医院给“住院者”办理住院时，会收走个人的医保卡，这就产生了套取医保基金的猫腻。有些通过“挂床住院”的方式套取补贴，患者并不是真住院，而是假住院；有些则通过“头疼医脚”“小病大治”、开具虚假检查报告等方式骗取国家医保基金。
记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大同魏都医院成立于2014年5月，实际控制人为董某栓。而在董某栓名下，还注册成立有大同魏都颐养康复中心。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家医院均开设在同一栋大楼内，医务人员和医疗服务交叉使用。两家医院在实际经营过程中相互引流，骗保手段极其隐蔽。
记者从大同市人民检察院提供的该案《起诉书》中了解到，在该起医保诈骗案中，被告人4人均涉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国家医保基金。仅董某栓一人就涉嫌骗取国家医保基金2692万余元，其余3人均涉不同金额的诈骗指控。而随着审理的推进，一个骗取医保基金的黑色产业链逐渐清晰。
山西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法官 赵成：“一是指控罪名集中，主要是诈骗罪；二是，主要是定点民营医院院长、实际控制人、股东等非法获利人员。此外，还有中高层管理人员，包括受聘的副院长、科室负责人、其他医护人员；三是犯罪手段多样化，主要表现为空挂住院、串换病种、虚增药品支出、虚开医疗服务项目、制作虚假病例等。各种犯罪行为相互交织，表面合规，实际虚报，潜伏期较长。”
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至2023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医保骗保犯罪案件共计1213件。其中，2021年审结306件；2022年审结407件；2023年审结500件，案件数量逐年增长且增幅较大。其中，部分职业骗保人组织化、分工化程度越来越高；团伙化、专业化特征明显。
骗保行为组织化：分工明确 组织严密
在重庆警方2023年10月通报的一起重特大诈骗医保基金案中，犯罪嫌疑人王某、罗某等人通过包干治疗的方式发展“会员”，获取个人医保卡信息后，通过伪造患者住院治疗费用单据等手段，涉嫌骗取国家医保基金3.3亿元，警方抓获涉案人员143人，查处房产80余处，查封车辆7台，查扣涉案资金8300余万元。
而涉案的两家医院，从上到下全链条造假，比如：
市场部：以硬性指标拉病人找资源；
职工：每月须介绍1至5名病人住院治疗，并推行奖惩机制；
医生：负责虚开、多开药品和诊疗检查项目、造假病历、多开住院天数空挂床位；
检验科：负责修改病人检查系数指标，骗取病人办理住院；
护理部：负责伪造护理记录、虚假执行医嘱、虚假计费、回流多开药品、耗材；
院办：负责医保病历整理，申报国家医保基金……
可谓全流程造假，各科室协同，组织严密，分工明确。
中国政法大学医疗保障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炫麟：“提供医保定点服务的医保经办机构和药店存在定点医保协议，对双方的权利义务是有规定的，如果违反了协议、出现了违法行为应该有退出制度，我觉得应该加强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的管理。”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2018年至2022年，全国累计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18.9万家次，处理154.3万家次，追回医保资金771.3亿元。
2023年，全国医保系统共检查定点医药机构80.2万家，处理违法违规机构45.1万家，追回医保基金186.5亿元。今年以来，相关部门针对欺诈骗保行为更是重拳不断，呈现出强化基金监管的高压态势。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4年重点工作任务》明确提出，探索建立医保、医疗、医药统一高效的政策协同、信息联通、监管联动机制。深化医疗服务价格、医保支付方式、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守好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需要建立健全信息化追溯体系；让监管“长牙齿”，让大数据“长眼睛”。只有让国家医保基金的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才能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代表作品】
高额彩礼何时休
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彩礼金额越来越高，甚至有了流行的所谓标准。对于那些适龄男性而言，彩礼负担已经成为婚姻大事中的“不可承受之重”。为了给农村彩礼“降温”，中央文件多次提及推进高额彩礼的综合治理，很多地方也在探索用各种方式给高额彩礼“踩刹车”，减轻农民婚嫁负担。不久前，记者前往一些地区对高额彩礼现象进行走访调研。
在江西赣州一家商场内，记者遇到了一对年轻的情侣。男方家准备了十来万元的彩礼，而女方家要大概三十万元左右，因为彩礼问题双方准备分手了。
询问之下记者得知，小谢和小邹分别来自赣州的寻乌县和会昌县，是异地恋，也是初恋。在小邹的要求下，已经濒临分手边缘的两个人，在周末相约市区再见一面。
小邹：不能用钱衡量一个人，不是在嫁女儿，而是在卖女儿，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其实在家里我一直没有太多话语权，只能尽量去争取。因为我还有两个弟弟，我爸爸生重病，所以我更多还是要为家庭考虑一点。
接受完记者的采访，两个年轻人就离开了商场，搭乘长途车各回各县了。几天后，记者在寻乌县再次见到小谢，他说他和小邹真的分手了，从赣州回来后再也没有联系过。
小谢：因为那边习俗，她们家要的彩礼那么高，我们这边给不了，所以只能是分开。我们因为这个事情交流过，相互也试探过，看家里什么反应。一沟通就吵架，不能心平气和聊。
今年25岁的小谢大学学的是体育专业，目前在当地县城一家体育培训机构做助理篮球教练，每个月工资4000多元。小谢说，他爸爸在广东打工，妈妈在本地打工，还有两个上学的妹妹，此前为了供自己读大学家里花了十多万元。现在面对30万元的彩礼，自己攒不到，家里拿不出，小邹的家人又不松口，于是两个年轻人就这样被裹挟在彩礼的漩涡之中。
小谢和小邹的故事只是当地高价彩礼现象的一个缩影，女方讨要高价彩礼的现象其实在当地非常普遍。翻看一些新闻报道事例记者发现，流行在民间的高价彩礼，有的使情侣分手，有的使家庭“因礼返贫”，还有的以婚恋之名行诈骗之实，甚至滋生出刑事案件的发生。
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张翼：增加夫妻双方矛盾以后，会导致婚姻破裂、离婚现象发生，离婚率居高不下；第二，往往导致两个亲家之间互不往来，原来存在的家庭网断裂了。
高价彩礼有多高？哪里的彩礼最高？谙熟这一规则的非“媒人”这个行当莫属。记者在江西赣州地区走访时发现，这里的婚介所数量众多，不少人在做专职或兼职红娘。线上线下，婚介行业非常火热。
江西赣州某婚介所工作人员：我们这边彩礼有点偏贵，在二十八万元到三十五万元之间，最多的彩礼三十八万元。
记者采访发现，这些将彩礼当作婚姻的“筹码”，甚至明码标价的做法，给当地适婚青年及其父母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参照江西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3年该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000余元，其中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2万元，相较之下江西部分地区彩礼金额可达人均收入的五六倍乃至十几倍。在山东聊城莘县，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孟庄村的老孟一家，去年他孙子订婚，光彩礼就花了30万元左右。这个数字相当于鲁西南地区正常农村家庭两个劳动力外出打工几年的收入。
当地一位婚恋中介机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老孟家的彩礼数额在当地很普遍，农村的彩礼要高于县城。
记者调查发现，高价彩礼现象多发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彩礼数额普遍高于城市，这是第一个特点；其次，“通过女儿出嫁为儿子换回彩礼”也是高价彩礼多发地区的一大显著特点。
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张翼：女方家有哥有弟，家里面希望通过女儿要的彩礼再去支付儿子女友家要的彩礼，通过婚嫁过程中的彩礼补足自己家庭的不足。县城以下基层社会的女生少，选择余地就大，彩礼是多少、家庭经济情况怎么样、县城有没有房，增加了婚姻选择中的非爱情因素。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共同把彩礼的价格往高推。
高价彩礼的另一大特点，就是治理难。例如2020年，山东莘县实施发布了“杜绝高价彩礼 从我做起”倡议书，倡议书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全县878个村庄的妇联主席担任义务红娘，力图通过这些措施来治理高价彩礼现象，但成效并不明显。
彩礼多寡，看似小事家事，却是影响社会风气的大事。近年来，除了山东、江西等地陆续出台倡议，国家层面也频频出手。
2019年，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文件中首提治理“天价彩礼”，2020年，民政部印发《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2022年，八部门联合发布《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但从记者的采访看，高价彩礼在一些地方依旧存在。
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张翼：它取决于社会在婚嫁过程中所形成的习惯。我们做这个事情已经快二十年了，反对天价彩礼，倡导婚姻自由，婚姻自觉，希望婚姻在男女双方之间平等的基础上达成爱的结果，实际上到现在为止这个现象还没有消除。
让彩礼归于礼，除了有关部门倡导、公众移风易俗等措施外，法律的介入也必不可少。今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对返还彩礼的多种情形做了明确规定。其主要原因就是近年来因彩礼引发的婚姻家庭矛盾纠纷日益增多。例如在其公布的一起典型案例中，原告祁先生和被告李女士经人介绍认识，男方在支付女方家10万元彩礼后两人于2022年4月结婚，婚后两人经常吵架，李女士于2022年底提出离婚。
2023年11月，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虽已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 且共同生活期间无大额支出。综合考虑全案情况，酌定女方向男方返还三万元彩礼。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 王丹：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一个婚姻，最重要的还是感情基础，双方的价值观。所以彩礼数额高低，既不能体现出感情，也不能体现出重要程度。高额彩礼不仅让婚姻埋下了隐患，而且会物化自己的子女。高彩礼不是面子，而是伤害自己子女的一把隐形的剑。
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这是对美好婚姻的祝福，也是对社会文明的守护。如果彩礼是给姻缘定价，这样的婚姻注定不会圆满。婚俗领域的陈规陋习，背后交织着家庭观念、社会风俗等复杂因素，确实难以靠一纸禁令扭转，治理也不可能一步到位。深化婚俗改革，还需要拿出更多务实有效的举措，促进人们的观念更新，推动文明新风落地生根。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编辑：徐思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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