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史料集锦

刘海明

【案例】

《父亲的青年时代》第十一集 创办《大洪报》

前注：1937年10月在汉口，父亲与胡绳合作创办《救中国》周刊，一年后在随县则是父亲与陶铸先生合作，或者说父亲在陶铸先生领导下创办了《大洪报》。与《救中国》周刊是由中共公开登记注册的刊物不同，《大洪报》是一份由第五战区国共合作的抗日联合政府——抗敌工作委员会所办的报纸。

《大洪报》创办地——随州市长岗镇南岳庙前所立石碑，2017年8月立。

父亲他们告别钱俊瑞和胡绳他们从襄阳回到随县后等了一段不长的时间，其间父亲等人还曾利用日军尚未占领武汉的短暂间隙期间，冒险从随县返回到武汉去招兵买马，父亲则成功地将一箱书籍也带到身边来了（详见第十集《抗敌工作委员会》）。这箱书籍对于父亲后来创办第五战区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大洪报》无疑起到了很大的参考作用。

然后，大约是1938年10月下旬，他们一行十多人又随着李相符转移到了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所在地——随县（即今随州市）县城西南一百多里地的大洪山长岗店。

这时，国民政府第五战区已经确定随县大洪山区长岗店（即今长岗镇）作为国共联合政府——抗敌工作委员会政治指导部的驻在地了。而父亲他们也已与中共湖北省委联系上了（1939年春设立中共鄂中区党委，抗敌工作委员会及其下属政治指导部也就归鄂中区党委领导了，但在那之前抗敌工作委员会及其政治指导部还是归中共湖北省委以及鄂豫边区党委领导）。不久，中共从各地陆续调来了大批的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党员以加强对这个统战组织的领导力量。

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决定在政治指导部下设的几个科室都派党员干部担任科长，下属的科员很多也是共产党员。因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隶属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以其下属的政治指导部的属员，与上集所说的钱俊瑞和胡绳等在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的中共派遣人员一样，当时都发了国军军装并由第五战区司令部报国防部批准分别铨叙（即授予）了相应的军衔。

根据抗敌工作委员会的职级设置，政治指导部各科科长都铨叙授衔国军上校，科员则一般是尉官，当然也有例外。

黄心学最初任职政治指导部民运科长，铨叙授衔上校，后改任组织科长；民运科长则由雍文涛继任（当时是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工运部长，中共建政后曾任林业部长，1997年去世，享年89岁）。父亲最初则被任命为政治指导部中校代理宣传科长。苏苇虽是宣传科的科员，可能因毕业于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却也铨叙授衔少校。

没过多久，大约是1938年11月中旬，接替何伟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的陶铸先生来到大洪山，想办一份报纸以继续宣传抗日。恰好抗敌工作委员会也有创办报纸的计划，以利于联合政府开展抗日工作。那时，父亲因在武汉与胡绳先生合作创办《救中国》周刊而声名在外，于是便被抽调去筹办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机关报——《大洪报》并任主编。出于对《大洪报》的重视，陶铸先生还给父亲配了几位助手分任编辑和编务。

在父亲的回忆中，《大洪报》编辑部中有一位编辑姓李，岁数比他大，父亲喊他老李，也是中共党员，工作上很能干，但名字忘了。经查，父亲提及的这位李姓编辑可能就是李苍江先生。1939年4月《大洪报》停刊、父亲离开随县大洪山去延安后，李苍江先生又被调去中共鄂中区党委的机关报《七七报》工作并担任主编，1939年底在湖北京山不幸牺牲于日军的扫荡。2015年8月，李苍江先生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列名第201位。

据史料记载，《七七报》最初也是油印，1941年元旦改为铅印，后成为中共鄂豫边区党委机关报。1945年10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时，将《七七报》与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主办的《挺进报》合并，改版为《七七日报》，作为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报。1946年6月，《七七日报》停刊。

在大洪山，父亲被调去创办抗敌工作委员会机关报《大洪报》后，刚开始还兼政治指导部代理宣传科长，但没多长时间，中共又调来了一批新人，他所代理的政治指导部宣传科长一职便由苏苇后来的丈夫潘琪担任。自己就不再代理宣传科长而去专心办《大洪报》了。此时可能是1938年底。

潘琪原名潘乃斌，1917年生人，武汉大学学生，也搞过学联和青年救国团，抗敌工作委员会被撤销后先被派去国军第八十四军一七三师从事宣传和统战工作，当年11月身份曝露后撤出，又到新四军去工作，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宣传部长，淮北行署教育处长等职，中共建政后五十年代曾任交通部副部长，1990年去世，享年73岁。

父亲回忆说，那时除被授予高低不等的军衔之外，他们还发有薪水，薪水等级也从十五元到上百元不等。那时他名义上的薪水与他在汉口大智门公益会和天泰纸庄当会计时差不多——但没说具体多少。不过，他们无论官职和军衔大小一律都只拿五元钱。

《大洪报》是第五战区与中共合作的联合政府——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机关报，编辑部当时设在随县（现随州市）大洪山区的南岳庙。大洪山地区寺庙众多，当年除最著名的洪山寺上院和下院外，还有20多座寺庙。南岳庙只是其中一座，位于大洪山长岗镇珍珠泉村的一座小山上，据说只有3间庙屋。2017年，当地政府已在此地立有一块石碑，纪念抗战时期抗敌工作委员会《大洪报》的创办（详见文头照片）。

根据历史资料，《大洪报》于1938年12月创办，四开油印报纸，1939年4月抗敌工作委员会被解散后停刊，一共出了30多期。这份抗日报纸虽然创办时间不长，但当年在鄂豫边区所属十三个县市范围内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对于鼓舞民众和军人士气以及培训鄂豫边区各县市的抗日干部起到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

根据郎伦友先生编著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纪事》第130卷记载，1938年12月，“中共鄂豫边区抗敌工委在湖北随县创办《大洪报》。负责人陶铸，编辑史略。油印，4开。”

《大洪报》是父亲史略在抗战期间创办的第二个报刊（第一个就是前不久，即1937年9月至1938年9月在汉口与胡绳先生共同创办的在武汉公开发行的《救中国》周刊——详见本系列文章第五集）。与《救中国》周刊不同的是，父亲不再是《大洪报》的发行人（陶铸先生应该是《大洪报》发行人，如果有的话），而是主编（详情后文会有叙述）。为此，父亲在《大洪报》这个报纸上虽然不再需要自己筹款，但却投入了更多的精力。除了采编、组稿、编辑和审改稿外，能写一首漂亮的小楷字且具有在蜡纸上刻印汉口壁报经验的父亲那时还经常亲自动手刻写钢板、油印报纸，也经常干到深夜。

不久前在汉口，父亲与胡绳合作创办《救中国》周刊，这次在随县则是父亲与陶铸先生合作，或者说父亲在陶铸先生领导下创办了《大洪报》。与《救中国》周刊是由中共公开登记注册的刊物不同，《大洪报》是一份由第五战区国共合作的抗日联合政府——抗敌工作委员会所办的报纸。

当时胡绳在襄阳主编的《鄂北日报》则是与第五战区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平级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机关报，因在襄阳市里办，有铅字印刷条件，主编只需要组编稿及审改稿即可，而父亲办的《大洪报》则因在随县大洪山区，没有铅字排版和印刷条件，在繁重的组编稿和审改稿之余，还得亲自动手在蜡纸上刻字油印。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说起来也有意思。自从1937年10月与胡绳合作创办《救中国》周刊后，整个抗战时期父亲似乎与创办报纸很有缘分。先是在随县大洪山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创办这个《大洪报》，后来离开延安到太行山根据地工作，父亲还创办过抗日报纸《豫北报》（后续文章会谈到这个问题）。再后来到淮南路东根据地，父亲的工作似乎也与办报等宣传工作有关。

可以说，父亲参加抗日和共产革命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大约有好几年时间，都是在从事中共的抗日文化宣传或教育工作，当然主要是办报刊。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安徽省成立了工业办公室，父亲才离开文化宣传口改行从事工业经济管理工作。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也有资料说，陶铸先生是《大洪报》主编（包括前面那幅南岳庙石碑照片上刻写的说法），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前文如郎伦友先生所说，陶铸是《大洪报》负责人倒是准确的，因为陶铸先生当时还是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而且没多久，大约到了1939年初，就改行任中共鄂中区军事书记并将精力放到抗敌工作委员会游击总指挥部与政治指导部合办的抗日游击军政干部训练班工作上。

不过，郎伦友先生编著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纪事》说《大洪报》是“中共鄂豫边区抗敌工委”办的却不准确，因为此报其实是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这一联合政府办的。事实上，那时也没有“中共鄂豫边区抗敌工委”这一组织机构。当然，《大洪报》名义上是抗日联合政府——抗敌工作委员会的机关报，但实质上是由中共掌控的则是毫无疑问的。这从下面的分析可见：

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成立不久，陶铸在1938年11月初鄂中地区沦陷后从宜昌来到了大洪山，对外身份是抗敌工作委员会特别顾问（这是一个非正式职务，即并没有得到相关方面正式任命），党内则仍然是其那年10月份继任何伟先生的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一职。

而何伟先生则在那年10月，也就是安排父亲离开汉口去鸡公山没多久，便奉命前往安徽大别山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并留了下来，后任新四军七师政治部主任和皖中区党委书记。抗战胜利后，又先后任哈尔滨市委书记、牡丹江省委书记、广西省委副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外交部部长助理、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国家教育部长，文化大革命中身心饱受摧残，1973年3月在北京去世，享年仅63岁。

后来到了第二年初，即1939年1月，陶铸才在随县大洪山长岗店新成立的中共鄂中区委任军事书记（杨学诚时任鄂中区委代理书记）。所以，当时，即1938年11月，由他这个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的人来大洪山负责国共抗日联合政府抗敌工作委员会机关报的《大洪报》的创办事宜，显然是合乎情理的。

但在第二年初，即1939年1月，也就是《大洪报》创办一个多月后，陶铸先生不再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职务而改任鄂中区军事书记后，也就不管《大洪报》事务了。此时，《大洪报》便由父亲全权负责。当然，陶铸先生还是经常来南岳庙布置撰写与军事培训相关的稿件并对《大洪报》组稿计划提出相关要求。

除了组稿、编辑和审改稿，父亲还经常得亲自动手刻写钢板，因而在《大洪报》创办工作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不过就是这样，父亲也没能干多久。1939年3月底4月初，随着第五战区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撤销和解散，成功创办并出版发行了近半年的《大洪报》也就此停刊了。

当时，中共与国民政府第五战区谈判合作总共有三个主要成果。除了钱俊瑞和胡绳等参加的那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外，第二个就是设立这个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及其所属的政治指导部，第三个则是创办一个鄂豫边区抗日游击军政干部训练班以培训抗日干部。

这个军政干部训练班也是以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为主与政治指导部合办的。因此这个军政干部训练班主任由抗敌工作委员会主任，也是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石毓灵兼任。中共方面也很重视这个训练班，如中共在大洪山地区的主要负责人、当时的鄂中特委代理书记杨学诚对外职务就是担任这个训练班的政训处长。

该军政干部训练班一共有250多人，分为18个班，6个区队，学员都是来自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所辖各县区的抗日青年。训练这些人无疑可为中共下一步负责组建中共鄂中地区抗日武装，开辟鄂中游击区打下很好的人才基础。在那种情况下，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且作为新任中共鄂中区委员会军事书记的陶铸，开始将主要或者全部精力放到该训练班事务上也是题中之义。

当时的陶铸已在中共党内开始分工抓军事，去大洪山之前则刚刚在湖北应城办过汤池训练班，显然了解这个军政干部训练班的重要性，所以他以特别顾问身份，亲自去抓该训练班的工作并在其上花费了很多精力。这些做法可能让时任抗敌工作委员会主任、也身兼这个军政干部训练班主任的石毓灵感到中共越权或夺权了，使他很不高兴。

有资料说，1939年5月，即抗敌工作委员会被撤销后没多久，陶铸曾一度被石毓灵短期扣押。不过当时国共合作还没有撕破脸，在经相关人士营救调停下，石毓灵很快也就放了陶铸先生。

抗敌工作委员会撤销后，中共又设立了鄂豫边区委员会，陶铸先生便参与组建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担任政治委员（李先念时任该挺进支队司令员），后以此为基础组建了新四军第五师，主要活动于华中地区。可以说，大洪山的这个抗日游击军政干部训练班确实为后来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培养并输送了不少基层指挥人员。在这方面，陶铸先生功不可没。

陶铸先生比父亲大一岁，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后来一直从事中共的兵运工作。在他短期负责《大洪报》期间，《大洪报》主要是根据抗敌工作委员会工作需要宣传第五战区抗日战果以及中共的抗日理论和政策，鼓动民众投身抗日。在陶铸先生负责抗日游击军政干部训练班事务后，《大洪报》又刊发了不少宣传和教授游击战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方式方法等有关军事知识的文章。

那时，创刊伊始但内容丰富的《大洪报》虽然只是手工刻写、印刷简陋的油印报纸，但显然成为抗敌工作委员会所属十三个县市干部和民众的精神食粮，也成为军政干部培训班学员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培训和学习材料。因此，既熟悉中共抗日政策，也熟悉军事技术和知识的陶铸先生作为该报负责人显然发挥了极大的领导作用。不过，陶铸先生当时有无在《大洪报》上署名发表或以化名发表过文章或撰写编者按及社论等，因《大洪报》发行于战争年代，遗存无几，所有这些问题现已无从考证了（我想散落民间或许会有的，尚有待发现）。

父亲与陶铸在大洪山抗战时曾密切合作过一段时间，并在其领导下创办了在鄂豫边区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迹的抗战报纸《大洪报》，由此可见父亲与陶铸先生之间的个人关系显然比较密切。但不知为何，父亲生前，主要是文革期间，从未与我们谈过他与陶铸先生合作的那段历史，也没有在其留下的回忆或交代材料中提及陶铸先生。

1967年底“文革”正酣，父亲在受审查时，曾动笔叙述了其个人简历并在其上写下了自己30年前抗战初期在鄂北创办抗日报纸——《大洪报》的历史。然而，这个交代材料写得很简约，也没有多少内容，更没有一个字提到陶铸先生。

原因何在呢？我在想，这显然是因为那份交代材料写于1967年底那个颠倒黑白的时代，而父亲则为了避祸，也避免节外生枝，可能是刻意这么写的，因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顾问的陶铸先生作为继刘少奇和邓小平之后的中国第三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动人物刚在那年年初被打倒。

在政治指导部工作逐步开展之际，中共先后派来了很多干部到长岗店以加强对这个机构的领导。李相符此时对外是抗敌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政治指导部副主任，民主人士，不参加党内活动。从1939年1月起，具体负责政治指导部中共党务工作的是时任中共鄂中区委代理书记的杨学诚。大约到1939年3月中旬，刚任中共鄂中区委书记的钱瑛也来到了大洪山。可能这时中共中央调整了鄂中区党委，杨学诚由代理书记改任鄂中区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而原为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组织部长的钱瑛则担任了中共鄂中区委书记。

杨学诚是1915年生人，比父亲小6岁，1938年底才23岁。所以，政治指导部里如父亲和黄心学等岁数较大的党内同志都亲切称呼杨学诚“小杨”。但这位“小杨”（父亲在他的回忆资料中也多次这么称呼杨学诚先生）的政治资历却不浅，也深有背景。

史料记载，杨学诚是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曾参加北平学联组织的“三・三一”抬棺游行（抬着棺材表示以死相拼的意思），在北京景山大街上冲锋陷阵，被誉为当年清华大学最有威信的学生领袖。杨学诚1936年即加入中共，第二年还曾跟随刘少奇与彭真到延安参加了中共全国白区工作会议。后作为平津流亡学生代表之一，杨学诚于1937年9月南下武汉，先后任中共长江局青年委员会委员和当时刚组建的中共湖北省委青年部长，在武汉组建了据说人数众多的青年救国团，1938年8月被派往鄂中地区，先任中共鄂中特委书记，后任中共鄂中区委代理书记。在抗敌工作委员会及其任职政训处长的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被解散后，杨学诚先生曾先后任新四军第5师鄂皖兵团指挥部政治委员、豫鄂边区行署副主席，1943年病故，年仅29岁。

在钱瑛来大洪山之前杨学诚先生一直是中共在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最高领导人，虽然他那时还只是鄂中区党委的一个代理书记。不过，在第五战区联合政府，即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里，杨学诚对外却只是前文所说的那个军政干部训练班的政训处长。

杨学诚先生年轻，工作有干劲，但为人却似乎比较随和低调。黄心学和父亲比他大好几岁，都亲切地喊他“小杨”，他听了好像也不在意，只是点点头。当时的大洪山抗日声势很大，摊子也不小，中共从各处都派了一些党员干部充实领导力量，有南下学生，也有延安干部，还有武汉和湖北各地来的党员干部，更多的则是从附近各县市慕名主动到大洪山来参加抗日的人。这种局面对先前仅从事过学生运动和青年工作的杨学诚来说，显然是一个考验。这也可能是中共后来派钱瑛来担任鄂中区党委书记的主要原因吧。

出身于湖北咸宁殷实人家的钱瑛生于1903年，比父亲大6岁，在大洪山时期父亲他们都尊称其为钱大姐。钱瑛女士是在武昌的湖北女师读的书，1927年加入中共，两年后被派到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与陈伯达、陈昌浩、凯丰和李大钊儿子李葆华等同学，1931年回国。没多久她的丈夫，时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的谭寿林在上海被逮捕，旋即被杀，钱瑛从此未再嫁人。钱瑛自己也于1933年被捕，关押在南京，并于1937年9月，即稍后于何伟，因国共合作而被释放，然后到了湖北。

在到鄂豫边区特委之前，钱瑛历任中共湖北省临时委员会常委兼组织部长、妇运部长及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主要参与审查、整顿湖北原有的党组织，考察失去关系，要求恢复党籍的同志”，还整顿某些地方出现的“自发党”（引号处均摘自武汉中共党史网）。

这里的所谓“自发党”可能就是指前文所说的1936年何伟在南京被捕后，中共武汉临时工委的其他两位委员习东光与王锡珍曾隐藏自己党员身份参与组建过一个所谓的武汉临时党支部，还发展过一些所谓党员的事情，经审查和甄别后最终中共组织上均未曾予以承认（本书稿第三集《组建读书会和救国会》一文中曾分析过这个问题）。

钱瑛女士之后几乎一直都是在从事中共党的组织工作，负责甄别和审查党的干部。中共建政后，钱瑛担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以及第一任监察部部长和国家内务部部长。“文革”期间，多年来一直审查他人的钱瑛女士自己也被隔离审查，受到残酷迫害，于1973年7月含冤去世。

不过，钱瑛到大洪山来得有点晚（1939年3月才到，很有可能是3月中旬，因为3月底4月初第五战区就中止了与中共的合作，撤销了抗敌工作委员会及其所属的政治指导部，所有中共人员都分批或分散撤走了），父亲则因一天到晚在偏于一隅的南岳庙里忙于埋头编辑那份《大洪报》，加上以前他俩互相不认识，这期间很少与钱瑛接触，可能只偶尔在党内会议上见过面，所以父亲那时可能还不知道杨学诚的鄂中区委代理书记的职务已经让给了钱瑛。而这个细节也许与后来丢失了父亲的组织关系有一定关系（我这么说的依据详见续集）。

父亲在回忆材料中还记录了这么一件有趣的事。父亲说，记得有一次开政治指导部各科室党员负责干部会议，出席人有黄心学、潘琪、雍文涛和父亲等8-9个人，钱瑛主持。在谈了当时的国共合作抗日形势后，钱瑛鼓励大家说，你们在座的都是党员干部，各部门负责人，工作中一定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云云。但到会议最后，不知怎的，钱瑛这时却说：她要去宜昌开会，政治指导部这里没有马，游击指挥部那里有，要向指挥部借一匹快马，这样一天一夜就可赶到了。

钱瑛当时说这话是认真的还只是开个玩笑？没人知道。但父亲在他1967年底受审查时所写的一份材料上却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时“会上有人说，有快马你也骑不住也赶不到。”父亲后面还写到，“后来钱瑛不知去没有去。”不过经查，钱瑛女士后来还是去宜昌了，因为史载她从“3月（底）起任湘鄂西区党委书记。”

父亲没写下那次会上说这话调侃钱瑛的人到底是谁，也许是忘记了？但也表明那次开会时钱瑛说要骑马去宜昌开会的话属于开玩笑的成分更多些。否则也不会有人在时任鄂中区委书记的她说完后再继续用这种话调侃她的。不过，父亲为何要在看起来很严肃的受审查材料中记录下这件有趣的事呢？是想描述当年他们在大洪山时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还是想藉此证明自己当时就已经是中共党员身份？我觉得是后者。

因为这个中共党内干部会议开后没多久，国共合作出现裂痕，第五战区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及其所属政治指导部就被解散了，父亲在离开大洪山去延安之际，他的中共党员身份，即其组织关系却不知何故被忽略而中断了。

之后很多年，从西安到延安，再从延安到太行山，又从太行山到苏皖淮南区，父亲一直在努力以试图证明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但始终未能如愿。可以说，这是父亲参加抗日和共产革命以后在其个人政治经历上的一个重大挫折。

来源：史啸虎杂谈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zt9Ktc1SoJpSx7N69P5-1g

编辑：张铭麟

刘海明

【案例】

编辑：屈妍君

刘海明

【案例】

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哪些报头？附40家媒体报头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新中国的开国领袖，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诗人、书法家。他的书法龙蛇飞舞，气势磅礴，被公认为20世纪最杰出的书法家之一。

毛泽东书法的演变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青年时代是第一阶段。该时期多为楷书，字体工整。1921年到1949年间，是第二阶段。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他运筹帷幄，为使机要人员传达准确，他起草的文电多是行书。30年代以后，字体清秀，字体自左向右略有倾斜。1949年进北京以后，是第三阶段。这时生活环境好了，此时他的字越写越好，越写越草

有人曾考证，毛泽东为报纸书写报头始于陕北时期，即为复刊不久的红色中华书写报头。他一生题写的报头有70幅之多，涉及各级党报、军报、行业报和大学报等。这些报头是他整个书法作品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集文献、新闻、艺术于一体的精神之花。

“长江”微信公众号（ID:whcj027）不完全梳理，目前出刊的报纸中，至少有40家的报头都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有的他还不只题写过一次。这些报头除人民日报外，多集中在省级党报，也包括少部分地市级报纸。

在人民日报的发展历程中，先后用过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三种报头。省级党报的报头，有的是创刊时就用了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报头，有的则是创刊之后使用了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报头。副省级城市党报中的长江日报、广州日报、西安日报报头均为毛泽东亲笔题写。

长江日报1949年5月23日创刊时系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有书法研究者评价毛泽东亲笔题写的长江日报报头方劲峭拔，浑厚雄健，同毛泽东题写的诸多报头相比，这幅报头的字可以说是独具一格，厚重不失清秀，潇洒而显端庄，让人目睹有“不尽长江滚滚来”的磅礴气摡，运笔凝神，酣畅淋漓，其美其精，悠然心会，健柔相随，意境无尽。

附：40家媒体报头

图片详情请见链接

来源：长江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jx5BSxw5FgQ8bP7nawLwA

编辑：张铭麟

刘海明

【案例】

“卖报小行家”：民国时期的报童考察

报童在我国20世纪上半叶盛行一时，成为流动售报的主体、都市中的声音景观。连绵不绝的战争、流浪儿童的增多、报刊的发行需求、都市的日益崛起等因素成为报童出现的时空背景。报童的招募依据报刊的特征形成年龄、教育程度、性别等层面的不同要求，其日常生活与工作围绕卖报、送报、贴报等报刊发行环节展开。报童的增多催生出上海等地报童学校的兴起，形成特征鲜明的教学模式、教学思想。报童在动乱的时局中传播信息，始终与报刊自身紧密相连，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等派报，一面走，一面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

——《卖报歌》（1933）

”

这首由我国音乐家聂耳创作的《卖报歌》已经传唱近一个世纪，虽然只有简短的三部分歌词，但其中蕴含着报童卖报的流动性、叫卖的听觉呈现、报童的阶级性等多重内涵。早在1872年，为与《上海新报》争夺市场，《申报》就开始雇佣报童沿街叫卖报纸（方汉奇，2002：67）。20世纪上半叶，报童在我国城市报刊发行、售卖中更是扮演了重要角色。

Vincent DiGirolamo（2019）曾从史学视角，审视了美国报童的社会意义，认为其长期以来扮演着经济和文化的双重象征角色。Karen M. Staller（2020）则聚焦纽约的报童，讲述其社会生活的故事，进而审视美国的社会工作、儿童福利。从中国到西方，世界各地的报童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奋斗、英勇、向上的象征，拥有深入人心的媒介形象，具有鲜明的共识性符号特征和社会影响力。但大众对于报童的认知却往往停留在歌谣、电影等文艺作品中，忽视了报童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那么，报童是怎样产生的？报童群体是怎样形成的？报童拥有怎样的社会角色、具有怎样的社会意义、如何参与社会的整体运行之中？本文立足报童十分繁盛的民国时期，结合报刊、回忆录等史料考察报童的出现背景、工作情况、文化传承，对上述问题尝试展开探索。

一、报童出现的背景

报童出现的因素是多样的，既包含时代所赋予的历时性因素，也蕴含着所处空间形成的角色作用机制，这些共同构建了报童的产生必要性，催生了报贩市场的繁荣。而当这些因素逐步减弱，报童数量便锐减，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流动人口对低门槛工作的需求（李楠，2019）和大众在战乱时局对舆论的关注成为报童产生的背景，也是促成报童出现的时代性因素。这一时期连续不断的历史事件、战争冲突引发了时局动荡。各类社会信息的变动异常迅速且与民众生活、安全息息相关，信息的时效性价值陡然提升。加之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运动等社会思潮使得西方价值观如潮水般涌来，不断促进大众的文化觉醒，大众对于信息的渴求越发强烈，也希望获得更具公信力的信息（如报刊）。战争更造成经济萧条、流浪人口和失业人口增多，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打击，街头出现许多无家可归、无学可上的儿童。报童的出现恰逢其时，报童岗位既可以为流浪儿童提供生活来源、缓和社会不稳定因素，也让大众更易获得每日报纸和新闻信息，满足及时了解社会局势的愿望，提升战乱中的个体安全感。

基础设施迅速发展形成的都市结构变化与报刊发行繁荣、报业竞争加剧造成的商业刺激是报童兴起的空间因素。随着各大报刊的销售竞争越发激烈，雇佣熟知城市地理环境的报童更精准地完成报纸售卖，成为许多报刊的发行手段，报童应运而生，甚至成为报业之间展开销量竞争的重要影响因素。政治与空间阻隔也是报童产生的重要因素，报童成为打破空间阻隔、实现信息顺利流通的途径。《新华日报》的报童便产生于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对《新华日报》“只准印、不准卖”的封锁时期，这些报童不属于派报公会，不受报纸发行垄断机构管理，由此扩大了《新华日报》的订户人数，与群众加强了联系（也冬，1986：8-9）。

二、报童的招募

报童是一项具有门槛的职业身份，在招募报童的广告中，显示了不同的职业要求。民国时期的主流报纸可分为民营商业报纸、专业报纸和党报系统（李金铨，2019：220-226），分别体现出商人报、文人报和政党报的特色，以下分别透过《申报》、《大公报》和《新华日报》等三类报刊的报童招募内容，探索报童招募的要求。

上海的《申报》经由史量才管理后获得良好的效益和销量，其商业性质与风格决定了对于报童的要求会立足于商业利益考量。在上海这样一座繁华都市、报馆林立的空间场所之中，对报童的要求更偏重能否卖出更多报纸，增强报纸影响力，争夺销售市场份额。

据此，得益于上海较高的城市化水平、频繁的人口流动，为了将报纸迅速、准确地卖给所需要的人，报童的招募体现出对于迅速、准确抵达售报地点的行动力要求。报童被认为应该略知英语，工作时长（每日约三小时）、薪酬待遇（每月十元）乃至于升格希望都在招募广告中写明（申报，1937）。其关注报童的对外交流能力、工作强度与待遇的接受能力、职业晋升空间，体现出对于报刊更高销售量的期待。

《大公报》在舆论建构层面发挥重要作用、以政论闻名，这使得是否能够理解每日政论内容、分清新闻主题和焦点，进而在售卖时更切中受众心理，成为该报对报童的选拔标准。比如《大公报》安东分社的报童招募中，要求报童需在12岁以上，粗识文字，专门负责每日在车站、旅馆、街市的零售（大公报·天津，1931a）。在抗战胜利后的天津地区，受战争、社会变动、人口流动、信息需求等因素的影响，对报童的招募要求进一步提高，报童需要具备更多社会经验、懂时事，招募范围常常限于男性，年龄一般应在15—18岁之间，学历在初中1年级至3年级之内，在待遇按提成发放之外还免费每日上课两小时，报名登记时，须由家长带领（大公报·天津，1948a）。这种筛选标准使得报童的吆喝声都以男性为主，声音清亮、易于传播。

重庆《新华日报》是中共长江局机关报，这就使得其对于报童的招募更偏重思想意识层面的考量。《新华日报》的报童不仅需要参与报纸发行、售卖，报童自身也是受到教育的主体，由此使得报童的招募要求更集中在个人经历、行为习惯、理想追求等层次。

懂纪律、思想觉悟高、体力好、对城市生活的熟悉程度是新华报童招募的主要标准。当时新华报童一般有三种不同来源：有来自城市贫民、贫苦工人或者其他劳动者的子弟；有来自重庆和江津等地的难童保育院、向往革命队伍的儿童；也有来自农村地区的贫苦农民子弟，这部分儿童虽然不太熟悉城市生活，但他们思想单纯、吃苦耐劳，由此成为报童队伍的主力军（章介，1986：29）。

梳理上述三报的报童招募要求可见，招募条件与报刊自身发展情况、历史局势、报刊所处城市等因素密切相关。报童这一职业由此既具有基础性的体力劳动性质，也具有思想认识层次的较高要求，体现出报童鲜明的社会阶层意识，报童群体逐步形成了各具特征偏向的自我身份建构，参与社会运行。

三、报童的工作

报童的工作环境艰苦且不被人知，日常工作任务主要有三项：售报、送报、贴报。报童每日需完成固定的报纸发行任务，因其儿童的身份，这项任务的完成又呈现出许多个性特征，并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斗争属性，这使报童的生活、工作变得越发复杂。

（一）工作环境

《大公报》曾刊登长文详细阐述了天津报童的日常生活：报童每天清早就要去领报，领报之后各自去叫卖。由于缺少良好的生活条件，他们大多衣衫褴褛，营养不足，瘦小可怜。他们的父母常因为生活的艰难，性情暴戾甚至打骂孩子，处境十分艰苦（菁如寄，1933a）。报童不仅没有较好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也很恶劣。他们的卖报行为常被视为低层次的劳动，受到排斥。报童为了成功售卖报纸，有时背诵些报纸上的大题目并叫喊，甚至跳上驰过的电车去卖，电车售票生对此厌烦，常将他们推下去，然而他们常凭借敏捷的身手，巧妙落下，并且再向车上跳（菁如寄，1933a）。报童地位之卑微、工作之艰辛可见一斑。

在上海，《申报》为报童准备了蓝士林布背心，前面两只口袋上有黄色的“报童”字样，背面写着“申报馆赠”。《新闻报》还送给他们每人一只报袋，这也为《申报》、《新闻报》做了广告（肖舟，2004：10）。报童常被视为与码头工、排字工人、黄包车夫等职业同类的社会最基本的下层工作者（黄嘉音，1940a）。许多管制人员认为报童常拦车强卖报纸或强索金钱，妨碍了交通，危险性很大，故做出取缔的决定（大公报·上海，1947a）。报童有时因拦路哀求、连拖带拉地要求别人买报，被认为有碍交通，警局常要抓几个报童处罚（大公报·上海，1948a）。报童们有时也会集合自己微薄的力量关心国家战争局势，如上海报童曾向申报馆请求，希望转交自己积攒的金钱支援前线抗战军饷，并希望写给申报馆的信刊登在《申报》上，鼓励大家贡献自己的力量，号召大家节衣缩食为前线贡献力量或者救济难民（沈毅，1932：44-45）。

在重庆，对《新华日报》而言，早期的报童是有别于报丁的称呼，报丁拿津贴，负责给《新华日报》订户送报纸，报童是专门零售《新华日报》的；报丁和干部佩戴铁质长方形《新华日报》证章，报童戴布质写有自己姓名的胸章。报童队伍的建立让《新华日报》发行量大大增加，后来报童和报丁的工作任务渐趋一致（罗戈东，1986：18-20）。新华报童的家分在两处，化龙桥虎头岩和市中心区民生路二零八号营业部（后搬至纯阳洞、星庐）（刘兵，金祥明，1986：34）。报童年龄约为十二三岁，没有津贴，提供吃住，收入来自于卖报，一半的钱归自己所有，卖的越多收入越多，报馆也会提供雨伞、草鞋等日用品（左明德，1989）。在重庆报馆，《新华日报》的报童拥有了家，可以过上比较好的生活，并肩负着重要的使命。

（二）售报与吆喝

在街头吆喝新闻、叫卖报纸的报童是大众认知中的报童形象。为了追求报纸的销量，报童会修饰叫卖语言，将报刊信息进行特征化呈现，吸引大众的注意力，并形成报童的吆喝特色。

为了扩大销量、获取更多利润，报童会夸大新闻元素进行吆喝。在天津，报童会通过吆喝强化新闻人物的性别特色让大众产生好奇，一些报童有时吆喝“女招待的新闻呀”、“女学生出乱子啦”、“大姑娘跟着人跑啦”以吸引路人的注意力（菁如寄，1933a）。也因此，“女店员”这个名词常在大众的脑海中印刻上不体面的职业形象特征（菁如寄，1933b）。报童吆喝的内容、方式较易被人利用，滋生造谣的隐患，教唆者会被以毁人名誉、触犯诽谤法而诉讼（大公报·天津，1947b）。

报童常因为政治因素、躲避拦截进行巧妙吆喝，完成送报任务。在解放前夕的上海，报童学校地下党支部组织成立了“报童近卫军”，从事地下革命活动，迎接上海解放。1949年4月，为了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报童近卫军”的孩子们以卖报、送报为掩护，向市民派发传单《告上海市民书》。为了顺利发放传单，大家约定如果情况正常就喊“大公报要伐？”，如果碰到紧急情况就吆喝“老申报！老申报！”，由此巧妙地躲开反动军警的巡查，顺利完成任务，为解放上海贡献了力量（上海黄浦，2021）。在重庆，新华报童为了更顺利地卖出《新华日报》，他们在卖报的吆喝声中巧妙混合两家报纸的名字，甚至连在一起吆喝：“新华—扫荡—中央！”（蒋维芳，1986：85），这不仅掩盖了《新华日报》的吆喝，也表达了对于另外两家报纸的痛恨，呈现出吆喝声中的隐喻。

由此可见，报童的吆喝成为一种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介绍手段，引发大众对该日新闻重要性的关注与认知。报童在售报中作为整体流动售报的一环，其叫卖报纸的过程、传播信息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进行话语修饰的过程，充溢着各种吆喝技巧促成报纸的售卖，形成路人对新闻的共同关注，进而催生购买行为，让新闻与大众的衔接突破了纸质媒介的限制，让新闻成为具有口语化传播的信息流动经验。

（三）送报与贴报

常态化的售报工作之外，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报童又承担了额外送报和贴报的任务。

送报是指报童将报纸送到广大工友、职员等订户手里。送报任务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困难，但在特殊的历史、政治背景下，却成为十分困难但又要紧的任务。在上海“孤岛”环境下，为了将地下党领导出版的《上海周刊》专送给进步读者，潘世敏、蒋凯、傅树华等人兴办了“报童书报服务社”，组织报童在送报时用《中华日报》夹《上海周刊》，以躲避日军的检查，从而成功通过哨岗，将刊物送达（肖舟，2004：11）。

在重庆，新华日报社为了克服由于国民党封锁订户不断下降的困难，摸索出巩固老订户、依靠老订户发展新订户、扩大零售、对社会上的报贩开展教育等措施，以扩大《新华日报》销量（段一芳，1986：121-122）。有的报童设法弄到国民党的大信封，装好《新华日报》寄给读者，或者将《新华日报》卷到《中央日报》、《扫荡报》里面寄出（也冬，1986：10）。还有报童为了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将折成小方块的报纸趁着人流外涌的时机塞给用户；或者装进香烟盒、药瓶中，由商店、诊所、摊贩的骨干读者帮助转交；甚至把报纸放在树洞、坟地等隐蔽角落，让读者自行领取（刘兵，金祥明，1983：64-65）。有的报童还借用其他报差的提包装《新华日报》，努力与其他报贩拉关系请求代送，或假意到商店买货时隐蔽送报（郑吉安，1986：90）。

新华报童会在送报的过程中讲授革命道理，向工人、职员、学生口头宣传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况（纪兴平，1986：60）。新华报童还承担着保护读者的重要任务。国民党常常迫害《新华日报》的读者，轻则扣薪、不卖平价米，重则开除甚至关进集中营，报童不仅要与读者约好秘密的取报地点，并小心填写读者的订报收据，地址填为代号、名字更换成假名，还要妥善保管收据，不能落入特务手里（刘兵，金祥明，1983：125）。报童不仅采取灵活的订报办法方便读者订报（随时订阅、零售送到、暂时停送等），而且在送报时尽力保护读者，如报童在到达读者交报地址之前就要甩掉职业特务的跟踪，存放报纸时要将报纸压在石头下面，身上不能携带订户的姓名住址和订阅起止日期（段一芳，1986：122-123）。

贴报是指报纸的张贴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重庆，许多街头都专门开辟了官方指定的贴报栏，读者每天在上面了解国内外大事，大众在排列整齐、立场不同的报纸中逐步产生对于各类事件的理解。借助贴报栏，报童突破反动派的封锁，让《新华日报》成功地与大众读者见面，发挥舆论的建构作用（刘兵，金祥明，1983：25-26）。《新华日报》除了在街头贴报栏张贴，还在清晨被携带至重大等大学宿舍、饭厅的墙壁上张贴，以及用石头压在各条道路的要点、各校宿舍的门首，发行量增加了很多（重庆市档案馆编汇科，1986：155）。在重庆的近郊农村地区，报童负责执行《新华日报》的送达任务，他们沿途叫卖张贴，报纸的影响力、销售量颇增（重庆市档案馆编汇科，1986：153）。

四、报童的培养与机构设立

当报童数量由少至多、渐成气候，围绕报童展开的系统性培养形成需求。报童受教育较少，培训不仅要满足就职的要求，也兼具提升素养之目标，这里的培养就不能流于零散化，更具完备性的报童学校由此兴起。

上海报童学校的教育方针是依据陶行知的教育主张制定的，即“卖报儿童工学团”，这里的“卖报”是报童们的“工”，读书识字、懂得抗日救国和苦孩子解放的意义是他们的“学”，组织起来不受侮辱是他们的“团”（朱泽甫，2004：3-4）。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入侵上海，众多难民涌入租界，教育家陈鹤琴积极投入难民教育，并发起成立儿童保育会、报童学校、报贩成人班，编写课本与通俗读物提升难民文化水平，对当时的难民救助做出了重要贡献（李新，2011：261-262）。1938年6月7日起，十所报童学校在上海陆续建立，招收学生共计四百余人。陈鹤琴等几位教育家在9月25日新大沽路上海女子大学举行的联合开学礼上讲道：“报童应受教育”，“报童应有高尚人格”，“报童是文化的接线生”，将报童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视为报童之福、社会和文化事业之福，对报童学校的创办寄予厚望（荫庭，1938a）。报童学校的筹办获得了申报馆的每月经费、报童马甲与冬帽的补助，以及来自中华医学会健康顾问的支持，包括为报童检查体格、征募鱼肝油改善健康等（申报，1938b）。

报童学校以“养成健全之报贩、健全之国民”为目标（申报，1939a）。在十家报童学校中，学生人数最少的有31人，最多的有58人，开学时间从6月上旬至9月下旬不等，上课时间多集中于下午和晚上（教育杂志，1938）。报童学校十分注意对报童家庭的深入关切，在家庭访问中对报童的家庭职业及经济状况、报童在家的进修情况、家长对报童的希望、家长对学校的意见进行收集（上海儿童保育会，1939：16）。学校通过家庭访问认识到报童存在截留售报所得进行赌博、吃零食等任意挥霍行为，警示要关注报童的个人理财，鼓励其节约储蓄、自力更生，为将来的个人发展做准备（上海儿童保育会，1939：2）。报童学校修读一年即可毕业，按照陈鹤琴先生的期许，报童毕业后可识字一千，能唱歌、演戏、讲故事，在《良友画报》对报童学校图文并茂的报道中，报童被寄予厚望，预计在即将招生的两千人中，有望产生“中国爱迪生”（张洪，1939）。

报童学校的老师十分年轻，均在20—29岁之间（上海儿童保育会，1939：11-13）。他们有一定的津贴待遇，据《报童学校经费预算（1938年11月）》显示，在教师津贴一项中，校长每月支出20元，主任教师每人每月12元，助理教师每人每月10元。据次年的《报童学校经费预算（1939年4月）》显示，金额略有上涨，在教师津贴一项中，校长每月支出20元，主任教师每人每月18元，助理教师兼总务每人每月18元（上海儿童保育会，1939：22）。

虽然报童学校于1939年被迫停办，但依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被视为上海本地与街童教育、难民教育、里弄教育等并列的新兴教育事业（申报·香港，1939b）。在这一时期，慈幼团体上海儿童保育会凭借救济工作获得了社会良好的口碑和赞助，其还收容了丐童八十余人并教授技能以供谋生之用（国际劳工通讯，1940）。

相比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报童教育，解放战争时期报童学校的课程设置、培养体系都更为成熟、完善。由于战争性质的变化，出现了学校之外对于报童个体思想的培养，报童教育承担着更多的职能，体现出一定的现代价值。

1948年，陈鹤琴和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合作创办“上海市报童学校”，招收对象为15岁以下的报童，免费入学，报童学校地点由青年会提供，位于四川路分会二楼的大礼堂（兼做乒乓球房）和一间原供下棋、打扑克用的文娱室，面积共约300多平方米；上午为报童学校教室，下午仍为青年会活动场地，陈先生担任校长，时任该会少年部职员的张家昌主持学校日常工作（施仲华，2004：26）。在具体的课程设置层面，每日上午9时—10时是课外活动时间（乒乓、篮球、舞蹈、歌唱），10时—12时是基本课程（国文、英文、常识、算术、音乐），以各个学生的教育程度区分受教育等级，程度低的去掉英文，另换唱歌和游戏两个科目（大公报·上海，1949a）。

此外，与更系统的报童学校类似，对报童的教育体现在多种形式的思想意识培养中，但培育人、教化人的性质均是相同的。在重庆，“在斗争实践中用共产党员的榜样力量启发大家”是《新华日报》思想工作的特点，许多新华报童在接受思想教育中逐渐成长为无畏的革命战士（章介，1986：30）。发行课的同志每天晚上听取来自报童的当日汇报，然后介绍抗日战争的形势，进行思想政治的内容讲授，总结与反动派斗争的经验（刘兵，金祥明，1983：20）。报童还被教写作文，并组织观看《北京四十天》、《棠棣之花》、《列宁在一九一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戏剧电影，提升阶级觉悟和斗争精神（戴宗奎，1986：51）。

随着报童学校不断发展，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使得报童的培养不仅是出于售报的需求，更成为职业的一部分，成为具有一定专业性、思想性的群体。

五、报童的社会意义

报童在20世纪上半叶的出现体现出鲜明的社会意义，他们出现在不同的地点、时间，服务于不同的报社，变化的是个体的时空背景，但不变的是历史变迁在个体身上的折射。报童围绕报刊发行的一系列行为参与社会运行，由此体现出多重的社会意义。

在战争连绵的烽火岁月中，报童被视为重要信息的化身，更是一种神圣的工作（周铨祥，1938c）。作为乱世的一抹温暖，报童的温情犹如暖阳温暖了那个动荡的年月，《申报》曾撰文讲述报童“信义可风”的故事：

“

前天早晨，南阳桥光裕里六号陈君，在南阳桥转湾电车站下，向持有报业公会2623报囊的报童购买报纸数份，急于登十七路电车，忘掉新式阳伞一柄。昨晨陈君在原时到原地点，仍向该报童买报，该持有2623报囊之报童不待询问即申言“君曾遗失阳伞否？昨天我待你多时，不见君来，特为归藏，今当送回”。陈君殊觉乱世有此信义之报童更为感佩（申报，1940b）。

”

报童的吆喝往往清脆嘹亮，具有穿透力和感染力，可视为在用声音远播的空间因素争夺获取信息速度的时间因素，即用高亢嘹亮的吆喝声打破地理的阻隔，完成信息的传达。如《大公报》所言：“清晨五点多钟，晓雾中报童喊出了胜利的第一声：‘胜利年元旦特刊’，声音传遍了整个山城”（大公报·重庆，1941）。奔跑在街头为大众提供信息的报童身影、吆喝声与城市的地理空间，共同构成了独特的空间文化、声音景观。

报童更是日常职业群体故事的代言者，甚至登上银幕，成为电影院卡通片的主题与推销卖点（大公报·桂林，1942）。报童不仅隐喻都市背景，也代表着所售报纸的立场，因当时的社会治安环境，许多报童时常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新华日报，1941），报童被毒打后有时会获得来自民众的捐款慰问（新华日报，1945a），有时带来关于言论自由的讨论（新华日报，1945b），也有时因不公正待遇引发读者投诉（新华日报，1947），获得较为强烈的社会反响。

报童所传送的报纸被视为“昨天的历史与今日的精神食粮”（之默，1947a），报童借助报纸的携带成为信息源的化身，也是具有吸引力的人物：

“

清早的报纸刚一上街，立刻抢购一光。报童们无需沿街叫卖，看报的人自会去找他（大公晚报，1948）。

当毛主席朱总司令等抵平的消息传出后，北平的街头突然沸腾了，工人、学生、职员以及市民们都兴奋地跑来跑去，打听消息，追着报童抢买号外（人民日报，1949）。

”

本文对民国时期报童的考察，正如开篇《卖报歌》所唱，报童是真正的“卖报小行家”，具有一定的职业性、专业性，对报纸的售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报童的出现更好地发挥了报刊作为大众传媒传递信息、消除不确定性、建构良好媒介环境的社会功能，更体现出报刊发行在报刊体系构建中的重要意义。

（刘钰潭：《“卖报小行家”：民国时期的报童考察》，2022年第7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来源：新闻记者（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eYqTpQuuASg-T2p84X_cDA

编辑：邓秋雨

刘海明

【案例】

中新社70周年|解码这家通讯社的蝶变

9月23日，在致中国新闻社建社70周年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0年来，中新社坚持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坚持为侨服务，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中国的媒体“版图”中，中国新闻社（简称中新社）是独特、唯一的存在——以对外报道为主要新闻业务的国家通讯社。

今年，这家创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海外华人华侨为读者对象，带着对外传播使命的通讯社，迎来建社70周年。

从47个人开始的“创业”，到境内外拥有52个分社，2000余名员工，24小时不间断发稿的全球三地信息发布系统；

从骑车到电报大楼发稿，到形成报、网、端、号的立体传播矩阵，覆盖全球几亿用户，用数与网架起沟通、团结华侨的桥梁；

70年，穿越漫长的历史风云，中新社从“海棠院”（创建之地）出发，立足中国、走向世界、服务全球华侨华人，在守正与创新中栉风沐雨、绽放风华。

中新社是如何实现“蝶变”的？9月26日，传媒茶话会对话中新社总编辑张明新，揭秘中新社70年发展、壮大的“密码”。

清新文风“创造者”

“现在，你们有47个人，这在开头已经不算太少了。新华社起家的时候，才5个人嘛！”

1952年，中侨委副主任委员廖承志来到“海棠院”，出席建立中国新闻社筹备会议时曾说。

70年前，新中国成立仅3年。新生的共和国遭受西方的孤立和封锁，海外侨胞难以获得来自祖国的准确信息。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处境更为艰难，大量歪曲事实的报道和恶意捏造的谣言在海外华文报纸上流传，离间侨胞与祖国的感情。

面临复杂而严峻的国际形势，为联系、团结1200多万海外华侨华人，传递一个真实、全面的新中国形象，1952年5月，中央有关部门开始筹建一个专门面向海外华侨的新闻机构。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的意见，这个破茧而出的通讯社被定名为：中国新闻社。中新社由此诞生，并开启讲好中国故事的“光荣与梦想”之路。

1952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中新社第一届理事会名单，并预告中新社从10月1日起播发广播纪录新闻。

初创时，虽然只有47个人，但中新社群英荟萃。第一任社长金仲华，是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曾主编过国际新闻社的英文稿刊《远东通讯》；胡愈之、王芸生等报界名流是理事会成员；班底都是精兵强将，且来源广泛——除了当年解放区的新闻工作者、国统区的进步新闻工作者，还有一批背景独特的新闻专业人士，包括海外华文报刊的主笔、社论撰稿人、港报资深编辑以及在国际新闻社工作过的媒体人。

将中新社办成什么样的通讯社？如何办好中新社？

“打破关门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报道要群众化一些，不要啰嗦、过长，要简短有力”“工作要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在中新社的多次讲话中，廖承志指明了办社方向。

同时，廖承志到中国新闻社讲话多是即席而谈，开门见山，不讲官话，没有套话，谈笑风生，诙谐幽默，提纲挈领。

金仲华担任中新社社长时，亦就文风问题多次提出要求。

比如短文、短段、短句子。长文章要多一些小标题，这是帮助读者，便利人家看；要使人家看了头一两句就非看下去不可。句子简单明了就自然会突出；可以引用一些侨乡的成语、比喻，这能使人更感亲切，更能吸引读者。

廖承志作为中新社的创立者与金仲华等第一代“中新社人”的新闻理念，共同奠定了“中新风格”的基础。

何谓“中新风格”？

中新社总编辑张明新告诉传媒茶话会，经过几代中新社人不断实践、摸索、发展、完善，“中新风格”可以描述为“官话民说、中话西说、长话短说、空话不说”。具体到写作上，所谓“中新体”可以概括为五个字——

实（用事实说话，用平实的态度说话）、宽（报道面宽）、短（短小精干、开门见山，不拖泥带水、穿靴戴帽）、快（时效快）、活（注重细节描写、背景穿插、现场感），力求使报道具有亲和、清新、国际化的特质。

张明新举了三个例子：

1957年，中新社发出一篇关于戏曲演员范瑞娟的专稿《我的丈夫，我的蜜月》，讲述范瑞娟的家庭和婚姻生活，向港澳和海外读者展现大陆戏曲演员的生活新貌，角度独特、文笔朴实、内容生动，被海外报刊广泛刊用。

1978年，报道在曼谷举行的亚运会时，中新社以“亚运短波”为栏目发出200余篇电讯通稿，受到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华文媒体欢迎。香港《文汇报》在刊登“亚运短波”时写的“编者按”中说：“中新社日前从曼谷发回亚运会的花絮，笔调轻松，内容丰富，冲破过去不敢闯的界限。”这其实就是“中新风格”一种传播效应。

1982年，中新社的一篇报道提到“港人治港”，这是这个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1984年，中新社的稿件中第一次使用了“马照跑，舞照跳，股票照炒”的说法，生动形象地阐述了“港人治港”的内涵。从此，这成为一种固定表述流传开来。

“中新风格”在业界受到肯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的创办者孙玉胜在《十年》一书中回忆，节目筹备时，时任央视台长杨伟光明确要求，节目语言要变为“中新体”。

以“中新风格”形塑的独特文风既是中新社70年新闻实践中传承与发展的精神特质，也是中新社发展、壮大的基因密码。

对外传播“主力军”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新时期媒体做好对外报道的根本遵循。

在致中国新闻社建社70周年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希望中新社创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加快融合发展，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增强报道亲和力和实效性。

作为以对外报道为主要使命的国家通讯社，中新社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

作为中国对外传播的主力军，在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等热点、焦点话题上，努力创新表达方式，通过独具特色的“中新风格”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促进中外交流，中新社展现出积极的作为与担当。

在“一带一路”的报道中，中新社曾推出一篇《中柬“正能量”双向输送》的对外报道，将叙事视角放在了柬埔寨水电项目的合作建设上，用图文直观呈现了水电项目对柬埔寨资源保护、经济建设所带来的好处，让海外受众充分认识到了“一带一路”的现实价值。

张明新表示，通过新闻策划与报道实践，中新社探索、总结出了做好对外传播的“三结合”方法。

一是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

2021年伊始，中新社发挥智库专家资源优势，推出学理型融合专栏《东西问》，聚焦文、史、哲、政、经领域，打造集针对性、学理性、通俗化为一体的高端政治文化类特稿。

专栏创建一年多来，已推出各类报道近千篇。其中，“东西问”之“观中国”系列报道，通过多位海外知名专家“外眼观中国”，以学者客观、平实的视角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与疑问，提升中国议题在国际舆论场的整体声量。该组稿件被境内外网站转载，实现了单篇被转载均超200次、总阅读量超3000万人次的传播效果。

二是把“抽象”和“具象”结合起来。

2021年，建党百年时，为了让受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读懂今天的中国与中国共产党。中新社策划了“中国共产党的‘十万个为什么’”融合系列报道，推出122篇精心打磨的作品，以“党史+新闻”“史实+思想”为基本思路，既走进历史的深处，又回到当下的现实与热点，通过历史故事和党史知识，勾勒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的坚守与传承，以及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思想与实践。这批报道在新媒体端总阅读量近5亿，微博话题阅读超1.4亿。

三是把“一体”和“多元”结合起来。

近些年，中新社通过举办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行走中国”采风活动等方式，拓展国际传播主体，致力于实现对外传播的“一音独奏”到“多方和鸣”的转变。

2019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新社与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08家海外华文新媒体联手推出“全球华文新媒体国庆24小时联播”，同步向全球受众全景式展现中国各地各民族群众和海外华侨华人共庆新中国华诞的盛况，网络直播总观看人次逾1200万，其中海外社交平台人数近300万。

据张明新介绍，在中共二十大召开之际，中新社推出的“问答二十大”系列微视频，以国际视角、互动问答的形式，让党代会可知、可感。

截至目前，“问答二十大”栏目已推出“中共各级‘一把手’为什么叫书记？”“为什么中共的党代会五年开一次？”等多期视频。截至目前，在全球主流华文媒体实现落地或推送逾600家次，全网总阅读量超过1.5亿次。

融合发展“排头兵”

2014年，中央深改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

从创建之初，中新社就具有媒体融合的“基因”，而且是媒体融合发展的“排头兵”。

作为通讯社，为了做好对外传播，中新社还拍过电影。1958年，中新社组建电影队。从1958年到1964年，中新社共拍摄了《诗歌的海洋》《故乡行》《福建风光》等二十多部风光纪录片，以及《西厢记》《丝线姻缘》等八部舞台戏曲艺术片，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介绍祖国各地风貌和地方传统戏剧艺术。

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进入中国。作为具有国际视野的通讯社，1995年4月，中新社在香港“上网”，成为媒体中最早的一批“触网者”，成为亚洲地区最早上网的数家中文媒体之一。这比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的创立时间还早三年。1999年，中新网正式在北京成立。

进入新世纪，在发挥通讯社全球性的采编发、强大内容生产优势基础之上，中新社进一步拓展媒体“版图”，增强办报能力。2000年，《中国新闻周刊》创刊，以“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为办刊理念，发展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多语种时政期刊，其深度报道在业界广受赞誉。

“进入发展新阶段，中新社加强国际传播，在数字化、网络化的道路上也走在了前列，把以侨为桥、融通中西的实践从纸上延伸到网上。”张明新讲道，中新社主要从三个方面推进融合建设。

首先，构建调度顺畅、运作高效的采编体系。

在张明新看来，对于通讯社而言，媒体融合最关键的是打通组织架构和采编流程，建立有效且高效的采编体系。而这也恰恰是媒体融合发展的一个难点。对此，中新社在思考和摸索中逐步推进改革和优化。

现在，中新社已经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全媒体、全流程、全天候新闻采编发布和传播效果监测，有效保证了指挥运行忙而不乱、高效有序，采编运作效率提升，融合协作得到显著加强。

其次，锻造全媒体采编队伍，让融合报道常态化。

为了鼓励采编人员尽快适应融媒体采编要求，向全媒体记者转型发展，中新社通过改革、优化考核与激励机制，促进传统媒体业务与新媒体业务深度融合。

与此同时，中新社发力全媒体矩阵，扩大对外传播中的融合效应。

在媒体深度融合的新阶段，中新社借势媒体融合，发挥自身优势，在原有业务门类和平台基础上，致力于打造全媒体传播矩阵，凸显了融合效应在对外传播中的作用。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百年、迎接二十大等重大新闻报道中，中新社充分发挥全媒体优势，实现传统产品精准投递，新兴媒体融合发力，全媒体矩阵融合传播。

中新社融合传播矩阵

古语有云：“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对个人而言，70岁意味着在守规矩中，正道直行。

70年来，中新社也有着一份坚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爱国主义报道方针、坚持为广大海外侨胞服务。同时，也有着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精气神——不断创新报道手段、丰富表达方式、增强融合发展能力，在“不变与变”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新征程、新起点、新作为。张明新对《传媒茶话会》表示，当前，中新社上上下下正在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创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增强报道亲和力和实效性。进一步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加快融合发展，着力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多样式的立体化对外传播格局，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传递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来源：传媒茶话会（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hdK7-YlEWIrmMjS3ikz2g

编辑：陶鹏辉

刘海明

【案例】

真实的马克思，彻底颠覆你的印象

马克思并不是从一而终的马克思主义者。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是1850年以前马克思的思想

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说过，“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的想法，无论是对是错，其影响力均超过一般人的理解。自认能够完全不受知识影响而偏重实务之人，其实经常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

马克思就是这样一位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可是，随着历史渐行渐远，100多年后的今天，马克思的形象就像雕塑一样固定下来，令人仰望而难以接近。幸好，马克思留下来大量的手稿，可让后人深入了解一个思想家的心路历程。

“马克思手稿的流传过程非常非常复杂，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史博德(Fred E. Schrader)先生说，“最初给了恩格斯，恩格斯交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总部，193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把它们交给了荷兰社会历史研究所。

现在这些手稿已经全都电子化了，可以在英特网上找到。谁愿意研究都可以去看，只怕没人看得懂，因为马克思会几种语言，而且有很多缩写，还有他自己创造的写法，非常难以辨认。”

作为德国著名学者，史博德是极少能辨认马克思笔迹的人，也是当今世界极少看过马克思全部手稿的学者。

史博德的毕业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马克思1850年到1860年思想转变的手稿。2002年－2012年间，他作为柏林科学院马克思和恩格斯新全集编委会成员，负责整理、编辑出版马克思未刊历史笔记，又有许多新的发现和心得。

在上海巨鹿路的一家咖啡馆里，史博德先生接受《财经》记者采访，详细讲述他阅读马克思手稿的认识，给我们描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马克思。

为什么1850年后马克思开始反思？

《财经》：马克思虽然在中国知名度很高，但毕竟已经是100多年前的人物，所以普通中国人对他个人并不了解。您在大学里上课，学生们对马克思感兴趣吗？

史傅德：我教中国学生的时候发现，他们不能接受真实的马克思。

其实，马克思是19世纪的人，他使用的所有资料和信息都是19世纪的，然而，他的思想是超前的，并不局限于要解决19世纪资本主义的那些问题。这两者是脱节的，好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和马克思不同，恩格斯是比较现实的，他要解决19世纪的社会民主党、银行国有化等问题。马克思在手稿里写道，这些行不通。马克思有大量笔记手稿，许多话题并没有和恩格斯讨论，也没有发表。通信讨论的还是两个人比较一致的观点。

实际上，马克思在和恩格斯讨论当中，不断在试探到底恩格斯能接受到哪一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讨论限于政治层面，而马克思在笔记里想得更深，从经济结构、生产结构、生产方式等多方面去思考。

《财经》：传说马克思、恩格斯是亲密无间的朋友，看来并非如此？

史傅德：他俩是特别好的朋友，但是思想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19世纪40年代他们是亲密战友，共同写了《共产党宣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从手稿看，你写一段、我写一段，还互相评论。但是1850年以后明显分开了。

马克思是真正的学者，他不断在进行思想实验，也不断在试探恩格斯，看你到底能懂到什么地步，能够沟通到什么地步。可是恩格斯没有理解马克思另外的想法，所以1850年以后两人思想上已经有了分歧。但是在感情上还是一样，只是理论上求同存异。马克思自己继续思考探索。

《财经》：思想上求同存异，这种朋友很难得。

史傅德：他俩感情上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恩格斯知道马克思是个奇才，他也需要这么一个奇才。马克思也需要恩格斯，因为恩格斯是真正的行动的政治家，马克思根本不能付诸行动。另外恩格斯也确实在财力上支持他。

《财经》：您说马克思从1850年后思想发生转变，可是上世纪80年代，马克思的《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在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人们突然发现，好像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马克思。是不是马克思思想转变要更早些？

史傅德：《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实际上是马克思的阅读笔记，档案中看到的不是一本书，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它是哲学思考，讲了对人类解放，所以非常有意义。

这本书1932年第一次出版，然后大家就忘了。到了上世纪50年代苏联解冻时期，又被重新发现，拿来反对斯大林。马克思提倡人类的解放、自由主义、个人，西方学者也拿这个来反对斯大林专政。这种观点对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也有冲击力。这本书一次次被拿出来说事，这种现象特别有意思。

在1850年以前马克思的思想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是暴力革命、无产阶级政权等主张。列宁特别欣赏这一套，列宁主义就是沿着这么一条线发展起来的。可是1850年之后，马克思进入反思。

《财经》：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会产生反思，是什么事件或者什么因素促使了他的转变？

史傅德：首先是1847年－1848年和1857年－1858年两次经济危机，马克思忽然认识到，这两不但是经济危机，还是金融危机。金钱分两部分，10％进入个人消费领域，90％是债券、股票等资本运作。和过去危机完全不一样，这是第一次全球化的金融危机，政治革命根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他意识到从此以后，经济危机不再是一个国家的事，而是全球化的。经济全球化的思想在马克思这里开始出现。

其次，法国1848年革命以后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政治经济基础是国家银行、重工业、信贷银行等。马克思原来认为，这个帝国不可能持续，早晚垮掉，由无产阶级掌权。结果与他的预料完全相反，法国社会越来越稳定。这对他的震撼非常强烈，也促使他开始反思过去的那些想法。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和蒲鲁东针锋相对的斗争。蒲鲁东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兄弟，其实支持拿破仑第三。马克思要回答蒲鲁东的理论，就必须要深入思考。

“无论政治还是军队，相对于市场都是失败者”

《财经》：从资料看，当时恩格斯坚持政治家的实践性，甚至身体力行去练骑马射击，准备打仗。

史傅德：马克思钻到他的思想实验室里，转向经济学、金融研究，研究经济危机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在此之前他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专家，真正进入研究之后，才发现和原来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

《财经》：概括地说，1850年以后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什么转变？

史傅德：他越来越觉得，政治革命、暴力革命是行不通的。暴力革命也只是换汤不换药，把政府换掉了，但是资本主义体系是不可能被政治革命打碎的。

《财经》：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马克思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怎么看呢？

史傅德：1850年之后，马克思的思考是围绕着资本运作展开的，他从来没有给出结论。如果说有结论，就是：第一，无论政治还是军队，相对于市场都是失败者。拿破仑第一，还有俾斯麦，在强大的市场面前都是失败者。

第二，面对金融市场，政府也是个失败者。马克思经常以嘲讽的口气在手稿里说，不论是英美还是德法，要说政治和市场之间有什么关系的话，唯一的关系就是政治家被市场腐化了。他非常辛辣地嘲笑说，政治家想要对市场做什么，只有被它腐化。并不是市场来积极地腐蚀他，而是政治家自己积极地被腐化。

《财经》：马克思讲得特别精彩、特别重要。他有没有预见到计划经济？

史傅德：他说，理性或合理的市场解决方法，实际上是乌托邦，并不是说国家来介入就能够解决经济问题。所以，他根本不能认同后来苏联的那种所谓的计划经济。

对未来社会，马克思并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构想。他说，我们不能想象未来社会是什么样的。他强调社会自身演进，最反对国家来支配生产和分配。

《财经》：那么，马克思对私有制持什么样的态度？

史傅德：认真阅读马克思就会发现，甚至在共产党宣言里，他都承认私有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在手稿里，他特别讲私有制在18世纪对社会推动和生产力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私有制才能被全社会所接受。还有，私有制对个人的发展、对人的自由也是很重要的。他认为，哪怕你是个拿薪酬的工人，你都是个自由的人。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发展如果超越了个人消费的界限，所有制本身就不再是私有了。发展到一定程度，私有制就成为一个悖论了。

《财经》：私有财产超过了一定限度之后，就会变成社会公共财富。但它并不是以政治的方式变成公共财富，而是自我演化的内在逻辑。是不是这个意思？

史傅德：金钱变成资本，资本进入公共领域的循环体系，私有制其实就异化了。私有财产不再私有。马克思并没有只说要消灭私有制，而是说私有制有一天会超越自己，自己否定自己。而且私有制超越到一定程度，会否定国家，而不是说通过国家干预来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的意思是说，社会有一种自我繁殖、自我再生产的能力。有一天社会生产将超越社会、超越所有个人的利益，超越金钱，超越资本，但必须是社会自我繁殖，政治外力不可能超越它。

“马克思反对强化国家在经济当中的作用”

《财经》：马克思在1850年之后，参与过现实政治活动吗，参与到什么程度？

史傅德：他对第一国际、第二国际起了理论引导作用，很谨慎地参与，真正参与的是恩格斯，当然他们是互相沟通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纲领是马克思起草的，但是这些纲领把他的想法简化了，二者之间有落差，也可以说是矛盾的。

《财经》：不过对于1871年发生的巴黎公社，马克思很快就写了一本书《法兰西内战》，说明他还是关心现实政治的。

史傅德：巴黎公社期间，马克思就写了《法兰西内战》，实际上是即时的反应，根本没有足够的信息，也没有经过缜密思考。巴黎公社之后，是不是无产阶级掌权了？全是猜想，没有坚实的事实基础和充分信息。

《财经》：在此之后，马克思对有些基本判断是不是有过修正或者校正？

史傅德：很难说他到底有没有反思，因为他的兴趣和注意力再一次转移到经济问题上。但是能看出来，他越来越认为政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没有什么太大作用，所以他反对强化国家在经济当中的作用。

马克思认为，国家不能占上风，不能是强者，政治也不能起决定性作用。马克思越来越反对政治控制经济，而恩格斯还是强调国有化的重要性。

《财经》：马克思主义的很多基本原则，共产主义、暴力革命、公有制等等，这些东西难道不是马克思学说里面的内容吗？还是说，马克思思想里面本身也充满了巨大矛盾？

史傅德：马克思的思想其实从来不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结论。马克思的思想一直是发展的，从来没有完结。

例如，《资本论》从来没有完成定稿，第一卷有八个版本和草稿，互相矛盾。现在通行的版本是恩格斯整理定稿的。后来德国马克思全集研究小组发现，恩格斯编《资本论》第一卷把它浅化了，甚至加了很多政治内容，其中一些和马克思手稿里的内容甚至是冲突的。也不能说恩格斯是篡改了马克思的思想，权威的《资本论》版本其实是没有的，因为马克思自己留下了好几个开放性的选择。

《财经》：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

史傅德：因为马克思留了几十本手稿，恩格斯又把好多不理解的搁到一边去，觉得哪个更适合自己，就选择了哪一个。

考茨基、列宁都觉得恩格斯的版本特别好，因为里面线索很清晰：先有生产，然后有交换、剩余价值，把这些都消灭以后，社会主义实现，所以他们就沿着这条线拼命往下走。但是看马克思的手稿，根本就找不着这条线索，完全是后人的主观理解。

《财经》：列宁描述的马克思主义说，资本主义的危机一次比一次大，到最后大爆炸，工人阶级夺取政权。马克思承认这个观点吗？

史傅德：特别是1860年以后，马克思越来越排除了总崩溃的结论。他说，要改变一个社会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从外界用政治手段一下子来打碎它，只有在不同领域的空间里来寻找改变社会的可能性。

其结果，马克思自己排斥的观点，最后却被考茨基、列宁强化。

《财经》：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矛盾有没有提出解决方案？

史傅德：没有。在他看来，按照内在的逻辑是不可能解决的。在现行体制中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进入资本的运作，必然多少年再来一次经济危机。用实用主义的政治手段解决，他也觉得不可能。必须走出这个体系和逻辑，才能解决。但是他说，我没有想出来怎么办。

“马克思是极端的天才”

《财经》：作为一个思想家，马克思研究的主要是什么？

史傅德：马克思的思想研究没有主线，经济、金融只是一部分。他想成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所以他的手稿里头什么都有，包括电力、化学、文献学、生物学、地理，甚至他对数学也有兴趣。他有三大本历史手稿从古罗马社会一直到英国革命，他要研究政权传承的合法性和逻辑。

《财经》：通过阅读手稿，您认为马克思是个什么样的人？您对这个人怎么评价？

史傅德：马克思的手稿是一个思想大实验室，实验的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各种模式。

马克思是19世纪的人，但他研究得出来的结论符合今天社会的一些情况。如果好好读马克思的话，特别是他没发表的东西，都能看到他真的有一种预见性。例如，中央银行、信贷和政府债券的作用——这些是19世纪没有发生的，马克思的手稿里完全推断出来了，而且做了非常详细的描述。

马克思是一个极端的天才，或者是一个天才式的“疯子”，毕生的精力都在寻找一种他不可能得到的结论。从天才性来说，他可以跟黑格尔相比，他在思考的层面已经触及了可能的边界。所有他之后的政治家，或者是在他的这条线上思考的人，都没有到达他的高度。

《财经》：怎么理解马克思思考的边界？

史傅德：对马克思来说有两方面，一个是他想知道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实际是什么样的，这是可触及的、相对物质层面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人的精神和思考的临界点在哪儿。他一直在研究人类意识形态的演变，结果是相互矛盾的，这是他所触及的临界点。

不管从哪个层面上说，马克思都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或者其他政党宣扬的马克思。真实的马克思不是后来被描述的，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后来列宁他们塑造的那样。

《财经》：其实早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时候，很多德国年轻人阅读后，兴奋地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知道以后气愤地说，我什么都是，但我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史傅德：确实，马克思并不是从一而终的马克思主义者。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是1850年以前马克思的思想，后来马克思本人成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可惜没有人去好好研究，也没人理会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因为不想接受。

马克思主义者都说，马克思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是不可分的。但是，政治家必须是可以交流的，必须有听众，但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自相矛盾的，大部分东西无法交流、无法让听众马上明白。从这点上说，马克思不是一个政治家。特别是阅读他的手稿以后，我真的不能把这两者捏在一块，完全是两个形象。

《财经》：既然不是从事实践的政治家，所以马克思也不应该为后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负责？

史傅德：马克思思想在共产主义国家被接受的其实是很少的一部分，主要是国家革命、暴力革命之类，这些都是1850年以前马克思继承傅里叶、圣西门、欧文等人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19世纪50年代对英国的经济状况研究以后，就像前面谈到的，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巨大改变。

马克思主义和后来发展下去的那些理论是另外一个历史。它不是马克思思想的延长线，而是衍生出相对独立的另外一条历史线索。作为思想家，马克思不能、也不应该为共产主义运动实践负全部责任。

来源：凤凰新闻

链接：https://ishare.ifeng.com/c/s/v006vaQGKn8GjRi0W5mcQyznfVSO--B0nZnp4R6OKfWJJTSkAG1frqnBtKr6jtf9-_F2xx?spss=np&channelId=SYLB10NEW&aman=dGe70H458O042u78fS7ab

编辑：屈妍君

刘海明

【案例】

编辑：吴氏垂心

刘海明

【案例】

聂励||中英两国关于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交涉（1949—1958）

本文作者  聂励（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中国共产党在香港设立组织机构由来已久。成立于1947年的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以下简称“新华社香港分社”），是中共在香港设立的第一家新闻通讯社。作为中共开展宣传舆论的重要机构，新华社香港分社自然受到港英当局的密切关注。然而，除了新闻通讯社的职能外，新华社香港分社还一度被视作中国政府的派出机构，在香港履行职责。1958年以后，新华社香港分社实际成为中国政府在香港的最高官方代表机构，直至1999年12月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新华社香港分社职能的调整反映了中国政府对驻港机构及其组织运作的政策变化，也暗含了中英两国在香港问题上的博弈。

对于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发展情况，学界已有一定数量的成果积累。有学者研究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创设与运作历程，也有学者侧重分析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职能与活动影响。不过，可能是受制于资料文献，既有研究忽略了一些具体的史实与细节，难以呈现新华社香港分社所担负的职能极为复杂立体的多维面相，导致对一些关键问题缺乏深入探讨，如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对香港派驻机构的态度和安排、新华社香港分社与港英当局的关系，以及中英两国围绕驻港机构问题展开的角力等。有鉴于此，本文拟以中英两国档案为基础，综合其他历史文献，尝试论述20世纪50年代中英两国关于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交涉，以期阐明上述几个问题。

一、新华社香港分社早期运作与英国有限干预政策

中共同香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1934年3月设立的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最初是中共在华南发展组织、动员群众的后援基地。1938年1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它被视作中共中央在香港的代表机构，承担着抗战时期中共对外联络和争取国际物资援助的重要职能。1942年2月，由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领导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在香港进行游击战争，为中共收集、运送物资和开展营救行动提供保障。应当说，中共早期领导人充分利用香港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区位优势，建立较为完备的组织系统，为武装斗争和统战工作发挥独特作用。

另一方面，自占领香港以来，英国一直对历届中国政府在港设立官方机构的设想进行打压。1869年清政府提出任命驻香港总领事，遭到时任香港总督麦当奴（R.G.MacDonnell）的坚决反对，理由是“会加剧治理香港居民事务的复杂程度”，同时“担心领事馆成为制造阴谋的中心”。1940年，国民政府提议向香港派遣官方代表，港英当局认为双方就委任一事达成一致的前提是“派驻官员无权代表英籍华裔公民和在香港定居的华人”，并且“机构不得以任何名义干涉英国在香港的治理”。港英当局早期对中国政府驻港机构的顾虑，根源在于驻港机构对香港民众祖国向心力的变化有着重要影响，这可能会威胁到英国的统治地位。因此，二战胜利前中国政府未能在香港以公开方式从事官方活动，中共在香港的组织以开展隐蔽的“地下”工作为主。

1946年6月，为协助华南各地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香港与广东地区的爱国统一战线，根据中共中央南京局指示，中共港粤工作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广东区党委从事宣传、文化、统战、侨运等工作的人员均转入该机构工作。9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张家口、哈尔滨、安东和苏北等地。为做好撤退的准备，中共中央南京局将公开活动的重点地区转移到香港，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要求工委负责人到上海接受任务。

1947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设立香港分局，直接受中央领导，同时与上海中央局发生联系，方方和尹林平分别担任分局的书记和副书记。中共港粤工作委员会于6月改称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香港工委”），成为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下设的三个平行组织之一。香港工委“专管港及华南、南洋公开的统战、材料（刊物、报纸）、文化、外交、经济、华侨、群众（工、青、妇）各项工作，以便分局本身及其他两项组织都能与公开工作分开，尤其要使港及广州南洋各地当局只知港有工委活动，不知其他”。为达到良好的隐蔽效果，香港工委以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形式公开活动。对此，英方予以一定程度的默许。英国态度发生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抗战时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配合盟军英勇作战，港英当局对中国的抵抗报以同情态度，对中共在港组织产生一定的好感。而且解放战争初期局势尚不清晰，港英当局须在国共两党之间保持中立，为后续统治做两手准备。此外，新闻通讯机构较之于使领馆，政治色彩不明显，更何况英国尚有多家通讯社在中国活动，港英当局很难拒绝中共在港开展组织活动的要求。

新华社香港分社由《正报》月刊编辑部、地下电台和东江纵队驻港办事处三部分组成，主要工作是团结进步人士，收集相关资料，组成国际统一战线，为迎接全国解放做准备。1947年5月1日正式对外发稿，香港工委常务委员乔冠华成为首任社长。他经常以香港分社社长的身份与港英当局接触，“这是港英当局在历史上与我党第一次建立关系”。

新华社香港分社成立之初，正值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国统区很难接收到中共的报纸、刊物和广播。因此，香港成为除解放区之外唯一可以发布人民自卫战争胜利消息的地方，新华社香港分社积极将社内中文新闻稿发给香港报社和海外报刊。同时，周恩来鼓励香港分局“联络香港及南洋的中国自由主义及进步的记者成立中国或华南自由记者协会，设法救济内地被捕与流亡到香港南洋的记者”，支持香港“利用各种可能广泛宣传美蒋勾结卖国残民打内战种种事实，激发人民中民族情感，以酝酿更大的民族斗争”。由此可见，新华社香港分社在传播中共政治主张，帮助国统区人民认清形势，向海外华侨宣传国内战争形势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国共内战局势明朗化之后，西方阵营开始调整对华态度和立场，英国政府不得不正视香港问题。1949年1月，英国殖民部和外交部同时强调：“香港对英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期待香港作为远东地区一个稳定的中心发挥其作用”。这实际表明英国政府固守香港的决心，也预示中共驻港机构开展活动与英国统治香港之间的矛盾。4月，英国皇家海军“紫石英号”军舰擅自闯入长江水域前线地区，引发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英国军舰的军事冲突，新华社香港分社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和评论。这一事件及中方媒体的报道引起香港总督亚历山大·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的担忧，他认为这对维护英国在香港和东南亚的统治极为不利。为了保住在香港的统治地位，葛量洪主张英国政府在扩充香港军队数量和防御力量的同时，“应当同意香港制定法令管制外国政治团体，在香港采取行动抑制共产主义发展”。4月23日，葛量洪在香港听取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马尔科姆·J.麦克唐纳（Malcolm J.MacDonald）的意见，坚定了港英当局采取“防卫”路线的决心。5月22日，港英立法局通过了《社团注册条例》，规定可以拒绝注册与港外政治团体有关联的社团，警察可任意进入其所认为是非法社团的房屋进行搜查及逮捕，这引发内地民主人士的不满。7月31日，“紫石英号”军舰从长江口逃遁，新华社香港分社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前线司令员袁仲贤将军关于“紫石英号”逃走的声明。港英当局由此警告称，如果香港分社再有所谓“毁谤”行为，港英当局将采取“适当行动”。

简言之，新中国成立前，英国虽同意设立新华社香港分社，但并未放任其自由发展，而是对其采取有限干预措施。“紫石英号”事件发生后，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报道对香港社会舆论产生的影响，一度引起英国官员的高度警觉，触发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对中共驻港机构进行重新评估与思考。

二、新华社香港分社“注册风波”与中英两国的政策困境

在解放军渡江南下的背景下，港英当局对中共驻港机构实施破坏，并不断打击参加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和香港民主工会，中共中央由此对驻港机构采取隐蔽或撤退方针。1949年4月，香港分局改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5月，“华南分局即移国内，香港仅管工委，即不再与各游击区联系，其通内地的交通机关，亦应成为纯技术性的，不再给与政治指示”。及至9月，包括香港工委在内的华南分局下设多数机构从香港迁至广州，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组建成立。尽管香港工委的多个组织已撤销或搬迁，但新华社香港分社被保留下来，原新华社伦敦分社社长黄作梅成为第二任社长，并负责与港英当局交涉以及与国际社会一般性接触等对外联络工作。香港工委的重组并不意味着中共对香港重视程度减弱，而是中共中央基于国内外局势变化对香港定位的一次调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香港为党组织开拓物资渠道、发展海外关系、建立国际联络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何继续发挥香港的优势并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服务，是中共中央着力思考的问题。1949年2月，毛泽东在与苏联特派代表米高扬谈话时明确表示：“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即使苏联方面质疑“这个城市有很多帝国主义特工”，中共也没有改变维持香港现状的想法。从这一决断看，中共领导人没有将香港问题视作单一的领土解放问题，而是基于维持香港现状带来的积极意义进行考量，以期实现将香港独特优势和国家长远规划相统一。

1949年10月广东战役打响，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5日控制香港以北地区，并驻扎在深港边界。英方急于获知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真实态度。17日，葛量洪在写给英国殖民部的备忘录中列举港英当局可能面临的与中国政府的一系列冲突，其中包括香港与内地的航运、民航和广九铁路中断，香港与内地通关和旅行护照手续受阻，国民党军队滞留香港和中国政府在港资财处置等问题，而更为紧迫的是“限制香港民众言论自由的问题”，担心“一旦中共的报纸和出版物流入香港，这里将不可避免成为国际情报信息中心，如果放任中共组织机构在香港进行公开演讲和动员，必将对港英当局的治理产生不良影响”。

基于“新的政权是实际上控制整个中国”的事实，考虑到远东殖民商业利益对英国的重要性，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予以法理承认。不过，由于两国政府在对香港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态度、联合国中国代表权的投票行为以及中国政府在港产权与财产处置等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建交工作暂时搁置。与此同时，新中国的成立鼓舞了香港爱国民众的士气，他们通过发表演说、发起游行等群众运动指责港英当局，港英当局由此评估香港总体形势极不稳定。1月28日，香港电车工会举行罢工，香港警队驱逐主要组织者，很快控制局面，而“香港警察总署政治部”则质疑新华社香港分社在罢工运动中发挥的动员作用。葛量洪提议根据1949年颁布的《香港外国机构代表（管制）条例》〔HK Representation of Foreign Power（Control）Ordinance〕，重新审查中国政府派往香港代表机构的资质，要求新华社香港分社向港英当局注册，同时接受条例管辖。

英方在香港问题上的做法引发中国政府的不满。中方首先用实际行动表明没有立即收回香港的打算，人民解放军抵达深圳河北岸后，并未顺势跨过罗湖桥进攻香港，而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谨慎处理边界事件。相反，英国政府在处置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停放在香港的70余架飞机问题上有失公允，“香港警察总署政治部”对当地进步人士的打压和香港居民的限制愈加严重，令中国政府难以接受。另外，香港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数增多，是中共威望在香港显著提升的必然结果。1949年11月，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体员工在香港宣布起义，毛泽东称赞他们“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投入人民祖国怀抱，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这些举动与中国政府在香港设立何种机构无太大关联。因此，面对英国驻中国临时代办约翰·科尔维尔·胡阶森（John Colville Hutchison）提出新华社香港分社注册一事，中国政府并没有给予正面回复。

要求新华社香港分社注册无果，英国政府内部出现了不同意见。殖民部主张继续要求香港分社进行注册，该部官员约翰·D.安德森（John D.Anderson）在向内阁提交的报告中列举了苏联驻香港机构的案例。1948年，一名捷克难民在遭到香港法院传唤后向苏联通讯社——塔斯社求助，苏联大使以塔斯社属于苏联政府部门为由，声称塔斯社享有外交豁免权，无须受香港法院审判。不过，在英国法律框架下，通讯社并不享有外交豁免权，加之塔斯社经常在香港发行含有“颠覆性”内容的刊物，港英当局多次策划关停塔斯社香港分社。殖民部担心，新华社香港分社如果不受条例约束，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引发系列法律纠纷。同样不能容忍新华社香港分社存在的还有葛量洪。他表示，“新华社香港分社绝非简单的商业新闻机构，其在香港劳工界、教育界和青年运动中影响巨大，是红色政权介入香港事务的重要宣传基地”。同时，也有部分英国政府官员反对向新华社香港分社施压。外交部远东司官员特伦奇（Trench）将有关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建议备忘录发送殖民部，细述使领馆和通讯社的差别，称外交部还未取得“香港分社就是中国政府的官方机构”的确切证据。如果它是使领馆，那依照国际惯例就享有外交豁免权，若是通讯社则没有。但强制注册只会引发更大的社会轰动，强制关停则更是违背港英当局“一贯允许新闻出版言论自由”的原则。因此，只要香港分社未违反任何法律，就应默许它继续存在下去，这才是最好的办法。胡阶森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表示，“港督关停香港分社的行为只会给中国政府关停我们的驻华领事机构找到借口”。

英国政府内部的不同意见，反映了英国试图摆脱中国的“干预”与不得不依赖中国的默许来维持对香港统治的矛盾。从深层次看，香港最基本的问题不是内部统治，而是与中国内地的关系。正如葛量洪在回忆录中坦言：“我的见解是香港应该隶属外交部，而不是殖民部”，“实际上，几乎需要向伦敦请示的香港问题都是外交问题”。由此可知，对于驻港机构问题的争议，远非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和港英当局就可以得到解决，其本质是中英两国为争夺各自在港权益而展开的博弈。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中英两国的对立局面再次显现。除了在战场上互为敌手，双方在各自国家内部也掀起前所未有的宣传舆论攻势。1951年2月13日，新华社伦敦分社报道有关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对抗“联合国军”的内容，其中涉及300名英国士兵阵亡、受伤或被俘的情况，这引起英国陆军部（War Office）的关注，英国政府开始对新华社在香港的舆论影响力表示担忧。此后，英国殖民部同意港英当局拟议新的《管制出版统一条例》（the Control of Publication Consolidation Ordinance），要求香港一切外国报馆和通讯社都必须登记注册，港英当局可以禁止报纸登载某类新闻、勒令报纸停刊或封闭报馆等，同时对引进非香港印制的出版物实施严格审查和管控。葛量洪表示，如果新华社香港分社拒绝注册，就依照条例起诉社长并关闭通讯社。5月2日，殖民部通过了港英当局制定的《管制出版统一条例》，并宣布7月1日正式实施。

港英当局向各国驻港报馆和通讯社发出条例执行通知书后，国内部分人民团体首先表示抗议。中国新闻出版印刷工会筹备委员会主任范长江批判此条例“剥夺中国在港同胞言论、出版和阅读祖国各种出版物的自由，并阴谋迫害我在港新闻、出版、印刷职工”，要求港英当局予以撤销。不过此时中国政府还未进行官方表态，直至8月2日港英当局华民政务司官员罗纳德·R.杜德（Ronald R.Todd）致函新华社香港分社要求其履行登记手续，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发言人才作出回应，表示“新华通讯社是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通讯社，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是我国家通讯社的一部分，按照国际惯例，不受所在地政府的法令约束，故无须进行登记。”具体而言，中国政府始终认为登记条例只是港英当局的自设条款，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运行无须遵从所谓的“殖民地条款”。

中国政府维护新华社香港分社独立运作的决心，源于香港分社被赋予的象征意义和现实价值。不同于苏联塔斯社、美国新闻处在香港设立驻点，新华社在香港设立分社是以“香港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为前提，保证新华社在香港不受限制地运行是中国政府对香港享有主权的重要标志。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新华社香港分社在港英当局条例下注册基本等同于中国政府承认英国占领香港的合法性，这无异于削弱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力，降低香港同胞对中国政府的信心。

从职能定位看，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业务范畴愈加明晰。在宣传工作上，1950年3月，中共中央对新华社成为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作出指示，要求各分社“除向总社发稿和印发总社的稿件外，不应再单独对外发稿”。由此，新华社香港分社在发表报道和评论内容上与中央更加一致，同时指导香港爱国报刊及出版工作，巩固在香港的爱国主义宣传阵地。在外事工作上，新华社香港分社利用香港东西交汇的区位优势，广泛整理美国、英国、东南亚各类资料和报刊，以满足国内外事及侨务工作的需要。在联络工作上，新华社香港分社积极联系、团结香港爱国同胞和海外侨胞，发展同国际社会友好力量的关系。

从组织定位看，此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暂被视作中国政府在香港的代表机构，这也是分社地位独特的体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广州成立新的香港工委后，派出工作组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此后一段时期，中央所有涉港事务的指示，都首先传达至外交部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再经华南分局下发给香港工委，最后由新华社香港分社具体落实。新华社香港分社在港地位较为突出，包括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华润公司、商务印书馆在内的其他驻港机构均须接受分社的协调与监督，以至于特伦奇向英国政府抱怨：“如果新华社香港分社未能按条例进行登记，那么中国政府其他驻港机构就更难服从我们的管理。”

对于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存续问题，中方的谨慎与英方的迫切形成鲜明反差。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对香港问题的设想，着眼于对驻港机构象征意义与现实价值的认知，故坚持新华社香港分社独立运作。另一方面，英国政府各部门在香港法令修订范围、中国政府可能的报复行动等问题上争执不断，英国政府最终决定，由新任驻华临时代办莱昂内尔·亨利·蓝来讷（Lionel Henry Lamb）向中国政府发出警告。尽管英方认为此举既表明自身立场，又将选择权交给中方，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中国政府对英国政府的敌对态度，但鉴于两国这段时间的脆弱性接触，中国政府始终未作任何回应。面对分歧，港英当局并不甘心就此妥协，但英国政府需要考虑整个远东利益，不敢贸然与中国交恶，正如蓝来讷总结称：“对新华社香港分社问题的讨论，必须以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和中国政府的反应为前提，而不是让港英当局采取任何法律或技术层面的行动。”由此可见，新华社香港分社“注册风波”的平息，只是英国“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暂时的协调难以弥合两国战略目标上的分歧，此后不久发生的“大公报被控案”使英国最终决定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

三、“大公报被控案”与中英两国冲突的化解

由于新华社香港分社不在香港本地发稿，对于宣传中国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任务，主要由具有“红色”背景的香港爱国报纸负责。香港工委迁至广州以后，新华社香港分社、《大公报》《文汇报》等逐渐与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取得联系，并得到分局的领导。新华社香港分社则对报纸重要新闻和社论的发布提供指导意见。由此，《大公报》《文汇报》与1950年10月创刊的《新晚报》，共同构成中共在香港的爱国报纸阵地。由于这类报刊与新华社香港分社存在业务上的重叠，港英当局通常将其视作同一类组织。

1951年10月丘吉尔再度担任英国首相，他带领保守党政府强化英国殖民政策，对华态度也日趋向美国看齐。港英当局由此加紧对香港爱国运动的镇压，香港文艺、教育、工会等部门的诸多进步工作者遭迫害，并被强行递解出境。1952年3月1日，香港同胞在欢迎广州市各界人民团体慰问九龙城东头村受灾同胞代表团时，与港英军警发生冲突，造成人员伤亡。针对该事件中港英当局出动警力的行为，《人民日报》刊发短评《抗议英帝国主义捕杀香港的我国居民》。5日，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同时转载此文，并对“三一”事件进行详细的报道。20日至21日，港英警方以刊登“煽动性文字”、触犯“防止煽动叛乱则例”的罪名，先后将三家报社的主要负责人传至警署，后送往法庭审讯。

港英警方逮捕报社人员的事件首先在广东引起舆论发酵。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指出：“敌人经常造谣，我们更加要抓紧宣传报导工作。”此后，新华社广州分社连发多条社评指责港英警方的不当行为，并提出严正抗议。遭到警方控告的9位同胞在缴纳了1万元到2万元的保金后，暂获出外“候审”。

“大公报被控案”对港英当局一直顾虑的新华社香港分社问题产生了深刻影响。葛量洪认为，这些报刊与《人民日报》报道内容如出一辙，均“以侮辱性词语拼凑出煽动性评论”，背后必定受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引导。在评估认为香港的共产主义宣传攻势日益严峻后，英国政府制定两条措施：一是加紧对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约束，以港英当局名义于4月4日再次向新华社香港分社发函，限期一个月内完成注册，否则责令关闭；二是对此次涉事的香港报刊实施重罚或收缴，并采取多种手段限制其销售发行。英方还认为最好的解决途径是将新华社香港分社存续问题与“大公报被控案”捆绑在一起，向中国政府施压。“三一”事件发生后，包括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在内的机构也改变立场，不再反对港督的决定。

面对僵局，中方开始朝着寻求化解冲突的方向努力。早在1951年春，周恩来在向黄作梅阐述中央对香港的政策时就谈道：“我们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比收回来好，也比落入美国人手上好。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这种表态隐含深意，表明中国领导人认识到维持香港现状、利用香港问题牵制英美关系和约束英国对华行为，是实现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诉求的必要条件。维持双方力量平衡，逐渐成为中英两国在香港问题上秘而不宣的共识。基于这一前提，周恩来在总结“三一”事件经验教训时，一方面充分肯定香港同胞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也反思相关事件组织者存在的过激行为，认为相关行为导致结局不断恶化。而对于新华社香港分社注册问题，中国领导人希望对机构“登记注册”与“遵照当地规章运行”进行区分，即依照国际惯例，新华通讯社在本国管辖范围外设立分社要向当地政府部门进行登记，但新华社香港分社无须像其他商业机构一样遵循港英当局的无理要求。5月5日，黄作梅对港英当局作出答复，重申香港分社作为中国国家通讯社的立场，强调不受港英当局《管制出版统一条例》约束，另一方面，香港分社也考虑计划“按照国际公认的程序”向港英当局进行注册登记。黄作梅的回复令英方颇感意外，因为这表明中国政府愿意在此问题上作出妥协。不过，由于回复时间超出港英当局规定的注册期限，在同日举行的香港最高法院审判中，港督未能影响法官对“大公报案”作出判决，结果是最高法院宣布《大公报》停刊6个月，判处该报费彝民和李宗瀛等徒刑或罚款，而对《文汇报》和《新晚报》的审讯则继续进行。

中国政府对自身作出让步后仍收到这样的判决感到气愤，在长达半个月的审讯过程中，爱国人士陈丕士大律师为“被告”《大公报》作了充分的辩护，指出香港警署翻译短评时的用词与法院审判期间采取的拘控司法程序均存在较大问题。如果将《大公报》以“刊载煽动文字”定罪，实则是对港英当局所宣扬的维护言论自由和公民正当权益的莫大讽刺。5月10日，中国外交部为抗议英国政府迫害中国居民的行径发表声明，表示“英国政府在香港所放肆实施的这一系列反动措施”，“构成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敌对挑衅的行为”。随后，包括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筹备会、中国新闻出版印刷工会筹委会在内的人民团体纷纷发声，对判决提出严重抗议。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国际新闻记者协会公开声援，呼吁制止港英当局勒令《大公报》停刊的判决。在这一背景下，《大公报》立即提出上诉，并要求在上诉期间停止执行停刊令。

5月13日，香港最高法院合议庭开始受理《大公报》的上诉案，并于4天后改变初审“大公报停刊令立即执行”的判决，裁定在上诉期间“应中止执行停刊令”。《大公报》上诉案的审理于5月26日至6月4日进行，从双方辩护律师的争论和提交的旁证看，法官未表现出修改原判的意图。港英当局原以为此裁决结果能有效打压爱国报刊在香港的优越感，并对新华社香港分社形成一定的震慑，但中国政府对该案的抨击日益激烈，以至于演变为一起严重的外交事件。5月下旬，周恩来召见蓝来讷，询问英方的态度和打算。受制于资料的局限，笔者无法获知谈论的具体内容，但从蓝来讷发给英国外交部的信件可知，“关停报馆和新华社造成的后果比1951年‘永灏号’事件更严重，下一步中共准备重新考虑对香港的政策”，“我们有必要考虑驻华临时代办机构还能否继续存在下去，最近我的同事已着手准备撤离了”。由此可见，中国政府的立场十分坚定，即维持中国驻港机构正常运转是英方继续留在香港、两国继续建交谈判的前提，让港英当局承诺保证《大公报》复刊是比香港其他事务更为紧要的政治任务。

6月25日，英联邦关系部向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发电报称，新华社香港分社已秘密完成登记工作。对于新华社香港分社为何在这一时期同意注册，除了对双方僵持不下的局面作适当政策调整的因素外，英国官员也作出各种猜测，如“中国政府对境外宣传机构极为重视，以至于他们对新华社香港分社可能面临关闭表示担忧”，“美国新闻处在香港如期注册让中国政府意识到，英国不会对新华社香港分社进行区别对待”等等。

英方的总结不无道理，不过促使新华社香港分社注册的真正原因，仍在于中方对驻港机构的认知和运作更加理性成熟。一方面，中国政府在维护香港主权和承认英方治权问题上采取更为灵活、务实的态度。接受新华社香港分社在港注册登记，树立香港分社在香港同胞中的权威和影响力，是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斗争方式。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积极改进和完善在香港从事宣传出版工作的方式方法。“大公报被控案”发生后，中国政府既发动力量坚决维护香港同胞的正当权益，又对整个事件进行总结。比如在对“三一”事件的宣传中，爱国港报没有从香港实际出发，而是照搬国内的做法。周恩来批评《大公报》《文汇报》，“如果都用新华社电稿，是很难与别的港报竞争的”，“写评论也要适合当地群众的水平，《人民日报》社论在香港不一定都登载”。这实际是对过去在香港从事宣传教育工作时存在的刻板偏见、脱离香港同胞和香港本土实情等问题的深刻反思，此后新华社香港分社在工作业务上进行了较大调整。

6月30日，香港最高法院合议庭宣布判决结果，将“大公报被处罚停刊6个月”一项，改为“5月6日至17日的12天业已执行，不再停刊”，对于费彝民和李宗瀛的徒刑时间和罚款金额也进行适当减免。至此，香港《大公报》停刊令正式宣布中止。从整个事件发展过程看，爱国报刊在香港受制程度是冲突斗争的焦点，中方各界群众和人民团体成为对抗的主要力量，而中英两国主要领导人博弈的具体细节并不多见。但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华社香港分社“注册风波”和“大公报被控案”两起事件上，中英两国高层间维系既对抗又合作的微妙关系。这种关系所蕴含的政治默契，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冲突本身对两国造成的负面影响。

中英两国能在驻港机构运作的矛盾中化解冲突，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利益动机看，两国在香港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共同利益。新中国成立后，香港更加凸显其作为东西方对抗的交汇点特征。在西方国家对华封锁禁运时期，香港是国际物资输华的交通命脉，也是中国观察西方的重要窗口，维持驻港机构运作是这些活动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前提。同时，香港是英国巩固远东势力范围的关键要地，是维持英镑区稳定和英国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保障，而这些目标的实现都要以确保香港防务安全和社会稳定为必要条件。中英两国在香港利益的重叠，为中国政府驻港机构的运作奠定了基础。从两国应对冲突的目标来看，双方均不希望冲突升级，尽管立场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造成两国间的意见分歧，但中英两国深知关停新华社香港分社给双边关系造成的后果，且英方遭致的损失更为严重。对于英国而言，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受登记这一行为的象征意义大于其注册产生的法律效应本身，与中国关系走向恶化绝非英方政策目标的初衷。再从两国应对冲突的手段看，随时调整、应时而变的原则贯穿始终。港英当局向新华社香港分社发函告知无果后，又借助英国驻华临时代办的渠道试探中国政府。英方的试探性建议既有效传递了己方的真实意图，又将中方置于可选择的境地，而中方在软硬兼施的策略中同样透露了自身政策立场。在《大公报》面临关停、周恩来出面干预时，英方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香港分社社长在注册问题上的让步，也一定程度化解了两国交涉时的尴尬处境。因此，驻港机构冲突事件成为中英两国触碰和感知对方底线的契机，相对理性和实用主义的协调方式，也为双方日后应对类似事件积累了经验。

四、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重新定位与中英关系转向

随着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态度和政策日益明确，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业务工作也不断调整和完善。1953年以后，新华社增加驻香港分社的记者数量，加强分社获取国际信息和素材的能力，香港分社提交给《参考消息》《内部参考》的文章数量和质量有了明显提升，配合外交斗争，及时组织有力的报道，收到了良好效果。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在香港开展宣传与统战工作的策略也作出调整，提出：“今后香港宣传工作，应着重整顿和巩固现有阵地，同时依靠统一战线工作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廖承志指示分社负责人，希望香港“多编一些海外读者所喜欢的读物，帮助港澳同胞东南亚侨胞进一步认识祖国，热爱祖国。在内容方面应注意不要触犯当地的政策、法令，不要出版当地禁止出版的东西”，“在香港办的报纸只能是爱国主义的”。此后，新华社香港分社多次向香港爱国报社和出版单位介绍“因地制宜、我行我素”的出版工作方针，尝试减少此类报纸和出版物中出现的激进言辞，以及容易引起港英当局猜疑和误会的内容。

1954年以后，远东国际关系出现缓和迹象。由于中英两国都有维护和发展双边关系的需要和愿望，借日内瓦会议之机，英方向中方传达了改善关系的意愿。1954年6月17日，中英两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联合王国政府关于互换代办的协议》。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后，两国有了更加多元的联络渠道，在应对一些共同问题时也展现出合作姿态。如日内瓦会议期间，中英两国领导人多次商讨关于老挝、柬埔寨问题的出路，就实现早日停战的建议达成一致，这限制和打破了美国扩大世界霸权的计划，有力促成了印度支那的和平。双边关系的改善也增进了中国领导人对香港在外交和外贸方面作用的期待，进一步深化了“暂时不动香港”的设想。8月，周恩来在接待英国工党访华团前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提出：“不成熟的问题，也不要去谈，例如香港问题”，“至于我们是否要收复香港，如何收复，政府还没有考虑过，我们就不要谈”。

不过，中英关系的改善与香港问题的搁置，并不意味着双方在诸多根本性政治议题上的分歧得到解决。港英当局对国民党驻港残余势力的态度，成为引发中英外交纷争的重要因素。1955年4月11日，中国政府租用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坠毁，包括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在内的8名中国工作人员罹难。中国政府对美台敌对势力予以严厉谴责，同时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查究，将参与这一阴谋暗害事件的特务分子逮捕法办，以明责任”。5月15日，周恩来在会见英国驻华代办汉弗莱·杜维廉（Humphrey Trevelyan）时，对“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案提出明确要求，督促港英当局合作办案。但港英当局为了自保采取所谓的“中立”立场，使作案分子逃往台湾，扣押的嫌疑人员也被释放。中国政府对港英当局处理事件的做法并不满意，以至于葛量洪10月赴北京进行非正式访问期间，周恩来警告说：“只有香港不被作为一个反共基地，中国政府才会容忍英国继续留在香港。港英当局必须制止任何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活动，必须保证在香港的中国政府组织及代表安全。”港英当局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有失公允的做法，成为中国政府重新思考中央驻港机构职能与定位的转折点。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后，英国官员尤为关注新一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人选，一个重要原因是1952年以后新华社香港分社被港英当局视作中国政府在香港的“本地代理”（local agent）。事实上，港英当局一直将新华社香港分社理解为中国政府在香港的代理机构，遇有需要和中国政府接触交涉的事务时，都会先与香港分社取得联系。例如在广九铁路恢复通车问题上，港英当局就多次同新华社香港分社进行联络，以期向中国政府传递英方有关谈判地点选择及通车办法的态度。不过，由于中国政府从未在官方层面作出正式声明或表态，因此港英当局并不承认新华社香港分社享有外交庇护权，香港分社社长也不享有包括豁免权在内的外交特权。

1955年12月20日，周恩来在接见香港律师陈丕士时表示：“我们应该关心香港，应该在那里设一个恰当的、正式的、代表性的机构。国家有个正式的机构在那儿保护国家的利益，如果美蒋要破坏，我们就有权利要求香港政府保护。”1956年2月2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向英国新任驻华代办欧念儒（Con O’Neill）提议，鉴于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事务增多，为便利双方处理当地交涉事务，适应商务发展的需要，中国政府希望在香港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办事处。

中国政府选择在此时提出设立驻港特派员并非偶然，而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发展到一个特定阶段的必然选择。一方面，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的召开，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与国际影响力得到极大提升。中国希望与更多处在“中间地带”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时需要一个克服与外部世界交往弱点、建立和平稳定周边环境的基地，香港理所当然成为中国开辟外交舞台、开拓外贸渠道、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平台。另一方面，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很快凸显，解放军战略重心向东南沿海转移。尽管中英关系有所缓和，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发生表明在中国大陆边境仍有国民党敌对势力的袭扰，加之美国扩大在香港的情报、宣传行动，香港被美台势力当作“反共基地”的状况很难改变。1955年10月，周恩来在会见葛量洪时指出：“美国在香港只有一千多侨民，但领事馆却有一百多人。而我们却只能经过新华社记者作为代表，这岂不滑稽？”因此，中国领导人期望在香港设立一个正式机构，在海外同美台敌对势力展开全方位的斗争。

欧念儒对中国政府提议向香港派遣特派员表示欢迎。他在向英国外交部汇报此事时分析：“这会影响到中国政府对香港地位的认知，因为一旦特派员以外事专员身份入港，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将香港视为外国领地了。如果这个机构作为经贸办事处，也能为英国提供一个洽谈生意的官方渠道，有效缓解中国旅行社和华润公司的压力。此外，这还暗示中国政府准备增加内地对香港进出口额的比重。”他还建议港督考虑此建议时应设法与中国签订互利互惠的协议。然而，当殖民部秘书处向港英当局征求意见时，遭致葛量洪的坚决反对。他列举了诸多弊端，其中最棘手的是特派员的定位问题，“无论特派员以何种头衔入港，都会因为维护中国政府的利益而让我们陷入尴尬”，“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特派员会在举办活动、参加宴请、发表演说的过程中，助长香港左翼分子的士气，甚至逐渐演变成香港居民的‘上诉法庭’，香港不能容忍两个‘总督’的存在。”同时，“办事处会无形增加香港民众与内地亲属联络的频率，包括文化教育、参访旅游等，进而让更多香港民众站在中国政府这一边，这种隐形压力比公开的敌意更难对付”。至于欧念儒设想的拓宽贸易渠道，葛量洪认为“中国银行、华润公司均在香港设有办事处，加上四家中国国营机构和上百家私营贸易公司，已经完全能满足相应的金融和贸易需求。”

港英当局给出十多条看似极为有力的驳斥理由，令英国外交部和驻华代办感到尴尬。因为自1956年以来港英当局处理一些突发事件的做法已经引起中国政府的不满，例如国民党空军一架F-86型战斗机在中国大陆侦察时被中国空军飞机追击，逃至香港降落。中国外交部向英方递交照会，要求港英当局扣留飞机和机上人员，但港英当局仍允许国民党空军人员和飞机离港返台，引发中国政府强烈抗议。欧念儒认为，国民党飞机案还未妥善解决，再拒绝中国政府的建议，将会“迫使中国政府单方面加强在香港的活动，以增进内地与香港的联系，这只会给英国的香港统治带来更大风险”。港英当局与英国驻华代办的争执再次暴露香港事务与英国外交事务之间存在的深层矛盾，如何在减少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的同时维持中英关系的平衡，是英国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

中国大陆在香港设立特派员办事处的提议引起台湾当局的关注。1956年7月，台湾“外交部”常务次长周书楷公开向英国驻淡水“领事馆”表示，如果中国大陆设立了驻港特派员办事处，香港自身的安全秩序不仅会受到威胁，而且很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势力向东南亚渗透和颠覆的基地。与此同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也多次撰文表示，“英国应继续其一贯的作风，对中共提出的要求予以拒绝”。远东英属殖民地也尤为重视英国政府的选择。新加坡总督罗伯特·布朗·柏立基（Robert Brown Black）认为，英国政府就此问题的决策对新加坡极为重要。事实上，中共和国民党在新加坡也有较为成熟的组织系统，两党在当地展开的竞争和对抗给新加坡总督造成了困扰。港英当局应对此事的办法能为新加坡提供参考。

经过近一个月的讨论，英国政府最终决定拒绝中国的建议。英国首相罗伯特·安东尼·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直言：“我们不认为中国政府派出特派员的设想是要承认英国统治香港地位，相反，他们是要借此机会削弱英国在香港的影响力。”这一决策显然有其深意：通过多年的政策实践，英国主要决策和执行部门都对中国政府的香港政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中国政府毫无疑问要收回香港，但收回的具体时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局势的发展，而台湾局势的变化又与美国军事介入的程度有关。中国若因香港问题选择敌视英国，只会将英国推向美国一方，这显然违背了中国政府尝试利用香港在英美之间制造矛盾的意愿。

英国政府内部在中国设立特派员办事处问题上采取了较为一致的否定意见，但碍于两国一直以来的脆弱性接触，英方并没有立即回复中方，而是采取拖延策略，即“如果中国政府提起此事，我们就暂时作出模糊的答复”。此后，中国政府通过中国驻英国代办宦乡和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Ratan Kumar Nehru）多次向英方征求意见，得到的结果均是还在考虑之中。尽管英国驻华代办处官员仍认为“中国政府派一个代表不会比原本的状态更糟糕”，也不相信“中国政府代表到任以后引发长期社会骚动，香港会面临不可逆转的衰败”，但国务大臣拉博·巴特勒（Rab Butler）最终决定此事要坚持到1958年再公布。1958年2月，周恩来在与英国工党代表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会谈时，威尔逊以英国官方名义拒绝了中国政府在香港设立特派员办事处的建议。

其实，在英国代表作出明确答复前，中国政府已经预估到英方会予以拒绝，并做好了应对准备。这一点可以从新华社香港分社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中得到印证。在人事任免上，中央政治局于1957年决定由梁威林担任中共中央香港工作委员会书记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1958年4月，梁威林正式赴港履新，并以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身份对外公开活动。在组织关系上，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承志负责联络港澳工作，在涉港事务上直接与香港工委对接，不再经由广东省委传达，梁威林也将香港工委主体从广州迁回香港，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内部办公。对于新华社香港分社隶属关系的重组和升级，一些港英官员判断，“新华社香港分社是一个能统一、协调、执行中国政府对香港政策的机构”。在业务范围上，新华社香港分社依托香港工委参与联系香港民众与内地交往的工作，并以中国政府驻香港最高代表机构的身份联系和协助内地在香港设立的其他中资机构，形成中国政府驻香港代表机构的“大分社”和新闻通讯机构“小分社”相结合的局面。其实，这是在为新华社香港分社承接中央政府驻香港最高代表机构重任做准备。

对于驻香港机构的设置与运作问题，中国领导人反复考虑并不断调整。选择将新华社香港分社作为中国政府驻香港的最高代表机构，与香港分社的历史发展和职能定位有很大关系。从历史溯源看，新华社香港分社是较早与港英当局进行接触的驻港机构。自1947年成立起，新华社香港分社就一直以新闻通讯机构的名义与港英当局维持实质性的联络关系，尽管经历几次业务调整，但其作为中共在香港的代表组织的性质从未改变。从职能业务看，中央越来越重视和强调香港在外事侨务和海外统战工作中发挥的作用。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方方在第二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港澳是开展国外华侨工作的一个桥梁，我们计划加强那里的工作。”作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立足香港观察国际社会的窗口，新华社香港分社自然被寄予了更高期待。1956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提出“新华社要成为世界性通讯社”。

由新华社香港分社代表中国政府继续履行同港英当局交涉的任务，英国方面表示默许。双方将其视为解决中国政府在港设立官方代表机构问题的折中方案，并持续了较长一段时间。此后，中国政府再向英国提出在香港设立官方代表机构问题时，都被英方以“时机尚不成熟”为由拒绝。因此，在1997年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以前，新华社香港分社实际成为中国政府在香港的最高官方代表机构。

五、结语

冷战背景下，香港是中英两国展开博弈的核心区域，而新华社香港分社则被演绎成两国联络交涉的理想渠道。尽管新华社香港分社多以隐蔽形式开展工作，在中英两国公开文件和报告中，“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名称也较少出现，但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扮演着中共中央在香港的前线组织，成为中国政府同港英当局接触、与香港民众联络的桥头堡。新华社香港分社以中共中央在香港党组织的形式出现，经历“注册风波”和“大公报被控案”两起事件后，于1958年被正式确立为中国政府在香港的最高官方代表机构，其业务范围也在经历多次调整后逐渐明晰。新华社香港分社职能调整和丰富的过程表明，中国领导人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碰撞的环境下，找到了驻港机构适应与发展的平衡点，这成为此后中国政府向香港提供支持和产生影响的重要基石。

新华社香港分社地位的调整，同样反映了中共中央对香港政策由模糊走向清晰的过程。1949年以后，坚持国家独立自主是中国政府开展外交工作的首要原则，港英当局要求新华社香港分社登记注册有损中国政府在香港的形象和影响力，甚至与中国对香港的主权有关。但是，当现实矛盾与长期原则发生碰撞后，中国政府开始重新审视对港政策与国家安全发展战略的关系，尝试灵活运用外交策略和统战思想处理驻港机构问题，例如强调与港英当局的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强调在香港坚持爱国主义的办报方针等。中国政府从相对复杂、隐晦的“祖籍国”身份以及由此产生的尚欠明确的处理香港问题政策，逐步过渡到明晰、理性的对港态度和方略，这与驻港机构运作和管理的进程基本吻合。由此可见，中国领导人自1949年提出“暂时不动香港”的设想到20世纪60年代逐渐形成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针，在其思考谋划香港政策的过程中，驻港机构的运作与效力起着关键作用。

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历史呈现，中英两国在香港问题上的角力以及双方随形势变化调整各自外交政策的历史亦随之得以显现。1954年以前，双方未建立外交关系，两国高层对话的渠道尚不通畅。英国急于获知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态度，并时刻警惕中共政权与香港爱国力量之间的联系，中国则在与英国接触过程中表现得尤为谨慎。不过，无论是新华社香港分社“注册风波”，还是“大公报被控案”，每当危机来临时，中方传递的无声信号往往都能被英方及时捕捉，并得到准确解读，这为两国化解冲突营造了较为缓和的氛围。虽然英国的殖民商业利益与中国安全发展战略为两国处理香港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但从理念到现实的过渡，则完全通过中英两国一系列外交实践来实现。在东西方对抗、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矛盾的交织中，中英两国最终在香港问题上形成既斗争又合作的局面。双方围绕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博弈过程就像冰山一角，折射并透视了两国在香港问题上的互动过程与关系实质。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5期，注释从略）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rgWEuZoIVE2JflTx0ZKD0w

编辑：屈妍君

刘海明

【案例】

足球编辑消亡史

作者｜陈梅希

来源｜刺猬公社

四年前，俄罗斯世界杯开幕的那个夏夜，落原待在北京希格玛大厦四层的办公室里，和留下来值班的编辑们一起准备迎接这场“大考”，撰写并发布的世界杯内容，最终抵达亿万用户眼前。

揭幕战在北京时间6月14日23点开打，其他部门大多已经下班，只有世界杯项目组所在的四层灯火通明。

那时候，落原是腾讯体育足球组负责人，在没有获得世界杯转播权的情况下，他们要换种方式让腾讯从世界杯热潮中获益。揭幕战开打的这天夜里，他在群里发了红包，给同事点来烤串和小龙虾当夜宵，和大家一起忙得热火朝天。

落原对四年前的场景记得格外清晰：“谁要找人，就站起来喊一嗓子，说进球了，push推了没有，Gif图截好没有，战报发了没有。”

四年后，世界杯从夏天搬到冬天，从俄罗斯搬到卡塔尔，腾讯北京总部从希格玛大厦搬到后厂村，而腾讯体育在经过架构调整后又搬回了希格玛，落原则和他的足球组编辑们各奔东西。

今年夏天，他失业了。

作为一名从业15年的足球编辑，在世界杯开赛前6个月，老板告诉落原，整个足球组都要被裁撤掉。包括他自己。

从青训走到豪门

落原喜欢把自己的职业生涯和足球运动员的生涯作类比。

例如大学时，给网易和TOM写通讯稿算是青训，进《体坛周报》实习算是进入预备队，正式成为体育作者和编辑，算是进入一线队。

在他的大学时代，报纸仍是承载体育新闻报道的主要媒介，《体坛周报》《足球报》《南方体育》等是全国报刊亭的抢手货。2008年，《体坛周报》的周均发行量超过500万份，北京奥运会期间，还有网友在贴吧抱怨：“我刚才出去买今天的体坛周报，居然没买到，报摊说卖光了。”

落原去《体坛周报》实习，见到经常在报纸上出现的“大神”，回到学校会跟同学炫耀：“我跟颜强一起并排撒尿了！”——颜强是他少年时代最喜欢的足球专栏作者，多年后，他们成为经常约饭聊天的朋友。

在体坛网工作一年后，落原跳槽去网易，在门户网站风头正劲的那几年，成为网易体育国际足球组负责人。

10多年前，编辑部的关系很单纯，落原将那段时间定义为职业幸福感最强的日子，像是多上了几年大学。一帮热爱足球的编辑们，既是同事，也是朋友，大家一起合租，一起上班，一起踢球，一起醉得不省人事。“我们经常指不定哪天喝多了，第二天醒来发现睡在同组某个兄弟家里。（醒来的时候）他也不在（家）了，说已经值班去了。

当时，网易还在“宇宙中心”五道口，没有搬到后厂村，公司附近到处都是吃的玩的。每周五下午4点，落原和编辑部同事开周会，开到6点去五道口的一家咖啡馆打牌，牌局散场去吃宵夜喝酒，第二天睡醒，再踢一场12点到14点的球。几年时间里，这几乎是网易体育一群足球编辑们的固定行程。

世界杯期间，落原和同事们连着值一个月大夜班，每天在公司待到早晨8点。下班前的交接会上，一帮人嘴里说着话，眼睛都睁不开，“迷迷瞪瞪地都快睡着了”。等交接会开完，他就带着值班同事，去五道口随便找家早餐店，一起吃点包子、油条和豆浆。“我们进去，‘呼啦’一片就坐满了。”

那是门户网站最热火朝天的年代，足球编辑们干着自己最热爱的工作，有最合拍的伙伴，尝到梦想成真的滋味。

网易体育2013年底做过一个名叫《对话》的年终策划，邀请当时的体育编辑们，给大家讲述编辑部的故事。落原回忆，他当时在视频里说：“如果（足球编辑）这个职业能够维持生活，够在北京立足，能这么维持下去，就是最好的状态。我愿意一直干下去。”

我在网易找到这个9年前的视频，想验证一下落原的原话，可惜视频已经无法播放。

但就像球员总会转会，足球编辑们也很难在一家平台终老。不久后，落原离开网易体育，先后加盟乐视和腾讯，用他的话来说，是“从一家老牌劲旅转会到豪门”。

进入“豪门”的第一个感受是，平台不差钱。刚到腾讯时，老板让落原做一项预算，他按照之前在网易的标准做完，老板问他：“是不是少了几个0”？

不差钱，不差资源，公司愿意全情投入，俄罗斯世界杯周期里，落原第一次感受到，只要敢想就能做成是什么滋味。“对我以前来说，我还哪敢想，我们有一天能安排采访一下C罗，一起采访一下梅西。”讲起这段经历时，他脸上洋溢的是另一种神采，和讲起网易国际足球组时的温情截然不同。

幸福感的巅峰发生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开赛前。

为了造势，腾讯决定邀请众多国际知名退役球星，在中国举办超级企鹅名人赛，落原是接待和采访的主要负责人。他在上海东方文华酒店挨个接待来访的球星，替他们安排采访时间。马尔蒂尼、里瓦尔多、马特拉齐、巴拉克、托尔多……那些在电视屏幕里，驰骋在绿茵赛场上的人，就站在他面前，和他握手、寒暄、互相介绍。有一瞬间，他觉得有些恍惚，站在面前唠嗑的人，到底是不是自己从小到大看的那些人。

那一刻，落原感叹：“你瞬间发现在这种大平台，才能够真的去接触到什么叫足球。”

从2017年入职腾讯，到2022年离开，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那时候，大家都以为2018年世界杯是一个辉煌的起点，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等来下一届世界杯。

足球人的最后一份战报

落原最喜欢的球员是马尔蒂尼。2009年，41岁的马尔蒂尼宣布退役，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只效力过一支球队，AC米兰。

无论从哪种角度看，这都接近于一个童话。——效忠一队，终老一城，完成梦想，功成身退。

但童话之所以能成为童话，是因为它的稀缺性。正如落原也没有想到，不受伤病困扰，没有身体条件限制，作为足球编辑，他会比他的偶像更早结束职业生涯。

此前，他总能在恰当的时间选择“转会”，例如2009年离开体坛网加入网易，2014年离开网易加入乐视，2017年加入腾讯。但这一次，落原提前一年就嗅到了危险的气息，只是没有想到变动来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没来得及脱身。

作为团队负责人，他知道裁员消息的时间，只比团队成员早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后，他通过办公软件告诉组员，足球组从此要解散了。——甚至没法儿当面告别，正值疫情严峻时期，员工正在居家办公。无比残酷，无比彻底，落原不需要烦恼裁掉谁、留下谁，他只是告诉大家：“我们要一起滚蛋了。”

一个团队的历史断在自己手上，是件很难接受的事情，落原尝试着跟部门领导沟通，试图让足球组的“血脉”延续下去。他问老板：“今年世界杯不需要我们吗？”老板回答他：“不需要了。”

“这可是全公司最懂足球的一拨人。”

“不需要了。”

经过努力沟通，落原的足球组最终有两名组员留下了，合并到其他团队，番号被撤走，但至少还有最后两个做足球内容的人。

一切变化都有迹可循。

去年夏天，内部架构调整后，落原就感受到了危机。这种危机不能被单纯归咎为换了新老板，而是大环境整体在变化。一方面，各平台正遭受头条系产品的猛烈冲击，另一方面，整个内容体系也发生了变化。所以他早就想过：“调整是势在必行的。”

足球媒体人的职业生涯，常常以世界杯为关键节点，四年被当作一个周期。提及过去，落原会说巴西那个周期如何如何，俄罗斯那个周期如何如何。到卡塔尔周期，他说，这一届世界杯大概是体育媒体形态进入所谓新阶段的一个标志。

新阶段，推荐算法全面替代过去的人工筛选，成为内容分发的主要机制。从前，编辑要选头条、选封面、生产优质内容挂在首页；现在，这些都不被需要了。

身边有人向落原吐槽，今年世界杯怎么显得冷冷清清，他解释，是因为以前有很多平台提前造势。“以前的媒体形态，头条是人工设置的，是摆在你面前的，”他习惯于拿4年前的情况作对照，“18年世界杯，你看咱们那会儿多热闹，有那么多人，主动地去做世界杯周边的一些策划来造势。（今年）到现在为止，32强名单出来了，我们也看不到一个世界地图，能够点击到不同参赛国家，看名单解读预测分析什么的。现在都没有。”

新阶段，视频化内容也在全面替代图文内容，而这一点对于优质体育内容的生产而言尤为致命。落原反问我：“看看趣味的或者恶搞的短视频还可以，做一个有质量的足球分析短视频，谁看？”

刚离开腾讯时，落原能感受到家人说话时的小心翼翼，生怕说错什么话，又让他伤心或者焦虑。他自己反而挺坦然，难过是有的，为着部门的解散，为着成员的各奔东西，为着行业的变化。

因为他很清楚，一个时代正在走向终点。2022年的世界杯，已经不再需要编辑部里那些字斟句酌的争论，不再需要通宵达旦的策划，不再需要争分夺秒的呼喊。

纸媒的辉煌结束了，门户网站也要寻找新的出路，文字时代的余晖曾经照在落原身上，让他误以为那是朝霞，而现在他眼看着太阳落下去了。

热爱永不谢幕

这次离职前，落原没有长时间休息过。

足球编辑的职业特性，意味着他必须随时面对突发消息，有时来自国内，有时来自欧洲，有时来自美洲。他曾在无数个夜里被电话叫醒。“马拉多纳去世、武磊感染新冠，像有这种重要的突发事件，值班编辑都会打电话给我。”

离职后，他突然闲下来了，就像职业球员退役后，突然不用训练比赛，拥有大把的闲暇时间。他开始每天接送妻子和孩子，按时吃饭，重新习惯不需要随时随地关注手机消息提醒的生活。

至于足球行业，他当然是不舍得离开的。

离职后，落原组了个“再就业小分队”，群里有十来号人，都是曾经干足球媒体的同行。世界杯前的筹备周期，他们一起为一些平台提供相关内容供稿。“群里这些人，全是以前的专业编辑，但是都已经离开这个行业，他们都离开了，并不是不想干下去，而是已经没有他们的生存空间了。”他说，这些“退役”编辑去当写手，在内容质量上是降维打击。

第一次交稿，5个不同团队共有18篇稿子合格达标，其中12篇都来自落原他们团队。但因为其他团队的报价低，所以他们也只能获得同样标准的报酬。

落原一方面觉得很失落，因为内容变得极度廉价；另一方面又觉得庆幸，因为至少还能用这种方式，让大家都留在行业里。“再就业小分队”里，一部分退役足球编辑都转行回老家了，有去考公务员的，有在干自媒体的，或者干点别的什么工作。总之，不再做和足球有关的职业。

“再就业”第一次发稿费，“小分队”每个编辑都按劳分配获得收入，还有20多位写手拿到酬劳。和15年前落原当兼职写手时差不多。那时候，几千块钱对大学生而言是验证“爱好能当饭吃”的巨款；而现在，几千块钱对回到家乡的足球编辑们而言，是靠老本行赚到的零花钱。

今年，拿下世界杯直播版权的新媒体平台是咪咕和抖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意发布版权保护声明，除中国移动咪咕、抖音、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广州南国都市频道和广州竞赛频道已获得总台授权外，其他任何机构均未获授权传播卡塔尔世界杯赛事节目。

大部分平台不再像过去那样“铺张浪费”，大家都喊着降本增效，捂紧钱包过日子。落原帮助那些还留在平台的朋友们一起筹备世界杯线上节目，邀请一些足球圈的朋友，一起聊天看球。他说：“这是符合当下市场环境的一个事儿。”

四年前，把马尔蒂尼们请来中国，声势浩大办元老赛的日子好像还在眼前，但所有人都明白，这样的日子已经过去，并且很难再有。

待业期间，落原和他的搭档作为经纪渠道，成功完成了《三国志战略版》游戏和阿根廷球星巴蒂斯图塔的合作。从谈判到拍摄，一路困难重重，好在“过五关斩六将”最后关头完成“绝杀”。

经历过辉煌时刻，也经历过时代变幻下的黯然退场，落原说，足球带给他的东西，远比让他失去的多。“我的老婆孩子、我的事业、我的经济收入、我大部分的朋友，冥冥之中的串联点都是足球。”

踢球依然是落原最重要的爱好。

无论到哪里，他都是那个攒球局的人，垫钱订场、凑齐队员，前一天还得“求爷爷告奶奶”，反复跟队员确认“明天一定要来啊”。事务繁琐，他干了十几年。原本“老国际FC”的老编辑们有一套固定班子，后来部分成员离开北京导致凑不齐人，落原就拉来其他爱踢球的媒体朋友，又组出一套新班子。

我问落原，如果知道后来发生的所有事，再穿越回到2006年，是否还会选择这个行业。

他却给我科普了足球题材的穿越小说，例如穿越回某一年，开个金手指，带领中国男足闯入世界杯。“有时候也会幻想一下，说带着记忆回到某一年，欧冠决赛是不是可以买个1000块钱的彩票。”职业故事讲到尾声，落原杯中的橙汁也见了底。

“自己身上这一辈子都抹不掉，足球的印记刻得太深了。”

来源：传媒见闻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ZXNBjrw7cos4_bKF5bdbqA

编辑：屈妍君

刘海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