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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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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生态案例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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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发表于 2018-8-31 20:51:24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新华社怒批有宣传干部患“舆论监督敏感症”,自爆也被踢出群
郑生竹 /新华每日电讯
2018-08-31 12:16

【编者按】
8月31日,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刊发了一篇“调查观察”文章,对当下一些媒体被“圈养”、被“喂食”现象以及一些地方宣传干部存在的“舆论监督敏感症”进行了剖析。
文章说,一些媒体尤其是本地媒体记者丧失了应有的舆论监督能力。更有甚者,为维护与所在分工条口的关系,养成了主动“报喜不报忧”的从业习惯。而一些宣传干部也据此认为,媒体记者就应宣扬所联系条口的政绩,稍微带有批评监督报道就被认为“不给面子”、“抹黑”。
文章说,这使媒体记者与宣传干部的互动关系陷入一种恶性循环,那些想做监督报道的媒体记者会被认为是“异类”,也使得一些宣传干部的“舆论监督敏感症”愈加严重。
文章作者披露,其在去年采访自己的分工条口时,也曾因一篇监督报道,被江苏省工商局的一位宣传干部踢出了联系群。
以下为新华社文章全文:

杀死带来坏消息的信使,坏消息就不存在了?把做监督报道的记者“踢群拉黑”,被曝光的问题就解决了?
近日,《浙江日报》记者报道杭州西湖九溪景区旅游厕所存在“脏乱差”现象之后,竟被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记者群管理员踢出群,原来的媒体联系人也不再回复记者任何微信。西湖景区方面不曾想这一举动会给自己带来另一波负面舆情。
相对于过去一些记者因监督报道被监督对象还以人身攻击等打击报复,这位媒体联系人“踢群拉黑”的反应,对记者来说算是“温柔”以待了。但可以看出,一些地方的宣传干部们患上了“舆论监督敏感症”,一旦媒体对他们的工作稍有微词,心里就很有气,气血不通后,索性把爱“找茬”的记者们“踢群拉黑”了事。
媒体记者大都有分工条口,例如政法、教育、医卫等,他们或多或少在多位宣传干部们组建的联系群里。这些联系群本是为了降低沟通成本,方便宣传干部们发布本部门新闻、通知例行发布会、安排集中采访等。但笔者观察到,一些媒体联系群已沦为一些部门“喂食”媒体记者的饲养场。
一些媒体尤其是本地媒体的记者因此自废武功,丧失了媒体记者应有的舆论监督能力。更有甚者,为维护与所在分工条口的关系,养成主动“报喜不报忧”的从业习惯。一些宣传干部也据此认为,媒体记者就应宣扬所联系条口的政绩,稍微带有批评监督报道就被认为不给面子、抹黑。
这使媒体记者与宣传干部的互动关系陷入一种恶性循环,那些想做监督报道的媒体记者被认为是异类,也使得一些宣传干部的“舆论监督敏感症”愈加严重。
不少媒体记者同行感叹,现在主动联系采访政府部门越来越难,遑论那些监督报道的采访。一些宣传干部越来越不好沟通,有的以不属于本部门监管范围不予回应或不接受采访;有的是拖字诀,要求发采访函走程序,请示领导一番三五天过去,得到的答复还是不接受采访。
去年8月,记者曾因一篇揭秘骚扰电话生产链条调查的报道,需联系分工条口——江苏省工商局。记者与该局的宣传干部来来回回沟通多次,也预留了充裕的回应时间,无奈后来得到的回复还是以不属于所在部门监管范围为由不接受采访。报道播发后,记者在报道中仅因提了句“记者就骚扰电话议题,向江苏省、南京市两级工商和公安宣传部门申请采访,均以不为其主管为由,婉拒了采访”,却被那位宣传干部踢出联系群。
在日常采访中,也有不少宣传干部对媒体的监督持欢迎态度,认为监督曝光能让一些老大难的问题得到重视,推动问题的解决。近期长春长生问题疫苗事件曝光后,不少公众和媒体学者认识到舆论监督的必要性,感叹媒体应早日曝光这些无良企业的违法行为。
有学者将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比喻为给大树找虫子的啄木鸟。坏消息的来源不在于信使,大树有病也不是因为啄木鸟找出了虫子。这个浅显易懂的道理,那些患有“舆论监督敏感症”的宣传干部们理应懂得。
(原标题为《基层宣传干部“舆论监督敏感症”得治》)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 ... 4?from=groupmessage

编辑:陈心茹

232#
发表于 2018-9-2 21:41:44 | 只看该作者
【案例】监督报道后被“拉黑踢群” 新华社记者也遇到了

澎湃新闻2018-09-01 16:20原标题:媒体监督报道后被“拉黑踢群”,新华社记者也遇到了
澎湃新闻记者 岳怀让
媒体监督遭遇“拉黑、踢出群”,近期各地官方媒体曝出多起这类事件。
几天前,《浙江日报》记者因采写监督报道而被杭州西湖管委会移出相关微信群一事引发舆论争议。随后,《南方都市报》记者也遭遇被政府部门官员“拉黑”的尴尬。
8月31日,新华社旗下媒体《新华每日电讯》在第15版评论版中刊发了一篇署名为该报记者郑生竹的调查观察稿件《基层宣传干部“舆论监督敏感症”得治》,提到了新华社记者在江苏遭遇的一次“踢群拉黑”。
这篇《新华每日电讯》的文章透露,“去年8月,记者曾因一篇揭秘骚扰电话生产链条调查的报道,需联系分工条口——江苏省工商局。记者与该局的宣传干部来来回回沟通多次,也预留了充裕的回应时间,无奈后来得到的回复还是以不属于所在部门监管范围为由不接受采访。”
文章写道:“报道播发后,记者在报道中仅因提了句‘记者就骚扰电话议题,向江苏省、南京市两级工商和公安宣传部门申请采访,均以不为其主管为由,婉拒了采访’,却被那位宣传干部踢出联系群。”
根据这篇文章的描述,在《浙江日报》《南方都市报》这两家地方媒体遭遇“踢群拉黑”之前,新华社记者在江苏也遭遇了类似“待遇”。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查询发现,上面提到的这篇新华社记者采写的稿件是2017年8月21日新华社刊发的稿件《谁在打、怎么打、打给谁——骚扰电话生产链条调查》,作者为新华社记者郑生竹、陆华东。
文章就骚扰电话问题采访了江苏省通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和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江苏省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及刘俊海等建议,尽快完善相关立法,明确骚扰电话认定标准和法律惩戒约束措施。工信、工商、公安等部门应该加强协作,合力监管,消除监管真空与推诿空间。此外,还可探索健全失信制裁机制,把拨打骚扰电话的当事人和受益人拉入黑名单。”
不过,文章在通过管理部门和学者之口呼吁将拨打骚扰电话的当事人和受益人“拉黑”之后,记者自己却被“踢出了联系群”。
澎湃新闻记者查询发现,在上述新华社关于骚扰电话生产链的报道刊发之后,迅速获得了国内主流门户网站的大量转发,并在行业内产生重大影响,原质检总局主管的行业类媒体《中国质量报》也予以转载。此后,央视财经频道也进行了跟进报道。
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QQ群、微信群逐渐成为媒体记者与被采访对象之间沟通的主要手段之一,对于一些“讳疾忌医”的被监督者来说,“拉黑、踢群”正暴露了自己心虚的一面。
正如郑生竹在调查观察文章《基层宣传干部“舆论监督敏感症”得治》中写道,杀死带来坏消息的信使,坏消息就不存在了?把做监督报道的记者“踢群拉黑”,被曝光的问题就解决了?
8月24日,《浙江日报》头版刊发评论文章《西湖景区 风度何在》称,8月12日,《浙江日报》《一线调查》栏目对杭州西湖九溪景区旅游厕所存在“脏乱差”现象做了报道,景区随即开展厕所专项整治。次日,《浙江日报》对整改内容做了跟进报道。但是,采写上述报道的记者近日发现,自己竟在整改报道见报当日,就被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记者群的管理员移出了微信群,原来的媒体联系人也不再回复记者任何微信。
8月24日下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党委宣传部主要负责人向澎湃新闻发来通报称,对涉及此事的管委会具体人员进行了严肃批评,令其书面深刻检查反省。
几天后,《南方都市报》也刊文曝光记者遭遇被“踢群”的尴尬。
据《南方都市报》8月29日刊发的一篇题为《深圳前海管理局被金秤砣奖评为态度最差 报道后记者被“拉黑”》文章披露,在日前公布的深圳政府信息公开金秤砣奖中,前海管理局继2016年获评垫底的“纸秤砣”后,再次被评为态度最差,这也是该局连续第二年被评态度最差。而在《南方都市报》跟进报道后,该局负责宣传的相关负责人将跑线记者微信删除。
文章称,“金秤砣奖”是由深圳第三方民间组织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发起,旨在对政府的信息公开履行情况进行评价的奖项,也是深圳在全国首开的民间评议政府奖项,到今年已经是第五届。主办方表示,在上届和本届活动中,前海管理局都明确表示不参加评议活动,并且拒绝回复马洪基金会项目组向其发去的依申请公开函。
《南方都市报》认为,前海管理局给出的理由是未收到邮件,但主办方表示邮件状态为“已签收”,双方各执一词。对此,前海管理局更为恰当的做法,是对邮件的签收流程作负责任的调查并回复调查结果,而不是转过身来要求记者“不作报道”,并在要求未达成后直接删除拉黑记者。
对于这两起事件,上述新华社记者郑竹生在观察中也做了点评。
他认为,相对于过去一些记者因监督报道被监督对象还以人身攻击等打击报复,这位媒体联系人“踢群拉黑”的反应,对记者来说算是“温柔”以待了。但可以看出,一些地方的宣传干部们患上了“舆论监督敏感症”,一旦媒体对他们的工作稍有微词,心里就很有气,气血不通后,索性把爱“找茬”的记者们“踢群拉黑”了事。
这名新华社记者观察发现,“一些媒体联系群已沦为一些部门‘喂食’媒体记者的饲养场……一些媒体尤其是本地媒体的记者因此自废武功,丧失了媒体记者应有的舆论监督能力。更有甚者,为维护与所在分工条口的关系,养成主动‘报喜不报忧’的从业习惯。一些宣传干部也据此认为,媒体记者就应宣扬所联系条口的政绩,稍微带有批评监督报道就被认为不给面子、抹黑。”
文章认为,“这使媒体记者与宣传干部的互动关系陷入一种恶性循环,那些想做监督报道的媒体记者被认为是异类,也使得一些宣传干部的‘舆论监督敏感症’愈加严重。”

编辑:何林

https://news.sina.cn/gn/2018-09-01/detail-ihiixyeu2078782.d.html?from=wap


233#
发表于 2018-9-2 21:41:44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监督报道后被“拉黑踢群” 新华社记者也遇到了

澎湃新闻2018-09-01 16:20原标题:媒体监督报道后被“拉黑踢群”,新华社记者也遇到了
澎湃新闻记者 岳怀让
媒体监督遭遇“拉黑、踢出群”,近期各地官方媒体曝出多起这类事件。
几天前,《浙江日报》记者因采写监督报道而被杭州西湖管委会移出相关微信群一事引发舆论争议。随后,《南方都市报》记者也遭遇被政府部门官员“拉黑”的尴尬。
8月31日,新华社旗下媒体《新华每日电讯》在第15版评论版中刊发了一篇署名为该报记者郑生竹的调查观察稿件《基层宣传干部“舆论监督敏感症”得治》,提到了新华社记者在江苏遭遇的一次“踢群拉黑”。
这篇《新华每日电讯》的文章透露,“去年8月,记者曾因一篇揭秘骚扰电话生产链条调查的报道,需联系分工条口——江苏省工商局。记者与该局的宣传干部来来回回沟通多次,也预留了充裕的回应时间,无奈后来得到的回复还是以不属于所在部门监管范围为由不接受采访。”
文章写道:“报道播发后,记者在报道中仅因提了句‘记者就骚扰电话议题,向江苏省、南京市两级工商和公安宣传部门申请采访,均以不为其主管为由,婉拒了采访’,却被那位宣传干部踢出联系群。”
根据这篇文章的描述,在《浙江日报》《南方都市报》这两家地方媒体遭遇“踢群拉黑”之前,新华社记者在江苏也遭遇了类似“待遇”。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查询发现,上面提到的这篇新华社记者采写的稿件是2017年8月21日新华社刊发的稿件《谁在打、怎么打、打给谁——骚扰电话生产链条调查》,作者为新华社记者郑生竹、陆华东。
文章就骚扰电话问题采访了江苏省通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和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江苏省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及刘俊海等建议,尽快完善相关立法,明确骚扰电话认定标准和法律惩戒约束措施。工信、工商、公安等部门应该加强协作,合力监管,消除监管真空与推诿空间。此外,还可探索健全失信制裁机制,把拨打骚扰电话的当事人和受益人拉入黑名单。”
不过,文章在通过管理部门和学者之口呼吁将拨打骚扰电话的当事人和受益人“拉黑”之后,记者自己却被“踢出了联系群”。
澎湃新闻记者查询发现,在上述新华社关于骚扰电话生产链的报道刊发之后,迅速获得了国内主流门户网站的大量转发,并在行业内产生重大影响,原质检总局主管的行业类媒体《中国质量报》也予以转载。此后,央视财经频道也进行了跟进报道。
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QQ群、微信群逐渐成为媒体记者与被采访对象之间沟通的主要手段之一,对于一些“讳疾忌医”的被监督者来说,“拉黑、踢群”正暴露了自己心虚的一面。
正如郑生竹在调查观察文章《基层宣传干部“舆论监督敏感症”得治》中写道,杀死带来坏消息的信使,坏消息就不存在了?把做监督报道的记者“踢群拉黑”,被曝光的问题就解决了?
8月24日,《浙江日报》头版刊发评论文章《西湖景区 风度何在》称,8月12日,《浙江日报》《一线调查》栏目对杭州西湖九溪景区旅游厕所存在“脏乱差”现象做了报道,景区随即开展厕所专项整治。次日,《浙江日报》对整改内容做了跟进报道。但是,采写上述报道的记者近日发现,自己竟在整改报道见报当日,就被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记者群的管理员移出了微信群,原来的媒体联系人也不再回复记者任何微信。
8月24日下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党委宣传部主要负责人向澎湃新闻发来通报称,对涉及此事的管委会具体人员进行了严肃批评,令其书面深刻检查反省。
几天后,《南方都市报》也刊文曝光记者遭遇被“踢群”的尴尬。
据《南方都市报》8月29日刊发的一篇题为《深圳前海管理局被金秤砣奖评为态度最差 报道后记者被“拉黑”》文章披露,在日前公布的深圳政府信息公开金秤砣奖中,前海管理局继2016年获评垫底的“纸秤砣”后,再次被评为态度最差,这也是该局连续第二年被评态度最差。而在《南方都市报》跟进报道后,该局负责宣传的相关负责人将跑线记者微信删除。
文章称,“金秤砣奖”是由深圳第三方民间组织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发起,旨在对政府的信息公开履行情况进行评价的奖项,也是深圳在全国首开的民间评议政府奖项,到今年已经是第五届。主办方表示,在上届和本届活动中,前海管理局都明确表示不参加评议活动,并且拒绝回复马洪基金会项目组向其发去的依申请公开函。
《南方都市报》认为,前海管理局给出的理由是未收到邮件,但主办方表示邮件状态为“已签收”,双方各执一词。对此,前海管理局更为恰当的做法,是对邮件的签收流程作负责任的调查并回复调查结果,而不是转过身来要求记者“不作报道”,并在要求未达成后直接删除拉黑记者。
对于这两起事件,上述新华社记者郑竹生在观察中也做了点评。
他认为,相对于过去一些记者因监督报道被监督对象还以人身攻击等打击报复,这位媒体联系人“踢群拉黑”的反应,对记者来说算是“温柔”以待了。但可以看出,一些地方的宣传干部们患上了“舆论监督敏感症”,一旦媒体对他们的工作稍有微词,心里就很有气,气血不通后,索性把爱“找茬”的记者们“踢群拉黑”了事。
这名新华社记者观察发现,“一些媒体联系群已沦为一些部门‘喂食’媒体记者的饲养场……一些媒体尤其是本地媒体的记者因此自废武功,丧失了媒体记者应有的舆论监督能力。更有甚者,为维护与所在分工条口的关系,养成主动‘报喜不报忧’的从业习惯。一些宣传干部也据此认为,媒体记者就应宣扬所联系条口的政绩,稍微带有批评监督报道就被认为不给面子、抹黑。”
文章认为,“这使媒体记者与宣传干部的互动关系陷入一种恶性循环,那些想做监督报道的媒体记者被认为是异类,也使得一些宣传干部的‘舆论监督敏感症’愈加严重。”



编辑:何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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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发表于 2018-9-5 21:53:25 | 只看该作者




编辑:冉玲琳

235#
发表于 2018-9-23 10:47:38 | 只看该作者
那些“揭露黑幕”的调查记者要学会保护自己

保哥说事  锐眼聚焦天下  2018-09-23

近年来,因为举报而遭受打击报复的例子可以说数不胜数,如《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在2003年4月25日,发表了《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揭露了大学生孙志刚只因没有暂住证就被收容、被毒打而最终残酷致死的真相。2004年3月19日,程益中被当地公安局以“利用职务便利贪污10万元人民币”为罪名刑事拘留,4月1日被正式逮捕,副总编辑兼总经理喻华峰也因同样罪名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后减为八年;《东方早报》的记者简光洲写的一篇《甘肃14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之前也有媒体做过类似的报道,但都只提到某知名品牌奶粉,简光洲是第一个敢于直接点名三鹿奶粉的记者。报道于9月11日刊出后,不仅让三鹿集团彻底垮了,还让多名高官下台、奶农遭受严重损失,甚至震及当时的国际关系。发稿后,三鹿多次联系简光洲要求其撤稿,简光洲自己紧张得睡不着觉。2012年,简光洲做起了品牌顾问,离开了挚爱的新闻行业;《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2008年1月1日,她采写的《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报道了西丰县商人赵俊萍遭遇的官司。该报道涉及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张志国称报道有损西丰形象,并诽谤了他个人。1月4日,西丰警方以“涉嫌诽谤罪”对朱文娜立案调查,并进京拘传,此事引起社会强烈反响,4天后,警方对朱文娜正式撤销立案、撤销拘传。朱文娜至今没有接到当面的道歉。

调查记者受到的威胁报复,有来自黑恶势力的,有来自官方的,也有两者兼而有之的。

2004年,深圳报业集团的记者对深圳市的超高违建、毁山砍树等现象进行了曝光,几天后,记者收到了恐吓信,声称要以一百万元买记者的人头。

2005年,台州晚报副总编辑吴湘湖被台州市交警支队椒江大队长李小国带领的四五十名警察塞进一辆警车,在报社员工的阻拦下,才得以脱身。

2006年,《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因撰写《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遭到近70人围攻。

下面呢保哥谈一谈自己的反腐经验,供同行们参考:

其一:谈谈记者被打。’我想说说,作为一名反腐记者,中宣部里的反腐记者的档案都是秘密的,媒体不公开报道的!关于采访贪官,以我两年的反腐经验来看,比如网友举报一名贪官,证据有也不能曝光,必须下去核实调查,做卧底,假没是政府官员,要了解这位贪官的为人处事,好与坏,便和他斗勇斗智,调查他身边的人,或者邻居,了解这个官员贪不贪,当然都是秘密进行的,微型采访笔,微型采访相机,都是秘密拍照和录音,网友举报核实真实后,公开身份采访,就说,是网友举报的,来核实是不是真的,捏着官员的理乖乖听话,还会挨打吗?比如,毛泽东单枪匹马会見井岗山头领贺子珍,他查了贺家资料,知道贺子珍的为人打富救贫的,为穷人打天下的,所以毛泽东敢单枪匹马会贺家。毛泽东耍觜皮子得了几千人的队伍!反腐也是如此!

其二:自己保护自己 。我现在北京某反腐媒体已工作7年了,年年被评为模范记者称号,还到反腐的兄弟单位讲反腐经验。我为了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故乡的批评反腐材料稿不接,为啥呢?这是我深会体验的,因为是家里亲人还在故乡,自己户口还在所在地,一般还会找他们办事的,得罪他们,他们会报复的;还有自己工作所在地的反腐材料稿不接;还有我们接到反腐材料稿,一般我们实地卧底调查,证据确凿,撰写新闻稿件,用五十多个笔名进行报道,上级调查反腐官员进监狱时还不知道是谁写的。我们工作人员会对所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并将核实的情况在网上公布,以督促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予以解决。同时,通过相关渠道向国家有关部委反映。重大案件的要写内参的!我们已上任到现在已揭露了各地众多贪腐大案。几十名部级、厅级高官,近百名处级、科级腐败官员被党纪处分、免职、撤职或送进监狱。搞反腐新闻,不能往自己脸上贴金,说某某官员是我们报道的,不报复你才怪呢?不会保护的反腐记者不是很多吗?往自己脸上贴金。比如,纪许光,朱瑞峰争着说雷政富是自己曝光 搬到的,我在电视上看纪许光和朱瑞峰在争名时,我感到好笑,那是在反腐吗?这样不是受到打击报复了吗?看到新闻报道,这个反腐记者被抓,哪个反腐记者被贪官用硫酸毁脸刀砍,举报法没有出台时更要要自己保护自己,确保安全。

其三:举报时应注意方式方法。举报要秘密进行,不要让被举报人知道。有的反腐记者因为对被举报人的腐败行为切实痛恨,或者为表示自己大义凛然的一身正气,就一时冲动,明确告诉被举报人要举报他,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受到被举报人的打击报复,甚至使被举报人做贼心虚,毁灭证据,藏匿赃款赃物,订立攻守同盟,给检察机关的侦破工作带来重重困难。因此,举报时一定要讲究策略,讲究方式方法。举报后要注意保守举报秘密。要注意不要随便和他人谈论举报的情况。有的反腐记者举报以后,或出于无意,或为了解心头之恨,图一时说出来痛快,就把举报的事告诉自己的同事、朋友、亲属,这样做极易让被举报人知晓,造成不利后果;要注意不要在公共场所用电话询问等方式了解举报线索查处情况,有的反腐记者无意间在办公室或公用电话亭等处向检察机关询问线索查处情况,很容易造成泄密。不要多头举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属于检察机关管辖,有的反腐记者本来是举报这方面的问题,但为了引起重视,扩大举报影响,往往同时向多个部门进行举报,其他部门收到这方面的举报后,因为无管辖权,也要转给检察机关处理。这样转来转去,一是耽误时间,二是举报的知情面扩大,很容易造成泄密,对举报人和查案工作都很不利。反腐记者加强自我保护,除了避免上述几种情况外,还要注意举报要实事求是,尽可能详尽而准确地提供被举报人的有关自身情况及犯罪事实和相关证据,以便检察机关能够迅速进行查处,减少打击报复举报人等意外情况的发生。警惕有些网友利用我们的善良做枪手,千万某做秀才和狼的故事, 我们不但要用习近平主席有关新媒体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们也决不能可怜蛇一样的恶人!

新闻从业人员遭遇的这些威胁,凸显了舆论监督面临的困境,从事舆论监督的新闻从业人员,无疑是在走平衡木,一不小心,就会遭到来自各方的打击报复。

监督官方,有来自官方的力量对从业人员进行“管制”;监督民间,因为涉及和损害到一些人的利益,于是就采取暴力手段进行报复,这让新闻从业如临深渊,舆论监督如履薄冰。

但如果没有了这些冲在一线,用生命逼近真相的调查记者,我们更成了温水里的青蛙,惊觉危险之时,早已错失了保命的机会。


https://mp.weixin.qq.com/s/B91WOzeJmuaB4uHUJmUufg


编辑:陈心茹

236#
发表于 2018-9-26 23:10:43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编辑:邢海波
237#
发表于 2018-9-28 17:53:48 | 只看该作者
【案例】谨以此文致敬调查记者:感谢你曾为我们挺身而出,无论你们此刻在哪里!

[url=]知灼[/url]
五年,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若我们回望2018,也许还会记得:

这是一个多事之秋。

至少这几日,因疫苗之殇,国人的痛楚和悲伤,那么真实,那么深切。

很多时候,阳光之下并无新鲜事,在“出离愤怒”中,我们呼喊“救救孩子”;

在“出离愤怒”中,我们感到无能为力,失望地怀疑地,一遍遍追问:

“这个世界会好吗?”

会吗?

五年,十年,二十年后,我们的孩子,能天真地,开阔地,安全地长大吗?

这问题这么沉重,渺小如芥籽的你我,不知道。

还记得多年以前吗?


2

孙志刚

2003年,他27岁,是一刚大学毕业不久的服装设计师。

3月17日晚上,行走在广州街头的孙志刚因没有暂住证,被带到黄村街派出所。

3月18日他被送往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

3月20日,孙志刚死在救治站内。

右一为孙志刚

救治站的护理记录上简单写着死因:“脑血管意外、心脏病突发”。

可是,他的亲人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这个结论。

大年初六他才刚离开家,还踌躇满志的说,要好好回报父母,回报为供他念书而很早辍学的弟弟。

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
更是因为,孙志刚遍体鳞伤的尸体。

孙志刚家人

那每一道伤痕都在对他们无声的哀诉:我不是那样死的。

孙志刚的亲人开始一个个部门去求告,一遍遍去申诉,然后,一遍遍的失望,绝望。

4月的一天,王雷——《南方都市报》的热线记者,从同事陈峰那里第一次听到孙志刚这个名字。

陈锋要出差,就让王雷先盯一下。

采访调查的过程,百折千回,暂不赘言于此。

有雷霆万钧之力的是,王雷和陈锋触摸到了更骇人的真相:

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在2002年10月份死亡16人,11月份死亡15人,12月份死亡15人,2003年1月份20天内死亡12人。

王雷清晰的记得,当他和陈锋从收容站出来,再看到墙上密密麻麻的寻人启事,一层又一层。

上面是一个个沉默的名字。

顿时,“一股寒意从后背升起”。

他们再也无法安坐,连夜就把稿子写出来了:《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


可是稿子能不能发,还是个很大的问题。

因这个事件不光关系到收容机构,还牵涉到当地政府,公安和卫生系统等等,所以,稿子若是发表,将会是“一切皆有可能”。

但他们的上司,分管副总编杨斌(现网易副总编)看了文章后,只说了一个字:做。

如巨石投入湖面。

第二天,热线部同事对他说,一个早上接了约两千个电话!

很多人来电都说起被收容的经历,其中有广州的一个老板,说他曾四次被收容。

网上,某大型门户网站,每刷新一次页面,评论就多几千条。

然后, 2003年5月14日,三名法学博士俞江、腾彪、许志永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认为收容遣送办法与中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相抵触,应予以撤销。

5月23日,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5位著名法学家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继而, 6月20日,根据国务院令,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明确接受救助必须自愿。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除。


2003年12月18日,孙志刚的葬礼在他的家乡湖北省黄冈市陶店乡幸福村举行,致他死亡的有关人员均已受到惩处。

然而,气氛依然也没有办法不凄冷悲抑。

孙志刚的墓志铭上这样写到:

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生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

人之死,有轻于鸿毛者,亦有重于泰山者,志刚君生前亦有大志,不想竟以生命之代价,换取恶法之终结,其死虽难言为舍生取义,然于国于民于法,均可比重于泰山。

下面写着立碑人:诚心,诚意。

那是他的父亲为尚没有出世的孙辈取得名字,有无名的花瓣静静洒落在他的墓碑上。

十年之后,《南方都市报》的记者王銮锋对孙志刚的父亲做了回访。

2006年王銮锋转行学新闻,就是因为看了王雷、陈锋对孙志刚案件的报道。

他对孙志刚的父亲说,他觉得孙志刚,幸,又不幸。忠实读者,加博士微信neican44朋友圈更精彩!已经加了其他微信的,别再加了!

他解释:

“不幸的是,一个贫家子弟在美好人生刚刚展露曙光之时猝然死于收容制度。

幸运的是,那是发生在十年前。

一家有担当的媒体写出一篇推动社会进步的新闻报道。


如在当下,即使见报也会淹没在网络海量的信息中,众声喧哗,更多超越底线的事件在争相上演,受众已经麻木。

这终究只会沦为单个家庭的悲催故事。”

是的,很多时候,良知、正义、合理、合法的到来更为艰难,更为漫长。


3

1996年4月9日,在呼和浩特第一毛纺厂家属区公厕内,一女子被强奸杀害,报案人呼格吉勒图很快被认定是凶手。

年轻的呼格吉勒图

1996年5月23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呼格吉勒图死刑。

呼格吉勒图不服,提出上诉。但被驳回。

1996年6月10日,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在殡仪馆整容的时候,他的右眼怎么也闭不上。

呼格吉勒图母亲,尚爱云

2005年10月23日,一名叫赵志红的案犯落网,他交代,他是毛纺厂女厕女尸案的凶手。

但之后,呼格吉勒图依然迟迟得不到平冤昭雪。

汤计,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写了一份内参报道了这个案子,之后,整整九年时间,   他一直不懈的为此事奔走呼号。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汤 计
62岁,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原编委、政文部主任、高级记者。
他是呼格吉勒图案最早报道者。
将此案由幕后推向前台,并推动该案最终平反。
新京报首席记者 陈杰 摄

2006年12月,一个警察找到他,给他看了工作证,把一份文件交给他,然后掉头就走。

那份文件是赵志红所写《偿命申请书》的复印件,这个警察担心申请书到不了高层,或者丢失,一定要亲手交给他。

2011年清明节,汤计组织分社电视记者邹俭朴、林超做了一档电视“新华视点”《十五年冤案为何难昭雪》,这期电视专题片,一经上网迅速激起波澜。

之后凤凰卫视等媒体的介入使呼格吉勒图案在网上成为沸点。

汤计在舆情达到顶点的时候,发出了第五篇情况反映。

反映了案件的基本情况和最新进展,还反映了媒体对此案的集体发声以及网络上的相关舆情。

2014年12月,呼格吉勒图强奸杀人案终于再审宣判。

沉冤18年的呼格吉勒图被宣判无罪,公检法27名办案人员被追责。

呼格吉勒图母亲,尚爱云收到立案再审通知书

然而,在人们长吁一口气的同时,还有挥之不去的愤懑:

这份追责名单上的人员,没有一个被追究法律责任。

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是行政化的,办案子的法官、检察官对案件没有决定权,而是要报上级领导层层审批、集体决定。

层层浪花又一次次掀起…….

然后,2015年1月6日,人民法院报编辑部评选了2014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

呼格案被列入第一位。

2015年3月24日下午,中国的司法改革推出了关键一招——“要紧紧牵住司法责任制这个牛鼻子”。

司法责任制,短短五个字,直指要害。

针对“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顽疾,司法责任制改革对症下药,明确要求法官、检察官要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

2015年2月,《关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通过。

2016年6月27日,《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审议通过,这标志着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全面启动。


4

还有很多。

聂树斌案和呼格吉勒图非常相似,但因涉案人员级别非常之高,伸冤之路更是艰难异常。

在长达22年的征战中,也闪耀着一个人的名字,马云龙。

马云龙

因为对聂树斌案的报道,他被《大河报》免职。

之后,他到《河南商报》任总顾问,依然不肯放弃这个事件,和内心良知。

《河南商报》只是一个区域小报,马云龙为了扩大影响,让通联编辑发给全国一百多家报纸,同时附上八个字:

不收稿费,欢迎转载。

可这也还远远不够,22年里,马云龙说,光是报道案件的记者就换了三代人。

李树亭律师因为聂树斌案迟迟没有进展而深感绝望,甚至一度有出家的想法。

2016年底,聂树斌终于终于平冤昭雪。

“我儿子连鸡都不敢杀,怎么会杀人呢?警察肯定是弄错了……”

这句话,他母亲张焕枝说了20多年。

如今,终于有人信了。

张焕枝

他的父亲抱着聂树斌的遗像,嚎啕大哭:

“儿子,现在你安息吧,不要再天天晚上给我托梦了。”

得知改判无罪的结果后
聂树斌父亲与聂树斌姐姐放声大哭

老人执意要给马云龙跪下。

是的,马云龙,和他并肩作战的每一个人,聂家人都不当忘,不能忘。

还有很多人,挽救了更多人的性命。

2003年的非典中,蒋彦永、钟南山,在满天的辟谣声中,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北京非典疫情的真相。

还有,那一年,你还记得,在那些全副武装,冒死抢救病患的医务工作者中,还有,同样勇敢直入现场的报道者们的身影。

2008 年 9 月 11 日《东方早报》,简光洲发表了《甘肃14名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

他不惧巨大压力,第一次明确点了三鹿的名字,由此展开了一个中国食品安全的大事件。

2010年,著名调查记者王克勤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山西疫苗乱象调查》。

2013年,摄影家郭现中的作品《疫苗之殇》。

今年,揭露假疫苗事件的长生生物老员工,报道这一事件的杜涛等等,你我知道,这个名单有多长。

是的,他们没有一个人走的道路不艰难不漫长,他们用心血写就的文章很多也被删了,他们有的离开了原来的岗位,有的甚至历经劫波,等等。

可是,不是吗?

毕竟曾有他们不畏地为了“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挺身而出,奔走,呼喊。

他们有的疲惫了,但有的还在坚持。

也总有那,身影寂寥却又坚定的人,跟上来。
  

5

告诉我,在这些事件和名字中,除了艰难,你还看到了什么?

改变,不是吗?

因为王雷、陈锋们,我们可以自由地行走在每个城市的街头。

因为汤计,马云龙们,司法建设进一步完善。

对了,你知道吗?

2013年汤计还首倡发起“汤计人道传播基金”,传播和表彰为人道公益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新闻从业人员和优秀新闻作品,救助因采写新闻报道等因公负伤致残或陷入困境的记者或媒体从业人员。

因为蒋彦永,钟南山们,出台修订了紧急疫情的相关法律。

因为简光洲、王克勤、吴雷们······

你注意到刚刚发布的消息了吗?

“公安机关对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疫苗涉嫌违法犯罪立案调查”。

你还看到了什么?忠实读者,加博士微信neican44朋友圈更精彩!已经加了其他微信的,别再加了!

他们的奔走呼吁不管有多么艰难,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在真正的孤军奋战。

在这些事件,很多人没有名字,他们只不过是在那些勇士们发声的时候,没有嘲笑,没有冷漠旁观,而是表达了自己真诚的同情,愤怒,和支持。

这种个人的卑微的同情与愤怒,看起来那么无助无力,但是当点点善念汇聚起来,它让原本陌生疏离的我们靠的如此之近。

它成为了何等巨大的力量,让良知打动良知,让善良传递善良,让政府来俯耳垂听人世悲声。

而改变,也就由此发生。

这个世界,依然还会有冤案,还会有超出想象力的罪恶,制度和法律也依然还有漏洞。

这个民族背负的沉重历史,走过的路,荣耀与问题并存的现状,注定了,若想光明,良善,正义比太阳还光辉,所要走的路之艰难之漫长,或许也会超乎我们想象。

但是,也请你相信,在你真诚表达愤怒的时,你尚未看到的改变已经悄然发生。

当你对那些素不相识之人的伤痕投向温暖的目光时,不断蔓延的善意之光已经在一点点驱散罪恶之火。

在不放弃的良知和关怀中,在善良、良知、关怀越来越有力量的过程中,我们,或许是后代,终会有一天在历历晴川之下,驶往那太平之洋。

哪怕很艰难,很漫长。


6

这个世界会好吗?
  
在我周围,有不少朋友,很多年里,一直在做公益,慈善,无论严寒还是酷暑。

我相信,你,和你的身边,也总有很多这样的人,年长的,年轻的,都有着认真的晶亮眼睛的人。

他们点点汇聚的目光一定会凝成云上的太阳。

“云上太阳”,无论是在阴暗的幽谷,还是小雨洒在脸上。

它总不改变。

善意多一点,恶行就会少一点。

请无论如何,都依然有着善意的,认真的晶亮的眼睛,和心灵。

请看清这个世界,依然爱它。


7

借用《深度调查行业的兴衰》上的一句话:

谨以此文,致敬那些曾为我们挺身而出的人,无论你们现在在哪里。

也谨以此文,你我共警醒: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238#
发表于 2018-10-8 13:34:28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我从电视台辞职了!
来源丨传媒圈

十几年前,我和小李通过全国性的招考进入电视台,我去了新闻中心,他去了总编室。

在进台前的数轮笔试、面试中,我就和小李熟悉了,后来就一直保持着联系。由于都是电视台的后来者 ,对台里的情况一无所知,保持信息沟通既是抱团取暖,也是相互慰藉。

到岗后不久后知道,台里的很多电视前辈们不仅名校出身,且社会背景深厚,个别同事的同班同学竟是中央电视台的名主持人。同事的老爸是省领导的、是地市领导的、是市县局长的,光环绚丽,让人惊叹不已。

一些有背景的电视台混混更是对后来的电视小生不屑一顾,你对他们如何俯首帖耳,也很难融入他们的圈子。电视台的光环、电视人的傲慢、职场江湖的深水,让我和小李等电视新人每天都有几分战战兢兢,惟恐工作中出了差错。

隔几个星期聚一次,相互了解各块的工作情况,成为工作之外的交际常态。尽管各个中心待遇上有一定的差别,但大家总体上对自己的待遇还是比较满意的。努力工作,更快的融入电视台的人际圈,是大家一致的目标。唯命是从,兢兢业业,谨小慎微,期盼自己快速渡过新人期,能成为一名可以任性一点的老员工。

三年很快过去了,我们都成为了工作岗位上熟练职员,五年过去,我们依然保持着入台时的那份不懈的工作激情。很快一波又一波的人走上管理岗位,我们由熟练的产业员工变成了工作岗位中的中间力量,甚至在各自工作岗位上挑大梁。

有几个员工是搭招聘顺风车进台的,大家都心知肚明,有一个员工甚至没有参加招聘笔试,但姓名也出现在笔试录取名单上,在面试、体验程序方面也走了过场。

这几个人顺利入职,让我们感觉到职场的水深和自己的微不足道,更让我们体会到世态的炎凉和人生的无奈。数年的实践证明,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没有参加考试入职的员工,其工作能力的确不能让人恭维。


公开招聘而来的同事,大多没有社会背景,在职务晋升上,一直处于“靠边站”的角色,只能在偶尔的公开竞聘机会,捡个小漏,当个小部门的副职。不知不觉又过了十多年,在平淡的岁月里,青春褪色、激情消减,人到中年,当年的电视小生,变成了四十不惑的职场老将。

当一个行业处于大势的风口时,领导即使放手不管,让管理制度自主运行,也能产出一定的效益。如果领导想法很多,领导的想法超过了合理的边界,甚至到了一手遮天的地步,这个单位距离下行阶段的拐点也仅剩半步了。

领导好大喜功,行业内烂片成堆,明星出场费泡沫高起,收视造假公开化,这是电视媒体经历过的鼎盛时期的发展乱象。

认认真真干事会被领导骂,小心翼翼干活会被领导骂,职场的正气被污染,行业里崇高的职业精神被颠覆。领导喜欢的事才是对的事、才是正确的事,让人到中年的电视人很无奈,很受伤,很怅惘。

广电反腐很及时,但相比行业的衰退还是慢了一大步。当反腐大幕拉开之时,原先一些不为人知的糗事被扒开,光鲜的外表下面,隐藏着败絮之体。一些领导比我们想象中的情形还要坏上许多,我们看到是一个权力巅峰之人的变形记。这个世界还有谁没有戴面具?

数年恪守岗位的忠诚之心,一丝不苟的兢兢业业之心,从不懈怠的干事之心,被伤害,被冷却。反腐之后,污垢难除,过往的机制病垢只是换个方式重新而来,仍是旧瓶装旧酒。领导没有心思彻底反腐,领导没有大干一番事业的毅志,这让已卯足劲准备再大干一番的一卒小兵情何以堪。

一天在食堂遇见小李,他兴冲的告诉我,他的工作岗位改变了,从事购片工作,尽管是高风险岗位,相信自己不会犯低级错误,此项工作也是基于领导对自己人品和能力的信任,一定努力干好。

短短的几年,电视行业的风向大变,九零后和零零后的迅速崛起,改变了整个社会的娱乐方式,新时代后生们摒弃了电视,甚至一年半截不看过电视。在互联网时代长大的九零后和零零后,进一步催生了互联网的繁荣,互联网大潮处于吞噬电视媒体之势。

电视没有了观众才是电视行业没落的真正原因和最大的危机。浙江卫视、湖南卫视、东方卫视,通过堆大明星、堆大笑星、堆小鲜肉的方式,企图让电视观众重回屏幕,但高成本的运作方式,不仅拖伤了电视台,也让广告赞助商伤痕累累,甚至走入绝境。


如何玩好电视,如何让电视雄风再起,是整个行业正在寻找的答案。

在观众离开电视的同时,实体经济的衰退,再让电视行业的发展雪上加霜。传统的电视广告客户仅集中在日化、医药、酒水、快消品等几大类,各家电视台争来争去还是那几个老客户,而这些广告主已是一年比一年少。这几年,除了抖音、火山小视频等成为了电视媒体投放大客户外,传统行业没有一个新的大客户出现。

小李辞职前,没有告诉任何人,台内人都传他去了杭州华策。上个周末,偶然遇见了小李,我问他在华策工作的情况如何,他说他没有去华策,是自己在创业。除了与我进一步探讨电视行业遇到的发展问题之外,还用倾腹之言说出自己为什么在坚持了如此久之后,仍然选择了辞职的真正原因。

台里先是广告人出走,后是节目制作团队出走,再是电视剧人员出走,都用脚投票,证明大家对电视台的未来都是持否定态度,自己心态多少受了一些影响;考虑到孩子上学、老婆工作稳定、父母也在身边,再外出闯荡一番也纯属折腾,人过四十事业不宜远游。

但是,随后的工作几乎让人无法坚持下去。台里没有钱,却要你去影视公司购片;欠影视公司的钱不还,自己要编各种理由为台里扛着;台里不及时支付电视剧欠款,死拖硬欠,叫当事人无所适从,感觉也对不起合作过的公司;购买的电视剧要对播出后的收视率负责,这基本上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选择辞职是一种出路,是一种解脱,迟走不如早走,留在台里,工资也就那么一点,养活不了家口。

多年研究电视剧,对影视市场十分熟悉,行业内人脉广泛,为什么不去影视公司呢?小李给出的答案是,小崔与冯导、冰冰的怒怼,让整个影视圈惊天大逆转,本来就低落的市场行情,雪上加霜,霜上再加雪,很多影视公司的日子不比电视台的日子好过,既然自己跳了出来,不能从一个火坑再跳进另一个火坑。去北京创业,也是与几个熟人一起资源互补,努力干,谋一碗饭吃就行,没有发大财的考虑。

树枯鸟散,鸟语凄凄。廉颇将老,只能饭。留下,裸虐时光,将来是否还有饭吃?短短余生,是否也应该再挑战一下自己?就像小李说的那样,——早走迟走也是走,自己走别人逼着走也是走,要走不如马上就走?!

岁月如山,人老气尽,纵有万般豪情,难奈光阴逝我,一腔热血,叹昨日辉煌,空悲切。

编辑:杨琦钜


239#
发表于 2018-10-8 19:42:19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东方今报最年轻的副总编挥手告别体制:我去卖酒了!
文丨陈实 来源丨记者站

今日,记者站(ID:jizhezhan001)获悉,东方今报社副总编辑司超峰离职,挥手告别体制。
据了解,司超峰今年38岁,离职前,其在东方今报社任副总经理一职,是报社最年轻的副处级副总编。
据报社内部人士透露,司超峰离职后,将创业卖酒。
司超峰毕业于河南财经学院,2002年进入媒体行业,2003年考入大河报,2004年跳槽到新创刊的东方今报担任财经部主编,此后岗位几经变化。
2014年,当时的河南新闻出版广电局迎来新的领导班子,决定对东方今报领导班子实行“组团竞聘”,轰动一时。在河南省广电局为东方今报社配备的两名副处级领导中,司超峰便是其中之一,分管广告经营。
2016年,参与“组团竞聘”的总经理朱金星从东方今报社辞职,司超峰开始以副总经理身份掌舵全报社经营。实际上,司超峰此后一直以副总经理的身份承担着报社总经理的工作。
有趣的是,朱金星离职后,也是选择去创业卖酒。
熟悉东方今报情况的人士向记者站透露,司超峰主管报社经营体系这几年,东方今报开创了众多新的经营模式;而且,他对传播方式和新媒体同样敏感,让东方今报在新媒体经营领域也迅速取得突破。也正是凭借在多种经营领域的发力,东方今报在2018年实现了经营收入同比上升。
一位东方今报高管分析,司超峰追逐的是一种成就感,金钱和名利对他并没有太强的诱惑力,他多年来一直在追寻与年龄匹配的成就感。
河南是目前仅次于四川的白酒产销大省,本土有宋河、宝丰、杜康、仰韶、赊店、张弓等一批知名白酒品牌。
只是如今,河南又少了一个年轻的报社副总编辑,多了一位白酒老板。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moZGm2R5RmPV_DLIhZEoYg
编辑:杨琦钜
240#
发表于 2018-10-10 12:33:15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沙特知名记者失踪 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馆将被搜查

原标题:沙特知名记者失踪 土耳其将搜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

  [环球网报道 记者 张骜]沙特知名记者贾迈勒·卡舒吉在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失踪,疑似遇害,时间已经过去一周。据美联社10月9日最新消息,土耳其称,有关人员将搜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寻找失踪记者。

据新华社消息,卡舒吉毕业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上世纪80年代开始记者生涯,先后在中东地区多个国家采访,是沙特多家主流媒体的“最强音”。

  卡舒吉批评沙特政府政策,包括与卡塔尔断交、主导多国联军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对地区“老对头”伊朗示硬。他9月23日接受采访时说,沙特的外交政策“短视”,敦促沙特改善与土耳其的关系,后者是卡塔尔的盟友。

  卡舒吉后来自我流亡美国,并在《华盛顿邮报》担任专栏作家,因为与未婚妻结婚一事,2日进入了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馆,之后消失不见。

  据外媒此前报道,美国政府领导层9日就此事密集发声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卡舒吉失踪表示担忧,副总统彭斯表示“深感不安”,国务卿蓬佩奥呼吁沙特阿拉伯政府支持对卡舒吉失踪一事进行“彻底调查”,并对调查结果保持透明。

  联合国人权事务办公室也在9日对卡舒吉“明显强制失踪”表达严正关切,呼吁土耳其和沙特就卡舒吉失踪及可能已遭杀害一事即刻启动调查,并公布调查结果。
原文链接:http://news.sina.com.cn/w/2018-10-09/doc-ifxeuwws2521702.shtml
编辑:杨琦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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