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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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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公信力案例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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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楼主| 发表于 2025-6-14 18:54:08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编辑:梅镕缨

202#
 楼主| 发表于 2025-6-17 18:45:26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伊朗妇女呼吁内塔尼亚袭击国家广播公司


来源:微信分享

编辑:张家乐

203#
 楼主| 发表于 2025-7-13 20:24:13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这些伪典型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作者:闫立秀


1958年的“大跃进”中,曾放出了许多离谱的农作物高产“卫星”。其中,河南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高产7320斤,湖北麻城县建国农业一社早稻亩产36956斤,广西环江县红旗公社中稻亩产130434斤10两4钱,在当年诸多的“卫星”中特别耀眼,以新华社、《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各种媒体曾作了大量的报道。从这几颗“卫星”的发射中,可以大致了解到这些伪典型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卫星”一:河南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高产7320斤
《人民日报》 1958年7月12日 的报道说:
据新华社郑州 11日电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第四队二亩小麦丰产试验田,总产14640斤,平均亩产7320斤。这是河南省今年麦收中放出的小麦亩产3000斤以上的第29颗“卫星”。……
这二亩小麦长的特别好,穗大且长,籽粒饱满,稠密均匀,每亩平均 1486200株,密得老鼠也钻不进地。最大的麦穗有130粒,一般的麦穗有七、八十粒,最小的麦穗也有50粒左右。这二亩小麦是 6月18日收割,7月1日过秤入仓。
参加这次收割、打场、扬场、过秤的还有中共城关镇委、西平县党政负责同志。为了进一步核实产量,中共河南省委又指示西平县委和城关镇委复查。最后证明高额丰产完全属实。


“卫星”田照片
这颗大“卫星”实际上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1958年6月18日 ,与西平邻近的遂平县岈山卫星集体农庄放出了小麦亩产 3520斤的“卫星”,这时,信阳地委书记(西平时属信阳地区,今属驻马店市)对西平县委书记说,西平的条件比遂平好,亩产一定要超过遂平。根据地委领导的指示,1958年7月初,西平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中心议题是解决小麦高产数字的问题。会上,县委领导要各农业社自报产量。该县的和平农业社属于高产区,开始报了亩产200斤,县委领导对此很不满意。于是,又相继报出了400斤、600斤、800斤,但仍离遂平的3520斤相差太大,一直没有得到县委领导的认可。最后,和平社报出了亩产1100斤,这才勉强过关。随后,西平县委召开庆丰收大会,对和平农业进行表彰奖励。
虽然和平社大着胆子报出了小麦亩产 1100斤,但这个数字还不到遂平小麦“卫星”产量的三分之一。为了放出超过遂平的“卫星”,西平县又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会议的内容还是报小麦产量。会上,县委书记反复介绍了遂平小麦亩产3520斤的高产“经验”,并大讲“思想有多高,产量就有多高”的道理。尽管如此,在大会上各农业社仍然不敢再往高报。
于是,县委领导就采取个别鼓动的办法,召开以往产量较高的和平、猛进两个农业社的负责人开座谈会,动员这两个社报产量。开始时,猛进社只报了300斤,县委领导坐在一旁不吭气。两个农业社的负责人一看气氛不对,就不断地将产量往高报,猛进社一下报出了亩产7201斤。这时,和平社所在的城关镇党委书记立即鼓动和平社再报高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和平社社长报出了7320斤。这样,座谈会才算结束。
紧接着,和平农业社开始找亩产 7320斤的“依据”,办法是按小麦的颗数、穗数、粒数进行推算,先算出1斤小麦有多少粒,再算出一穗有多少粒,一颗有多少穗,最后算出一亩地有1486200穗,每穗平均75粒,可收7560多斤。随后,和平社组织全社壮劳力,套了两辆大车,从全社12个生产队拉来了14640斤麦子(平均每亩7320斤),全部拉到那块所谓的“试验田”里,然后向县委报喜,县委再组织所谓“验收”。随后,《河南日报》、《人民日报》等报纸相继报道了和平社小麦亩产7320斤的消息,并由此吸引了全国24个省市的参观者,前后达3个月之久,以至前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还专门来信,要求中国有关方面介绍西平县小麦“丰产”的经验。


“卫星”二:湖北麻城县建国一社的“天下第一田”
先请看《人民日报》1958年8月13日的报道:
新华社武汉11日电湖北省麻城县的早稻生产又放异彩。根据湖北省、黄冈专区和麻城县三级早稻高产验收团联合查验证实,这个县的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在1.016亩播种“江西早”种子的早稻田里,创造了平均亩产干谷36956斤的惊人纪录。截至目前,这是我国早稻大丰收中放射出的大批高产“卫星”中的“冠军”,它比安徽省枞阳县石马乡高丰农业社及本县平靖乡第二农业社先后创造的早稻高产纪录高出一倍以上。……
参加三级验收团的有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史林峰、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韩玉生、中共麻城县委书记处书记侯尚武;此外,还有麻城县各乡、社代表共数百人。中共黄冈地委第一书记姜一,也参加了一部分验收工作。
那么,这“天下第一田”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在建国一社放这颗“卫星”之前,各种粮食生产“卫星”早已放出,其中湖北省的“卫星”就不少。这年8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湖北孝感县长风社早稻亩产15361斤的消息。麻城县在放高产“卫星”上也不甘落后。例如,7月25日的《麻城报》报道说,该县前进五社早稻亩产 5656.2斤。8月初,麻城白果区召开早稻高产现场会。此前,白果区下辖的梁家畈乡燎原四社放出了早稻亩产10237.127斤的“卫星”,会议对其给予了表彰,当场发给奖旗一面,奖金300元。会上,麻城县委书记处一位书记问生产一向搞得不错的建国一社社主任:“人家早稻亩产都搞到了1万多斤,你能不能拿点硬东西出来呀?”被县委领导这样一点名,这位社主任只得硬着头皮回答说:“我们有点硬东西,过几天再向领导汇报。”
既然在县委领导面前表了态,建国一社已是骑虎难下,“卫星”不能不放,而且产量必须超过燎原四社才行。会议结束后,建国一社社主任找社会计商量放“卫星”的问题。会计问社主任:燎原四社亩产 1万多斤的“卫星”是如何放的?社主任回答说:看样子是别处成熟了的稻子移并到一起的。会计一听,马上说:他们能把禾苗移并到一起,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做?社主任也觉得只能用这个办法了。
于是,他们选择了第二生产队的一块面积为1.016亩的稻田,作为试验田。据 8月18日 的《湖北日报》报道,这块试验田先深翻了 1尺5寸,然后施了大量的底肥:陈墙土300担,塘泥1000担,水粪30担,石膏6斤,石灰30斤。在禾苗移来时,又施了豆饼180斤,硫酸氨70斤,过磷酸钙80斤,水粪60担,草木灰240斤。移栽的那天,全社动员4个生产队的劳动力,将另外8亩稻田的禾苗连根带泥拔出,用门板或梯子抬着,运到这块试验田中,移栽在一起。由于移并过来的禾苗太多,密不透风,据说把鸡蛋随便地放在禾苗上面滚动也不会掉下去。为了使禾苗不至于沤烂,他们就用细长的竹竿把禾苗一蔸一蔸地分开,又用喷雾器喷射井里的凉水,还派人到县城借来一台鼓风机,日夜不停地给禾苗鼓风。
如此这般之后,建国一社向麻城县委报告说,他们将发射一颗亩产超过 30000斤的“卫星”。麻城县委又向黄冈地委和湖北省委作了汇报。于是,省、地、县三级联合组成高产验收团,来到建国一社进行“卫星”验收,随同一道来的还有武汉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和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特地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的大字标题。


“卫星”田照片
“卫星”三: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中稻亩产13万斤
《人民日报》1958年9月18日 报道的最大一颗水稻“卫星”。报道说:
广西僮族自治区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成功地运用了高度并禾密植方法,获得中稻平均亩产 130434斤10两4钱的高产新纪录(当时1斤为16两——引者)。这块高产田面积一亩零七厘五,黑壤土,二等田,共收干谷140217斤4两。
这颗超级大“卫星”是这样发射升空的:
湖北麻城县建国一社早稻每亩 36956斤的“卫星”放出后,广西环江县委主要负责人决心放出一颗更大的“卫星”,并提出了“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的口号。环江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柳州地委一些领导的支持。地委有一位领导还暗示说:“湖北亩产3万斤的卫星是把多亩稻子移并到一块地里的。全国卫星一亩没有10万斤恐怕放不出去。”
随后,环江制定了放“卫星”的具体实施方案,并选择城关农业社的一块面积为1.13亩的试验田作为“卫星”田,让社员先将田里的禾苗全部拔出,再进行深耕并施放大量的各种肥料。接着,组织社员及县直机关的干部和正在县城集中学习的中小学教师共计近千人,从城管和三乐两个大队100多亩中稻田中,选出长势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连苗带泥移并到试验田里。由于移并到一起的禾苗太多,为了使禾苗不致倒伏,就采取用木桩支撑后再用竹篾片拦腰的办法,将田块分割成五六尺见方的格子;四周也用木桩顶实,这样禾苗便直立在一块一块的格子里。移并到一起的禾苗太密,就将喷雾器改装成小型的鼓风机,由十多个人日夜轮流鼓风。为了保证试验成功,县里还在现场设立了指挥部,安装了电话机,派干部在田边日夜守护。
这年9月初,环江县委向柳州地委和广西僮族自治区党委报喜说,将要发射一颗亩产超过10万斤的中稻“卫星”。自治区和地区对此十分重视,特地向各新闻单位和有关电影制片厂发出邀请,请其进行现场采访,还组织了一些部门的干部以及广西农学院、广西大学等科研院所的有关教授、专家,组成了验收团进行现场验收。


浮夸风带来的历史性灾难
1958年放出的各种“卫星”难以数计,但基本上都是按这样的程序放出的。这样放“卫星”的结果,不但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助长了各级干部弄虚作假的作风。
在放“卫星”的过程中,那些敢于说真话的干部社员,被当作“保守派”、“观潮派”而被压制甚至遭辩论批斗,而那些制假造假者反而被提拔重用(麻城建国一社的社主任在“卫星”放出后不久就被任命为区委副书记、区长,并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环江县委第一书记因放“卫星”有功,被提升为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西平和平社的社长被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聘为特约研究员,还在北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伴随放“卫星”的是浮夸风盛行,造成了1958年农业生产获得了特大丰收的假象。于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的”,“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这样荒唐的言语,竟出现在党报党刊上,以至于想当然地认为粮食已经多到吃不完的地步,并提出要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紧随而来的所谓“三年暂时困难”成因虽然很复杂,但以放“卫星”为特征的浮夸风,无疑是造成这一困难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来源:泉河小路(公众号)

编辑:张家乐

204#
 楼主| 发表于 2025-7-30 20:23:06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释永信被举报调查结果公布:“私生女”不属实



来源:新华网
编辑:何璇祺
205#
 楼主| 发表于 2025-8-16 23:49:33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新闻质量,一去不返

如今的新闻,火的快,过去的也快,上周的热点,这周已经没几个人记得。
瓜田里生机勃勃,但同一个瓜秧下,吃瓜群众聚的快散的也快。但来去聚散之间,真相到底是什么,不得而知。
就拿武汉大学图书馆的事,到现在还在网上吵。
尽管这事因为法院判决之后再度引爆,但网上还是质疑重重,对立双方人马仍各执一词。
我在想这要是在以前,会不会有电视台把双方当事人请过来,做一期节目,双方坐一起把事说清楚,再请几个专家,几十个观众一起理性的说道说道。
但是,这在现在已经很难办到,或许已经绝无可能。
我看了很多评论,都是带着自己的情绪,锚定自己的观点。
但你对这件事的评论,真的建立在可靠的事实基础上吗?
我越来越发现,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公众对事实的冷漠,
而是——我们已经很难接触到真正切实的信息。
传统媒体衰落之后,核实这个信息本身的那道“关口”,已经悄无声息地被撤掉了。
高质量的新闻,从来都是很贵的。
它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
在过去,传统媒体有一套完整且严格的采编流程——
① 派记者到现场采访
这意味着要报差旅费、住宿费。大一些的新闻,需要甚派几个人,去每个人不同角度进入事件核心。
② 联系相关各方当事人
记者要反复打电话、登门拜访,甚至在门口蹲守,只为让当事人开口。
③ 信息汇总与选题讨论
采访结束后,记者要把资料带回编辑部,和主编、副主编讨论切入点和写作方向。
④ 执笔与多轮修改
由一名记者汇总各方信息执笔成稿,再由编辑修改、领导审阅、法务把关。
⑤ 严苛的校对
一些严谨的报社,十万字最多只能出现三个错别字,校对至少三遍。
这样一套流程下来,一篇几千字的新闻才能成稿发布。
那时的报道不仅信息扎实,还经常以极强的公共责任感推动社会进步。比如一些载入史册的新闻报道,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


● 孙志刚案(2003年)
《南方都市报》揭露外地务工青年孙志刚在广州被收容致死的事件。
报道引发全国震动,最终促成收容遣送制度废止——新闻直接推动法律变革。


● 三鹿奶粉事件(2008年)
《东方早报》——首次点名曝光三鹿品牌,揭露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的内幕。新华社跟进披露信息。蒙牛、伊利、光明三家巨头负责人首次共同在央视《对话》节目中公开道歉,承认行业系统性失责。
报道过程承受巨大压力,但最终推动食品安全大整顿。


● 汶川地震现场报道(2008年)
地震发生后,《南方周末》《新京报》《东方早报》等派出大批记者奔赴灾区,第一时间传回一手照片与文字,既有泪水,也有反思。
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点:
记者必须亲临现场,听到不同立场的声音,把事实核实到极致,再公正呈现。
为什么这样的新闻越来越少?
原因很现实——高质量新闻的成本,没人愿意出了。
在注意力稀缺、流量至上的今天,如果我花二十天跑一个选题,等稿子精雕细琢发出来,这个事件的热度可能早就过去了。
平台的算法会用冷冰冰的点击量告诉我:不值得。
更残酷的是,即使内容质量很高,很有可能未必能发得出来。
而且一旦说了一点点不太正面的东西,还会有一堆人骂我,把我开盒,这都有可能。


相比之下,我不如在家里随便炮制一些东西,不用跑现场,不用核实,只要符合大众心理需求,就已经火了。
今天的新闻生态,更多是平台算法在主导。
一则内容是否能被广泛看到,不取决于它的公共价值,而是取决于它能否制造情绪波动——愤怒、恐惧、嘲笑、震惊……
这些情绪让人停留更久、转发更多,平台获得更多广告收益,新闻价值反而被边缘化。
于是,“新闻”变成“内容”,记者变成“内容生产者”。
在这个人人自媒体的时代,真正的记者已经从我们视线消失了许久。
当然这不是记者们的问题,也是我们要反思自己的问题。
张雪峰不建议去报考新闻专业,不无道理,时代变了。
我们从“以事实为基础”,退回到“以情绪为导向”。
过去,你看到的报道是多方核实、结构严谨的长文;
现在,你刷到的是30秒视频加几行夸张字幕,背后可能只是未经证实的微信群截图。
更糟的是,用户的媒介素养在被削弱——
习惯快速接受情绪化“观点”,却不再耐心看事实。
现在的任何新媒体账号,都已经不具备背书功能,我们也没必要对它们有滤镜。不管它背后有多大的一个机构,它只要是新媒体的,它就一定要考核流量,而且还有人可以下单推流。
一些传统媒体的线上账号,每天也是炮制一些垃圾给我们看,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事情在哪个电视台或者报社的账号里出现就说明这个事是真的了。
从前,一旦报道出来,政府会调查,社会会讨论,事实会推动改变。
而今天,这种信任感几乎已经消失。
想让新闻质量回到一二十年前的水平,已经不可能了。
不是没有优秀的记者和编辑,而是缺乏支撑他们长期投入的土壤。
资本不愿花钱,平台不愿等时间,受众也不愿花精力看长文。
新闻的价值,本该在于它接近真相的能力。
但在这个时代,真相的获取成本太高,流量的诱惑又太大,
于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在碎片化的情绪中,错过本该看见的真实。
请你相信你所相信的
而我所说的
都是错的




来源:张小号(公众号)
编辑:张席睿

206#
 楼主| 发表于 2025-8-22 20:47:17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这篇报道似乎捅破了一片天,这是我职业生死存亡的时刻


那个时代已经远遁,我也无意伤害曾经交往的人和事。记下这些,希望能给仍心怀理想的年轻同事们有所引戒。
那是2001年2月中下旬,元宵节刚刚过去不久,鄂东的天气还很寒冷。我接到黄冈当地特约记者的线索说,团风县县公安局治安或巡警大队在乡村抓赌时,竟遭辖区派出所所长两度强行阻拦。
我和摄影记者李辉一起赶往团风县,但公安局内部报料人一直不想和我们见面,相互只是用手机联系。
“他”站在公安局办公大楼的某一层的窗口前,见我们走进公安局大门,在电话中对我说,走到后院,在一楼楼梯口的一个小房间,关着几个参与赌博的团伙成员。
我们做了一些前期包括现场的采访 ,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我坚持要和“他”见面,否则这个报道就不能做。
僵持到黄昏时分,“他”还是终于来到了长江边的一个小饭馆,这时我才知道他的准确身份,是位直接参与并指挥抓赌的大队长。
我们谈了很久,完整了解了整个事件的过程。
回到武汉后,报纸在头版刊发了我们的报道如下:


新春之季,我们这篇报道似乎捅破了一片天,也惊动了省公安厅,指示黄冈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但是,基层有关部门不同意我们的报道,认为我们的报道彻头彻脑是虚假的,根本不是事实。 我和李辉被请到黄冈市一个红色的酒楼对质,我们面对市县两级十几位公安的高压,气氛紧张而凝重。
在逐一对我们的报道“虚假”各个方面进行批驳后,公安局领导说:我们的调查报告和你们的报道结果完全不同,今晚就将提交到省公安厅,你和你们的报纸必然承担失实报道造成恶劣后果的责任!
身处这样严峻的场面,我知道这是我职业生死存亡的时刻,当完全不同的调查报告上交到省厅,报纸不得不作出“致歉”的声明时,就是我引咎辞职的时候,更关键是,这将给报纸的声誉造成严重损害。
他们在对我们的报道进行痛批时,我认真地听着,没有插一句话。
等他们说完,该我发言了。
我平静地说了三点。
第一点,且略。
在我陈述采访过程,和还原应有的基本事实后,我说,这个事件的核心是,你们领导层的某些人,是在一心维护这个护赌的派出所所长,而打压抓赌的县大队。
为什么要如此维护这个派出所所长?
我翻出采访本说,这个派出所所长1998年时,还在远郊当所长,他在这年的抗洪时期,曾自己驾车轧死过一个某县教育组组长和一名教师。
两年不到,这个所长不仅没受到政纪处理,相反还从远郊小派出所,调到了近城区更重要的方高平派出所担任所长,这是为什么?
对方整体一惊诧,没想到我还掌握了如此重要的线索。
现场稍有沉默后,对方当即反驳说,那起车祸发生在其他县,作为车祸不在团风县境,当然就不是团风负责处理。
我也立即指出说,是的,作为车祸,不是团风县管辖范围,但是身为公职人员,造成严重人员的伤亡,对其应予追究的政纪处分,这应该不分地境!
此言一发,全场鸦雀无声。
接着我说出第三点:如果我们的报道是虚假的,那么就产生另一种结论,那就是你们巡警治安大队长,为了构陷这个派出所所长,竟虚构了一个惊天的假事实。那我们的报道是不是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推进延伸?
全场再度沉寂。
半晌,对方领导说,我们知道了,这个事,到此为止。我们联合调查组将向省厅提交的调查报告,今晚重新改写……
这件事的后续是,团风县公安局长当场对我说,“你值得我们交个朋友”。
不到10天,3月6日,团风县公安局向本报发来传真,已免去“铁心护赌”的方高平派出所所长詹某的职务。
这件事的教训和启迪是,我真诚感谢湖北省公安厅和黄冈市公安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作风,就是他们的调查报告形成前,一定要和我见面,听取报方意见,澄清是非,一陈真相。
试想,某省某地的一些事件的处理,很多都是单方面调查,给世人以诟病。
在作为调查记者采访生涯中,我本人也和警界交了很多朋友,相当一些,是在舆论监督报道中相知相识的。
2019年6月,我还走进湖北省公安厅的大会议室,为省厅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和党员代表,作了一场两个半小时的专题报告。
我深深知道,为树立警风警纪,他们一直在努力……
(注:推文原题《惊心动魄之于我生死攸关的那场警界“鸿门宴”丨欧亚忏悔录②》,作者张欧亚,来源“欧亚地理札志”公众号,转发时有删减)


来源:长江朱建华(公众号)

编辑:张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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