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公信力案例集锦

刘海明

传统媒体如何向TikTok学习，提升对Z世代的影响力

为什么Z世代更喜欢有关联的新闻主持人？TikTok是如何引领这一潮流的？

随着新闻消费继续向数字平台发展，TikTok（抖音））在Z世纪中间已经成为了他们获取新闻的佼佼者，或者首选平台之一，重塑了年轻受众与信息互动的方式。凭借其独特的短形式、动态视频的融合，TikTok已经转变为新闻的首选来源，用户在这里寻求的不仅仅是最新消息——他们寻求的是相关性和真实性。该平台的迅速崛起，尤其是在18岁至24岁的人群中，标志着一个转变，传统新闻编辑部如果想保持与年轻受众的相关性，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TikTok作为新闻平台的崛起

根据2024年路透社研究所数字新闻报告，TikTok对年轻用户新闻消费的重要性正在飙升。该报告强调，23%的18-24岁用户现在经常使用TikTok获取新闻，这是美国整体平均水平9%的两倍多。这种增长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部分地区更为明显，在这些地区，TikTok正在成为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新闻平台，在泰国等国家，多达39%的用户每周使用TikTok获取新闻。

但是，是什么让TikTok与众不同呢？与围绕社交图谱构建的传统社交媒体平台不同，TikTok的优势在于其算法驱动的内容。它专注于感觉个性化的、未经过滤的视频内容，通常由有影响力的人或内容创作者通过相关的、真实的故事讲述与观众建立联系。

这些内容与传统新闻主播的专业素养相去甚远；相反，它感觉就像一个熟悉的人——一个“真实的”人——直接和你说话。TikTok上娱乐和新闻内容的无缝融合引起了Z世代的共鸣，使他们能够以简单、吸引人的形式消费信息。

除了动态视频之外，另一种在Z世代中引起共鸣的流行形式是易于理解的每日或每周简报。这些简洁的更新提供了一种快速了解当前事件的方法，而不会让观众（及其注意力持续时间）被过多的信息淹没。通过以简洁、易于消费、易于消化的形式呈现最重要的新闻故事，简报确保年轻受众与新闻保持联系，同时尊重他们对精简、高效内容的偏好。

真实性和相关性：抓住Z世代的关键

Z世代偏爱令人产生共鸣的主持人传递的新闻，源于他们对真实性的更深层渴望。研究强调，这一代人被那些以真实的方式呈现新闻的创作者所吸引。无论是通过个人见解，对时事的公开讨论，甚至是承认错误，这些创作者都与观众建立了情感联系。在一个对主流媒体持怀疑态度的时代，对真实性的感知至关重要。

随着TikTok等平台在这种动态中蓬勃发展，创作者们正在将个人经历与新闻报道相结合。例如，一些tiktok用户将热门新闻话题的报道与对他们日常生活或观点的洞察结合起来。这种方法提供了传统媒体经常缺乏的透明度，在传统媒体中，记者被视为是遥远的、触及不到的人群。对于Z世代来说，一个愿意分享幕后时刻或公开承认错误的记者会让他们更有亲和力，因此也更值得信赖。

此外，TikTok的短形式、快节奏的特点符合Z世代的消费习惯。他们更喜欢以易于理解的片段来消费信息，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没有冗长文章或广播片段筛选的负担的情况下保持信息灵通。这也使即时参与，轻松分享，以及在新闻和娱乐之间无缝转换成为了可能。

为什么新闻编辑部需要把记者放在（垂直）屏幕上

随着TikTok成为越来越多的新闻来源，传统新闻编辑部的角色必须发生变化。一个关键的调整包括赋予记者权力，让他们成为自己品牌的代言人，走进聚光灯下，以年轻受众喜欢的方式与他们互动。以下是为什么这么做是必要的：

1、 人性化的记者：Z世代不希望没有面孔的媒体公司发布新闻。他们想要的是能与他们产生共鸣的人——那些让人觉得平易近人、真实的人。鼓励记者把自己放在镜头前，分享他们的想法，并与观众直接互动，可以帮助打破新闻机构和观众之间经常存在的障碍。像TikTok这样的平台在这种个人联系上蓬勃发展，记者必须接受这种转变，摆脱传统媒体经常依赖的非个人、疏远的语气。

2、 通过真实性建立信任：在一个错误信息普遍存在的时代，对媒体的信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Z世代并不只是在寻找优秀的新闻播音员；他们想要的是那些看起来对他们报道的故事真正投入的记者。新闻编辑部必须鼓励员工在报道过程中表现出脆弱性并保持透明度。通过允许记者分享他们的个人经历和对新闻的反应，媒体机构可以与观众建立更牢固、更真实的关系。

3、 利用内容创作者提高新闻可信度：与已经在年轻受众中拥有内在可信度的内容创作者合作，可以帮助新闻机构扩大其影响力。内容创作者通常被认为更有相关性和值得信赖，因为，他们在新闻中分享他们的个人故事。与这些数字原生创作者合作，可以让传统媒体利用现有的信任网络，提高新闻的可信度。

4、 多样化的新闻格式：TikTok专注于简短、动态的内容，这意味着新闻机构应该考虑扩展其格式。通过将直播与主持人、问答或幕后内容结合起来，新闻编辑部可以提供更具互动性和对话性的内容，这正是Z世代所看重的。这些形式还为记者提供了更多与受众直接接触的机会，培养了一种社区意识和联系感。

新闻编辑部和传统媒体应该如何适应

为了与Z世代和其他更年轻的人群保持联系，传统的新闻编辑部必须重新思考自己的战略，并接受由社交媒体驱动的新闻消费现实。他们可以这样做：

1、 优先考虑短形式、视频为主的内容：Z世代期待快速、吸引人、容易分享的新闻。新闻机构应该专注于制作符合TikTok审美的简短、活泼的视频内容。记者需要尝试快速，清晰的更新，视觉上吸引人的图形和不那么正式的语气。

2、 投资荧幕上的人物：记者只待在幕后已经不够了。新闻机构必须投资培训记者，让他们在（小）镜头前表现出色。通过成为荧幕上让人产生共鸣的人物，记者可以与观众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帮助重建对传统媒体的信任。

3、 与社交媒体创作者合作：与流行的社交媒体创作者合作是传统媒体利用现有受众的绝佳方式。这些创作者已经知道如何吸引Z世代，所以，他们可以作为传统新闻格式与年轻一代所期望的数字优先、社会参与方式之间的桥梁。

4、 鼓励报道的真实性：允许记者在适当的时候自由地表达他们的个性和观点。让记者更灵活地分享幕后时刻、承认错误或对新闻报道做出反应，可以让新闻感觉更人性化，而不像一个遥远的、没有人情味的过程。

随着TikTok在年轻受众中巩固自己作为主要新闻平台的地位，新闻编辑部必须适应，把记者放在前台和中心位置。对真实性和相关性的需求不是一个转瞬即逝的趋势，而是Z世代与信息互动的一个核心方面。拥抱这一变化的新闻机构——通过让他们的记者成为屏幕上的人物，促进与内容创作者的合作，以及接受短形式、视频优先的内容——将更好地吸引这一关键人群，并确保他们的平台在快速变化的媒体生态中能够长寿。

来源： 媒变前沿MediaChange（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PTA7Dad3bZ2hpJnpslT4kg

编辑：徐思凡

刘海明

【案例】

数字端任意改动，动的是媒体公信力的奶酪

【编者按】本文是深圳报业集团旗下《新传播》杂志的专栏文章，发在今年第5期（10月），现予转发，标题略有改动。刚获悉，经版署批准，该刊将从2025年第1期起由双月刊变更为月刊，刊名也改为《融媒前沿》。深圳终于有了定期出版的新闻传播类专业月刊了，热烈祝贺！

2013年9月8日凌晨，两央媒在报道刚刚揭晓的202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竞争结果时，因抢发消息又翻译失误，双双犯了个乌龙错误：将获得主办权的日本东京说成是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其中的央视属B2C媒体，直接面对普通观众，但好在大清早看电视的人不多，影响还不是灾难性的。新华社是B2B媒体，主要客户是中央及各地大众传媒，一则“新华快讯”以讹传讹，影响就大了。

例如以报道“昨夜今晨”消息为优势的晚报就惨了。长沙某晚报在当天报纸头条位置以四栏大字标题宣布《伊斯坦布尔获202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后发现错误，将数十万报纸紧急追回销毁，更正后重新印刷发行。气得该报副总编在新浪微博公开抱怨，要新华社给客户一个说法。与此同时，该报的数字版迅疾改正，了无痕迹。

无独有偶，多年前深圳某日报A8版头条标题因漏了两字出现误导性错误：《XX将建职务犯罪成果展览馆》，其中“将建”后面漏了“查处”二字，意思正好相反。因是一般性消息，又发在内页，该报不事声张，悄悄将数字版标题改正了事，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过。

报人们突然快乐地发现，数字版以及几乎所有新媒体形态的一大好处，就是修改容易。加上印刷版报纸的发行量日益减少，即便偶有错误也不会有啥大动静，于是数字端的改动渐渐率性。不仅出现错误可以随时修改，有时甚至某篇文章或某个提法招致上面不满，也可依令改动，哪还需要大费周章地“回收销毁”啊。但这样一来，报纸的历史真实价值乃至公信力也就可能大打折扣了。今日新闻是明日历史，今日发生的一切，如果记录者可以随时修改，明日之“历史”不就真的成为“可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了吗？说好的“数字留痕”呢？随时修改而不留痕，那么今天我们在互联网上保留的讯息，还有啥价值可言？等到某日纸媒真的消失、一切都数字化了时，哪还有什么“档案记录”可言？

每天出版的报纸及其数字端，是时政变化、社会民情的即时记录者，其历史价值是一般史书所不可替代的。正因此，有“档案纪录报纸”美称的《纽约时报》一直是美国各大公共图书馆必订报纸，20多年前其制作的自创刊以来的报纸数字光盘价格上万美元，也被各图书馆纷纷收藏备查。

报纸如此每天数十万字地记载悠悠万事，出现错误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半个世纪前，该报总编辑罗森塔尔就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人有可能不犯错误，就是他不办报纸。所以他力排众议，坚持每天在报纸第二版显眼位置开辟宽达数栏的《更正专栏》，以知错纠错赢取公信力。

到了数字时代，在数字版纠错易如反掌的情况下，该报的《更正》专栏仍保留至今，包括其数字版。且为保持公信力，对数字版内容从不直接改正，而宁肯留待后来“更正”。就像该专栏编辑罗金·杰奎特前年在一则说明里所表示的，“即便我们在报纸出版或数字版发布后仅几秒钟就发现错误，我们仍承认错误的发生，这里不存在‘5秒钟法则’。我们的更正随后会出现在包括印刷版和数字版在内的所有版本或平台（包括推特和脸书等）。”

回想当年杜鲁门当选总统时，《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凭借之前的猜测于头版头条通栏标题宣布杜威击败杜鲁门当选总统，弄出惊天大笑话，但随后也没有“回收销毁”一说。

这是对公共记录和媒体公信力的一种态度。

来源：进观传媒（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zbkn4Wp1MM4gl7D3USGnwA

编辑：李佳

刘海明

【案例】

编辑：王晨雅

刘海明

【案例】
新闻不会死，会死的是不生产新闻的媒体

新闻实战讲堂，在这里继续

经常听到各种人说“新闻已死”，让我这个在新闻一线曾做了十七年新闻的前媒体人莫名惊诧：新闻怎么可能会死呢？

新闻，经常被学界业界狭隘地定义为被媒体报道出来的那些信息。经过近四十多年、几代媒体人的新闻实践，新闻早就应该被重新定义了：新闻不仅仅是指被媒体报道出来的信息，也泛指所有具备新闻传播价值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有些被媒体报道出来了，有些没有被报道出来。被报道出来的，是新闻，没有被报道出来而具备传播价值的，也是新闻。

在新闻传播平台集体没落的当下，重新定义新闻显得尤为必要。

2006年年底，我决心离开工作的第一家媒体的动因，就与一则新闻有关。

当时，我在报社的教卫新闻部分管高校和医疗两条战线，部门主任当时辞职，我与另外一位副主任轮值负责部门的业务。

有一天，跑医疗线的记者得到一个线索：某初中的孩子集中到武汉市儿童医院测智商，有一些孩子的分数明明比较高，但家长要求打低分。医生不解，问原因，家长说，孩子成绩不好，老师觉得孩子拖了班级后腿，会影响班级名次进而影响到老师的奖金，如果孩子能在医院开出一个弱智证明，那就可以不纳入考核。

什么是新闻，这就是新闻，不管有没有被记者写出来，也不管有没有被媒体报道出来，这件事客观存在了，这个新闻就发生了。

我当时情绪高昂，立即策划准备做连续报道，将跑教育和医疗的记者动员起来，还带着他们一起去医院采访。结果，报道居然在我轮休不值班的时候被叫停了。

上班后的第一个编前会上，我问叫停报道的副总编辑：什么叫新闻，这就是新闻，我们不做这样的报道做什么样的报道？

在我的坚持下，报道勉强刊发了头几篇，最终烂尾。这事给我极大的冲击，也让我动了辞职的念头。这样的新闻都不好好做，还叫报社吗？我只想好好做个记者写新闻，而那里已经不能提供足够的写作空间了。

从进入媒体的那一天起，在我这个新闻科班出身、希望一直能在新闻一线实战的传统新闻人眼中，新闻就不仅仅是指那些被媒体报道出来的，也包括那些具备传播价值、已经发生但并未被记者写出来、未被媒体公开报道出来的事情。

2024年，新京报报道了一些企业的油罐车刚运完煤油后根本不清洗油罐直接运食用油，这个消息一经发布举国震惊。在我看来，这件事不管有没有被写出来被报道出来，一旦发生存在，这个新闻就已经形成。有没有记者写出来、有没有媒体报道出来，都不影响这件事是一个新闻。

再看2024年湖南华容县洞庭湖大堤溃口的事情，大坝一旦溃口，不管当地是否允许媒体采访、是否允许当地的公职人员接受媒体采访，也不管当地人是否被允许自由发布信息，新闻已经出现并存在了。

这些新闻事件已经发生存在，媒体记者要做的是弄清楚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现状是什么样的、影响是什么，部分媒体记者还会研判新闻发展的趋势和影响。记者是否采访是否写作是否发表有关这个新闻的文字、视频、音频，都丝毫不影响“刚装了柴油或者汽油的油罐车装食用油”、“洞庭湖大坝溃口”这些新闻本身的存在。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他们从媒体上看到的叫新闻，但在专业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一个事情发生后只要具备传播价值，新闻就已经存在了，后期媒体记者的采访写作刊发都只是把新闻呈现出来了，而不是制造了新闻。

只有假新闻，是媒体记者制造出来的。假新闻，意味着没有真实发生某件事，是被人杜撰编造出来的，真新闻不是杜撰捏造出来的，是自然发生客观存在的，媒体与记者只是发现者和呈现者，我有时候也将其称为“生产者”，但此处的生产并非无中生有。

新闻生产者也是匠人，但与一般生产物品的生产者和匠人又大不同，新闻生产者只是利用自己掌握的采访和写作技巧将已经真实发生的事情精准、立体地呈现出来，一般的匠人则是从无到有制造出一个物件。

这里有一个新闻学的概念也有必要厘清一下，那就是所谓的策划新闻是不是杜撰假新闻。

专业的新闻策划，绝不是凭空杜撰捏造出一个不存在的新闻事件，而仅仅是指在如何采访、如何写作、如何有步骤有策略地刊发新闻、如何将消息与通讯、评论等有效结合起来等技术层面进行人为的设计与安排，包括等待新闻刊发的时机、根据新闻事件的进展随时更新报道策略形式等等。简而言之，一个新闻发生后，正常的新闻策划是组织布局试图将新闻从不同角度、不同的层面更丰富全面立体地呈现出来，而不是无中生有捏造和杜撰。

当然，我也见过一些所谓的新闻策划，这种策划，几乎就是无中生有制造假新闻，假新闻所有的技术操作都是不光彩的策划。

弄清楚什么是新闻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讨论有关新闻的其他概念。

什么是新闻发现？新闻发现指是一个新闻发生后被一个记者注意到了，然后经过采访、写作及报道出来；什么是新闻敏感？新闻敏感是指一个新闻发生后，一个记者察觉到了它独有的新闻传播价值、知道它是一个新闻。如果新闻只能是被写出来并被报道出来的消息，那新闻发现和新闻敏感就很难定义。

正是基于上述对新闻的理解，我近些年一直在说“报纸将死，新闻长存”或者“报纸已死，新闻长存”。这两个题目，是我近些年经常在大学和媒体讲座的题目，也是我重新定义新闻的一个业务实践。

说“报纸将死”或“报纸已死”，也并不仅仅是指报纸，而是指所有的新闻传播平台，报纸、电视、电台、杂志、网络等等传播渠道，只要标榜自己是新闻媒体而不生产真正的新闻，都将死或者是已死。这样的所谓媒体，死掉也毫不可惜。

新闻从来没有死，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当下正是一个盛产新闻的年代，只不过被写出来被报道出来的少了。新闻与新闻业，也显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新闻客观存在，新闻业能不能将新闻呈现出来都不能否认新闻的存在。

正是因为新闻没死且长存着，只是不生产新闻的媒体死了或者是暂时死了，所以一旦有媒体短暂复活或回光返照一下，就会有新闻被呈现出来。如果新闻都已经死了，那媒体也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所谓的“新闻已死”，多半是指“新闻业已死”或者“媒体已死”，而不能真指“新闻已死”，外行说一下就算了，业内人士不应该跟着外行这么说。“新闻已死”的谬论，可休矣。

褚朝新

2024年7月9日

来源：衣者朝新（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c_bwVAUijS9Nm_4MUSTjQ

编辑：李佳

刘海明

【案例】

新闻与历史

编辑：张席睿

刘海明

【案例】

顶端新闻董事长内部讲话曝光：做媒体，制造影响力不难

顶端新闻正在谋划新一轮组织变革。近日，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顶端新闻召开中层会议，董事长关国锋在会上作动员讲话，明确提出下一步战略目标与行动方向。

《传媒见闻》根据“观媒”微信公众号发布的讲话全文，梳理出以下要点：

一、分析形势

1、我一直认为，做媒体，制造影响力不难，媒体老总有胆有识，上级领导开明担当，只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敢碰热点，善于发声，会说人话，影响力自然就有了。媒体转型，难的是影响力变现，难的是怎么赚钱。

2、2021年到2024年，顶端公司三年来营收复合平均增长率达到183%。2022年顶端和河南商报开始一体化运营，到2024年，营收增长了74.4%。预计2027年，顶端可实现盈亏平衡。

3、营销部门的同学跟我说，顶端出去竞标投标讲方案，我们的方案跟别人相比形成了显著的差异化竞争优势，我们的打法跟他们都不在一个维度上。

就拿我们合作的一家酒企为例，之前一年辛辛苦苦服务，合作费用只有10万，还有一半是实物置换，按照新的打法，去年一年，这家酒企的合作额就冲高到190万，还全是现金。

4、媒体转型成功与否，赚不赚钱是核心指标，亏损就是“一丑遮百俊”。咱报业集团也一直有句话——赔钱的媒体不办，赔钱的公司不做。

二、回望初心，审视现在

1、顶端建设的初心，不是办媒体，而是建平台。顶端，之所以成为顶端，之所以与其他媒体客户端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顶端是按照平台思维打造的。成立之初，顶端就开门办端，设立平台运营中心，引入了创作者的运营逻辑，邀请党政机构、企事业单位、自媒体创作者等入驻顶端。这是顶端的平台属性。

2、顶端内部除了保留垂直原创中心的“顶端特战队”、聚合分发中心负责商报的“报刊编辑部”外，其他的记者和编辑岗位都要向平台属性靠拢，要向产品经理、向平台营销官、向平台运营官转型。

三、积极转型

1、今天起，我们正式启动新一轮的组织架构调整，在这个2025年的全新架构中，我们几乎看不到纯粹的媒体属性的部门。此次竞聘双选的核心变动，就是将原来的融媒部改成了垂类创作者MCN部，比如财经融媒部就更名为财经创作者MCN部。名字的变化代表着工作重心的转变，工作重心要从原来的以媒体为重心，转型为以平台的运营与变现为重心。

2、我们的记者编辑，要做好创作者MCN和传播渠道MCN的建设，要利用好顶端的平台优势，利用好两个MCN，利用好创作者的力量，赋能我们的平台建设和经营工作。

以跑餐饮线口的记者白刘阳为例，今后要做好顶端餐饮创作者MCN的运营官，不要自己去写餐饮领域的小稿子，而是组织这个领域的大V大咖去写，然后带着几十个上百个领域内的大V大咖去跟巴奴、锅圈谈合作，这时候赋能经营人员签的应该是上百万上千万的单子。当然，餐饮行业深度类的报道，你白刘阳还是要写的，这是你立足餐饮行业的根基所在。

3、鼓励动员采编上的同学们转型，是平台之需，也是为同学们职业生涯谋长远之为。但这不是说大家就不做报道了，特别是不做深度报道了。大家依然采写，但所有的采写，都要考虑是否有利于平台目标的实现，如果不能为运营、经营等工作赋能，就不做。

来源：传媒见闻(公众号）

原网址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1gUjvNdDumAZ7iQLJIc7Xg

编辑：张家乐

刘海明

【案例】

编辑：梅镕缨

刘海明

【案例】

伊朗妇女呼吁内塔尼亚袭击国家广播公司

来源：微信分享

编辑：张家乐

刘海明

【案例】

这些伪典型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作者：闫立秀

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曾放出了许多离谱的农作物高产“卫星”。其中，河南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高产7320斤，湖北麻城县建国农业一社早稻亩产36956斤，广西环江县红旗公社中稻亩产130434斤10两4钱，在当年诸多的“卫星”中特别耀眼，以新华社、《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各种媒体曾作了大量的报道。从这几颗“卫星”的发射中，可以大致了解到这些伪典型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卫星”一：河南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高产7320斤

《人民日报》 1958年7月12日 的报道说：

据新华社郑州 11日电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第四队二亩小麦丰产试验田，总产14640斤，平均亩产7320斤。这是河南省今年麦收中放出的小麦亩产3000斤以上的第29颗“卫星”。……

这二亩小麦长的特别好，穗大且长，籽粒饱满，稠密均匀，每亩平均 1486200株，密得老鼠也钻不进地。最大的麦穗有130粒，一般的麦穗有七、八十粒，最小的麦穗也有50粒左右。这二亩小麦是 6月18日收割，7月1日过秤入仓。

参加这次收割、打场、扬场、过秤的还有中共城关镇委、西平县党政负责同志。为了进一步核实产量，中共河南省委又指示西平县委和城关镇委复查。最后证明高额丰产完全属实。

“卫星”田照片

这颗大“卫星”实际上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1958年6月18日 ，与西平邻近的遂平县岈山卫星集体农庄放出了小麦亩产 3520斤的“卫星”，这时，信阳地委书记（西平时属信阳地区，今属驻马店市）对西平县委书记说，西平的条件比遂平好，亩产一定要超过遂平。根据地委领导的指示，1958年7月初，西平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中心议题是解决小麦高产数字的问题。会上，县委领导要各农业社自报产量。该县的和平农业社属于高产区，开始报了亩产200斤，县委领导对此很不满意。于是，又相继报出了400斤、600斤、800斤，但仍离遂平的3520斤相差太大，一直没有得到县委领导的认可。最后，和平社报出了亩产1100斤，这才勉强过关。随后，西平县委召开庆丰收大会，对和平农业进行表彰奖励。

虽然和平社大着胆子报出了小麦亩产 1100斤，但这个数字还不到遂平小麦“卫星”产量的三分之一。为了放出超过遂平的“卫星”，西平县又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会议的内容还是报小麦产量。会上，县委书记反复介绍了遂平小麦亩产3520斤的高产“经验”，并大讲“思想有多高，产量就有多高”的道理。尽管如此，在大会上各农业社仍然不敢再往高报。

于是，县委领导就采取个别鼓动的办法，召开以往产量较高的和平、猛进两个农业社的负责人开座谈会，动员这两个社报产量。开始时，猛进社只报了300斤，县委领导坐在一旁不吭气。两个农业社的负责人一看气氛不对，就不断地将产量往高报，猛进社一下报出了亩产7201斤。这时，和平社所在的城关镇党委书记立即鼓动和平社再报高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和平社社长报出了7320斤。这样，座谈会才算结束。

紧接着，和平农业社开始找亩产 7320斤的“依据”，办法是按小麦的颗数、穗数、粒数进行推算，先算出1斤小麦有多少粒，再算出一穗有多少粒，一颗有多少穗，最后算出一亩地有1486200穗，每穗平均75粒，可收7560多斤。随后，和平社组织全社壮劳力，套了两辆大车，从全社12个生产队拉来了14640斤麦子（平均每亩7320斤），全部拉到那块所谓的“试验田”里，然后向县委报喜，县委再组织所谓“验收”。随后，《河南日报》、《人民日报》等报纸相继报道了和平社小麦亩产7320斤的消息，并由此吸引了全国24个省市的参观者，前后达3个月之久，以至前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还专门来信，要求中国有关方面介绍西平县小麦“丰产”的经验。

“卫星”二：湖北麻城县建国一社的“天下第一田”

先请看《人民日报》1958年8月13日的报道：

新华社武汉11日电湖北省麻城县的早稻生产又放异彩。根据湖北省、黄冈专区和麻城县三级早稻高产验收团联合查验证实，这个县的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在1.016亩播种“江西早”种子的早稻田里，创造了平均亩产干谷36956斤的惊人纪录。截至目前，这是我国早稻大丰收中放射出的大批高产“卫星”中的“冠军”，它比安徽省枞阳县石马乡高丰农业社及本县平靖乡第二农业社先后创造的早稻高产纪录高出一倍以上。……

参加三级验收团的有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史林峰、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韩玉生、中共麻城县委书记处书记侯尚武；此外，还有麻城县各乡、社代表共数百人。中共黄冈地委第一书记姜一，也参加了一部分验收工作。

那么，这“天下第一田”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在建国一社放这颗“卫星”之前，各种粮食生产“卫星”早已放出，其中湖北省的“卫星”就不少。这年8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湖北孝感县长风社早稻亩产15361斤的消息。麻城县在放高产“卫星”上也不甘落后。例如，7月25日的《麻城报》报道说，该县前进五社早稻亩产 5656.2斤。8月初，麻城白果区召开早稻高产现场会。此前，白果区下辖的梁家畈乡燎原四社放出了早稻亩产10237.127斤的“卫星”，会议对其给予了表彰，当场发给奖旗一面，奖金300元。会上，麻城县委书记处一位书记问生产一向搞得不错的建国一社社主任：“人家早稻亩产都搞到了1万多斤，你能不能拿点硬东西出来呀?”被县委领导这样一点名，这位社主任只得硬着头皮回答说：“我们有点硬东西，过几天再向领导汇报。”

既然在县委领导面前表了态，建国一社已是骑虎难下，“卫星”不能不放，而且产量必须超过燎原四社才行。会议结束后，建国一社社主任找社会计商量放“卫星”的问题。会计问社主任：燎原四社亩产 1万多斤的“卫星”是如何放的？社主任回答说：看样子是别处成熟了的稻子移并到一起的。会计一听，马上说：他们能把禾苗移并到一起，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做？社主任也觉得只能用这个办法了。

于是，他们选择了第二生产队的一块面积为1.016亩的稻田，作为试验田。据 8月18日 的《湖北日报》报道，这块试验田先深翻了 1尺5寸，然后施了大量的底肥：陈墙土300担，塘泥1000担，水粪30担，石膏6斤，石灰30斤。在禾苗移来时，又施了豆饼180斤，硫酸氨70斤，过磷酸钙80斤，水粪60担，草木灰240斤。移栽的那天，全社动员4个生产队的劳动力，将另外8亩稻田的禾苗连根带泥拔出，用门板或梯子抬着，运到这块试验田中，移栽在一起。由于移并过来的禾苗太多，密不透风，据说把鸡蛋随便地放在禾苗上面滚动也不会掉下去。为了使禾苗不至于沤烂，他们就用细长的竹竿把禾苗一蔸一蔸地分开，又用喷雾器喷射井里的凉水，还派人到县城借来一台鼓风机，日夜不停地给禾苗鼓风。

如此这般之后，建国一社向麻城县委报告说，他们将发射一颗亩产超过 30000斤的“卫星”。麻城县委又向黄冈地委和湖北省委作了汇报。于是，省、地、县三级联合组成高产验收团，来到建国一社进行“卫星”验收，随同一道来的还有武汉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和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特地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的大字标题。

“卫星”田照片

“卫星”三：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中稻亩产13万斤

《人民日报》1958年9月18日 报道的最大一颗水稻“卫星”。报道说：

广西僮族自治区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成功地运用了高度并禾密植方法，获得中稻平均亩产 130434斤10两4钱的高产新纪录（当时1斤为16两——引者）。这块高产田面积一亩零七厘五，黑壤土，二等田，共收干谷140217斤4两。

这颗超级大“卫星”是这样发射升空的：

湖北麻城县建国一社早稻每亩 36956斤的“卫星”放出后，广西环江县委主要负责人决心放出一颗更大的“卫星”，并提出了“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的口号。环江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柳州地委一些领导的支持。地委有一位领导还暗示说：“湖北亩产3万斤的卫星是把多亩稻子移并到一块地里的。全国卫星一亩没有10万斤恐怕放不出去。”

随后，环江制定了放“卫星”的具体实施方案，并选择城关农业社的一块面积为1.13亩的试验田作为“卫星”田，让社员先将田里的禾苗全部拔出，再进行深耕并施放大量的各种肥料。接着，组织社员及县直机关的干部和正在县城集中学习的中小学教师共计近千人，从城管和三乐两个大队100多亩中稻田中，选出长势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连苗带泥移并到试验田里。由于移并到一起的禾苗太多，为了使禾苗不致倒伏，就采取用木桩支撑后再用竹篾片拦腰的办法，将田块分割成五六尺见方的格子；四周也用木桩顶实，这样禾苗便直立在一块一块的格子里。移并到一起的禾苗太密，就将喷雾器改装成小型的鼓风机，由十多个人日夜轮流鼓风。为了保证试验成功，县里还在现场设立了指挥部，安装了电话机，派干部在田边日夜守护。

这年9月初，环江县委向柳州地委和广西僮族自治区党委报喜说，将要发射一颗亩产超过10万斤的中稻“卫星”。自治区和地区对此十分重视，特地向各新闻单位和有关电影制片厂发出邀请，请其进行现场采访，还组织了一些部门的干部以及广西农学院、广西大学等科研院所的有关教授、专家，组成了验收团进行现场验收。

浮夸风带来的历史性灾难

1958年放出的各种“卫星”难以数计，但基本上都是按这样的程序放出的。这样放“卫星”的结果，不但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助长了各级干部弄虚作假的作风。

在放“卫星”的过程中，那些敢于说真话的干部社员，被当作“保守派”、“观潮派”而被压制甚至遭辩论批斗，而那些制假造假者反而被提拔重用（麻城建国一社的社主任在“卫星”放出后不久就被任命为区委副书记、区长，并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环江县委第一书记因放“卫星”有功，被提升为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西平和平社的社长被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聘为特约研究员，还在北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伴随放“卫星”的是浮夸风盛行，造成了1958年农业生产获得了特大丰收的假象。于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的”，“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这样荒唐的言语，竟出现在党报党刊上，以至于想当然地认为粮食已经多到吃不完的地步，并提出要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紧随而来的所谓“三年暂时困难”成因虽然很复杂，但以放“卫星”为特征的浮夸风，无疑是造成这一困难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来源：泉河小路（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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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