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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史料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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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发表于 2020-8-24 20:36:22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红色报史|党报:抗战中的号角与旗帜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宣传工作,战争时期,对思想舆论阵地的争夺,其意义绝不亚于战斗歼敌、攻城掠地。从中共创建到新中国成立,党的宣传事业不断发展壮大,为中国革命的成功作出了难以替代、不可估量的重要贡献。这当中,党的报刊事业居功至伟。

  据不完全统计,从中共诞生前期到新中国成立的约30年间,由早期共产主义者和后来中共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机关、部队、团体、个人所创办的各种报刊,总计不下4500余种。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在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党的报刊坚持出版,在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直至海外,到处都有、始终都有党的喉舌和声音,重重迷雾里,战火硝烟中,它们像针砭时弊的药石,像指引方向的明灯,像激励斗志的号角,在中国新闻史上写下了富有传奇色彩的厚重一页。

战火中走出的“中国第一大报”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挺进敌后,建立起多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武装抗击、牵制侵略者的同时,数以百计的抗战报刊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创办起来,在中共创立的首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由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的晋察冀军区,1937年12月11日,《抗敌报》在河北阜平县城文娴街应运而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刊最早的大区党报”。

  《抗敌报》创刊时由晋察冀军区主办,军区政治部主任、被毛泽东誉为“党内一支笔,红军书法家”的舒同兼报社主任(即社长),著名摄影家沙飞任副主任,主持工作。从部队抽调的两名战士加上两名技工、两台石印机、一把裁纸弯刀组成了“政治部石印组”,负责印刷《抗敌报》。

  初期限于困难条件,只能出版石印三日刊,四开毛边纸单面印刷两个版,发行1000份左右,靠军邮和地方抗日动员委员会沿各村转送。从1938年1月20日第12期起改为新闻纸,扩成四版,内容丰富,文字通俗,有社论、通讯、专刊、漫画等多种形式,使敌后的读者耳目一新。

  1938年3月沙飞调离报社,参加过长征的越南人洪水接任副主任,编辑队伍也壮大起来,发行量很快突破了2000份。

  1938年4月,《抗敌报》从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划出,成为中共晋察冀区党委机关报,邓拓任主任。邓拓党性甚强,对党报的性质、作用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

  聂荣臻十分注重通过邓拓的工作主持尤其是社论的撰写、刊发来反映边区党的工作要求,突出工作重心。1979年聂荣臻回忆当时的邓拓时曾说:“重要的社论起草后,哪怕深更半夜,他也单身匹马赶到我的驻地,让我过目,共同研究定稿。”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和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抗敌报》经受住了种种严峻的考验,无论是正在石印机上印刷的报纸被日机投弹炸毁,还是马驮人扛翻山越岭地转移,它始终将党的声音传向边区内外,传到民众中间。敌人千方百计剿杀《抗敌报》不能得逞,气急败坏,竟然盗用《抗敌报》的报头编排、印制假《抗敌报》企图扰乱视听,自然也是难以得逞,徒留笑柄而已。

  1938年8月,《抗敌报》自第63期起改为铅印,三日刊改为隔日刊,发行量大增。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抗敌报》改为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

  1940年11月7日,创办近三年的《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由隔日刊改为日刊,四开四版,即国际版、国内版、边区版、副刊,集毛泽东的字拼成报头。报纸改为日报后,社主任改称社长,邓拓继续任社长。下设编辑通讯部、材料供给部、出版发行部、电务队等,全社人员增至300人,到冬季进一步扩充到500人,报纸发行量达2.1万份。

  党报结构的调整、健全、壮大,报纸内容质量的提高,发行量的大幅增加,都是空前的。

  新的日报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指导边区多方面工作上呈现出了振奋人心的新气象,突出地表现在增加言论上。新日报在一年内关于对敌斗争、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社论就发表了278篇,比改版前的一年多发107篇,党报的指导性明显加强。

  在日军重重封锁并常常“扫荡”的晋察冀北岳山区,坚持出版铅印日报,这在中国共产党敌后新闻事业上是一个创举,也是一个壮举。“我们既是新闻战士,又是游击战士。不光宣传游击战,还得学会游击战。”这是当时的编辑记者们始终牢记和贯彻的方针。为了适应游击办报,晋察冀日报的工作人员将铅字、字架、石印机等进行了多次轻便化改造,全部设备可用八匹骡子拉走,“八匹骡子办报”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段佳话,也是世界新闻史上少有的奇迹。

  1941年至1943年,是晋察冀日报在敌后出版最困难的时期。在敌人野蛮、疯狂的“扫荡”“清剿”“蚕食”和封锁中,报社的员工们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在不断的转移、隐蔽、突围中,抓住任何可能争取的时间坚持出报。1943年9月21日,在两路敌军进至离阜平县马兰村的报社仅20公里的危急情况下,邓拓等报社领导带领编辑和工人快马加鞭赶印出800张报纸,发行员随印随发,完成了在敌后游击办报中最大胆、最英勇的一次行动,在警戒哨连番报警声中,“八匹骡子”轻装转移,四小时后,合围的敌人扑了上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察冀边区党政领导机关进入张家口,《晋察冀日报》于1945年9月12日开始,在张家口出版城市大报,为对开四版,有时出六版,由于接管了一批较先进的印刷设备,每小时印报可达四万份,印刷质量也达创刊以来的最好水平。

  内战爆发后,《晋察冀日报》对人民解放战争、土地改革运动、大生产运动的宣传,真正起到了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作用,有力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1948年5月,中共中央华北局成立,决定晋察冀边区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日报合并,两报在河北平山县里庄并为一个新报社。6月14日,坚持了十年半的《晋察冀日报》终刊,6月15日,两报合并而来的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正式创刊。创刊号上发布了华北解放区正式组成的消息和《华北解放区的当前任务——代创刊词》的社论。创刊当日的《人民日报》四开二版,发行约四万份。

  自诞生至终刊,《晋察冀日报》共出报2754期(中因序号错误多标出100期,终刊号为2854期),日发行量最高曾达5万份,从抗战初期到解放战争后期,它成为根据地创刊最早、连续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大区党报之一;终刊以后,报名虽改,血脉仍存,它的光荣使命仍在延续。1949年3月15日,华北局《人民日报》由平山县里庄迁至北平出版。8月1日,华北局《人民日报》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胡乔木任社长,张磐石任副社长,邓拓任总编辑。这一天的《人民日报》期号延续华北《人民日报》的期号,为407号,意味着当天的《人民日报》是此前报纸的延续。因此,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创刊纪念日被定为1948年6月15日,也就是华北《人民日报》创刊的日子。

活跃在国统区的“新华军”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曾这样说过:我们不仅有一支八路军、新四军,还有另一支方面军!这指的是“新华军”——抗战初期中共在国统区创办的、赫赫有名的《新华日报》。

  西安事变后毛泽东就明确提出我们党要抓两件大事:一件是办学校,培养干部;一件是办报纸,宣传党的主张。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与国民党谈判时要求在国统区创办《新华日报》,作为党的宣传舆论阵地,蒋介石表示“所谈甚好,完全同意”。这样,《新华日报》便成为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一份特色鲜明、影响巨大、富有革命性和战斗性的报纸。

  《新华日报》最初拟定在南京创刊发行,但是由于国民党顽固派阻挠及日军逼近南京,报社被迫迁至武汉成忠街53号,并延至1938年1月11日才正式在武汉创刊。该报在武汉期间,由中共长江局领导,是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机关报,时任报社社长潘梓年,总编辑华岗。

  在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背景下,周恩来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创刊号上还刊发了国民党诸多党政要人的文章和题词,这反映了国共两党合作初期倡导的“精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仅是一致抗战的基础,也是民众期望所向。创刊号上,周恩来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既昭示了该报办报方向,也鼓舞着军民抗战气势。

  从创办起,《新华日报》先后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吴玉章等人领导之下工作,尤其是周恩来,自始至终亲力亲为,亲自审阅、撰写社论和重要新闻,具体过问报社从编辑、出版、发行到财务等全面工作。苏德战争爆发时,《新华日报》的社论就是周恩来在报社营业部的楼上亲手起草的;皖南事变时,他亲笔写下两个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后,报社迁至重庆继续出版,受中共南方局领导。此后《新华日报》陆续在山西、重庆、广州、西安等地设立分馆,在黄陂、宜昌、郑州、洛阳、许昌、南昌、潼关等地设立代销处。

  在10月25日这一天的《新华日报》上,四个版都浓墨重彩地报道了前方战事、揭露了日寇暴行,介绍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如有一则消息说,晋北寇军陷重围我进袭五台迭获胜,曲阳击溃敌寇八百;消息《敌炸沉长江二商轮死乘客难民七千余人》报道说,襄阳轮于二十三日晨,由汉开往宜昌,驶至上游二十八英里一带,适遇敌机来袭,敌机见此商船,即猛烈投弹,并以机枪扫射。该船当即下沉。事后调查,该船乘客约两千余人,均在凶残敌机猛炸之下遇难……二十三日有铁壳大煤船一艘,在城陵矶被敌机炸沉,内有难民约五千人,遇救者仅百余人……

  1940年8月20日至1941年2月初历时5个多月的“百团大战”,是我党领导的一次震惊中外的大规模战役。当年的《新华日报》在最短的时间内,用好版面、大篇幅、多形式,对百团大战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报道,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士气。

  作为在国统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抗战方针政策的一张报纸,《新华日报》在抗战期间充分体现了我党识大体、顾大局,既讲团结又坚持立场,宣传抗日是它的中心主题。从报纸内容看,《新华日报》从创刊到抗战胜利的七年半中,其办报宗旨始终都没有离开抗日这一主题,直接反映抗日的内容占据了大部分版面,主要包括揭露日寇暴行、唤起民众抗战,报道中国军民与日寇血战的英勇事迹和辉煌战绩,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反应和支援,在战争重大转变时期对战局进行精当分析,解答群众抗战中的疑难问题以及宣传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思想等方面。尽管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新华日报》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批评反击,但总体上还是围绕着抗日主题,挥舞着抗日大旗。《新华日报》对国统区的社会生活进行了有力的干预,对国统区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工人、青年、妇女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动员,成为我们党联系国统区广大群众的重要工具和桥梁。

  随着《新华日报》在国统区民众中影响越来越广,国民党当局十分恼恨和担忧,千方百计给《新华日报》“穿小鞋”,从新闻检查、报纸发行甚至纸张供应等方面严加控制,屡设障碍,其“新闻检查所”对《新华日报》实行最严苛的新闻检查,任意涂改和检扣送检稿件中的新闻和言论,凡宣传八路军、新四军重大战绩和解放区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重大成就的文章,一概予以检删,甚至一些名词术语如“共产党”“毛泽东”“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人民民主”等也不准见报。正如新华日报记者石西民所描述的那样:“国民党当局对《新华日报》的迫害摧残,其动员之广、检扣之厉、迫害之暴、手段之毒、花样之多、时间之长,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了。”

  对此,新华日报的同志按照周恩来和南方局的指示,进行了坚决而巧妙的斗争。1940年1月6日,《新华日报》原拟刊登社论《论冬季出击的胜利》,但稿件在送审时被当局以“系军事论文”为借口扣留;《新华日报》决定改登另一篇社论《起来,扑灭汉奸!》,然而又未通过审查。为了抵制国民党当局的刁难,《新华日报》毅然采用“开天窗”的斗争手段以示抗议。这日的《新华日报》在原社论的位置仅刊印了八个大字——“抗战第一!胜利第一!”旁注两行小字,对“开天窗”缘由予以说明:“本日两次社论:一、论冬季出击的胜利;二、起来,扑灭汉奸!均奉令免登尚望读者原谅是幸!”

  除对报纸外,国民党反动派对《新华日报》的读者也加以监视、迫害,甚至有读者给报社来信说,县党部书记通知,看《新华日报》要当心自己的脑袋!
本来,《新华日报》头几年也是在第一版报头下面刊登社论、要闻。后来,有读者反映:每天拿到报纸,看见“新华日报”这四个大字就觉得十分亲切,但由于重要新闻、社论都在第一版,读完又需费很长时间,因此老是担心有特务、坏蛋盯梢,担心他们看到“新华日报”这四个大字。于是提出,希望把报头另排一个地方。报馆对这个意见作了慎重研究,决定把社论、要闻改到第二版上,第一版全部刊登广告。这样,读者拿起报纸读社论、要闻时,有“新华日报”四字的报头就折到里面,读者可以放心大胆地阅读——原来这种改版是为了保护读者!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新华日报》从1942年2月1日起,报头所在的第一版就全是广告,而第二版则登要闻、社论,第三版是地方消息,第四版是副刊,除极个别特殊情况外,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终刊。

  从1938年1月11日创刊,到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勒令停刊,《新华日报》历经9年1个月零18天,中间除1939年5月至8月因日机轰炸重庆,而与重庆十大报纸共出《联合版》外,共出刊3231期,是我党第一张在全国公开发行并且极负盛名的党报,在国民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占领了舆论制高点,被人民群众誉为“茫茫黑夜中的一座灯塔”,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力工具和沟通外部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

大众日报:敌后不倒的旗帜

  1938年5月,徐州陷落之后,山东全境沦为敌后。1938年4月在延安,当毛泽东听了山东省委书记黎玉的汇报后,当即决定派出大批干部进驻山东,创建以沂蒙山为中心的山东抗日根据地。

  1938年5月20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郭洪涛带着两部电台和50名干部到达山东泰安。第二天,山东省委在泰安南上庄召开会议。这次会议是山东党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对深入开展山东的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郭洪涛在他的报告《为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而斗争》中,把创办报纸列为创建根据地的三大任务之一。

  1938年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和中共山东分局几乎同时成立,这标志着山东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武汉失守后,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为孤悬敌后的山东找到了一条出路。然而,当时山东地区的政治环境极其复杂。山东沦陷后,日本在山东地区到处设立伪政权,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就任后在各地“游击”。据1941年3月统计,在全省107个县中,日伪、共产党、国民党三个政权并存者26县;日伪占据、有国民党活动者28县。

  复杂的环境最需要明确而坚定的声音。经过筹备,1939年1月1日,迎着新年的第一缕曙光,中共山东分局的机关报《大众日报》诞生了。由大众日报首任总编辑匡亚明起草的发刊词,明确指出:“本报的使命就是动员人民起来抗战,发表一切有益于抗战的言论!”《大众日报》是中共山东分局为了动员人民起来抗战,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向全省人民公开发行的第一张党报。中共山东分局通过《大众日报》向全省人民发出了明确而坚定的呼喊:我们要抗日,我们要胜利。从那一天起,《大众日报》从未停止过呼喊,到目前为止连续出版了81年,成为我国报业史上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党报。

  大众日报自创刊,就树立了先进的办报理念——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大众日报》既是中共山东分局的机关报,也是山东人民忠诚的代言人。大众日报对所处的时代有清醒的认识,对自身的使命更是充满自觉。

  《大众日报》通过每期头版头条的社论直接发声,登载政府重要文件,指导当下的重要工作,对当下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评价,作为机关报的指导性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40年7月26日,中共山东分局坚决贯彻中央指示,在驻地沂水青驼寺召开了全省各界代表联合大会,选举产生领导机构,独立自主领导团结各界群众坚持抗战进行建设。大众日报组织编辑记者全力以赴进行报道。为了保证大会不被敌扰,大众日报并未马上对大会做报道,直到20天后的8月16日,才开始陆续见报。联合大会历时一月,选举产生了山东省最高行政领导机关——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自8月16日至9月1日,六期《大众日报》共计发表社论、消息、通讯、文章、歌曲等67篇稿件,如实报道了大会的实况。

  8月18日,敌人分三路进犯,联合大会代表及时转移,报社印刷厂工人将器材拆卸并埋好,职工们就近隐蔽,机关则随山东分局由青驼寺向北转移。扑空的敌人烧毁了会场席棚,以及青驼寺的两株千年银杏。当日,我军在鼻子山设伏,毙伤日伪军200余人,并乘胜收复青驼寺。印刷厂工人迅速扒出机器,马上开始赶印已经编好的19日的报纸。这次联合大会选举产生的山东参议会制定通过了《人权保障条例》,这个后来收入《世界人权约法总揽》的条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人权保障条例,也是我党组织制定并公开发表的第一部《人权保障条例》。这个光辉文献,全文发表在1940年12月10日的《大众日报》上。


1940年12月10日,《大众日报》全文刊载《人权保障条例》

  《大众日报》通过社论把重大而复杂的问题说透,从而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共同抗日。1942年5月1日,《大众日报》头版刊登社论《纪念五一,切实进行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揭开了山东根据地大规模减租减息运动的序幕。社论重点批评当地党组织和政府过去对群众工作的忽视——“把党和政府当作群众的上司,不是群众的朋友,只知向群众要,而忘了给群众”,如果这样下去“山东抗战便不能胜利坚持,我山东党政军民亦恐难有立足之地”。

  经过1941年的艰苦斗争,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依然没有走出困境,抗日斗争仍然处于被动局面。造成这种局面,除客观原因之外,主观上的失误也是原因之一。为此,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忧心如焚,他委托将要返回延安的刘少奇同志:山东“发生争论为时已久……你经山东时请加考查予以解决”。

  刘少奇到山东后,立即展开工作。在掌握了全面情况以后,刘少奇充分肯定了山东工作成绩,同时也严肃批评了山东领导在工作中存在的错误,主要是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在根据地内没有树立起基本的群众优势。对此,山东分局自我剖析后郑重决定:“以认真实行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和发动群众运动,为建设山东根据地第一位斗争任务。”

  减租减息运动持续了三年,大众日报围绕这个运动报道了三年。这是《大众日报》创刊以来第一次系统地大规模地报道群众运动。从5月1日到7月4日,在20期《大众日报》上先后刊发17篇社论,针对减租减息运动,及时提出问题,指导运动发展。报社派出记者,参加山东分局农救工作团,和群众同吃同住同运动,既是工作团成员,又进行采访报道。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使根据地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抗日积极性提高了,在部分地区改造了村镇政权,组织起群众近200万人。当时,很多地方都是根据《大众日报》的社论来布置和开展工作的。

  抗日战争中,大众日报不仅是工作队,也是战斗队。在战争中,大众报人不仅付出了汗水,更付出了热血。在山东分局的统一指挥下,大众日报社职工与分局其他部门一样在战斗中坚守工作,并拿起枪与敌血战在第一线。

  1941年11月初,在日军对根据地的“铁壁合围大扫荡”中,大众日报社组建了三个战时新闻小组,分别执行鲁南巡视、跟随山东分局和留守就地游击的任务。由通讯部长郁永言率领的第二战时新闻小组,在大青山随山东分局机关陷入敌军的重重包围。突围中,他们与敌正面遭遇,随即被冲散,经营部卢再厉在搏斗中头被砍掉,文印员文白拒俘被敌当场枪杀,有的同志打光了子弹,把枪和机器砸了,文件烧了,拉响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郁永言同志也在搏斗中牺牲。

  在这次反“扫荡”中,大众日报社有18位同志殉难。从创刊到新中国成立的十年间,大众日报共有578位员工壮烈牺牲,大青山十八烈士是他们的一个缩影。一家报社,在十年中有这么多人付出生命,在世界新闻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大众日报》这张用鲜血染红的报纸,既是大众觉醒的“日记”,也是山东人民抗战的编年史。创刊仅三个月,就以专刊形式全方位报道了“太河惨案”,并通过社论明确表明了党的立场和态度。此后,山东乃至全国在抗战中的历次重大事件《大众日报》均有反映,特别是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新闻记录,已经成为如今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大众日报》对抗敌壮举和胜利消息的报道,对处在艰苦之中的前线战士和根据地军民产生的鼓舞和激励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如1939年4月7日通讯《横山血战》中写道:“相持四小时,我左翼退守横山街团圆殿,敌即以猛烈炮火,强占横山……我办案第二中队第六班班长郭兴堂、李怀平等,率领全班战士,坚守第二院。郭班长手伤两处,犹用手榴弹炸死敌兵三名。班长李怀平在东北炮楼击毙敌军二名。不幸我李班长怀平亦受伤……”1944年5月13日通讯《何万祥》报道的英雄连长何万祥,2014年入选全国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名录。

  1946年,大众日报社长匡亚明在总结大众日报创办七年的经验时说:“大众日报的历史和山东人民抗战史分不开,它是山东人民英勇抗战的史诗,也是山东人民艰苦抗战的缩影。”


来源|《一张报纸的抗战——大众日报社史撷英》山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严洁

编辑:王雅欣
202#
发表于 2020-9-28 19:26:13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外交部原副部长王殊逝世,传奇一生纵横新闻界外交界
澎湃新闻记者从王殊同志亲友处以及中德友协方面获悉,外交部原副部长王殊于2020925日凌晨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公开资料显示,王殊出生于192410月,江苏常熟人。王殊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建国前任新华社军事记者,建国后曾任新华社国际部编辑,新华社驻巴基斯坦、几内亚、马里、加纳、刚果()、古巴等分社记者。
王殊于1969年底任新华社驻波恩分社记者,19729月任中国政府谈判代表,与联邦德国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同年10月任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参赞。
此后,王殊历任任驻联邦德国大使(1974.91976.1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1978.51980.4)、驻奥地利大使(1980.71985.12)。除驻外使节外,王殊还曾任《红旗》杂志总编辑(19761978)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1986.11990.6)等职。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介绍,正像王殊自己的一本书名《五洲风云纪》一样,他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奔波在国内外的“战场”上。
24岁时,他身着人民解放军军装,作为新华社第三野战军总分社记者,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上海的报道。而他写的第一条新闻竟然是我军围歼黄伯韬兵团取得全面胜利的消息,成为当时淮海战役的重大新闻。朝鲜战争爆发后,王殊又被调到新华社驻志愿军总分社工作,换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服,一干又是两年半。
王殊写的两篇揭露所谓“自由遣返”战俘骗局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出后,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重视。毛主席读后致电前方称:这些报道揭露了美蒋特务利用所谓“自由遣返”战俘欺骗公众的种种事实,谈判代表团应利用这些事实,在谈判桌上,揭露美方强迫扣留我战俘的阴谋。这次成功的报道,对王殊是一次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回国后不久,因他有懂英语的优势,被分到新华社国际部南亚分社,常驻巴基斯坦,从此开始了驻国外记者的生涯。他先后去了加纳、几内亚、马里、古巴、联邦德国等亚、非、拉美、欧四大洲做长驻记者。王殊是中国第一位单枪匹马闯非洲建新华社分社,打破中非长期隔绝的传奇人物。
1959年,他先是在加纳首都阿克拉筹建新华分社,后又去新独立的几内亚首都采访,并破格受到总统杜尔的接见。在该国新闻部长的帮助下,顺利地在该国首都科纳克里建立了新华分社。那时,王殊身兼二职,在两国间穿梭。同年104日,中国同几内亚建交,几内亚成为撒哈拉以南地区与中国建交的第一个国家。
19607月,加纳总统接见了中国特使柯华,并于当晚签署了中加建交公报。同年10 月,王殊去马里采访,友人安排拜见总统凯塔,但必须讲法文。王殊法文讲得不好,心里很紧张。然而总统很友好,开门见山表示,愿意同中国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外交部接到王殊的报告后,立即派时任中国驻几内亚大使柯华作为政府代表,赴马里谈判建交,并顺利达成建交协议。于是,王殊又开始筹建新华社第三个驻非洲的分社。
1961年底,王殊又奉命去拉丁美洲建立新华分社,经过考虑,最后决定分社建在古巴的首都哈瓦那,王殊为分社社长。万万没有想到,在他到达哈瓦那几个月后,就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加勒比海危机”。他在战壕里、海岸边日夜采访,向祖国人民报道古巴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仅仅一个月,就发了130多篇报道。总社两次通报表扬他们特别能战斗。
1969年末,王殊为顶“缺”,“临时救场”,被派往西德波恩分社。他既不懂德文,又不了解欧洲和德国的情况,感到从未有过的沉重压力。王殊开始学德文,并硬着头皮走出去,请进来,进行了大量采访和调查研究,终于渡过了“困难期”。
此后,他集中精力,研究总社和外交部给他出的两个调研题目:一是苏联的战略意图究竟是向东还是向西;另一个是中、西德两国关系如何发展。这两个问题的调研报告出来后,注定了王殊将开始人生角色的第二次转换。
王殊从记者到外交官的经历同样传奇。
作为一名中国驻波恩的记者,王殊竟被中国政府任命为建交谈判的中方全权代表,同时调我驻东德和捷克使馆部分外交官到波恩协助王殊工作。经过8轮艰苦谈判,于1972929日,双方代表草签了建交公报,并在同一天发表共同消息,宣布建交谈判已顺利结束。西德谢尔外长应姬鹏飞外长的邀请,于同年10月访华,王殊也应召回国接待。待他再回到波恩时,已被任命为中国驻联邦德国使馆参赞,并以临时代办的身份,筹建中国大使馆。
至此,王殊已从一位名记者转身成为高级外交官,而这识“士”点“将”之人正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两年后,尚不满50周岁的王殊便当上了中国驻联邦德国的第二任大使。是机遇,更是挑战,他深知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就在中国同联邦德国建交前后,王殊有两次非常难得的机会,见到了晚年的毛主席。第一次是1972724日,当他懵懵懂懂被带到中南海毛主席住地时,才发现那是毛主席接见外宾时的个人书房。当毛主席知道他长期在国外当记者,便风趣地说,我也当过记者,我们是同行。王殊非常激动,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为缓和王殊情绪,主席请他抽支烟。他接过烟仔细端详,那是一支特制的尼古丁含量极低的小雪茄烟,他没有抽,而是把它放在身边的小茶几上,准备带回家做个纪念。没想到,接见结束后,那支烟不见了,原来是坐在他身旁的乔冠华顺手牵羊给抽了。毛主席洋洋洒洒纵论国内外大事3个多小时后,周总理又在小会客室和大家谈了很久。总理还把经主席批准的外交部关于同联邦德国谈判建交的请示报告给大家看,王殊在报告上看到一条总理批的建议:请主席考虑,如果有时间,接见王殊一次。王殊刚刚平静的心又一次翻起了波澜……
第二次见到毛主席是在3年后的19751030日。王殊大使回国参加接待西德总理施密特访华,毛主席会见施密特时,王殊也参加了。而这次会见后不到10个月,毛主席就逝世了。在毛主席最后的岁月里,能两次聆听一位世纪伟人的谈话是王殊大使一生的殊荣。
在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后的19801986年,王殊被任命为中国驻奥地利大使兼任中国驻维也纳联合国组织代表。结束驻外使命回国后,又被委任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从而开始由官员到学者的第三次人生转换。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澎湃新闻记者 岳怀让 蒋子文
链接:https://www.toutiao.com/i6877006722842821134/?tt_from=weixin_moments&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5&from=singlemessage×tamp=160118736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_moments&isappinstalled=0&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92714160701002007609801C2CAD8&group_id=6877006722842821134
编辑:宋婷

203#
发表于 2020-10-25 18:52:40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编辑:王雅欣

204#
发表于 2020-11-24 20:12:47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梦醒时分:中青报原总编辑陈小川今天在群里发布:补记耀邦同志两件事,有关中国新闻史。1.1986年吧,有一天耀邦叫他的原秘书、时任中国青年报社长、总编辑佘世光到他办公室谈事。谈到“中国青年报的小五号字太小了,我都看不清楚。”老佘回答:青年看得清楚就行了。为了增加报纸容量。老佘同志赶回报社主持编前会,传达了耀邦的指示,最后说了嫌小五号字小。我那时做总编辑助理,当天要值夜班,编前会要结束,老佘也没有布置改字号的事。我就问:老佘,字号改吗?他回答:不改。字号直到现在也没有改。耀邦再也没有提起。2.1985年吧,耀邦同志叫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到办公室谈工作。耀邦说:西光,你们光明日报的文、史、哲、经专刊,我都看不懂。杨西光笑着答:那本来就不是办给总书记看的嘛。哈哈。耀邦此后再不提此事。我是听当事者亲口说的。这两件事,新闻史都没有记载。我不说,恐失传了。以此纪念耀邦同志105岁冥诞。
编辑:邱亚婷

205#
发表于 2020-12-13 22:49:42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范长江之死



范长江,我国现代新闻史上最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之一。他创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的日子(1937年11月8日),于2000年被国务院确定为中国记者节。

在范长江的生命中,记者的身份和新闻事业几乎贯穿了他整个人生岁月。在中国当代新闻史上,有许多事情与他有直接关联,如他是第一个去中国大西北采访的记者、第一个在报纸上公开称呼中国工农红军为“红军”的人、第一个只身到苏区采访的记者等。同时,他还曾先后担任新华社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等要职。
以他名字命名的新闻奖——范长江新闻奖,已成为我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但是,如果要问范长江是如何去世的却没有人能够回答清楚,至今新闻界和学术界也一直认为是一个不解之谜。

专人监管
2010年10月14日,带着一个新闻记者的责任,带着对新闻工作的热情和对新闻界老前辈的崇敬,记者来到范长江罹难地——瓦岗乡芦庄村。
从确山县城往西20公里到瓦岗乡;再从瓦岗乡向南8公里,来到一个丘陵环抱、两河相交的小村庄——芦庄,这就是当年范长江劳动改造及投井自尽的地方,也就是那个动乱的岁月“五七干校”所在地。
“五七干校”的全称是中国科学院确山五七干校。在芦庄村的东北角,坐北朝南有四排青砖瓦房和一个南北朝向的食堂。除最南边的一排车库,因年久失修倒塌外,其他房子仍然存在。
中国科学院确山五七干校是1968年开始选址、建立的。1969年3月,被定性为“反革命”、已遭到长期关押的范长江,随首批500名劳动改造和接受锻炼、批判的人员来到这里。当时,从确山县城到芦庄村还没有公路。这些人全部是用老解放车走确泌路到邢店河桥后,顺河道而下来到芦庄的。据说仅这五六十里路,整整走了一天的时间。

当时,和范长江一起到确山五七干校的老干部还有高昌瑞。由于是第一批到,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白天搞基建和劳动生产,晚上搞“斗私批修”活动。
与众不同的是,其他人员空闲时可以与周围群众接触,而范长江却受到专人监管,劳动时专给安排苦活累活干,平时除集体活动外,不准与外界接触,不能自由活动,否则非打即骂,或者开批斗会。所以特别引人注意,也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粪泼身
倪炳银,瓦岗乡芦庄村党支部书记,时任瓦岗公社芦庄大队会计。
40多年的基层经历,使倪炳银成为五七干校的见证人。这次采访中,倪炳银向记者提供了大量素材。他说,1969年春天来的500人全是北京的,其中就有范长江。因为范长江有专人监管,所以格外引人注意。当时,范长江经常穿一身中山装,偏黑,稍瘦,很朴素。当时他定的是“反革命”罪,他的名字基本上被“反革命分子”帽子所代替。
第一批到达五七干校的500人分为两班。一班是300人,搞劳动生产;另一班是200人,搞基建。范长江属于搞基建的,主要是建房子。范长江干的是搬砖头或挑运泥灰这些较重的体力活。1969年8月份,在建设五七干校食堂时,范长江负责为北屋山头上送砖。在两米多高的建筑架上,范长江由于动作稍慢了一点儿,被监管人员一脚踹到地上。已年近六旬的范长江一声没吭,趔趄着从地上爬起来,蹒跚着攀上两米多高的建筑架上,继续搬送砖头。
倪炳银告诉记者,当时五七干校有近千亩田地和近百亩果园、20亩菜地。如果基建上没有什么重活、累活干了,就让范长江去挑大粪浇菜园子。一担大粪有100多斤重,范长江没有干过这种活,且又上了年纪,身体状况也不好,一次挑大粪时,腰还没伸直,两桶大粪就泼了一身,屎尿味熏得他差点闭过气去。但监管人员仍让他继续挑大粪,连衣服也不让换。就这样,范长江带着满身屎尿,一直干到歇工。

拳打脚踢
在确山五七干校,范长江不但天天干苦活、脏活、累活,就是生活上也受到虐待和歧视。
今年70岁的芦庄村村民尚大福,是当年芦庄大队加工厂的工人,加工厂与五七干校一墙之隔。尚大福说,范长江除干苦活、脏活、累活外,主要是行动不自由,处处都有人跟着,有空就受批斗。就是每日三餐排队打饭,范长江也得排在最后边。其他人可以买肉吃,而范长江不能。当时,五七干校的饭菜经常不够吃,如果剩下的有了就给范长江一点差的饭菜吃,没有了就只好让他饿肚子。有时范长江就是排队排在前面了,也会被监管人员拉到最后面,同时还少不了挨骂、挨巴掌和拳头。
每到夏季,五七干校的人可以到果园和菜园里摘桃子和西红柿吃,也可以到群众家中聊天等自由活动,而范长江不能。
每天晚上,五七干校都要组织政治学习和“斗私批修”,范长江也就成了活的教材。范长江站在那里,其他人围坐在四周。要求每个人都要发言,发表对“反革命”的仇恨、对“最高指示”的忠诚。每个人在发言的时候,都少不了对范长江吐以唾液或拳打脚踢。
1970年10月22日晚,夜已经很深了,但像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批斗会还一直在持续……

投井自杀
长期被限制自由、沉重的思想包袱,最终导致范长江难耐巨大的压力,投井自杀。芦庄五七干校大门前不到100米处,是范长江经常劳动的菜地,菜地旁边有一口深7米、直径为1.4米的水井。
在范长江刚过完61岁生日后一周,1970年10月23日,早晨起来,五七干校的监管人员突然发现范长江不见了,忙和负责监管他的人一起查找。“当时没有叫我一起去找,但听去找的人回来说,在菜地边的那口井里发现了范长江的尸体,当时已经浮在水面上了,他穿的还是那身单薄的中山装。”
今年75岁的李长俊,当年是芦庄五七干校的一名看山人员,曾和范长江吃住在一起。他回忆说,“当时他要是想开一点,别背恁重的思想包袱,就不会走到投井自杀这一步。说不定以后平反后还能当更大的官。”对于这个曾在一起朝夕相处的陌生的“大官”的死,李长俊惋惜不已。“干校的人找来几个人,把范长江的尸体用塑料布裹着,抬到离干校七八百米远的一个山涧阴沟里,草草掩埋了。”李长俊说。
据说,当时只在阴沟里简单地挖了一个很浅的坑,两边用木板衬着,把尸体放下去,然后在尸体上盖了一块薄板子就封土了。我国新闻事业史上一位杰出代表范长江彻底离开了人世。而死去的范长江,被干校的人定性为畏罪自杀。就这样,一代新闻巨子以一个灰暗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留给世人无尽的遗憾和叹息。记者本想到范长江罹难的那口井去看一看,无奈那口井已经被附近的村民用土填上了。
1976年春天,范长江的后人到芦庄移坟。参与移坟的芦庄村村民倪大龙说,当时在加工厂喊了五六个人去移坟,每人给发了一双手套。范长江的后人还让每人喝了一大口酒,主要是怕有异味熏人。
由于坟埋在背阴沟里,土质非常松软,没几锹就挖出来了。打开塑料布后,人们都惊呆了!大家发现已故五六年的范长江腿上的大筋还连在骨头上。人们不禁潸然泪下!
1978年12月27日,范长江平反大会暨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邓颖超、聂荣臻、胡耀邦等分别送花圈和参加追悼会。
1990年,中国记协设立了以范长江名字命名的“范长江新闻奖”。


原文来源:《新周报》2010年11月8日
作者:郭丽萍、刘仁忠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oP4fUNGc5JaMTVUtcrQlMg
编辑:刘佳莹

206#
发表于 2020-12-30 13:41:25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轉】
        前几天,原中青报总编辑陈小川在群里发布微信,补记了胡耀邦生前的两件事。
        大约是在1985年,有天胡耀邦叫他的原秘书、时任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佘世光到他办公室谈事。谈到“中国青年报版面的小五号字太小了,我都看不清楚”。佘世光回答说:小五号字可以增加报纸容量,只要青年看得清楚就行了。从胡耀邦办公室回来,佘世光在报社主持的编前会上,传达了胡耀邦的指示和意見,最后说到字号的问题。陈小川那时担任总编辑助理,当天要值夜班,但直到编前会结束,总编辑佘世光也没有布置改字号的事情。陈小川就问:老佘,字号改吗?佘世光回答说:不改。
        字号后来一直没改,胡耀邦也再没有提起。
        也是在这一年,胡耀邦叫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到办公室谈工作。胡耀邦说:西光啊,你们光明日报的文、史、哲、经专刊,我都看不懂。杨西光笑着回答说:那本来就不是办给总书记看的嘛。胡耀邦此后再不提说此事。这件事是陈小川听杨西光亲口说的。
        上面两件事,新闻史都没有记载。
        陈小川说,如果他再不说,恐怕就失传了。
        陈小川为何如此看重这两个细节?因为它们所传递的气度和雅量,正是新闻媒体梦寐以求的环境。
编辑:宋婷

207#
发表于 2021-1-4 16:47:12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南周献词事件七周年:一篇评论的转载与纠结
     【编者按】《南方周末》自19981999年连续两年发表新年献词《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之后,这份南方系报纸的新年献词便成为外界关注的一个媒介话题。到2013年,终于围绕被公开披露的前后两个版本的献词(网络流出的初稿标题为《中国梦,宪政梦》,见报标题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梦想》)以及见报稿的多处差错和转载争议,酿成一次有趣的媒体事件,包括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在内的很多报纸卷入其中。时隔七年,新年献词早已不是当年的稀罕物,而已成为越来越多报纸的标配议程,故重新发表笔者当年112日在新浪博客上对此事件的观察,聊供同行们元旦一乐。
《南方周末》201311日新年献策(局部)
一篇评论的转载与纠结
辜晓进
   窃以为,无论新闻从业人员、新闻研究人员还是新闻教育工作者,若对发生在新闻界的重大事件视若无睹,可视为一种失职。对业者而言,此类事件既是发展苗头,也是同行经验。它可能影响职业态度和工作方式,更关乎行业环境和媒介生态,就像城市发生公交爆炸,你得考虑出行安全一样。对学者而言,眼前当下的业界事件,为科研提供了鲜活的样本,为课堂呈现生动的案例,同样不可忽视。以上便是我关注南周事件并将感想与同道分享的全部缘由。
  《南方周报》的新年献词事件,围绕声明与反声明,在内部、外部及社会舆论的广泛参与和互动下,迅速演化为一场媒体界的罗生门。对声明的质疑普遍存在。这里面当然有事先走漏消息导致的先入为主,但人们主要依据的还是早已熟悉的内在逻辑,以及媒体人并不陌生的切身体验。于是不免议论纷纷。恰在此时,《环球时报》的评论出现了。我说的是第二篇相关评论,而与该评论相比,第一篇评论是受到好评的。
  《环球时报》是我所知全国各报中对此事件反应最迅捷者。14日,就在南周事件于网上首次披露的第二天,间隔也就不到20小时吧,该报便于第14版头条位置刊发社评:《有必要冷静思考<南方周末>事件》。社评首段开门见山,并不遮遮掩掩:《南方周末》新年特刊被广东省委宣传部改动一事,被该报记者通过微博抗议后,昨天在互联网上已是沸沸扬扬,一些境外媒体也关注到此事。互联网上有不少意见领袖支持《南方周末》编辑部,微博上还出现以该编辑部落款署名的措辞强硬的声明。这样的公开冲突在中国媒体中相当罕见。
        接下来,社评讲到以下一些观点:总体来看,中国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开放,来自官方的具体指示似呈逐渐减少的大趋势,但与此同时,媒体管理的大结构没有变。《南方周末》的这件事,是媒体管理模式遇到挑战的突出例子。这种挑战其实一直在积累。”“现实或许是,老的媒体管理体制不可能原封不动继续下去。时代在前进,管理需要与时俱进。中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有了千丝万缕的交叉和联系,人员流动性大得惊人,从业者实现利益的方式也早已突破了传统,而且中国境内外的媒体也有了很方便的互动。传统管理已经装不下如此庞大的复杂性。” “希望《南方周末》的这件事能对管理部门,也对媒体从业者们都带来触动。中国要继续前进,决不是通过简单的管理或者简单的对外模仿就能实现的。我们得接受这几代人不得不纠结、反复探索的宿命。
        平心而论,抛开文中一些惯常的说教,《环球时报》的社评总体上较为客观平和,有些提法更是首次见诸主流媒体,例如管理需要与时俱进,希望事件对管理部门带来触动。加上敢于触及敏感事件、迅速发表议论表明态度的做法,使该报在网上赢得不少掌声,笔者也在转发该社论的微博时赞了一句。谁知三天后的17日,也就是在《南方周末》的官方微博发表对事件的澄清声明后的第二天,该报又于同样位置发表了一篇措辞较为强硬且与第一篇社评立场有异的社评。
这次社评的题目是《南方周末<致读者>实在令人深思》,将遭到强烈质疑的南周声明认定为事实真相。社评在全文引述了《南方周末》官方微博的《致读者》后说:昨晚南周的这条官方微博,把事情起因做了澄清,真相与前些天互联网流传的版本完全不同。另据环球时报通过自己的独立管道了解,所谓改稿确实不是广东省委宣传部所写。……整个事件看来在最初阶段就被扩散者造了假。这实在不应该。文章还找出了积极分子,称最积极在网上扩散的人除了有一些目前在南周工作,很多是早就离开《南方周末》、与该报系如今已没什么关系的人,还有一些微博活跃人士。他们在现实中很分散,通过互联网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最新支持者是远在美国的陈光诚。
在网上不断披露《致读者》的出台背景和南周官微收缴的内部消息的情况下(这种事情也不能指望什么官方调查),环球时报的造假认定至少在相当多的网民和读者眼中显得有点武断。把陈光诚抬出来暗示少数异见分子和境外人士的介入,也让人们嗅出些许传统政治斗争的味道。文中即使在西方,主流媒体也不会选择同政府公开对抗的陈述,更像是在面对无知者说谎。因此,社评甫见报,便招来网上大片骂声,也受到媒体同行的广泛批评。但就在社评刊发当日,网上忽传上面已通知各报转载该社评。这份紧急通知除了三点要求外,还明令各地媒体、网站明天起以显著版面转发《环球时报》的社评《南方周末致读者实在令人深思》
随后的情况很快证明该通知并非空穴来风。于是,7日晚,围绕是否转载这篇并不被业界认同的社评,很多媒体陷入纠结,特别是那些曾经激烈批评过《环球时报》的人们所在的报纸,当然更包括南方系8日,很多人便瞪大眼睛查看一夜纠结的结局。一些热心人偶尔看到有未转载的报纸便匆忙发声赞扬。其实他们有所不知,此次通知并非以往那样需要大面积执行的硬性规定,很多地方也未开会传达。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级党委机关报都未被要求转载,不少省市无一报纸转载,转载的报纸是少数。
但同时,确实有些报纸收到了必须转载的命令,这些报纸大都是发行量大、贴近市民的都市报和晚报。它们中很多报纸是不情愿的,这从这些报纸员工事后在微博上发泄的怨气就可看出。最纠结的是《新京报》。该报是极个别抗命报纸之一,但第二天仍被强行要求转发,期间还闹了一场风波,甚至有总编辑请辞的传言。该报最终刊登的转载文章被安排在国内版而非评论版,用了宋体字而非楷体字,且被放在了第20版的右下角,这显然有违在显著版面转发的要求。不仅如此,该报还对评论作了较大篇幅的删节(这几乎是所有转载报纸中的孤例),并将标题改为《<环球时报>南方周末事件刊发社评》这样的消息标题。
8日拒绝转载的报纸还有湖南的《潇湘晨报》。据说该报是抱着拖一拖、看一看的心态对待此事的,希望第二天上面不再强迫,或抗命者很多而法不责众,便可就此过关。不料一不小心,该报成了个别,在上级主管部门的严令之下,也于9日补登,并老老实实放在第二版湘江评论版,只不过版位不突出,在倒数第二条的位置,且只占两栏宽(该报是六栏基本栏)。
有趣的是,就在《环球时报》的社评遭媒体同行猛烈批评时,其母报《人民日报》同日发表的一篇评论却大获好评。评论题为《要跟上时代的节拍》,本是配合刚闭幕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一篇署名文章,但由于文中一些观点似与当前热点契合,很多人还是一厢情愿地认为该文是在暗示广东有关部门的管理方式要改进。中华网的中华论坛更以如下标题转载该文:《人民日报发文批评广东宣宣部(原文如此):要跟上时代节拍》。
其实,《人民日报》该文与南周事件毫无关系(其精神倒与《环球时报》的第一篇评论略有相似),只是标题貌似有针对性,文中也有些较为开放的话语,诸如“……尤其是重提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要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与时俱进,释放许多意味深长的信号当下摆在新闻宣传管理者面前的考验,前所未有。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凝聚共识的任务更加艰巨。壮大主流思想变得异常重要。也因此,……那些手段单一、自以为是的生硬说教,都应坚决摒弃
《人民日报》这些观点得到媒体的认同,很多报纸自觉自愿地转载了该文。那些转载了《环球时报》社评的报纸,很多也同时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文章(约占三分之一),且无一例外地将后者放在前者之上,体现的是一种不言自明的编辑态度。
要感谢我的研究生张可和洪芳芳。他们应我要求,暂时放下期末作业,8日晚连夜搜索查阅了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的主流日报,9日又补录了新发生的数据,并进行分类整理。那两天我因忙于考试和加班阅卷,直到11日(周五)晚才动手写这篇文章。他们共查阅了101份日报(含晚报),约占全国日报总数的11%,但基本囊括了全部有较大影响力的主流日报。
根据两位研究生整理的清单,我们可以发现如下一些值得玩味的信息:
其一:被要求转载的报纸清一色为发行量大、市场导向性强、贴近读者、平时言论较为活跃的都市报和晚报。这些报纸共有19种(都市报12种,晚报7种),其中11种报纸列入2010年世界报业协会(WAN)公布的全球报纸发行量百强排行榜,占全部入榜的中国报纸的近一半。这一处理方式透露出两种倾向:一是管理部门改变了沿袭已久的管理模式,并未一刀切地要求转载,特别是党委机关报及全国性报纸都在豁免之列,从而避免了舆论一律的负面影响,这可看作是一种进步;二是此次的要求前所未有地具有高度的选择性,且选择的方向不是一向被视为舆论制高点的各级党报,而是政治色彩不那么浓厚的大众化报纸,这也被认为是一狠招,因为这类报纸影响力大,更注重读者需求,易被民众接受,可收以少胜多之效。
其二:被要求转载的报纸主要集中在沿海及发达省市,四大自治区及云、贵、晋、冀、甘、吉、黑、豫、皖、赣等地均无报纸转载。是因为这些地方对南周事件的关注度不高因而无需消毒吗?或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微博开户者相对较少而受事件的影响不大吗?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要去查一下新浪微博博主的地域分布,但失败了,新浪似未公布过相关数据。
其三:在被要求转载的报纸中,未见南方系。按有影响的都市报或晚报为原则,《南方都市报》无论从何角度考虑,都难逃脱。然而,同城相互激烈竞争的三大都市类报纸中,《新快报》和《信息时报》都在转载之列,独缺南都。《羊城晚报》也转载了,而它与《新快报》同属一个报业集团,这在转载报纸中是独一无二的。我对学生戏称,南都的名额被羊晚给吃了。猜测这是协商的结果。
其实,在现行党管媒体的体制下,主管部门要求报纸转载某篇文章,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仅过去常有,今后也不会鲜见。只不过这次的高度选择性和宁缺毋滥的做法,体现了管理方式的改变。而少数媒体的抗争和大肆宣扬,则是媒体管理模式遇到挑战这种挑战其实一直在积累突出例子(《环球时报》语)。今后,管理者应改进旧的管理模式,以跟得上时代的节拍(《人民日报》语),因为老的媒体管理体制不可能原封不动继续下去(《环球时报》语)。
附一:
全国转载《环球时报》评论部分报纸名录
201318日-9日,张可 洪芳芳 整理)
我们按发行量和地区选取大陆地区主流日报共101份,并分别以《南方周末》、环球时报的《南方周末致读者实在令人深思》和人民日报的《要跟得上时代的步伐》为关键词,以17-19日为区间,在慧科搜索里进行搜索,得出下列数据:
     大陆地区转载环球时报的报纸有18份:(用黄色标出)
1.    人民日报
2.    环球时报(原创)
3.    北京:北京晚报、京华时报、新京报、北京晨报、北京青年报、参考消息
4.    广东: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广州日报、信息时报、羊城晚报、新快报、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深圳晚报、晶报
5.    上海:新民晚报、新闻晨报、解放日报、东方早报
6.    江苏:扬子晚报、现代快报、金陵晚报、南京日报
7.    浙江:都市快报、钱江晚报、现代金报、、今日早报、杭州日报
8.    四川: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成都晚报
9.    河北:燕赵都市报、河北日报
10.  天津:今晚报、每日新报、天津日报
11.  山东:齐鲁晚报、半岛都市报、大众日报
12.  辽宁:辽沈晚报、沈阳日报、辽宁日报
13.  河南:大河报、东方今报、郑州晚报
14.  安徽:新安晚报、安徽日报、合肥晚报、大江晚报
15.  湖北:楚天都市报、长江日报、长江晚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
16.  陕西:华商报、三秦都市报、西安晚报
17.  内蒙古:呼和浩特晚报、内蒙古日报、北方新报
18.  新疆:乌鲁木齐晚报、新疆都市报、新疆日报
19.  西藏:拉萨晚报、西藏日报
20.  甘肃:甘肃日报、兰州晚报
21.  海南:南国都市报、海口晚报
22.  吉林:长春日报、江城晚报
23.  福建:福建日报、海峡都市报、厦门日报
24.  黑龙江:新晚报、黑龙江日报
25.  湖南:湖南日报、长沙晚报、三湘都市报、潇湘晨报
26.  山西:山西日报、山西晚报、山西经济日报、山西青年报
27.  云南:云南日报、春城晚报
28.  广西:广西日报、南国早报、南宁晚报
29.  贵州:贵州都市报、贵州日报
30.  重庆:重庆日报、重庆晚报、重庆商报、重庆时报、重庆晨报
31.江西:江西日报、江南都市报
附二:
   大陆地区转载人民日报的报纸有20份:(用黄色标出)
1.   人民日报(原创)
2.   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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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海:新民晚报、新闻晨报、解放日报、东方早报
6.   江苏:扬子晚报、现代快报、金陵晚报、南京日报
7.   浙江:都市快报、钱江晚报、现代金报、今日早报、杭州日报
8.   四川: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成都晚报
9.   河北:燕赵都市报、河北日报
10. 天津:今晚报、每日新报、天津日报
11. 山东:齐鲁晚报、半岛都市报、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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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安徽:新安晚报、安徽日报、合肥晚报、大江晚报
15. 湖北:楚天都市报、长江日报、长江晚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
16. 陕西:华商报、三秦都市报、西安晚报
17. 内蒙古:呼和浩特晚报、内蒙古日报、北方新报
18. 新疆:乌鲁木齐晚报、新疆都市报、新疆日报
19. 西藏:拉萨晚报、西藏日报
20. 甘肃:甘肃日报、兰州晚报
21. 海南:南国都市报、海口晚报
22. 吉林:长春日报、江城晚报
23. 福建:福建日报、海峡都市报、厦门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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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山西:山西日报、山西晚报、山西经济日报、山西青年报
27. 云南:云南日报、春城晚报
28. 广西:广西日报、南国早报、南宁晚报
29.贵州:贵州都市报、贵阳日报
30. 重庆:重庆日报、重庆晚报、重庆商报、重庆时报、重庆晨报
31. 江西:江西日报、江南都市报
     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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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海南:南国都市报、海口晚报
22. 吉林:长春日报、江城晚报
23. 福建:福建日报、海峡都市报、厦门日报
24. 黑龙江:新晚报、黑龙江日报
25. 湖南:湖南日报、长沙晚报、三湘都市报、潇湘晨报
26. 山西:山西日报、山西晚报、山西经济日报、山西青年报
27. 云南:云南日报、春城晚报
28. 广西:广西日报、南国早报、南宁晚报
39.贵州:贵州都市报、贵阳日报
30. 重庆:重庆日报、重庆晚报、重庆商报、重庆时报、重庆晨报
31. 江西:江西日报、江南都市报、南昌晚报
作者:辜晓进  
来源:微信公众号进观传媒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i1QyoO7HNXesnIengYTaHA
编辑:宋婷

208#
发表于 2021-1-24 18:26:24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钱江:自我剖析高产“卫星”新闻第一人方徨



中国新闻史和世界新闻史,对1958年都不会缺失记载。如今看来,此属未远殷鉴,有一连串需要永远记取的教训,此处选取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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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报》1版

本文叙述就从这个版面展开。这是“大跃进”中一个广为人知的小麦“卫星”,新闻学上的一个典型教案。这篇消息是怎么采访的?怎样付诸版面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这段历史沉重然而发人深省。这个消息的作者自我剖析也是沉重的,而且需要勇气。她怀着坦诚之心,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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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11日《人民日报》1版头条社论(局部)

正文:19586月,媒体上滚动发出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小麦高产新闻。上年10月,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影响所及,国内媒体将难以置信的工农业“高产”也称为“卫星”。报道之时,白纸黑字,言之凿凿。谁在沸腾年代里采写了“卫星”新闻,这样的新闻怎样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继而引发了一连串的“卫星”(包括水稻、钢铁“卫星”)。简言之,荒诞“卫星”消息怎样写出来?怎么登上报纸的?几十年过去,一位当事记者站出来,勇敢地说,是我,我写出了一颗“大卫星”。她回首当年,剖析河南嵖岈山“小麦卫星”的采写全程,她说,我错了,我告诉人们,这是怎么错的。她勇敢地自我剖析,是希望她所挚爱的人民记取沉痛的教训。她是新华社资深记者方徨(1926-2014)。本文源自笔者对她的访问和讨论。   
1.  步行一天到嵖岈山采写“奇迹”新闻
19586月初的一天,按推算应是67日,新华社河南分社编委方徨在编辑部办公室接到从豫南信阳地区遂平县(现属驻马店地区)打来的长途电话。电话那头是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很兴奋地对方徨说:“遂平嵖岈山夏季小麦大丰收,出现奇迹了,你赶快来吧。”到遂平嵖岈山做什么?当然是去采写关于“奇迹”的报道。报道“奇迹”是所有记者的追求。方徨是河南分社分管农业报道的编委级记者,她当下决定,第二天赶往遂平。这么急切,和方徨特别盼望赶紧在河南打开农业报道局面是分不开的。几个月前,她和丈夫胡敏如一起从新华社浙江分社调到郑州,胡敏如担任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身为行政14级干部的方徨担任分社编委。将胡敏如、方徨调往河南是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定下来的,意在加强河南的农业报道,他知道河南今年必出高产大新闻,这是即将升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吴芝圃不仅向吴冷西,而且向毛泽东主席保证的。吴冷西和吴芝圃一起参加了19581月初的“成都会议”,知晓对于大跃进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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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6月4日《人民日报》1版下方新闻《河南三千万人出动割麦  山东全民抗旱大动员》

   由于全家刚刚搬到郑州,孩子多,家底薄,方徨向负责总务的干部借了一个背包,装上一条薄被子,第二天就坐上火车前往河南南部的遂平。如果这是在今天,开上小汽车几个小时就到了。但在当年,河南分社总共没有几辆车,记者出郑州采访大都买票坐火车或长途汽车前往,到了县城再想办法,即使方徨这样的老资格干部也经常如此。那天来到遂平下车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方徨赶紧来到遂平县委,可是县委和政府机关里只有几个留守人员,负责干部全都下乡组织麦收去了。方徨本想先在县里了解情况,再下乡到现场采访。看到县委各个办公室空荡荡的情景,她决定马上去嵖岈山农业社。她找县委机关的干部,请帮忙找个顺路车搭乘,至少找个同路人做伴。但是留守人员中没有一个是管事的,表示说,现在机关的人大半都下了乡,到那里找人找车呀?这年32岁的方徨是一个有毅力的女性,战争年代里曾是新四军女兵,经受过战争血海的洗礼。她决定先在县城住一晚,然后一个人走到嵖岈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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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的新华社河南分社编委方徨
嵖岈山在遂平县以西近60余华里,是一座风景名山,不过当年并没有很多人去旅游。山下就是嵖岈山公社,沿途走去多是高高低低的山路。方徨起了一个大早,背上背包就上路了。战争年代里,她打背包行军是常事,如今也很有底气。出县城一开始是平路,沿路麦田一片丰收景象,看得方徨心头生爽,一上午走得飞快,到中午就走了多一半的路。但是午后进入丘陵地区,天气渐渐燥热,路边的庄稼地越走越少,也没有什么可以遮荫的树木,到处是裸露的山石和黄土,越走步伐越沉重。到了下午,方徨走得筋疲力尽,在高温下中暑,竟呕吐了起来。但她以顽强的意志忍着苦楚,一步一步,居然在天色擦黑的时候走到了嵖岈山农业社。正在那里的县委副书记赵光一看方徨这副模样,大声叫了起来,你怎么不在县城打个电话来,我也好派人在半路上接你一下嘛。  
2.  亲眼看到“奇迹”是怎么产生的
不过,一旦到达目的地,洗脸喝水之后,方徨觉得好多了,马上惦记上自己的工作,赶紧问赵光,“奇迹”在哪儿?当晚,赵光向方徨介绍,“奇迹”正在眼前连续发生。原来,若干天以前,“奇迹”已经在嵖岈山下冒头了。这个农业合作社有一块5亩多一点的小麦高产田,打场下来一算,平均亩产2105斤,超出这里的小麦平均亩产大约10倍。于是马上组织文章高手写了一篇消息,通过新华社发出。就在方徨从郑州出发的那天,68日的《人民日报》的1版版面中间、算得上第三条的位置刊登了这条消息:《卫星社坐上了卫星  五亩小麦亩产2105斤》,下边还有一道副题《在过去亩产一百多斤的低产区创造了新纪录》。
195868日的《人民日报》1版版面(局部)。
其中关于“卫星社”的小麦高产新闻中提到了赵光的名字,说“这个县的县委副书记赵光在这个社里和农民一起搞的六亩一分三厘小麦试验田,平均亩产小麦1204”。 这意味着,随着发往全国各地的《人民日报》,中央领导和全国读者都知道了嵖岈山农业社的好成绩,而且看到赵光的名字也在其中。赵光没有满足。他告诉方徨,之所以打电话叫她亲自赶过来,就在于嵖岈山农业社又发现了一块29分地的高产试验田,平均亩产可能超过3000斤,不仅超过了《人民日报》刚刚报道的嵖岈山高产典型,而且可能是河南全省小麦的最高亩产记录。这就需要新华社记者(当时亦兼人民日报记者)亲手来写这个消息了。赵光的介绍听得方徨十分激动,感到好新闻就要出在自己手里了。她从小在安徽桐城长大,对农作物并不陌生,知道小麦的产量要比水稻低许多。那时皖南的水稻亩产不过千斤,小麦亩产平均达到百十来斤就算很好了。现在居然能达到3000斤!那么站在她面前的,都是创造奇迹的人。

     (未完待续)2021年1月18日   

来源:微信公众号 钱江说当代史
编辑:贾梦琪



209#
发表于 2021-1-24 18:53:30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钱江:自我剖析高产“卫星”新闻第一人——方徨(之2)


2——接上篇:

中国和世界新闻史对1958年都不会缺失记载。如今看来,此为殷鉴未远,有一连串需要永远记取的教训,此处选取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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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11日《人民日报》1版头条社论(局部)
正文:
  方徨来到了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社。
赵光的介绍使得午后曾经中暑的方徨一下子就精神起来,兴奋得几乎一夜无眠,第二天清晨由赵光带着,到几里地之外的地方做现场采访。
方徨去的地方是打麦场,创造奇迹的土地里的小麦已经收割下来,全运到这里来脱粒称重。需要方徨在现场验证最后称重的结果。
方徨看到了壮观的丰收景象。打麦场四周高高地垛着几大堆金字塔形的麦垛,在阳光照耀下反射金光。靠麦垛排着一溜装满了麦粒的鼓鼓囊囊的大麻袋,场地中央铺着厚厚一层等待复打的麦秸。打麦场上空弥漫一股浓浓的麦香。
方徨不由地一声惊叫:“有这么多麦子呀!两亩地能插下这么多麦秆儿吗?”这惊呼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战争年代里在农村生活的方徨从来没有见过这番迷人的丰收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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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的一张典型照片:公社司号员

她不叫还好,一声喊把周围已经忙碌了一阵子的男女农民都不约而同吸引过来了。有人对方徨没大没小斥责起来。有一个人说:“你不相信我们吗?”另一个马上说:“你们这号人连麦苗和青草都分不清,咋知道一亩地能打多少麦子?”
其实这才是第一个破绽,按说方徨一身女干部装束,又有县领导陪同,淳朴的嵖岈山农民怎么会一见面就这样没有礼貌地说话呢?
随后一个女社员的话更让方徨吓了一跳,她对着方徨大声喊道:“我看你不是记者,你是‘保守派’吧?”
这句话才真正打到了方徨的痛处,她马上解释,不是不相信你们,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大丰收,现在太兴奋了。
整整一天,方徨守在打麦场,看着农民把新收获的麦子运来打场。但这里藏下了第二个破绽,没有人引导方徨到那块丰收试验田边上去看一看收割现场是什么样子。
运麦子进场和打场劳作持续到深夜。入夜之后,打麦场上挂起了几盏汽油灯,照得四下里通亮。方徨在打麦场整整一夜,不时和亢奋的农民还有干部交谈。

3“卫星”消息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第二天清早,脱粒之后最后一称的结果出来了,29分地总产量为10238斤还多一点,平均亩产353075钱,非常精确,肯定是当时河南全省,也是全国的小麦亩产最高纪录。
方徨立即回到农业社办公室奋笔疾书写出一篇消息。当天晚上,她直接将电话打到了北京人民日报编辑部,口述新闻稿。
人民日报编辑部那头,接电话的正是她熟悉的老资格女编辑李克林。她和方徨都经历过抗日战争,战争岁月里长期在农村生活,彼此非常信赖。方徨口述文稿,李克林在电话那头记录,就这样把稿件传到北京了。
在方徨记忆中,只过了两天,1958612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就发表了方徨撰写的新闻稿。这个头条标题做了3行,第一行引题《卫星社放出第二颗卫星》,第二行主题大大的,非常醒目:《二亩九分小麦亩产3530斤》,底下的第三行题是发自湖北的“卫星”消息《湖北幸福社十一亩亩产3215斤》。显然,要不是有河南嵖岈山“卫星”,湖北的“卫星”就要占主标题位置了。
1958年6月12日的《人民日报》1版,方徨采写的消息刊登在头版头条

方徨采写的800多字消息全文为:
本报郑州11日电  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五亩小麦平均亩产二千一百零五斤的消息传开以后(这个消息登在本报6月8日第一版),这个社的小麦经过继续打场脱粒,10日第一大队二分队又有二亩九分地总产量达到一万零二百三十八斤六两,平均每亩亩产三千五百三十斤七两五钱,比二大队的最高产量每亩多一千四百二十五斤,超过这块地去年每亩亩产七百五十斤的三倍多。这个丰产奇迹,是二分队队长陈世俊、副队长梁友仁、团支委曹玉娥、技术员陈根和保管员陈红运等六个同志在小麦丰产试验田里培育出来的。
    这块二亩九分地的小麦长的特别好:穗大且长,籽粒饱满,稠密均匀,每亩平均有一百二十多万株。在麦收前,全县各地许多群众和农业技术员都来此作了参观评比。10日,这二亩九分地的小麦脱粒时,在打麦场上监督打场、扬场和过秤的有中共遂平县县委委员、农工部副部长陈丙寅,卫星乡乡长银宗武,卫星社社长钟清德和这个大队的干部。另外,还有好几十个社员。脱粒后产量经过多次核算,土地进行数次丈量,丰产的事实完全可靠。
这块二亩九分地获得高额丰产奇迹的主要经验是:
第一,肥料多,分期施,从种到收一共施了十次肥。播种前施三次底肥,第一次施三万斤,第二次三万七千五百斤,第三次施了十担人粪尿,播种后,每亩又追施厩肥、人粪尿七十担,以后又分期上两次杂肥四十二车、两次化肥共三十五斤。在麦子拔节前后,为了防止小麦倒伏,连续上两次草木灰,每次是二千斤,这样使麦子生长五尺多高,没有一株发生倒伏现象。
第二,普及良种,加大播种量,实行匀播密植。每亩平均下碧蚂一号良种三十斤,比过去增加一倍,全部种籽都经过可湿性六六六粉拌种,并且还全部采用了五寸见方方格密植播种法。
第三,分期浇水四次。浇水方法是采用小水畦浇,播种以前,浇了一次抗旱底墒水,播种以后,又浇了三次水。
第四,及时地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往年这个地方吸浆虫非常严重,今年吸浆虫快要繁殖的时候,先后喷射了三次药剂,免除了吸浆虫对麦子的危害。当小麦遇到冷霜的时候,还及时熏烟防霜两次。
    这个高额丰收的喜讯传出后,全省人民都欢欣鼓舞。现在不少地区正组织干部、群众前往卫星社参观学习这一先进经验。

   不过,消息的最后一段话在原稿里没有。方徨写稿的时候,打场称重刚结束,还没有想到有人要来参观的事。
更让方徨吃惊的是,这天的《人民日报》专门为她的消息配发了社论《向创造奇迹的农民兄弟祝贺》。
社论用一首打油诗启首:
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
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
随后,社论列举一系列今年小麦高产记录,从安徽六安县“淠东一社”地块“平均亩产可达800斤”,到河北宁津县某地块“估计每亩可产700斤”,再到湖北省襄阳专区“亩产1500斤到2000斤的小麦各地都有”,然后跳跃到湖北光化县幸福农业社的11亩小麦,“亩产实产达到3215斤”,最后说到河南遂平县卫星社的二亩9分小麦,每亩产量达到了3530斤又“七两半”。
社论说:“这好像只是一个理想。但是不然,这是现实,这是已经拿到手的实物!”
社论奉劝等着“秋后算账”的人们:“不要再怀疑观望了,赶紧振作起来,跟着时代、跟着群众一起前进吧!”
社论这种体裁通常不用第一人称,但这篇社论的最后一句话却是:“让我向创造奇迹的农民兄弟祝贺,祝贺他们不断的得到更大的胜利!”仿佛作者个人在讲话,是社论体中极为少见的。
不仅如此,1版上还刊登一幅漫画:硕大的麦捆上写着“3530”字样,把一顶写有“低产”的帽子扣到一个小人物头上。
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报》1版上刊登的漫画

看到自己采写的消息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见报了,方徨又写出一篇小通讯,原题《麦场上的风波》。
(以上为全文之二  未完待续)
         2021120
来源:微信公众号 钱江说当代史
编辑:贾梦琪


210#
发表于 2021-1-24 18:56:25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钱江:自我剖析高产“卫星”第一人——方徨(3,终篇)

3——接上篇:

上文写到:
看到自己采写的消息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见报了,方徨又写出一篇小通讯,原题《麦场上的风波》。

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上刊登方徨采写的通讯《卫星社放“卫星”的故事》
这回,稿件是作为信件邮寄给李克林的,在6月21日的《人民日报》登出来了,不过题目改成了《卫星社放“卫星”的故事》,文中甚至增写了一个“老保守”信服了“卫星”的故事。事后她对李克林说,改成这个题目我有意见。李克林说,已经登出来的稿子,就算了吧。

4.回顾荒诞的“高产卫星”

短短5天时间,遂平县嵖岈山卫星农业社的“高产卫星”消息两上《人民日报》1版,由此发端,我国各个省区市,从地方到中央各级媒体,掀起了一场竞放高产“卫星”的大竞赛。
方徨写的“卫星”消息见报仅4天,新华社报道湖北谷城县小麦亩产达到4353斤,也上了《人民日报》1版,而且在标题中写明,有接二连三的新记录超过了嵖岈山的“卫星”。
1958年6月16日《人民日报》1版报道的小麦高产记录
   1958年6-8月间,每隔几天就有一项农业或工业的新记录“卫星”见报,仅6月下旬在《人民日报》1版见报的消息有:
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1版刊登的消息,河南辉县南田庄农业社亩产小麦4535斤
       1958年6月23日,《人民日报》1版刊登消息《先锋社出现亩产4689斤》。
6月30日,《人民日报》1版在右下方刊登消息:河北安国县《卓头村社小麦丰产创更高奇迹,亩产破5000大关》,具体记录是5103斤。
1958712日《人民日报》刊登消息:河南省西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第四生产大队创造小麦亩产量7320斤的全国高产纪录。
进入8月,水稻高产卫星也接踵而至,其中影响很大的有湖北麻城县的“天下第一田”。
1958年8月13日的《人民日报》1版头条刊登的水稻和花生高产记录。

      到这年的9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当年小麦卫最高记录《小麦冠军驾临 青海出现亩产8585斤记录》。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曾经急匆匆赶往嵖岈山采写“奇迹”的方徨开始冷静了。她开始认真地思考,为什么是自己,最早赶往嵖岈山去“放卫星”。待到“大跃进”风潮过去,终于有一天,她打听到了事实,当时采写的那2亩9分地产量,原来是从20多亩麦地里集中起来堆到一起打场的。
再后来,方徨得知,在随后的“困难时期”中,嵖岈山公社饿死人了。她顿时感到心灵的巨大创痛。
与她合作推出这几篇“卫星稿”的人民日报“三七式”干部李克林,也从一度的思想盲从中摆脱出来,勇敢地指出,“大跃进”中“放卫星”,是“劳民伤财”、是“蛮干”,结果她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深深伤害。
方徨和李克林在一起反思,为什么会一起推出了“卫星”消息?
是她们在城市长大,年轻幼稚,不了解农村吗?

  5.在农村生活中一路走来的方徨

偏偏不是,方徨和李克林都是在农村成长起来的,都受到中等以上教育,在当时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干部。在此单说方徨。(关于李克林,可参见笔者所著《农民兄弟的知心大姐李克林》,刊载于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中国名记者》丛书第8卷)
方徨,原名方祁德,1926年出生在安徽桐城一个文化世家。祖父是一个诗人、书法家。父亲方孝旭,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生。  
方徨向笔者回忆,她的大家族中,“有23人投身革命,我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她在高中读了半年书。1943年秋天,616岁的女孩决心投奔新四军。她们拿到一封介绍信就发出了,几天就用尽了手里的一点点钱,接下来一路讨饭来到无为县,接着进入白湖地区。方徨找到了当地组织部长——她的堂兄方琦德,堂兄把她们送到新四军七师政委曾希圣处,接受组织审查。
后来才知道,对于来到敌后根据地的这6个女孩,乐于接受的人说,来了“六根金刚钻”;反对的人说,她们是“国民党‘广西佬’派来的特务。应该赶快枪毙”。区党委专门开了一次会议讨论,最后决定接收,继续审查。
分配工作时,方徨到了七师的会计训练班,方徨提出,我不干,我要当记者,“我要当范长江式的记者。”
接待她的新四军干部打趣说:“小鬼,你还知道范长江。”
方徨立刻滔滔不绝地讲了范长江,讲了他的《中国西北角》。新四军干部大为惊奇,就把方徨送到了《大江报》——新四军七师办的油印报纸。一开始,方徨的工作是刻钢板。这年,她还不到17岁。
解放战争开始,方徨到了山东临沂,进入《大众日报》编辑部,后来被派回皖南,办皖南游击区报纸《黄山报》。
解放军进军江南,方徨下山了,先后到新华社安徽、浙江分社当记者,她参加过解放一江山岛战斗的报道。
1954年,方徨在浙江海门

19583月,方徨和丈夫胡敏如调到河南分社,方徨是分社编委。她32岁,已是4个孩子的母亲。方徨是在农村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干部,具有比较丰富的革命和生活经历,而且有强烈的志向,希望在新中国环境下成为“范长江式”的记者,她对虚假新闻有着发自内心的厌恶。

  6 来到河南方徨看到了什么

来到河南,方徨踩到了“大跃进”的初潮。
3月初,在郑州刚刚把家安顿了一下,方徨就赶往登封参加省委在那里召开的“大跃进”现场会。因为刚到,又因为为一篇稿件的事情有所耽搁,她迟到了几天,受到会议主持者的批评,质问她有没有“右倾保守思想”?把她吓了一跳。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方徨认识了信阳地委秘书长赵光,一位有文化的南下干部。他安慰了方徨,并和她交流了农村情况,这使方徨很感谢。后来正是因为已到遂平挂职的赵光打来电话,方徨才马上决定赶去采访的。
登封会议之后的5月底,方徨列席河南省委全会,原任省委第二书记的吴芝圃此时升任第一书记,宣布批判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委书记杨珏、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组成的“潘杨王反党集团”,会议通过《关于彻底揭发批判以潘复生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批判这个集团的右倾机会主义。吴在会上说:“不要怕潘复生抵抗,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要反复斗争……”
会后,潘复生受到了围攻性的侮辱和批判,河南全省范围到处抓“小潘复生”,为河南的“大跃进”扫清了舆论道路。
眼看着老资格的省委书记潘复生受到百般凌辱,方徨受到很大震撼。几个月来的经历使方徨清楚地意识到,河南上上下下要创造生产奇迹,不仅印证反对“潘杨王”斗争的正确,而且说明这里的工作确实了不起;另一方面,来自新华社总社的信息也说明,总社盼望河南早早报来创造“奇迹”的消息。
因此,来到嵖岈山那个堆满了麦垛的打麦场,最令方徨心灵震撼的不是高高的麦垛,而是女社员一声喊:“我看你不是记者,你是‘保守派’吧?”这句话使方徨不敢往深处追究,也不敢细想,照着眼前的景象写出了消息。
方徨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嵖岈山的高产卫星,很大程度是从上到下一层层压下来,又从下至上一层层编出来的。当时的环境下编织出这样一个浮夸系统,一旦缠住了,很难挣脱。
了解真相以后,方徨再也不去嵖岈山了。那是让她产生痛苦的地方,她对这段痛苦经历的反思持续到晚年。
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方徨和笔者反复讨论过,如果当年方徨不去写嵖岈山小麦“卫星”,会不会有另外的记者急匆匆奔去,把“卫星”采写出来?
我们的结论是一致的:一定有。如果没有方徨,一定会有“张王李赵”记者在那种狂热的气氛中写出“卫星”。“大跃进”“放卫星”是一场国家范围的上下呼应的倡导和贯彻行为。
方徨是一位有责任感、勇于担当的新闻记者,她的思考没有停止在昔日的叹息之中。1995年,方徨在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工作,将自己1958年采写嵖岈山“卫星”的经历写成《岁月悠悠往事如烟——记者生涯中几个难忘片段》刊登于《新闻业务﹒新闻史研究专辑》第18期上,全文两千余字,将自己这段深怀内疚的经历写出来,告诉青年人,告诉历史学家,告诉人们,那一段荒诞是怎么造成的。
10年之后,笔者作一项新闻真实性研究课题,和当年的研究生导师、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林钢先生商谈,他建议找方徨详谈,会得到一份极好的新闻学教案。他和方徨是新四军战友。当年,方徨等616岁的女孩投奔新四军,两年以后和林钢相识,这6个女孩中的一位成为林钢的妻子。
      笔者的新闻学导师、新四军老战士林钢1950年摄于武汉,是他促成了笔者对方徨的采访。

林钢先生立即拨通了方徨的电话,方徨老师毫无犹豫地接受笔者采访,谈得详细。由此,笔者完成专访《第一篇“卫星”消息是怎样发出的》。当时杂志刊登毕竟有篇幅限制,此时可以呈现得更为丰富。

7.方徨致本文作者信:回归事实,忠于事实
成稿经过方徨本人审阅后,她给笔者写来一信,林钢先生看后认为:“比采访稿写得还好!”确实,杂志编辑不惜压缩采访稿而将方徨的信全文刊登:
      大作收到,看了几遍。谢谢你写出了好文章,只是把我评价得太高了。
其实这是我50年前干的一件荒唐事,是我从事新闻工作历程中不堪回首的一大败笔。近些年来,人们逐渐反思、正视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时,差不多都要提到我在嵖岈山放的这颗“卫星”,甚至把我当成罪魁祸首。
我开始是不服,觉得冤枉。当年若不是我的好友赵光打了那么一个电话,也就不一定是我去采访这件事,而可能是由别人来写了。总之这条消息是肯定要发出来的。
不过后来我想通了,我那时是够幼稚的,没有独立思考,在当时那个大的社会背景下,领袖一发号召,我就追逐那个乌托邦去了。
其实1958年“大跃进”乌托邦在1955年已经发端。那年我在杭州参加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报道,是狂热投入的,杭州工商业改造在一夜间完成进入社会主义的消息就是我采写的。那天浙江省开大会庆贺,会后我将写好的稿子交给省长沙文汉审稿,顺便说了一句:“沙省长,你看这个稿子能发吗?”因为我有些犯嘀咕,我采访的不少被改造的小企业主、小店主,不少人心里不愿意,痛哭流涕,有的全家人抱头痛哭,有人甚至自杀。可是我的稿子没有写这些,而是说一片拥护,敲锣打鼓愿意将财产交出来,实行全民所有制。
沙文汉省长看了我的稿子听了我的话,抬起头来瞪了我好久不说话,最后把稿子还给我,说:“就这样登吧。”看得出来,他心里是觉得不妥当的。这件事在我心里印象深极了。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是“右派”中级别最高的。
接下来就是1958年采访嵖岈山犯的大错了。那时我如同和沙文汉省长对话一样,又问了在场农民一句:“二亩地能插那么多麦秆吗?”这就引起了随后写的《麦场上的风波》。后来我不同意李克林将通讯原题改为《卫星社放卫星的故事》,也说明我当时心里是有些矛盾的。但我那时主导的思想还是对“大跃进”的迷信,对虚夸的“高产”也就相信了,那消息就写出来了。
前因后果这样一想,我也就心服了。对稿件引起的后果,我不能逃脱一个正直的新闻人良心上应受的责备,要向读者们说:对不起!以后我虽然也写过站得住的新闻,但这篇“卫星”报道实在是大错。你说我敢于面对和解剖这个错误,我就是这样想的。
嵖岈山这条消息发出后,全国简直是“群星乱飞”。我也奇怪,为什么那时那么多人、那么多记者都写“卫星”新闻,怎么后来都噤若寒蝉,怎么不见多少人出来说清楚自己做的事情了?我最初看到关于我“放卫星”的文字是在一本《中国左祸》的书上看到的,作者说我虚夸报道“巧舌如簧”。我想不如我自己承认并把经过说清楚才好,就写了《一次难忘的教训》一文,由此引来了包括你在内的一些媒体的采访。
我建议你再找一些这样的典型剖析一下,看看这些所谓“奇迹”都是怎么制造出来的。系统、认真地剖析那个荒唐年代的荒唐问题,将为人们留下深刻的教益。才是正确的、真实的对待历史的态度。
     方徨
        2011年4月15日

3年后的201410月,方徨辞世。
采访方徨之后,我计划采写湖北麻城“水稻三万六千斤”消息的由来,但在联系采访人的时候就失败了,中途卡壳,至今未能完成。
坦诚自己的过失是需要勇气的,需要高尚的品德。方徨前辈的信令人久久难以平静。当年“大跃进”中,执笔写“卫星”消息的人何其多也,或若过江之鲫。但在事后回顾历史,面对真实,像方徨这样襟怀坦荡,认真剖析自己,承担历史责任的,却何其少也,像是黎明前天际中的寥落晨星。
方徨的自我剖析表现出忠于事实的自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便圣贤,孰能无过。她通过勇敢的剖析回归事实,把当年曾扭曲的消息扳正过来。她让人们看到与虚假对立的事实,这是一篇写了50年的消息,她写完了。

(全文终)
  2021年1月24日于北京
来源:微信公众号 钱江说当代史
编辑:贾梦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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