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以《解放日报》家属的身份跟你聊的”，72岁的杨咏桔女士说。她的父亲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前部长、《解放日报》前总编辑杨永直同志。而杨女士从1983年起到2010年退休，担任巴黎华文报纸《欧洲时报》社长。
父女两代都为报人，皆主笔政，一人在祖国，一人在他乡。虽然在法国生活了近30年并已是法籍华裔，但杨咏桔依然感受到父亲的影响。她的名字是父亲取自于屈原的《九章·橘颂》，“父亲告诉我，桔树的根要永远扎在自己的泥土里”，而杨咏桔也以她的小名“桔子”出版了诗集《写在十五的月亮上》。
杨永直。
或许是长期生活在浪漫之国法兰西，在交谈中，我可以明显感觉出杨咏桔的热情与直率，讲到激动之处，甚至会“眉飞色舞”起来。但我也能从中感觉出海外报人的不易，一份华文报纸如何能在欧洲立足，并走出华侨华人的圈子，走入当地的主流社会。在这过程中，两种文化、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是免不了的，甚至有当地人问她，“你既不是中共党员，也都不是中国人了，你为什么还要为中国说话？”
让杨咏桔欣慰的是，她的工作取得了成效，《欧洲时报》在当地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并成功与当地主流媒体合作报道中国。而她本人在2007年获得希拉克总统颁发的法国荣誉骑士勋章，2009年获得上海市“白玉兰”奖。
退休后，杨咏桔回到了祖国生活，“在此期间，上海市侨办给我了不少帮助”。而这位解放人的后代亦有一个心愿：解放日报搬新家了，她想去延安中路816号新报社看看。
1946年，母亲抱着杨咏桔在延安清凉山。
这个老爷爷很高，长得非常庄严，用手抚摸了我的头，他就是毛泽东主席。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是延安出生的那一代人。
杨咏桔：1945年6月，我出生在延安的窑洞里，当时父亲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我在那里生活时间不长，1947年3月因为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我们就撤退了。后来听爸妈讲，我就是马背上的小孩，一匹马上两个筐，一个是我，另一个也是《解放日报》编辑、后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揖的儿子。
撤退的时候，爸爸跟着《解放日报》队伍走，妈妈跟着中央直属大队走。撤离沿途要过高山，冰天雪地的，当时我发烧了，“桔子病了”，声音从队伍前面传到后面，再从后面传到前面。那时没有药啊，后来找到两片消炎药，好像是磺胺，总算把我的小命给保住了。
离开延安后，我就到了晋察冀一带生活。1949年，我跟着一个农民家的女孩子“王根子”生活，她当时也就12、13岁，是支前模范。王根子把窝头蒸出来后叫我去吃，“快来啊，窝头香啊”。后来爸爸妈妈对我说，要永远记住她，我也一直想找到她。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之后您就进城了。
杨咏桔：过了黄河到了北京，爸妈把我送到了北海托儿所。很多军人和干部的孩子都放在这里，因为他们的父母一进城就要建设新中国，孩子没人管。在整个战争年代，送掉的孩子不计其数，如果不是我父亲反对，我也要被送掉。
在北海托儿所，老师首先教我们劳动，搬砖、挑水。砖比我人的半身还高，阿姨帮着我一起挑水。当时北海托儿所破烂不堪，窗户贴着防空白条，地面全是坑坑洼洼，我穿着背带裤挂着大手绢，土是土到家了。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看来，当时的北海托儿所和之后传说的并不一样。
杨咏桔：1949年9月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举行，大人把托儿所几个孩子带到一个地方。一个老爷爷来了，他满脸笑容，阿姨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苹果，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到苹果。忽然一只大手像起重机一样把我抱了起来，放在另一个老爷爷身上。我抬头一看马上就大哭了，他很高，长得非常庄严，不像第一个老爷爷跟我们说笑，这个老爷爷用手抚摸了我的头。第一个爷爷是朱德总司令，第二个就是毛泽东主席。
后来我才知道，爸爸妈妈因为南下不能来看我了。但每月会有个老妈妈来托儿所看我，她就是蔡畅蔡妈妈。因为我妈妈（李慕琳）1949年进城后给她当过政治秘书，妈妈南下后，蔡妈妈就来看我。逢年过节我去她家，我的待遇和蔡妈妈的外孙是一样的。我还记得，蔡妈妈、朱老总夫人康克清妈妈都有一条花围巾，大概这一代革命女性都有吧。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后来你们一家团聚了吗？
杨咏桔：因为爸爸调到《新华日报》担任总编辑，我离开北京后就去了南京。之后，爸爸来到上海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我在这里完成了小学、中学学业，1965年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文革”爆发后，1968年我去唐山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1970年去内蒙古赤峰农村教书，1973年去辽阳石化总厂工作，1976年到广州石化总厂工作。
“文革”对我们家的冲击很大。知识分子出身的父亲被斗了很多场，妈妈被关在少年监狱里面五六年，我一个月挣30多块钱都往家里寄。那时，只有母亲在向家里要饭票时，我们才知道她还活着。我在这十年里再也没见到过爸妈，我告诉自己要练习叫“爸爸妈妈”，否则这么长时间不叫就不会了。
“文革”结束后，组织上补发了父母不到三万块的工资，他们决定全部上交党费。父母教育我们三个孩子，“革命路上总会有曲折，不要有软弱。”
没有人教我怎么办好一张报纸，我只能通过实践慢慢学。当时报社人手不够，但我们非常团结。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后来您怎么会去巴黎办报纸的？
杨咏桔：1980年我去法国留学，三年后加入了法国籍，并接手当地华文报纸《欧洲时报》。法国当时规定，只有本国籍人士才能担任媒体的法人代表。
《欧洲时报》最早是当地一些华侨集资办起来的，当时已经注册了半年。我接手的时候，这份报纸内部情况比较复杂，报社员工也走了不少。管理一份报纸很不容易，我来法国的时间短，法语又讲得磕磕巴巴，也不太了解当地法律。当时我也就三十多岁，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当时工作状态是怎么样的？
杨咏桔：没有人教我怎么办好一张报纸，我只能通过实践慢慢学。当时报社人手不够，每个人要兼多个职，但我们非常团结。
我是社长，还兼作副刊版，此外还要深入侨团、深入留学生了解他们的需求，介绍国内情况。《欧洲时报》是当时唯一的华文报纸，华侨华人都要看，就这样我逐步跟他们建立了感情。
那个时候，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多方面对我们工作进行帮助和指导，爱国华侨用各种方式支持我们，包括广告支持、订阅支持，订数从最开始一两百份，到现在整个欧洲发行几万份，在德国、意大利和英国都有分社，员工总数50多人。最让我感动的，是华人华侨对我们的信任。他们曾说过，“《欧洲时报》登的消息我们才相信，别家说的我们不信。”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这个过程也是《欧洲时报》扩大影响力的过程。
杨咏桔：一次，我参加巴黎华人区十三区活动，法国总统希拉克先生也出席。我钻到前头抓住了总统，拿出一张白纸说，“我是华人报社的社长，马上新年就要到了，请您给我们的华侨祝福新年。”希拉克很高兴地写了几句。第二天，总统的祝福就印在了报纸上。华侨一看，总统你也能采访到，说明这张报纸是有实力的。当然，我们也会邀请中国领导人为当地华人华侨写祝福。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华文报纸该如何走入当地主流社会。
杨咏桔：这是华文报纸发展的瓶颈。一开始，法国主流社会不知道我们这张报纸，也没人愿接受我们的采访，更没有名人替我们讲话。
为了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我参加了法国新闻工会，因为我是报社法人代表，所以参加了老板工会。在那里，我宣传中国，也带他们来中国参观，这样我与法国主流媒体也就熟了起来。
当时，包括上层在内的不少法国人都对中国有成见。有一次，我碰到了《费加罗报》社论委员会主任阿兰·佩里菲特先生，他相当于《费加罗报》社长，是个中国通，写过《当中国觉醒时》和《不能移动的帝国》等大作。我问他，“作为华文媒体，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他建议我办一份法文报纸。于是，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办了一份叫《丝绸之路》的法语周刊，主要讲当地华侨的故事，并以留学生为切口谈中国文化，还有就是宣传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楼主: admin
发表于 2021-3-12 10:25: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