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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时间对我压力最大丨不惑 2024 要论遗憾的话， 就是做得太长了。 （本文首发于2023年12月28日《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不惑） 南方周末记者 张锐 责任编辑 | 李慕琰 file:///C:/Users/%E5%AD%A4%E5%9F%8E%E6%95%85~1/AppData/Local/Temp/ksohtml23544/wps2.png 白岩松 （农健/图） 白岩松用手机截了两张图，指给南方周末记者看。 “我在节目里一共说了不到一分钟的话，在他们这里变成了几百字，而且都是双引号，我都快笑哭了。”2023年12月9日，白岩松在节目里评价“12·2南昌2.2亿彩票事件”。一些自媒体文章，添油加醋一番，传播量不低。 关于这些想象杜撰的言论，除了逗乐，白岩松想得更多，“我们主流媒体要增强自己的传播能力，关注老百姓该关注的东西，按照新闻专业主义向前走，如果我们要是失语缺席，事实（可能）越来越失实。” “白说”被认为是一种值得信任、代表主流媒体的声音。但遇到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这种声音又会成为一些人讨厌白岩松的理由。有人骂他，白岩松说，“好，我跟骂我的人站在一块。” 2023年，“新闻学之辩”成了热点话题。研究生入学，学生迷茫，问白岩松传媒的前途是什么，白岩松反问，你能确定现在学哪个专业一定有更好的明天吗？仍然是熟悉的白式回答。 1989年，白岩松毕业的时候，工作迟迟未落实，一度要动身南下。在《中国广播报》干了四年后，他接到崔永元的电话，小白，电视台要办一个新节目，挺缺人的，你过去帮个忙？1993年，始于《东方时空》，这档电视新闻节目开了电视改革的先河。他和那些叫他小白的同事、战友们一起，率先站上这艘开往新世纪的船，让电视直播成了新闻常态。 30岁的时候，白岩松做减法，能砍的都砍掉，不再担任制片人，最后只剩下新闻。“我自己也是既得利益者中的一员，”白岩松说，“我们为上一轮电视改革做出了推动并成为那次改革的受益者。”随后，白岩松创办《新闻1+1》。 老白，现在人们这么叫他。40岁时，老白写了12个字在《南方周末》上：“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现在55岁，他说，一张报纸就像一个人的人生，不在于一辈子每天都比原来强，一路走来一定是一条曲线。 白岩松做新闻，自己也成了新闻的一部分。12月11日，白岩松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 媒介素养成为所有人和行当的标配 南方周末：2023年短视频平台的热词之一是“新闻专业之辩”，这是从张雪峰的那句“如果是我的孩子报新闻系，我会把他打晕”开始的，你怎么看这件事？你带的学生，留在新闻行业的比例是多少？ 白岩松：从来没有一个行当是被别人说死的，但却有可能被自己做死。真正想做新闻的人不会受这样的语言的影响。我不评论他，我也不关心。我关心的是新闻该怎么去做。人们唱衰过无数行当，很多行当不还都在？谁也说不死一个行当。 我的研究生已经毕业了10期，超过110人了，大部分都在做传媒。我最开始几期甚至拿脚踹，希望他们去新媒体，但相当大比例在传统媒体。现在当然变化开始多了，因为就业压力，我也认同，在生存和尊严和热爱面前，一定要先选择生存，但是都还好。 我前天跟传媒大学的校领导、师弟、老师们在一起吃饭。其实我一直在讲，一个坏消息，一个好消息，坏消息是表面被大家放大了，现在看到新闻好像在缩小。但是好消息是传播在扩大，你看哪个行当敢不加传播？我也清晰地感受到，前些年的时候，新闻媒体招生的比例很高，现在在缩小，但是各行各业想要招学传媒的人在增多。从新闻的本体来说，你可能当成了坏消息，但是我们从传播的角度来说是好消息，全社会都在关注它。 现在我经常开玩笑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媒介素养的话，连朋友圈都发不好，九张照片怎么摆？标题怎么起？这一二百字怎么写？媒介素养成为所有人和行当的标配，那你是把它当成坏消息还是好消息？ 南方周末：传播在扩大，但是有些媒体的传播力也在削弱。 白岩松：好多年前，我参加一个座谈会，发言的题目叫《用讲故事去做好传播》。开篇不久，我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该怎么理解新时代的主流媒体？我说，过去我们理解主流媒体两个含义，第一个跟随我党一路走过来的革命媒体，第二个传播主流价值观的媒体。但是现在我觉得得加上第三个，在舆论场里拥有主流的影响力。如果你既是跟党一路走过来的，又传播主流价值观，但是在舆论场上被边缘化，你还能叫主流媒体吗？ 我们不能掩耳盗铃，现在媒体真正的焦虑是两件事。第一件事，你是不是拥有主流的影响力？第二个，媒体太多了，比如广电从1980年代中期四级办台，高峰的时候超过三千家，现在也有两三千家。 即便过去电视最辉煌的时候，关注新闻和传媒的也不像现在这么多。经常有人拍张照片说候车室里没人看书，都在看手机。我说要拍一个三十年前的候车室的话，发现也没人看书，都在打盹。与其打盹，我更喜悦的是看到他们现在在看手机，起码开始拥有很多资讯。但是现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原本该多看书的人不太看了，这才是问题，让你高兴的是原来不看书的人、不看文字的人、不看图片的人、不听音乐的人，在看书、在看文字、在听音乐，但是可惜的是，现在该多读书的人反而不太读了。 手机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个人媒体，最大的挑战出现了，你不能再要求他看什么，你不能再强调出发，你只能提高自己的吸引力、魅力、诱惑力，让他选择你。传播最重要的是要到达而不是出发，如果不能到达你白干。 为什么提出讲故事？那就是面对新的变化，讲故事才能把背后要讲的道理传播出去。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很多地方你在失语，老百姓关心的热点假装没看见。越是热点越要让我们的主流媒体、传统媒体去做，因为会传播更准确的事实，更准确的价值观，才能更好起到传媒该起的作用。 “你们和这个时代站在一起” 南方周末：你主持过这么多档节目，你觉得哪一档节目最终满足了你的新闻期待？ 白岩松：没有一档节目能让你长期永远满足。比如，过去的《东方时空》就先不说了，近二十年来，疫情时候的《新闻1+1》，地震时候的《新闻1+1》，刚创办时候的《新闻1+1》。就像在疫情期间，从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在我们的直播当中明确（新冠肺炎病毒）存在人传人现象，到4月武汉解封的直播，我持续干了几个月的直播，最核心的很多信息专家全是在我们节目里头。包括王辰、李兰娟、《柳叶刀》的主编、比尔·盖茨、马云等，很多人都是在《新闻1+1》里说话。 后来，我跟我的年轻同行同事说过这样一句话，一辈子干过新闻的，干过一段这样的，你们和这个时代站在一起，解答很多问号，发出很多提问，哪怕现在你辞职了，一辈子你的腰杆都是硬的。 南方周末：关于重大新闻中的各种不确定性，你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白岩松：十几年前有记者问过我，你做新闻的时候是想着领导还是老百姓？我说，我谁都不想。他很惊讶，你怎么做新闻能谁都不想？我说，我只想的是这条新闻该怎么做。大学里有大学生问我，白老师新闻怎么做？我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条新闻该怎么做。新闻该怎么做，就像电影怎么拍一样，好导演也答不出来，但是这部电影怎么拍？他思考之后会有答案。 我经常跟很多同行说，我们大比例的职责是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儿，按符合事实的基础上记录下来，提炼出来，告诉受众。有一次获奖让我谈获奖感言，我说就一句话，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首先钟到点就要敲，第二个不仅敲成自己，还要敲成别人的信赖，你觉得消极吗？我觉得每个人都抱有一种很积极的、当一天和尚撞好一天钟的想法，那挺好的。 做主持人三十年，所有的主持词都是我自己写的，几乎没念过别人的小作文，所以不对的和错的都骂我就行了，还真怨不了别人。在央视的平台上播出，由于很多环节在一起，我觉得大家把它理解成是央视的声音，或者有的时候央视对一个事情的看法，在不同的栏目里看法还不一样，但它恰恰代表的是不同的角度，我觉得挺合理的。还是回到那句话，按照新闻的规律来做，按照事实来做，这才是最重要的。 不被年轻人信任了怎么办 南方周末：白岩松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代表主流声音的符号，受到广泛信任，对此你如何评价？ 白岩松：你既然承载了很多不符合事实的表扬，一定也会承载很多不符合事实的批评。背靠着大树，你还以为自己是大树，但是别人会把你各种符号化。你刚才说的信任，我觉得这个词可能没用对，现在大家经常挤兑你，你做什么了？诸如此类。做什么我清楚，每天在做什么我也清楚，过去做了什么我也很清楚，但是大家现在既有对你的批评，也有借你对某些事的批评等等，你用嘴活着，自然也活在别人嘴里。 就因为断章取义的某一句话，说你根本不了解现今的年轻人，我都乐了。2010年我写的书《幸福了吗？》前言用一页半写房价、职场和婚姻将是现在年轻人遇到的新的三座大山，将来这些问题不解决，不仅仅是社会问题，恐怕更严峻。很多人不解，至于吗？奇妙的是，很多年后，有的网友拿你的某句话说，你不理解年轻人。可我说话是在哪说的，我是在兰州的一所非著名学校说的，我唯一的获得是两碗牛肉面。这么多年从政协委员一直到现在关注非名校，不就是看到了现在年轻人的这种艰难？ 更何况现在既然说话就有人从左边看，有人从中间看，从右边看。经常有人说，白岩松变了，不像以前。我说，错了，恰恰是因为我一直没变，过去你站在右面，你觉得我不靠你太靠那边了。现在另一拨人站在这边，左边指着我，你又不靠我们。我一直认为你要在中间走，你要按照新闻怎么做去做。 南方周末：一些年轻人批评，如今你成了既得利益者，不再和他们站在一起了。 白岩松：接近十年前的时候，我提出要做一个怎样的既得利益者，我说既得利益者要为年轻人服务。我们现在的互联网上留言是谁？报道的时候突然你就成了圣人，他评论“老白真棒”，一转身在那条新闻里，他就认为你是一个混蛋。谁让你活在别人嘴里了？ 还是要替年轻人说话。我一直在说我们这代人幸运，我18岁的时候遇到了《明天会更好》这首歌，而且我们相信，并且真的明天会更好。即便度过了很多艰难，都很好。现在一个相当大的挑战是整个社会如何让年轻人相信明天会更好，并且能够实现。当然还是站在年轻人的这一边，这哥们昨天表扬你了，今天批评你，隔两天又表扬你了，人家看自己的心情，但重要的是，你知道你自己一直在做什么。 南方周末：你认为媒体和受众的隔阂更深了吗？ 白岩松：过去你发表的文章只是跟你意气相投的这部分人进行互动，当然很融洽。现在你发的东西不知道被剪成什么样，各种各样的碎片，要和很多对你并不认同、并不是一拨的人交流，因此非常错综复杂，什么都要去面对。 想想过去，你就跟你的订户发生关系，他为什么订你？喜欢你的人订了，自然跟你有一种良好的互动。现在情况会是这样吗？现在喜欢、不喜欢你的人，都可能看到你的信息，他都不太关注是哪出来的，因此他有不同的态度。你还是坚持你原来的看法，但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看完一句人家情绪已经表达完了，撤了，干别的去了，你这当真了，你这心里疼半天。 很多行业再耀眼，但我不适合 南方周末：最近你专访了42岁的费德勒，第一个问题是问他还有什么遗憾。就新闻事业来说，你自己有哪些遗憾？ 白岩松：要论遗憾的话，就是做得太长了。举一个例子，三年前跟敬大姐（敬一丹）我们一起就说好了，最后一次做《感动中国》，然后离开，我跟我们的新媒体记者都说了，但是种种原因敬大姐这两年不做了，必须让我扶上马送一程。我每年都表达这是我最后一年，但是我真的觉得真不该再做了，我希望2024年是我最后一次做《感动中国》，一定要让别人来接。现在优秀年轻人那么多，我也在减《新闻1+1》的量，我希望现在有人告诉我说停，因为我一直在希望退出。 但是很多事不是由我来定的，即便一而再地表达这样的意愿，可是我也没法说我今天就不去上班了，但是我不停表达这个意愿，我也在减自己的量，所有我能推的大型节目基本都推了，因此我希望2024年我能够真的退到幕后去。 我相信一点，永远有更棒的年轻人。诞生新的更棒的年轻人，一定需要有一次新的行为，叫改革也好，或者说是进步，或者变革，他们就有机会展现出新一代的能力。如果只是一传统的跟随，那就很难。我们这一拨人能出来，因为我们幸运赶上了《东方时空》那次电视新闻改革。其实我们开始做得也很一般，但是由于大家没看过绿色植物，我们这帮仙人掌就被当成绿色植物，当然后来我们在努力。你不能总是拿我们做参照物，人家很吃亏，我们做了三十年了，人家刚开始做不久，我觉得一定要相信年轻人。 南方周末：你选择了坚守，是舍不得什么吗？ 白岩松：我觉得一直以来是因为新闻在这儿。我是做新闻的，我是学新闻的，那么新闻在这儿，你说我去哪儿？离开都是个人选择，没什么可去评价或者怎么样，祝福就好了，都是个人的选择。另一方面，如果我要还想做新闻，你觉得我该去哪儿？你能告诉我去哪儿吗？但是我觉得该交棒了，哪能一个人把这一棒跑这么久？我都讨厌我自己了。 有时候我问我自己，老白你为什么选择学新闻？现在回头去看，我庆幸一点，我挺适合干这行的，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我经常跟学生沟通，一定要问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别再拿喜欢这种词忽悠我，你适合不？你要是适合那就好。我觉得我算适合，因此很多看似很好的行当，你要去做企业挣多少钱，我不适合做企业，我得赔得一塌糊涂。 很多行业再耀眼，但我不适合，我在那里头没有展现自己，没有成就感。传媒很适合我的地方在于，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刚把衣服换完，换成了踢球的打扮，在丰台体育中心正要跟哥们上场踢球，突然呼机响了，让我回电话，速回台里，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了，要来做直播。从日本拍摄刚回来累得一塌糊涂，第二天去云南我说放松一下，在昆明机场，说是地震，隔一会说是四川。坏了，所有的行程改变，飞回北京直接进演播室。我觉得这种不确定的生活适合我，你说你喜欢的是平静，我得知道半个月后日子是什么样，你就别干传媒。 见到很多你原来没想过会见到的人，去过很多原来你没想过会去的地方，另外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永远保有对明天的好奇。我对人有兴趣，我对远方有兴趣，我对明天好奇，有遗憾有遭罪有痛苦，但是我没怨言，我适合，是我自己选择的。 南方周末：你曾经说过，中年危机不到四十岁就来了，而且四十岁的时候正困惑，现在困惑解决了吗？ 白岩松：更多。最近，我又要做两期节目，请两位经济学家，这是每年我们的例行动作，当然期望2024年龙年经济能够好起来，说一千道一万，发展是硬道理。如果经济好起来，大家的收入高起来，明天会更好，预期值会变得更高，大家现在的心情也就会好很多。 南方周末：《南方周末》即将创刊四十年，你看着它走到现在，并且多次接受我们的采访，有何感想和期待？ 白岩松：一张报纸跟一个人的人生一样，不在于一辈子，每天都比原来强，不可能。努力过，耀眼过，成功过，一定伴随的是另一条曲线。我很喜欢《道德经》，里头就在讲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必然的，虽然这个过程没有那么快。 什么压力最大？我会回答，时间对我压力最大。当你55岁了，踢球还能踢几年，不像25岁的时候觉得可以踢一辈子，但是我55岁了。我现在每周双赛，反过来一想很好，和我的同龄人相比很好，但是再好你能踢到65岁吗？更重要的是保持一定的竞技水准。任何设想能够一直保有那种高度，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我经常在说，做过了这么多年的新闻传媒，而且赶上了1993年的那一次电视新闻改革，我已经感到很开心。如果想永远持续那样的状态，我觉得我太过分了，从来不会那么想。 接受所有的变化，重要的是你曾经在时代、周围的同行需要你的时候，你做到了。有多少报纸能够挺热泪盈眶地纪念自己的四十年？今天在南周的人，尤其是很多年轻的同行，做每天该做的事，也许就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明天变得好了一点。更何况媒体总在变，技术总在推着媒体向前变，不会有瓶颈的时候，明天的挑战不会比昨天少。 来源：南方周末 编辑：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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