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深度访谈与采访的差异
【摘要】深度访谈对新闻传播学意义重大，目前学界存在深度访谈与采访混用的情况，这值得关注，同时也亟待解决。为此，从活动目的、操作过程、访谈内容整理、访谈内容分析四个方面来论述深度访谈和采访之间存在的差异，以期为方法的后续应用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深度访谈；采访；方法差异；目的操作；整理分析
深度访谈法，以其诠释经验主义范式打破早期量化研究为核心的客观经验主义范式崇拜，由功能主义时期的宏观效果研究转为对个体、微观层面的传播过程研究，并重新平衡传播学研究中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将研究视角拉回到被研究对象上，扭转以往研究者为中心的情形。深度访谈法于2000年后逐步应用于我国传播学研究。2001年杨志弘发表的《网络新闻互动表现及发展趋势——台湾地区报社、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设置的网络媒体之内容分析结果》一文提出“采用内容分析法和深度访谈法”，这是深度访谈作为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文期刊中的首次应用。历经二十余年的发展，深度访谈虽已被学界熟知并广泛用于研究，但是我国新闻传播学中的深度访谈却始终与“采访”混淆使用。笔者过往研究梳理发现，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四大中文核心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现代传播》自建刊至2023年10月运用深度访谈法共193篇文章，将深度访谈与采访完全混淆的文章有45篇，深度访谈操作不规范的有17篇，将深度访谈仅用于佐证数据结果的有41篇，有一定程度的深度访谈分析但缺乏个人分析视角的有18篇文章。其中，深度访谈与采访在方法上的混用已经成为传播学研究的常态，而这种常态化的混用和中国传播学学科发展直接相关。中国传播学自诞生就与新闻学牢牢捆绑，并始终以“新闻传播”这个共同体形式出现在大众视野中。采访是新闻学研究中的常用方法，也是新闻实务中最核心的技术，学科发展界限模糊带来研究方法的混用也就不足为奇了。 深度访谈与采访的混用，一方面源于研究者的“明知故犯”，即研究者明确知晓深度访谈和采访的差异，但由于采访的操作难度和成本远低于深度访谈，用采访代替深度访谈更省时省力，所以这种替代被看作是“经济适用”的途径；另一方面是研究者的无意识混用，即研究者认为自己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就是真正、规范的深度访谈，甚至没有替代和混用的概念。当被简化了的深度访谈频繁出现在学界并成为他人特别是学生的学习模板时，深度访谈和采访之间的界限被进一步抹去，而这很可能会给深度访谈带来致命打击。基于此，笔者认为厘清深度访谈和采访之间的区别是十分有必要且亟待解决的，本文将从活动目的、操作过程、访谈内容整理、访谈内容分析四个方面来论述深度访谈和采访之间的差异，力求回归深度访谈本质。
1 活动目的差异： 展现日常生活VS平衡报道 深度访谈又称“半结构访谈”，研究人员在访谈中与被访者深入地交流，了解某一社会群体的生活经历和生活方式，探讨特定社会现象的形成过程，并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深度访谈的核心目的就是通过访谈交流，理解被访者并完成转译。然而，面对复杂且含混的文化结构，想要理解被访者就必须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掌握被访者的概念系统。这个日常生活包括被访者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情况，是被访者最习惯、细微的领域。一方面，深度访谈从日常生活入手等同于从被访者的舒适区出发，有助于双方建立信任和兴趣，通过多个故事的叙述和交融，使这个情景获得意义，从而更容易进入深层次沟通和意义层面的交流。另一方面，被访者讲述日常生活中的故事不仅是在描述过去的经验，更是在完成自身建构。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和思考本身也是被访者的意义脉络，是他们理解世界的重要构成，也是研究者理解被访者的关键。作为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被访者的行动不仅蕴含着强烈主观能动性下的个人意义，更承载着社会结构下赋予的社会意义。宏观的社会变迁和社会文化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投射在每个人身上，个人的生命历程不由自主地会受到社会大环境影响，个人的生命历程因此获得一种共性，而访谈带来的社会意义也由此凸显。 从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出发，采访是主体认识客体的活动，它不仅是一种特殊的调查研究活动，其本质更是一种广泛的社会活动。采访的使命是记录，记录今时今日的历史；采访目的是收集报道资料，平衡报道内容。采访为传播信息、沟通社会服务，简单来说，采访服务于新闻，采访的真实性、实效性也是为了能将新闻及时有效地传递给大众。事实上，从采访的特点和目的不难看出，采访活动中有着稳定的主客体关系，采访沟通社会、满足大众新闻需求，记者身上又寄托着大众的求知诉求。记者、被访者和大众三者的关系强化了采访的主客体稳定，被访者很难掌握主导地位，同时被访者不需要全面展开日常生活，仅需要根据主题、事件给出事实依据。 具体来看，针对同一议题深度访谈和采访在目的和最终呈现的结果有很大差异。以2008年厦门PX项目事件为例，该事件触发了环境群体事件，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有学者运用深度访谈和话语分析法对事件展开深入研究和回溯，通过36场对当地学生、教师、警察、记者、社区医生、政府官员以及社区、企业与公用事业的管理者的深度访谈，深入了解被访者该事件前后日常生活的变化和思考，探索影响公众放大环境风险并诉诸激进行为的动机与机制。在与该事件相关的新闻报道中，采访被广泛使用，比如在《中国青年报》论述“爆炸不会波及居民”这一说法时，文中会引用居民、政府官员等采访内容来补充说明。从上述例子也可以清晰地看出，深度访谈致力于以展现日常生活、探索事物内部意义为目的，而采访相较之下，更多是为了证明某一观点，平衡报道而生。
2 操作过程差异： 被访者为主体VS被访者为客体 由于采访过程相较于深度访谈更为简单，所以谈及深度访谈和采访二者过程的差异，本部分首先要厘清采访过程的特点。采访主客体清晰，采访过程由记者主导，被访者处于客体地位，根据记者提问顺序完成采访活动。此外，诚如上文所述，采访的目的不指向深入挖掘被访者日常生活，对于固定问题得到答案也就成为采访的常规操作。简单来说，“问什么答什么”就是采访过程的本质，记者发出提问，被访者根据问题给出回答，不需要做额外的拓展和深入的挖掘，保证问题的回答真实有效就基本完成了要求。 然而，深度访谈在访谈思路上则截然不同。深度访谈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以往以研究者为中心的情形，将研究视角拉回到被研究对象上，重新平衡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上的平等甚至说被访者为主导的情况在深度访谈过程中能够体现得淋漓尽致。文格拉夫提出深度访谈有两个特征：第一，“它的问题是半结构的，需要通过访谈员进行大部分内容等修改，整体访谈是访谈员和受访者的共同产物”；第二是要深入事实内部。胡塞尔曾强调“悬置”的作用，即中止自然态度下的判断。孙飞宇提出，悬置的深度访谈如同用一张白纸去“印”访谈对象和场景，从而获得对访谈对象赋予访谈与访谈场景的意义的感知和认识。上述学者的讨论都是强调在深度访谈中被访者的核心地位，无论是根据被访者实际情况调整访谈内容，还是根据与被访者的交流进一步深入事实内部，抑或保持悬置的态度进入访谈并跟随被访者的步伐走进他的日常生活和研究问题的核心，以被访者为中心的原则是始终未变的。 在深度访谈实际操作中，访谈大纲可能仅包含少量的开放性问题，其作用仅起到提示访谈员而非控制整场进程，跟随被访者思路，如果与被访者的交流已经超出访谈大纲内容但又十分富有启发意义时，这可以被看作是充满惊喜的深度访谈。被访者的回答犹如方向灯，跟随他们的思路在访谈过程中尽情探索，这个过程很可能就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和从未被研究者思索过的新方向。除了被访者回答的内容需要研究者重点关注以外，被访者的回答思路以及思路的跳转、交流的走向也值得研究者深思。从现象学视角出发，深度访谈发生的过程同时也是被访者的社会行动的发生过程，因此访谈过程中被访者不止被放置于核心位置，他们的思路变化、细微行动都值得深入思考。以王炎龙团队关于医院女性护工健康实践的研究为例，研究对15位女性护工深度访谈，除了共性表现之外，被访者表现出的个性更是该研究的亮点，针对同一个开放性问题，即讨论个人健康事件和相关因素时，不同受访者的故事和回答为研究问题提供了多种解答思路：其中一位被访者将自身健康特别是疾病与不幸的婚姻相连，另一位被访者则将自身健康实践与原生家庭情况挂钩随之展开更进一步的叙述。除上述两位被访者外，每一位被访者的访谈思路、进程都各具特色，而这些内容未必如研究所料。深度访谈的特点就是要以被访者思维展开，每个人的思维受日常生活经验影响都是不同的，这也就成就了深度访谈的独特魅力和深度访谈带来的丰硕成果。
3 访谈内容整理差异：重视细节的原话录音整理VS听录音摘录整理 深度访谈可以生成大量的文本性资料，每一次访谈完成后，研究者尽快完成访谈笔录和访谈内容整理分析工作，这能够帮助在下一次访谈和最终资料汇总中加深记忆点，使访谈内容分析过程更加顺畅。在整理过程中，深度访谈和采访也存在很大区别。 首先，深度访谈致力于完整的原话录音整理，即将全部录音转为文字，不设关键节点的逐字逐句分析，而采访的内容整理则不需要如此庞大的工作量，仅需要研究者根据已有录音摘录式整理，设置关键问题并对这类问题的答案做重点摘录整理。采访的资料整理过程就像用滤网过滤被访者的答案，采访大纲就是那张滤网，与采访问题相关的内容会被留下，而被访者谈到的被研究者认为与问题无关的内容则会被筛掉。深度访谈像一张大面板，被访者给出的所有内容均要被摊开在面板之上，每个细节都可能会带来启发和意义。所以，很多学生的学位论文在选择深度访谈作为研究方法时会附数以万字的原话录音整理，也正是这个原因。 其次，面对被访者交流时语气、行为等细节信息的收集，深度访谈和采访的处理方式也不同。深度访谈立足于被访者的日常生活，强调“全方位观察”，访谈现场和被访者在访谈现场的衣着、神情、语气、神态、行动均有重要的意义，是需要被记录和关注的信息内容，这些细节赋予被访者完整的形象，也带来了鲜活的意义。因此，整理访谈内容的过程重视细节，充分还原访谈时被访者被赋予的话语权、声音和情感，谨防原话录音文本资料整理中忽视时空观和情境意识，避免访谈的即时性带来的信息遗漏。因此，在深度访谈原话录音整理中，对于细节的收集标注也是必不可缺的。然而在采访中对于细节信息的把握就不会有严格要求，采访的内容整理更关注被访者对于问题回答了什么内容，至于环境和被访者衣着、语态、神情等细节是可以被忽略的。诚如上文提到的，采访不以展开被访者日常生活为目的，对于被访者整体形象、意义的建构无明确要求，对于“全方位观察”的追求也无甚要求。
4 访谈内容分析差异：对于“人”的解读VS摘录佐证优于解读 整理访谈内容是耗时但有意义的，其目的就是在得到清晰规整的内容信息后能够顺利展开分析，而在访谈内容整理过程中本文即将提到的深度访谈和采访的第四点差异也由此展现。深度访谈之所以强调“深度”，一方面是访谈过程中对被访者日常生活的深刻把握，深入事实内部；另一方面强调的是访谈结束后研究者对访谈内容、资料信息的分析和解读，这个过程是将受访者的口头叙述作为文本，探究其意义内涵，将事实内部充分展现和理解。分析访谈内容是个耗时的过程，需要花更多的时间进行分析与诠释，相比之下，这对于追求时效性和真实性的采访活动是难以实现的，因此采访的访谈内容分析通常是直接摘录被访者的部分访谈内容并引用于新闻中。在此，笔者仍以上文提到的2008年厦门PX项目事件为例，《中国青年报》在该事件内容报道中多次引用式摘录采访内容来佐证观点，比如小标题为“饥不择食抢着要”的部分是为证明PX项目投产是政府重点关注争取的项目，摘录引用了厦门市民、学者、商界人员和政界官员等部分访谈内容： “如果上马PX项目，如何完成国家指标？”厦门市民连岳参会时重点质疑“PX项目可带来800亿元GDP”的说法，以数据说明厦门真正从中得利的只有寥寥几亿和数百人的就业岗位…… 厦门大学教授袁东星则由政府破格通知参加，称“不反对建PX，但反对建在厦门”…… “PX项目对于目前的影响，已经成为重大事项，不应由政府决策。”厦门市轻工集团董事长杨景成曾是厦门市三届人大代表，对海沧区因为早年规划失误而致使不适宜发展PX的现状表示，“政府如果坚持上马PX项目，将要付出可能1000亿元的搬迁成本，厦门承受不起”…… 上述例子是绝大多数采访最终呈现的访谈内容结果，以摘录引用、佐证观点为核心。近年来随着短视频的广泛应用，访谈内容的呈现也增加了图片、声音、视频等多种形式。然而，对深度访谈来说，访谈内容的分析理解既基于研究者眼中受访者提供的客观内容，也依赖于研究者对访谈内容的主观建构和解读。以邱鸿峰、熊慧对于厦门PX项目事件的深度访谈分析为例，在论述相关产业动员群集行为时，研究者摘录部分原话文本的同时也给出了分析解读： 有哪些产业动员了2008年初的群集行为？从水产企业、码头商贩、养殖户到房地产商，受访者提供了各种版本： “据说在码头渔港做生意的，说PX对渔业影响很大，‘小管’（沙滩边捕捞的鱿鱼）会灭迹，生意人发起（群集行为）。老百姓认为对子孙后代有影响，他们就响应。”（旅游部门官员） “据我了解，是有几个人在牵头……一个水产企业的老板，他派出员工去做大家的思想工作，说这个东西关系到大家的身家性命，作为铜陵人肯定要表达我们的意见，定于几月几日，大家要到黄道周公园集会。然后到了那天，连组织者都没想到会搞到那么大的声势。大部分人是被裹挟的，那个时候说真的看热闹的心态比争取权利的心态还高：某某人，你怎么不走，这是东山的事，你肯定要出一份力。这随便一两句，你不去都不好意思。”（事业单位经理） 客观的、有形可见的因素不可缺失，但是研究者对客观因素进行主观解读，将研究者的主观性注入意义的解读中，把自己对意义的解读和研究对象对意义的解读结合起来更是深度访谈方法部分的魅力所在。深度访谈的分析过程，不仅仅是资料展现、摘录的过程，更是内容编码、归纳、分析和解读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才是真正对于“人”的解读。正如杨善华、孙飞宇提出，为满足意义探究，深度访谈的分析应遵循三个层面：第一层面包括对文本中语句的字面意思的理解、对文本中语句字面之外的意思的领会以及对被访者为何要做这样的叙述的主观意图的领会；第二层面需要聚焦于文本蕴含的意义的价值（即受访者叙述内容中的闪光点），同时将受访者做一个“类”意义上的认识（也就是找到受访者个性中的共性）；第三层面需要基于前两层分析，以理论概括为特征，同时在此基础上去寻求与以前类似专题的研究的理论对话点。事实上，也正是这三个层面的分析，深度访谈和采访彻底被区分开来，成为两个虽有相似但本质截然不同的活动。
5 结论 深度访谈法对新闻传播学意义重大，然而深度访谈和采访的混用也确实是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当混用和误用被视为正常状态时，方法可能就会面临颠覆性打击。因此，正确区分深度访谈和采访十分必要。本文从深度访谈和采访的活动目的、操作过程、访谈内容整理、访谈内容分析四个方面来论述二者之间的差异，并希望未来运用到深度访谈法的研究能够正视方法，正确使用方法完成深入分析，为深度访谈和新闻传播学的融合提供一些帮助。 [本文为“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研究”（20ZDA05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德寰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北京大学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主任 赵竞鹤 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生
来源：刘德寰（公众号） 编辑：张席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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